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精选7篇）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1

王胜宇

市场供给的计划性和市场发行定价的僵硬性。目前，我国的股票发行采取的是“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管理办法。这种股票发行上的计划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每年都人为地确定一个当年的新股发行额度，二是由国家计委再将这个额度层层分配给各地区和各部门。从实践过程来看，这种额度管理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从而使得中国股市自始至终都是在一种低效率的基础上运转。事实早已证明，传统体制下的由政府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做法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利于股票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再加上二级市场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直接造成了其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股票发行的核心环节，它理应体现发行公司的真正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同时体现承销商的水准。因此，理论上应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但是，目前国内股市所采取的是由市盈率乘上每股税后利润来确定新股发行价格，而发行市盈率则基本上由管理层限制在15倍左右的水平上。这种僵硬的定价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计划价格，致使新股的发行价格不能根据市场情况做出灵活、有效的调整，发行市场在一种低效率的基础上运转。

其次，它造成股票认购市场即一级市场的无风险的暴利，从而吸引了社会各种资金纷纷从各种渠道流入一级市场，导致认购市场上的暴利，从而吸引了社会各种资金纷纷从各种渠道流入一级市场，既导致认购市场上的供求失衡，又扰乱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金融秩序，造成发行市场的运作效率大为降低。最后，它进一步导致二级市场上对新股的投机炒作，容易对投资者产生信息误导。

一、流通制度

流通制度是炒作性投机的内驱力和外推力。过于频繁、剧烈的波动几乎充满二级市场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每年至少有一次大升大跌行情，循环走着“膨胀――破灭――死灰复燃”的怪圈。对于此，人们通常将其归咎于非理性的高投机。而非理性的高投机的根源则是炒作性投机的内趋力和外推力。内驱力是指由于一级市场被压制，投资者能获得的资本增值和利得很低甚至为负值，而炒作却能获得很高的买卖差价，在这样的股市中，放弃长期投资而追求短期投机与其说是一种非理性，不如说是对理性的无奈背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投机都是炒作性的，对于那些国有股和法人股占较小比重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来监控经营者。但问题是，在炒作性投机盛行的市场中，监控性投机难以立足，因为前者获得的买卖差价一般也比后者来得高，如此示范效应使得监控者不由自主地加入炒作性投机的行列。而对于两家上市公司来说，业绩好、可以进行监控的甲公司会被业绩差、只能用来炒作的乙公司所累，其道理和“劣币驱逐良币”类似，长久下去，上市公司总体素质将不断下降，炒作性投机这一顽症越发不可治愈。外推力主要是指政府的理性缪误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使股市的投机性更强并陷入“政策市”、“消息市”的泥潭。首先，基于政府需要二级市场的火爆来逆向拉动一级市场的扩容，股民不仅会预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炒作性投机采取放任态度，而且在炒作机会消失时便长期观望，使股市持续低迷，迫使政府出来救市；其次，一级市场的无风险暴利会对二级市场形成冲击，政府不得不公布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供求关系，这纯属外在的干扰信息影响着投资者的预期；此外，投资者对一级市场各种不规范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会形成预期。由此可见，政府对一级市场的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缪误，导致二级市场在政府和投资者之间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相互制肘的关系。

二、公司产权制度――股权分割

目前国内股票市场存在着独特的股权结构，这就是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分别设立，其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转让，可交易的部分仅仅是向社会公众募集的个人股部分。这种人为分割股权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股票市场上同股同权的基本准则，而且带来市场上价格信息失真，市场风险增大。股权分置弊端很多，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股票分置把上市公司变成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2）股票分置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3）股票分置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科学考核标准和有效激励机制。所以股票价格只反映可交易部分股票的价格，而市价总值（即公司权益价值）是将全部股本以可交易的市场价格计算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至多只是账面价值，这就容易给投资者造成信息的误导，在这种信息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公有股的不流通，也使得在股票市场上进行兼并收购活动较为困难，二级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特殊的股权结构安排导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同国有企业并无本质差异，突出体现在：国有股权占绝对比重，政府仍然通过股权控制着企业运转，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成为凌驾于股东大会以上的权力机关；董事长及董事会形式上好象是国家股权代表和股东代表，实际上其组成人员只是原工厂制下领导班子的简单过渡。有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根本不持有本公司股票，出现了“零董事”、“零监事”的怪现象：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们的职位及前途不是由个人持股或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程度；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而言，股份制企业经营好坏同其自身资产收益权并无明显对应关系，()以至董事会成员没有有效监控、约束和激励经理人员的内在动机，经理人员不具备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而是可能两者“合谋”攫取“内部人”收益。

三、市场监管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2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

(一) 体制性缺陷

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行政化问题, 这正是因为政府权力与行政机制的存在。

第一, 行政垄断妨碍了一级资本市场融资机构社会化, 阻碍了融资渠道的开通。第二, 资本二级市场上出现了“政策市”的不正常现象。

(二) 机制性缺陷

1. 竞争机制弱化。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产权关系未能明确的问题, 市场价格不是由竞争决定, 同时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机制所取代, 这使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规范。

2. 约束机制失灵。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存在转轨不转制的情况。体现在:第一是“翻牌”, 将尚未彻底改制的原名公司改为股份公司, 并相应建立其组织机构, 但在执行国家股份制会计要求、按规定要求披露公司信息方面, 多未达到国家上市企业的各项要求;第二是“圈钱”, 在上市过程中一方面按溢价募集资金, 另一方面力保配股资格, 以便持续从市场中筹集资金。

3. 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发达国家上市企业的经营者普遍同时采用即时薪金与长期薪酬的方式, 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激励功能。而在我国目前只采用即时薪金的收入方式, 尚未建立起长期薪酬的激励举措, 尤其是上市企业股票的价格涨跌与公司的决策经营者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利益关系, 所以对公司的长足发展, 领导者没有足够的远见。

(三) 规则性缺陷

无论在任何国家, 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市场经济规律, 同时要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未能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完善的法规系统。首先,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 我国的《证券法》与《公司法》都存在较为突出的制度不足。其次,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 我国公司章程多采用模式化的方式, 其最主要危险在于造成上市公司仅仅是“公治”却不能“自治”。行政权力的存在会使企业的独立品格、独立意愿与独立收益都流于形式。

(四) 结构性缺陷

1. 资本市场发展结构不合规。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之间的重要过渡是债券市场, 但是因为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不足, 这使企业融资方式由银行贷款直接过渡到股票筹资, 社会信用发展出现了断层。

2. 间接融资的规模偏大, 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 融资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 较为突出的现象即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功能不强。直接融资的规模过低, 但是间接融资的比重日益增加, 所以在银行体系内部出现较为突出的金融风险积累问题。

3.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内部发展不均衡。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不断攀升, 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市场服务系统却迟迟没有建立。国债的发行及交易发展迅猛, 但是公司债券发展迟缓, 信息系统的发展居于落后位置。

4. 股权结构不够合理, 缺少相应的流动性。

我国上市企业的股本结构较为繁复。因为流通市场的差异, A股、B股、H股处于分割状态, 其他的股票不能任意地流通转让。不合理的股权结构现象不但导致资本市场缺乏必需的流动性, 同时由于国有股的独大, 造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日益严重。

5. 交易产品种类过于单一, 证券公司体系不合理。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 股票债券等交易较为发达, 但是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力度不足。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卖空机制, 从而股票市场缺乏相应的流动性。

(五) 功能性缺陷

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 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是资本市场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功能。所以资本市场的健全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 价格形成的机制在于市场化。供求关系的失衡, 另外不完善及不健全的市场监管体系, 使我国资本市场上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品种间的价格结构相继产生扭曲。双重扭曲必然造成市场价格失真问题的出现, 同时失真的市场价格必定无法完成优化资源配置的任务。

其次, 市场上由聚财到用财再到生财机制的完善及健全。如果利用市场方敛财、采用行政方法用财, 而且生财能力不高时再到市场上采取配股、增发的方法来融资, 那么资本市场就很难形成资源配置及优化机制, 而将会长期位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其后果一定是牺牲社会的效率。

再次, 市场必须同时具备自我收敛、自我扩大、自我调节及自我甄选功能。资本市场自我发展机制及创新功能或者发展不够完善, 或者彻底被弯曲, 尤其是在失去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及自我甄选机制的现状下, 市场上存在的协调因素就会很大程度上小于掣肘因素, 市场就难以发挥其优胜劣汰的能力。

二、弥补缺陷的对策

为加强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内在功能, 以弥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 规范资本市场的行政作为, 依照市场规律发展

政府虽然要尽可能发挥其在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动性, 但仍要严格规定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以规避政府对市场功能的彻底取代。并且要靠市场来决定哪些可以进入, 哪些能够发展, 哪些应该被淘汰。

(二) 促使资本市场的彻底流通

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根本性制度问题是股权分裂, 归根结底的解决方式就是要完善市场的流通能力和构建与利益取向相符合的股权结构。在健全股市全流通的进程中, 有三个方面要特别考量:首先要制定通行规则, 其次要确定价格, 再次要规定路径。

(三) 建全具有独立性的监管制度, 体现证券市场治理的市场化

建全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创新有两条主要途径:第一, 完善资本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 做到科学规划、系统配套, 避免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互相抵触。第二, 转变资本市场的监管方式, 同时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 加强市场自律管理。

摘要：中国资本市场在20多年的时间内,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从漏洞百出到基本完善的艰辛路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资本市场作为中长期资金的融通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制度缺陷, 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予以弥补, 促使我国资本市场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对策

参考文献

[1]胡汝银.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2]吴晓求.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三大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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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陆洋.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3

关键词：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立法缺陷；改良

中图分类号：D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97-05

对现行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实现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改革与完善，建立适宜的运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解决国际民商事诉讼解决机制，构建和谐的中国国际民商事交往国际大环境，应成为当下中国国际私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之概述

(一)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之基础理论

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是指国际民商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出于方便考虑，在不违背内国专属管辖的前提下，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来选择管辖法院，是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在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近年来，随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不断发展，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社会已经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肯定。对此，中国有学者曾在多年前就已经正确地断言：“是否承认协议管辖和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辖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

理论上，协议管辖可以在争议发生前确定，也可以在争议发生后形成。管辖协议既可以表现为合同中的选择管辖法院条款，又可以是独立的选择管辖法院协议。虽然协议管辖为各国立法和实践普遍承认，但在涉及协议选择的案件范围、被选择法院与案件的实际联系程度等问题上，各国规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协议管辖立法的国际普遍实践是：承认协议管辖制度，但在不同方面对其加以限制。

实践中，各国立法一般在如下方面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予以限制：第一，在协议管辖的事项方面予以限制：(1)将协议管辖限于合同争议。一些国家将协议管辖仅限于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即只有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就合同争议约定管辖的法院。(2)将协议管辖限于合同争议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3)将协议管辖扩及与家庭法、继承法或物权法有关的财产争端，这是范围最广的一种协议管辖。第二，要求所选择的管辖法院与争议案件有一定的联系。即对协议管辖有连结点的限制。第三，要求管辖协议以书面形式做成。关于管辖协议的形式，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或以书面形式证明。

(二)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之立法现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性法律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92条只允许当事人以书面协议选择仲裁，而不允许协议选择法院行使管辖权，包括内国法院和外国法院。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但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第17条指出：双方当事人协议在我国法院进行诉讼的，我国海事法院亦有管辖权。

1991年4月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

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3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的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由此可见，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没有作出修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关于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

2000年出版刊行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的民间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其专门规定了协议管辖，与一般管辖、特别管辖、专属管辖并列。我们认为：此种规定设计比现行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体现了理论界对协议管辖重要性和重要地位的正确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47条规定如下：“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在纠纷发生前后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或者外国法院管辖有关该合同或者该财产权益纠纷。通过协议选择的法院应与纠纷有实际的联系。协议管辖是排他性的，但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不得违反本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第48条进一步规定：“涉外民商事诉讼的被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管辖权，不提出异议，并自愿出庭应诉，就争议的实质问题进行答辩或者提起反诉的，视为承认该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但不得违反本法关于专属管辖权的规定。被告有权在不迟于第一次实体答辩时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另外其第51条规定：“对本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管辖权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实际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极不方便，且有其他法院对该诉讼的审理更为方便时，经被告申请，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该规定为增加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具体规定。

二、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之立法缺陷

与国际社会先进的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立法相比较，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立法在下列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

(一)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过窄

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国际合同或者国际财产权益纠纷之中。这种规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如何认识“国际合同”与“国际财产权益纠纷”二者的

关系，将它们并列加以规定是否合理?事实上，“国际合同，，涉及商事、民事等方面的合同，它本质上应该是与国际侵权相对应的；而“国际财产权益纠纷”是包含了“国际合同”的。其次，如何理解“国际合同”与“国际财产权益纠纷”，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是有直接影响的。“国际合同”是否包括所有类型的国际民事或商事合同?婚姻关系是否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如认定其属于一种合同关系，那么对于离婚诉讼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因此，关于当事人离婚的诉讼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合同纠纷，可以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而“国际财产权益纠纷”又应如何理解，其是否包含各种民商事关系中所涉及的财产权益纠纷，还是仅指狭义上的纯粹因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争议?如是前者，那么这种财产权益纠纷就可能会涉及人身侵权纠纷、婚姻、继承、扶养等民事关系中的财产权益纠纷。

(二)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过于严格

中国法律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上，规定了严格的书面形式。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的措辞是“可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任意性规定。相反，其是一种强制性要求。“本条中的‘可以’是相对选择管辖法院这一行为而言的，既可以选择管辖法院，也可以不选择管辖法院，而不是相对协议形式而言的。因此，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还是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应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规定严格的书面形式，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但在协议管辖制度在中国已历经多年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合同形式要件明显放宽的情形下，继续坚持这种要求是否合理，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

(三)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被选择法院的范围限制过严

中国法律对于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被选择法院，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一是只能选择一个法院。否则协议无效；二是要求被选择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即要求被选择法院必须符合“实际联系原则”。前者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4条之中，但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作出特别规定。后者是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标志着中国民商事立法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上所持态度的谨小慎微。但对于这种“实际联系原则”，却遭到了国际私法学者们的普遍批评，他们认为该原则既不符合协议管辖的发展趋势，也不符合协议管辖的本意。但从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选择管辖法院显然有考量自身利益的因素：之所以在合同中选择某一国的法院来处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争议，或者是合同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或者是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利用其所熟悉的第三国法律制度的完备，从而期望他们之间的争议能够获得公平公正的审理；或者是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期望利用其所了解和掌握的第三国法院的特殊经验与技能，从而解决某些特殊的合同争议。所以，要是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中严格要求“实际联系原则”，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期望就难以实现。

(四)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限制条件过多

中国法律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限制条件上，除了要求“实际联系原则”之外，还规定了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要求。对于级别管辖的限制，虽然在国内协议管辖上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方面则显得有些过分。强求外国当事人对中国法院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并不合理，要求外国当事人选择中国法院来处理他们之间的争议，如果仅因为他们之间的协议不符合中国级别管辖的规定就否定其协议管辖的效力，实际上是自动放弃中国法院的管辖权，也使当事人的合理期望受到阻碍。同样，对专属管辖的限制规定也存在着类似级别管辖的问题。如果依据中国法律有关专属管辖事项的规定，当事人协议管辖选择中国法院所涉及的争议属于外国法院的“专属管辖”范围，但该外国法并不认为这是专属管辖事项而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此时，中国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就更加明显了。这可能出现外国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排他性管辖协议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从而使当事人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

三、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之立法改良

对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改良，应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又尽量减少冲突的原则，参照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及发达国家中业已存在的一些成熟的立法做法，对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立法进行调整和完善。具体来说：应放宽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明确并拓展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弱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完善对协议管辖合理限制、取消对级别管辖的不当要求。

(一)放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

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的宽松化趋势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协议管辖形式要件类似，中国在仲裁的形式要件上也一直坚持严格的书面形式。但受国际社会在形式方面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体现的形式要件宽松化的态度的影响，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1条对“其他书面形式”的解释就表明了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宽松化发展趋势的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协议管辖坚持严格的书面形式并没有实际的价值。上述中国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上的演变，对中国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改良和完善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4条第2款对协议管辖的合意表述方法则直接采用了“应以文书证之”的措词。按照台湾学者的解释，以文书证之，非指以文书为合意管辖之要件，仅在被告就定管辖法院之合意有争执时，应由主张由此合意之原告提出文书，以为证明方法而已。台湾地区的这一做法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二)明确并拓展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

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是含混不清的。因而，中国立法对此应加以明确。当然，中国是否应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张的新趋势加以借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中国现行的法制状况是否已足够完备从而容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深入，也须考虑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向。我们从2005年《海牙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也仅局限于国际商事关系，而并未扩展至其他领域。所以，对中国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不宜作过于开放的扩大。

(三)取消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级别管辖的限制

中国的法律要求中国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不得

违反中国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是极不合理的。其本质是对中国法院管辖权的自动放弃，也是与当今世界不断扩大本国法院管辖权趋势直接相悖。而对专属管辖的限制，由于这种限制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目前似乎还应得到继续坚持。但对专属管辖的内容可适当调整。我们认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规定可能就更具有合理性：其第46条把遗产继承纠纷排除在专属管辖之外，而另把法人登记事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纳入到专属管辖范围之中。

(四)明确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被选择法院的范围

在“实际联系原则”问题上，我们认为应持慎重的态度。在中国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都认为应放弃该原则，认为该原则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协议管辖的发展趋势。对此，我们也持赞同的态度。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乐于选择一些法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韩国政府在对1999年《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临时草案》(2005年《海牙公约》的前身)发表的一份评论中曾经指出：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处理过一件由外国当事人之间选择韩国法院的案件。虽然其中表达的意思可能是韩国最高法院没有处理过此类上诉案件，而不是从来没有外国当事人选择韩国法院的现象，但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法制不发达国家在国际民商事协议管辖中所处的现状。严格地说，中国也要面临这种尴尬局面。如果《海牙公约》生效，这种不利效果将很快显现出来，并可能引发案件的国际转移现象(即是指由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结果，而使国际民商事案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现象)。这既涉及案件在有管辖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转移，也包含案件从有管辖权的国家转移到无管辖权的国家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是使案件发生了管辖权的国际转移。这种协议选择的结果是法制完善的国家被选择的机会更多，而法制相对不完善的国家则面临着需要更多地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情形，从而出现受理案件少而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多的困难局面。这种案件的国际性转移的情况对于这些法制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毫无疑问是有害的。另外，我们还可借鉴《海牙公约》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一国的法院或者一国中某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定法院的管辖协议也是有效的。

(五)完善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合理限制

为了防止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滥用，充分实现公平、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中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对其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效力作出适当限制：

第一，弱者保护原则应在管辖协议中充分体现。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在弱者保护的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因为管辖协议很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从而侵犯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事实上却有悖公平、公正的实现，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因此，立法上应对可以适用管辖协议的合同类型予以限制，特别是对于格式合同(例如消费合同、保险合同、雇佣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应作出特别限制，以保护弱方。

第二，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否则协议管辖无效。中国应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中增加公共政策例外，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和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在中国当事人利益需要得到特别保护的领域，可以参照适用英美的“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在一些法律中明确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在具体的相关立法设计上，可以参考适用英美的“法律选择模式”公共政策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如果中国当事人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将遭受特殊严重的困难，可以参照适用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严重不公平”规则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

第三，谨慎适用不方便法院的相关规定。不方便法院多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不方便法院的选定本质上有悖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志。故此，基于合同自由的考虑及双方当事人的信赖，只要案件的审理能够进行，受诉法院能够提供适当救济，不方便法院就不应启动。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原则上排除了不方便法院的适用。

一般情况下，中国的立法，应排除不方便法院的适用。但当事人所选的法院非常不便，导致不执行该法院选择条款是正当时，应以不方便法院为理由排除协议管辖的效力。如前文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51条增加了不方便法院的规定，使协议管辖运作中的关于不方便法院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

结语：

为充分发挥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制度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际民商事合同纠纷和国际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国际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中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国际合同、国际财产权益纠纷或者国际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在国际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国际合同纠纷：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租赁合同中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协议管辖的形式要求应该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只能适用于简单或诉额较小的国际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仅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中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理想的协议管辖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是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从而可能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争。

众所周知：如果想构建或完善一项有良好初衷的制度，必须匹配理性化的操作范畴，否则很有可能陷入制度陷阱的泥沼，最终使得该制度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在建设一种可欲的司法制度的时候，宏观的制度设计固然是重要的前提，然而，不嫌微末地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建设是更加要紧的事业。困难看起来很多，但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也许并不是一件难事”。故而，中国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理性化的操作范畴的相关研究，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国际私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中之重的课题。进而，在这重中之重课题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缺陷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4

1.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他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正式形。成于新中国成立时。

2.政治协商会议的概念：指的是我国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其他武当派人士，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各族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制度。

3.政治协商会议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

4.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发展：1949.9-1954.9，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的人民政协，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1954.9-1966.5，文化大革命发生前，人民政协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1966.5-1978.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协步入历史的新时期。

5.人民政协的性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建国初期人民政协的性质是具有党派行的阶级联盟；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6.人民政协的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7.政治协商的作用：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8.政治协商的内容：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9.民主监督的内容：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共中央与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及其他工作人员旅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参与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

10.民主监督的特点：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他的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因而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一种民主监督；所实行的民主监督能够充分反映社会各家人民群众的意见；提出的建议敢于坚持原则，直言不讳；比较中肯，符合实际，可行性、可操作性强，能较好的改进当和政府各项工作。

11.参政议政的内容：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

12.人民政协的主要任务：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政协工作；坚持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要求开展工作，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切实做好个方面的团结工作，不断壮大对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将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13.参加政协的界别：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人士、中欧能改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邀人士。

14.人民政协的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密切联系群众；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重殴能股份发表意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利；有声明推出本会的自由。

15.人民政协的义务：遵守人民政协章程；遵守和履行决议；如果违反，给予警告处分等，不服可以请求复议。

16.全国委员会的组成：每届的设置经上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在每届任期内，如有必要增加或变更时，由本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可临时召开。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常务委员若干、秘书长一人。

17.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职权：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人民政协的重大工作方针、任务病做出决议；参与对公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18.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常委会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主席会议每月举行一次，不定期各种专题的座谈会。

19.常委会的职权：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召集主持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会议选举主席团主持；组织实现《政协章程》规定的任务；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审议重要议案；根据题意，人面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决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20.地方政协委员会职权：选举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有关决议；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篇5

宋鲁郑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 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

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2.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 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3.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4.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

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5.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腐败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

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制度经得起西方质疑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的成功和成熟。

中国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 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核心的党内监督;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网络也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

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中国经济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中国开拓更高制度文明

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普遍面临的种族与宗教的挑战。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 报。金钱不仅在选举时介入政治，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

最后，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占主体的国家，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就算美国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6

一、我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

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 中国政治制度有许多独特优势。本文仅从选拔制度、社会整合的能力、战略规划的定力和超强的纠误能力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1. 在选拔制度方面

“贤能治国”的观念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情结。在西方, 善于演说就可以竞选上总统 (当然要靠金钱做后盾) , 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大相径庭。中国当前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官员考核和晋升, 虽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 但它比较完美地把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 (如科举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与西方选举的有益成分结合起来, 形成了“选拔+选举”的独特制度, 从而保证了我国最高执政集团的整体精力、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西方, 从而保证了我国最高领导集团拥有较高的战略规划能力。西方的选举是一种“金钱政治”, 是有钱人的游戏, 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 但这种选举很难保证领导集团的政治素质, 甚至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人也可以当选。无疑我国的选拔制度是对西方选举制度的一种超越。

2. 在战略规划能力方面

中国政治制度是对西方的一种超越。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具有“谋定而后动”的共识, 在决策过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决策程序和方法, 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民意, 如我们在政府决策上, 创造性地运用了社情民意决策、社会公示决策、专家咨询决策和社会听证决策等方式。我们顺利地制定和成功地实现了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处理好改革与稳定关系的政治保证。西方很少有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主要是因为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通过轮流执政或者多党联合执政等方式, 很难保证规划的延续性。西方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缺乏产生长期战略规划的土壤。

3. 在社会整合方面

中国政治制度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力。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 各国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的重新调整, 各种矛盾层出不穷,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过去30多年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能成功有效地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 从而调动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各种资源实现一定的目标。我们在经历的唐山地震、汶川地震、几次大规模的抗洪救灾中, 中国政府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高效地把全国各地区、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 把全社会的资源哪怕是极其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 团结一致, 共克难关。美国在2005年发生卡特里娜飓风时, 美国现场救援之迟钝、政府能力之孱弱、灾区社会秩序之混乱, 都让全球民众瞠目, 更让一向认为美国社会诸般体制优越和完善的精英人士羞愧难当。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没有财力、没有物力、没有技术、没有军队, 而关键在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在成员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联邦政府是不能越权作为的。再如,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政府较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 适应了入世后的新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进入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时期, 很多国家不适应, 甚至被债务危机困扰难以抽身应对, 如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不少国家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 甚至于它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后带来的产业竞争和新的全球范围的产业调整大洗牌。

4. 在纠误能力方面

中国政治制度具有超强的纠误能力。中共与政府在纠误时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自我主动纠错;二是及时快速纠错。美国建国后, 在黑奴制的存留和种族隔离制的废除上, 经过了两百多年, 并且是以惨烈的内战和黑人的暴力抗争的方式来终结的。

中西方不仅制度上的纠误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而且在政策性的纠误能力上也有天壤之别。中国一度推行错误的人口政策, 导致人口失控的增长。中国领导集团意识到错误后, 立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有效遏制并成功扭转了人口增长的失控局面。印度在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危害后, 尝试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但结果不佳、屡遭失败, 原因在于它的制度本身, 当然或多或少的也有其他原因, 如传统文化因素等。印度是一个多党制国家, 任何政党推进计划生育, 都将会在大选中被淘汰。这样, 不论哪个党来执政, 印度都无法解决人口恣意暴涨的问题。有西方人曾带有讥讽意味地指出人口暴涨是印度唯一能够超过中国的地方。

二、我国政治制度坚持了自身的逻辑

提到政治制度, 一些人总是习惯于称道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 “言必称希腊”, 只强调“民主”, 而淡化甚至放弃“集中”。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安排中国制度, 可以说中国早已“天下大乱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固然需要完善, 需要改革, 但事实证明将美式民主或欧式民主进行不顾国情地任意嫁接, 只会给社会带来动乱, 给人民带来不幸, 如“阿拉伯之春“、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坚持自身的逻辑, 充分结合自身的国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表明中国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 尽管中国政治模式还有不足。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 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充满活力,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 人民对未来的预期空前乐观。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大城市中产阶层萎缩、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在2000-2014年间, 美国229个大城市中有203个出现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就全国看, 美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55%降到2014年的51%。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美国中产阶层的缩水不仅是经济不景气所致, 同时也反映出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失调。

当下“美国梦”和美国中产阶级遇到的困境表明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困境。美国“三权分立”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 强大的资本力量在政治制度外却左右着美国许多制度。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伴随中国的迅速发展, 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基本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在美国, 最富有的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的决策, 中国最富有的1000个人都不可能左右中共决策。中国政治制下的三种力量是一种动态平衡, 而且其中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保持中立的特点, 当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 也能始终保持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和地位, 从而保证我国改革开放按照自己的“政治定力”行事,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是中国过去30多年成功崛起的关键原因。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东政治经济的恶化以及“美国梦”的困境, 无不与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不能实现动态平衡, 尤其是政治力量的软弱无力有重大关系。笔者相信“中国梦”的明天更为精彩。

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是它植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 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 适应激荡多变的国际环境, 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与安排, 坚持了自身的逻辑。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独特优势,自身逻辑

参考文献

[1]张维为.中国超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篇7

关于“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单元前言表述为：“……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构成了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笔者认为该表述值得商榷。

“特点”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任何物质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也有同其他物质所持有的共性。比如同样是人，有的人语速快，有的人语速慢，有的人个性张扬，有的人个性谦和。故在某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特点。例如，一个人说你真有特点，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种解释：你很有个性，与众不同，带有夸奖的意思；第二种解释：是在讽刺你，做事不按常理。同理，“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和“古代中国中晚期政治制度”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

要探讨“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首先应明确“古代中国早期”到底是什么时期。史学界认为，“古代中国”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因原始社会无史可据，所以“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中的“古代中国早期”就是有史可考的夏商周时期。那么“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包括哪些内容呢？毫无疑问，应该是夏朝的“王位世袭制”、商朝的“内服与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及礼乐制度”。人教版教材的表述其实不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而是其内容。以内容替代特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偷梁换柱”，实属概念混淆。政治制度的特点应该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容中归纳、凝练而成的画龙点睛式的核心点状词句。

夏启于禹死后夺得王位，并传位给自己的后代，实现了政治权力由“传贤”的“禅让制”到“传子”的“王位世袭制”的转折，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家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商朝建立后，王位传承呈现“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局面。夏商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的意志，王是人，也是神，既是王朝的元首，又是群巫之长。国家大事都通过占卜的方式来决定，王通过垄断神权以强化王权，使王权具有了神秘色彩。故，王位世袭制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

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是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是附属国管辖的地区。商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支配内服与外服的实际权力。商王对外服即附属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各附属国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除对商承担应尽的义务外，有很大的自主权。有的附属国还经常与商处于战争状态。故，与秦朝以后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相比，内服与外服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西周建立后，为了对被征服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统治，摄政的周公修改了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大举实行分封制，在保证周王室强大的条件下，将亲族和功臣分派到各地，广建封国，以拱卫王室。分封制扩大了周人的疆域，确立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使西周贵族集团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加强了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有效控制。为了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西周又实行了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大宗、小宗体系，均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这样，周人就把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了。宗法制通过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整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保障了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另外，周朝还制定了各种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即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周朝的礼乐制度成为维护宗法分封制度不可或缺的工具。故，与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相比，西周的贵族宗法分封制所体现出的特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