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法治调研（精选5篇）
合沟镇法治办到合沟村调研法治建设工作
6月5日下午，合沟镇法治办在晁奎书记的带领下，到合沟村法治示范村建设检查指导工作。
晁书记在与村干部座谈交流过程中，听取了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介绍，对该村的法治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希望在今后工作中，应进一步提高村民对法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维护农村和谐稳定，进一步强化村综治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普法工作，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先进经验，之后晁书记参观了合沟村综治、法治基地，实地察看村务公开栏、法治宣传栏。最后晁书记强调，开展民主法治村建设，目标就是要着眼基层基础，从机制、制度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要着力于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查清查实，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要着力于通过疏理问题，通过制度建设，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件一件事情去落实整改；要着力于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晁书记希望合沟村通过示范村工作，总结经验，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传统民间社会的村规民约中, 习惯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国家治理下村民自治的推行, 村规民约也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而有新的变化。通过本人调查的现代两个村规民约范本与以往文献所记载的乡规民约比较可以看出:
从发展规模上来看, 曲折性是近代以来村规民约发展的主线。中国自晚清就开始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在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潮影响下, 中国法制变革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个对村规民约给予毁灭性打击的是在计划经济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 村规民约遭到毁灭性打击。基于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村规民约在规模上急剧下降。经过前两次巨大冲击后, 村规民约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其复兴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 广西罗成出现了全国第一批村委会, 这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中明确将村委会作为国家农村基层组织写入宪法, 这标志着村民自治政权合法性以宪法形式给予肯定。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 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 大力开展创建文明村、评五好家庭等活动。” (①紧接着, 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 自此, 村民自治进入了法治规范的阶段, 由于其自发性增强, 许多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传统村规民约有关规范事项, 甚至相当一部分村规民约对传统村规民约的照搬, 村规民约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 村规民约在广大农村又得到了复兴, 规模空前。
从形式上来看, 现代村规民约大多复制了“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现代法律规则模式。如山东潍坊方西村村规民约第十二条规定:村民要严格遵守《信访条例》有关规定, 不准参与越级上访、集体上访, 有问题的通过正当渠道逐级向上级反映, 不准无理取闹、聚众滋事, 不准歪曲事实、诬告他人。构成违反治安条例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条文中“村民要严格遵守……诬告他人”为行为模式, “构成违反治安条例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法律后果。而且从制裁措施来看, 与以前村规民约的“原始性、落后性、野蛮型”相比, 现在法治下的村规民约更显的合法、合理。另外据笔者调研所知, 现如今的大部分村规民约具备国家法的逻辑性, 引入了国家法律的“章”“节”“条”的结构表现形式。
从内容上来看, 第一, 现代村规民约的乡土性不足。现代村规民约用语现代化、形式化, 是法律政策的缩影, 传统村规民约用语比较通俗话和实质化, 乡土气息浓重。第二, 现代村规民约从村内组织设置、村民权利义务, 对村民的奖励和惩罚都有详细的规定, 而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主要集中与本村的生产生活秩序。第三, 现代村规民约的制定其目的是促使村民完成国家与政府的各项任务, 很少涉及对公共权力的制约, 村民义务具有优先性;传统村规民约中虽然村民义务也具有优先性的规定, 但这种义务本身更多的是村民对生活在村落的这个共同体所负有的、直接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义务。第四, 现代村规民约更多依靠外在机制来解决村内纠纷, 而传统村规民约主要依靠村内的约束机制。实践证明传统村规民约中, 具有实效性的村规民约并不总是与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例如出嫁的女子, 祖业没有继承权;死者不火化以及游街示众等处罚措施均与国家制定法理念不符。同时在民间纠纷的调解中, 村民自治组织达成的调解合议主要依据民间习惯, 而不是如《村民委员会》或《人们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件》所规定的那样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通过以上描述可看出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法治化进程中状况可谓是喜忧参半。村规民约空前规模的扩大, 对稳定村落秩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也有很多学者怀疑从乡规民约逐渐失去乡土色彩和经验色彩的事实中可以察觉到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民间法是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事实并非如此, 从下面介绍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治之契合中可以看出村规民约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二、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契合的表现
通过上述了解到村规民约的法治实践与国家法治进程密不可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同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 但法治之路的导向决定了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 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 是通向法治之路所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②法治观念、法治主体、法治方式、法治监督是现代法治下分析问题的角度, 因此只有从这几方面着手才能实现真正了解和实现法治之治。在法治化大背景下, 村规民约在形式上的不断规范化和制定的程序化发展显示出规则制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与国家法治的契合, 以实现法治之治。
(一) 从村规民约权利意识看法治观念的变化
所调研的广西甲篆乡松吉村的村规民约和山东潍坊方西村的村规民约中可看出现代村规民约在内容和立约价值取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法治观念大致有两种:一是依法而治, 强调法律的治理作用;二是通过法律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③前者的法治观念古已有之, 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上的“法治”, 后者的法治观是近代借鉴西方法治理念而产生的权利本位法律观。山东潍坊方西村村规民约按“章”“节”“条”三级结构的形式表现, 各章依次规定了总则、村级组织及村干部、村民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从公共管理、自觉履行义务、发展公共事业、附则。而广西甲篆乡松吉村的村规民约没有仿效现代村规民约制定的结构形式, 依旧采取比较押韵的顺口溜式的语言表达形式, 所涉及的内容与方西村大致一样。不管采取何种结构形式,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社会都成为这两个村村规民约开宗明义的立约宗旨。
再就是现时期的村规民约除承袭了原来村规民约规定的义务外, 赋予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自治权。山东潍坊方西村村规民约第八条规定村民权利“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关心支持和监督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审论村委会的年度计划, 搞好村干部的测评”此规定可以看出村规民约从义务本位逐渐过渡到权利本位。村民已经不单是被治的主体而是逐渐转变为治理的主体。
(二) 从实施方式的变化看与现代法治之契合
方西村《村规民约》第二条规定:本村规民约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形成, 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各家各户代表讨论通过, 村委与各家各户签订遵守协议书, 到街办司法所见证。全体村民必须自觉接受其约束, 遵守其规定, 服从其管理。“村委与各家各户签订协议书”其本质是村民与这个乡村社会中的法治主体签订协议, 从这个规定中我们明显的看出不同于以往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个人与集体关系, 现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在处理二者关系上更多的容纳了理性的因素。契约作为西方法治理念的基础, 成为现代法治的标志性形式。“签协议书”这个法治象征的标志使得这个乡村组织联系的基础理性化, 而非单纯的依靠道德约束和感召。契约这种形式更多的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由村规民约的变迁我们知道以前村规民约的遵守更多依靠的道德和村民的自觉性, 而现在更多的融入了法治的理念, 将农村依法治理工作从学法转向守法、用法的法治实践上来。
(三) 从村规民约的程序化看与现代法治监督之契合
法律本身的缺陷就在于不能确切的规范人的内心, 只是一种人性不完善的救济措施和引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 因此现代法治下, 监督公权力的标准和规则是必不可少的。从村规民约的讨论层面而言, 村规民约实际上发挥着对于村庄公权力的监督作用。从方西村村规民约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以前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文本相比, 倡导、劝诫性的内容逐渐减少, 程序规则性内容不断增加, 这从正面反映了村规法治监督功能不断得到加强。方西村村规民约第七条:村治保、青年、民兵、妇联、计生等组织按各自职责做好工作。所有本两委成员和已退下去的原村两委成员、全体党员、村民代表都要自觉遵守村规民约, 不搞特殊, 认真接受村规民约管理领导小组监督。表明所有本村村民一律平等, 不搞特殊化, 都必须受村规民约监督。第八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关心支持和监督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审论村委会的年度计划, 搞好村干部的测评。表明村民具有监督村委会权利。这一系列的实施规定, 构成了方西村的法治监督体系, 这一法治监督体系对于方西村这个基层组织形成了有效地监督和制约。
(四) 从村规民约的理性化处罚看法治行为
传统村规民约中存在较多于法不合的“土规定”。这些村规民约“土规定”有的是强势者主观的臆断, 过于偏激, 经不起检验。多大都对村民赌博、盗窃、违反计划生育行为予以严厉处罚, 一般来说会处以罚款和取消村民在村里的福利待遇, 比如早期某村村规民约共五十条但涉及罚款的多达二十条以上。有的规定侵犯财产权利如“牲畜吃庄稼打死不赔”, 有的规定侵犯人身权利如“发生盗窃等案件不能私自报公安机关”等。这些规定短期内达到了治理村落秩序的目的, 但是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觉醒, 这类规定会给人们造成错误的误导, 影响法律维护人民正当权利的权威性, 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但从2007年制定的方西村村规民约中可看出取消了这些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的制裁措施, 而代之以对于违规程度严重的行为, 交由司法机关来处理, 处理方式上已经依法进行, 村规民约自觉地遵从了国家制定法, 传统的村规民约更多体现的是“治民”的思想, 而现代村规民约更多的考虑到村民利益, 从自身上维护村民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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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目标及思路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两委班子成员和群众的共同不懈努力，力争通过努力，使我村经济社会发展迈入健康运行轨道，全村经济不断有新的增强，把农村经济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经济发展
1、转变村民观念，增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紧迫感。发展本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加强本村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我组织建设，有利于改善村委会、村支委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全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能够为村民提供比较丰富农村公共物品，才能增强集体统一服务功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服务、管理、资产积累上的职能作用。
2、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目标，积极发展多种产业，以“一村一品”带动全村发展。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条件适宜的村民组推广以“小米”为主导，大棚蔬菜种植和养殖多种产业发展的经济联合体。实现土地流转，用以大面积生产无公害绿色小米、蔬菜。采取“村民自筹、上级争取”的方式，同时按照“村干部带头，引进优质品种，组建经济合作社”的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事业，形成规模化种植、养殖，提高市场竞争力。
3、对在外务工的村民，要优化劳动就业结构，大兴劳务经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培训，按照“减少农民，增长技术，致富农民”的原则，结合“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实行评选优秀在外务工人员活动，按照优秀务工人员的传帮带模式，力争达到“一人富裕，带动一片”的效果。
(二)农村社会、公益事业方面。
1、村庄建设
建设因地制宜，规划以人为中心。通过对用地布局的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使之达到科学合理的使用土地，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使村庄用地布局有利于改善村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加快我村的新农村建设步伐，全面改善村容村貌和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村民的文娱活动和业余生活，使村民更能真实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我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村两委克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投资20万元将屯绛干渠两岸改造并建成一个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村级文体综合活动广场。新建房实行统一规划，要注意提高民宅设计水平，提供多种房型供农民选用，务求新颖别致、美观大方。做到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
2.道路规划。竭力完成自然村与人行便道的硬化工程，同时尊重道路原有脉络，满足区域内通达性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员还应该合理运用法治思维，将其融入安全技术、生产技术之中，这样才能够让安全更“安全”。
一、安全生产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需要完善
目前，建筑行业之中，有一部分对现行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起到支撑与配套作用的规章制度以及法规需要修订;部分法律法规不适应建筑安全方面的监管，如，现有的立法对于安全专项监管的职责规定还不够明确，这样就无法完全的理顺安全监督管理机制。
(二)安全生产规范化不足
目前，在建筑的安全生产实践之中，还存在现场的安全方案编制不详细、规范条例不规范、引用的法律法规不当，从侧面就暴露出安全生产规范化不足的问题。
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创新
(一)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
运用法治思维是开展建筑安全生产的基础与前提。古人有云：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只有良法才能够善治。想要推动建筑安全生产，作为安全员，就应该抓好法律体系建设这一个契机。
第一，作为安全员，需要更新自身的立法理念。安全员需要在实际的建筑安全管理之中结合《安全生产法》与《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安全目标，不断弱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经济属性，能够体现出建筑施工人员的权益维护，促进安全生产与安全管理的统一立法。第二，做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进行安全生产立法顶层设计的完善，基于《安全生产法》作为核心，配套法律法规以及安全规章制度的建设，这样就能够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基础条件。
(二)落实法治思维，促进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事故防范，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得以好转作为建筑施工安全员，应该落实法治思维，结合“安全生产月”的活动，持续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推进工程质量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督检查，打击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针对严重质量安全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追究主体责任，促进工程各方能够严格按照法规标准来开展组织施工，为安全生产奠定基础条件;抓周基坑支护、脚手架、土方开挖、起重机机械安装、模板支撑等具有较大危险性的工程排查与治理，利用安全员来开展自查自纠，抓好隐患的合理整改，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确保施工整体的安全性;落实严格执法要求，针对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必须依法查处。在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依法依规来进行安全管理，强调对事故频发与多发区域的专项检查，对于监督管理不到位、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等问题，都需要严格的处理，避免其违反建筑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加大对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落实监督法制，对影响安全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针对施工操作中，违反操作规程、违反建设程序、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问题，安全员都应该依法按照相应的条例上报，做好相应的处罚与整改。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努力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已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在时间和操作层面如何推进，在地方(区域)依法治理中如何实现，尤其是地方“法治城市”如何创建，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中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局承担着党委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责，应积极行动起来，对标一流，把建设“法治太原”作为当前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开创依法治市工作的新局面。
一、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函、电沟通等方式，我们对部分省会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杭州、成都、重庆、武汉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3月7日-3月15日，我们对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经验、查看实证材料、参观先进典型等方式进行。
四地市普遍认识到，“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涉及到“点多、线长、面宽、体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设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具体的机构来推进。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略有差别，其中成都、重庆、杭州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武汉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成都、重庆、武汉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杭州市分为“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其中“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设在杭州司法局，“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在杭州市委办公厅专设的法治处。
四地市相继出台了“法治城市”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争创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杭州余杭区出台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重庆市出台了《关于对申报评选重庆市“法治区县”创建活动先进区县开展自查评分的通知》;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法治区、法治单位创建考评实施细则(试行)》《武汉市法治区创建考评标准(试行)》《武汉市法治单位创建考评标准(试行)》。
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争创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评细则内容包括考评和民意调查两大部分，考评指标分为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制教育、基层民主5大类21项100条。杭州市的考评工作是在浙江省“开展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创建活动”前提下开展的。主政浙江时期，提出“法治浙江”建设目标。20，以浙江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杭州市委为推动此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增设法治处，市属各区(市、县)委也有相应机构设置(余杭区除外)。杭州市委法治处年底对全市各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杭州市的最大亮点，是将法治市县的创建活动提高到了市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考评指标中引进了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
年，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市唯一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的)，根据《“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本区法治状况进行评分，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该评估体系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张“调查问卷”组成，将余杭区提出的九大法治建设总体目标进行分解量化。针对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四个层面开发了四套法治建设量化考评方案，采用目标绩效的加减分制。同时设计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九方面的调查问卷，并将该部分民意调查得分按一定比例纳入最后“法治指数”计算。尤为重要的是，余杭区成立专门考核组，考核评估年度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综合得分对镇乡、街道、余杭经济开发区进行排序通报。对被扣分单位，余杭区依法治区办受区委委托，分别约见扣分部门主要领导，面述法治指数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要求问题部门3天之内回复，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同时，余杭区的领导干部年终述职内容涵盖述职述廉述法三项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法治指数不只是对现存法治状态的简单量化评估，更成为各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成为推进法治余杭建设，提升整体法治理念的抓手。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法治以量化形式考评，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对全国各地都有借鉴的价值。杭州市余杭区也因其法治建设的创新地方实践，连续四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年度报告》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引用。
成都市制定的《2019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行业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四大部分，其中，基础指标分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安全秩序、经济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基层民主法治、法治监督效能等9大类70项268条;特色指标特指年度1项最突出的工作成果;行业评价指标指市级牵头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法治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绩效指标包括荣誉称号、经验推广、宣传报道、整体评价等4大类5项11条。成都市政府目督办将创建法治城市工作纳入区(市、县)目标绩效考评体系下达全市，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每年都分别率队，对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和视察。
成都市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高规格的启动仪式，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及省市主要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二是市委2019年1号文件印发“六五”普法规划，政府9号文件印发创建全国法制城市的意见，体现对法治建设的充分重视。三是突出群众制定，构建开放型测评体系。成都市为保障法治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群众参与性，召开了1000余场群众座谈会，与23000多名群众面对面征求意见。四是在安排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外，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经费单独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重庆、武汉市级层面的法治建设考评体系，基本上是对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的贯彻实施，缺乏亮点。
(二)全国其他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为对全国的地方法治创建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向全国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采取发函发文、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调研。截止目前，共收到13个城市的回函或回复。这1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福州、沈阳、兰州、石家庄、合肥、郑州、海口、呼和浩特、贵阳、长沙、昆明。这13个城市，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也基本分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和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两类，或两块牌子同挂。合肥、郑州、武汉、石家庄、长沙、上海、福州、沈阳、兰州、贵阳、呼和浩特领导组办公室均设在司法局。南京市设在市委政法委，海口市设在市人大常委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市，上海设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2019年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改为政治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2019年重新改设为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改设在司法局。
13个城市对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基本都有安排、部署和考核。上海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合肥出台了《“法治合肥”创建工作实施细则》、《“法治合肥”任务分解表》，南京市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福州市出台了《福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昆明出台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长沙市出台了《关于成立法治长沙建设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的通知》等。
昆明市历经3年创建出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科学系统，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模块，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构成。它提供了三种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3个一级模块的不同方法运用，服从于不同的评价目的，具体运用方式见下表：
昆明在指标体系构架过程中，成立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治办、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法委等部门及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部分法学专家共20人组成。课题组组长由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其体系构建吸收借鉴了香港、杭州市余杭区、南京市等地的指标体系创设经验，历经了收集候选指标，征集社会意见，召开论证会等阶段，最终形成“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19年4月24日首次发布了“昆明法治指数”，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为推动法治长沙建设，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六项专项工作，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评价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中央引导下的强力推动，已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快马加鞭”新景象。许多领导几乎都将法治建设作为本地区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一些地方先后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主政浙江时提出)、“法治湖南”(周强主政湖南时提出)、“法治昆明”(主政昆明时提出)等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尤其是部分城市、县区在法治城市创建中为了力争“全国首创”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尝试。杭州市余杭区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南京连续几年推出“法治南京建设十件实事”的民心工程;昆明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成都市构建对全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圳制定45项举措推动深圳社会主义法治模范城市创建工作;苏州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等。可以说，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热潮，法治(城市)建设将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地方发展的综合考核中。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又一个积极追逐的 “先导区”。
三、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经验
对各地法治建设的调研，是我们了解外部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地法治城市建设的分析对比，我们总结出以下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党委重视程度越高，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因此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凭借领导人的作用来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建设更是如此。地方领导人重视，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权威问题、规划问题、组织协调问题、经费问题、编制问题等等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地方领导人重视程度越高的，越能取得不俗成绩，在全国法治城市建设工作中越能获得良好评价。
(二)办公室职能发挥主动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杭州余杭、成都、昆明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模式设立，南京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主导，人大监督，政府配合，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的模式设立。在实际运行中，将办公室设在党委的，权威性更高，将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构的，执行性更好。无论是哪种模式设立，办公室发挥职能越好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越能推动法治建设步伐。
(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力度。从对各地的材料分析中，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制定了城市的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然而，引起全国关注和有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是那些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城市。这些指标体系的创建，对法治运行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呈现，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适用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不同层次展现了城市法治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是当代法治改革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四)指标体系制定科学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效力。良好的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准备充分、调研充足、论证严密、社会参与度广泛的特点。各地普遍设立专门课题组。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严谨的调研论证，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昆明市更是以政府立项，专项招标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的，正式实施后，统计数据越真实，推行阻力越小，社会效果越佳。
(五)人员经费保障充分的，法治建设工作越有动力。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人员充足，比如，成都市16人，昆明市10人，武汉市16人，杭州市11人(依法治市办公室7人、市委法治处4人)。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经费保障充足，具体情况见下表：
*部分城市和地区法治经费情况一览表
(昆明市的经费包括为构建指标体系，政府招投标专项经费30万，和后期测评经费20万)
*部分城市和地区人均法治经费一览表
四、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的一些其他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调研的所有城市中，各城市法治创建中创新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杭州市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全市六个城区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每周定期到社区服务半天，政府每年向社区律师补贴6000元。法律服务覆盖社区，大大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导大量的民间纠纷、上访案件进入法治轨道。《法制日报》等国家媒体给予相应报道。
(二)大规模的法制宣传主题活动。成都启动了“人人讲法共建和谐”的“法治大讲堂”活动，全市组建了37支1000余人的普法讲师团、1544名驻村(社区)律师队伍、4600多名村(社区)法治宣讲员队伍和492个法治文艺演出小分队，开展各类法治宣讲活动8000多场次，组织各类巡演2500多场次，印发各类法治读本近百万册。大大拓展了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的表扬。
(三)成立法制宣传协会。武汉市成立社会广泛参与的法制宣传协会，吸引高校、民企、传媒、教育等广泛行业参加协会。全国成立法制宣传协会仅有四川和武汉。但真正有效运转的仅武汉一家。协会的成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法制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的促进了法制宣传的纵深开展。
五、“法治太原”创建的基本建议
指出，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在贯彻落实xx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深化改革开放，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太原市被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推荐申报为“2019—2019年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应该在《关于加快“法治太原”建设的意见》、《2019—2019年“法治太原”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在吸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有更大的作为。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深认识。“法治太原”建设是凝聚各方改革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太原综改试验区整体推进、深度发展的法治保障工程。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法治太原”建设工作，把“法治太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这项工作同太原城市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同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同全体市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创吸引全国目光的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法治太原”建设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必须与本市的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等工作统筹进行。客观上，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组织推进。目前，我市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市领导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具体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则主要由依法治市办来组织推动。应加强依法治市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推动，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法治太原”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紧实施。“法治太原”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应加紧制定科学合理、重点突出、简便易行、切实管用的“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应尽快成立以专家、学者、法治实践者为主体的课题组，经费上实行专项列支，以“项目”推动和引领“法治城市”建设的指标考评体系的搭建，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任务，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提出推进方案。要赋予“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一定的拘束力和强制性，加大奖惩力度，切实保证相关指标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