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篇1

职务犯罪是犯罪主体利用工作职责和权利影响，以为个人谋取私立为目标，从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刑法第八章）；渎职罪（刑法第九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仅仅贪污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第八章中用了十五个条文，规定了12个罪名渎

职罪在我国刑法第九章中用了二十三条规定了34个罪名。这些罪行犯罪原因都存在主观和客观原因，主管可以通过理论业务和法规学习，提高政治素养解决；客观上则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来解决，达到治本的目的，目前襄垣县财政局推进公共财政改革的成效实践证明，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是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利器，可以从体制、机制的源头预防职务犯罪。

（一）部门预算改革的实行使斩断了职务犯罪的资金链

横向的综合预算逐渐减少了职务犯罪现象发生。原来财政资金分为预算内、预算外，预算内就是税收，行政单位管理费，预算外资金就是执收、执罚罚没收入以及事业单位收的一些事业管理费、培训费、杂费等。预算外的资金在经过治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严重不正之风职务腐败犯罪现象后，财政部门设立专户，将行政性收费纳入管理，减少了三乱现象，但是所有权、使用权不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经过先后10年的时间，襄垣县财政局于2012年完全实现综合预算，将预算外资金所有权、使用权统归财政管理，于2013年8月正式启动51家收费单位参与的非税收缴管理系统从源头上对部门单位乱收、乱支、截留、挪用的职务犯罪直到了“釜底抽薪”作用，从制度上消除了私设“小金库”的腐败现象，弱化了违法收费的现象，完全堵死了利用预算外资金犯罪的漏洞。

纵向的精细化预算，将职务犯罪的资金风险降到了最低。以前的预算是总量预算，仅限于预算内资金支出项目，较粗略，很难具体到单位和项目上。经过6年的改革，截止目前正式建立精细化软件管理，襄垣财政预算已走向严格的一个单位一本预算。细化部门预算把资金的多少、用途、标准完全公开透明化。按照财政部提供的政府收支分类标准和科目，纳入全县所有预算单位，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细化到每一个具体项目，一个部门一本预算，一本预算把一个部门所有开支，例如教育支出明确到教育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培训科目多少钱，详尽真实公开透明地摆在所有人面前，把想花的钱能花的钱放在透明的笼子里，是公职人员想都不敢想随意动这块蛋糕。

规范的工资管理断绝了薪金漏洞。全县195家单位，7778人（除查补、自收自支人员）工资管理，2013年全部进入系统管理，快捷方便的工资管理将所有人工资详细信息（包括职务工资、津贴、工龄等等）全部透明公开在群众面前，先进的全面的电子管理不仅解决了手工报表的时间慢、工作量大等问题，关键的是联网不会出现异地领取双份工资，擅自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甚至虚报人数、冒领工资的现象发生。

（二）、国库集中支付消除了职务犯罪的土壤。

设立单一账户体系，统一核算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清理整顿了80个单位的129个实有资金账户，建立单一账户，所有资金全部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笼子”，解决了多头开户问题，清除了截留、挤占、挪用、私设“小金库”等腐败行为的土壤，为从根本上预防职务犯罪提供了技术保证。

建立科学规范的收入收缴流程。将173家预算单位收支及财政性资金征缴拨付全部通过网上运行，在指标、计划、支付、清算各个岗位之间建立相互牵制的工作链，确保财政资金一个“口子”进、一个“漏斗”出。2013年8月正式上线的非税收入监管系统软件，共纳入全县51家有收费项目单位，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对每一项收费项目分收费环节监管，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情况，达到规范收入管理，杜绝了乱收费，少收费现象，所有收入能及时足额缴入财政专户，尤其是在规定收费项目上，单位在没有随意处置，随意上报资金环境。唯一遗留的正在规范的就是国有资产房租出租资金管理。

建立科学规范的资金支付管理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工作流程，建立支付平台，全面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同时清理权力，简化流程全方位防范违纪违法行为，减少15项业务流程，减少18环节，确保了资金安全，同样确保了干部职工安全。安装公务卡管理系统，减少现金货币流通，促进公务消费公开透明，又取消了职务犯罪的一块阵地。

（三）、阳光下的政府采购，抑制了职务犯罪现象发生。

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制度,购置商品和劳务的预算,从单价开始,保证预算的准确性,商品的购买价格通过竞价的方式确定,保证了价格的合理性。不再有各预算单位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供给的分散采购管理体制，堵塞分散采购中的“黑洞”和传统

采购模式下交易过程的无透明度,消除了个别采购人员中饱私囊提供可乘之机,减少了职务犯罪环节。现行政府统一采购制度不仅能大大提高财政资金使效率,而且能更好地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政府采购是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财政对其支出监督的基本手段,也是我国现阶段节约资金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符合国际惯例的财政分配制度。

采

购资金由国库直接支付方式,保证了财政部门对资金的流量和流向的控制,强有力地增加财政对其资金使用的力度,减少了各环节对预算资金的挤占,堵塞了资金流失渠道。

政府采购更加规范化。在原有的监管机制基础上，建立了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联合制约机制，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增加了国资采购审批程序，有效避免了重复采购等不合理采购行为发生。

政府采购领域范围逐渐扩大。由单纯工程类、货物类扩大到服务类，把政府公务用车用油，公务用车保险等。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了政府采购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了一些部门规避政府采购的行为。从 2008 年至 2012年，全县共实施采购实际采购总额 31456万元，节约财政资金 3990 万元，平均节约率达11.25%。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篇2

一、非纯国有单位的概念与性质认定

笔者认为, 涉及国家资本的单位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纯国有单位, 包括机关法人、全民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等, 这些单位开办和运行的权力、资金全部为国家赋予。二是国家资本居于控制地位的单位, 包括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的公司、企业、民办事业单位。这类单位中国家资本或因持股比例, 或根据协议规定, 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三是国家部分参与单位, 是指具有部分国家资本金或国家部分参与, 但国家不具备控制权的单位。在此基础上, 目前对非纯国有单位的概念认定存在两方面问题。

首先, 是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区分过于简单, 集中体现在对国家控制单位和国家参与单位简单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一刀切。我国现今社会的现状是, 绝大多数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股份制企业, 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国家对这些企业的监督控制的力度并不亚于纯国有资本企业, 国家绝对控股的地位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国家对其控制力远强于一般的竞争性纯国有资本企业。

其次, 是对非纯国有单位控制权复杂性认识不够。非纯国有单位因其设立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经营管理形式的不一样。如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通过发起方式设立, 也可以通过募集方式设立, 以募集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 其主体还是原国有企业、向社会募集的只是少数流通股, 持股人甚至没有表决权, 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实际上仍掌握在原国有企业手中。如此说来, 非纯国有单位的控制权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由此必然导致此类单位人员身份的复杂性。

二、非纯国有单位人员职务犯罪查处现状

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按单位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两种形式。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过程中, 最主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确定犯罪主体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也就是说, 对于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等非纯国有单位, 其工作人员除受到国有单位委派, 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实际查办非纯国有单位的职务犯罪中, 由于从理论上说, 国有单位经过改制, 掺杂进其他所有制之后, 因其犯罪主体主要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对其职务犯罪侦查应当以公安机关为主, 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只是例外, 但实践中, 公安机关所办理的该类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多年来维持在较低水平, 大量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依然由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主体办理, 导致检察机关办案的“名不正言不顺”, 容易引起管辖权争议。这样的情况也跟当前国有控股单位管理运营的现状并不适合, 随着近年来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大量原国有单位都在通过公司制改造而成为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制单位, 纯粹意义上的国有单位基本已消亡,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现行刑法把犯罪的主体限于纯国有单位的人员, 而在当前的国有控股、参股的非纯国有单位中, 这类犯罪也已大量地存在着并且严重侵蚀着国有资产及其安全运作, “非纯国有”已经成为一些犯罪分子减轻乃至逃避法律惩罚的护身符。

三、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及工作人员身份的思考

涉及国有单位人员的职务犯罪, 从刑法理论上分析, 侵犯的是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的双重客体, 从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 将众多国有资本具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纯国有单位中绝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范畴之外, 导致对该类犯罪的查处不力, 违背了现阶段的中国国情, 加深了人民群众对腐败程度的观感, 对社会公平正义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基于此, 我们确有必要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及工作人员主体身份进行重新认定。

一是摈弃纯国有和非纯国有单位的简单划分。随着纯粹意义上的国有单位的逐渐减少, 取而代之各种形式的国有控股、参股单位出现。我们应当摒弃纯国有和非纯国有单位的简单划分, 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出资企业, 在涉及主体身份判断前, 不再对单位性质进行先行界定。

二是认定主体身份不再拘泥于委派,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关于委派的定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目前市场主体的运作实践看, 众多国有控股单位、企业中的委派通常只发生在总公司的管理层, 而国有控股公司的绝大部分其他管理人员, 均由本单位重新任命或聘任, 不属于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 但这些人控制着绝大部分国有财产, 其职务犯罪行为同样侵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国有资产。

三是坚持“公务说”的最终界定原则。若干年前,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曾经存在身份论与公务论的争议, 然而通过一系列立法、司法解释的颁布, 是否从事公务已经成为了司法实践中判断主体性质的本质和最终标准, 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的争论的影响, 在以往的司法解释中, 对于非纯国有单位中人员主体性质的界定, 实务界仍然存在问题和疑虑。对此, 最新解释再次强调了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必要条件。

四、结语

论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防范 篇3

关键词:财务人员;职务犯罪;防范

最近几年,某些单位内部控制机制缺失、制度疏漏、管理不善、监督乏力等管理方面的客观因素,及这些单位的财务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疏于自律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使这些财务人员在利益和私欲的推动之下,走上了财务犯罪的道路。他们的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一、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财务人员职务犯罪主要指的是各级各类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利用单位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财务工作职务上的便利,不履行财务工作职责,进行非法活动或对工作不负责任,从而侵害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导致财务人员职务犯罪分别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

1.财务工作职责不明,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某些单位未按照《会计法》的规定分设出纳和审核人员岗位。这些单位为了精简人员,擅自将本应把业务分开的出纳和审核报销业务不相容职务由一人兼任;

2.银行预留印鉴未按规定分别保管;

3.允许财务人员独自一人办理审核报销和收付款业务;

4.财务人员白条抵库,自己或纵容他人长期非法占有单位资金;

5.不按规定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或者由出纳人员自行编制;

6.银行票据、有价证券及贵重物品等登记保管手续不健全;

7.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日常检查和有效监督。

(二)主观方面的动因

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自身素质不够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财务人员思想觉悟不高

每一个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行为方式,由其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所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丑恶现象的影响,有些财务人员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与操守,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走向犯罪。

2.自我约束意识不强

众所周知,会计工作反映的是有关单位的经济活动,此项工作的成败关系到有关单位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此项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事该工作的人员必须自我约束。但是一些财务人员不能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及行为的侵袭,因交友不慎、不良嗜好等对自己工作产生不良影响,进而犯罪。

3.价值观扭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大局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作为受国家或单位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财务人员更应当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少数财务工作者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利用工作之便贪污、挪用、侵吞国有资产,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二、防范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措施

财务人员职务犯罪防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社会各领域、各部门的共同参与,而且要通过法律的、机制的、体制的、教育的多种手段和多条途径进行综合治理,防范财务职务犯罪与我国的国计民生密切相连。笔者认为防范财务职务犯罪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建立健全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一套健全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关键所在。要针对会计管理工作中的“矛盾点”,结合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狠抓单位内部控制机制的构建,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施财务收支活动的全程监管,形成明确的财务岗位职责,加大对经济活动监督的力度,形成环环相扣的内部控制管理运行模式。

(二)全面提升财务人员的素质

1.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会计是一门专业性较强且不断向前发展的与时俱进学科。会计工作的质量由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所决定的。因此,各单位应建立一支专业素养较强的财务队伍,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之与所从事的会计工作相适应。这是保证会计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

2.提升财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探析3 篇4

[关键词]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探析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犯罪心理是客观与主观的辨证统一。而这种统一通过犯罪人的特殊的实践活动来实现。①犯罪心理的形成是犯罪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犯罪心理在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对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内化、外化、强化三个阶段。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亦不例外。当公职人员的“需要”形成欲望和动机，在外界信息刺激和诱因的影响下，转化为犯罪行为。在研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之前，有必要了解公职人员和职务犯罪的涵义。

具有国家公职身份或其他从事公职事务的人员，通常称为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在从事公务活动中，违反职责，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即为职务犯罪。通常，我们以职务犯罪的主要罪过形式不同为标准，将职务犯罪分为职务故意犯罪和职务过失犯罪。职务故意犯罪具体表现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及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中的相当一部分犯罪；职务过失犯罪具体表现在渎职罪中的过失犯罪。本文所探析的职务犯罪心理主要是以职务故意犯罪心理为主（下同）。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心理过程虽然千变万化，但其心理特征也有共性可寻，有规律可循。只要我们加强研究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影响，就能更好地突破其心理防线，矫正其犯罪心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

一、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影响

（一）社会环境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影响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环境是指在人的心理、意识之外，对人的心理、意识的形成发生影响的全部条件，包括个人身体之外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包括身体内部的运动与变化等等。②作为具有一定职权的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同样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社会环境是一个多质、多维的有机结合，其对公职人员犯罪心理的影响，在不同的层面和范围起着作用。特别是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对公职人员心理素质的发展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是诱发其违法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客观因素。我们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外在因素，其对公职人员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私有观念的存在，以及一些社会不正之风的助长，诱发了部分公职人员的贪婪心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经济建设上面，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加上一些传媒过分地渲染西方国家高消费的物质享乐，对社会风气起着不良的导向作用，使不劳而获、享乐至上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有了广泛的市场。一些公职人员把正常的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内化为贪婪的自私自利心理。在这种不良心理支配下，外化为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在海关总署任职时，曾经是一位正直、廉明的官员，但当其被派到湛江海关任关长，手中握有一定的职权后，周围的社会环境随即发生很大的变化。来奉承巴结他的人多了，而他也被这些现象迷惑，认为自己工作这么多年，也应该享受一下了。随着不良心态的出现，他逐渐被走私分子俘虏，最终走上断头台。

2、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开放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平等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如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价值，信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公职人员，现阶段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发权钱交易的念头，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交易，换取金钱。

3、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制度的漏洞，增强了一些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职务犯罪受社会控制能力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控制能力强，就能较有效地控制职务犯罪。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一些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力，监督制约机制不落实，增强了那些意志比较薄弱的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从而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二）社会矛盾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与计划经济的弊端同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职务犯罪的诱发力增大。

1、经济权力化和权力经济化，为“权钱交易”等职务犯罪打开方便之门。当前，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便会为某些职务犯罪的产生提供可能。当公职人员的犯罪心理萌发后，职务或工作上的有利条件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企图利用这一条件牟取私利便成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

2、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造成缺陷叠加这一社会矛盾，为某些公职人员提供了犯罪的土壤。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在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同时，他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为一些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一些公职人员趁转轨时期存在的某些缺陷和矛盾，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和侵吞国家的资财。

3、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是一支诱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催化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收入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和承包经营者迅速富裕起来，还有一些走私等经济违法犯罪者暴富，强烈刺激原来有经济优势、社会地位较高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为了平衡心理，补偿“分配不公”引起的损失，少数人便产生“用我的权换你的钱”的心理，一旦有适当的条件、机会，便贪污受贿。

4、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重了部分公职人员的不平衡心理。那些地处“老、少、边、穷”的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收入差距很大，同一职务、同一级别报酬却不同，使一些公职人员的心理更加不平衡，更加脆弱，只要有小小的诱惑，就会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

二、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心理

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任何犯罪都在特定心理支配下进行。当犯罪可能比从事其他可供选择的合法行为带来更大的利益，而只须付出较小的代价时，犯罪人就会选择犯罪。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渎职和“侵权”等职务犯罪也不例外。从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少数公职人员之所以沦为罪犯，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驱使他们堕落的“助推器”。④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其犯罪心理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归纳起来，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是“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贪婪是一切贪利性犯罪的共有心态，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共同心理，是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贪婪心理的人，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铤而走险，采取各种形式，甚至冒着生命的代价，肆意收受贿赂、挪用侵吞公款。如原罗定市建行广海办事处负责人陈超龙，为了达到贪财图利的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采取收委托贷款、客户还贷不入帐、偷支储户存款等手段，疯狂地贪污、挪用公款100多万元，用于个人挥霍、赌博，或借给他人经商牟取暴利。

二是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不少公职人员犯罪，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陷进去的。他们具有自决心理机制突出的“鸵鸟心态”。一方面，他们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上有保障，并不愿意因贪污贿赂而丢掉公职，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智商较高，往往自认为身份特殊，见多识广，保护伞厚，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赃证匿藏天衣无缝，或相信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在自信能侥幸过关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这种人虽然见钱眼看，打心眼里羡慕大款巨富一掷千金的派头，产生了利用手中权力捞一把的念头，但慑于法律威严，缺乏以身试法的勇气。然而，金钱和物质的巨大诱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在尝到甜头的同时，又摆脱不了紧张与恐惧，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后身败名裂，累及亲人。“做贼心虚”正是这种犯罪心理的真实写照。这种惊恐的心理状态，外显为慌乱、猜疑心重、不安等情绪。有的作案后犯罪的快乐情感体验与担心犯罪被察觉后得不偿失的心理相互矛盾，从而感到耳鸣、心悸、胸闷、呼吸

急促、咽喉干燥、无饥饿感，无睡意，坐立不安。在此情况下，外界的各种刺激信号会对许多犯罪人员的心理发生导向作用。如果在犯罪人员能够感知的范围内，出现其他同类人员被司法机关抓获的刺激信号，往往会抑制其继续犯罪的心理，促使其短时期内打消犯罪的欲念。被惩处的职务犯罪人员的地位越高，或者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工作经历等越相似，产生的抑制犯罪心理作用就越强烈；有的犯罪者甚至会真正就此作罢，洗手不干。如果在犯罪者能够感知的范围内，得知其他同样有职务犯罪经历的人不被查处，就会强化他们继续犯罪的心理。有些犯罪人员若同时收到上述两种刺激信号，矛盾的心理会异常激烈，如果抑制犯罪的心理最终取胜，则犯罪者会想方设法掩盖过去的犯罪；如果继续犯罪的心理占了上风，则犯罪者会进一步巧妙地设计继续犯罪的手段，使之更加诡秘和难察觉。四是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住房比自己好，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或者看到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犯罪最初阶段，不具有利用职务非法谋利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当陷入犯罪的泥潭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过去收入少吃了亏，现临近退休该捞一把，为晚年留条“后路”，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于是，他们贪婪地攫取财物，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损失全部补回来。原茂名石化物资供应公司党委书记兼副经理谢汝钦，虽是处级干部但家境并不富裕，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别人都一个个富起来了，自己却过得寒酸，心理极不平衡，便想趁仍在位有权之机捞一点补偿。于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物资供应大权大肆索贿受贿。

五是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一心追求个人享乐，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他们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寻欢作乐。当染上黄、赌、毒恶习，入不敷出后，便从接受一般礼品到收受巨额钱财，断送前程。

六是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一些公职人员为别人办了事，帮了忙，内心总希望“投桃报李”。这种人利令智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我帮他的忙，他应感谢我”，“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喝穿；做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种图报心理作用下，一朝权在手，未办事先谈酬劳，谈妥酬劳再办事，“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他们眼里，权利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在这种交易心理驱使下，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不送礼不办事，甚至伸手索要所谓“辛苦费”、“好处费”，成为贪婪的“硕鼠”。

七是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面对这一现实，大多数思想过硬的公职人员，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都不会心理失衡，明白要自己同自己比，过去同现在比，“知足常乐”，而少“人比人气死人”的不现实的烦恼。但少数意志薄弱者，看到别人买汽车、购洋房，心理不平衡，心想你能办到我也能。从而放任自身欲望的膨胀，与社会上的“富者”尽快“缩小差距”，或者“跑步致富”，成了其强烈的心理需要。这种人主观片面地认为，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与他们相比，自己这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此种“我不比别人差，为什么该受穷”、“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攀比心态，一旦遇到适当的物质诱因和客观条件，就有可能成为不惜“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和“敢于冒绞首的危险”的巨大动力。从公职人员犯罪情况看，因攀比心理而坠入犯罪的人员占较大比例，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差，工作时间较短的年轻公职人员尤为突出。

八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这种人崇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拜金主义哲学，在金钱的诱惑下，只要能捞到好处，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什么党性原则、荣誉尊严、道德良心甚至自由生命都可以置之脑后。在“有权时捞一把，逮住了自认倒霉”这种赌徒心理驱使下，他们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明知早晚要翻船，仍如飞蛾扑火，自毁前程。有些本来就是好赌的公职人员，屡屡把罪恶之手伸向国家和集体财产，结果赌注越下越大，越赌越输，公款被越吞越多。

九是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这种人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对上竭力投其所好，对下则无原则地一团和气。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大多数在开始作案前或在作案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后路。他们并不打算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长期做下去，只要认为把钱捞到一定程度后，就携款潜逃，或申请调动到另外的单位去另谋出路；当然，有些是听到查处的风声后才跑的。如某县电信局收费员周某某，利用春节期间人们警惕性相对放松的机会，不按规定将每天收取的电话费存入银行，而是把几天来收取的64万元费用席卷而逃。

十是破罐破摔的对抗心理。持这种心理的人不可能主动交代罪行，往往表现出公开的对抗，出言不逊，蛮横无理，或者喊冤叫屈冷嘲热讽。产生这类心理的原因，大都是取决于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和个性。如有的对社会不满，对单位不满，总觉得社会、单位欠他的；有的对执法机关有偏见；有的对拘捕时间、地点不满，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等等。不论何种原因，绝大多数职务犯罪人员一般都是抗拒调查而不肯轻易就范，只是抗拒的时间、阶段、程度不同。最初阶段，他（她）们普遍认为，只要坚持不开口，不作供，办案机关就不能证实其犯罪；在意识到问题再也包不住时，犯罪轻微者、案件中的从犯、有立功机会者，供认可能会快一些；有恃无恐者、犯罪数额大或情节严重者，即使在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也不轻易作供，或避重就轻，或百般抵赖，或推卸责任，最终有的供认，有的则顽抗到底，特别是罪大恶极的，会作殊死挣扎，“不见棺材不落泪”。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有些甚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了解和掌握这些心理，对于办案人员做好侦查、审讯预案，及时拘捕涉嫌进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突破其犯罪心理防线，收集证据，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突破职务犯罪人员心理防线的谋略及防范对策

（一）突破职务犯罪人员心理防线的谋略

公职人员多数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因而在查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对抗性矛盾非常突出，这就必须针对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案情具体分析，对症下药，以突破其心理防线，侦破案件。如何洞察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状态，是实施心理对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侦查人员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基本功。通常有几种方法：一是分析法。侦查人员将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员的基本情况、证据材料及其活动动态等材料集中起来，运用自己的侦查、审讯经验，将其各种表象与以往案（罪）别相近；人犯年龄、性格、气质类似，生活环境、家庭状况相仿的受审对象，进行类比分析，找出规律，从而推知其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动向。二是观察法。人的行为是受心理支配的，当外界刺激引起人的各种情绪和情感时，人体内生理、心理机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人体外部机能就会显露出相应的反映。通过直接观察，可以发现犯罪人员的外部表现、言语行动，并以此分析判断他们的心理活动。三是监视法。通过了解、监视等手段，观察犯罪人员在羁押场所的行为表现，从而分析其心理活动轨迹。

审讯职务犯罪人员是一种心理复杂的诉讼活动，是高层次的斗智斗勇过程。因此，要突破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防线，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心理活动规律和特点，挖掘其积极的心理因素，克服消极心理因素，适时选择最佳的方法突破，才能收到良好的办案效果。

1、创造环境，选点切入。选准切入点是迅速摧毁职务犯罪人员的防御体系，使其放弃对抗心理，突破整个案件的关键。如果切入点选择不当，会使审讯出现僵局。根据案件性质和对象情况的不同，我们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但就总体而言，大致应具备以下特征：

（1）证据和事实比较确实充分的；（2）犯罪事实或情节比较暴露，难以掩盖的；（3）犯罪人员自认为牢固的攻守同盟被攻破的；（4）供述自相矛盾的。案件的切入点，可能只有一个，也可能有多个，应从具体情况出发择优选用。有的职务犯罪人员在紧张的环境气氛中无法供述，而有的在轻松的环境下拒绝供述，这有赖于办案人员对职务犯罪人员的个性和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估，并决定讯问环境。

2、以势攻心、挫其锐气。这是对那些职位高、资历深、阅历广，或自恃有 “靠山”、“关系网”作后盾而盛气凌人的职务犯罪人员采取的策略。侦查人员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有意制造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然后运用法律武器，针锋相对，理直气壮，义正严词地挫其锐气，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只要触犯刑律，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以打击其嚣张气焰。如审讯原遂溪县委副书记陈某某时，其态度非常嚣张，拒不开口，办案人员从正面与其交锋，挫其锐气，经过出示部分证据后，其心理防线向后退，交代了一些小问题，我方则紧逼不放，不让其有喘息的机会，经过一番的斗智斗勇之后，陈某某终于败下阵来，交代了受贿的犯罪事实。

3、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面对职务犯罪人员的顽固抗拒心理，当审讯陷入僵局时，侦查人员要寻找最佳时机出示犯罪证据，攻其不备。如果证据出示过早，会使其掌握侦查人员的底细；证据出示过晚，不利于案件的及时突破。因此，侦查人员要正确地分析职务犯罪人员当时的心理状况，掌握其心理活动情况，把握时机，在对方“表演”最充分时，出其不意地出示证据，使其措手不及，置于进退两难境地，逼其束手就范。如侦查人员在办理原肇庆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家和贪污一案中，李自视作案手段高明，而且作案时间长，面对讯问拒不交代，或沉默不语；侦查人员通过及时出示有关帐册资料和单据，促使李的抗拒心理防线被冲跨，从而交代犯罪行为。另外，侦查人员也可以旁敲侧击，既可使职务犯罪人员感觉到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犯罪证据，又给他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让其心理上容接受，下决心交代全部罪行。

4、声东击西，敲山震虎。对于职务犯罪人员的试探心理，首先，侦查人员应保持沉着冷静，不露声色。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情绪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有经验的职务犯罪人员所捕获，以此推断侦查人员的心理活动，探听虚实，从而增加讯问的难度。因此侦查人员的沉着冷静，是实行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的先决条件。其次，侦查人员可以采取造成对方错觉的方法，给其不意的攻击，从而掌握审讯双方心理较量的优势和主动。此方法可以投虚求实，迂回发问。即对某些证据虽未完全掌握，但存在犯罪事实嫌疑很大的案件，故意迂回发问，透露点信息，似成竹在胸一样，从而打破其幻想，然后穷追猛打，促使其作出真实的供述；对那些编造谎言，狡辩抵赖的，可以将计就计，从中了解有关信息，然后运用逻辑推理把假话引向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去，再出其不意，攻下目标。

5、引蛇出洞，穷追猛打。在与职务犯罪人员较量中，为了麻痹和调动对方，侦查人员有时故意露点破绽，造成我方“炮弹”不足的错觉。当对方口若悬河，表白无职务犯罪问题时，侦查人员不可过早地短兵相接，一味强攻，应有意让其全面亮相，然后抓住破绽撕破其丑恶嘴脸。

6、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于共同作案，作案后又订立攻守同盟的职务犯罪人员，要将审讯重点放在激化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上，以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之间订立的攻守同盟，使其互相猜疑、指责而发生“内讧”；同时要根据各个职务犯罪人员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心理承受力，选准突破口，达到各个击破攻守同盟的目的。如在办理湛江市某银行营业部主任陈中隆、陈文强受贿案中，当侦查人员拘传陈文强回检察院审讯时，他见到大院门口停着陈中隆的专车，于是紧张地问：“为何陈主任的车在这里”，侦查人员没有回答。当审讯后，他支支吾吾不交代问题。这时，侦查人员突然发问：“你知道陈中隆为什么来市检察院吗？他是来自首的。”陈文强一听，慌忙说：“不会吧，昨天他才和我商量，叫我不要向你们说，不会丢下我不管的。”这就暴露了他们建立反侦查的攻守同盟行为。于是，侦查人员继续向其施压，最后他不得不交代伙同陈中隆受贿的犯罪行为。

7、以情攻心，促其转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任何狡猾的职务犯罪人员总有情感弱点及要害的一面。对一些讲义气、重感情的犯罪人员，要充分利用其父母、子女牵挂之情、亲友之谊去感化，消除影响他们交代罪行的不良心理，促其交代罪行。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将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结合起来，如果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离开了动之以情，就容易成为空洞的说教；而动之以情离开了晓之以理、戒之以法，就不可能使犯罪人员明辨是非善恶，提高觉悟，认罪服法。

（二）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预防

犯罪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觉行动。它可以事先预测、计划、准备，也可以运用知识、经验、技能及其他便利条件等等。⑤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除了要求检察机关的侦查办案人员积极参与外，亦需要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通过对职务犯罪人员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其犯罪发展规律，打开其心理防线的突破口，从而为收集证据、侦破案件、证实犯罪和预防犯罪打下坚实的基础。

1、积极开展职务犯罪心理预测。职务犯罪心理预测是指对个性犯罪心理形成发展的可能性所做的预测，包括初犯预测和再犯预测。⑥职务犯罪心理预测的内容，也就是一个人犯罪心理形成前后和犯罪前出现的一系列征兆。如人际关系反常，这在青年初犯时最为突出；贪婪的物质欲望；对工作或学习产生厌恶情绪；茶饭不思，终日惶惶不安；极力伪装自己，工作假装积极等等。这些犯前征兆，只能因人因事而异，虽有一定的规律，但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只要运用预测方法，注意观察，分析犯前征兆，就能为预防工作打下基础。

2、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消除职务犯罪隐患。个体犯罪心理的形成，社会环境的和社会矛盾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消除腐败分子；鼓励诚实劳动和适度消费，反对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

3、加强公务活动的控制，减少职务犯罪机遇。职务犯罪心理形成后，只有与适宜的机遇条件发生联系后，才会转化为职务犯罪行为。因此，必须加强公务活动的管理和控制，防范于未然。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光靠检察机关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建立全社会的预防体系。只有这样，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才有深度和广度，职务犯罪的蔓延之势才能被“截流”。

4、逐步实现“高薪养廉”的经济保障机制。职业声望和收入地位发生严重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序列的混乱和异常，反映了目前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尽合理。这种混乱和异常，造成了人们某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也是使得一部分人试图通过一些不正当的社会行为来满足对社会地位的追求的社会和心理的诱因。因此，以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在“精兵简政”的同时，逐步实现“高薪养廉”的经济保障机制。

注：

① 见邱国梁《马克思主义犯罪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 见申荷永《社会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③ 见戴群策《试论犯罪心理的经济分析方法》，《公安司法研究文选》第187页。

④ 见胡爱精《浅析职务犯罪的心理特征》，《调查与研究》1999年第5期。

试析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 篇5

(一)司法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指的是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对于该概念，学术界与实务界由于所持的角度不一样，对概念一直有分歧，其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公务说、身份说、混合说。

公务说认为：“无论行为人主体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要他的行为属于公务，就应该属于司法工作人员。”身份说认为：“只要行为人主体具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就应当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反之则不属于司法工作人员。”混合说认为：“只有符合上述两种条件时才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本文倾向于同意公务说的观点，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只需要行为人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时，就属于司法工作人员，而并没有提到，行为人是否需要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本人认为只要行为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时就应当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二)职务犯罪

对于职务犯罪的内涵，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在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由于角度和立场不同，对于该内涵，也有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认为职务犯罪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是谋取私利、权钱交易。第二种：认为职务犯罪是掌握国家公职权力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破坏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和公民利益，依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第三种：认为“职务犯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的犯罪活动。”

综上，本文认为职务犯罪应当是指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依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涉及罪名的特定性

从刑法分则看，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由司法工作人员，其所实施的罪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罪名，分别是贪腐、徇私、徇情枉法罪、枉法裁判罪、刑讯逼供罪、逼取证言罪、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私放在押人犯罪，过失导致在押人犯脱逃罪，枉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罪等。

(二)发案率高

从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各年立案侦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变化不大：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数量并不是逐年减少的，也不是逐年增加的，而是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三)窝案串案的.共同犯罪较多

由于一个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不仅是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中院13名法官贿赂窝案、阜阳市中院十余名法官腐化案之后，深圳中院窝案原副院长贿赂案来看，此类型案件往往涉案人数众多，查处案件难度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四)查处难度大

司法工作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比较了解，清楚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的各个工作环节，通常具备较高的反侦察意识，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躲避侦查机关的侦查，使得侦查机关根本无法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另外，由于他们身居要职，平时朋友较多，当他们接受调查时，他们又会在第一时间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五)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

以北京市为例，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到三年间查处的不满30岁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就有19人之多，占贪贿案、挪用公款案总数的17.6%。

三、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深层原因：封建特权思想作祟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位高权重者，利用职务实施贪腐贿赂更容易、更方便，更具备犯罪条件。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再也不是多年前那清一色的思想，尽管大方向没变，但是具体到个人思想上，往往法治理想与封建特权思想并存，很多也算功成名就的人就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不甘心中走上了职务犯罪的道路。

(二)导火索：生存压力大

犯罪的司法人员中，大多都是70后，80后。这个年龄段年富力强，正是人生中干工作冲劲最大的时候，但是若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保障则往往会在客观上必然分散工作精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上老人下有孩子却仍无住房的男性司法人员来说则压力更大。物质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前提，精神上的纯洁高尚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于是有一部分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研究法律漏洞，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潜规则”害人不浅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篇6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我们到枣庄监狱和滕州监狱，通过查阅在押原公职人员罪犯档案以及组织座谈、个别谈话和要求罪犯撰写自我剖析等形式，对在押原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基本情况、犯罪轨迹、犯罪心态、犯罪原因和特点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一、公职人员犯罪状况分析

我市滕州监狱和枣庄监狱共在押原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罪犯181名。

(一)犯罪类型。以谋利性质的犯罪居多，其中，犯贪污罪的89人，占49.3％；受贿罪的61人，占34.2％；挪用公款罪的19人，占10．4％；渎职侵权罪的12人，占6.4％，犯1种罪名的120人，占66.2％：犯2种罪名的47人，占26％：犯3种罪名的14人，占7.7％。

(二)原所在行业、部门及职务。原在党政部门的32人，占18％；司法机关、军队的12人，占7％；文教卫部门的29人，占16％；金融系统的32人，占17.7％；国有企业的68人，占37．6％，其他的8人，占4.4％。单位“一把手”19人，占10.5％；单位副职29人，占16．2％；部门负责人49人，占27．1％；；县处级或高级职称22人，占12．2％：科级或中级职称47人，占26％；其他一般公务人员112人，占61.8％。

(三)作案持续次数、时间及原任职务变动情况。作案1次的28人，占15.5％；持续2次的48人，占26.5％；持续3次的56人占30．9％；持续4次的13人，占7.2％；持续5次的7人，占3.9％；持续6次以上的25人，占13.8％，作案三次以上的罪犯超过一半。作案持续3年以下(含3年)的85人，占47％：3年以上的96人，占53.5％。作案期间职务提升的28人，占15.5％；职务未变动的143人，占79％。

(四)职务犯罪数额。犯罪数额1万元以下的18人，占9.5％；1万至5万的34人，占19％；6万至10万的62人，占34．2％；11万至20万的15人，占

8.2％；31万至40万的13人，占7.1％；41万至50万的16人，占8.3％；51万至100万的6人，占3.2％；101万以上的9人，占4.9％。

(五)首次作案时的年龄。第一次作案时25岁以下的38人，占20.9％；26至35岁的73人，占40.3％；；36至45岁的53人，占29．3％；46至50岁的14人，占7.7％；51岁至55岁的3人，占1.7％。

(六)罪犯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的23人，占12.7％；初中文化的35人，占19．3％；高中及中专文化的70人，占38.7％；大专文化的38人，占20．9％；

大学(本科)文化的13人，占7.1％，研究生文化的2人，占1.1％。

二、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手段方面

1、互相勾结、共同作案数量增多，具有纠合性。在共同作案中，有的是领导干部抱成一团，有的是领导与财会人员相互勾结，有的是保管与供货人员串通一气，里应外合，有的是“哥们”互相包庇，大讲江湖义气。

2、犯罪手段隐蔽、多样化。在贪污案中，有的是收款不记帐；不的是以假发票顶帐，有的是虚列假人名工资、奖金单；在贿赂案中，有的是对送礼送钱一概“笑纳”，有的借管钱管物之机“狮子大张口”，强行索要。但大都是“一对一”，不敢让其他人知情，并且收现金不收物品，甚至收存折不收现金；在挪用公款案中，有的是业务人员将收回的外单位欠款不上交，私自挪用，有的是单位领导指使财务以单位经营名义划出，实则挪给个人使用。

3、犯罪动机由个人贪图享乐型向投资营利型转化。以往国企人员犯罪动机主要是贪图享乐，近几年随着投资理念的增强，很大一部分犯罪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资金，用于本人、亲友或他人、经营、炒股，进行投资营利型活动。

4、犯罪分子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严重。181名犯罪分子中，有125名是在1999年以后作案，占82.3%。有的犯罪发生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之后，有的单位腐败分子刚刚被清除，在数月的时间又出生新生的腐败分子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

5、作案持续长。作案持续1—2年的53人，占29.3％，不足三分之一；持续3年以上的128人，占70.7％；其中，持续6年以上的40人，占22.1％。

(二)心理方面

1、认罪服法意识不强。一些公职人员罪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不能很好地认罪服判，不能从主观上认识所犯罪行，认为体制或社会大形势导致自己的犯罪。有的把罪行说成“业务需要”，把非法收敛钱财说成是“辛苦费”、“劳务费”，之所以会“落马”，是因为自己“用错了人”，“掉进了别人的陷阱”。在悔罪书中多数避重就轻，对自己的罪行轻描淡写，不能从思想上认识所犯错误。

2、怨天尤人，心理失衡。公职人员罪犯的失落感大大超过一般的罪犯，由于丧失了昔日社会地位、名誉、荣耀，心理落差感严重。一些职务罪犯感慨：“犯罪毁了自己的前程，连累了家庭、子女，损失惨重”，表现出较重的失望、沮丧、懊悔和悲观情绪。一些公职人员罪犯对社会、政府存有较强的怨恨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罪犯过高估价自己的贡献，错误地认为对他们处罚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在被监管中有的甚至认为摆出当年的架子，甚至向他犯炫耀自己的犯罪史，不平衡心态表现较为突出。

3、虚荣清高与自卑心理交织。公职人员罪犯捕前在社会上处处受人尊重，常被高看一眼，自尊心、虚荣心较强。而在服刑后，内心仍存有较强的优越感。44％的公职人员罪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方面他们曾经是“官”，曾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自恃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管理能力，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轻视其他普通罪犯。他们尽力表现与众不同，行为上力求文雅大方，喜欢读书看报，高谈阔论；对犯罪的危害和原因不愿作深入剖析，寻找荣耀已经丧失，因而感到自卑，当亲属来狱探视帮教时，这种自卑心理表现得尤其突出。有的公职人员罪犯经常吹嘘过去的荣耀，借以寻求心理安慰，而会见亲属后则表现得垂头丧气，寡言少语。

4、家庭意识和亲情观念比较强烈。公职人员罪犯处于被监禁环境，对社会、权力产生厌恶情绪，但对家庭的眷恋、对亲情的渴望表现得尤为强烈，为自己被判刑入狱给家人造成的痛苦，追悔莫及，担心家人的处境，特别担心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困难，表现出负疚心理。

三、公职人员犯罪原因分析

(一)趋利心理，满足自己及家人的虚荣心。公职人员犯罪的主要动机是因为物质需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精神需要引起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身穷苦家庭，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得到了家庭事业的双丰收，但面对城市名目繁多的物质享受和娱乐消费，个人支付能力不能满足时，为了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非法利益。如罪犯张某通过寒窗苦读和个人奋斗，走上了某局局长领导岗位，在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下，看到一些本不如己的人成了老板，开着轿车，花钱如流水，心理不平衡，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从逢年过节对送礼的假意推托发展到心安理得接受不义之财，一步步沦为人民的罪人。

(二)法制观念淡薄。有的干部虽然精通本职业务和相关法律法规，但其它法律知识淡薄，对经济交往中的违法犯罪界限认识不清，触犯了刑律仍浑然不觉；有的则缺乏法治意识，为讲义气帮助朋友，凭侥幸心理，置法律以不顾，违法乱纪，贪赃枉法。

(三)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为了在商品经营中赢得更多利润，有的生产经营者滥用“回扣”、“奖金”等手段，使得一些参与交易的负责人或经营管理人员见利忘义，中饱私囊；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收入和分配不均等现象，使一些企业工作人员心理不平衡，滋生贪欲，诱发公职人员犯罪；有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商品，搞权钱交易，搞等价交换，以权谋私。

(四)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单位“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造成一些单位或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和内部监控出现漏洞，使得少数领导干部利用决策权、用人权、购销权等大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篇7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对此曾经作出了解释。该解释认为, “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说这一解释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从狭义职务犯罪的角度说, 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从事公务职务犯罪都不是职务犯罪。但是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来看, 在运用该解释查办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务犯罪中, 也遇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 该解释没有注意到当前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控制权的复杂性。

掌握控制权可以满足企业家三个方面的需要: (1)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家施展才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2) 满足控制他人或感觉优越于他人、感觉自己处于负责任的权力需要; (3) 使得企业家具有职位特权, 享受职位消费, 给企业家带来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 (黄群慧, 2 0 0 0) 。因此控制权是诱发企业职务犯罪的重要因素。钱颖一 (2003) 根据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区分了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 “特定控制权是可以通过契约授予经理的经营权, 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用的权利。而剩余控制权往往包括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如任命和解雇经理, 决定经理报酬, 决定重大投资、合并和拍卖等等。在公开公司中, 经营决策权属于经理, 控制决策权属于董事会。

在国有控股公司中, 国家享有剩余控制权, 所以董事长和主要的董事会成员都代表国家的利益。而总经理拥有特定控制权, 一般由市场招聘而来, 因此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如此说来, 国有控股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似乎是明确的, 不存在混淆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正如阿洪和蒂罗尔 (1997) 认为的那样, 实际控制权来源于对信息的掌握。他们将控制权分成两种:形式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形式控制权往往来自于所有权, 实际控制权是实际做出决策的权力, 实际控制权来源于对信息的掌握。在董事会与公司经理的例子中, 一般的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做出公司的重大决定, 包括更换经理人、决定经理人报酬、制定公司重大发展战略等, 即董事会对这些事情具有形式控制权。而公司经理只是执行董事会做出的决定, 比如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等。如果董事会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公司充分的信息时, 或他们掌握的信息不如公司经理掌握的更多时, 他们更佳的策略可能是听从公司经理的建议, 从而接受公司经理制订的发展战略, 此时, 尽管董事会仍然拥有形式控制权, 但是, 最终的实际决策权实际上是由公司经理实施的, 即公司经理具有了事实上的控制权。上面的简单论述, 说明企业中实际控制权的分配并不是来自于所有权, 而是来自于对信息掌握的优势。

如此说来, 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权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是否是被所有者委派来确认是否具备公家工作人员的资格。企业制度是可以让拥有控股权的股东委派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 但这也只能是拥有形式控制权, 未必拥有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 即便董事长或是董事会成员具备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 也可能不具备拥有控制权的能力。另一方面, 不具备国家委派的资格也可能因为拥有信息优势而拥有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也应该具有实际意义上的职务犯罪的资格。国有参股的企业情况就更为复杂, 国家委派的管理人员可能无论是形式控制权还是实际控制权都不具有, 很难认定是否是其职务上的失职, 因为其根本不具有承担职务责任的实际能力。

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国有控股企业, 还是在参股企业这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定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作如此区分,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只能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首先, 应该切断公家工作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流动, 将企业管理者的选拔和任用交给市场。不应该强调国企和政府之间的相似性, 忽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区别, 商而优则官的路径必须切断。其次, 应该采用市场化的激励手段, 要建立市场化的薪酬制度。从企业负责人实际的薪酬水平出发, 适当加大激励的力度, 将薪酬与经营业绩考核挂钩, 加大考核兑现的力度。进一步可以在上市国有公司、拟上市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引进薪酬性股票期权制度。最后, 强化对国企负责人权力的监督制约, 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 必将使权力滥用, 导致腐败。要充分发挥纪检、工会、职代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 搞好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让监督运转起来。建立项目投资的审议和效能监察制度, 会计机构和会计统派等。通过一系列的制约措施, 防止国企管理人员权力滥用。

参考文献

[1]Aghion, P.and Tirole, J., 1997,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Orgniz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5, no.1, 1-29

[2]黄群慧: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J].经济研究2000年1期

财政人员职务犯罪 篇8

关键词：财务人员；职务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1我国财务人员违法犯罪现状

2013年财政部统一组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开展了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各地财政部门共检查企业、行政事业单位23182户、会计师事务所1668户，发现各类违规问题涉及金额596.8亿元。2014年财政部组织各地财政部门检查企业、行政事业单位20635户、会计师事务所1385户，发现各类违规问题涉及金额690.81亿元[1]。

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内控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存在会计核算不实、随意调节利润、以假发票报账、违规发放补贴等问题，少数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少缴税款、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等问题。

2财务人员犯罪特征

2.1主观性强易共同犯罪

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财务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财务人员往往成为“一把手”或“要职岗位领导”职务犯罪的共犯。该特点十分明显，因为单位领导实施职务犯罪时，往往会拉财务人员下水，而财务人员基于领导的权威和对金钱的渴望，一般选择“半推半就”，这样既能吃到甜头，又不得罪领导。在企业改制或对外经营承包过程中，利用权、责、利不明确之机，进行经济犯罪活动，此外，还有利用亲情关系，内外勾结，财务人员之间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2.2复杂度高持续时间长

由于财务人员工作性质特殊，或通过巧妙的账务处理来实施犯罪，或利用保管印章的便利私开银行支票，单位内部监督人员若无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无法查探个中猫腻，而财政部门及审计部门对微小数目的账目很难及时发现漏洞，长此以往，财务人员自己甚至也不清楚贪污的具体数额。

2.3智能犯罪手段多样化

财务人员有明晰的专业特性，常常把控着单位内的财务命脉，易于在细节流程中发觉漏洞，从而利用漏洞，引发财务罪行。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伪造凭证、账目、报表，多记或少记收入，利用虚名冒领套取现金，用公款私存、虚设支出等手段做文章。

2.4损失严重社会危害大

一是涉案数额偏高，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二是体现为隐性的无形损失，即企事业单位的廉政建设和财务人员的信誉度受到损害，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和会计人员的可信度。三是财务人员进行贪污等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3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3.1财会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部分财会人员政治素质低，不能认识和掌握财会工作的相互约束、牵制、监督的职能。当受到社会上腐朽思想、拜金主义的影响，心理上不平衡，盲目攀比，思想观念出现偏差。在利欲的诱惑下，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走向犯罪[2]。财务人员因赌博、经商、炒股实施贪污、挪用犯罪成为发案的直接诱因。犯罪人员法制观念淡漠、守法意识不强且存在侥幸过关心理。

3.2单位内部监督不到位

财务主管人员财务知识欠缺，使财务监督失去应有作用。据调查，大部分财务部门的主管领导或是直接领导并非财务专业出身，在国企中还存在财务经理来自生产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对会计核算原则、方法认识不全、理解不透，财务管理工作混乱，这也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土壤，甚至有些单位领导对下属财会人员犯罪还颇感意外。

3.3外部监督与执行乏力

我国已形成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企业外部监督体系，然而由于各种监督的功能交叉、分散管理、缺乏横向沟通、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3]。虽然新《会计法》对会计职业、工作和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法律要求，但贯彻落实并不尽如人意，执行不到位。

4预防财务人员违法犯罪的对策及建议

4.1增强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多通过一些职务犯罪案例的学习，提高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可以请检察院预防局到单位多做普法预防讲座。各单位应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的培养与考核，重点加强对年轻财务人员的教育与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金钱观。通过广泛宣传新《會计法》，提高业务素质，依法履行职责。

4.2建立健全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管理是构筑防范职务犯罪的重要屏障。首先规范客户资金入账程序。严格执行资金由客户本人人账，事后将进账单直接交出纳做账后交会计作明细账。二是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一方面要把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放在财会岗位上，另一方面要使财会人员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既便于行使会计监督职责，又便于所在单位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三要严格印鉴及票据的管理制度。实行专人专管制，确保公司印鉴、财务印鉴、法人印鉴分离管理，对印鉴的使用实行登记并报批制度。

4.3将财务流程置于“最阳光”的地方

结合单位实情，构建明晰的多层职责。有序设定内控，严密细分岗位。构建起来的职责流程应能彼此相扣，环节彼此吻合[4]。严格落实治理“小金库”连带责任追究和处理处罚落实跟踪制，财政部门对问题较多、违规金额较大、情节性质较为严重的单位，对其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跟踪回访；严格落实举报查处督办制，建立和健全群众举报长效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监督热情，将财务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一些“灰色”、“黑色”支出必然不会出现。

4.4提高财务人员违法成本

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往往取决于恐惧心理与侥幸心理的对比，要制止会计犯罪，就必须加大会计犯罪的成本，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一方面开展经常性的日常检查，可以是定期检查也可以是不定期抽查提高直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方式，对具有典型警示教育意义的案例深入剖析，强化财务人员不履行特定监督责任就有可能触犯刑法、承担法律后果的意识。“强迫”财务人员履行监督职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2]柳治中.会计人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及对策.商业经济，2012（11）.

[3]徐兵.浅谈如何做好财务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时代金融，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