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完正

论合同诈骗罪完正

论合同诈骗罪完正 篇1

学校：开封电大 专业：法律本科 学号：041030003 姓名：赵志宏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正文……………………………………….………1

1、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2

2、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3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8

四、引用文献……………………………….………….10

浅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提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违禁品、非法取得财产等。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这也是与民事欺诈的最主要的区别。客观方面，行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单位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它除了具有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性质,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诈骗犯罪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它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是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对合同诈骗罪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供司法实践予以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复杂客体，它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则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等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将此纳入了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侵夺不动产，《意大利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将不动产纳入诈骗罪的对象。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案件极为少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为了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弥补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论上《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应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包括不安动产。

对于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但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可见，立法将专有技术纳入了商业秘密罪的对

-2-象范畴。因此，再将其视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已极为不合适。

对于由于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合法财物，即公民的非法财物１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财物的实际占有而言，为非法占用，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后一观点更为妥当。但是这不是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都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８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为了保护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此应将违禁品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畴。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就自然人而言，为一般主体对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问，但是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范围，以及怎样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值得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俩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归本单位基本所有。如何确定具体案件中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我们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首先，应当确定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主体，毫无疑问，任何类型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甚至机关，其机构设置比较混乱，对于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能否以单位犯罪处理，实践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作为实行双罪制的单位犯罪，确立单位能否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接实施合同诈骗的单位是否具有承担刑罚即罚金刑的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３种情况进行分析，（１）如果这些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不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其所属单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２）如果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其所属单位违法设立的，则其所属单位也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３）如果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合法设立的，又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相对地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进一步区别情况，如果其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以其责任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直接将该部门或分支机构定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否则，应将其所属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如果部门或分支机构的诈骗行为是其所属单位授权或在明知放任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其所属单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其次，在确知那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的基础上，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挖掘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此，应从以下三种情况去认定：（１）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

-4-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行为。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

在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需引起重视。我们如何区分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实施的个人犯罪与私营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私营企业财产属于私营企业主所有，其盈利和风险均有个人承担，实施合同诈骗所得也是归个人。因此这种企业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不论是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私营企业名义实施的，都是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为不妥当的,他严重违背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刑法分则关于个罪规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实际上,私营企业财产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现代企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项的决策往往都有集体和决策机构作出,把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当成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必然错误地追究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放纵私营企业。同样,把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当成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必然错误地使私营企业蒙受损失。那么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关键仍是看个人从事合同诈骗行

-5-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单位所有,也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应注意个人承包问题。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数额外其于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归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现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反映了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也是合同诈骗犯罪于经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何为非法占有目的？传统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行为人具有非法谋取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意图；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他的侧重点应是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至少应包含俩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人意图永久剥夺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权利；二是行为人追求使所有权人处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项所有权权能的状态，包括用占有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财物的高风险性经营。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以非法占有目

-6-的，应包含以下俩方面的内涵：（1）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2）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即犯罪主体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的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采取司法推定，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为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同意另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严重缩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这就给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机之乘，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履行；（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

-7-获得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进行高风险性投资活动的,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的;(6)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合同获得的货物、货款等归还前次款项等。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认为行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无履行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独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所谓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二种。刑法第224条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

1、虚构合同主体，即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分子最惯用、最常用的诈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主体真实、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如行为人盗用合法主体的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这是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体”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与他人签订合同。对此，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而需从内容上把握其虚构主体的实质；（3）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而亏损、破产、倒闭，原有的一些介绍信、业务专用章、合同书等未及时收回妥善处理，一些人就利用这些继续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款项；（4）一些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承办者、租赁者，明知其承办的企业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以承办企业或租赁企业的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或个人挥霍，将合同义务转嫁给企业或者取得财物后溜之大吉。

2、虚设担保，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担保的行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减少合同的风险，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据法律或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是指行为人提供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支付定金或作为抵押品。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则是指行为人以虚假的证明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和车辆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3、设置陷阱，即设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业产品积压、滞销，厂家急于寻求销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为诱饵上门定货，或以推销代购为名，把货物拉走，使企业上当受骗，占有他人财物后无意归还。

4、卷款逃跑，即收受对方当事人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的财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兜底性”规定，即上述四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上四种较典型的合同诈

-9-骗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利用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如虚构合同标的；利用合同制裁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取得财物后大蕼挥霍的；拆东墙补西墙，边骗边还式的诈骗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有实施诈骗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的合同诈骗，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行为方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引用文献】

欧阳清世：《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型》，苏 惠 鱼：《刑法学》

论合同诈骗罪完正 篇2

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在认定上体现主观故意, 笔者认为认定非法占有故意时, 单纯以某一方面来判定往往不具有说服力, 应该综合判定, 从以下几方面来综合认识:

(一)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合同义务, 使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某种潜力, 是合同履行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发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正当利益处于高风险状态, 导致对方当事人合同权利无法实现, 这种行为表面上是签订合同, 实际上是骗取对方财物, 这便是明显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实践中, 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而与合同他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 也不能一概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若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但订立合同之后, 充分创造条件, 积极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即使最终合同未能或未完全能履行, 此种情形也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只能作为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之一, 那种以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做法是片面的。

(二)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存在欺骗行为。

行人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 存在欺骗行为, 不一定都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身份、伪造证件、伪造印章等掩盖无法履行合同, 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如:行为人在合同中所隐瞒虚构的仅是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欺骗的目的是通过签订合同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 根本没有非法控制、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企图, 便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是将合同作为一种形式, 一种手段, 欺骗对方, 一旦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到手, 行为人便任意处置对方当事人财物, 不计后果的, 才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三) 签订履行合同中, 分析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标的物是合同诈骗的直接目标, 行为人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处置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财物后, 任意处分, 不计后果, 或者大肆挥霍, 或者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导致财物无法返还,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若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 或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合同履行, 但用于其他合法经营活动, 且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能将对方财物返还, 则不宜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四)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有无积极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积极去履行, 财物到手后便挪作他用或偿还债务, 填补其他经营亏损或个人债务、或挥霍、或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抛之脑后、不与理会, 根本不履行合同, 或履行小部分合同作敷衍, 应该认定为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在签订合同之后, 积极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 则不能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 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则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在市场经济中, 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是由于不可抗力等正当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 有的则故意不履行。从实践来看, 如果当事人一方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 但由于发生正当、合法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这种情况应认定为无非法占有故意。但若行为人主观上不想, 不愿意承担义务, 有条件履行合同而不履行, 这种由行为人主观原因造成的不履行足以说明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六) 行为人在违反合同后, 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若主观上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对因自己的原因而引起的违约责任, 一般会承担相应责任, 有的主动, 有的被动。但如果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或是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无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不履行自己的义务, 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于挥霍、还债、高风险投资, 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 由此产生违约责任后, 行为人若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 或采取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 或虽承认违约, 但拒绝承担责任等等,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则应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试论合同诈骗罪 篇3

【关键词】非法占有；欺诈；合同诈骗罪；刑法学

合同诈骗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何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规制，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从一起合同诈骗案说开去

2000年元月份，被告人邓辉因承建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两座桥涵工程的需要，借用“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第二处”公章作担保，与徐州市鼓楼区银河钢模站签订钢模租赁合同，租用钢模站钢管、扣件、卡子、联角等租赁物，租期6个月，价值122740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人邓辉因承建的工程亏损，遂违反合同约定，将部分租赁物低价出卖抵帐，另一部分租赁物借给他人使用，因借用人下落不明，致使这部分租赁物无法追回。后被告人邓辉逃匿至新疆库尔勒。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的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法院予以严惩。

被告人邓辉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出卖租赁物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辨称因其欠工人工资，被逼无奈之下才将租赁物变卖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邓辉无主观上诈骗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适用法律有误。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邓辉在得知其承包的工程亏损后，并没有积极想方设法来继续履行合同，而是私自低价出卖租赁物，后又躲避起来，并逃匿至新疆库尔勒，在逃匿的三年时间里，既也没有积极、主动支付给银河钢模站任何款项，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承诺返还租赁物或还款计划，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租赁物故意很明显，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其诈骗金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邓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①。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则因欺诈行为而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则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二者在民事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则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反之应以一般的合同欺诈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劳务、赠与等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两罪属于法规竟合犯，当一行为同时触犯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但如果行为人以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提供担保的，由于其行为并未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且刑法分则中又有明文规定，因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保险诈骗在客观方面也利用了合同关系，但却仅限于保险合同，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则要广泛的多。在犯罪客体方面保险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的保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三、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十分关键，在一般的合同诈骗中通常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及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受是指骗者因受骗而实际交付给诈骗行为人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是指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所预计会达到的诈骗的数额，一般为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有三种认定方法，一是以其数次诈骗合同标的的累加数额作为诈骗数额；二是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的损失（即受骗的损失额）作为诈骗数额；三是以行骗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为自己实际获得的非法所得（即实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连环诈骗应按实际未归 还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结语

在本文论述中，笔者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合同诈骗罪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

[2]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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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姜伟：《犯罪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

[5] [日]西田德之：《刑法各论》，弘文堂，1999.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篇4

案情简介

甲公司因开发房产地项目资金短缺向乙银行贷款三笔，本金合计1亿元，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贷款在乙银行处办理了借新还旧，贷款期限至2008年9月。贷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还，乙银行多次催收无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乙银行起诉后，甲公司向乙银行贷款行为被其它法院判决认定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予以追缴发还乙银行。在此案中，乙银行无相关人员涉案。

法院对乙银行诉甲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后认为，因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乙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均无效。在向乙银行释明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乙银行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乙银行不服判决并以借款人单方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效力并非无效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乙银行在两次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参与甲公司不法诈骗等行为，从双方之间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 1

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甲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甲公司偿还追赃后余欠乙银行相关贷款本息，乙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因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适用理解不一，理论界对该问题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合同无效。理由为合同诈骗罪系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同时《民法通则》

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自然人或单位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单位所表示出来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据此，其合同为无效。

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理由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

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能仅因欺诈而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是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分为两类：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是否参与犯罪，以及权利人是否在提起民事诉讼前先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自始无效的判决思路在全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中较为普遍。在此思路下，民事诉讼中，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

二、合同诈骗罪对合同效力影响评析

就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合同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结合本案分析，按照法院一审判决思路，以甲公司单方的“非法占有”目的判定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自始无效，既与我国民刑事法律立法本义相悖，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立法本义

从刑法的制度功能来看，刑罚仅是刑法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才是其终极目的，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此点上，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互为补充，甲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同时刑、民两法体系、功能迥异，刑事确认犯罪的案件，对行为人的民事评价应该依照民事法律进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系以刑法功能代替民法调济手段，合同相对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是与我国立法本义相悖的。

(二)法律适用

1、《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及部门行政规章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乙银行与甲公司2003年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贷款收益，不属于“非法目的”的范畴。

2、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仅仅是甲公司单方面动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乙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甲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3、《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无效后乙银行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另行提起侵权之诉，或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请求返还财产，同时依靠刑罚中的罚金、追缴犯罪所得等手段获得权益救济途径。但上述途径存在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的根本缺陷，将直接导致合同相对人丧失债权有效担保，特别是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乙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被害人合法债权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判例确认及积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将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逆向流动,返还财产亦将无谓的耗费社会财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无效问题也有日渐从严掌握的趋势，上海高院早在2003年下发的《关于民商事审判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03]36号文）第四条 “关于涉嫌犯罪与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中已明确指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还必须以损害国家利益为条件，这是合同法与原经济合同法规定受欺诈、胁迫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的区别所在”。

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的表述和分析，系“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观点首次以判例形式体现，标志着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合同相对人债权保全具有深远意义。

案例启示

从本案中，我们在日常法律风险防范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以非法目的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业务，从源头杜绝法律风险的产生。

二、要依法合规履行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品德和合规意识教育。在本案中，贷款、抵押登记手续的合法有效性及无工作人员涉及关联刑事案件是胜诉的基础，否则，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三、要提高知法用法水平，加强对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论证分析，依法维护我行债权利益。如本案中，乙银行在一审中坚持“借款合同及

合同诈骗罪 篇5

作者：苏荣 阅读114次 更新时间：2006-6-27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来说，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在对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予以认定。

一、事前的履约能力

1、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或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其亦积极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无履约能力，而且之后仍无此种能力，却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二、事中的履行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毕时，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当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态度，即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

三、违约后的表现。

论合同诈骗罪完正 篇6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此问题较少涉及，但此问题对当事人的利益却影响甚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在1997年《刑法》实施之前，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1993年《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这说明，合同诈骗罪一旦成立，合同当然无效。故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应属当然无效。笔者认为，该观点虽然说不是很合理，但在我国《合同法》实施之前做如是认定，应该说是合法的。但我国《合同法》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对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做了更合理的规定，该法第54条第3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即因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也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情形下，合同方属当然无效。试举一例予以说明：甲因生产急需一种原材料，而乙有该种原材料，后双方经协商，甲与乙签订合同购买该种原材料。乙在收受甲给付的部分货款后即逃匿，后很快被抓获。经查，乙虽有该种原材料，但根本未想卖与甲，而只是想骗取甲的货款。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第4项的规定，乙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此时认定合同无效，则甲只能请求乙返还货款及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不能取得其生产所急需的原材料用于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依《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甲与乙的合同为可变更、撤销合同，甲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也应该有权要求乙继续履行合同，甲如果选择行使撤销权，则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甲只能请求乙返还货款及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甲如果选择要求乙继续履行合同，法院亦应予以支持，认定合同为有效，乙除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惩罚仅是刑法的手段，保护才是刑法的目的，决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因此，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应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除损害国家利益的属无效合同之外，其余合同应属可撤销合同，如此才能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上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较之于责令其承担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责任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如违约责任形式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定金责任等，而在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受害人则不能要求诈骗行为人承担上述基于有效合同而存在的民事责任。如果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合同，则法院可以不考虑受害人的意见，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从而剥夺了受害人选择有利的补救方式的权利，这对受害人是极为不利的。故为充分地维护受害人的意志自由，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对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受害人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有利，可要求继续履行或变更合同；如认为违约责任的适用对其有利，可要求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不利，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撤销合同。同时，将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会财富，并尽量减少因消灭合同关系、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

关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种犯罪以合同这种“合法形式”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笔者试就此略作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对于正确界定本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内涵应根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确定，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秩序。首先，合同必须具有财产内容。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主要分为调整人身关系的合同和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前者如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后者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调整身份关系的合同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内容，因此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其次，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些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但并不是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如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方虚构事实，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双方签订借条性质的借款合同，一方以此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后逃匿或挥霍。这类案件中的借款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但是由于合同并未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故此种行为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认定；再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需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有些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且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但并非交易行为，例如无偿借用合同、无偿保管合同、赠与合同等，它们不具有规制市场活动的意义，也不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因此利用此种合同诈骗的行为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来评价。

二、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

在合同法上，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限定为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但有学者也指出，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经济活动中，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就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口头合同。首先，利用口头形式实施诈骗犯罪与利用书面合同一样，所侵犯的客体都是他人财产所有权以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实际存在着大量的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利用这些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将其一概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不仅与现实情况脱节，也有悖于新刑法确立合同诈骗这一罪名的立法精神；其次，实践中常常出现行为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行骗的情形，如果我们将合同诈骗罪排除口头合同形式，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即利用书面合同的诈骗行为定合同诈骗罪，利用口头合同的诈骗行为定诈骗罪,这样对明显属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罪名，一方面有违刑法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徒增了司法的复杂性 ；最后，刑法作为实体法，其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更多强调的是合同内容，即体现着市场交易、财产流转的实质内容，故不应对合同形式有过多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包括书面、口头形式。

三、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利用合同”

在普通诈骗罪中也会存在借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情形，这从表面上看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也使得司法机关认定时在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之间徘徊。这就需要我们对“利用合同”进行认真解读。所谓利用合同，即通过合同的虚假签订、履行使得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合同即是其诈骗行为。而对那些即使行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是相对方之所以陷入错误认识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了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的，应认定为诈骗罪。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合同而一概以合同诈骗罪认定。例如,被告人张某以开采露天煤矿为借口，伪造了相关部门的批文、许可证等材料，骗取村民王某、李某等人投资共同参与开采，并与村民签订了共同投资开采合同。张某在取得王某、李某等村民交付的投资款之后携款潜逃。本案中，张某与村民王某、李某等人虽然签订了共同投资开采合同，但张某主要是以虚构开采煤矿的名义并隐瞒没有相关部门批文的真相骗取村民信任，其签订合同只是骗取村民财物的一种掩盖形式，其实质是普通诈骗行为，应构成诈骗罪。虽然是否存在合同是认定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区别，但是对于那种借合同名义实行诈骗的行为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方能正确认定罪名。

四、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效力”

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如何，至今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为无效合同，因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认为应为无效合同，因为实施了欺诈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三是认为应为可撤销合同，因为因欺诈行为所签订的合同应为可撤销合同。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诚然，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强制性规定，但不能因为刑法对诈骗行为的否定，就对合同的效力也予以否定。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才能认定为合同无效。

在如何理解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只指公法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就是纯粹的国家利益；二是认为包括国有企业的利益，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三是认为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里的国家利益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只有损害了国家安全、政治性利益，才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应当作为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利益，不能作为损害国家利益的欺诈对待。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另有条款规定，也不必在这里包含进去。

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权，但并没有损害国家安全、政治利益，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笔者认为，认定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合同，则法院可以不考虑受害人的意见，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从而剥夺了被害人选择有利的补救方式的权利，这对被害人是极为不利的。如果将合同认定为可撤销的合同，将选择权交给被害人，较之于责令其承担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责任对其更为有利。对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被害人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有利，可要求继续履行或变更合同；如认为违约责任的适用对其有利，可要求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不利，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撤销合同。同时，将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会财富，并尽量减少因消灭合同关系、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应如何确定？

案件介绍

原告：某银行

被告：A公司

2000年，A公司因开发房地产项目资金短缺与某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作为抵押物办理了登记手续。2003年，A公司就上述贷款在该银行办理了借新还旧手续，之后贷款到期，A公司逾期未还，该银行经多次催收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并就A公司的贷款抵押物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院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A公司2000年向该银行贷款的行为，已被其他法院判决认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判决该合同无效。法院在向该银行释明要求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该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该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银行在两次贷款发放过程中并未参与A公司的不法诈骗行为，从双方的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的行为。A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A公司在偿还追赃后余欠该银行相关的贷款本息，该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银行并无相关人员涉案。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的适用理解不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合同诈骗罪中民事合同自始无效的审判思路，是处理类似案件较普遍的方式。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要确认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效力，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从立法本义上看，刑、民两法的体系、制度功能迥异，刑罚仅是刑法的一种手段，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即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应互为补充，A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以刑事处罚来代替民法调剂手段，就导致合同当事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违背了我国的立法本义。

其次，在法律适用上，《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本案中，银行与A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的贷款收益，就不属于“非法目的”范畴。

同时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这往往是单方面行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某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A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动机。

《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的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相关规定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为有效。

最后，从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救济上，在确认合同无效后，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但上述途径的根本缺陷在于始终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这将直接导致合同当事人丧失债权的有效担保，特别是对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相对人合法债权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在不能推定当事人合意或共谋的情况下，将合同效力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

在本案中，最高院首次以判例形式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的观点予以了印证，标志着法院在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由此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债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案件启示

随着金融犯罪的不断增多，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杜绝法律风险。在业务处理上，银行要以制度控风险，坚持依法合规办理业务，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的品德和合规意识的教育。以本案为例，银行胜诉的基础是其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并且无工作人员涉案，否则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这将导致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 篇7

一、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

虽然根据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标准是不全面的, 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对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又有着重要意义。

1、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完全的履约能力, 只是因为合同签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导致其不再具有履约能力, 此种情形应当以民事合同纠纷处理为宜。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部分履约能力, 且合同签订时行为人自认为能通过努力或其具备的特殊条件, 达到完全履约能力。在合同签订后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不能履约, 并愿意承担民事责任。此种情况亦以民事纠纷处理较恰当。

3、行为人在合同签订时完全没有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签订后恢复履约能力, 也宜认定为民事纠纷。

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完全没有履约能力, 于合同签订后亦没有恢复履约能力, 且将受害人定金、货款等财物占有, 拒不返还或逃匿的, 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隐瞒、欺骗行为

合同诈骗罪关键之处在于诈骗, 没有诈骗行为就很难说构成合同诈骗罪, 诈骗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的核心, 同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因素。

1、行为人没有诈骗行为的。

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故意隐瞒、欺骗行为, 即使合同未能履行或者未能完全履行致合同相对人较大损失, 也只能作合同纠纷处理, 不能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情节轻微的欺诈、隐瞒行为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行为人虽然隐瞒或虚构了部分事实, 但没有掩盖其完全无法履约的事实, 且事实上也未影响对合同的履行, 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 但是行为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故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3、行为人有严重欺诈、隐瞒行为, 造成对方较大损失的,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比如行为人以伪造的房屋产权手续, 对合同相对人声称其对房屋拥有合法的处置权, 骗取合同相对人定金、购房款的, 就构成合同诈骗罪。而行为人仅仅因为隐瞒了房屋面积、装修等部分事实, 能够通过民事法律程序妥善处理的, 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则更为恰当。

三、行为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

1、行为人积极履行合同的。

就算签订合同后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行为人预期情况没有发生, 导致行为人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却及时将真实情况告知合同相对方, 并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对方损失, 只是在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时间、数额上产生争议, 仍然不能影响其为合同纠纷的性质。

2、行为人从未积极履行合同或未打算履行合同的。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表现为在合同签订后, 根本不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准备, 也不积极为履行合同采取任何措施, 一旦钱物到手, 挥霍无度, 最后无力偿还。或者仅仅是部分履行合同, 但其部分履行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诱骗合同相对人, 诱使合同相对人进一步上当。

四、行为人未能履行合同, 导致纠纷发生后的表现

1、合同纠纷行为人的表现。

在正常情况下, 行为人若是与他人因正常的民事合同产生纠纷, 会积极与合同相对方沟通, 将真实情况告知合同相对方, 让对方避免损失扩大。在发现已经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 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提出种种辩解, 以减轻责任, 但是会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 即使客观上承担不起违约责任, 但不潜逃、不躲避, 不转移财产, 或将对方财产隐匿, 不采取各种手段导致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

2、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表现。

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则表现相反, 在受害人为觉察时, 先是采取种种方法隐瞒真相, 进行搪塞、敷衍。当受害人完全醒悟后, 则携款潜逃、恶意转移财产、关闭通讯设备, 搬离受害人知悉的场所。

五、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主客观原因。

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 对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

1、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大部分为行为人主观原因。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所以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所有行为都不过是为顺利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实施的。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 虽然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因素, 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就从没有使合同得以履行的打算, 合同未能履行的主要原因归咎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2、民事合同纠纷未能履行的原因多为客观原因, 即使行为人主观上不愿意履行合同, 行为人也会考虑到不履行合同的不利后果, 并与履行合同产生的效果相比较并进行权衡, 在不履行合同遭受的损失比履行合同遭受的损失小的时, 行为人可能就不履行合同。但是, 此种情况下, 行为人产生不履行合同的意图也绝大多数是因为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 并表现为愿意返还签订合同获取的利益。比如房价猛涨出卖人不愿以原来的约定的价款出售, 但愿意退还定金, 因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认为,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 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与民事纠纷界限, 做到既不放纵犯罪行为, 又不动用刑事措施干涉民事法律关系, 对于化解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合同纠纷中, 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 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 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 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 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 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 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 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纠纷

参考文献

[1]聂申国.浅谈合同诈骗罪[J].经济研究导刊.2010 (23)

[2]唐海玲.浅析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4 (05)

浅议合同诈骗罪 篇8

关键词：合同合同诈骗骗取非法占有

“合同”是民事活动主体之间就商品交换或者提供、接受劳务达成的协议，是市场经济交易的一种基本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也十分突出。合同诈骗罪在1979年刑法中并未单独列出，而是作为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被涵盖与诈骗罪之中。198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了关于诈骗罪的几个问题，并专门对以合同方式骗取财物做出了界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两种有区别的犯罪。因此，刑法基于以上原因，将其从诈骗罪中抽出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并不再置于侵犯财产罪章节，而是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章中。

1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与特征

合同诈骗罪，是指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如下：

1.1 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秩序和国家、集体、个人合法的财产权益。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骗的方法，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严重扰乱了市场管理秩序，侵犯了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本罪中侵犯的对象是国家、集体、个人的财物，此处的“财物”指一切合法正当的财物，不包括违法所得以及其所产生的孳息。

1.2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行为：

①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就是说在签订合同时，签订合同的单位根本没有真实存在的，犯罪嫌疑人骗取了受害人的信任，在签订合同后，受害人按合同履行义务，就中了犯罪嫌疑人的圈套，损失惨重了。

②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

③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就是说这种行为分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没有实际的履行能力，为了谋取不当利益，先履行小部分的合同来骗取当事人的信任，当对方当事人相信行为人后继而与其签订数额较大合同，骗取当事人的财物。二是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在签订合同后，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而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确信其肯定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两种情况都是行为人在无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骗取对方当事人信任的方式，以小利获大利。这是通常讲的“钓鱼式合同”。

④“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人从未打算履行合同，一旦收受了对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给付的上述财产后，达到了犯罪目的，便一逃了之。

⑤“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保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骗取”在客观上同一般诈骗一样，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1.3 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1.4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实施诈骗的目的是要占有他人财物，本罪的特定结果就是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

2 认定本罪应注意的问题

2.1 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

就合同诈骗罪而言，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非法占有财物达到数额巨大；二是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采取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三是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全面考察行为人的各方面的客观因素，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做出司法推定。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例如，被告人甲虚构了同某公司达成出口100吨猪肉的事实骗取他人信任，同200余家养殖户签订了收购生猪的合同。他在既无资金有无销路的情况下，以打白条等手段收购生猪60余吨。由于无销路造成大量积压，造成大批养殖户受骗价值人民币80万元，甲却乘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获利。甲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无履行能力的合同诈骗。②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③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④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⑤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行为人依据合同收到对方的货款、货物后，是依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处置，还是用于自己挥霍，或挪作他用，或卷款潜逃。如果是前者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如果是后者就构成合同诈骗罪。例如，被告人张某以涂改营业执照的手段骗得某某公司业务员的信任，与该公司签订400吨的购销合同。后赵某将骗得的货物卖掉获款40余万元后大肆挥霍。张某的行为即属后者情形，构成合同诈骗罪。⑥违约后的态度及未履行的原因。所以对以上情形要综合考虑才行。

2.2 在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在很多方面时常交织在一起，所以在认定本罪时要注意区别主观目的、客观方面、法律后果等方面细加判断。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犯罪形形色色，复杂多变，所以在认定本罪时一定要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客观、公正的对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才能有效的预防该罪的发生，以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刘生荣、但伟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法发〔1996〕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