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调研总结

实地调研总结（精选8篇）

实地调研总结 篇1

在11月14号-11月20号期间，我们小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活动，主要就是在新街口以及江宁区对长虹电视机进行实地问卷调研，根据小组前期设定的市场调查方案进行。

在进行实地调查前，组长先对我们5个小组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其中3个小组成员负责去新街口做问卷调查，其他2个小组成员负责在江宁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小组成员大约负责15份问卷。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采用街头拦截的方式进行，通过对路人的拦截询问来完成调查。

在本次市场调研中，我感受颇多。

首先，在开始实地调研前，对街头拦截就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实地市场调研，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与陌生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来完成调查，这对于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作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我必须要克服这点，毕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带着我可以的心态，我开始了我的实地调研。

其次，在这次的市场调研中，我真正体会到工作的感觉。当与随机拦截的人做问卷调查的时，被他们一次次拒绝，甚至遭遇他们的冷嘲，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社会历练的人来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能与他们反驳吵架，反而要更加有耐心的与他们沟通。作为一名合格的营销人员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有不怕拒绝和直面拒绝的勇气。

这次市场调研，加强了我们的合作意识，让我懂得了如何跟陌生人交流、如何向陌生人询问出自己想要的信息，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选择了，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另外，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学习中，要学会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升自己的能力。

实地调研总结 篇2

在商品房市场发展旺盛的今天,保障性住房受众群体以及面积设置等方面的额特殊性,使得其备受关注。2007年以来,长沙市把加快住房保障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2008年,长沙市启动“一健三改”(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制度改革、房屋改造和环境改善)为主要内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探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长沙模式”。

近五年来,长沙市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20多万套(不含城区农民安置房),已保障住房困难家庭18万多户。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市将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开工建设22768套(户),其中新开工廉租住房767套,新开工公共租赁住房8741套,改造各类城市棚户区13260户。并且,新建住房的分布情况也参考了各区的人口,经济的等多种因素。

二、长沙市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

(一)在保障对象及供给问题上的不足

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保障性住房用户平均6户左右,但家庭的年收入却在3-5万元,这就是说一个家庭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左右,并且在我们走访的银盆岭地区的几个保障性住房小区里,住户有很多是六旬以上的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而对于保障性住房的住房面积大部分是60-90平方米。从2007年到2010年间,长沙市已经完成了城镇住房保障17万余户,而2011年还将继续扩大保障覆盖面。按照长沙市计划,保障对象的人均住房面积应由人均低于8平方米提高到15平方米。而目前,长沙住房保障对象的人均住房面积要求是低于12平方米。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受保障群体的人均居住面积相对较低,住房条件相对较简陋。

(二)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还不完善

目前经我们调查的保障性住房地区大部分住户都租住的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小区内配套设施基本健全,大部分住户对于住房的条件、小区的环境相对满意,但也有人期望能够得到更好地配置。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年代较为久远的廉租住房,小区设施比较简陋。据了解,在长沙当地保障性住房的选址还存在位置较偏远,出行不便等问题。相比于繁华地段的服务性行业密集的情况,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较为集中,且周围供居民买必需品地点较少。

(三)保障性住房在准入退出机制的问题

通过我们到相关部门的走访,长沙市的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标准是: 有长沙市城区常住城镇户口;中偏低收入群体中家庭户(60岁以下),未婚居民(30岁以上60岁以下)无房户(历来无房产记录)或住房困难户,符合购房条件的省市政重点工程拆迁户(除被拆迁房屋外无其他住房的) 等,从整体上看标准制定的较为详细,但这也使得存在一批不符合申请条件但本身生活条件并不理想的人被拒之门外。于此同时,我们发现对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准入规则存在交叉覆盖的情况,这将会使得一些受保人群有更多选房空间而另一部分人暂时无房可居的情况。另一方面,廉租房的退出机制也不完善,有些人收入提高了,却依然长期居住廉租房或领取廉租房补贴。究其原因,也就是房管相关部门监督不力所造成的。

三、关于解决保障性住房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面对长沙市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缺陷,我们试着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的意见与建议:

(一)大力提高保障性住房的质量

未来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重点可以放在提高保障性住房的质量上, 提高低保人群的住房质量。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住房价格和面积如果比较低,那么不能等于住宅的水平和质量也要低一些。根据我国的现有经济水平,新建的保障性住房要在“经济合适,面积适宜,质量优良,生活满意”上大做文章。对于那些居住时间比较长久的保障性住房,政府可以给予一部分资金进行翻新处理。同时,建立专门的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准则,这些准则要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现实收入水平相适应,并在发展中不断修改与完善。建设过程中应始终遵循合理与效用的原则。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的利用效益在总规划中要首先考虑;其次,提供适用与受保障阶层支付能力相适应的住宅。保障性住房应控制好设计、材料选择等诸环节的预算,合理利用政府补贴。

(二)完善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

保障住房的选址应该要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周围应存在能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服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受保人群生活、就业问题。而且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好的促进相关人群的就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周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与此同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具有相对的分散性,与其他收入群体共享周边基础设施、共享医疗、教育等服务。

(三)完善现有保障方式

保障方式的转变,将是未来长沙保障住房体系的重要路径。“通过保障方式的转变,使住房保障对象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承受的能力, 自主选择保障房。”前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说。通过我们对房管部门的走访,在长沙市今后对保障性住房问题的政策方面我们发现:对于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要改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改指定选房为自主选房,改不变产权为可变产权。在廉租房的保障上,改集中新建为集中新建与分散配建相结合,以配建为主。改新建住房为新建住房与收购住房相结合,以收购为主;改实物配租为实物配租与货币配租相结合。这些政策都将极大的降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本,提高居民选择保障性住房居住的空间。另外,我市也可结合淮安市的共有产权住房保障模式 ——由购房人和政府共同出资购买住房,并按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这种模式能够通过政府的支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能够调动群众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快解决受保群众如今住房困难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创新住房供应模式,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四)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准入退出机制

我们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机制,划分清楚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给更多的受保群体提供便利,并且对城市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同时也建议相关部门完善严厉打击利用保障性住房进行寻租的行为,促使保障性住房的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完善。通过调整保障性住房的再转让制度,建立起相应的退出机制;不断促进受保人群的收入跟踪监测制度的完善,设定明确且合理的退出条件,加大对违法的行为的处罚力度,逐步建立起保障性住房的监管体系,让需要受保的群众能有房子居住,确立“制度完善、政策健全、供应有序、进退规范”的住房保障体系构建标准。

四、结束语

实地调研总结 篇3

调查数据来源与分析

为了直观地反映青海省牧户的信贷情况，选择了青海省四大典型的牧业县——刚察县、共和县、天峻县和海晏县作为调查样本，总共实地采访了来自这四个县的242户牧民，其中刚察县71户、共和县85户、天峻县33户、海晏县53户。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环青海湖县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青海湖地区是全国十大牧区之一，其畜牧业在青海省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也多以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牧民聚居能够满足本调查主体为“牧户”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这四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对牧民信贷需求的分析对其金融体系与制度安排有着实际意义。被调查牧户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从样本构成来看：男性占97.92%，女性占2.07%。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户主对整个家庭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问卷均为户主作答，户主当中男性比例较高。样本主要年龄段为35岁以下和36～65岁，平均年龄为41.6岁。藏族牧户所占比例最高，为76.45%，其次为蒙古族和汉族。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总体较低，242位牧民中，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占63.64%。放牧和务农是被调查对象的主要工作，畜牧业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2006年样本家庭平均畜牧年收入为9332元。

牧户贷款需求和贷款满足程度

在调查的242户牧户中，有143户表示在近三年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而在这143户中，有135户表示申请得到银行批准，得到了贷款，即向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的牧户占59.09%，申请后得到贷款的牧户占94.4%。与此同时，在98户没有申请贷款的牧户中，并不能表明其没有贷款需求，从调研和牧户访谈得到的信息了解到，由于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限制较高、贷款成本较大、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等原因，一部分有贷款需求的牧户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因而转向亲戚朋友借钱等非正规借贷方式。这一点同农耕地区的农民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证实了一些学者的发现，即多年来没有借贷过款的农户，并不是不想借贷，而是由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门槛太高、条件苛刻、手续烦琐，而且需要合适的担保人。

而在存在借贷行为的牧户中，61.17%对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只占8.33%（见图1）。对于那些申请通过并得到贷款的牧户来说，由于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所以满意度一般都较高，而表示不满意的牧民大多是因为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期限过短。

牧户借贷资金来源及借贷规模

按照与农户发生借贷关系的对象（即放款者）的性质不同，农户的借款来源有多种分类方法。最常见的分类是把放款者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机构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如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它们的交易受到政府法律条例等正规制度的制约；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指的是以贷资金的主要用途是消费性或者生活性的农业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各地的农村信用社、法规允许的合作基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则是指除以上机构之外的所有从事金融和准金融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是未经政府批准或未纳入监管体系的金融部门，也称“地下金融”或者“草根金融”。非正式金融制度建立在血缘和友情的关系之上，借贷双方彼此互相了解，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放款人是否放款并不是基于借款人资金的用途，而是基于借贷双方的人情关系好坏。

在242户牧民中，69户曾在2006年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即28.51%的牧户的借款全部来自非正规金融机构；135户牧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剩下的33户，即13.64%的农户既向正规金融机构又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他们采取了正规渠道加亲戚朋友借款的组合方式来满足自身信贷需求。这可能是由于牧户贷款规模较大，单一的借款方式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有关。调查中还有一户牧民选择了高利贷，贷款利率在10%以上。

总体来看，样本地区有过借贷行为的牧户所占的比重很大，发生率达到了70.66%，说明牧户的资金需求缺口较大，信贷需求程度较高。牧户借款来源中正规金融机构所占比例大于非正规金融机构。

从牧户借款规模来看，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平均值为6624元，而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平均值为22021元，但是由于数据存在极端值（向非正规和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最小值都为0，但最大值分别达到了5000元和12万元），存在偏态分布，因此取中位数更加合理。即牧户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的中位数为3000元，明显低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规模15000元。这说明牧户的贷款需求规模是相当高的，这与牧户借款用途主要用于发展牧业生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草场承包之后，牧戶建围栏和购买草料的投资也相应增加，因此，发展生产对资金的需求量也必然加大。高额的借款额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得到满足，因而牧户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规模更大。

牧户借款用途

一般而言，牧户的信贷需求可以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和非生产性信贷需求两类，前者是指牧户因生产投资需要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后者主要是指牧户因为盖房、看病、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非生产性领域产生的信贷需求。

本次被调查的牧户中，有过借贷行为的有118户将借来或贷得资金用于了生产性用途，其中包括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草料、建围栏、做生意、跑运输等，而有91户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用途。表明牧户借款的生产性用途略高于非生产性用途，生产性支出中又尤以购买草料占多。表明尽管牧民的生产方式没有很大改变，牲畜品种、饲养方式和以前差不多，但由于定居定牧、饲草料成本急剧升高，牧民在这上面的投入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气候多变，灾害频繁，为了维持现有生产水平，需要更多的生产性投入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牧户借款的生产性用途比率要高，但其中真正用于扩大生产的却占少数，在成本和风险的双重压力下，更多的牧民是通过借款在维持着现有生产水平，其生活水平很难因此得以改善，而且一旦遭灾使其入不敷出，为了还贷牧民不得不变卖牲畜或借高利贷，最终其生活水平反而会下降。

在借贷资金的非生产性用途中，以就医和上学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0.66%和43.96%，表明看病就医和子女上学仍然是牧民生活中很大的负担。而且由于居住分散，牧区在交通、燃料、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比农区更加突出（见图2）。

调查结论

牧户存在普遍的信贷需求，总体满足率偏低，金融排斥现象在牧区同样存在。在调查的242户农户中，有过借贷行为的占70.66%，说明牧户的资金需求缺口较大，信贷需求程度较高。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渠道中，有近60%的牧户向银行申请过贷款，其中只有55%的人能不受信贷约束顺利获得贷款，信贷需求满足程度总体较低。由于银行贷款门槛高，很多有意向借贷的牧户都被排斥在了借贷市场的门槛之外。这与农区农户的情况是基本相似的。表明不管在农区还是牧区，正规金融机构都在一等程度上排斥低收入群体，农户和牧户即便能够接近金融资源，但真正要获得一定的金融服务如贷款，也要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一些附加条件，如提供资信证明，抵押担保品等，但这对于农户和牧户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牧户借贷资金来源多样，正规渠道借贷比例更高，借贷规模较高。在牧户借款来源中，正规金融机构占55.79%，非正规金融机构占28.51%，还有13.64%的牧民选择了“正规渠道+亲戚朋友借款”的组合方式满足自身信贷需求，说明牧户借贷资金来源多样，但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仍占多数。该结论与农区借款来源大部分来自非正规金融部门的普遍共识相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牧区地理环境和牧业经营的特性是分不开的：

一是分散居住的地理环境使非正规性金融不太容易获得。在牧区，一方面人口密度较小，另一方面由于放牧需要，牧民之间居住往往比较分散，这就使得牧民不得不考虑向亲戚朋友借钱时的交通成本。而在调查中，当地农信社距牧民家的距离平均在25公里左右，半小时的车程便能到达，相较之下，去正规金融机构更加便捷。

二是借款规模大，私人借款难以满足。从信贷规模上看，牧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的中位数为15000元，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规模为3000元。这说明牧户的贷款需求规模是相当高的。

由于牧户借款主要用于发展生产，草场承包之后，牧户需要建围栏、购买草料的投资也相应增加，为了发展生产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必然上升。而高额的借款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得到满足，因而牧户会更多地向正规金融申请贷款，而将非正规途径作为融资的补充。

牧户借贷资金用途主要为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用途中多以就医和上学为主。与农区农户借款以生活性用途为主不同，购买草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等生产性用途成为牧户借贷资金的主要用途。这同样与牧区经营方式和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是草畜承包以来定居定牧的生产方式使牧区生产经营投入增大。青海省从1984年开始实行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草场承包使牧民改变了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定居定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定牧之后，草场面积有限，大多牧民需要从外部购买饲草料，这无疑导致了饲草料成本急剧升高，牧民在这上面的投入随之增加，因此对资金的需求也就增加。

二是草原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发生周期缩短，牧业生产经营风险大。草原地区气候多变灾害频繁，特别是在青海这样的高寒牧区，生态更加脆弱，历来有“三年一小灾，五年一中灾，十年一大灾”之说。雪灾和旱灾的频繁发生给牧民生产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性。为了维持现有生产水平，牧民往往需要更多的生产性投入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因此，尽管牧户借款的生产性用途比率要高，但其中真正用于扩大生产的却占少数，在成本和风险的双重压力下，更多的牧民是通过借款在维持着现有生产水平，其生活水平很难因此得以改善。

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金融支牧力度，针对牧区经营特点创新信贷产品设计，提高金融服务。由于在牧区存在普遍的贷款需求和需求不能满足的状况，牧区金融机构需要加大金融支牧力度，满足牧户的信贷需求。针对得到贷款牧民反映的贷款期限过短的问题，金融机构要改变小规模、短周期的贷款产品结构，根据农户生产周期合理确定还款期限；针对未申请贷款的牧民反映的贷款限制较高、贷款成本较大、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等问题，正规金融机构应减少贷款审批程序，减少不必要的抵押或担保手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第二，正確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满足牧民多样化资金需求。由于牧户借款规模较大，单一的融资方式难以满足其借贷需求。一方面，要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方便快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牧民生活生产中的突发性需求，填补了牧民资金缺口。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应当予以其正确的引导和监管，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以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由于民族牧区经济发展落后，需要政策性金融加以补贴和支持，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服务和帮助弱势群体，同时也要规范合作金融组织，鼓励各种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向农牧区延伸，开展金融业务，拓宽信贷范围，满足牧民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第三，加快完善牧区社会保障制度。面对畜牧业经营风险大的事实，仅仅满足牧民的信贷需求是不够的，应加快完善牧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牧民提供更好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制度、新农保制度以及救灾救急的救助制度等基本社会保障，真正解决牧民的生计问题，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实地调研 篇4

张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郊区形成一批农村新型社区（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宅基地置换等原因形成的新型农村居民安置小区）。笔者实地对沪郊Z镇3个农村新型社区（新华苑、松岸华庭、新春小区）进行调研，发现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亟需有关部门重视。

农村新型社区的类型与特点

自2004年以来，Z镇共有14个村千余户农民纳入动拆迁的范围。随着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在全镇范围内已形成3个动拆迁安置小区，分为3种类型：

一是宅基地置换小区，如新华苑。目前，小区共有房屋1059套，其中600多套为新华村村民安置房，其余为商品房。小区居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新华村村民，占所有居民的60%，剩余部分是通过购买商品房或租房入住小区的居民，人员结构相对复杂。在小区的管理上，完全沿用了原新华村建制，小区物业由新华村统一缴纳物业费，委托Z镇红枫物业公司管理，形成村“两委”单一管理模式。

二是动迁安置小区，如松岸华庭。松岸华庭始于2007年Z新镇规划，地处镇区中心，总户数为1453户，其中动迁安置房为954户（已经全部安置完毕），动迁户来自全镇13个村，户籍基本全在原村，小区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只有92人。同时作为一个配套商品房项目，有商品房499户，业主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为Z镇辖区内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来人口，构成复杂。2008年12月小区成立管委会，开发商下属物业公司参与运作管理，业委会正在筹备之中，形成村居交叉管理模式。

三是动迁农民自建房聚居小区，如新春小区。目前小区占地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由10个自然小区组成，总户数为905户。小区设有新春小区管委会，由于农民动拆迁享受镇保后并未将其户籍迁出（仍挂靠在原户籍村），导致目前小区的动迁户兼具农民和居民双重身份，呈现“离土不离村”的现象，形成了村居两头管模式。

笔者通过对以上3类农村新型社区的调研，发现它们都存在以下特点：

其一，人口结构呈多层次、多元化格局。由于这些拆迁安置小区距离镇区、工业区较近，交通便利，出租和转让的成本也较低廉，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入住，加之动迁房到期上市交易、配套商品房等因素，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失地农民和各阶层人员共享的“移民社区”，人口结构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城市或农村社区治理的全新挑战。

其二，管理体制多样化，利弊并存。如新华村村“两委”统一管理模式基本延续原村“两委”的方式，管理严格，原村村民凝聚力强，但在外来人员管理上，基本处在空白状态；松岸华庭村居交叉管理模式管理部门相对多，能够多方位的为居民提供管理和服务，但是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容易出现扯皮现象；新春小区村居两头管模式由村居两方面负责，容易出现小区管理与村管理的脱节，产生政策盲点。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新型社区居民对身份的转变尚不能适应，造成社区内出现“农村乱象”。农民搬进社区后，虽然脱离了独门独户的散居生活环境，并通过“镇保”实现了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但原有的许多农村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却继续沿袭，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农村本色。尤其是中、老年居民，脱离不了长久以来的农耕情节，在搬迁入住后，在绿化带开垦土地种植蔬菜、用粪便施肥，随地吐痰、不定点倾倒垃圾、燃放鞭炮、随意堆放农具、利用小区绿化晾晒衣物等现象也比较常见，对新建成的社区绿化和环境卫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二，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入问题。一般来说，传统农村社区即是一个熟人、半熟人社会，成员大多世代相交，农村新型社区则打破了传统的村域限制，成员构成相对复杂，呈现“散”的状态，动拆迁村庄散了，产业分工村民散了，生活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方式的居民由于缺乏沟通和交叉，特别是在一些社区如松岸华庭，动迁房和商品房分为不同的片区，造成社区居民间的分层分片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

第三，居民福利待遇不对等问题。动迁居民搬进社区后，虽然生活环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村域，但户籍大多仍保留在原村，可以继续享受由原村集体资产带来的如“有线电视免费安装”、“子女上大学补贴”、“大病补贴”、“丧葬补贴”、“重阳节补贴”等多种福利待遇，其他购房入住的居民则无此待遇（户籍在小区的除外）。同时由于各村经济实力不同，必然导致同一社区内来自不同村的动迁户之间福利待遇也存在差异。这种同一社区内居民由于身份差异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对等，很多情况下可能演变为各种矛盾的导火索。

第四，社区干部角色转换问题。目前农村新型社区管理人员大多来源于原村两委干部。与行政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不同，社区管理的重心是社区公共服务。这对于习惯村两委工作方式的社区管理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村民的管理他们在长期的实践摸索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土”法子，但面对结构复杂的上了楼的居民们，均出现了“无从下手”的不适感，大多仍沿用老办法；同时也对发展社区文化、创建社区环境、搞好社区服务、扩大工作覆盖、调适农民心态等方面还缺少工作思路，找不到工作抓手、摸不着工作门路。

垃圾中转站实地调研报告 篇5

1、一河二岸(南岸)建垃圾中转站问题。由于一河二岸(南岸)工程改造，将原有二处地坑式垃圾中转站撤消改建绿化，导致该区域无垃圾中转站，为解决周边无垃圾中转站问题，目前环卫所只好每天派一辆价值近40万元的压缩式垃圾车，在此处临时替代无垃圾中转站收集垃圾，缓解一河二岸(南岸)垃圾遍地现象。为此，建议环卫所拿出拟在一河二岸(南岸)设置压缩式垃圾中转站方案和与周边环境相匹配的效果示意图上报县政府研究。

2、无垃圾中转站问题。因开发商将原址垃圾中转站推平开发建房，现没有垃圾中转站，周边居民所产生的垃圾成了管理真空，环卫工人每天只好临时将垃圾倾倒在成长家园围墙外马路上，垃圾占据了半边马路，周边居民意见反映强烈。为此，建议将去造纸厂路侧一座旱厕拆除，改建成一座二层楼地坑式垃圾中转站(一楼为地坑式垃圾中转站、二楼为水冲式公厕)。

3、坪头路垃圾中转站垃圾储存容量不足问题。位于坪头路人民会场侧地坑式(二窖)垃圾中转站，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只有一个地坑(窖)能放置垃圾箱使用，另一个地坑(窖)被房管局的廉租安置房近距离挡住进出口，吊臂式垃圾车无法进入放置垃圾箱，长年闲置不能使用，特别是每年逢年过节垃圾倍增时，此处垃圾中转站一个地坑(窖)无法容纳周边居民所产生的垃圾，以至垃圾堆放蔓延至坪头路马路上，给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带来不便。为此，建议县政府协调房管部门，可否拆除垃圾中转站前安置房，以解决此处地坑式垃圾中转站存储垃圾容量不足问题。

4、农贸市场周边脏、乱、差问题。目前，城区现有菜市场3家，分别是桥南集贸市场、月池商城和宝水商城。三个市场基本上都属于零售性质市场，没有批发性的菜市场，市场内也没有专供自产自销农民销售的区域范围。由于这三家菜市场都是市场化运作模式建设的。市场内的摊位大都被个人所购。因收摊位费过高，商贩及菜农都不愿意进去销售，特别是宝水大街菜市场因收摊位费过高，现基本闲置未用，这些问题的出现，为城市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城区的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为此，建议：

1、桥南集贸市场后一河二岸(南岸)在现有硬化地面向新桥方向再延伸20米(4棵树距离位置)，地面硬化后供自产自销菜农销售，可全部清理胜利路占道经营菜摊。

2、市管中心探索市场内按农副产品品种划片区经营运作模式，解决农贸市场内经营杂乱无章、无序和大量摊位闲置问题。

实地调研总结 篇6

本次项目考察小组对西藏旅游市场实地考察调研后，由考察组成员先后写出了《西藏之行考察行程纪要》、《关于投资西藏旅游市场的考察报告》、《波密县考察报告》、《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旅游投资状况——调查报告》、《项目建议书》、以及《关于兴建波密弘森酒店的可行性建设报告》，共6篇不同内容的报告书。其中3篇考察报告中已基本将西藏现有旅游行业的事实性与理念性资料、直接性与间接性资料、具体性与概括性资料、主体性与辅助性资料、现实性与历史性资料反映出来。而在《项目建议书》中，重点指出了当前在西藏旅游市场出现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并具体的提出由投资方在西藏注册成立“西藏弘海旅业管理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成立该公司的主要理由和目的。最后，在针对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写出详细可行性建议报告中，对其市场潜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并在报告最后对投资方在西藏投资旅游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通过本次考察，我们认为过去西藏地处我国西部旅游冷温地区，地方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虽然有所加强，并逐年加以重视，但依然存在“雷声大、雨点子”，“一流资源、二流的交通、三流的开发、四流的经营、五流的促销”的现象。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西部开发建设的投入力度，国内旅游市场逐步西移，西藏就以其独特的自然及人文景观，成为国内外各阶层游客重要的、首选的旅游观光之地。这一变化是爱好旅游的人士有目同共睹的，同时，这一变化促使西藏各级地方政

府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将旅游业列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加强旅游业基础建设的投资与扶持力度。

根据旅游区的生命周期理论，每个旅游区的发展变化都应该经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然后到衰落或者复苏阶段，这6个阶段。通过考察调研，我们认为从历史性与现实性资料来看，西藏目前是一个刚开发的新生旅游区，其旅游生命周期尚处在参与阶段后期和发展阶段初期，其特征表现为旅游者人数高速增长，旅游收入及利润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旅游者由开拓型、探险型向大众型市场过渡，而竞争者及竞争对手相对较少，对旅游市场的开发和竞争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企业间的经济实力竞争。对人才技术资源的竞争意识较淡薄，更谈不上先进的管理营销理念与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先人一步的时机进入西藏旅游市场，通过增强营销、积极开拓、抢占旅游资源，并大力促销和拓展营销渠道，在其它有一定经济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之前占据主导地位。当西藏的旅游生命周期真正全面进入发展阶段时我们已经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同时也有了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此阶段的旅游市场和产值将高速增长，企业的利润率也达到最高水平。虽然此时的竞争者以极速增长，但由于我们已掌握了先机，并已经对西藏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和未来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因此，这一时期也正是我们企业扩张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可以利用这时竞争激烈的市场，以自身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营销理念对一些在竞争中处于被动的企业通过收购、参股、租赁、托管等资本运作方式，以较低的投入

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和资产增值。例如：现林芝地区八一镇现有一部分由政府、邮政、税务、银行、农牧各行业自行投资兴建的宾馆、酒店、培训中心，目前在旅游基础设施相对紧缺时，尚能经营良好，获取一定利润，但由于经营管理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市场意识，没有先进的营销方法。因此，在未来的竞争中一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些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较好，只是软环境差，所以我们可从中选择一些能相互合作的企业进行软环境投资，从而培养状大我们企业自身。

因此，考察组成员共同认为首先我们已经对这一投资机会进行可行性研究，其结论是希望投资方能根据这次考察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方针，能否尽快在西藏注册成立一个“旅业管理开发公司”，然后由该公司继续对需要投资的项目做出具体和详细的策划与运作。该公司主导方针是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把握好当地旅游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和投资开发旅游产品的进度节奏。使各项投资都能适时适度做到以最优的投资组合方式和最短的时间跨度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从而产生最佳的社会效益和政治利益。该公司整体运作初期应立足以软投资为主，实投资为辅。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上将尽量引进国外和东南沿海旅游业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在旅游项目和开发上与应充分利用依拓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发展。

实地调研总结 篇7

“家电下乡工程”自2007年12月起试点, 2009年12月正式推广, 期限暂定4年, 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扩大农村消费、统筹国内外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国的政策评价, 以实证主义为主的复合方法论为主。本文基于卡尔多的理论, 融合借鉴弗兰克·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思维框架评价厂商让利政府补贴的福利效益, 运用希克斯帕累托改进理论, 探讨“家电下乡”政策实际福利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2 实施效果分析

根据“家电下乡”政策的宏观目标和政策导向,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价湖北咸宁“家电下乡”实施效果:

2.1 宏观经济目标之短期利商:

“家电下乡”推出的国际宏观背景———金融危机。中国的制造业因出口缩量而陷入困境。“家电下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开辟农村消费市场。调研数据显示, 2009年, 咸安区彩色电视机销售总量为4029台, 同比增长14.36%;家用电冰箱销售总量为7910台, 同比增长25.66%;家用洗衣机销售总量为4218台, 同比增长9.34%。个例:海尔集团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消费下, 2008年以来在农村市场电冰箱销售量同比增长约80%。王牌彩电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认同度和满意度极高, 农村市场的彩电用户保有量超过三千万台。

相比其他“家电下乡”试点, 及城市相关消费的缩量, 咸宁地区自“家电下乡”政策正式启动以来, 农村消费的刺激性增长为中标商家扩宽了销售市场, 为达到了短期国家政策目标献巨力。

2.2 宏观经济目标之中长期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2.2.1“家电下乡”前后咸宁市经济指标、经济现象比较

“家电下乡”的链式效应为咸宁政府增加近2亿的收入, 占整个GDP增量的2%, CPI物价指数的回调显示了咸宁市场日渐完善,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将成为“家电下乡”产品的后备购买力, 2009年商业网点的激增, 带动地方经济的同时, 方便了农民购买, 增强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和竞争活跃程度。分析上述数据, 可见咸宁“家电下乡”为咸宁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0年一季度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新增备案销售网点17家, 销售家电下乡产品41429台, 销售金额8366万元, 已补贴的家电下乡产品33211台, 兑付补贴金额876万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789%、999%、3373%、4091%。

2.2.2 农村新貌

“家电下乡”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 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2009-10年期间乡下平地而起了许多别致的小洋楼, 咸宁知名企业巨宁地板公司, “万人温泉”, 成为咸宁人的骄傲。加之下乡产品中标看重节能、环保,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落实节能减排, 利于农村环境卫生建设。

农村领域的开拓将成为投资, 消费的新的扩容领域, 这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出重大贡献。但同时必须看到农村市场的开拓是以农村的产能, 基建, 农民的收入水平为依托的。农村市场开拓的深度、广度最终还有赖于农村整个经济基础 (生产力、生产关系) 的现状。

2.3 政策导向:长久惠农

依据项目调研数据, 三地样本村中, 汀四桥镇的生活水平较高, 贺胜桥镇的农民收入较低, 高桥镇居中。三地对政策的“满意”远大于“不满意”, 较富裕的汀四桥镇居民收入多来源于非农收入, 其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比重高于其他两个村镇。由此可见, 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村民对下乡产品的需求, 购买家电的村民方能享受到政策的优惠, 其中满意者居多。

2.3.1 产品的品种

咸安区“家电下乡”产品功能种类及中标品牌丰富。网点销售记录显示:海尔、美的、格力、容声等大品牌销量大。采访农民表示:买家电更看重品牌和功能。

调研显示, 农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有所增强, 而且随着全国性品牌凭借其强大的营销网络及“家电下乡”的契机从城市向农村市场延伸, 其品牌集中度很有可能将进一步提高。

2.3.2 价位

大件商品的价位均在2000～3000元之间 (也有部分1000元以下商品, 一般中标商品都有高、中、低三个层次) , 补贴平均可节约300元左右, 相当于商场打8.5折。现根据调研数据与搜集数据形成价格比较表: (如表1)

上表为整理的部分“家电下乡”产品限价和武汉苏宁、国美淡季促销的类似产品价格比较, 比较发现部分打折新品的价格较限价有的低了很多。不过因为数据收集的有限性及对相关产品性功能了解的不全面性, 上表的比较数据可能存在一定不科学性,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农民消费者关于限价优惠的质疑。

“家电下乡”的部分产品为次新代产品, 而大型商贸对次新代产品的淡季打折力度远大于同种家电下乡产品固定的13%补贴优惠, 商家反而利用了“家电下乡”产品的知名度, 和固定的政策模式, 及农民购货渠道有限性的有利因素, 赚取了比城市场更丰厚的利润。换个角度说, 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民, 付出了比城市居民更高的代价才能得到同类甚至更低性价比的产品,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 农民的福利的减少效益要大于商家福利的增加效益, 那么整个社会的福利—即幸福指数其实是下降的, 同时伴随着结构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其副作用将以乘数的效应放大。简而言之, 固定补贴, 固定价格下的“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模式, 只增加了一部分商家的福利, 而大多数农民的福利在比较经济学的分析下未增反降, 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呈下降 (剥离消费-投资的乘数效应) 趋势。所以, 固定补贴, 固定价格下的“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模式是影响“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效果的一大绊脚石。

2.3.3 质量及售后服务

调研发现代销网点因同时经营下乡和普通家电, 厂家直销———如海尔、格力的直销店服务态度好, 产品的陈设安排合理, 并配有专门的送货、维修服务人员, 光顾的客户也很多。总体看来, 家电下乡产品自身质量是有保证的, 直销的售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广泛使用 (以产品为准) , 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民98%以上都认可。农民买家电, 相比价格更加注重产品质量 (问卷调查显示:80%选质量, 13%选价格, 7%其他, 售后服务是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2.3.4 产品销售模式

经调研及向相关部门的咨询, 咸宁“家电下乡”工程的产品销售渠道只有网点销售和厂家直销两种, 销售方式也多为购买—凭证补贴, 最近, 直补的方式在试点和完善中, 不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直补的不透明性太高, 可能存在虚假报账现象, 侵蚀农民利益。有关“以旧换新”方式“下乡”仍在构想中,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以旧换新是个好方式, 将启动另一部分需求, 但操作难度大。在农民需求的采访过程中, “以旧换新”的呼声很高。营销模式的单一化, 压抑了市场活力。

2.3.5 补贴手续

补贴手续问题在农民中反映不一, 经详细了解 (对财务部工作人员采访) , 补贴的流程安排是很合理、科学的, 但是基于销售网点录入系统的正确性、农民所持资料的齐全性为前提。部分农民反映的补贴手续繁琐为个别现象, 多由农民证件不齐或是对流程不了解所造成, 补贴系统本身并没有问题。成功补贴的消费者也表示, 补贴手续办理很快, 只用到最近的财务部登记, 几天就能领到补贴。由此可见, 补贴系统自身功能毋庸置疑, 但农民的文化水平及相关知识的缺乏无法与新系统的要求成功对接, 是导致补贴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村委和各级宣传部应跟好的做好宣传示范工作, 消除潜在消费者不必要的顾虑才是当务之急。

2.3.6 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的评价

咸宁人口的收入差距很大, 人均年收入小于5000元的占大多数, 这部分农民收入仅够日常开支。还有人反映:希望“以旧换新”能快些实施。价格、质量、品种上能更透明更灵活。而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消费者表示:政策让他们奔小康的生活有了捷径和更多的优惠, “家电下乡”有趣的成为了结婚的催化剂。

3 总结

“家电下乡”政策自2009年元月推行以来, 在咸宁地区取得巨大的成功, 其短期目标基本实现, 中长期目标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 但惠农及三农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农民生活水品的最终提高还要靠农村建设, 农业改革, 农民人才结构转型。“家电下乡”这个临时引擎能持续多少后劲, 其可持续性将成为政府投资逐步退出市场大背景下的重点关注问题。湖北咸宁“家电下乡工程”实施效果总体看来非常良好,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希望更多的热心人士结合我提供材料找到这些问题及解决措施, 让“家电下乡”在感性上火爆的同时更添理性的满意。

摘要：基于200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湖北咸宁“家电下乡工程”实施效果调查及对策探讨》的实验、调研数据, 结合政策目标, 依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定性定量分析、对比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 探讨湖北咸宁“家电下乡工程”实施效果。

关键词：“家电下乡”,政策效果,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王曙光.乡土重建——农村金融与农民合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1) .

实地调研总结 篇8

京津塘高速公路塘沽收费站实地调研报告

一、工作执行总结

为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收费公路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物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我小组于2011年10月7日对京津塘高速公路塘沽收费站进行了有计划的实地考察。现将工作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一）参与调查人员

宫帅 0913119（负责人）

彭震 0913111 王丹丽 0913124 杨志远 0913116 张迪 0913117

（二）调查时间

2011年10月7日 星期五 13:00——17:30

（三）地点

京津塘高速公路塘沽收费站

（四）调研对象

京津塘高速公路基本情况

（五）调研过程

在实地调研考察进行之前我小组首先就此次调研目的、具体方案及预计过程进行了讨论。参考上一次对津滨高速公路滨海收费站的实地调研，我们确立了可以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获得的信息，确立了实地调研要解决的问题。并吸取上次经验，提前向收费站管理处咨询得知2011年10月7日将会有领导值班，于是我们选定10月7日进行本次实地调研。

2011年10月7日13:00整，我组成员宫帅、彭震、王丹丽、杨志远、张迪从学校出发，按照预定路线于14:50到达津滨高速公路滨海收费站，开始对该枢纽的实地调研考察。组内分工与上次相同如下：

◎宫帅：总领全组，根据所研究课题的需要和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问题的设计，以及确定调查的人员（高速管理人员、司机）、分配各个组员的任务，整合组内人员对实地调研的问题及意见，并就实地调研和指导教师进行沟通，听取老师的意见；采访管理人员以及司机，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最终检查实地调研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并向指导教师反馈。

◎彭震：实地考察时负责实时的音频录制，并对最终录制的音频进行处理，突出重点问题，作为对手工记录的补充。辅助组长进行问题的设计，并且负责向被提问者发放一些小礼物。

◎王丹丽：采访时对所提问题的回答进行手工记录，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补充提出一些问题，最终整理问题的记录，并协助组长总结。另外还负责前期和所调查高速管理部门的沟通工作，并根据组员的课程安排以及天气情况确定考察的时间，通知组内成员。

◎杨志远：利用电子地图等工具确定所要考察的高速位置以及所调查收费口的数量，并安排乘车路线、承担引路工作，以及安排一天的行程时间表，午餐地点，对出行费用以及用餐费用进行预算，上报组长并通知组内成员。

◎张迪：负责携带相机，进行实地考察过程影像资料的拍摄，并最终对影像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另外观察实地考察地点的通行状况、收费情况、收费方式，以及记录收费的标准，并对沿途车辆、道路状况进行记录。

下午15:45，我们完成了具体实地调研，返回学校。之后，我组队考察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进行了整理与分析。

（六）调研路线

泰达学院→518→东大街→844→上北新新家园西门站→步行→京津高速塘沽收费站→步行→回程

注：①泰达学院到东大街有518和936路两条公交，其中936较为便宜但是时间较长、518刚好相反，我们选择了518路；②在上北新新家园站附近正在施工，路线上就的变化，我们最终是从一个人工鱼塘穿过去的；

（七）调研方案

1、调研目的

考察京津塘高速公路及塘沽收费站的基本情况，并为上一次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的实地考察弥补不足。

2、调研具体内容

◎京津塘高速公路的通行时间； ◎塘沽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

◎京津塘高速公路针对特殊情况（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的应急措施；

◎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收费费率； ◎通行货车的超载情况； ◎通行车辆的高低峰情况； ◎京津塘高速公路的路宽路况； ◎京津塘高速公路的限速；

◎高速内部的指示牌、标志牌等基础设施的设立；

（八）使用手段

前期通过讨论方式确立并设计调研考察方案。通过实地考察、纪录、拍摄等方式对京津塘高速公路加以考察。

（九）基本结论

1、京津塘高速公路是连接滨海新区与天津市、北京市的第一重要的交通枢纽，它对于滨海新区快速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2、作为天津、北京方向的第一高速，它提供了各种车辆在津滨两地之间流动的纯净高速通道，是对滨海新区发展的人员支持的重要流动大通道；

3、出入口设置较多，但是相对于那里大量的车流似乎还是不够用的，在高峰期就会有很多的车辆在闸道上排起长龙；

4、京津塘高速公路承担了滨海新区大部分的货运压力，是滨海新区货运第一大通道；

二、调研实录：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收费站附近小路上停靠的货车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艰辛的路上风起尘舞

绕路途中的鱼塘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泰达大街上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前往收费站途中

还有500米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收费站前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新区的标志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收费闸道前等待车辆排起的长龙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在车的长龙中捕捉收费站的轮廓

收费工作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收费站的另一侧

塘沽收费站管理处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采访

高速费率公告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河北路立交桥

三、后记

（一）关于京津塘高速公路

京津塘高速公路是中国七五至八五期间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也是第一条经国务院批准并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按国际项目管 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理模式组织建设的跨省、市高速公路。早在1972年至1977年，建设项目由交通部调研规划，1982年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上报国家计委立项，1984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实施，1985年完成施工图设计，1987年12月开工运营。

京津塘高速公路

京津塘高速公路历经科研、勘测、设计单位10余年的技术准备精心设计，先后6次进行大规模现场勘察，并完成大量科学实验和专题研究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完成12项关键技术和理论成果，包括高速公路项目管理技术、勘察设计技术、工程实施技术和工程监理技术等。项目建设按国际竞争招报，实行施工监理制度，严格遵守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法制定的合同条款进行组织、施工和管理。全部工程于1995年8月4日通过国家验收，国家验收委员会认定工程总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和当代国际先进水平。京津塘高速公路1993年交通部授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十大工程公路；1994年被建设部评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中国最佳的工程而且特奖；1995年被较部评为公路优质工程一等奖；1996年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和交通部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京津塘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显著改善了京津塘地区的道路交通条件，构筑了区域快速交通通道路。为加强京、津、冀发展经济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地区经济总体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重要的物质条件，对京、津、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形成了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布局的新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带。

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探索和实践，为过程高速公路勘察设计理念和方法以及标准规范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的新起点，标志着中国公路建设已进入现代化的新时期。建设过程中研究制定的标准和总结积累的经验，对中国内其它高速公路建设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创新示范和技术指导作用。BX9-112收费公路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二）京津塘高速公路与津滨高速公路的几项对比

1、京津塘高速是以“早9晚5”为基础的“三班倒”，而津滨高速的基础是“早8晚4”；

2、京津塘高速货车要进行称重，秤在出口处，主要运输土豆、黄瓜、西红柿等农副产品以及梨、苹果等水果，津滨高速是禁止货车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