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述职汇报(共8篇)
推动更好更快发展
长沙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长沙市坚持用法治的思维方式、法治的制度体系和法治的创新措施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类事务,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以政府法制监督为重要抓手,全面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依法行政工作对全市经济发展的保障力和推动力明显增强,荣获第二届“中国法治政府提名奖”。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浓厚法治政府建设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尚法保障 践行“尚法、务实、创新”的长沙政府法制精神,坚持用法治的思维方式来引领法治政府建设。一是主要领导表率作用进一步发挥。市长坚持“以案说法”,《政府工作报告》专题阐述“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决策有据、行政依法,确保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体现民主的力量,每一个行政行为都闪耀法制的光辉”。每年召开一次全市依法行政大会。自2013年开始,长沙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已形成制度。第5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法律法规有关地方规章设定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第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邀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杨翔主讲《法治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与司法审查》问题。市政府领导、各区 县(市)领导、市直各有关部门领导都参加了集中学习。通过加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工作,领导干部法律思维与法治意识显著增强。二是法制机构核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坚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加强政府法制机构、队伍建设。作为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市政府法制办由部门管理机构升格为政府工作部门,增加行政编制8个、事业编制3个。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自身建设、服务能力和水平均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政府行政决策和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行政机关执法效能进一步优化。推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案例指导,不断扩展依法行政考核的范围。开展行政执法培训,建立个人学法档案,提升了政府法制工作人员队伍素质,提高了市直部门、区县(市)政府法制整体工作水平,真正把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规范执法、尽职服务。
二、构建法治政府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完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保障法治政府建设。一是构建“一决定一纲要一规定”制度体系。颁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决定》,形成符合长沙实际、体现长沙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行动纲领。《长沙市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实施纲要》纳入综治考核,明确“建立切合长沙实际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基本目标和推进“十个法治化”的主要任务,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率先出台全国首部规范政府法制工作的地方政府规章《长沙市政府法制工作规定》。发 布《长沙市政府法制建设报告》,建立政府法制建设“白皮书”制度。二是提高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制定质量。大力推进政府科学立法,对于长沙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目前缺失的制度规定,及时向市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尽快完善长沙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2013年列入长沙市立法计划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立法项目共有13件、规章立法计划的项目共有11件。《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长沙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立法项目和《长沙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长沙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市政府规章组织制定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继续深入开展立法听证工作,大力推进立法公众参与。2013年9月12日召开了《长沙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立法听证会,邀请来自全市的市(居)民代表、电梯企业代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律师代表、媒体代表、街道代表等10位社会各界人士作为陈述人,围绕电梯使用管理者的确定、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管理要求、电梯安全监控要求等主要问题分别阐述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辩论,3名旁听人代表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立法听证陈述人的遴选充分体现了广泛性,并且创新采取由新闻媒体全程参与陈述人遴选工作的方式,使外界不再质疑陈述人的遴选程序。参会的陈述人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也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立法听证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做好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工作。进行政府或政府办文件审查149件次;向法定监督机关报备规章、规范性文件61件,报备率、及时率和规范率均为100%;同时接受区、县(市)人民政府报备122件,全部予以备案,并按要求及时在网上公布已备案规范性文件目录。创新性开展部门规范性文件“三统一”信息公示工作,在政府门户网站统一公布。加大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力度,凡是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阻碍长沙发展的各类文件,按程序予以废止或修改。
三、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为经济发展提供和谐保障 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全面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一是积极受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431件,受理349件,旧存13件,审结316件,所有案件均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结案率87.29%;其中,维持27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87.03%;撤销及确认违法6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9%;驳回申请2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63%;经调解申请人撤回及其他方式结案的申请32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0.13%。二是加强行政复议应诉配套制度建设。制定了《行政复议立案审查规则》,建立完善了申请材料提交、送达地址确认等程序,为后期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和有效送达提供了有力保障。出台了《长沙市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对行政复议听证范围、听证程序、听证结果的使用作出了明确规范,有力地保障了当事人参与行政复议的权利,增强了行政复议的透明度,提高了行政复议案件的审查质量。三是加大行政复议案件全过程、全方位的协调与调解力度。加大行政复议案件全过程、全方位的协调与调解力度,多个主体、多种渠道联动调解,抓住立案前、审理中、决定后的各个环节,通过召开案件协调会、法律释明、说服教育等方式,引导当事人换位 思考,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充分发挥协调和调解在化解行政纠纷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共协调、调解处理行政复议案件30余起,大大提高了复议工作的效率,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建立行政司法互动机制,召开行政司法互动会议22次,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避免了行政争议,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加强依法行政执法监督,为经济发展提供秩序保障 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把执法职责和执法要求层层分解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和每一名行政执法人员。一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市人民政府向56个行政执法责任单位下达了行政执法责任书,建立规范有力的行政执法责任体系。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送征求意见函,征求社会各界对市直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市直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情况进行公开评议,净化、优化全市行政执法环境。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发证”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等制度,全市行政执法队伍管理进一步加强,聘用临时人员执法、无证执法、执法违法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开展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培训,2013年市政府法制办组织培训班4期,共培训市直单位和五区政府行政执法人员499人;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培训班3期,共培训行政执法人员129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二是完善修订行政裁量权基准。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的通知》,督促各执法单位及时修订完善裁量权基准,确保裁量权基准的依法适用,并将裁量权基准的规范适用作为行政处罚案卷评查的一项重要指标。三是首开依法行政讲评先河。召开依法行政讲评会,对区县(市)和市直部门的20个规范性文件和10个行政执法案例采用PPT讲解方式进行深入、直观的剖析和点评,首开全省依法行政讲评先河,成为我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一次全新实践。
五、推进法治政府工作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坚持用创新的法治手段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先后四次参与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立法修订,参加最高院组织的杭州“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等高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一是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机制。不断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重点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规划、计划、重大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事项进行规范,充分发挥政府决策参谋机构、研究咨询机构和专家论证评估的作用,重视做好调研、论证、咨询、听证工作,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2010年,首次组织《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立法听证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2次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其中《长沙市全民健身办法》、《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听证会引入网络直播方式。建立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政府法制部门就长沙水业集团重组上市、长沙新广电中心建设等重点工程的建设提出了专业的法律意见。二是开 展政府合同审查管理。率先成立政府合同审查管理处,制定政府合同审查管理办法,审查合同216份,涉及合同金额2000多亿元,有效防范了政府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风险。2013年,市政府法制办完成政府合同审查(含文件)74件,审查金额达1000多亿元,出具法律意见57份,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基本得到认同与采纳,参加政府及部门各类涉法事务性会议40多次,确保了政府合同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共审查科技计划项目等多种类型的政府合同示范文本34个。参加政府及部门各类涉法事务性会议40多次,积极参与省、市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的推进落实工作,完成了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城开发建设、“智慧长沙”等众多项目的合同审查工作。三是顺利推进简政放权工作。通过部门公告、单位网站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承接省委、省政府下放的45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事项的办理机构、办理条件、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具体内容。属于审批事项和年检事项的,全面及时地纳入到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中进行受理、办理。按照政府、社会、企业“三位一体”的要求,通过给区县(市)、中介组织、企业放权,包括市本级行政许可事项,市本级非行政许可事项,市本级年检事项,市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和市级行政事业型收费事项,涉及的放权单位包括市直各部门和垂直管理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放权作用。四是成功开通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全市非紧急报警类政务服务热线电话,建立12345市民服务热线社会求助平台,建成涵盖广泛的平台网络,将市级所有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及部分公共企事业单位、区县(市)政府共108个单位网络平台全部纳入,形成了市、区县(市)、乡镇(街道)、社区(村)的四级工作网 络。建成了规范的呼叫中心,共设45个坐席,24小时接听市民来电,已于12月26日正式运行。
近年来,长沙市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多次受到中央政法委、国务院法制办、省政府法制办、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的肯定和推介。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市法治政府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依法行政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措施还需进一步强化,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路更清、要求更明,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加快,人民群众对法制工作的要求更高,我们将加强学习领会,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力争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法治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和保障,改革也要在法治的大背景下来推进。新形势下,政府及其部门履职,必须树立“抓法治建设就是抓发展环境”的理念,着力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崇尚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守法、行政依法的引领、推动作用。公务员要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纪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规范履职行为,身体力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二是完善重大决策规则。坚持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决策必经程序。推进行政决策听证机制,丰富听证组织形式,尽量拓展听证参与面上,建立听证代表名录,保证听证会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增强听证会过程和结 果的公开性与公正性,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有效避免发生“有人决策、无人负责”现象。实行重大行政决策评估制度。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多渠道收集、掌握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对决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三是增强法制系统活力。进一步发挥政府法制机构法制人才培养高地的作用,畅通法制人才的输出、交流渠道。加强对基层政府法制机构、人员的指导,切实发挥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
四是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评议机制、强化行政执法考核机制、推行行政执法责任机制。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真正实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整合纪委、审计、人事和政府法制办的行政执法监督力量,加强重点民生领域执法的监督力度,强化监督结果的运用。
为此,长沙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六个走在前列”的要求,不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为率先建成“三市”、强力实施“三倍”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依法行政也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84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 依法办事”。
1993年,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 严格依法办事”, 确立了依法行政原则。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自此依法行政准则基本确立。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政府是法治政府。
1999年, 《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原则, 赋予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 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加速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1999年底,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法治的关键在于治权, 而治权的重点则在于行政权的控制, 鉴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中的关键地位, 出台了《决定》, 试图推动国务院自身及其治下的所有行政机关的法治建设。此后,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开始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行政执法, 强化执法监督, 依法行政的能力有所提高。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同时明确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做到“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要“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推进依法行政”。
2004年3月, 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是具有行政法制建设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 它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 对改善行政管理、推进法制革新、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要求,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即到2014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但《实施纲要》只是在体制、机制、法制和领导干部观念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表述, 而至于法治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符合哪些指标体系才是法治政府, 并未细化。
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 明确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 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2006年5月17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银行在京联合主办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要“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
2006年9月4日, 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府建设, 推进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提高行政效能, 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贯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推进依法行政”;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2008年1月15日, 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截至2006年底的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 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 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2008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指出,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 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紧迫任务。规定了改革行政执法体制,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内容。
2010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 配合《实施纲要》出台的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意见,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再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这份意见从配合《纲要》入手, 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作法, 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发生, 要求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侵权要赔偿”, 以此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众利益, 充分体现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就是“治官”和“治权”。
2012年12月4日,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提出, 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他指出, 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根基在于广大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树立法治思维, 就必须信仰宪法和法律、相信法律,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2012年,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如果没有一个法治政府, 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说, 法治政府建设也是小康社会建成的保障。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内容、一项新要求提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不仅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的速度将要加快, 且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心将从“规范执法”行为转向“规范决策”行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框架下, 超出了国务院在2004年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的立足点, 法治政府建设的地位和政治依据也发生了变化。自此之后, 法治政府建设成为党的号召, 成为治国理政的目标, 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它已经是全党、全国都要做的事情, 而不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情。”
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这四个方面的能力;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继续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输入了一些精神和原则层面的内容, 如公平、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 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价值取向更加清晰。
2013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批示中, 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的主体, 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重申。习近平还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意思是说, 在国家层面上, 通过依法治国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执政党层面上,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依照宪法执政, 介入或影响国家政权, 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依法行政, 到2020年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所以要把依法行政放在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来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这是运用全局思维、战略思维, 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关系以及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一次新的解读。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法治中国”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并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工作方向。它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 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升级版和综合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 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则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和改革内容。
综上,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从“和尚打伞, 无法 (发) 无天……宪法有什么用, 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 (毛泽东语) , 到现在的依法治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老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16字方针到十八大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 再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三位一体;从“2014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新目标;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中国建设;从法治政府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中国用6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别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用30多年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而且基本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关键词:行政程序;公开;公正;参与;效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这其中专门提到了要完善执法程序。执法程序作为行政程序的一种,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探讨行政程序的建设和完善。
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由于行政行为性质上和形式上的多样性,导致了行政程序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在这些性质、形态各异的行政行为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行政程序,这不仅为理论所确认,而且也为很多国家所制定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所证明。当然,除了普遍适用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而外,各行政行为因其所具有的特性也会要求有特别的程序,如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指导程序、行政合同程序、行政规划程序等。
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只有个别的单行法规定了基本原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但这些原则要么是仅仅针对某一类行政行为适用的原则而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仅仅是适用对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而不适用行政行为本身,因此都不能涵盖整个行政程序。2008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首次以法的形式全面规定了行政程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1]为我国以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规定基本原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笔者认为,虽然具体的行政程序制度目前无法统一,但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基本原则。
一、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以外,应当将行政行为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及其他可能影响相对人和公众权益的事项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開。公开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和产物。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行政过程也越来越复杂,行政机关权力一旦运用不当,对公众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也会更大。因此,为了防止行政权的独断和滥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性。要监督,首先得知道行政机关有哪些行政行为,这样公开原则就应运而生。我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神秘行政思维作祟,实践中更多的是采取“愚民以治民”,相对人完全是行政管理的客体。只是随着行政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我们才认识到了行政公开对于规范行使行政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公民参与行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该原则逐步被立法所吸纳。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都规定了公开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则是对以往行政公开规定的系统立法和具体化。虽然该条例的位阶还不够高,内容也不够全面和彻底,但是其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行政机关公开相应的信息,相对人才能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这样才能参与到行政活动中,才能平等的实现知情权,因此这既是参与原则的前提,也是实现行政公正的基础。当然,更是实现公众监督行政权力行使的的前提,因为这样才能有具体的监督目标和对象。
公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行政行为的依据公开。这里,“依据”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行为据以实施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法规范;二是各类政策和行政规定。法规范的公开在我国应该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主要是各类政策和行政规定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从实践中看,国家政策和省一级的政策,由于其级别相对较高,因此透明度也很高。但是省级以下的各级各类政策和行政规定,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其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尤其是政府常常制定一些内部的红头文件供内部掌握使用,但这些文件却能对外发生效力,成为实施外部行政行为的依据。相对人想知道这些文件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而要求查询,却经常遭到行政机关的拒绝,相对人不服该行政行为也是在情理之中。虽然我国从2001年加入了WTO,我国政府承诺遵循世贸组织的各项原则、制度中就包括“透明度原则”[2],各级行政机关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们也看到存在的问题确实也还是很多。正因为如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就表明了政府公开透明的决心。
另外,“公开”也有两层含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首先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政策的行为要公开。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之前,应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允许相对人提出异议,必要时还应举行有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行政机关应当对相关问题的背景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回答相对人的疑问;其次,公开的另一层含义是公布,即行政法规、规章一律在政府公报或其他公开刊物上公布,政策也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公布,除非是依法应予保密的内容。至于行政规定,制定主体也应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通过适当的形式予以公布。除了传统的媒体外,从目前电子政务的发展来看,政府网站是一个很好的公布平台。
2.行政行为的过程公开。行政机关要将行政决定的形成过程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这样使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每一步骤都为相对人和社会知悉,这样有利于行政机关审慎行事,自觉接受监督,也使行政机关作出最后的决定能够更好的为相对人所接受。在这其中,行政听证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3.行政行为的结果公开。行政机关作出了对相对人的权益有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及时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以法定形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这样相对人如果不服该行政行为就可以及时的行使其行政救济权。如有必要,还可以将具体行政行为向社会公开。当然,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都是涉及到公共利益或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通过正当的程序安排,使行政机关能够平等的对待相对人,排除各种可能的偏见因素,从而公平、合理的做出行政行为。它要求行政机关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不因相对人的身份、财产、性别、民族等不同而差别对待。当然,“公正”本身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各人的立场、视角不同,对公正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正所谓“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如此,整个社会还是有基本的公正观的,正如对人权的认识虽然也有多种,但还是存在“作为最低限度普遍道德权利的人权”[3],公正也是一样,也存在着能被普遍接受的“公正”。行政公正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是一个界定完好的概念,它包含公正程序的两项根本规则: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做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的听取。在法院和法定裁判所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得到遵守。但它们是如此的普遍,如此之“自然”,以至于不限于司法权。它们同样适用于行政权。[4]根据这两项规则,要求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参与该行为的行政公务人员如果与该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被认为有偏见或成见,那么他就应该回避。否则该行政行为无效;同时,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行政机关应该为其提供其申辩并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否则该行政行为也无效。该原则有以下功能和作用:
1.培育相对人的守法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指公民对法律的认同与尊重,并自觉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不是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而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对公民的法律意识并形成法律信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权力经常违反法律的社会中,公民绝对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进而自觉守法,只会投机守法。因此,要公民遵守法律的惟一力量就是國家暴力和高压。但这种暴力和高压既与现代法治潮流相悖,也不利于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因此,只有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公正的行使,才对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培植公民的守法意识和对法律的信仰。因此,为了让一项行政行为具有正当性并为不同的人和团体所接受,我们不能强制通过一种标准,这样只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和麻烦,而可以通过程序的设置(行政回避、审裁分离、单方接触禁止、行政救济等制度)使行政行为为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和团体接受,即通过程序正当达到实体正义。
2.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获得相对人的认同和配合,仅仅依靠权力所构建的权威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真正的权威来自其公正的行使权力而产生的公信力。如果一个政府不公正的行使了权力,或者行使权力总是被社会、公众质疑,又或者其不公正地行使权力的事实为大众所知,那么政府又如何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它的权威又如何能得到树立!因此,政府公正的行使权力,首先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其次,即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确实有错误、违法(而这基本上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民众对政府改正错误也就有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而不是动辄就质疑政府的任何行为,这在我国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训。[5]因此,只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正当性,符合公正的要求,该结果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政府处事公正,民众才会从内心接受行政行为的结果,这在我国现阶段有着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
三、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法上的参与原则实际上是参与民主的体现。参与民主理论的提出是对当代代议制民主理论的补充和修正。[6]虽然约翰·密尔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民主制政府,[7]况且民主本身就包含了参与的因素。但是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民主政治和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渐渐滑向一种隐蔽化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统治,并出现了政治冷漠症,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威胁与侵蚀。此时参与民主理论应运而生。体现在行政法上,参与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使自己的意见受到行政机关应有的重视;行政机关也应该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各种条件和机会实现这些程序权益。各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都开始重视公民参与,相关的行政程序法也有诸多体现。
参与原则主要是使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活动中的被动的、附属性的“客体”,而是真正的成为积极主动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一方,也是公民参政权和人格尊严权在行政程序中的具体化。相对人通过参与到行政活动中,不仅可实现自己的宪法权利,而且对行政机关作出理性的决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行政程序中的各种行为方式、步骤、时限、顺序的设置必须有助于确保基本的行政效率,并在不损害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行政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程序设置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一味的强调权益保障而忽视效率,最终对相对人的保护也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而在我国由于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一向注重效率,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致使虽然表面上案件处理得很有效率,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并不能得到当事人主动的接受,执行行政行为受到各种形式的拖延和抵制,且动辄提起各种救济措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消解了之前的所谓“效率”。因此,行政程序应当在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的提高效率。
注释:
[1]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8条之规定.
[2]透明度是世贸组织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世贸组织的文本中涉及透明度的条文很多,主要的如GATT第3条、10条,TRIPs第63条等.
[3][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以下.
[4][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5]纵观这几年的一些公共事件,政府针对媒体曝光行为的任何解释和说明,民众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而后的事实确实也证明了这种不相信所具有的先见性和合理性。长此以往,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消耗殆尽,当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政府如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势必距离公众越来越远。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进一步会演化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
[6]卡罗尔·佩特曼认为,当代民主理论不再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无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少数精英的参与才是关键的,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不参与,被看做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屏障。参见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8页.
2022年以来,某乡镇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扎实落实区委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矛调中心”为抓手,创新思路、凝聚资源、完善体系,进一步筑牢法治政府建设根基。
一、以组织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一是坚持强化组织领导。
乡镇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将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摆在重要位置,成立由乡镇党工委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健全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积极推进党务政务公开,使依法行政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及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调整领导小组,做到人员变动、组织不乱、工作不断。同时,积极推进北郊矛调中心建设,将司法、信访、调解等功能打包集成,接入矛调中心大数据平台,简单事下指令即刻办,疑难事牵头会商,形成收、派、办、督的办事闭环,让百姓遇到每个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进一步完善“片区下沉式”的执法体系,不断提高集成执法精度、执法效率。另外,将法治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和干部考核,并落实工作经费,保障工作有效有序开展。二是明确具体工作方案。
以《2022年宁波市江北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区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相关工作要求,加强信息化在行政执法和监督方面的应用,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强化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不断提高行政应诉能力和水平。三是坚持健全法治网络。
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的工作局面。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分工包干到社区,指导负责分工连片社区的依法行政及法治建设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强化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的层级工作体系,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2022年上报省级民主法治社区创建1个(朱家社区),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2个(河西村、万润社区)。二、以高效运行为目标,凝心聚力打造法治政府
一是落实合法性审查。
下发《某乡镇关于做好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统一规范了部门间的流转职责、办理要求、办理时限,以及审查规范等具体要求,实现了合法性审查工作闭环式管理。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合法性审查中的重要作用,乡镇聘请多位知名律师作为乡镇法律顾问,对于重大疑难的执法决定,充分听取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积极探索“两所融合”的工作模式,建立双重保障,即“律师事务所(和义观达)+司法所(某司法所)”联审联查、有机融合。本,在地铁3号线拆迁、压赛堰拆违、东昌路整治等重大敏感事件中,全部按规定程序开展相关行动,未发生因政策举措违规、领导班子决策违法,或者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引起非正常上访的相关事件。二是深化政务公开。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效促进管理服务的法治化、规范化及透明化。为了配合居民顺利拆迁,在拆迁区域增设了律师咨询点,选派具有专业特长和丰富经验的优秀律师通过集中咨询、个别访谈、上门约谈等形式,帮助居民、企业解法律难题。三是提高行政能力。
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强化建设法治政府第一责任人责任,把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作为年终述职重要内容,由一级推动一级,一级带领一级,共同推动乡镇整体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在区司法局、区城市管理局的支持和帮助下,2022年5月27日,全省首个社区矫正对象融入城管义工项目在某乡镇正式启动,该项目是我区多部门合力搭建矫正公益劳动多样化平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的一个全新探索,被市、省及司法部等多家媒体部门宣传报道,累计开展相关义工活动12次。三、以多管齐下为手段,坚持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一是广泛宣传,强化依法行政观念。
以“法治浙江”创建为契机,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宣传工作,全面强化依法行政观念。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采取线上+线下、多渠道+全覆盖的方式,进行开展12340满意度调查、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宣传。开展在微信等线上普法活动20余次,转发各类疫情防控信息上千条,线下组织宣传活动3次,组团服务、走访辖区30余家企业,发放各类疫情宣传手册6000余份,悬挂疫情宣传横幅100余条,为辖区疫情防控创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创新建立我市首个建筑劳务行业普法工作室,进一步整合园区资源,融入了专业法律顾问团队(港湾所),建筑行业普法宣传志愿者团队等,逐步打造成集矛盾化解、法律服务、普法宣传等于一体的集约型法治服务平台,将司法行政职能进一步向企业延伸,圆满完成“七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二是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群众法律素质。
在疫情防控、复工复查、文明城市创建等大战大考中,积极开展干部学法、用法、普法活动,全面夯实法治基础。2022年组织干部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参加法律知识考试。引导联村联社联企领导、联村(社区)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进村(社区)入户宣传200余户,发放文明城市、法治建设等各宣传资料1500余份。要建设法治社会,一定要从建立法治政府开始。法治是建立现代化服务型,阳光型政府的先要。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对政府来说,不可以逾越法治政府的行为边界,不可以触碰法治高压线。但当下仍然存在政府执法行为失范、执法牟利、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以及不作为等现象,这些与建设法治中国理念格格不入。所以现代政府只有敬畏法律,时时刻刻以法律为准绳,才能真正实现用法治理念来建立现代政府,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执政为民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动力。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为的是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作为公职类人员,我们要时时刻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把人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里最高点,坚持执政为民,法治为民。真正用暖心之举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群众满意的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提升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真正将行政机关打造成为民服务的重要窗口。
提升法治意识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基石。正确的意识决定前进的方向,提升法制意识才能更好的坚持建设法治中国的信念。“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作为各级行政机关的广大公务员理一定要遵守“规矩”,做好法制政府建立的表率。要领会习总书记及党中央重要的法治中国精神和指示,时刻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也要引导公务员们从思想入手,提升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的意识,主动掌握法律法规精髓,自觉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思想意识。
推进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政府的保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水,行政机关是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前进离不开人民的维护和支持,所以自当服务于民,不辜负人民群众对于党和中央的信任。敬畏民意,要从依法行政开始,一针一毫不差民之情,不违民之义。不能让执政为民之事,成为“危”民之事,行政机关不执政为民,就会动摇百姓的拥护党之心,破坏干群关系和血肉联系,也会让广大群众因此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依赖。行政机关只有做到依法行政,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让广大群众看到政府的“法治名片”,才能保证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建设。
主讲人肖永凤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问题。我会充分利用好这一机会,就一些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我压力挺大,不一定能讲好,当然也不一定讲不好,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让你睡不着觉。但从法律上讲,我讲课是义务,是完成我的本职工作,无论如何我都要讲,而听课则是你的权利,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你有听的权利,也有不听的权利,当你不愿听的时候,也可以去找找周公。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如果你睡着了,请你不要发出呼噜声,侵犯其它人的权利。下面书归正传,谈谈今天的的主题。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话题。建设法治政府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依法治国中的重要环节。所以,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之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2010年8月27日,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全面总结《纲要》实施以来的工作,分析依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做了重要部署。我们今天就结合这次会议,谈下面四个问题。
一、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就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了阐述。
(一)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在总结了建国后我们国家发展的成败得失,我们党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我们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1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从那时起,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的争议也没有停止过。北大教授解万英,在十四大召开的第二天,在《求是》杂志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将胜利”八个大字后纵身一跃,成了计划经济的殉道者。而在2008年的时候,对市场经济的贬斥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因为人们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上半年的时候,虽然我们遭受了天灾,但在大灾面前,我们团结一心,度过了非常时期,为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圣会。但下半年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失望,那就是“三聚氰氨”事件,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中突出的一个。早晨,买2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氨奶,吃完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加1碗石蜡翻新陈米饭。下班,吃避孕药鱼,尿素豆芽,石膏豆腐,回到天价房里,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用一会盗版XP的电脑,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生活怎么这样,还是喝农药自杀吧„„唉,上哪儿能买到能药死人的农药啊?
人们开始寻找答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市场经济进行认真的反思。反思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优缺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之一,它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它的缺陷也是与生俱来的,便是它的自主性,必须通过规则来规范。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句话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但政府依法加强对市场监管是其中应有之义。近几年来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许多问题都是在媒体发现之后相关部门才跟上,能够凸显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职责过程中的缺位和越位,这种缺位和越位违背了法治政府的原则。因此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必须依法办事。
(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
当前,政府应依法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各项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条件,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群体性事件深层次原因是政府的违法行为和公信力丧失)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这是保障公民各方面权益的基本要求,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举措
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不仅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一)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
首先要搞清楚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其权力的行使应受到制约。法治政府是一个限制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政府,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不能任意行使,更不能超越职权行使。行使职权不能太随意,应有法律的边界。随意的市长
但权力的有限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应该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因为政府的公权力不可放弃和让渡,如果政府无所作为的话,就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不到位,而这种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不到位在法律上就是失职,同样会损害信赖相对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法治政府是透明政府。
阳关是最好的防腐剂,电光是最好的警察,因此,只有政府主动将自己的信息公开了,才能保证行政权力的纯洁性和透明性,才能建设一个廉洁的政府。不能搞神秘政治。中国人有搞神秘政治的传统,论语中讲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一直推行这种愚民统治.建国后传统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害怕信息公开,害怕老百姓知情,并以种种理由封锁信息,甚至搞暗箱操作。甚至在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之后,许多政府部门仍没有按照要求公开。申请公开各部副部长的分工职责遭拒,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李燕9日向市一中院递交了三份起诉书,对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提起行政诉讼。政府及职能部门应当将公开透明作为常态,不
公开作为特例,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瓶颈,一遇突发事件,由于缺乏透明度,公众就会质疑你的公信力,你越是不敢讲,不愿讲,就等于拱手把椅子让给别人坐,麦克风让别人说,形成一个怪圈:事发——隐瞒——瞒不住——流言四起——被迫公布真相,然后再有事发还重蹈覆辙,这种教训不少。有一个奥尔伯特原理,列出一个公式:谣言等于事情的重要性乘以掌握信息者的暧昧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消息,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谣言就越盛行。就像日本发生地震,我们有的地方抢购食用盐,后来有关方面出面辟谣才很快平息。“你说、他说、我也说,人人手中有微博”,大家都可以有麦克风了,人人都可以做编辑了,而且我们编辑还是自我审稿,大家都有了言论的很大自由权。互联网成了一个个人编发、公众阅听、大众交流的巨型舆论广场。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反应,近年话语权,做好引导,非常重要。我们也有经验和教训,非典的时候,开始隐瞒,造成了重大损失,带来了恐慌。而汶川地震,及时公开,从各个角度全方位介入,形成了那样好的一种局面。
(三)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
法治政府还应该是一个诚信政府,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决策和承诺负责,应该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因领导人的更替而随意改变政策,如果政府因自己的政策变更而给相关公民的利益带来损害,政府就应该主动、积极地予以补偿。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近几年来,中国面临着愈演愈烈的诚信危机,整个社会信用体体系接近崩溃的边缘。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我们有诚信的传统,我们的主流文化中也一直提倡诚信,三字经中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论语》中三省吾身也有诚信的内容,就连石猴成为美猴王也与诚信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体系建设尤其重要。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既是信用体系的科学规划和制定者,也是确保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践行者和监管者,其表率作用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出要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
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历史上的“南门立木”和“肖纪起兵”。
(四)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应对自身行为负责。
三、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和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一)合法行政。其具体表现是:(1)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2)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3)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追究。(案例:我的名字谁作主——赵C案解读)
(二)合理行政。其基本要求是:一是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合理;二是行政行为的程序要合理。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裁量时,其程序也应做到公正。(案例:威远事件)
(三)程序正当。行政程序在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违法行政、促进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否是衡量依法行政的重要尺度之一。(案例:电梯实验)
(四)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诚实守信。问题:邓婕承担责任的原因?(三鹿案)
(六)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四、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重点
(一)加强政府立法和制度建设。
(二)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三)严格依法办事。
(四)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推进反腐倡廉, 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保证国家公共权力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在具体操作执行中也遇到了不少阻碍, 因此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如何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贪污腐败之风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助力我国反腐倡廉的建设。
一、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从立法的角度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不足
从立法角度来看,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 仅仅只是作为一部行政法规规范政府信息的公开而已。相对于法律的效力而言, 行政法规的层次不高、制约性较弱, 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价值目标还是存在很大差距。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较为完备的美国, 其《信息自由法》法律效力相对较高, 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政府信息的公开通常都要在政府机关的引导下进行, 具有非常浓厚的政策性, 缺乏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意性。有时候政府的一个文件就可以影响到政府信息的公开, 这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受到了一些人为干扰因素, 政府信息的公开便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此外, 官员个人主要信息特别是财产事宜并没有列入公开的信息范围之内, 这一点至今仍然存有遗憾。一名三峡大学的大二学生曾经向陕西财政厅和安监局分别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希望申请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2011年年度工资, 因此前杨达才曾在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面露微笑, 手上还戴着价值不菲的名表, 这一度引发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质疑, 在网络上被戏谑为“表叔”。但是陕西省财政厅最后的回复中以“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理由拒绝了刘艳峰的申请, 引起网络上一片哗然。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1995年我国《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在党内施行, 用以规范党内干部行为。但这只是一项党内规定, 很难有效起到监督政府官员的作用。至今为止,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仍未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从而使得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大大增加。
综合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经验来看, 官员财产的申报和公开是监督贪污腐败的最好形式, 也是扼制腐败发展的杀手锏。如果将财产申报纳入政府信息公开体制中, 对外公开官员申报的财产, 使官员能够接收社会各界的监督, 一旦有干部出现正当收入与实际消费存在不相称的情况况, 相关部门就可以迅速介入调查, 这可以将不少腐败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 更可以有效挽救失足官员, 使其重回正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比较广, 由于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 中国至今仍无明确的法律对此做出规定, 只局限于党内纪律层面, 却未上升至立法层面。
2.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然具有较浓的政策性, 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在执行上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我国政府官员阶层, 官员的官本位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这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经常存在对立关系, 信息公开不积极, 经常出现政府官员东搪西塞的, 忽悠群众。
公开程序不健全, 权力寻租空间大。在具体实践中,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习惯用“秘密”作为挡箭牌, 阻挡社会公众获取知情权。而这些所谓的什么“秘密”却往往是群众最需要了解也最想要知道的信息, 这无疑在公民合法获取信息权上架设了一道无形的墙, 这便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到最后却变成了“缩水公开”和“假公开”。这种“玻璃门”、“弹簧门”在政府机关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民众只能望而却步, 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也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断被弱化。
监督机制不完善, 很难有效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有调查结果显示, 和2011年的数据相比相比, 2012国务院部门中依申请公开的数量有所下降。各种数据的信息透明度不高, 公开不及时是一个普遍现象。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中, 没有一家按照本级政府、下级政府、所属部门三类信息详细提供收到申请的数量。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如果不受监督制约的话, 那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形同虚设,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3.从司法的角度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不足
目前我国对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遭拒尚无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 相比较比较美国《信息自由法》而言, 其中规定当申请人在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遭到拒绝时, 他们可以通过“行政救济程序”或“司法救济途径”渠道获取相应的救济。而在国内, 民众在申请公开信息遭到拒绝后, 只能吃哑巴亏, 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没有一条清晰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问题, 被拒绝公开的信息只能永远不得知了。这也显示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不完善, 只能将政府信息公开变成一副花架子, 摆着是好看, 可是却不实用。
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对策与建议
1.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立法
(1) 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仅有一部总共三十八条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信息公开需要有一整套非常完整且可行的法律体系。尽快起草和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促进依法行政以及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从立法价值取向来看, 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有利于保障公民获悉政府信息的平等权;有利于推行阳光政务, 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理顺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2) 修改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各部法律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共同协调着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我国《行政诉讼法》和《保密法》中, 有的内容和政府信息公开是相互冲突的, 有的则规定的过于模糊, 没有明确的界定。各部法律法规如果不互相配合、互相完善, 难免会出现“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现象。因此, 就要修改这些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冲突的地方, 并对此做一些明确的法律解释, 让政府信息公开能与其他法律法规良性互动, 不断互相完善,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2.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渠道
(1) 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虽然已经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 但是其中的内容还是很模糊, 范围也是有些狭窄,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因此, 政府机关应当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加大重点领域信息的公开, 增加信息的数量。同时也要增强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让民众能够在最需要的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 这也是对政府机构提升工作效率的考验。只有不断拓展政府信息的内容, 才能让政府的各项工作充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2) 拓宽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 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政府在公开信息上, 应该要积极拓展信息公开的渠道, 利用多元化渠道公开政府信息。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尤其要着力建设面向社会公众的一体化网上政府;要广泛采取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市民服务热线、公开查阅点、电台、电视台、报纸、宣传栏等方式促进信息公开。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不仅可以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让民众更加方便的获取信息, 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3) 不断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近几年来, 中国网络迅速发展, 网民数量逐年递增, 手机已经普及大众化, 更加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随着微博队伍的逐渐扩大,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相继开通了微博, “织博为民”成为服务型政府的代名词。政府在积极创新政府公开方式中, 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政务微博、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多种渠道, 采用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公开政府信息, 既有利于提高政府信息的传播质量和传播效率, 也有利于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3.官员财产申报纳入信息公开范围
财产申报这一制度从国际视野上来看, 瑞典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延续至今, 瑞典公民有权查看所有政府官员的纳税清单和所的申报财产, 这个制度也因此被许多现代国家所仿效, 用来监督官员财产、防止官员腐败。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也都拥有各自的官员财产申报法, 还相应配备了一系列完整的制度措施, 将官员财产向社会公众公开以接受公民监督, 这对肃清贪污腐败之风都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将官员财产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必行之路。网络上不断出现的“表哥”、“房姐”、“房叔”事件, 表明了群众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 公开官员财产势在必行。政府既要有勇气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 又要拿出实际行动改变被动局面。将官员财产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可以增强政府公信力, 争取民众信任, 提升政府自身形象;可以强化官员的自我约束, 提高自我执政要求, 让官员远远躲避防腐“高压线”;可以有效推进我国反腐倡廉的建设进程。
4.构建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制
(1) 构建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监督。一是在政府机关内部应该设立专门负责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的部门和负责人, 从而对官员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二是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改为人员的职称和绩效考核体系, 如果信息公开不达标, 群众强烈不满, 就要对该公务员实施相应的惩罚,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三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情况要进行定期检查, 对公开工作确立相应的考察指标, 有效监督下级部门的公开工作。
(2) 强化大众传媒监督机制。网络、媒体、报刊的监督是最好的舆论监督方式。三者要充分结合、相互作用, 将行政机关的一些暗箱操作、权力寻租、滥用职权、侵害公民知情权的行为曝光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与此同时, 就不断提升公众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和改善监督方式, 提升监督能力。当前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意识不是很强, 仍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对此, 要广泛宣传, 提高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意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几年来, 对我国政治体制建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小的贡献, 有效推动我国廉政建设的进程、推动全国自上而下依法行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政府形象、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信息公开促进了公民参政议政、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现阶段,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因此, 要不断发现问题, 积累经验, 积极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出台, 逐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这样才能减少腐败滋生,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推进廉政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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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法治建设;法治政府
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深入推进村务公开、建立村规民约制度体系,村村设立民生项目监督委员会,有效保障惠民政策落实,保障村街各项重大事务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夯实乡、镇政府工作。市政府以宪法为根本,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职权,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责,积极办理政协提案,认真采纳、落实政协委员提出的良好意见及积极建议。
二、着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1)设立重大行政事务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权限、事项,向社会公布决策的程序和结果,完善行政决策信息支持系统,注重征求人大、政协和社会群众的意见、建议,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订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可实行开放式决策。
(2)坚持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把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市政府凡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经济发展全局和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力、义务重大事项、采取重大行政措施的文件、重大涉法事项,均应在报请政府常务会议前或作出决定前交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市法制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不得做出决策。
(3)组织好重大决策听证会。凡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推选不同界别和相关利害关系人为代表,科学合理地组织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实行开放式决策听证会。
(4)组织落实好重大决策事项实施情况的评估制度。对直接关系民生和对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通过民意测评、抽样调查、跟踪反馈、评估审查等方式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后,要及时纠正偏差,必要时停止执行。
(5)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和加强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财政资金信息公开、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公共监督信息公开。增强公共权力运行、公共资金使用、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的透明度,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6)严格实施行政问责。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限定问责时效,细化问责程序,提高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有效性、把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建立行政执法准入和退出制度。严格行政执法资格审查,清理行政执法人员队伍,禁止临时工、合同工及其他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对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违规粗暴执法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8)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执法活动。加强对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社会治安等有关民生领域的执法监管,严肃防止执法缺位、越位、错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9)严格行政执法方式。依法规范行政执法规则、遵循公开、亮证、告知、听证、陈述、回避等程序,保证当事人及其它组织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坚持依法行政活动,建立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
(10)健全行政调解机制。认真贯彻《信访条例》,以基层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强化主管负责制和属地负责制,从村街、乡镇、市信访局及所涉主管部门或机关,各负其责,健立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制度,对所属部门管辖的信访案件按程序要及时受理解决,严禁相互推诿,凡应作为而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应给予教育或不同的行政处分。
(11)营造法治环境。加强推进依法行政宣传工作,建设法治政府宣传教育工作,为建设法治政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深入不断地开展全民普法活动,引导广大公民自觉有序的参与依法治村、依法治居、依法治校、依法治企等法治教育活动。加强法治建设、突出“四个对象”的教育即国家公务员、青少年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和城乡居民。努力营造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积极开展法治文化教育建设,引导各类媒体开展多式多样的法治文化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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