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精选9篇）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1

一、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界定

（一）行政听证的概述

作为制度，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法律程序。[1]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从而体现公正。听证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个原则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听取对方的意见；二是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2]它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Judicial Hearing），听证的本质-听取对方意见，可以追溯到上帝惩罚亚当之前给予其辩护的机会。[3]后来逐渐为立法吸收，适用于立法领域，称之为“立法听证”（Legislative Hearing），正如迪普洛克勋爵所说，人们获得“听取针对他的指控并提出自己理由的公平机会”的权利对文明法律制度来说如此重要，以致可以假定议会的宗旨是：“任何违背这一要求而作出的决定无效”。[4]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正式运用于行政领域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我国学界所谓的听证主要是指“行政听证”（Administrative Hearing）。[5]所以，我国学者一般将听证作如下定义：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6]听证制度运用于行政领域并得到较大发展，一方面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权扩张的担心而导致的对权力约束和对公民权益加强保护的结果。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二）行政听证的分类

《听证规则》将听证分为两大类：一是依申请听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二是依职权听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从启动方式上讲，行 第3页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具有相似性，均由依法享有要求听证权利的当事人（行政许可还包括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申请举行听证；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具有相似性，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中依职权主动举行听证会征求意见、调查研究。从功能上讲，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都是听取当事人（行政许可还包括利害关系人）申辩与陈述，从而有利于查明具体案件事实，弄清个案的是非曲直；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都是广泛、充分征求意见，从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依据。[7]

（三）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概念

“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管制性机构以及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或者机构做出的可能对特定多数人或者团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规划、大型建筑工程建设、资源配置、价格调整、公共资源使用费率设定、公共设施管理等的决定。行政决策是集权的传统领域和最后阵地。

行政决策听证则是对集权的最后洗涤,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概念界说“行政决策听证”指行政主体作出决策前允许相对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决策提供证据发表意见进行论证的制度。[8]

（四）行政决策听证的应有特性

行政决策听证应有以下特性：广泛性、正义性、效率性、公开性。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决策听证充满着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意蕴，它是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人民主权的直接表现，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9]

（一）确立行政决策听证是我国推行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要求；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2

然而价格听证会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了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当务之急是找出制约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 克服这些因素, 完善听证制度, 使听证制度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一) 听证会的组织不完善

1. 听证主持人缺乏中立性。

《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主持人有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实际上违背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职能分离原则”。在我国, 定价权作为一种炙手可热的行政权力或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掌管, 或是由计划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享。以民航价格改革为例, 当涉及到民航应该继续实行价格管制还是实行市场定价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时, 再由掌握着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听证会了就有当自己法官和先判后审的嫌疑, 听证会难以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还会使公众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制度产生悲观失望和排斥情绪。

⒉听证代表的遴选不尽合理。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仍缺乏规范性的代表产生办法。实践中, 选择消费者代表的方式往往过于简单, 一般是给政府办公室发函, 要求从所在地选代表, 只要该人选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热心公益事业”“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与注意事项”, 最后代表名额往往到某个街道干部头上, 故而产生的代表一般无法代表不同的消费者利益群体, 其辩论能力与专业维权能力也参差不齐。而专家学者代表则往往与听证申请者关系密切。实践亦证明, 这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垄断经营主管部门“请来”的专家代表极可能被邀请方“俘虏”, 从而严重影响专家话语权的公正行使。这种做法有违背听证所追求的民主、公正与理性的嫌疑, 无怪乎广大民众将听证会称为“民主作秀”。

(二) 听证会的程序不规范

⒈听证材料的审核不规范。

对听证材料的审核又是保证材料真实性进而保证听证科学性的必要步骤。审核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审核什么, 即审核的内容;二是由谁审核, 即审核机构。关于审核内容现行做法大都只解决财务说明材料的真实性而不涉及定价成本的合理性。而定价成本合理与否恰恰是价格决策听证的关键,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无疑是正常听证的前提。关于审核机构, 虽然《听证办法》也规定了应由中介机构对材料进行评审, 但并无对中介机构资质的相关规定, 而且在选择评审机构的问题上又存在表述不准确的毛病。《听证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段规定, 评审工作应由具有合法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第二段又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关评审机构。这两点的关系如何处理?

2. 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不及时。

《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材料至少提前10天送达正式代表手中, 而对材料公布与否未作规定。实践中, 听证材料往往是到10天之限的最后时刻才被送至代表处, 可10天的时间对于还有日常工作的听证代表来说, 掌握甚至只是熟悉听证材料都很困难。至于是否公布听证材料, 实践中看来是以不公布未常规, 公布为例外。这些做法不仅是一种间接或直接地对公民听证权的损害, 而且对决策本身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减损。

3. 听证意见的效力不明确。

听证会作为人们表达不同的意见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们接受利益冲突的过程, 只有让人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 才能增加人们对听证会制度与论证会成果的认可程度。而要人们接受听证结果, 最根本的是要让代表其利益的听证代表的意见在最终的决策上有所体现。《听证办法》中对此未做强制性的规定, 只是在第二十五条中含混地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 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这意味着价格主管部门仍在定价格决策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 听证意见似乎对价格决策不能产生实质性意义, 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价格主管部门主动听取听证意见的程度。现实中大量“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的假听证之名行独断之实的例子招致民众的强烈的反感, 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也矮化了听证会的地位。

(三) 听证救济制度缺位

有权利就应该有对该项权利的救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 虽然赋予了公民参与价格制定的权力, 却缺乏对这一权力的救济途径。《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代表纪要有疑议只能“向听证主持人或者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应”;而如果“听证主持人违反规定程序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则“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宣布听证无效, 并建议有关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这些规定属行政救济之列, 且不说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较差, 救济面也较狭窄, 仅限于听证代表对听证有疑义与听证主持人弄虚作假, 而公民的听证权却相当的宽泛, 相应的其受侵犯的表现也将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当公民被拒绝参加听证、不同意行政机关选出的听证代表, 不满意听证结果、认为决策违法等情况下, 公民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并能自己选择救济途径的问题, 这都是现实中完全可能的而法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制约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设计上的诸多不周之处。笔者就此提如下建议:

(一) 完善听证组织活动

1. 关于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地位将会影响到听证的效果, 决定听证程序的公正性, 所以我们强调听证主持人的选择要实行“职能分离原则”。从国外的情况看, 美国的听证主持人称“行政法官”, 是美国行政机关中行使准司法型听证权的一类特殊行政人员, 他们由文官事务委员会从具有律师资格和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当中通过考试录用, 他们的工资与任职由文官事务委员会管理, 不受听证所在机关影响;其职能是保证把事实查清并把事实全部展现出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地位的独立性。有鉴于此, 从长期来看可考虑在我国建立一只相对独立稳定的听证主持人队伍, 要求听证主持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与若干年行政工作经验, 并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资格证书, 然后与其所在行政机关脱钩, 根据案例具体要求统一选派听证主持人。

2. 关于听证代表的遴选。

价格主管部门圈定听证代表的做法使得原本应该以唇枪舌战之势进行激烈利益博弈的听证会变成了往往变成了申请方单方面的信息发布会。要遴选出真正能够代表多元利益的代表, 必须做到:

首先, 打破政府对听证代表遴选的垄断格局, 建立一种由社会中介、利益集团和政府共同协商遴选代表机制, 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独立性以及代表性。

再者, 针对不同类型的听证代表采用不同的遴选方式:[1]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有所在行业或单位负责推荐。这两个利益集团内部不乏业务扎实、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 其自身完全可以产生一流的代表。[2]专家学者代表应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产生。专家代表的学术水准和人格独立是其赢得社会信赖的关键因素。[3]消费者代表应由消费者协会负责遴选。首先在消费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遴选标准确定正式代表的候选人, 然后将正式代表候选人按阶层进行分类, 保证每一阶层都有代表出席听证会;最后在保证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前提下, 尽量选择有一定专业水准和参政能力的人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听证会。

(二) 规范听证程序

1. 关于听证材料的审核。

就审核内容而言, 要明文规定审核内容包括调 (定) 价申请方提出的财务说明材料和定价成本, 对于前者主要审核其真实性, 对于后者主要审核其合理性;就审核机构而言, 对财务说明材料的审核可交由公开征召的会计事务所完成,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可交由各地的价格协会进行。专门的会计事务所能较准确的测量出申请单位会计成本的真实性, 却难以界定定价成本的合理性。价格协会作为价格专业的行业协会, 具有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以及横向联系广的优势, 具有开展调查研究、独立做出判断的能力, 就目前状况而言, 是审核定价成本合理性的最佳人选。

2. 关于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

针对材料送达听证代表手中过晚不利于听证代表充分掌握信息、充分行使听证权利的情况, 建议:将向听证代表送达材料的时间提前到“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 以便代表能为出席听证会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因听证方案未及时向社会公布导致听证会合理性、公正性受质疑的情况, 笔者建议:听证方案在送达听证代表的同时, 也应在网上予以及时公布;在方案公布之后, 听证组织者应该以热线电话、专用电子信箱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并广泛搜集来自报纸、电视、网络上的关于听证方案即听证会的意见和建议。

3. 关于听证意见的效力。

针对“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现象, 笔者建议首先应该确认我国的价格听证为正式听证, 价格决策就必须基于听证中的案卷做出, 不经听证的材料不得作为决策的依据, 听证意见与决策结果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即实行所谓的“案卷排他原则”。实行“案卷排他原则”保证了听证意见必须在最终决策中得到体现, 决策依据必须是听证过程中公开的材料, 这就确定了听证意见的效力, 能有效避免听证流于形式。

(三) 建立听证救济制度

我国亟需建立起基本的价格决策听证救济制度。对此, 笔者建议:加快行政法的改革步伐, 在改革中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 将价格决策听证这类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实现对相关公民权利的救济;通过修改《价格法》设立专门章节对价格听证制度加以具体规定, 使公民在维权时能掌握更有力的工具;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行政听证制度加以系统而严格的规定, 尤其要强调听证程序和和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

笔者深信价格决策听证程序的民主与公正性质, 和它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决策机制的设计, 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尚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权利保护的国家, 其重要性尤为明显。这也是听证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日渐完善的内在原因。尽管目前听证制度在我国价格决策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它与制度民主及公民权利本位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时代潮流是相符合的, 它会成为我国程序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行政决策领域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

参考文献

[1]汪永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解.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3]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第一版)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蒋善利.探索价格协会在价格听证会中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 (5) .

[5]周望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几点设想——民航运价听证会引发的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3, (9) .

[6]周鑫.公共治理中的中国听证制度改革[J].广西社会科学, 2004, (6) .

[7]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J].法商研究.2005, (2) .

[8]马壮昌.是调定价理由还是调定价依据——对完善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的一点思考[J].价格决策理论与实践, 2005, (8) .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篇3

一、行政听证的涵义

行政听证是行政主体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或作出影响行政相对方权益的决证时，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制度。具体来说：一是行政机关在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出台后，应召开听证会，直接听取各方代表的意见，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利害关系人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对其予以评价，行政机关综合各方意见并通过对草案的修改使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能在规范性文件中得到应有的反映，从而使规范性文件不仅体现行政机关的意志，也体现所有利害关系人的意志。二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决定前，行政主体应告知行政相对人该行政决定的理由和听证权利，并通过公开听证给予行政相对人就与决定有关的事项表示意见的机会，从而使行政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避免行政机关随意作出决定，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

听证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听证是听取意见的泛称。狭义的听证仅指以听证会的方式听取意见的制度。我国目前的法律所指的听证指的是狭义的听证，即以听证会的方式听取意见的制度。行政听证的适用领域在我国由单行法规定，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行政决策、和行政立法三个领域。

1.行证处罚听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首次在行政法律制度中引入听证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处罚听证法律制度出台以后，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大量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案件应用了这一程序，通过公开听证，既让当事人加深了对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的理解，又让行政机关进一步核实了处罚决定所依据事实的真实可靠程度，增加了行政处罚的公开性透明性，减少了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或不可理现象的发生，降低了行政处罚案件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率，也尽可能避免了因违法行政而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

2.行政决策听证

1998年施行的《价格法》将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原国家计委随后又相继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将价格决策听证的规则进一步具体化。

3.行政立法听证

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将听证制度进一步推广到行政立法领域中。该法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二、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1.扩大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认为，行政听证的例外越少越好，因为“授予这种权利不会有什么害处。”而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显然过于狭窄。笔者认为：

一是应扩大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听证程序。

二是应扩大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在具体行政行为听证方面仅规定了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领域的听证制度。但从理论上讲，凡是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收费、行政强制等，都应赋予行政相对人质证抗辩的机会。

2.活化行政听证程序的形式

我国目前的听证形式比较单一，仅为口头的、事前的正式听证，这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实践中应结合各种行政行为的具体要求采用多种形式的听证形式，才能做到既保证行政质量，又兼顾行政效率。

首先，在抽象行政行为听证中应将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抽象行政行为由于其对象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对公民造成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实践中，应结合实际，区别适用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对于法律规定必须采取正式听证程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和与公民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前应举行听证会，采用正式听证形式；这样既保证了抽象行政行为真正体现民心、顺应民意，又保证了行政效率。

其次、在具体行政行为听证中，应将事前听证与事后听证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允许当事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叙述引发行政行为的具体事件经过以及当事人的观点、要求，并说明理由。

3.明确行政听证的参加人员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4

明确的功能定位:建构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重要前提

当今我国听证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对听证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够合理与明确.作为建构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重要前提,对听证制度进行系统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必要的,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展开:促进公共决策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适应全球化和加入WTO的客观要求;促进公共部门依法决策,对公共部门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增进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提高公共行为的可接受性.

作 者：闫娟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93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5)分类号：C93关键词：公共决策 听证制度 功能定位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5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等制度的精神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局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决策听证，是指区司法局在作出本制度第五条规定范围内事项的决策前，公开听取和收集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区司法局组织的听证，本实施制度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重大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客观、全面、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重大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制度组织听证：

（一）起草和制定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规范性文件；

（二）涉及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决策事项；

（三）其他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大事项；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其他决策事项。

第六条 由区司法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区司法局是听证机关。区司法局与其他行政机关共同决策的，牵头机关或者主办机关是听证机关。

第七条重大决策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提交决策听证前，还需事先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论证。

第八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应当由区司法局组织的听证而未组织听证的，可以向区司法局提出举行听证申请。

行政听证制度 篇6

行政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从一个舶来品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潮流，经历了若干阶段。这些阶段反映了“听证”从一个幼小、生存范围狭窄的制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的过程。

自从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度引入处罚听证程序以来，“听证”这一“舶来品”正以一股极为强劲的势头在我国行政机关诸多的活动领域得以推广：先是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确立了价格听证制度，从而开创了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程序的先河。而200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则初步确立了行政立法听证制度。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就行政许可设定及实施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专门规定，从而标志着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正式建立。

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展开，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听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 行政听证内涵、性质

行政听证是将司法程序引入行政行为中来，具体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行政听证不仅仅是一种程序，它包括以下性质：

1.行政听证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由若干个规范组成的，确立起一系列为保证听证程序公正运行所必须得基本准则。

2.行政听证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活动程序。程序意义上的听证，指的是听证主持人在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下就相关的事实及法律问题听取意见、获取证据并做出行政建议的活动过程。听证程序是听证制度的具体化，是听证制度的具体运用和实施。

3.行政听证是行政利害关系人的一项行政权利。听证是行政利害关系人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利即听证权，如我国《行政处罚法》亦对听证权利做了规定，这些权利包括：得到通知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权利，提出证据、进行申辩和质证的权利。

二 行政听证的理论依据与价值、功能

行政听证制度的存在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我国学者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固有的行政经验，找出主要的理论依据即：正当程序与公共参与。

1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在行政法领域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通知、听证及理由之陈述，意即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公民个人权利或财产有不利影响的决定时，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立场和观点的机会，并使当事人获知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行政听证制度就是将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两方面结合起来，保障当时人的权利。公众参与

中国宪法所确定的人民民主原则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确立了公众间接参与政治的形式，但还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直接的方式来实现公众参与。而行政听证可以作为公众直接参与行政活动、表达自己意志的有效方式。

行政听证制度对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1 行政过程公开透明

行政听证以公开为原则，可以提高行政活动的透明度，在公众的监督下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行政决策民主化

行政听证扩大了民主参与，使民意得到充分而直接的表达。行政机关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再作决策，可以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行政行为可接受性

行政听证是一种事前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目的在于确保程序的公正。行政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决定过程，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提高行政效率。

三 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行政听证应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及成本不大于效益作为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基本原则；同时，确立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即行为标准和利益标准，一般来说，发生不利行政行为是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首要前提，当事人权益遭到何种损害是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具体标准。

我国现行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展到了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及抽象行政行为，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却不适用听证很值得深思。

四 行政听证当事人

（一）行政听证主持人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行政听证主持人与诉讼法官的职能是有区别的：行政听证主持人只能组织程序、维持纪律，而诉讼法官能够裁决裁

判。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为此，我国应当从建立职能分离、回避及禁止单方面接触等三项限制性法律制度入手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

根据听证操作的实际需要，并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可以从听证之前、听证之中和听证之后三个阶段来分别设计听证主持人的职责权限。1.听证之前的职责权限：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确定是否公开举行听证；确定参加听证的人选；及时向参加听证的所有人员发出听证通知书。2.听证之中的职责权限：确定行政利害关系人的各项权利；根据听证的实际需要，就案件的某些情况进行询问；随时把握听证的目的和主题；根据听证活动进展情况，决定是否中止、终结或延期听证；维持听证秩序。3.听证之后的职责权限：1.监督听证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对听证笔录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将听证笔录和全部证据进行整理审核。

（二）行政听证当事人

行政听证当事人是指与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当事人有六项基本权利和两项主要义务，即提出证据权、复核笔录权、申请修正笔录权、知情权、请求保密权、获得法律救助权以及按时参加听证、服从主持人指挥义务等。

五 行政听证中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由于行政机关是管理者，有权自主决定案件调查的方法和范围，有权独立作出行政处罚意见。而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是被管理者，不了解案件事实的调查过程和行政处罚意见的形成过程，也无法向行政机关调取有关材料。因此，行政机关和当事人所掌握的行政听证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平衡行政机关和当事人，克服信息不对称，并从我国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应在听证程序中设置以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为主，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为辅的分配机制。六 行政听证笔录法律效力

听证的内容集中、具体地体现在听证笔录中，听证程序能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主要看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在过去的听证活动中，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被充分重视，行政决定往往依据听证会之外的其他证据材料作出，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听证会的效力。我们认为，行政听证笔录上记载的所有证据由于经过质证而更具客观真实性，应作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并确立案卷排他原则，使听证笔录有更强的法律效力。七 公听代表人制度

建立公听代表人制度的必要性在于确保公听功能的有效实现和解决公听代表人的实践问题。公听代表人制度包含适用范围、代表的遴选、代表的权利与义务，代表的信息保障等方

面的内容。

1.公听人代表制度的适用范围

公听代表人制度并不适用所有的公共听证，而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应考虑人数、成本、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大小、听证方式的严格程度等因素。

2.公听代表人的遴选

公听代表人的遴选包括数额的确认、名额的分配、遴选标准、遴选方式等方面。3.公听代表人权利和义务

公听代表人一旦产生，应享有如下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和寻求救济的权利。公听代表人应承担如下义务：如实反映所代表的公众的意愿，不以自己的主张取代公众意愿；及时向被代表人反馈公共听证的情况；对于被代表人的利益是否被考虑的问题要及时向被代表人说明等等。八 我国现行听证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现行听证制度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

1.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掌握信息的一方具有全面、客观、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

2.听证参与人遴选不规范。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逐步确立代表的总数及各方代表所占的比例；二是对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分别采取不同的选任方式。3.听证笔录的拘束力不强。对于听证笔录效力应充分的研究与肯定。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7

威廉大内的Z理论, 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并认为组织生产不仅是由技术和利润因素影响, 还与如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切联系等相联系。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参与的过程, 也就是民主的过程。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Z理论的精髓是提出组织的成功离不开信任的关系, 因此完全可以实行以沟通为基本原则的参与式管理。

二、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与完善

(一) 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

政治民主, 就是作为国家形态、国家制度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 处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等, 都属于政治内容。因此, 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他还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

1、新型民主的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民主集中

制原则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制度, 它能全面地、全权地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基本形式, 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高度统一。

2、新型政党制度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主与政党已经连接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的优越性。

3. 选举制度

我国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我国在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中重申了选举制度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当前, 我国的选举制度日益完善, 使得人民利益能够充分的表达。

(二) 新时期下我国政治民主的完善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 有许多严重的新问题。如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其次, 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2008年基尼系数是0.49。此外, 公共安全问题, 主权和经济贸易摩擦等等问题, 都是我国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听证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逐渐成熟的应用, 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 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成为我国政治民主的新的表现。

三、我国民主决策对Z理论的实践——听证制度

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重视雇员参与的过程, 社会学家称之为民主的过程, 其中,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就必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而听证制度则是现阶段完善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

(一) 听证制度的概述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 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 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 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听证程序在国外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在程序和处理机制上都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应对措施。充分体现了行政程序三大原则:“公正、公开、参与”。听证制度来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1) 听取意见 (2) 不能作自己的法官。

(二)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1、我国的听证制度的发展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电子商务资料库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一规定为在行政程序中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听证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前, 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从1993年, 深圳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在此以后的时间里, 中国各地的听证制度都广泛的发展开来。目前, 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听证会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等方面。

听证制度在我国近几年快速发展发展,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当今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 民主则要求国家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公民利益的决定之前, 要倾听公民的意见, 征得公民的同意, 听证的理念由此而生。人权理论也要求保护公民的人格不受侵犯。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

第二,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就是使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树立民做主的观念, 将公众利益放在中心位置上, 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平等, 政府提高服务质量、效率。

2、我国听证制度的不足

自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引入听证程序后, 听证在中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制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过高的期望。尤其是98年施行的《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政府价格主管电子商务资料库部门主持, 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之后, 各种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听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听证代表的选出缺少法律依据。

2010年2月, 陕西省举行了居民水价价格听证会, 在会议上水价上涨的结论, 但这与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并不相符。原因是参会代表并不是城市中低收入者。因此, 应该建立听证代表的选拔机制。

(2) 听证会随意性大, 透明度低, 形式主义严重。

《行政处罚法》将行政程序引入我国法律当中。近几年, 各地的立法听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缺乏必要监督, 以及政府为主体的理念, 使得真正体现民众利益的会议却暴露出随意形式主义等弊病。

3、我国听证制度的完善

(1) 听证制度的作用法定化

法律层面首先要给听证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位。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 但当前对于听证的法律制定还比较落后和不完善。听证会是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场所与重要途径, 所以从社会主义法律角度规范听证制度应经成为听证会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 听证组织科学化

听证制度的组织应该科学化。听证代表的选择应该合理, 听证会的参与机构、组织机构都应该科学化。科学化的实质就是充分代表民意, 真正体现民意。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召开听证会时, 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 而不是单纯的站在政府的企事业单位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 扩大听证制度的应用范围

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一般是生活设施、公共服务的价格听证上。其实, 我们可以国外的先进经验, 将听证制度广泛应用, 应用到除了国家机密外的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事件的决策上来。

听证会制度可以使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 不再是管制与被管制, 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行政听证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 从长远来看提高了行政效率。

对于Z理论中民主决策的运用, 对我国政府绩效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还有许多不足, 但于此同时, 我国政府在听证会制度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方面都有不足。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的听证工作有待加强。在新时期, 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地做好听证工作加强民主决策。

摘要：Z理论 (theory z) 由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提出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Z理论十分强调典型民主决策的过程, 特别是,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目前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 民主决策仍然是不完善的。Z理论对我国政治的民主决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Z理论,政治民主,听证制度

参考文献

[1]威廉·大内:《Z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7月第1版.

[2]彭宗超:《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3]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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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巍清:《现代公共政策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

[6]彭宗超:《听证制度与中国公共治理结构改革》, 清华大学第二届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议, 专题发言人论文集, 2002-05-15。

[7]《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57页。

[8]《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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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鞍钢:《腐败:中国最大的污染——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34～36。

我国行政听证评析 篇8

摘 要 我国法律中的行政听证只能归于特殊适用。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明确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行为不多,仅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政府采购行为、个别政府决策行为及行政立法行为等。立法中未将重要事项规定为强制听证的作法,实际上进一步缩小了行政听证范围。

关键词 行政听证 范围 效力

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行政听证制度开始,到今天,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刚好经历了十个年头。十年来,行政听证制度从无到有,听证范围从局限于三类行政处罚行为到扩展至几乎所有类型行政行为中均规定有听证,这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法制事业的进步。但有关行政听证范围的规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立法层次较低

(一)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核心制度,行政程序上的权利是公民参与政治及抵御行政权力侵犯的一项重要权利。将听证权利写入宪法,对于拓展听证范围以及有效保障听证实效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正当法律程序方面的规定,也没有自然正义的宪法原则。

(二)没有法律的统一规定

不仅行政听证制度的确立没有宪法上的直接依据,宪法上没有规定公民的程序权利,而且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来规范行政行为,规定行政听证范围,同时也没有单行立法规定统一的听证制度。目前有关听证的规定,都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文件中。没有法律统一规定行政听证范围,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单行法律在确定行政听证范围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立法混乱,随意性较强。同时容易形成立法空白或是出现立法相互冲突的现象。

(三)已有的法律规定约束力不够

我国缺少宪法或行政程序法这样高位阶的法律来专门规定公民的行政程序权利,导致的结果就是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各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或是下位法任意削减上位法所规定的行政听证范围。比如前述的行政处罚听证中出现的现象,下位阶的规章反而缩小了《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听证范围。在实践中,也存在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听证范围,但行政机关却并不履行法律、法规或规章所赋予的听证义务的现象。

二、行政听证范围过于狭窄

单从行政行为的种类来看,我国现有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听证范围已经囊括了各种行政行为。但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听证范围仍然十分狭窄,不能达到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

(一)立法的目标模式为效率模式

从已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行政法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机关权利的行使,而将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放在了第二位。效率模式下,听证范围被压缩在了极狭窄的空间。

(二)现行立法中列入听证范围的行政行为有限

行政听证的适用有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分。如果只有一部分行政管理领域或者一部分行政行为需要举行听证来确定行政相对人的义务,那么我们称之为特殊适用。而在普遍适用情形下,基本上所有的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政行为和行政管理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由行政听证来调控其行为过程,由行政听证确定义务设定和权利行使。当然,法律规定有些行政行为禁止听证的情形例外。从前述所介绍的国家之法律规定及实践来看,基本上所有对公民不利的行政行为都适用行政听证,因此应属于普遍适用。

我国法律中的行政听证只能归于特殊适用。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明确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行为不多,仅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政府采购行为、个别政府决策行为及行政立法行为等。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在规定某一行政行为适用听证程序时还附加了诸多限制。因此,实际上需要举行听证程序的行政行为只是上述行为中的极小一部分。

(三)采用列举方式规定听证

立法时采用列举形式只能将有限的事项纳入听证范围,而我国规定有听证适用的法律多半采用列举方式。偶有采用概括方式的,如“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听证的事项”。这种概括方式虽然比较灵活,有利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更多的听证事项,但现阶段的事实是,极少有法律会突破性地规定听证范围。

从各国立法或判例实践来看,规定行政听证范围时一般是概括规定听证普遍适用的原则,再用列举的方法排除听证的适用。比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6条第1款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一般原则为“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给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紧接着第2、3款列举了可不予听证的范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条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在没有成文法律规定听证范围的英国,早期的听证范围也有一定局限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法院尤其是上议院通过判例的方式极大地拓宽了行政听证的范围。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可能通过判例方式来扩大行政听证的范围。因此,用列举规定听证范围的方式,使能进入听证的行政行为范围十分有限。

(四)部分法律中并未规定听证程序的强制适用

《行政处罚法》和《价格法》中规定的听证是强制适用的,如果属于应该听证的范围而未举行听证,则该行政行为无效。但《立法法》中规定的听证却不是必经的程序,条文中采用的是“可以举行听证会”的表述,行政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采用听证程序;《行政许可法》也赋予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是否举行听证。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事实上,行政机关应当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举行听证,但该自由裁量权一般是在法定听证范围以外决定是否听证,而法定范围已经囊括了对當事人影响比较重大的事项,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规定的听证范围本身就较为狭窄,立法中又将一部分对公民权利或利益影响重大的事项和对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是否举行听证的决定权交由行政机关,导致实践中行政机关根据自由裁量权决定不举行听证的实例比比皆是。因此,立法中未将重要事项规定为强制听证的作法,实际上进一步缩小了行政听证范围。

三、立法中未区分正式听证程序与非正式听证程序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9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本局行政决策的科学化，规范重大决策行为，提高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事项决策前法律咨询听证制度，是指我局在作出重大事项决策前，组织专门人员听取有关部门及社会有关方面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对作出重大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的一项规程。

第三条 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一）受市人大常委会或市政府的委托，由本局负责起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草案；

（二）在行政执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三）水务建设综合或专项规划；

（四）投资额巨大的全市水利或污水处理等水务建设项目；

（五）需要各级部门协调的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

（六）指导全市水务体制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和实施方案；

（七）其它需要法律咨询听证的决策事项。

第四条 重大事项法律咨询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第五条 重大事项法律咨询听证采取听证会的形式。

第六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主要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听证陈述人、听证法律专业人士和听证旁听人组成。

一般由利益相关单位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及相关方面的专家及法律界人士组成。根据听证内容，合理确定代表的人数及构成，听证代表一般不少于9人。公民提出旁听申请的，经批准后可以参加旁听。

第七条 听证主持人由本局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责是：

（一）确定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二）主持听证会；

（三）决定听证陈述人发言顺序；

（四）维护听证会秩序和执行听证会纪律；

（五）审定并签署听证记录；

（六）组织听证评议会并提出听证报告。

第八条 听证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具体承担听证记录工作。

第九条 听证陈述人是指参加听证会并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的人。

公众方听证陈述人由我局根据听证事项的要求，在申请参加听证会的人员中确定。一般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与听证事项有关并提供相关事实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代表；

（三）了解听证事项的专家学者。

第十条 听证法律专业人士是指本局聘用的法律顾问或其他熟悉听证事项的法律专业人士。

第八条 本局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应当通过新闻媒体或者“三亚水务网”向社会发布听证会公告。

听证会公告包括下列事项：

（一）听证机关；

（二）听证事项及其目的；

（三）公众方听证陈述人和听证旁听人的人数、要求与报名办法；

（四）其他有关事项。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听证会。申请担任公众方听证陈述人的，应当按照听证会公告的要求，在向本厅提交的申请书中载明个人简历、对听证事项的意见摘要等内容。

第十条 在举行听证会前10个工作日，应当将书面通知送达参加听证会的公众方陈述人和旁听人。

公众方听证陈述人因故不能参加听证会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前5个工作日书面告知我局。经我局同意后，公众方听证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参加听证会或者提供书面陈述材料。

第十一条 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记录员核实听证会参加人员的到会情况，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员情况；

（三）听证主持人说明听证事项及有关情况；

（四）本局听证陈述人发言；

（五）公众方听证陈述人发言；

（六）听证法律专业人发言并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七）各方听证陈述人就有关事项进行质证与辩论；

（八）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听证旁听人就听证事项发言；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本局办公室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