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推荐6篇）

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篇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他要求艺术的真实，更要求素材的真实，要求诗人对社会负起责任。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说明，白居易此时所写的《长恨歌》完全是有为而发，是为了“救济人病，裨《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补时阙，”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样?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这么担忧?据《新唐书’德宗纪》《唐会要·搜狩》卷二十八载，德宗、宪宗都喜爱田猎。《旧唐书。郭后传》载：宪宗“后庭多私爱。”可见声色犬马是德宗、宪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这两位贪图逸乐、惑于尤物、奢欲无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发，在《策林》中反复地强调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策林》二)那么此时所写作的《长恨歌》，目的就绝不会是歌颂李杨的爱情。他的选材、立意、构思情节、展开主题都必须是围绕着“惩尤物”、“窒乱阶”的目的展开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的“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

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皆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固然唐朝政治开明，但白居易敢于这样，也很不容易，表现了他的苦心和见识。他写《长恨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对“谄成之风。”离开了作者创作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意图，把《长恨歌》当作纯粹的爱情故事来欣赏，显然是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现实、讽喻君王的重大社会意义。

三、从作品的本身看爱情说攻击讽刺说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不能解释自居易为什么不把《长恨歌》归到讽喻诗，而归到感伤诗中;二.廷无白居易研究法解释诗人在全诗的后半部分为什么对李杨爱情有饱含深情的描写。

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读《长恨歌》吧。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头就破题，点出唐明皇是一个重色皇帝，并以此总领全篇，预设规戒的趋向。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了，还嫌不够，还要找最好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养在深闺人未知”--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盖弥彰的--杨太真。从此唐玄宗就为“尤物，，所惑，“三千宠爱在一身，…‘春从春游夜专夜，…‘尽日君王看不足，”“从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声色之中。当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现在不理朝政了，还胡乱封官，杨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发生了。这不是赞美杨贵妃，而是嘲讽整个世风，传达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

杨贵妃呢，也由于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不会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要体现“人的整个教养的程度，”而不只是简单的肉欲和性爱。黑格尔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一位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

李杨荒唐的生活，必然为自己带来终生的愧悔。马嵬坡下，贵妃被杀，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整体来说，应该是唐玄宗负责。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

兴亡责任，都该男的负。”(《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1年版)问题在于渔阳兵起，玄宗在播迁途中，当禁卫军在陈玄礼等的鼓动之下，六军不发，玄宗“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日：‘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旧唐书-本纪玄宗下》)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对玄宗的所作所为的冰冷的白描。实际是唐明皇为了平息众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绞死杨贵妃的。

但白居易写得比较委婉：“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媚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的罪恶掩盖了起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丢车保帅，就要舍得抛出宠妃的头颅来洗刷自己，换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贵妃死后，竞连她的首饰也不敢叫人去拾取。这样宛转的陈述，含意与李商隐的《马嵬》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谴责是一致的。此等事情，总不好说成是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吧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浓笔重墨地描写唐玄宗对杨玉环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兴、烘托、移情、对比以及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表现了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这却是我们值得商讨的。

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宫见月”是“伤心色，…‘夜雨闻铃”是“肠断声，”尽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风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贵妃。返回途中，马嵬坡下，为之唏嘘伤感，歇了一晚，回到兴庆宫中：触物凄惨，夜不成寐，见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见到“未央宫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所见无非玉环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这种情怀是真实可信的。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对一个封建皇帝难得的爱情专一表现的歌颂作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在软禁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角度和感情角度来回忆自己逝去的一切，检视自己所犯的孕史错误，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来忏悔自己的失误给杨玉环造成的痛苦，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转衰而懊悔。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刻薄一些，说此时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恼自己失去的权力和美人，抱恨终天，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态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间，对唐明，没有必要从江山社稷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总结，只是选取艺术的典型环境描写就够了。他失去贵妃，无限痛苦，作者以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来回应前文中的“芙蓉帐暖度春宵，”“春从春游夜专夜。，’以“孤灯挑尽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来对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来人梦”来回应“尽日君王看不足，用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环境的心态描写，来揭示玄宗以往的淫靡生活和眼前的无奈、颓废和伤感，来刻划他的长恨。他的长恨，正是作者本诗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

设身处地地想，唐玄宗此时应该有自己的心理空间，有爱情的角落，对他的内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写，不只是对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从统治阶级高层对安史之乱教训的历史总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恋，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觉得有对不起贵妃的愧悔，所以找来道士上天入地地寻觅一番，也无不可。即使是为了浇一下自己心中的《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块垒，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丝的解脱，说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补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虚，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悲剧的意义在于把美好的东西打碎叫人看。为了鞭挞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调动了俗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迷离恍惚之中使读者仍能看到贵妃的形象依然俏丽动人。

而且进入了灵界的太真与以前的杨贵妃有性质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则是净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带雨，”“雪肤花貌参差是，…‘风吹仙袂飘飘举，’无一不是诗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现。尽管在仙山过着仙女的生活，但她对人间的芥蒂和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来，…t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得知天子派来的使者，便去接见，要他向君王转达别情，并赠旧物，殷勤寄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情缠绵悱恻，表达了她死后的凄凉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无辜的她经过生离死别后的复杂的内心矛盾和难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自居易在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时，能把握人的本质特性，注意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为皇帝和后妃的阶级本性，读来情致曲折，真实而合理，显示出艺术的光彩。

没有回避历史事实，而把李杨的关系放在安史之乱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透过他们的风流艳史写出造成国破人亡的必然结果，使作品具有时代的特色，也显示出作品的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进程中陈腐的东西。这也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四、白居易为何把《长恨歌》归到感伤类爱隋说反驳讽刺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既然《长恨歌》是有强烈的讽刺意义的作品，为什么作者在自编定的诗集中把它归到了感伤类，而没有归到讽谕类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虽然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合理，但足以解释“爱情说”一派所提出的问题。按白居易的分类原则，讽谕诗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

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也就是说，这一百五十首诗，是因事立题的“新闻报告”诗，而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有美刺兴比作用，才编在讽谕诗里。讽谕诗用作者在《新乐府序》中的话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发的是群体的情感而不是个体的情感。而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写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绪、生活所感，是诗人个体情感的自由表现。套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为己而作，为文而作也。”

李杨的悲欢离合，是“牵于外”的事物，而发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动于内”的情理，特别是已经不具有“新闻报告”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了，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类，看轻的是后一类，而后代社会一般容易认可的是后一类，忽略了白居易诗歌密切关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特点，一概目之为政治诗，而人们不喜欢政治味太浓的诗。白居易说“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叹“时之所重，仆《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之所轻。”这里有世风和文风变化的复杂因素。

不过，白居易对《长恨歌》还是颇为爱重和自诩的，他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歌》写成后，社会流传很广。长安军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标榜说：

“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说明《长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记载，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诗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且不胫自走，还远传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一般的读者喜欢它好句联珠，朗朗上口，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义，但喜欢他用游仙体把这段传闻写成通俗诗歌，使人读后情感激荡，难以忘怀。有见地的人，主要还不是欣赏它的词藻和故事，而是透过情感的迷雾，在思考悲剧的社会原因。王质夫说自居易“深于诗，多于情，”的确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日：

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篇2

白居易一生感时伤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样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却将一段爱情故事写得凄切婉转、荡气回肠。由此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白居易的感情生活。

白居易的父亲曾在徐州任职，白居易随父亲在徐州居住过一段时间，并与邻家女孩湘灵产生了恋情。湘灵比他小四岁，活泼可爱，精通音律，两人成为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精通音律的女子，好似白居易心中的湘灵。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二十七岁，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湘灵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前两首都抒写了自己的思念之苦，以及湘灵对自己的思念，如：“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长恨歌》中唐玄宗与杨贵妃马嵬坡一别后，“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都借“泪流”与“孤灯”表达相思之苦。

第三首题为《长相思》，如实地写出了这段恋情的苦衷：“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是说两个人虽然相互爱恋，但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长相厮守。同时，在这首《长相思》中，也能够看出白居易日后所作《长恨歌》的影子：“愿做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做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我们从这三首诗可以清楚地看出, 白居易与湘灵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相恋, 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之后双方不但苦苦相思, 而且考虑过结为秦晋之好的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 高攀不上白居易。因此白居易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二十年 (804) 秋，白居易已三十三岁，在长安做校书郎，他需将家迁至长安。临走前白居易才悄悄去和湘灵姑娘告别。因为怕惊动别人，见面的时候二人既不敢说话，又不敢大哭。这种极度压抑的痛苦和愁闷于是尽数体现在了《潜别离》诗中，白居易写道：“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口，鸟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千百年后，读了依然让人黯然泪下。《长恨歌》中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生死别离时：“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同样让人唏嘘不已。

元和三年(808)末，白居易已做了左拾遗，这时的他已三十七岁了，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虞卿的妹妹结了婚。白居易婚后和夫人关系并不坏，但白居易仍然时时想起初恋情人湘灵姑娘，直到元和七年(812)和八年(813)还写诗思念湘灵。一首题为《夜雨》，另一首题为《感镜》。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贬谪途中，大概是天意怜人，白居易竟然再次遇到湘灵。经年分隔，年少时九曲柔肠的痴恋和多年的别恨顿时历历在目、涌上心头。白居易禁不住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白居易此时已经四十四岁，湘灵当时也已四十岁了，依然遵诺守身未嫁。在此诗中白居易叙说的口吻已经平和很多，远不如《潜别离》沉重，但不经意间的一个“恨”字，还是把心事毕露无疑。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无法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长恨歌》的写作竟然也是源于一次机缘巧合。元和元年(806)，三十五岁的白居易正深深陷于对湘灵无比的思念中，来到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游仙寺游览，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白居易写下了《长恨歌》。在创作的过程中白居易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赋予其中，写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间让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所以，这大概也是很多人认为主题是写爱情的原因。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长恨歌同时也是白居易和湘灵的长恨歌。恨长相爱，但不能长相厮守。《长恨歌》通过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准确把握了人物个性，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塑造了唐玄宗、杨贵妃这两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格调婉转缠绵、凄艳动人。全诗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六句，叙写杨玉环被选入宫，以及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既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承欢侍宴无闲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人之常情，又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失度荒唐，还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艺术夸张。第二部分写安禄山起兵后唐玄宗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悲剧。第三部分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唐玄宗看到太液池的芙蓉和未央池的柳就想到杨贵妃的容颜，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写夜间唐玄宗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第四部分写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在虚无缥缈的仙山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花冠不整下堂来”、“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第五部分写杨贵妃的话，极言生离死别之恨难消。“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杨贵妃托物寄词，又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尾“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点明题旨，把李杨爱情悲剧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和湘灵心心相印，忠贞不渝，但是却遭到封建家长制的强烈抵制，白居易直到三十七岁才娶妻，而湘灵则终身未嫁。悲兮、恨兮。而传唱千古的《长恨歌》：“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中也分明有着白居易自己和湘灵之间的爱情悲剧所在。

摘要：白居易的《长恨歌》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创造了一个回旋婉转的爱情故事。在诗歌中诗人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赋予其中, 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 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感情生活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广东珠海出版社, 1996.

[2]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篇3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多重含蕴

醉吟先生的诗文以“童子解吟”为赞誉，其以“诗王”名号留世，创作了不少语言通俗却又饱含深意的诗文，如清朝赵翼如此评价醉吟先生的一首诗：“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长恨歌》述说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不禁在妇人见“喜闻而乐诵之”，但其的创作主题的多重性颇为现代学者所争议。所争议的，大体归纳于以下三种主题：第一，爱情和讽喻主题;第二矛盾主题;第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一、爱情和讽喻主题

《长恨歌》的取材沿袭了白居易以往的风格，取材于真实事件。诗文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确有其人，诗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荒淫的生活景象，讽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引起的国事荒废，外戚霍乱;另一方面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又对杨贵妃和唐玄宗阴阳相隔，相思不得相见的遗恨表现了同情和恋爱。不论如何，此诗始终以坚贞不渝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主线贯穿其中。

《长恨歌》中，白居易着力写了三情——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深情，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隐去了杨玉环原为唐玄宗儿媳妇这一史实，而是写“一朝选在君王侧”，也隐去了安史之乱，略写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使得全首诗的忠贞爱情基调奠定下来，而为后来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和痴迷的苦情做了铺垫。突如其来的变故，上阕的欢乐与下阕的悲凉更是显出了爱情忠贞之可贵。再联系到白居易自己的爱情背景，与湘灵相爱不能相守，整首诗文的爱情基调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此诗创作于公元806年，此时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场，其抱负满满等待施展，而白居易为宦之时，写诗多为补察时事，由此推断，此诗确应当含有讽喻的意味。而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阕多写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误了国事，下阕多写帝王爱情的遗恨之情。关于爱情与讽喻的主题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王运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其实讽喻帝王要规行矩步，还是讽喻古代女子堪为玩物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文艳蓉.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篇4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风情”考辨

实际上，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也属于讽谕说，而且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指“《长恨歌》具有《诗经》‘风诗之性情’”，“风情”一词即指“风诗之情”，它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的“正声”分别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张先生曾撰写专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专列有“风情考略”一节，对自汉以来的“风诗之情”进行了考辨。但遗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风”、“风诗”、“风人之诗”、“风诗之情”甚至“风骨”，而“风情”一词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现一次。这样考辨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会让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诗中“风情”一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们来考查一下。

古代的“风”有多种意思，诚然有“教化”、“风俗”的释义，但亦有其他含义，如《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魏书·杜铨传》亦云：“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云、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此处“风”皆为“风度”、“作风”之义。又《尚书·费誓》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颖达疏曰：“僖四年《左传》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其后还可引申为“走逸”、“放荡”。“情”字则多指“情感”、“情绪”、“爱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风情”一词是“风”与“情”的简单相加，还是另有涵义?对历代典籍中出现的“风情”一词进行仔细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风情”一词的是徐广《晋纪》：“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此“风情”应该与教化无关，而偏重于对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与“风度”相近。至南北朝时，“风情”已成为品评人物的常用之词，通常指人物的“风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遗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卷八《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珪璋，才兼经纬。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邢子才，为寺碑文。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

“风情”皆指“风度才情”。又鲍照《鲍参军集》卷五《送从弟道秀别》诗：

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

檀道鸾《续晋阳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

则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云：“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26]970此“风情”已逐渐接近“风流”之义。

入唐后，“风情”一词涵义又进一步拓展。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为继承南北朝时品评人物之义，指“风度”“才情”。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

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

骆宾王《骆临海集》卷七《上齐州张司马启》：

风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气骨端严，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寄含曦上人》诗：

貌古饶风情，清论兴亹亹。访余十数度，相去三五里。见时心亦喜，不见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或女子的风流多情。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尙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

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赵元一《奉天录》卷一：

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

三常与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风流生活。如《全唐诗》卷五一○张祜《赠淮南将》诗云：

年少好风情，垂鞭眦睚行。带金狮子小，裘锦麒麟狞。拣匠装银镫，堆钱买钿筝。李陵虽效死，时论亦轻生。

由上可知，唐人诗文当中，“风情”一词逐渐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风流之情或男女之情，与“风人之情”及婉讽之义无关。

除了唐人有多处使用“风情”一词以外，我们再看看白居易诗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风情”之处。据笔者统计，白集中另用“风情”达14处之多，可以说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风情”最频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风情”使用之处的涵义，而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具有婉讽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白居易诗中“风情”多与“年长”或“壮岁”联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题峡中石上》诗：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忆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诗：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怀微之》诗：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题笼鹤》诗：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3]1626

由此可知，这种风流狂放的生活内容是“花”、“酒”、“诗”、“歌”，自然也免不了会有乐妓的参与。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甁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可见，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

由此可见，“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则“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一词，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决不会是继承《诗经》中的“风人之情”，也决不会具有婉讽的意味。

三、《长恨歌》的主题

从目前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解说。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据上述“风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应是认为《长恨歌》为表现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亦甚明。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

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李杨的悲剧，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加有所变化。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

其四，《全唐诗》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9]49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根据唐宋时期的文献，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对《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民间传说再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云：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唐玄宗的这些爱好，曾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云：

上精晓音律，……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不仅如此，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38]43

此类事例甚多，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

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卷二一《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曾记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种帝妃臣子共同奏乐的盛大场面在历史上应不多见。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玄宗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3]1410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由此可见，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40]11-17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两个月的情人关系。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死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伤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题说则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因为李杨爱情的特殊性，又与安史之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但我们认为，只有“爱情主题说”才应该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与《长恨歌》的内容最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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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恨歌赏析

白居易的长恨歌读书笔记 篇5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乐天如是说。可见诗人的内心里，实在给《长恨歌》灌注了太多的情感。

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 篇6

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一位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琵琶引》等，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其中《长恨歌》是史实与民间传说兼有，天上人间照应，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既有讽刺，又有叹惋同情。学界对《长恨歌》的主题长期争论不休，有讽谕说、爱情说、风情说、又有爱情与讽谕双重主题说等。白居易曾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自赞其诗“一篇《长恨》有风情”，据此，“风情”说应该是其主题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关于这首诗层次结构的划分，学界也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也真正体现了“诗无达诂”的遗训。笔者就此做了专门整理，现举其要者，列之于后，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部分(段)说

持这种划分观点的学者相对较多，但并非千篇 一律，在具体的起始句上也有很多分歧。较有代表性的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128，大致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为限，分为前后两部分：“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最近虽然出版了修订本二版，但是这种观点未曾改变。

霍松林是研究唐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他虽然主张将这首诗划分为两部分，但与游国恩所言相比，认为分界句有所不同。如其《唐诗精选》[2]307所云：

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致“恨”之因，这是讽谕主题说的根据;后一部分写“长恨”本身，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一开头即揭示唐玄宗的这样性格特征——“重色”，然后从各侧面进行刻画，情节也随之发展：“思倾国”，选妃子，华清赐浴，兄弟列土、骊宫歌舞、安史乱起、马嵬兵变，逃难蜀中，这是“重色”的表现和后果;从入蜀到回京的思念妃子以及命方士“致魂魄”，则是“重色”性格在悲剧情境中的延展和深化。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3]306-307亦将此诗分为两部分，但是分界不是很明显：“诗的前半首鉴诫荒亡之意明显，后半首爱情悲剧的渲染凄恻动人。”又云：“《长恨歌》的后半首，是白居易据民间传说改写而成的李杨的爱情悲剧。……诗分别从李隆基、杨玉环双方的遗恨和相互的感情纠结写来，表现他们天上人间，无尽的眷恋。”从郭先生的进一步解说看，前部分应该是到“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其余则为后部分。

王汝弼《白居易选集》[4]23云：“此诗前半写实，后面则运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比较显著地受了变文的影响，写实与虚构，前后递转流畅，天衣无缝。”没有明确其界限所在，然而编者在“临邛道士鸿都客”一句的注释后又说：“此诗以下即以传说的神仙故事叙写。”由此可知，该句当为其前后的分界。

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5]434一文指出：

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描绘了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它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唐明皇溺于女色，不顾国家大事，结果带来了安史之乱;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悲惨地死去，明皇日夜萦思，感情非常诚笃，杨贵妃死后变为仙人，也念念不忘明皇，彼此眷恋对方，但不能相会，形成长恨。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做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依照王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将这首诗分为两部分，虽没有具体讲明哪句，应该在含有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之后的内容应该为第二部分。

陈玉刚《简明中国文学史》[6]155划分的起始句又与前者有所不同：

全诗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字，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写起，描述了杨玉环如何受到唐明皇的宠爱以及李、杨宫廷生活的细节，到“宛转蛾眉马前死”只用了三十八句，不到全诗的三分之一。全诗的三分之二篇幅，是以一个“恨”字为中心，写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对她的思念之情，最后落脚到“此恨绵绵无尽期”，采用的是前后对比、触景生情的艺术手法，很能感动人。

陈友琴《白居易》评[7]12认为：这首诗的前面一部分对唐玄宗的荒淫和杨贵妃的恃宠而骄有些讽刺和批评，分界句为“魂魄不曾入梦来”之后;后面写方士受玄宗之托，访问蓬莱，得到当时二人的密语，归报上皇，从其行文中能看出，这部分的起始是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8]149，与前者相同，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一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尾为第二部分。

有的学者虽然认为这首诗划分为两部分，观点或主张是提出来了，但是前后两部分的分界句不明显。如詹锳先生《唐诗》[9]81对《长恨歌》划分两部分，也有点含糊，并未指出分界句：

从全诗来看，感伤的情调重于讽刺。前半篇讽刺的地方，笔锋很不尖锐，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丑史没有进行揭露。后半篇又用虚构的情节来美化唐明皇、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把他们两人描绘得那样的深情绵邈，以至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仿佛帝王后妃之间也有真挚的爱情似的。最后一段写道士鸿都客上天下地到处去寻觅杨贵妃，终于在海上仙山寻到了她，从她那里带回来当年和唐明皇定情的信物，这些扑朔迷离的情节，虽然来自民间传说，毕竟带有迷信色彩。而且白居易对唐明皇的讽刺，无非是说迷恋女色，以致铸成大错，目的是为了给当代皇帝作前车之鉴。

再如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史》[10]375也同意将这首诗分为前后两部分，但具体的前后分界句没有讲明：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等多种说法。……此诗的主导方面似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的限度，而且多有讳饰。……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表明《长恨歌》是一篇写风情的作品，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其“长恨”主题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的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三重变奏的统一整体。

刘开扬《唐诗通论》[11]233只对这首诗的诗意进行了阐释，但并未明确划分诗的段落：

开始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写纳杨氏以后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安史之乱发生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些全是讽刺。但是写道玄宗入蜀和还都以后，却总去写两人昔日的恩爱和玄宗的悲伤了，“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即《李夫人》诗说的“此恨长在无销期”，“人非木石皆有情”。后面方士寻求是是根据民间传说，玄宗为太上皇还京后，被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逼迁，引起民间同情。诗的后半这样写，也还是不悖于题旨的。

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12]321所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把杨玉环写成一个专情女子的形象。最典型的诗篇便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该诗绝口不提杨玉环曾为寿王妃事，说她在入宫之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入宫即深得玄宗宠爱，两人如胶似漆，恩爱无比。后半部分写玄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杀死杨妃后，内心不胜痛苦，对她的思念日甚一日。临邛道士为玄宗一片痴情所感动，遂教方士去寻觅杨氏的魂魄，果然在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找到她。

李宗为《唐人传奇》[13]68则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相比较而论述两者的层次结构划分，也未提出明确的分界句：

《长恨歌传》的结构与《长恨歌》基本相同，以杨妃赐死马嵬为分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所着力铺陈描写的是杨贵妃冶容取宠以至误国的故事，形同野史别传，所宣扬的仍是以妇人为祸水的封建传统观念;后半部分则依照王质夫所述的民间传说叙写了玄宗遣方士游神驭气在海外仙山找到已成了仙的杨妃的故事，通过玄宗沉痛悼念和杨妃在仙宫中对方士追叙昔日情意等等描写，突出了玄宗与杨妃天上人间两不相忘的真挚感情。

实际上，有的学者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说的观点看作是20世纪的一个主流观点。如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14]1041在介绍这一时期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状况时也提到：“前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加深其讽谕意义。”

二、三部分(段)说

将《长恨歌》划分三部分之说的学者也不少，许多学者的主张颇具代表性。钱基博先生自1939年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设立于长沙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并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5]401-403，在该书所引用的《长恨歌》中，将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第二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三部分是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而结束。

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16]279则是继承了钱基博的说法：

《长恨歌》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全诗分为三段，“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以上为第一段。……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段，这一段全部是在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悼念。……《长恨歌》第三段叙述方士觅魂，作为仙子的杨贵妃的心理状态是被描写得极其隐约迷离的。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7]348-349所划分的部分与前面两者完全是一致的：

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杨妃恃宠而骄，终至引发安史之乱。……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始，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气氛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宛曲的抒情，极力铺写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的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并借四季景物的变换和孤寂的环境衬托他苍凉伤感的情怀。……诗的最后一段，笔锋再转，写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妃竟在缥缈迷离的仙境出现。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对此的理解也与前面大致相当，但不见其引用诗句，她在《唐诗宋词十五讲》[18]150-151中云：

这首诗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安史之乱前唐皇重色、杨妃专宠的极乐情景，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渲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细腻地刻画他从奔蜀到还都一路上睹物伤情的心理活动。黄尘栈道、蜀江碧水、行宫月色、夜雨铃声、太液芙蓉、未央垂柳、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夕殿飞萤、耿耿星河，无论是乐景还是哀景，都一层一层将人带入伤心断肠的境界，从而千回百转、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主人公难以排遣的悔恨和痛苦。而这首诗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所虚构的缥缈美丽的仙境，又进一步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到高潮。

靳极苍《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19]1-3将《长恨歌》划分为三部分，与前面的起始句有所不同：第一部份是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三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可见，其区别在第一部分。

三、四部分(段)说

四部分说的观点既有从清代以来的高度一致，也有异彩纷呈新见，可以说是诸说中内部在起始句的确定上分歧最多的一类，截至目前，竟然有八种之多。

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20]174的见解较为独到，为一些学者所宗：

通首分四段：“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畅叙杨妃擅宠之事，却以“渔阳鼙鼓动地来”二句安摄下意，一气直下灭去转落之痕。“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夜雨闻铃断肠声”，叙马嵬赐死之事，“行宫见月伤心色”二句安摄下意，盖以幸蜀之靡日不思，引起还京之彷徨念旧，一直说去，中间暗藏马嵬改葬一节，此行文飞渡法也。“天旋日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南宫思旧之情，“悠悠生死别经年”二句，亦暗摄下意。“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末，叙方士招魂之事，结处点清“长恨”，为一一诗结穴。

与前面所划分的四部分说相同，高步瀛《唐宋诗举要》[21]302认为：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叙杨妃擅宠之事，每段末二句皆摄下文;第二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夜雨闻铃断肠声”，叙杨妃马嵬赐死明皇幸蜀之事;第三段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回銮仍思妃不置;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叙方士招魂之事，结处点出长恨，为全诗结穴。高氏所分层次，对乾隆敕撰《唐宋诗醇》有所宗仰。

程千帆先生《唐宋诗名篇》[22]238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没有提及每部分最后有统摄下段之说，并且各部分的内容概括更为详细具体：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唐玄宗重色，杨贵妃专宠，而安禄山的叛变，则使得他们的生活起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杨贵妃的死和玄宗在流亡中对她的悼念;第三部分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玄宗返回长安以后，仍然怀念杨贵妃;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由于方士的道术，终于使得两人互通消息，并重申了彼此之间永远不渝的爱情。

张步云与前面划分四部分完全相同，他在《唐代诗歌》[23]417中指出：

《长恨歌》分为四段：一、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写杨贵妃的美姿善舞，承恩擅宠。二、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述贵妃马嵬之死与玄宗入蜀事。三、从“天旋日转回龙驭”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叙玄宗自蜀还京，南苑思归之情。四、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至“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写道士招魂，点题“长恨”，为一篇之结穴。

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24]1429-1435对《长恨歌》的划分也完全与前面相同，只是每一部分并未讲明其段意。

廖仲安、刘国盈《中国古典文学辞典》认为[25]633：

全诗百二十句，八百四十字。……诗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写杨妃专宠，又千方百计取悦玄宗，只举出温泉赐浴、霓裳歌舞以概一般，写得比较简括。第二部分写安史乱起，从而发生了马嵬兵变、杨妃赐死的悲剧。第三部分写玄宗朝夕思念杨妃，自蜀还都，感念当初，触目伤怀。第四部分更幻想出临邛道士访寻仙山，得见杨妃玉容，用倒叙手法，写杨妃回忆往日七夕与玄宗爱情密誓，感叹幽明永隔，结出长恨。

这里没有明确标示出各部分的起止。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分析的意思做出判断，第一部分应从开始到“尽日君王看不足”;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第三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

龚克昌、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认为[26]6-14：第一部分的划分与前面相同，从开始到“尽日君王看不足”，写杨贵妃的专宠和唐明皇的荒淫失政，隐伏着安禄山的叛乱;第二部分则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夜雨闻铃肠断声”，写杨贵妃在马嵬事件中被缢而死与唐明皇失去贵妃后的凄楚心情;第三部分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明皇回京后对杨贵妃的深深思念;第四部分划分与前者相同，写方士招魂的故事。最后两句点出了“长恨”的题旨。

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27]479认为：从开头到“不重”句为第一大段，写杨贵妃得宠的经过;从“骊宫”句到“回看”句为第二大段，写玄宗荒淫误国和杨贵妃的死;从“黄埃”句到“魂魄”句为第三大段，写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和他晚年的凄凉生活;从“临邛”句起到篇末为第四大段，写玄宗命方士寻找杨贵妃，表现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

夏传才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精粹选读》中册[28]143则提出：长诗是七言歌行体，一百二十句，按其叙述层次分四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不重生男重生女”为第一段，写杨玉环入宫、受宠和杨家满门富贵的情景;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为第二段，写事变，杨贵妃惨死和唐玄宗的眷恋;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三段，写玄宗返长安后对杨玉环的思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第四段，写方士招魂见到杨玉环的情景。

饶芃子[29]872与前面略有不同，从其赏析行文中看出，亦将这首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并认为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第三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30]144将其分四部分：从“汉皇”句到“不重”句为第一部分;从“骊宫”句到“夜雨”句为第二部分;从“天旋”句到“魂魄”句为第三部分;从“临邛”句到末尾为第四部分。

王镇远等《古诗海》[31]859认为：

此诗写的是唐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悲剧，故以“长恨”为题。诗的前部所述大抵出于真实的历史，后半部分写玄宗遣方士至海外仙山觅得杨妃仙灵的故事则来自民间。……《长恨歌》全诗凡八百四十字，一百二十行，大致可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二十六行，写杨妃娇好美貌及其入宫后倍受宠幸的盛况。第二段十六行，为由盛而衰的转折，写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惊破了玄宗的骊宫春梦，并且导致了杨妃的死亡;第三段三十二行，写杨妃死后玄宗在蜀中及返回长安后对她的思念之忱;第四段四十六行，写玄宗遣方士于海外仙山寻觅到死后成仙的杨妃，由杨妃的赠物寄词描述她对玄宗的思念，并由末句之“此恨绵绵无绝期”归结到题目“长恨”上去。

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指出来分界句：此诗第一段自开头至“汉皇重色思倾国”;自“骊宫高处入青云”至“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第二段;第三段自“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句。

四、五部分(段)说

苏仲翔选注《元白诗选》[32]158-161将其划分为五个自然段，分别是：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第二部分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第三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第五部分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唐诗选》下册[33]147-149则与苏仲翔《元白诗选》所持观点完全相同，只是段意已被明确标出：

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写杨氏得宠，兄弟姊妹高官厚禄，煊赫一时;第二部分，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写安禄山起兵后唐朝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第三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玄宗返京后对杨贵妃的思念;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道士到仙山找到杨贵妃;第五部分，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记贵妃的话，点明“长恨”。

蒋凡所划分的五部分与前面略有不同，他在《古诗观止》[34]430-435中撰文认为：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第二段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夜雨闻铃肠断声”;第三段从“天旋地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段“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带春雨”;第五段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并且对每一段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余恕诚《唐诗风貌》[35]225在讨论《长恨歌》叙事艺术时，还引用了《唐宋诗醇》的层次划分观点，但却在谈及唐诗的故事情节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只是没有完整地引用全文，要准确地判断出分界句，有的很显然，有的尚有些困难：

《长恨歌》的故事由五个环节组成：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词，一环环连续向前发展，即经常出现出人意外的转折，又环环相扣，完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而且每一大环节中又有一些小的曲折波澜(如致词一节先寄旧物，后又提及密誓)。

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36]100只在注释文字中对这首诗层次进行了划分，与前面几种五部分说稍有不同：“汉皇重色思倾国——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段，写杨贵妃得宠经过;“渔阳鼙鼓动地来——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第二段，写玄宗等出奔及杨贵妃之死;“黄埃散漫风萧索——东望都门信马归”为第三段，写玄宗入蜀及还京;“归来池苑皆依旧——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四段，写玄宗回宫后苦思杨贵妃;“临邛道士鸿都客——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第五段，写方士会晤杨贵妃的经过。

五、两部分九段说

喻守真注释的《唐诗三百首详析》[37]71是划分《长恨歌》最为详细的一种主张，共分为九段：

本篇可分为九段：“汉皇——颜色”为第一段，是叙贵妃的出身和姿色，暗埋长恨的根。“春寒——生女”为第二段，是贵妃的承恩专宠，已伏长恨的机，并且连带述及后宫亲戚百官的.怀恨。“骊宫——衣曲”为第三段，是叙贵妃的能歌善舞，而以渔阳两句承上起下，为全篇过脉之处。乐极悲来，已见长恨之端。“九重——和流”为第四段，是略述明皇出奔，贵妃的惨死，写长恨之始。“黄埃——马归”为第五段，是叙明皇入蜀的艰苦，和从蜀归长安的情形。随地所遇，无非长恨。“归来——入梦”为第六段，是叙明皇返京以后，触景伤情，日夜怀恨的情形。“临邛——差是”为第七段，自此以下为后半篇，另一格局，这段是叙临邛道士的寻觅太真，层次分明。“金阙——带雨”为第八段，是叙道士寻到太真，从道士眼中描出另一太真来。“含情——绝期”为第九段，是叙太真托道士致意于明皇的许多言语，写得情致缠绵悱恻，言外有无穷隐恨。结末两句，点出题目“长恨”，又有悠然无尽之意。通篇纯系叙事，不着一句议论，而褒贬的意思，自在言外。

不过，我们从前面这些引文中所言“自此以后为下半篇，另一格局，这段是叙临邛道士的寻觅太真”可知，在注者心目中，这首诗是可以划分为前半篇与后半篇，即第一段至第七段为前半篇，第八段至第九段为后半篇。

六、前后有变化的层次划分

徐中玉先生的观点是有所变化的，他早期主编的《大学语文》[38]133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四段”，如其注释曰：

这篇长诗写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划杨贵妃(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前半篇对玄宗荒淫误国等有所揭露批判，后半篇则以同情态度描写了李、杨关系的悲剧结局。

他所划分的自然段却是四个段落：其层次结构为“汉皇——不重”、“骊宫——不见”、“君臣——魂魄”、“临邛——此恨”。后来所编的《大学语文》[39]134-141却变成了这样的结构层次“汉皇——尽日”、“渔阳——不见”、“君臣——魂魄”、“临邛——此恨”。但是最新编《大学语文》第八版简编本[40]181里却仍然保留前面的第一种结构层次，没有再提两部分之说，文后提示“大致可分四段”：

第一段写李、杨会合经过及李对杨的宠幸;第二段写变乱爆发，贵妃殒命，玄宗伤痛不已;第三段写李重归长安后对杨的无穷思念;第四段写杨对李的忠贞不渝之情。

然而在前面几部《大学语文》问世期间，徐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41]375则与前面有所区分：

《长恨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展现了李、杨悲剧故事的全过程。按其情节进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开头至“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部分，主要叙写杨妃的入宫和李隆基对她的专宠;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部分，主要写事变的发生，杨妃的惨死，以及李隆基对杨妃的不尽眷恋之情;从“临邛道士鸿都客”以下为第三部分，写方士招魂见到杨妃的情景，最后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点名“长恨”题旨。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很难对徐先生的层次划分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同时也说明这首诗的确让人很难划分。

七、未能划分层次结构

从文学史教材来看，除了前面提到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传统的两段论观点外，现在诸多的文学史教材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谈到了全诗的线索，但并未明确标示出各段落的起始;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仅言“《长恨歌》是很成功的一篇叙事诗”而已，丝毫未及其它方面。

与文学史教材相配合的作品选，则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不足。自1963年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的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80年与修订时，虽做了一些文字纠错与补充，但仍对作品的层次结构关注得较少，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这部教材可以说是全国使用历史较长、范围最广的古代文学作品选本，所以增加所选作品的层次结构分析应该成为下一次修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虽然是20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教材，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仍然与前者朱先生“作品选”无甚两样，在作品结构分析方面也是避而不谈，这等于说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42]是40多年来最为通行的白居易作品读本，其对各种典故、历史事实的注释极为详尽，然而对《长恨歌》的结构层次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这是极不应该的。

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白居易别集有三种，一是顾学颉校《白居易集》[43]，其主要目的在校勘文字与标点方面，所以只用绍兴本作底本，参校宋明清各本进行校勘和标点，无意关涉《长恨歌》的层次结构。二是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44]其重心笺注和校勘方面，“笺的部分，以人名、地名而论，为主，傍及僻见典故、制度、史实及有关考证，尤着重总结历来之学术研究成果。”(前言)其校勘意在“比勘之下，订正各本鲁鱼亥豕之误者”。虽然后者引用了《唐宋诗醇》四部分学说的内容，但均以忠实原有的底本为主，未在《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作为笺校性著作如此对其层次结构不置可否，则似有不妥。三是谢思炜所撰《白居易诗集校注》[45]虽然是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白居易所作的较为全面的一部诗歌注本，但就《长恨歌》的层次划分，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