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韩非子的思想特点（共7篇）

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篇1

摘要：韩非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融合法、术、势，主张法治。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他的思想被秦国接受并通过其法治思想和中央集权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影响了秦国和秦朝的政策，也影响了秦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对乱世的治理算是最富实用的统治理论。

关键词：韩非子 法家思想 统治 法治 赏罚 性恶论 术治

韩非子身处古代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巨变时期，是战国末期崛起的法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他以其审视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兼容并蓄，为当时的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献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的管理思想集中展示了这位先哲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与深刻，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思想的独到价值。秦始皇读韩非子著作后大为惊叹：“寡人得见此人而与之游，死不恨矣！”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人性本恶的假设，由此表明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以及对刑赏二柄的合理利用，他特别强调法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法术治的三者有机结合对于治国的重要性。

一、利益是基础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本质、行为规律的判断无疑会决定着管理的方法和内容，韩非子提出了人是自利的这一基本人性论假说。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韩非子才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①。由此而言，自利是人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对于这一特征，统治者就要善于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二、一个假设----人性本恶

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人性恶的思想家，虽然其思想难免偏颇，但是，他对人的逐利本性的观察和论述，应该说，是深刻而犀利的，颇能发人深省。① 《韩非子 八经》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秉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韩非说过：“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他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心度》中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逸。”因为人的本性贪图享受，厌恶劳动，为此韩非子认为对民必须从严管教。这就需要合理运用刑赏二柄。

三、两种手段-----赏和罚

“刑”和“赏”是对立统一而发挥治理作用的。光讲刑，没有赏，光讲威，没有恩，或重视赏而忽略刑都是不可取的，赏罚并用，恩威并济，两者兼行，天下才能得治。韩非认为，治理天下，必然依据人的天性而运作。人有好恶分别的，因此需要赏罚。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①应该说韩非子关于人是自利的假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基本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通过“赏罚二柄”使人们趋利避害，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主张应通过“法”、“利”而不是“仁”、“义”、“礼”等来管理民众。韩非子论述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②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体现权势的两个最重要工具，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两个工具旁落他人，否则，君主的势位难保，甚至性命堪忧。在运用权势方面，韩非子一贯强调要赏厚罚重。“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③“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所以赏就要厚赏，厚赏到这样程度，如“暧乎如时雨”使百姓“利其泽”④。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所以罚当重罚，重罚到这样程度，如“畏乎如雷霆”，连尊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难逃惩罚。在此基础上，韩非子还提出了“重轻罪”策略，即通过加重对轻罪的处罚，而防止百姓犯轻罪。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这便是韩非子所谓“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维。四、三角支撑----“法、术、势”的管理控制思想 ① 《内储说下六微》 ② 《二柄》 ③ 《六反》 ④ 《主道》

韩非看到了法、术、势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法”、“术”、“势”是三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徒法不足与自行”，三者必须结合，“不可一无”，因而在坚持“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

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君主的霸业。借用现代管理学语言，韩非子实质上提出了管理中应将制度、权威、技巧三者有机结合的重大命题，在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一）法本管理思想 韩非说：“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① 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韩非子在其《心度》一篇中指出“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故法者，王之首也；刑者，爱之首也。”在此，韩非子特别指出，制定、实施刑、法，不是因为憎恨老百姓，而是爱老百姓表现。因为唯如此，才可以使民静，并防奸于未然。韩非子对法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②又如：“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③在韩非子看来，奉法强几乎成了国强的充要条件。

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韩非子还说：“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④是说，国家要强大，在于国家要做好法① 《有度》

② 《有度》 ③ 《有度》 ④ 《外储说右下》

治工作，国家弱乱了，其原因在于国内有人徇私枉法。关于法的意义，韩非子是从多个侧面去说的：从哲学角度去说，说它是“以道为常，依法为本”；从为君的角度去说，说它是“法者，王之本也。”；从国家角度去说，说它是“治强生于法”，“明法者强”；从“民”的角度去说，说它对于民来说是“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就拿今天的中国为例来说，我们国家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实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中正式被提出来的。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我国《宪法》之中。从此，我国的法治思想，法的意识进入了人们的心中，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入了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之中。

（二）术治管理思想

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①，“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②。所谓术，是指君主驭臣之术。在韩非子看来，术和法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俯，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③在该篇中，韩非子还分析了申不害佐韩和公孙鞅治秦不能获得完全成功的原因，申不害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则是“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君主治国，术和法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术的特点，韩非子概括了其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即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④韩非说的术实际是权术。

韩非强调治国一定要讲究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认为，术就是君主任免、考核、奖惩各级官员的手段、方法、政治技巧与政治策略，作为最高统治者“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主张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要使臣下奉公守法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一套驾驭臣下的“术”，否则难以成为天下之主。由此,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即“以术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

（三）势乘管理思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⑤。这里谈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① 《难三》

② 《定法》 ③ 《定法》 ④ 《难三》 ⑤ 《难势》

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于有势与无势。同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①语意是，君主掌握权柄并且拥有威势，所以他就能做到令行禁止。所谓柄，就是杀、生机制的事；所谓势，就是制服众人的资本。

其次，韩非指出了势的重要性。法、术、势相较，势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势”是君主治世的首要工具，贯彻法令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没有势便没有了一切；权力和地位具有至高无上性，“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其一，“势”在政治中表现为“势位”。“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可以发号施令。他分析说“人臣之于君主，非骨肉至亲，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至于普通平民百姓则更不要说了，“民故服于势”。其二，“势”在执法中表现为“威势”。“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只要掌握了权势就能“令则行、禁则止”。他指出君主与民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权势，所以他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势”。他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法势合一”，明白“抱法处势则治”的道理，自觉将法和势结合起来并牢牢集权于手中，运用必要的“术”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威。

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韩非子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②。二是靠制度权力，领导者只有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才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③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④。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⑤。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权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时领导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计谋，这些计谋要做得恰当周密，不能让下属知道，以此保证其实施的效果。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掌握下属的言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管理顺利进行。同时一个领① 《八经》

② 《南面》 ③ 《饰邪》 ④ 《喻老》 ⑤ 《扬榷》

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篇2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 非法则术也” (《难三》) , “君无术则蔽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定法》) 。“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 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 (《定法》) , 这是术的要点。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 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 综合来考察一个人, 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

三是“叁五之道” (《八经》) , 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 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 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 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 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 臣下就会轻慢君主, 不严厉追究过失, 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 要使用“七术”, 也就是说七种策略 (《内储说·七术》) 。这七种策略是: (1) 众端参观, 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 (2) 必罚明威, 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 (3) 信赏尽能, 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 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 (4) 一听责下, 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 (5) 疑诏诡使, 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但是不给他们任务, 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 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 (6) 挟知而问, 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 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 看看下属怎么说, 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 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 (7) 倒言反事, 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 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 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

五是在管理过程中, 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 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 (1) “权借在下”, 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 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 它是领导者的专利。 (2) “利异外借”, 就是防备内外勾结, 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 (3) “托于似类”, 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骗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 必须要加以防范。 (4) “利害相反”, 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 有利必有害, 有害必有利, 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 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 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 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 (5) “参疑内争”, 权力斗争不可避免, 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 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 (6) “乱国废置”, 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 一旦中了圈套, 后果不堪设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 和兵家的有所不同。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 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 认为“抱法处势则治, 背法去势则乱” (《难势》) 。这里谈的势, 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

从总体上讲, 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 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 术是权力的手段, 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 让每个人都看到, 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 这样, 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 权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时领导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计谋, 以此保证其实施的效果。同时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懂得树立自己的权威, 牢牢地把核心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当然, 我们也要辩证地去看待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从现在管理的意义来讲, 管理人必须要假设人的人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德加.沙因把人的人性分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四种类型。其中对“经济人”的理解就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懒惰的, 尽可能逃避工作, 没有雄心壮志, 缺乏理智, 不能克制自己, 大多数人为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将选择那些经济上获利最大的事去做。以对待“经济人”应该用职权发号施令, 使他们服从。强调用严密的组织制度去约束他们, 在激励制度上, 主要用金钱报酬调动人的积极性, 同时对消极怠工者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实际上就是把人看成“经济人”, 这就要求我们组织管理者在借鉴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时先要对管理对象的人性有个确切的认识, 在管理时要融合进“权变”管理思想, 才能有的放矢, 取得实效。

摘要：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 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 术是权力的手段, 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 让每个人都看到, 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 这样, 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 权力才能有效行使。

关键词：韩非子,管理,“法、术、势”

参考文献

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篇3

关键词：《韩非子》 征引 文化特色 君臣关系

韩非子强调验证，他在《解老》中借用“愚之首”的故事来强调“缘理好情实”的思想倾向，司马迁也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量引用历史史实来进行说理，通过分析《韩非子》征引内容的倾向以及据此而做的阐发，我们可以考察韩非子对于君臣关系问题所做的思考。

一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韩非子》中征引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上古圣王传闻、春秋时代的历史史实、战国时代的史实以及口耳流传的故事。从《韩非子》对征引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对征引内容有着自己的心理期待视野，有着自己的主观性选择和评价，只有是与自己观点相一致，或者有利于阐发本派观点的史实才会被引入著作中，按照故事体现的意旨可以把《韩非子》征引内容分为“令德”“明智”“篡弑”“无道”“嘉言”五种，通过统计，我们发现在这些分类中，有两类故事比重较大，一是篡弑，一是明智。从这两类比例较大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思想的价值倾向：《韩非子》对于篡弑及士人问题比较关注。而这两类主题在最终旨归上其实是一致的，统一于他的君臣关系理念当中。

二

通过征引，韩非子对君主以及作为臣下的法术之士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求达到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状态。

《韩非子》征引故事中，多是权臣篡位、国君亡国身灭的故事。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会在不同的篇章中多次出现，所阐发的意旨大体相同，如在《二柄》《扬权》《奸劫弑臣》《喻老》等篇中多次提及的“田常篡齐”的故事，最终旨归基本上是要限制臣下权利，加强君主权利，布德于下。韩非子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在《亡征》所列举的四十七个亡征中，首列“权轻而臣重”。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当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抹除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蒙上了一层功利色彩，显现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冲突。“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他从春秋时代大量的篡弑事例中发现，诸侯国混乱局面的出现，是臣下权力过大而弑君的直接结果，“晋用六卿而国分”，不同的故事在《韩非子》中所阐发的意旨也大体相同，如多次提及的是田成弑简公而伐齐、晋六卿弑厉公而分晋的故事，如《韩非子·二柄第七》是说明“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韩非子·扬权第八》是说明“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是说明“主孤於上而臣成党於下”。《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是说明“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都是要限制臣下的权利，加强君主权利，布德于下。

韩非子从维护国家稳定统一秩序的前提出发，认为“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是最为危险的，《韩非子·奸劫弑臣》通过崔杼弑杀齐庄公的故事，指斥人主若无法术，将使大臣得势擅权，最终会造成人主的劫杀死亡，而被劫持驱逐的忧惧痛苦更甚于身体的病痛或猝死。要防止臣弑君局面的出现，就必须要限制臣下权力，避免其过于膨胀，以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因此，他从历史借鉴中总结理论基点，强调要君主依恃术与势以御下。君主必须要运用一定的治术来稳固自己的权力，《难四》在征引了齐景公囚阳虎的事例之后，提出“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闇则群臣诈”。为此，他提出了君主预防、限制、控制臣下权力过大的主张，为君主加强政治统治提出一己之见。

除了强调君主要法术势结合来控制臣下外，韩非还特别提出了士人问题，当然，在韩非子眼中，士人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必须是法治之士，纵横家、儒家在他那是受批判的对象。“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提出了法术之士的作用以及不用法术之士的危害。在韩非看来，抑制奸臣、尊主安国的利器，就是法术之士，“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也”，在《亡征》篇列举了众多亡征之后，言君主重用“服术行法”之士的必要，“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韩非子对于士人问题的关注，与他的政治观念是一致的，他激愤正直且有才能之士不得重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对权奸重臣的鞭挞。除在《说难》《孤愤》中明确说明作为士人的无奈与不得重用的愤懑之外，他还通过大量的例证来进一步表明观点。“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查贤智之言而避于愚不肖之患也。”正是权臣重臣的蒙蔽，才使得法治之士不能为主所用。

在法术之士得到重用之后，韩非子指出作为臣下，法术之士必须“不失君成之礼，不败君臣之位”，维护君主的权威，维持对君主的忠心。《十过》所征引的《左传》成公十六年司马子反的事例，提出了“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的道理，实际上是对君臣名分上的一种强调，要忠于一国之君主，而不能忠于重臣，即“忠不可兼”。通过君主的策略以及臣下的忠心，君臣必定能达到和谐共处的局面。

三

《韩非子》的君臣关系思想是战国末期特定社会状况、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色。战国末期，封建宗法制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臣子的来源由西周时代的宗法家族成员转化为没有血缘宗法关系的人。而且由于利益冲突的问题，“子弑其父者有，臣弑其君者存”，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出现争斗，“陪臣执国命”的情形屡见不鲜，诸侯公室大权傍落的趋势日甚一日，政权更迭频繁。这成为韩非子君臣关系问题思考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诸侯国之间的征战日益激烈，“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所以，这个时期战乱变化不定，各国之间的强弱变化不定，如何促进国家强盛成为各国共同的主题，而新兴的士人阶层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士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当时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人有很大的自主性，“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可见，此时士人的个体本位意识较强。韩非子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也带有士人的普遍心态，渴求被重用。但是至战国末期，经过多次的征战，秦国大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怎样来实现统一，统一后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韩非子从法家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君主专制的思想方针。君主专制必然要求臣下听从于君主，在大的政治理论基点统领下，韩非子力图达到君臣相得的和谐局面，而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则倾向于牺牲士人的利益来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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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勋初.韩非子札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刘向.校战国策书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顾炎武.日知录[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篇4

摘 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思想

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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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他的法治理念。

1.法治的人性论基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人人皆好利恶害，人人都是自私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

2.法治的学理基础 ⑴.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儒家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即所谓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圣贤治国。站在儒家相反的立场上，韩非极力否认道德力量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并不具备将国家治理好的资质，只有借助法律才能达到目的。“道法万能，智能多失”，“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将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用赏罚和法制，即只认法不认人。

⑵.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韩非批判地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并用以支持君权至上的观点。他指出君主应虚静无为，掌握刑名之术，控制赏罚权柄，防止臣下篡夺君权，以保持其独尊的地位。韩非将作为自然规律的道引申为政治领域的君臣之道。从道无所不在的角度讲，法就是道，这说明，韩非的“主道”包含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治。韩非从天地山海等大自然中得出的并非是无为的政治原则，而是强调君主应摒弃人道的好恶，效法天地的无私，一切准道法而为，如此方能定治乱是非于一尊，导致“至治之世”。

⑶.对墨家思想的借鉴

韩非还积极地吸收了墨家的“强力论”思想，把“力”和威势结合在一起，认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凭借。作为最高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威势，以实现独裁专制。同时，韩非还吸收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最高统治者只是把“功利”作为诱饵，调动他的臣民来供他任意驱使。这样，墨家的“功利”说在韩非那里己经成了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臣民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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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

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

(三).韩非子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在深刻分析了商靴“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各自的利弊后，融会贯通，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法治理论。

在韩非看来，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做到“抱法”、“处势”与“行术”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明主治国之道。“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是运用法和术的前提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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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要“抱法”即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维护法律的尊严，唯法必从是执法者最起码的要求，其二要“行术”就是要事功相符、赏罚分明，最后要“处势”，也就是说君主拥有的权势和地位，韩非子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强调抱法、处势、行术的有机统一，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韩非子看到了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实施的坚强后盾，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对法家思想的接纳和认同。在此，他企图通过法律的普及达到人们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执法服法的目的。韩非把知法懂法视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和动机，使普及法律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韩非的教育其实是法教，而德教被忽视了。

法律从禁止的角度规定了做人的最低点，那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因为道德所感召的恰恰是那些安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比道德更具有普适性。法律则规定了为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法家思想与儒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得多。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战国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适应了由诸候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要求，虽然仍带有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仍具有借鉴意义。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

当然，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固然有利于法律的普及，但以法律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显然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的发展，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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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播诗书而明法令”更是一种极端的高压政策，对思想的禁锢带有愚民政策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传播的倒退，应引以为戒。

在韩非看来，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自律，必须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惺、吴起、商靴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靴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但是，这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很难达到。

在“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这个问题上，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己。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去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以韩非子视角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人民众而货财寡”一一资源分配不公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二是初次分配秩序混乱。三是钱权勾结，腐败严重。这就给我们执政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必须有法律作为保证。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实质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要以法进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按照韩非子的观点，财富的分配应当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制度，才能保证分配中的公平与公正。韩非子认为人多而资源稀少，势必会造成不守法的现象。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处理社会资源再分配时，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并且要通过严厉的执法来保证市场的秩序。

2、“人人皆挟自为心”一一社会道德溃败

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道德观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针对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沦丧的现象，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医疗道德、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等，在当今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溃败现象。人人都想退缩到道德底线以下，以获取不道德的利益。这就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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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出现病态。

如何防止社会道德溃败，韩非子是主张“立公废私”。他在《无蠢》提到:“古者苍颇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颇固己知之矣”。在治理道德沦丧以及纠正社会风气方面，韩非子的立公弃私观点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只有弘扬了正义才能有效的抵制道德的溃败。

3、法律权威丧失

法律是规范人行为的准则，一旦建立每个人都必须毫无条件的遵守。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就要求法律在贯彻执行中作到不偏袒权贵，一视同仁。由于我们国家没有民主法制的历史传统，现代法治建设的历程也很短，所以在建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性方面面临诸多的问题。

在如何树立法律权威方面，韩非子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法不阿贵”的这一法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韩非子看来，严格而严厉的执法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信，使民众对于法律和君主产生敬畏心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明主治吏不治民”一一依法治理腐败，预防全民性腐败

治吏思想是韩非子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首先，以法治吏是治国的关键。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再次，治国要以人性为基础。当下，官员的贪腐问题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根据统计，每年因官员贪腐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党和政府将反腐败确定为一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采取了许多措施坚决治理腐败。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吏”的思想，并设计了一系列选拔任免、考察考核、奖功罚过、防奸止奸以加强君主对官吏控制的措施和策略。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法选拔和任用干部，循名责实，按职责考核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赏当其功，罚当其过，实行赏罚分明的公务员奖惩制度；以法治吏，依法治权，从根源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等方面，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严格依法行事，杜绝选择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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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这就是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得到有效的、普遍的遵守和执行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如，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遗匹夫”。这就是法家的刑无等级的思想。按照现代西方法治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我们的立法和执法都必要作到严格依法，杜绝选择性执法，要增加执法资源、抑制权利寻租、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以此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3、“重刑止奸”——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根据韩非子的刑治理论观点，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以刑去刑”，实现法治。这就要求刑罚必须足以威慑犯罪，使违法犯罪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使有犯罪意图的人因为畏惧刑罚而放弃犯罪。目前，我国法律在许多领域存在对违法犯罪行为处罚过轻的问题。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规使用添加剂等违法犯罪行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但我国法律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过轻，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使违法者获利很大，违法成本却很低，导致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因此，在这些领域，我们应该借鉴韩非子“以刑去刑”的思想，弥补法律漏洞，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从而达到制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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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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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思想特点 篇5

【摘要】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韩非;法治;现代管理

目录

1、法家源流及韩非

2、韩非的“法治”

2.1 依法管理

2.2 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2.3 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

2.4 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4]。

3、法家思想历史局限性及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做为法家集大成者,他关于法、术、势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思想体系顺应了当时历史的需要,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今天我们追源溯流,寻找法家思想的智慧滥觞并探索它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历史局限作出大胆扬弃,借古鉴今,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家源流及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它以主张为特征。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1]。

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一批锐志改革且卓有成效的政治家。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645BC)成就最为突出。他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2]。

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子产(约582BC～522BC)于春秋时期在郑国执政26年,作丘赋,铸刑书,将刑法条方铸于鼎,公布于众,择贤用能,使郑国在晋楚争霸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李悝(约455BC～395BC)在战国初任文侯相,主持变法,通过“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政策,其主张“行之魏,国以富强”,又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秦汉以后直至唐朝的刑律大多祖述于《法经》。商鞅(约390BC～338BC),是众所周知的改革家,他入秦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主张轻罪罚,同时取消分封制和世袭制,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为秦王朝统一奠定基础。申不害(约385BC～337BC),为韩昭侯相,主张法治,尤重“术”,要求君主经常监督臣下,考核其是否称职,予以奖惩,使能尽忠守职。他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慎到(约350BC～275BC)是法家的理论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荀子非十二子》称他“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言成文典,反察之”。主张“为人君者

不多听,据法倚教以观得失”。他还提出势治”,要君主持权位之势而行法[1]。

韩非(约280BC～233BC)是先秦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名责刑,以法为本,以术治下的刑名法术之学以及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拨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励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史记》称他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他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韩非的学说为秦始皇所赞赏,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3]。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而在韩非法”、术”、势”中对现代管理,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是韩非的法”的思想理论。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赏刑》)。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法的主要内容是赏罚”,韩非称之为二柄”,意即国君的两个权柄。二柄者,刑德是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法治”思想直接后果是导致富国强兵,中央集权加强,使秦综合国力跃居战国诸霸之首,而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的法治”思想在当今的经营管理和商战谋略同样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极强的杀伤力。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同时看看经营管理者在现实商战中如何灵活运用法家谋略思想。2.1 依法管理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4]。

【文意】法,明确地著录在官府中,刑罚制度一定要贯彻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去,奖赏只给予谨守法令的人,而刑罚施加于触犯禁令的人。

【商战例析】法,是管理的重要内容。管理中也必须有法制管理的思想。

在企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关系、矛盾。诸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矛盾的调节,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有的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得以解决,但相当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法”来解决。企业中法”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的规章、条例、纪律、政策、条令、指令、计划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中涌现出的一批独领风骚于一时的著名企业改革家,他们把那些管理无序的企业迅速地引向有序的轨道,靠的正是法制。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实例。步鑫生,是8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企业改革家,原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他的改革,从厂风、厂纪抓起,以整顿劳动纪律,为此,对职工上班提出十不准”,即厂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打人骂人,不准高声大叫,不准吹口哨;上班不准看报,不准谈天说笑,不准串车间;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做私活,不准放茶杯。对违反厂规、厂纪的,根据不同情节给予处罚。为杜绝职工无病装病、小病大养的漏洞,规定除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丧假可以享受劳保待遇外,一般假每天发放4角钱的生活费。结果,上班时东跑西串、成群扎堆的怪现象不见了,泡病号”的没有了,生产秩序井然,出勤率高达98.5%。

在企业中,只有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市场角逐中获胜。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生存、发展。

法制有它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现代管理所不能欠缺的,也是任何其它管理思想、手段无法代替的。但是,世上决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法制管理也不能例外。它也有弊病,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管理过头就容易激化矛盾,甚至会危及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的生存。

正因为这个道理,它应宽猛结合”、恩威并重”,当代企业管理中法制管理的企业文化、行为科学的结合,都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这种结合,扬长补短,是搞好管理的明智选择。2.2 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4]。【文意】法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象木匠用的墨线决不会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他有才智也不能用言辞来辨解、搪塞,即使他英勇无比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商战例析】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管理者,正是因为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包公之所以被中国人所世代颂扬,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秉公执法,法不阿贵。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制订和执行企业规章时,也都十分注重法不阿贵”的原则。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公司的劳动规则规定:任何职工不得迟到、早退,上班由计时器打卡,只要迟到一秒钟,当月奖金就全部扣除,分文不给。规定宣布后不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上班迟到。总经理当即就扣发了他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不用通报,也不用广播宣传,很快就在所有职工中传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全公司劳动纪律大为改观。

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远”、卑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网”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3 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文意】

奖赏不如优厚一些,使民众贪图它;赞誉、表彰不如美好一些,使民众觉得它是一种光荣;处罚不如严厉一些,使民众害怕它;贬斥不如丑恶一些,使众觉得它是一种耻辱。【商战例析】

韩非的厚赏重罚的思想,是在战国时期社会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需要拔乱反正的时期,厚赏重罚无疑是可行的做法,是迅速煞住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使社会从无序转向有序的有力武器。当社会严重混乱,歪风邪气已占优势,形成恶习时,如果不对这种恶习施以重罚,而只进行正常的惩处,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拟提倡的新的社会风气,如果不以厚赏加以鼓励,也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因此,对于在这样历史条件下韩非的厚赏重罚的主张,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在将厚赏重罚运用于现代管理时,是必需谨慎注意的。它的适应范围,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企业整体处于无序状态,百废待兴,需要拔乱反正时;二是需要集中力量打击、煞住某方面的歪风邪气,或者需要集中力量提倡、培育某种新风尚时,可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方面有限度地施行厚赏重罚。实践证明,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行厚赏重罚的效果,总体是比较好的。

新加坡对环境卫生利用高额罚款的办法,以保障迅速建成优美的城市环境。如在那里,随地丢一个烟头,要罚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如此高额的惩罚,使人们望而生畏,效果自然理想。由此也使人联想到北京。

在早期,北京市规定随地吐痰罚款5角。由于罚款甚微,很多人对此并不在乎。有的在受到罚款5角后,硬要再吐一口,为了迅速克服随地吐痰的陋习,几年前把罚款涨了10倍,变成了5元。这一下,人们心痛了,随地吐痰的现象在市区主要街道上也就很快消失了。

2.4 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4]。

【文意】

刑罚的繁杂混乱,是赞誉失误的结果;奖赏和赞誉不相称、矛盾、冲突,那么,民众就会犹豫不决,因为人们对赞誉的看重和他们对赏赐的看重是相同的,在人们心目中,赏赐和赞誉同样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对于受到奖赏的人,在授奖的同时以加以毁谤,那就不能用奖赏去鼓励人们效仿受奖者的行为。如果对受惩罚的人,在受罚的同时又加以赞誉,那就不能用惩罚来禁止受罚者的错误行为。因此,在实施赏罚时,奖赏要和赞誉相结合,相统一,惩罚要和抵毁、否定的舆论并用。

【商战例析】

韩非的这段话,讲了几个值得现代管理注意的问题。首先,人们求利,重视得到赏。但人的欲望、需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而决不是单一的。求利、求赏决非人的全部需求,也不是人的最高需求。奖赏是一种激励,是一种强化手段。但是,激励、强化的手段决非奖赏一种。求名,自尊的需要,是人性重要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需要甚至比求利、求赏的需要更重要、更迫切。因此,表扬、批评、毁誉就成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手段,强化人们行为的有力工具。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应该从人的欲望、需要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激励、强化手段,去控制、改变、塑造人的行为,而不能只停留在赏罚这一功能上。韩非所说的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应该说,这一点是符合现代管理实践的需要的,也是和西方出现的行为科学的理论相一致的。

其次,赏罚和毁誉相结合、相一致,才能确保赏罚功能的实现,才能更圆满地实现预期的赏罚功能。赏罚、毁誉两种激励、强化手段同时运用物质、精神两种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力量结合起来进行,当然比其中一种力量孤立运作,效果要好得多。在当今管理中,提倡物质鼓励的同时,要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在精神激励的同时,要有一定的物质内容。这种倾向与韩非子的不是很吻合吗?

第三,赏罚、毁誉这两种激励、强化手段所激励、强化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这就是韩非所说的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在管理实践中当运用多种激励、强化手段去激励、强化某一行为时,最忌讳的就是各种激励、强化手段之间矛盾、冲突。如果这样,那么,预期的激励、强化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对于后者,韩非把它的种种表现归纳成两种类型。

(1)赏誉不当”,赏者有诽”。其结果,是民疑”,人们弄不清楚你到底提倡、鼓励什么,打击、抑制什么。而民疑”的直接后果,是奖赏应有的劝善”的功能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管理中并不少见。如某人由于创造发明,或者在市场开拓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制度领到了高额奖金。但是,在企业评先进人物时,他不在其中,在光荣榜”上也名落孙山。试想,这种矛盾赏誉,给人什么概念?人们到底该不该向他学习?这个得高额奖金的人,到底是不是领导所肯定的要人们学习的榜样?而这一疑”,高额奖金应有的劝善”作用也就消失。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投入(奖金),但毫无产出,不太亏了吗?更有甚者,一边付给此人高额奖金,一边又造舆论,说这个人十分私利,他的一切行为就是为了多得几个奖金,这就是赏者有诽”,被赏者在舆论上成为谋取私利的小人,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劝善”作用,反而带来了鄙视这种行为的反面结果,真所谓背道而驰。

(2)罚者有誉”。其结果是不足以禁”。而不足以禁”的直接后果,是邪恶、过失行为不受抑制,频频发生,这样,必然刑烦”,以刑去刑”的目的无法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管理中也屡有发生。如某人由于某种过失而按制度被处于罚款,甚至是相当数量的罚款。但是在罚款的同时领导又为他辩解,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偶然失误,为他叫屈、惋惜。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刚刚惩罚了他,几乎同时,又在别的场合表扬、赞誉他。试想,如此边罚边誉,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信息?应该说是矛盾、混乱的信息。罚,给人传递的是禁”的信息,而誉”带给人的是扬”的信息,在这矛盾的信息中,惩罚的禁恶”、止境内之邪”的功能,被誉”的鼓励、提倡所冲击、掩埋。其结果,必然是不足以禁”。这样,此人的过失无法引起人们注视、自觉抑制。由此,在此人被罚之后,类似的过失决不会因为此人被罚而减少,而是照犯不误。而罚这一措施,除了过失者被罚了几个钱以外,再无任何效果。如此,惩罚这一手段的作用显得不大,这正是为罚而罚”了。

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应该做到赏罚同轨,适当分明。法家思想历史局限性及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做为法家集大成者,他关于法、术、势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思想体系顺应了当时历史的需要,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朝倾覆后,尤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在管理领域中尤其在国家管理(治国,为政)的领域中,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非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显然已经过时、落伍,成为逆当今历史潮流的东西了。在韩非的管理思想体系中,没有一点点民主的影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是糟粕无疑,在现代管理中丝毫没有立足之地,更无继承、借鉴的必要。

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应简单从事,并由此引伸出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与现代管理无关的结论。

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的治民”、治国”等实质内容,在现代管理中并非完全过时,而仍有现实意义。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管理者(君主)的意志办事。这一点与当今管理系统的本质是对口的。因此,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看,在现代管理中仍有借鉴的价值,有认真扬弃的必要。

韩非所主张的中央、君主对立法权和对官吏执法的控制权的集权,以现代管理来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企业管理来讲,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设想,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而由各层次的管理者自行其事,那末,其后果是很难想像的。那样的企业,政令如何能畅通,管理怎能有序、统一?在企业中,立法”以后,执法”的具体工作当然不可能由最高管理层事必躬亲”,而必须由各层次的管理者去实施。因此,执法”权必须相应地授于各层次的管理者。但是,如果

在执法”问题上只进行授权,而没有必要监督、控制,那么,就难以保障执法”权的正常行使。为此,韩非所强调的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所立之法”的顺利、正确地实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从总体上看,已经过时。但是,在其内部仍有较多的合理内

涵。这些合理的内核,是今天研究、借鉴韩非管理思想的立足点、出发点。

综上所述,管理的现代化必须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推进管理现代化,要对法家管理思想理念来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我们既要洋为中用”又要古为今用”,要从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从先秦哲人谋略中汲取丰富营养,使我们民族诸多美德、苦干精神、聪明才智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韩非子的寓言 篇6

其一：循理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则事寡败矣。

桓赫说，雕刻的`要领，首先在于鼻子要大，眼睛要小，鼻子雕刻大了，还可以改小，如果一开始便把鼻子给刻小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同样道理，初刻时眼睛要小，小了还可加大。如果刚开始雕刻时，就把眼睛弄得很大，后面就无法缩小了。为人做事，也是一个道理，凡事要留有余地，留有后路。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失败。

其二：亲疏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

郑国有个人，他的儿子将去做官，告诉他的家人说：“一定要把坏了的墙修建起来，这墙不修好，别人会来偷窃的。”他邻居也这样说。因为没有及时修建，别人果然偷了他家的东西。郑人认为他的儿子聪明，但却把说要修墙的邻居看作盗贼。

其三：明过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

古代的人，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道理来俢正。镜子不会因为照出脏污而有罪过，道理不会因为暴露过失被怨恨。没有镜子，就没办法修整胡子眉毛;不遵循道理，就不能明辨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其四：用势

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周公旦已经战胜了商纣王，将要去攻打商盖这个地方。辛公甲说：“大国难以攻打，小国容易征服。不如先征服众多小国来威慑大国。”于是就攻打东方各个小部族，而商盖也就归附了。

其五：因时

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鲁国有个人善于编织鞋子，其妻善于织缟，他想到越国去生活。有人对他说：“您必然会穷的。”鲁国人说：“为什么?”回答说：“鞋是用来穿的，但是越人赤脚走路;缟是用来做帽子的，但是越人披发。你的手艺到了越国完全用不到，想不穷，这可能吗?”

试论韩非的技术价值思想 篇7

一、“缘道理以从事”：自然主义的技术根据

韩非认为，技术活动必须遵循事物的规律，循乎万物之道，这是技术所以成为技术的内在根据。违背事物之“定理”，违反万物之“常道”，技术发明是不可能成功的。

韩非系统阐述了道、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关联，指出，“道”即“常道”，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是与天地俱生同存的。“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韩非子·解老》)。韩非的“常”即“常道”，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并支配其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理”即事物的性质、纹理、规矩等，是事物之为事物的特殊规律。韩非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韩非子·解老》)又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就是说，事物的性质即为事物的理。韩非还说：“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子·解老》)，理是已经形成之物的文理，即条理、秩序、结构。又说：“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韩非子·解老》)总之，理是事物的形式与规律。

从道、理、事三者之间的关系看，韩非认为，“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就是说，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是万理的综合。理是已经形成之物的文理，道是万物所以形成的根据。因此，道是统理万物的。物各有理，不会互相冲突，所以事物为理所控制，万物的理是各不相同的，道则总括了万物之理。由于“道理”是存在于事物之中并制约万物的，所以，韩非强调指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所谓的“必缘理”(《韩非子·解老》)。他认为，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就可以变革、制裁事物，即“理定而物易割也”;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他反对不按事物客观规律而按主观意见办事，他说：“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则网罗之爪角害之。”(《韩非子·解老》)所谓“网罗之爪角”，指错综复杂的事物，它像一张网一样，会把不按规律而按主观意见(私智)办事的人困死。韩非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技术活动成功的内在根据，即遵循事物的客观之理，否则技术活动就会失败。

二、“以功用为之的彀”：功用主义的技术目的

遵循“常道”、体现“定理”的技术活动，其目的是什么呢?韩非认为，是“功用”，功用之有无及大小是衡量一切技术活动之价值的根本原则。对此，韩非多有论述。韩非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子·六反》)又说：“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韩非子·难二》)韩非批评那些华而不实之言、劳而无功之事，认为应当予以废止。他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又说：“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韩非也已经认识到了技术、法律等人为事物的两面性，他认为，人们应该从其利弊得失的比较中进行选择，以求利大于弊。利大于弊之事为之，利小于弊之事不为。他说：“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韩非子·八说》)

韩非强烈的功用主义目的，表现在技术上更是明显。在《韩非子》一书中，凡是论及技术的地方，都是应用性强的实用技术。例如，关于农耕技术，韩非说：“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韩非子·难老》)关于建筑技术，他说：“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久必坏。……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韩非功用主义的技术价值观，对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我们知道，与科学相比，技术的特点不是求真、明理，而是求用、取效，就是说，技术具有明显的功用目的。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技术当中没有探索性。事实上，技术从发明创造到生产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实验室技术与规模化生产技术的区别，特别是许多基础性、关键性的重大技术发明，其探索性、创新性是明显的，它们更像科学研究，其先进性是第一位的，功用性则是第二位的。一味地强调技术的功用性，虽有利于技术的推广应用，但不利于技术的研发创造。

三、“参伍之验”：经验主义的技术标准

技术目的的功用主义必然导致技术评价标准的经验主义。与荀子《解蔽》注重思想方法不同，韩非从他的功用主义目的出发，注重经验证实，讲究“参伍之验”，在技术评价标准上奉行效验至上的原则。韩非认为，判断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合乎实际，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干，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先进实用，不能只听其言，只看其表，而要采用“参伍之验”的方法，通过经验证实和对比分析，从实际的效果中才可以断定。韩非说：“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韩非子·备内》)又说：“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韩非子·六反》)关于技术，他举了许多例子作了生动而雄辩的说明。他说，比如判断一把剑的利与钝，如果只凭金属原料的颜色，即使是像区冶这样的铸剑专家也不能肯定是否合乎标准，而用它试行宰杀，则普通人也能分别出利钝。如果只看一匹马的形状、年龄，即使像伯乐这样的相马专家也不能判断它的优劣，只要驾上车一跑，则一般人也能分辨出是好马还是劣马。韩非说：“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奴婢)不疑钝利。发齿吻而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未涂(终途)，则臧获不疑弩良。”(《韩非子·显学》)

韩非“参伍之验”、效验至上的技术评价标准，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特点和实践论色彩，因此在他那个时代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合理性。这在韩非对儒墨两家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但是，将此标准推到极端，不利于人们对技术机理的研究与把握，也有碍于先进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参伍之验”的效验标准，只看到技术的功用价值即外在价值(这是技术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必然表现)，而看不到技术的结构价值即内在价值，在技术评价标准上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它不利于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与此同时，任何一项新技术发明，其性能指标的提高往往有一个过程，片面的效验标准很可能会将其扼杀，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众所周知，19世纪初，英国史蒂文逊发明的蒸汽机车，震动剧烈，行走缓慢，经过多年的技术改进以后，直到1825年还需用3个小时才能跑完19.3公里的路程。如果只看效验，那么，蒸汽机车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古老的马车，如果就此断定火车必不如马车，那么，极富生命力的蒸汽机车恐怕就会被否定而永远不可能被实际使用。效验标准的片面性，反映在哲学上，其实是对实践标准认识的片面性。就是说，韩非只看到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但没有看到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尚不能理解实践标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四、“以规矩为度”：规范主义的技术实践

韩非以法家著称，“喜刑名法术之学”，强调依法办事，政治上崇尚“法”的思想，主张“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韩非子·五蠹》)。韩非以彻底的法治思想，明确提出“以法治国”、“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君主也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可“释法用私”(《韩非子·有度》)。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韩非子·用人》)。韩非认为，“道”是“是非之纪”，要求君主“守自然之道”(《韩非子·主道》)，“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守成理，因自然”(《韩非子·有度》)，使法律纯洁淳朴，普及万物而不遗。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察事精细、弘法依法之人，却死在秦始皇的刀下，使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之扼腕叹惜。应该说，韩非要求一切人都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这本身是正确的，也是超前的和进步的，但这一主张只有在真正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实现。

在技术上，韩非强调规范，要求“以规矩为度”，注重规范操作，遵守技术规则，符合技术程序。韩非认为，“巧匠目意中绳，然必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韩非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值得注意的是，韩非的技术规范思想与其“法”的思想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相互支持，相互为用，相得益彰。韩非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十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陷枯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枯而有自直之箭，九圈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尝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韩非子·显学》)又说：“辞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韩非子·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