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使命演讲

责任使命演讲（精选7篇）

责任使命演讲 篇1

企业如何塑造高层、中层、基层三个层面的文化?

高层——使命感文化

企业高层, 其使命感具体表现在哪里?自我激励, 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动机、动力源。传递正能量, 消化各种“垃圾”、“负面消息”等, 同时“宰相肚里能撑船”, 包容诸多东西, 然后转化成正能量向周围传递。关注中长期利益和可持续性, 每当遇到紧急关头, 必须卷起袖子高呼“跟我来”。这是一种心态, 体现一定的境界, 使大家从危机中看到机会, 在困难中看到希望。

华为总裁任正非曾说, “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 高级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看不清的茫茫黑夜中, 自己发出微光带着队伍前进”——这就是高层管理者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 老板都会感觉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增长缓慢, 老板本人也觉得累, 带不动企业了。企业高层表面统一于老板, 实际各唱各调甚至相互拆台。每当出现这种症状, 大部分病因是:“老板独大”, 还没有把一个发动机变成两个甚至多个发动机, 企业没有真正形成高层团队, 其他人缺乏使命感, 只有老板有。这主要不是高层素质有问题, 而是组织建设有问题。应在高层重点培育使命感, 使高层人人都是发动机, 并且作用力的方向一致, 尽量使内耗最小化。

高层的使命感体现在哪里?

第一, 大局观, 也就是系统思考。要清晰知道自己对战略的价值贡献, 以及与其他相关者的联系。脑子里须有“框架”, 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发力点, 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这一点在实践中较难, 尤其是能否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这是对高层素质最大考验。当然, 局部为整体做出牺牲后, 公司应当给予局部适当的补偿。

第二, 准企业家精神。要具备创新精神和开创新局面的能力, 谋划成熟业务如何低成本运营, 新的利润增长点如何快速形成,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打胜仗等重大问题。如果老板给你“几条枪”和“一点粮草”, 你怎样闯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 关注中长期利益和可持续性。要关注技术进步、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基础管理、风险控制等重要但非量化的东西。

第四, 文化践行。既问成败又问是非, 关注如何完成业绩、实现目标, 做有意义的工作, 符合核心文化理念的要求。

有个知名企业家曾对笔者说, 我对高层的成绩不是很看重, 关键是看他的成绩是如何获得的, 有无意义。这就是文化的统一性问题。文化不统一, 员工队伍可能就会被带歪。高层不仅要带好队伍, 还必须为员工队伍提供持续动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另外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能忍受挫折或“冤枉”, 能消化负能量、传递正能量。

中层——责任感文化

中层责任感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目标实现, 他们通过目标来激励自己。为了完成目标很多东西可以放一放, 如忍受一些短期利益损失, 克服一些暂时的困难, 扛住一些压力等。为实现目标, 他们能带领队伍集中精力, 执着前行, 不达目标不罢休, 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心无旁骛。

中层在企业中起承上启下作用。公司战略变化、组织结构的调整或高管领导的变换对中层影响最大。从内部讲, 只要设备工艺不变, 基层员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从外部来讲, 只要产品不变或市场没有太大变化, 该怎么做业务还怎么做, 最起码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中层干部夹在中间, 关键是如何消化“上面的变化”不给基层带来太大的不利影响, 否则下面的人就会无所适从。中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 他能消化上面来的东西, 对下面的输出保持相对的稳定, 起“缓冲和减震”作用。

如何培养中层的责任感呢?

第一, 目标管理。高层要主抓中层的目标计划。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企业高层所忽视。管理格言上说“用计划代替汗水”是有道理的, 这也是管理的基础之一。管理学当中有个”过程学派“, 就是讲目标计划制定、执行和检讨改善等。很多有经验的高层都非常重视目标计划, 制定计划的过程就是贯彻思想意图、锻炼下属的过程, 一旦计划制定好了, 就可把资源给下属来干了, 高层领导反而能“脱出来”成为下属的资源, 在计划执行关键节点帮助下属把控。

第二, 考核。目标越明确、单一, 成功性越高, 目标的制定和评价标准应体现战略和文化要求。必须强调, 考核受责任结构的影响较大, 容易用量化指标考核的工作应尽量授权下面的人来做, 非量化指标的工作责任应该让较高层面的员工来担当。当然, 基于目标的责任固然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协同, 是交叉地带的责任谁来承担。公司鼓励勇于担责, 优秀的中层一定是勇于担当的人。需要说明的是:企业一旦过分强调流程, 往往就会出现“流程大于结果”的问题, 大家关心是否符合流程, 却很少去关心绩效, 更不敢冒着“出错”的风险去创新, 这不利于担当文化的培养。尊重流程、做好本职固然没错, 但真正体现效率的地方是部门之间的”衔接“。

第三, 突破力。中层干部应当具备在现有条件下把事情做成功的能力, 一味依赖流程和资源, 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干部。应当鼓励中层干部在做好本部门工作前提下, 突破流程和组织的边界做事情。

在实现目标过程中, 那些能忍受短期利益受损、勇于担当的中层干部应该得到奖励或晋升。高层应关注中层那些非量化指标考核的工作做得怎样, 这更能反映中层的素质和境界。

基层——饥饿感文化

“饥饿感”就是不断追求上进。企业培育基层的饥饿感文化, 就要在基层完成工作任务后进行及时有效的物质激励。基层需要物质激励, 基层工作应尽可能用量化指标来衡量, 且规则要清楚, 考核评价要简单、直接、有效, 整个氛围应以鼓励为主。很多企业的基层没有活力, 没有积极性, 关键是考核没做好, 原因是考核方案复杂、不直接。其实, 基层员工的要求很简单, 最好的考核办法就是干多少活拿多少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相对来说, 这种考核办法弊端最少, 有效性最强。

需要强调一点, 企业在鼓励完成指标的同时, 应适当提倡英雄主义。什么样的员工是最好的员工?应该是那些不但做好本职工作, 而且积极协助别人做好工作的员工。如果一个员工只听直接领导者的话, 别人求他帮助很难, 这样的员工往往忠于的是权力而不是企业。

责任　使命　自强 篇2

这是一场超长的音乐会，近135分钟的时间内上演了10位作曲家的10部作品。其中中央音乐学院及北京的作曲家有6部作品，河南作曲家也有4部作品演出。10部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展现了老一代作曲家和现在正值创作盛期的作曲家们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

交响音乐会常见，但是全部演奏中国作品少见，而且由一个省级乐团演出中国作品音乐会专场更少见。从当晚观众热烈反映来看，这场音乐会是成功的，起码是受到了广大听众欢迎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非专业的听众们已经从那些蕴涵着中国民族文化神韵的旋律之中感受到了一种血脉的相通。

仅就中国作曲家来看，只要不是刻意去模仿西方的音乐语言，那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各地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都会给予他们的创作各种各样的影响。无论是他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的每一部作品，特别是那些受到人们普遍重视的作品可以说都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的烙印，这是一种生长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的东西，每一个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他曾经所在的那个文化圈的文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创作那些具有强烈中国文化信息的，以交响乐为代表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将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我们的音乐会曲目中，西方的经典曲目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上演本国的作曲家们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新作品也一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据说全国专业乐团每年上演的中国作品总量只占到了全部上演曲目的10％。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经费上的，也有观念上的。然而最重要的却是一种责任意识的缺失。国内专业交响乐团是很追求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也很有一些团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世界”、“亚洲”等高度上，把演奏多少，能够演奏哪些著名大师的作品当成衡量乐团水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其实，向中国广大听众介绍世界最优秀的音乐作品固然是中国各个交响乐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但是，国内乐团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向中国的和全世界广大听众去介绍中国的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可惜这一点常常被忘记了。柏林爱乐、纽约爱乐是没有责任和义务演奏中国人的作品的，而中国的乐团有，也是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的。

之所以说这场音乐会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完成了一场具有一定水平的中国作品音乐会，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场音乐会传递出一个信息，河南的音乐家们愿意，也正在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为不断向更多的听众介绍我们中国的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而努力。例如，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在音乐圈子内已经是具有相当影响了。但是，作为郑州的听众来讲，知道唐建平的名字是在于他为河南写了一部《风中少林》，而在这次音乐会上则演出了他创作的琵琶协奏曲《春秋》，这无疑就为听众更为全面了解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音乐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河南省歌舞剧院的周虹院长介绍，他们的乐团愿意成为中国作曲家上演新作品的基地。不但要上演新作品，而且还要有计划地向广大听众推出作曲家的专场，更加系统地向听众介绍作品，使广大听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作曲家。

责任与使命的演讲稿 篇3

风起画堂，帘箔影翻青荇淖；月斜金井，辘轳声度碧吾墙。青春，我们有你而有了万丈荣光；使命，我们有你而有了荡气回肠；责任，我们有你而有了生命的玉液琼浆！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畏虎”，年轻人有一股闯劲，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现在的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柔嫩肩膀上的重任。对个人而言目前最大的责任是搞好自己的学习，练就今后飞翔的翅膀；同时，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对家庭而言，我将更加理解和体谅父母，我不会让父母在工作之余还为我的不该犯的错误操心，焦虑；我想这是目前我对父母感恩和孝敬的最好的礼物。在学校，我将努力做到最好，热爱班级体，自觉维护学校利益；在社会上，我会做一个有理想，有道理，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应有和应尽的责任。

我愿意承担一切所肩负的责任，我决心度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把忠心献给社会，把关心献给他人，把孝心献给父母，把信心留给自己。

责任，你是青春的天职，因为有你，浮华的青春却有了最真的真诚；责任，你是信念的重任，因为有你，那遁隐于信念之下的喧嚣却有了最和谐的曲调；责任，你是繁华喧闹中的一缕清静，让每颗躁动的心灵，豁达地有如天高地迥，水阔山重。

责任，我承担着你，你轻轻地压在我的肩头，却让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责任，我承担着你，你犹如压在天平上的砝码，却使倾斜的人生，有了平衡的度量；责任，我承担着你，你犹如风花雪月中一剂响亮的耳光，唤起了我对于现实的回望。

责任，你在青春溪流中来回激荡；责任，你让迷茫中的信念有了坚定的向往；责任，你让落叶缤纷浮萍聚散的灿灿新生，争做共和国的栋梁！

最后我想用梁启超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让我们洒一路汗水，饮一路风尘，嚼一跟艰辛，让青春在红旗下继续燃烧；愿每一位青年都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人生的航程上不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历史的使命 青年的责任 演讲稿 篇4

我是来自xxx的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为中华之崛起——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

唐风汉韵、开元盛世、丝路花雨、四大发明„„工业革命前1500多年，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尽显泱泱大国之风采，曾倾倒多少世人；然而近代以来，三次发展壮大、自我超越的历史机遇在国人张口“天朝”、闭口“蛮夷”的优越感中屡屡擦肩而过；直到洋人的兵舰开到家门，洋枪洋炮轰开了国门，轰懵了头脑，在洋人的铁蹄下饱经沧桑、历尽屈辱，也让国人在历史的角落里黯然喝下闭关锁国、孤芳自赏 所封酿就的苦酒，朋友们，那是怎样的痛，让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支离破碎、荡然无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少心系中华兴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蘸满自己鲜血的笔改写历史，试图在布满荆棘的历史险峰里踏出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终于，新中国的建设者们筚路蓝缕，用艰辛的汗水、用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的勇气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条复兴之路，承载了历代中国青年的理想、青春、热情和奋斗；这条复兴之路，印满了历代中国青年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之迹。

既往矣！辉煌也罢，衰落也罢，都在暮鼓晨钟里水逝云卷而去。中华民族的历史宏卷在岁月的霜风冷雨中代代相传，朋友们，今天，这部宏卷将交到我们手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如何去书写？当我们退场时，将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交到下一代手中？

我们青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全面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处的时代，在速变的世界中，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情，才能了解变化的实质，辨认行进的方向，把握未来的先机。也只有这样方能为自己定下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否则，纵有爱国之心，亦难酬报国之志。

奋起！赶超！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不进则退”，我们当代中国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从来不亚于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打江山的革命前辈；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亚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建设者们。

责任使命演讲 篇5

日期：2009-05-17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我是今年1月14日就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生做一次演讲。我很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因为，我想如果一名大学校长不关注学校里最大的群体———学生，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校长。同学们让我谈谈“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这个题目很大，却极其重要。既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希望能不辱使命，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

何为“大学之魂”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她的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汲取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头脑。这样他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为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了基础。而且，尽管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又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说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为世风恶俗推波助澜。只有如此，大学才能排除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在稳定而宁静的环境中潜心钻研，学生也才能一心向学。此外，大学还应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上面讲了大学“保守”的一面，现在我们再谈谈她“创造”的一面。与坚守“精神围墙”同样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不时地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人类的社会远非完美，总该有一批人来认真研究和批判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等于是放弃了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

然而，反省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更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大学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研究讨论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给出我们的回答。也许，有些问题看起来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但正是这些研究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去创造新的精神资源和思维方法，去丰富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正是“坚守性”和“创造性”构成了“大学之魂”。

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

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大学还有第三个使命，那就是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使命。我并不认同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来划分大学的功能，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使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始于二战。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政府给大学投入资源，希望她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那时候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和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大学就具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人们认识到科技知识能够转化成生产力。这时，大学就扩展了服务这一方面的功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就曾在《大学之用》一书中写道：“今日之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大学应当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那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我也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且必须的。大学服务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那么一大批辛勤钻研的学者。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的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者、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人才的培养机构，必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并以此来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却开始反省，认为自己在服务这一头走得太远了。因为，当时的美国高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大学在二战后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比如就有人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客观的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而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得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大学，人们就会在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国内近些年来不少关于大学的讨论，就带有类似的倾向。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大学已经堕落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曾经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旦政府、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就只能为社会提供即兴式的服务，不仅质量不高，而且还会使大学过度政治化、社会化、市场化。

以上两种倾向性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具有镜鉴之义：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我国的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保持大学本身应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相比“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存在的张力可能更大。

但这些“张力”往往又都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的大学要学会在以上种种张力中前行。为理想而学习

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有些学生进校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大家都是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复旦大学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地来问一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来复旦上大学呢？

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赚大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当然也肯定有不少学生对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意识到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担负起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些答案都无可厚非，但关键要看哪些占了主导地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几种目的而求学是很不屑的。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大概也不会对纯粹因前几种理由来复旦上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我想告诫大家的是，如果你淡化了“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从来不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更不同意将其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我一直认为，只有抱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一个人才会认真地投入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重重危机，比如世界上现存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又如金融寡头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时，我们就更应该守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而复旦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大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复旦也应该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曾提到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一次有关其学习动机调查，就问了一个题目：你到哈佛上学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则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当20年后，人们对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当年受调查的这1520名学生中，有101人成了百万富翁，其中100人当时的选择就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当理想主义深藏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会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并在其受到俗事纷扰的磨砺时，能够随时回归自己的内心，重新出发。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挫折、面对死亡时，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有信仰，才能克服困难。

此外，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无论如何，只有你们自己才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恰如怀特海德所言，“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同样，你们也不是供父母随心捏成某个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应当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无论你们的学习生活是苦不堪言，还是会其乐无穷，关键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再次引用怀特海德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而且，“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责任与理性

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然而，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却常常可能让我们“心向往之”而“遥不可及”。正因此，除了为理想而学习，你们还应在当下就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去当志愿者，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然后学会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种种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现实。

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曾亲笔写就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而其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日本侵华时，复旦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还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复旦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vice）。我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有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是不可取的。我国“文革”时期的教训也很深刻，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那场浩劫，人性尽失，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金耀基先生曾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正常的社会应有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地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要“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只要不是“非常”时期，社会并不期待你们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企业家的使命与责任 篇6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动力, 我们才有了后面的创业, 才有了我们企业的发展, 才有了我们企业走入社会。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也是我跟我的团队来分享的。最开始我的指导思想就是非常朴素, 为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因为我曾经是在国企做一把手的, 在那时候, 每回都是把一个企业做得很好, 没有你的事了, 自己穷得叮口当响, 孩子出国都没钱, 那时候我就萌发自己创业的想法。所以企业的第一个阶段一定是自我的, 一切是自私的。第一个自私为了生活, 活得更好;第二个自私为了想干一番自我的事业, 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这样我们创办了公司, 创办了我们现在的人人乐。我认为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 是初级阶段。

当公司创办以后, 遇到了大量的问题和困难。这个时候能够使公司活下来的还是这两个最原始的目的, 干一番事业, 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或者叫挣点钱。那么有这两个原始的动力在推动以后, 公司活下来了, 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活下来了, 这时候公司才往前走。这个时候公司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如果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创业者的价值观还沉浸在自我的这种私有的观念、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企业在无形中做不大。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作为企业家也好, 作为创始人也好, 必须完成一个价值观的转型或者叫升华。

那个时候我们挣钱了, 有了一个小企业了, 如果满足了, 今天就死掉了。所以开始转型, 追求做大企业, 要把这个企业做大。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这拨人跟着你干, 你要对他们负责任。那么这样一个阶段里面, 你的价值观稍微有些升华, 就是追求把企业做大, 追求为跟着你拼命干的员工负责任, 这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我了。

那么有了这个思想、价值观的转换, 企业慢慢开始做大, 也就是企业进入了一个成长阶段。进入成长阶段以后, 公司大概可以做到十几个亿、二十个亿左右的销售。这时候如果价值观不发生转变, 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价值观上, 那么企业又做不大了。这个时候我开始初步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们办企业究竟是干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慢慢进入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不仅是为自我, 为这个企业, 为这个团队, 同时开始承担社会责任。有了这个价值观的转换以后, 你就敢于投资了。因为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不敢投资, 不敢发展, 只想着挣的钱要守住。当你有这个价值观转换以后, 你就敢于投资, 企业是社会的, 我们本身什么都没有, 公司有了钱, 也是社会资源的一个部分。然后企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你想让它不发展都不行, 因为你的价值观为它拓宽很大的空间。

当企业进入快速成长以后, 规模迅速放大, 财富追着你而来了。这个时候体会出人生的一个规律, 就是想要发财是没有财的, 不想发财财富是追着你的, 这样一个辩证哲理。你想发财, 始终守着钱, 始终在第一阶段, 最多到第二阶段。你不想着发财, 到了第三阶段你不能仅仅想发财的概念了, 这个时候财富自己来了。你把事做好了, 把事业做大, 财富会追着你跑, 你不想要, 它都追着你。

企业进入高成长阶段以后, 企业还会遇到瓶颈。因为我们认识到思想决定企业未来, 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个企业是社会的, 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开始想明白了, 实际上我们还是在为社会做贡献。最开始我们是追求财富, 到最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财富实际上都是数字, 你还是吃三餐饭、睡一张床, 最多开一辆好车、住一套好房, 赤条条来赤条条走。意识到这点以后, 胆子就更大了, 就想把这个企业办得更好。折腾了半天, 还是在为社会做事。有些人因为没挣到钱总想要多挣点钱, 觉得我们企业家潇洒。我告诉他们, 我们只是另外一个活法, 我很羡慕你们, 你们没承担责任, 企业家是最痛苦的, 要承担社会责任。巨大的员工队伍、每个月的开支、社会风险等等。企业是社会的, 责任是我们的, 你要保证企业长治久安、可持续;你要思考企业的战略, 思考企业的管理。

企业上市之前你是百分之百拥有企业公司股权, 上市第一次被摊薄, 增发时再摊薄, 不断摊薄, 最后就剩下一点, 就剩下这一点你认为是你的吗?当你走了, 你传给你的儿子也好, 传给谁也好, 总归是你这个家族的。但是, 经过几代之后, 谁都不认识谁了, 你的家族也在被社会化。所以企业家把企业看作自己的, 就算传给儿子最后还是社会化的, 因为你家族本身最后也是社会化的。所以我认为从资本上来看, 从投资上来看, 从价值观来看, 它都是逐步地在被社会化。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企业初始阶段创始人和投资者是我们, 然后我们跟员工一起创造了一个平台, 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把企业认为是你的, 你就做不大了。很多人都是这样, 没有突破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责任。你把企业认为是你的, 你就做不大了;你把企业认为是社会的, 责任是你的, 你就做大了。

我们还可以总结另一点, 好像企业的盈利是你的。不对, 它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你如果不好好经营, 就亏损。亏损是什么?亏损就是再分配, 资源是不灭的, 去哪儿了?去了更优秀的企业了。你的盈利并不是你挣的钱, 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社会由于你精心经营这个企业, 资源向你归集, 资源的分配权力及消费权力交给你管理, 让社会资源不断增值。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企业是社会的, 责任是我们。我们要努力用社会分配给我们的资源让它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最终我们要对整个企业负责任, 要承担责任。

另外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你必须在为社会承担责任时候, 还要为投资者承担责任, 这个之前我只意识到为社会承担责任, 还没有意识到为投资者承担责任, 上市以后这个观念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举个例子, 我们在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开了34家大型和特大型门店, 已经超过了公司的历史记录, 是公司有史以来翻倍的开店速度, 但是2011年开的过量了, 因为这个拓展是好几年前, 甚至四年、五年前就在选店, 那时候是一块地一块地的在选, 选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我们管这叫战略储备店, 选完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到了2011年全部集中拿到了, 这么多店不开还不行, 都是好的网点资源。开了就有市场培育期, 就有亏损。当然对企业短期有压力, 对企业长期一定是利好的。

我们发现在2003年、2004年我们开了很多店, 亏损很厉害。但是2006年、2007年、2008年我们是陡式增长。过去我是自己能接受亏损就行了, 现在不行了, 有了投资者了。我有这个体会, 前不久一个大学老教授靠讲台上挣了50万块钱, 背着老婆买了我们的股票, 因为他在广东, 他说他了解人人乐, 看着人人乐长大的, 相信它。他把自己惟一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50万人民币买了我们的股票。结果两个问题来了, 一个是股市不好, 另一个是2011年开店猛了。结果老先生跑到来我们公司来, 老泪纵横, 在我们那儿待了三天, 那次对我心灵和良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我觉得一个老教授, 人家相信你才买你的股票, 结果你给人家这么一个交代, 尽管你可以说相信我们股票会起来, 相信我一定会做起来, 业绩会上来。但是作为他来说, 他的风险是巨大的, 他看不到, 他认为50万挣不回来, 全家要从楼上跳下去, 这个对我压力太大了。

从那次我接待他以后, 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三个“不”, 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 拼着命也要把公司办得更好, 要对得起我们的投资者。我自己也总结了上市和不上市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市之前可以考虑长远一点, 上市之后既考虑长远, 同时也要注意短期, 不能让投资者跟着你一起波动。所以我自己下决心一定要对投资者负责, 对投资者负责本身就对社会负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公司上市以后, 也在被社会监管, 证监局经常约谈你, 社会股东经常约见你, 所以你的公司每时每刻任何决策都在被规范、都在被监管。这对公司是一个重大约束, 但同时也是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大帮助。

你可以不承担社会责任, 但是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 要不你别生他, 你生了他就得对他承担责任, 生了他就得养他, 培养他, 让他成人, 让他进入社会, 这个责任你是跑不掉的。除非不生、不办, 生了、创办了就有没完没了的责任, 推不掉, 跑不掉, 你必须要认识, 必须要承担。

铭记使命 肩负责任 篇7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5）05-0041-04

Sense of Mission and Fulfillment of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s on Prof. Pans Com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Volume II

LIU Du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Com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an Maoyua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bstract： Prof. Pans Com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e policy，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ociety. Specifically， This function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ones of service， leading， and promotion， etc， and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hey should capture the edge of a new frontier， broaden the eyesight， improve the thoughts and promote the capability. They should bear in mind the mission and try hard to achieve a better future. To conclude， this book is so rich in contents and encourages us to spare more efforts to achieve the dream.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潘懋元先生主编的系列集刊，其中收集了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集刊坚持创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讨高等教育重大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办成水准一流的学术文献〔1〕。目前，集刊已出版三卷，分别探讨了两岸互动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发展及质量、管理等。笔者阅读丛书，并着重体味第二卷《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下文均称为《责任》），认为该书对高等教育、高教研究者以及社会责任之间的探讨、论述十分深刻、到位，于是撰写此文。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 《责任》探讨了高等教育研究及其社会责任的价值意义。潘先生从金融危机和大学的问责制谈起，讲述了自己在教学中的亲身经历，谈及了自己和学生对于前沿问题的敏锐洞察与详尽探讨，并强调了研究者的危机意识、社会理性、道德责任。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应负起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关注时事、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及时地做出预测与预警”〔1〕。

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研究者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了研究者应该发挥的作用：第一，从研究与政策的关系来说，“研究者可以较好地从群众中来，因而可以较好地到群众中去，担起社会责任，为政府制定、宣传政策提供服务”；第二，从研究与实践的关系来说，“研究者可以为教育政策服务，或直接为教育实践服务，承担重大项目和改革热点、提供政策延续的理论指导，并转化为教育实践”；第三，从研究与应用的关系来说，“研究者不仅在于探索与创新理论，更在于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总结过去、预测未来，及时提出预测、报警”〔1〕。先生的判断与论述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心怀志向、肩起责任，秉承研究者的精神和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大局意识，脚踏实地地走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并积极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做出贡献，发挥价值。

二、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5期

刘 盾 铭记使命 肩负责任——读潘懋元先生《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二卷）》有感回顾大学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我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学以传授知识、教书育人、职业训练为主要目的。19世纪，德国洪堡进行了教育思想的革命，他超越原有观念、推陈出新，对既定的大学模式进行挑战和改造，并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融合，促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极大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则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拉近了一步。他认为，“大学要对社会进行研究，同时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主张“巴斯德式服务”，“当法国面临着蚕病、鸡瘟、酒类酿造等困难时，化学家巴斯德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解决这些问题。他实地调研、找到对策、产出成果，解决之后又重新回到自己实验室。当问题解决时，他的活动就停止了，这样的服务适可而止，是科学家式的服务”〔2〕。而当时间推进到20世纪时，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被誉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设计师”的克拉克·科尔认为，“大学已非昔日仅部分人在其中陶冶情操、学习知识的象牙塔，而是向整个社会开放，就像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与此类似，社会学家德里克·博克认为，“大学是超级复合的社会组织，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同时也要保持学术的自由、自治与中立”〔4〕。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与社会密切相连，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既要为教书育人、科研创造付出努力，也要为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担起义务，还要为政治改革、社会进步献计献策。《责任》一书提到，“高等教育具有教育责任，即培养人才的本职工作；具有学术责任，即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知识；具有社会责任，服务于社会而又引导社会前进”〔1〕。而且，“大学作为一种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机构鼎足而立的功能独特的组织，应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精神力量对现实社会的不良倾向进行独立的批判”〔1〕。这种批判既包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发展上发挥作用，促进各类决策、判断、指挥、运行，也包括不断引导人们完善价值、区分善恶、有所追求、有所摒弃。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大学要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文化、新方式引导社会前行、促进社会前进，绝不可附庸化、奴役化、工具化；应该具备一种放眼未来的精神，坚守一份对非功利、非名利的“真”的追求。

《责任》一书指出，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主要可分五个方面：第一、服务责任，即关注社会发展，服务社会。“要树立为重要教育决策服务的意识，研究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对教育问题做长远的、全局的、深层次的科学研究。”〔1〕第二，引领责任，即预测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引领社会发展。“高等教育要紧随社会发展脉搏、追踪社会热点、反映社会现实，进行有计划的、前沿的研究预测研究，不能老跟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1〕第三，促进责任，即紧贴高等教育实践，促进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要深入实际，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揭示存在的问题，回答发展中的疑虑，为高教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体现高教研究的责任和价值。”〔1〕第四，历史责任，加快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创新高教理论做贡献。“高等教育对于自身理论的探索，一直以来就没有停歇，也始终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1〕我们应致力于发现新方法、新思路、新理论、新模式、新领域。第五，学术责任，即遵循研究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高教研究队伍的纯洁性〔1〕。这就要求学术工作者们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秉承学术良心、谨记那份高度的学术责任感，要实事求是、避免浮躁。

潘先生曾说：“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这不仅符合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等特点，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等教育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决策建立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孤芳自赏。”〔5〕由此可见高教研究之责任重大。

书中还提到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存在。没有多元化，就谈不上国际化；没有多元化的冲突与交融，世界文化的生命和活力也就停止了。”〔1〕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高教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依然较少，许多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研究还仅停留于表面情况的介绍，譬如对国外做法与先进经验的讲解与述评，缺乏真正实质性的跨国实证研究。另外，国家之间合作研究较为薄弱，一些跨国性的重大课题很少有我国学者参与。在《责任》一书中，潘先生建议“我们要树立信心、平等对话、进行双向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范围上的合作研究，关注国际间相关的重大项目合作。在具体做法上，可以互换学生和学者、建设研究网络平台、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搭建跨国的高教研究资料库、数据库；要逐步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发起、主动承担国际合作项目，提升我国高教研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们的国际发言权，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1〕。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苏联作家索忍尼辛认为，“第一流的文人是第二个政府，一个作家的心应该承载真理和正义；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不应该是官方意志的传话筒，他应该而且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拥有自身人格的独立。这是对良知、对真理、对人类内在尊严的最起码的捍卫”。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在著作中写道，“一个学者对人类承担的责任就是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没有权利单纯为自己的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或使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他依靠社会才获得文化，因而理应给予社会相应的回报”〔6〕。可以说，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学者的职业身份、公民身份和基本价值取向，二者殊途同归。学者的学术需要为大众理解、为大众服务，学者有责任用科学为人类造福。

《责任》一书在探讨高教研究者的责任时，指出了研究工作者遵循的一般规范。

第一，普遍性规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默顿的普遍性规范原理认为，“科学真理具有不分个人的特征。科学原理正确与否、科学知识成立与否不因其发现者的个人特征而转移，它需要的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自治、说明观察到的事实以及语言的实施验证，这样它就可以为科学家共同体接受”〔7〕。研究者们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地方，这既包括无形的思想、意识，也包括有形的行为、方式。我们高教研究者拥有很多共同的理想与志向，需要彼此一起思索、一起追寻、一起坚持。

第二，公有性规范——知识共产主义。“真正的科学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一旦做出贡献，就应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在科学中保密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延缓了人类探索真理的进程。”〔1〕可见，研究者们要为科学理想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并将成果没有保留地分享给大家，造福于人类。不过，受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一些思想成果、科技产品是以专利形式而保密的，这有其好处，即促进企业的竞争角逐、优胜劣汰，但缺点在于阻碍了更广泛的民众们的知识学习、资源共享和科技普及。

第三，无私立性规范——为学术而学术。“研究者们为了人类知识增长这个本身目的而进行研究，不应有其它私人利益或动机妨碍这个目的的实现。”〔1〕我们常说的奉献、客观、诚实、谦虚、无私是研究者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大学教师只有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体现大学培养人才的本真价值，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如果大学教师不顾自身形象，丧失知识分子的本真特性与精神，那么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掌握科学与艺术这一至为高贵的工具，却失去了高尚的追求”〔1〕。

第四，合理的怀疑性规范。换言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研究者们要敢于质疑，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并向已有结论发出挑战。研究者要成为学术领域、知识观点、思想理论的开拓者、创新者，必须思考疑惑、解决难题、追求未知、探索前沿，不断地反思、批判、继承、革新，逐步推动本学科、专业的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可以说，研究者是否掌握专业而广泛、深刻而多元的知识，不仅是其立身之本、学术之基，也决定着他可否为学术群体所接受，也是评估其身份、地位、价值、影响的基本条件。

在实践层面，“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对教育科学工作负责、对研究共同体负责、对教育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等负责”〔1〕。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认真细致地调研情况、了解事实、捕捉事态、开展研究，把握清楚每一个真相、本质、面貌，明白每一处规律、原理、技术，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对历史有责任感，对未来有使命感；既基于个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也学会以关爱人类、善待生命的视角去衡量、评估所要解决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锻炼科学思维、运用科学方法，不断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要坚持追求真理的研究取向，因为“真理囊括了人类存在的要义，我们称之为精神、存在、理性，大学的理想是崇高的，各种学术研究和教学都是真理的展现”〔8〕；要探索开放多元的研究方法，因为“高等教育学应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范式相辅相成”；强化服务实践的研究内容，因为“高等教育接受了大量的公共资助，人们也希望高等教育为公众提供有助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服务”〔4〕；弘扬批判现实的研究精神，因为“高等教育研究不应仅仅是适应，应具有洞察力、远见卓识、预测未来、超越现状”〔1〕；要着眼学科建设的研究特色，这才能有利于自身的系统化、科学化、知识体系化，为今后深研究提供保障。

四、总结与思考 《责任》一书的最后一章是“潘先生和高等教育研究”，当中主要阐述了潘先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贡献。潘先生既是创始人，又是践行者，还是诸多重大规律的提出者以及先进理念的倡导人。先生在创建学科、发展学科、完善学科的道路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学术高度、人格魅力体现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优秀水准，彰显了深刻而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我们未来研究者需要不断学习的标杆与榜样。

整体而言，此书围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它将宏观与具体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既有理论的论述与分析，也有实证的调查与研究，还有对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等的个案探讨，还涉及高考改革、自主招生等与社会的关系。另外，文章的写作视角十分多元，不同学者从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多种学科出发，探究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可谓新颖独到。潘先生曾说，“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的高等教育学科群，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做出我们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9〕体味先生一番话语，高等教育以及我们高教研究者们确实责任重大。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形势的多元与复杂，我们皆当共勉、努力，秉承高教研究者应有的精神与原则、谨记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履行应有的职责与义务，一同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奋斗。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史秋衡，等.中国高等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4，5，15，42，42，42，43，43，256，255，49，50，102，11，19.

〔2〕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 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7.

〔3〕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76.

〔4〕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 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4，33.

〔5〕潘懋元，李 均.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J〕.中国高等教育，2009，（18）：19.

〔6〕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 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82.

〔7〕欧阳锋，徐梦秋.科学规范论——默顿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4.

〔8〕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 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81.

〔9〕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未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