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精选8篇）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1

近年来，我县把推进城X基层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作为重点项目，积极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X党建新格局，进一步激发城X基层自治潜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一、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基层党建全新体系

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全面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使城X各级党组织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的主力军。

一是优化领导体系，理顺党建新思路。

县委成立城X基层党建领导小组，建立城X基层党建联联席会议制度。经过深入调研，党建联席会议多次研究，确定以城X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城X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以社区三化建设为契机，以“双报到、双服务、双评议”为抓手，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共驻共建、协同治理的思路，先后出台全面加强城X基层党建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搭建起城X基层党建“四梁八柱”。

二是织密组织架构，推进党建全覆盖。

2020年4月县城X社区党工委、城X社区管委会正式挂牌，辖区内划定38个城X社区，232个网格。通过健全城X社区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的三级贯通的组织体系，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延伸到城X基层最前沿，实现城X党建全覆盖，使党组织成为城X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

三是注重示范引领，筑强党建战斗堡垒。

以基层党建“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三化”建设验收和“班子建设好、组织设置好、服务队伍好、服务能力好、服务机制好、服务业界好”“六好”基层党组织创评工作为抓手，选优评先，让城X基层党建工作有目标、有标尺。以创评增动力，以模范带整体，提高社区服务本领

筑牢社区战斗堡垒。

二、强化政治导向，聚焦基层组织本职功能

着力推动权力向基层下放、政策在基层生效，干部向基层下沉、资源在基层整合，提升城X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政策执行力、资源整合力。

一是推动赋权扩能，激活基层治理“懒细胞”。

为切实解决因为城X社区“有责无权”、“有责无编”、“有责无钱”，衍生出的部分社区工作者不能作为、不想作为、不敢作为，最终患上“慵懒症”、成为“躺平式”干部的一系列问题。XX县将城X社区管委会设为全额拨款正科级事业单位，下沉编制32名，内设办公室、基层党建办公室、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四个职能科室，坚持真赋权、赋真权、落得下、接得住，让想作为的社区工作者能干事，干成事。强化社区经费保障。社区居委会在全额保障所有社区工作人员报酬待遇的基础上，按照党组织活动经费10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20万元、工作运转经费5万的标准，县财政每年为每个社区安排了35万元资金，实行“费随事转”。解决城X社区因为手里没权、兜里没钱，导致工作手上没力，心里没底的问题，激发社区工作活力，让社区工作者办事有底气，服务有保障。

二是做实减负增效，解下基层治理“铁镣铐”。

针对城X社区事务多、考核密、人员少的问题，城X社区管委会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为主责，提升城X基层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抓治理能力，不设招商引资任务及相应考核指标。实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规范各部门下沉社区工作事项，让社区回归服务自治本位。把网格党建作为提升社区工作效能的重要抓手，将社区内党建、政法、综治、民政、城管、信访、X场监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各类网格融合成“一张网”。按照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管理的原则，大致以300至500户居民范围划分为一个网格的标准，划分为232个网格，同步成立网格党支部，由社区干部担任网格员，建立网格员常态化巡查制度，通过政策下沉、服务下沉、干部下沉，形成资源在网格叠加、诉求在网格解决、任务在网格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是紧扣群众需求，建设基层治理“新阵地”。

为更好地解决社区党组织服务场所问题。以基层党建“三化”建设为契机，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和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全面融合，做强党工委党群服务中心。形成服务群众工作任务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目标化，实现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以“1+5+X”社区邻里中心建设载体，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合到邻里中心里面，按照“8+N”优化功能布局，设置便民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退役军人服务站、党员活动室、居民理事室、卫生服务室、警务室及“N”个其他自选特色功能室。将“1+5+X”社区邻里中心打造成为“服务群众的场地、宣传政策的阵地、健康养老的天地、文化活动的网红地”。

三、推动互融互动，凝聚基层治理组织合力

大力连接整合辖区内各单位、行业和各领域党组织，积极推动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共驻共建、互联互动。构建“横到边、纵到底、无盲区”组织体系。

一是纵向上“多级联动”。

形成县委、城X社区管委会、社区党组织三级联动体系，明确县委履行第一责任、城X社区党工委履行直接责任、社区党组织履行具体责任，并把城X基层党建纳入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和考核重要内容，推动责任落实落地。县委、管委会党工委、社区党组织三级全部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群众痛点难点问题，办好民生实事，推动X域社会治理。建立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目标化机制，每年下发重点项目清单，每月督查通报，逐级传导责任压力。

二是横向上“多域连通”。

做实结对共建。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合理安排机关事业单位与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开展“责任联动、组织联席、资源联享、党员联管、活动联办、民事联商”“六联”活动，从源头上为城X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力量保证。做牢社区报到。大力引导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印发了《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管理办法》，构建“社区吹哨，干部报到”体系，凝聚城X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目前，共有2276名在职党员进城X社区报到，为社区群众办实事526件。

三是整体上“多元共治”。

依托网格化治理，统筹协调辖区派出所、城管、X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卫健、乡建、消防等服务管理力量，触角前移，按“一员多格”的方式将人员下沉到每个网格。通过“一网格一微信群”模式在全域建立一线反应体系，强化网格反馈处理功能。做强党建联盟。积极整合社区内各类资源、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机制。组织协调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成立由社区干部、业主委员会委员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三方成立红色物业联盟党组织。目前青岚小区、幸福港珑园小区等成立了5家红色联盟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助力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四、抓实选育管用，强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加强城X基层党建、引领城X基层治理，核心还是人，近年来，我县把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纳入干部人才队伍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使社区工作者能够担当城X基层服务根本职责。

一是优化队伍结构。

在原有279名城X社区工作者的基础上，通过2021年南昌X社区工作者招聘工作，分两次共计招聘社区工作者160名。通过2021年南昌X大学生基层专干招聘考试，共计招聘社区治理专干32名。为城X基层党建工作配齐强健工作力量。并定期开展社区工作者培训工作，增强社区工作者服务技能，提升服务水平，促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向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转化。

二是强化薪酬保障。

建立了“三岗十八级”的薪酬制度，所有社区工作人员全部解决“五险”，社区正职、副职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薪酬标准达到了每月4000元以上，激发了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社区发展经费“秋冬不愁、旱涝保收”。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2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论述, 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 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 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国家治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其中,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而基层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内容,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式和现实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法治社会作为其现实基础, 而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 又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的要求。基层作为社会这个系统的基本要素, 基层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现程度影响着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也反映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程度高低,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要义。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 在县级以下 (县级, 乡级, 村、社区等) 行政区域推进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离不开基层治理, 基层的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这是因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内在一致性,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治理制度完善且有效, 并具备有效地运用这些制度的能力。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地,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总体目标, 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能够使基层治理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国家治理在有些领域暴露出很多矛盾和问题,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现有的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顺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的需求。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促进基层治理。基层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任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 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从客观实际出发,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 基层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

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高, 依旧固守原有思维, 利用行政权力管理控制社会组织及群众, 公共服务意识不强, 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对社会信息资源有效整合能力不强, 工作中对于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基层相关职能部门分工不合理, 行政主体任务不清晰, 组织与协调能力欠缺, 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制度管理, 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缺乏力度, 职能部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管, 结果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 导致管理效率不高;此外, 基层政府依法行政问责制度还不完善, 基层政府行政执法权被削弱;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明显。

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作风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缺乏法律意识, 法治观念不强, 只知道依靠行政命令, 搞一言堂, 以权谋私, 无视法律, 甚至以身犯法;责任意识淡薄, 依法办事能力不高, 办事效率不高, 还存在传统的思维方式, 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仍很严重;基层干部队伍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没有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脱离群众, 无视群众利益;存在官僚作风和衙门习气;“在其位不谋其政”;缺乏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观念。

此外, 在基层法治建设方面问题很突出, 比如, 法治机构设置不合理, 法治机构队伍流动性大和人力储备不足, 法治工作保障机制不健全, 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等。司法监管部门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的规范性不强。有些基层公众对于法律知之甚少, 法律素质不高, 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缺乏依法维权意识。此外, 基层公众对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法治化, 而法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目标, 就一定要立足于基层,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都在于实施, 在基层治理中实现法治,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有效途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 而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更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因为,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要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 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加强和改进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 引领基层工作依法开展、基层事务依法办理、基层关系依法理顺、基层问题依法解决。

基层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必须完善执法程序, 严守执法责任, 加强执法监督, 管理执法行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并加快形成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是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 要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依法加强公共服务, 给基层自治组织预留自治空间, 支持其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利用各种途径加强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交流沟通, 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去, 提高参与水平, 提高决策效率, 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加可行。

基层党员干部要在具体的工作中贯穿法治精神, 按照依法治国的规范自觉做到依法行政, 基层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法治教育学习培训, 从而提高其自身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 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坚持在法治框架下化解纠纷, 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强化依法决策意识。建立基层法治网络, 整合基层法治力量, 完善基层法治体系, 建立健全基层法治工作机制, 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开展好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 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维护基层司法公正, 增强司法公信力。基层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从而规范司法行为, 加强司法监督,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建立立体的全方位的科学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完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可以利用各种行政主体监督、民众监督及社会媒体舆论监督等方式来确保基层政府公权力的正确高效行使。

增强公众法治观念, 培育公众法治思维, 树立法治意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增强公众自觉守法、自觉用法、自觉尊法、自觉知法的观念, 利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采取各种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宣传法律, 积极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并有效推进基层民主;积极培育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让公众信仰法律, 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此外还要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增强法治精神的道德意蕴。

目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不少因素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 而这些矛盾问题基本上都出现在基层, 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 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在新形势下, 要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 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就必须采取法治的途径, 在基层中解决好矛盾和问题。总而言之,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有利于为改革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 要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 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审视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索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相关措施,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法治化,基层政府,党员干部

注释

1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 2014 (1) .

22 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 (1) .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3

摘 要：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基层政府治理努力的方向。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离不开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支持，公众参与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成效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条件与环境。

关键词：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50-04

社会公众是基层公共治理的行动主体和实践主体，“‘公众是一个国家、社会或地区中基于共同利益或共同兴趣或关注某些共同问题的社会大众或群体。”[1]参与基层公共治理的公众包括社会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其参与范围是基层治理活动中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各项具体的治理事务。

一、公众有序参与是基层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众有序参与是社会公众依循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则，理性并有秩序地参与各种公共治理活动的行为。基层治理是基层政府在基层这一特定“场域”中制定治理措施、实施治理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与反馈中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活动，是使基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2]基层是基层政府治理权能运行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场所，基层治理活动是乡（镇、街道）政府的权能不间断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同国家治理相比较，政府治理更具有执行性、公共性、社会性或人民性。”[3]基层治理是基层政府的治理活动，除了具有政府治理的共性特征外，基层政府治理的社会性、服务性和公益性等特征更加突显。公众有序参与是基层治理的题中之义，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密切合作、依靠社会公众携手开展治理活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第一，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上是一致的。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活动是为了维护公众自身的正当利益，基层政府的治理目标是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公众自身利益只有在维护和支持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實现，公众正当利益的实现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条件;公共利益是确保公众自身利益得以满足的基础，公共利益必须以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和确保公众利益的实现为目的。所以，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治理在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基层公共事业发展等公共性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内容构成，与基层政府治理在内容上具有共同性。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基层政府治理活动大多是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具体治理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层区域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等事务。基层政府的治理事务、治理活动内容与区域内的公众生活直接相关，深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公众愿意参与其治理活动。

第三，公众有序参与治理在功能上对基层政府治理起着补充作用。公众参与治理的功能主要是影响基层政府具体治理措施和治理政策的实施，保证基层政府在落实国家和上级政府公共治理政策时不偏离其政策初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措施符合当地实际。基层政府的治理功能是在整合、吸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决定并推行各项公共治理政策，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是对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良好补充。

第四，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在治理措施的实施上具有互动性。公众参与治理更多地是参与到具体治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这种参与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组织与协调，基层政府的组织、协调过程就是双方的互动过程。治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多种实际问题，公众有序参与能够给基层政府治理措施的机动性调整提供方向参考，治理措施的调整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二、公众有序参与是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现代公共治理是多主体参与形成伙伴式合作关系的治理，社会公众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主动参与具体治理活动和治理过程的行为主体，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支持者和行动者。公众有序参与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力量，能够有效推进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治理政策真正落实、基层政府治理行为不断规范。

1.公众有序参与是促进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的重要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是一种制度化参与，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必须遵守各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规定，反过来，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治理活动又不断推进基层治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市场观念逐渐增强，利益主体呈多元化，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人们期望充分表达自己的公共治理愿望和意见，为政府治理献计献策。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意识的觉醒是有序参与的内在动力，公众利益分化为公众有序参与提供了现实需要。公众有序参与及参与过程中的持续诉求表达，推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不断强化和完善。公众有序参与为基层治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动力，为基层治理过程中整合、容纳公众参与及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行性，为基层治理制度建设的完善提供了更大空间。

2.公众有序参与是推动科学制定基层公共治理政策的重要力量。基层公共治理政策涉及公众各方面的利益，与公众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公众有序参与基层公共治理政策制定是决策民主化的过程，决策民主化要求为公众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使公共政策制定能够以公众利益为基础。能否保障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是衡量基层公共治理政策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把公众智慧汇集在一起。在基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要真正确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有效降低决策成本，避免公共治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执行问题，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公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基层治理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公众有序参与的保障与制约，基层公共治理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要实现基层治理目标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4.公众有序参与助推基层政府治理活动执行力的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执行力是基层政府贯彻和执行治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治理政策执行力度和执行成效的综合体现。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公众只有直接参与其中并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意识到自己作为治理活动的主体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才会把能动的参与意识外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公众主动的参与意识表明在参与时具有明确目的，并积极监督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活动，增强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效能感，在参与过程中收获自信，会更愿意进一步地参与基层治理活动。因此，经由公众参与的治理措施能够获得更大的治理成效、具有更强的执行力，使基层政府治理措施的实施更富有成效。

四、完善有利于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条件

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有效性、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条件与环境。

1.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与机制。“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8]在探索基层治理公众有序参与机制与制度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公众的创造性，应当推广有代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与经验，甚至可以以地方法规规章、政策的形式将成熟、科学的方案确定下来。同时，提高基层治理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基层治理决策时同公众协商的力度，让公众切实感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公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可以整合公众意愿，在吸纳公众利益并进行政策输出的过程中，形成公众密切关注利益的格局。只有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并形成健全的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治理并表达愿望的态度和热情才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公众参与治理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社会尊重和法律肯定，公众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才能找到有效沟通渠道。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公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低，公众参与治理的目标方向不明确、参与渠道不畅通，表现出“参与冷漠”和“参与过度”两种极端现象，导致参与秩序混乱等问题。公众参与主体的利益多元化要求健全的参与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参与权利的实现，缺乏刚性的参与制度和通畅的参与机制的支撑，是基层治理潜在的危险。因此，在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建设。

2.理顺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基层政府对自治组织的指导协调、组织管理能力。基层政府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根基，它是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组织，国家政策的落实最终靠基层政府具体推进，基层政府的地位角色与功能作用被描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与自治组织打交道，基层政府的一些工作事项需要依靠自治组织才能完成，难免出现基层政府干预基层自治组织实际工作的现象，甚至有的乡镇领导对村民选举出来的干部不满意，要求村民进行重新选举。因此，理顺基层政府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避免基层政府对自治组织工作的粗暴干涉，对公众有效参与基层公共治理十分必要。居委會、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治理权的行使必然要依靠公众，基层政府的职责是保障农村村民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权得到充分行使，而不是越俎代庖，在方向性问题和政策走向问题上基层政府可以给予指导，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要减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干预。只有理顺了这层关系，基层自治组织才可以真正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利，公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才能够有效避免由于职能错位给治理活动带来的问题，以提高其对自治组织进行指导协调、组织管理的能力。

3.凝聚基层公共治理合力，建构“嵌合式”治理模式。公众有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行为，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有意识、有步骤地对公众参与行为进行引导，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众有序参与固然需要上级政府有意识、有步骤的引导，但更需要公众自身对参与的内在需求。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上级政府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公众自身的力量都不容忽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过程就是上级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公众参与力量形成合力的过程，上级政府的引导力量和公众自觉参与力量的结合是基层治理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公众有效参与治理与政府治理紧密结合，形成“嵌合式治理”模式是中国基层治理实际的选择，它可以避免基层治理中“‘过度国家化和‘过度社会化的争执”。嵌合式治理不是过分偏好政府治理，也不是过分偏好公众参与的治理，而是寻求这两种治理机制在动态运转中的平衡。国家的有效指导可以保持治理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众有序参与可以补充国家指导留下的大量真空，为基层治理提供不竭动力。这两者的有效结合可以充分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提高他们参与治理的效能感，促使基层社会活力的迸发。

4.利用信息网络媒体，构建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治理的信息化途径。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到2014年底我国大陆互联网普及率到达47.9%，手机用户达到5.57亿[9]。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以及手机微信微博的广泛使用，在基层治理中要求基层干部提升利用信息化手段和途径扩大公众参与的能力。信息化时代对政府认同的重塑，要求基层政府打破传统的封闭性，主动利用信息网络媒体与公众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要加强基层政府门户网站建设，让公众及时了解公共治理信息，减少由于信息缺乏造成的有序参与难题。建立网上办事大厅，有效节省基层治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基层治理网上反馈机制，有效吸纳民意。探索信息化时代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模式，利用即时类通信软件的优势实现网络上的公众有序参与，减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组织难度和组织成本。根据网络时代的特点构建公众有效参与新途径，使公众有序参与常态化，避免基层治理组织成为摆设。

5.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组织和号召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基层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组织内部成员的经济利益，如各种专业的经济合作社、农业产业化服务组织等。基层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为成员提供一些具体的公共服务，如社区老年人协会、社区健康协会等。基层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对基层社会产生了正能量，对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对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对基层社会治理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当把那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在保证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已有的渠道畅通的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活动中的作用，基层政府要依托依靠基层社会组织来提升其社会治理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完成社会治理使命和任务。

参考文献：

[1]崔浩.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10.

[2]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1）.

[3]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J].学术界，2014（10）.

[4]陳荣卓，唐鸣.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与农村民主管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5]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EB/OL].[2015-01-22].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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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鹏飞，等.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战略领导力分析[J].管理学报，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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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5.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UI Hao， SANG Jianquan

（Zhejiang University Marx School，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ing capacity and level of governing management is not only important content and goal of rule of law， but also the direction where grassroots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its effort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ctivities cannot do without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s the basis in enhanc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city and level， the basis in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city.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s conducive to upgrading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execution in the governance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need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经验材料 篇4

**区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区，全区152个老旧小区中厂居型小区达97个。近年来，**区紧扣“动力党建

活力家园”主题，着力擦亮“火车头精神”党建品牌，创新推行“五式服务”，全面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行“网格式”精细服务。

积极推动网格设置精准化、服务全科化、治理共同化，做精做优网格平台服务，提升服务群众的精细化水平。坚持全科服务，推动事务一网统管。按照400户、1200人的标准，将全区划分为232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员。制定涵盖网格党建、人社就业、便民服务等6大类83项的居民常见公共服务清单，网格员每天深入网格，按清单开展公共服务，变“坐堂办公”为“入户走访”、“专职专干”为“一员多能”，实现居民办事“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坚持全面覆盖，推动党建一网统建。发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以网格为依托，按照“社区有党委、小区有支部、楼栋有小组、单元有党员”的思路，持续延伸基层党建触角，构建纵向到边、横向到底的全覆盖党建网络。全区97个厂居型小区以及各楼栋、各单元已实现党建全覆盖。坚持全员参与，推动治理一网统领。完善基层治理多元参与体系，对网格内事件处置，涉及体制内单位的，由网格员上报，网格中心统一派单、统一调度；涉及社会力量的，由网格员牵头，积极协调党员、志愿者、物业管家、辖区企业等力量，共同解决。通过建立“机关单位—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调动与网格治理相关的每份力量、每个人员，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推行“协商式”精准服务。

组织开展“三会一评”，真正让老百姓的事自己说了算。“三会”：小区四方议事会。由社区党委牵头，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四方以座谈会的形式，对小区环境治理、活动开展、设施维护等公共事宜群策群议，提高居民对社区工作的参与率和认可度。民生实事票决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和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等，对每年社区实施的惠民项目进行差额票决，让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得到最优先的解决。邻里纠纷和解会。在处理噪音扰邻、堵塞楼道、抢占停车位等“家长里短”时，发挥厂居型小区的“熟人”社区优势，由社区牵头，让“老同事”对“老工友”晓之以情，使“老邻居”为“老朋友”动之以理，及时用温情调解矛盾纠纷。“一评”：跟踪问效测评。围绕居民协商议定事项，组织业委会和居民代表在实施过程中持续跟进、及时反馈，项目实施完成后适时开展测评，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成效和水平。今年以来，通过“三会一评”协商机制，实施民生实事700多件，调处矛盾200多起，有力推动了单一扁平的政府管理向多元参与、多维立体的社区治理演进，有效提升了基层自治能力。

三、推行“认领式”志愿服务。

探索“你心愿

我志愿”等志愿服务品牌，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小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整合资源建队伍。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引领，通过“在职党员入社区”、“五老”志愿服务、政企结对共建等活动，引导文艺骨干、科技能人、青年学生、“五老”人员、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服务，建立149支服务队伍，基本实现“一个小区一支队伍”。因地制宜展特色。科学拟定“3+X”服务项目清单，其中“3”是指志愿服务、养老服务、纠纷调解三项基础服务，“X”是指依托小区现有资源，除基础服务外的特色服务项目。目前，已经形成香博堡“她力量”教育服务、沈家湾“五老”电器维修等10多个特色服务品牌，开展特色志愿服务300多场。平台管理强服务。搭建时间银行等线上、线下联动的微心愿平台，广泛征集居民的意见需求为“居民点单”，社区将意见需求发布到“微心愿”平台为“社区派单”，志愿者在微心愿平台上认领并完成“微心愿”为“志愿者接单”，通过“3单”闭环运行，解决了“微民生”，融洽了“微关系”，实现了“微治理”。

四、推行“贴心式”温情服务。

深入开展党员“五个到户”活动，以“贴心式”服务践行初心使命，传递党的关怀、温暖和力量。党员联系全覆盖。以网格为单位，建立居民微信群，要求党员在群内亮身份，搭建起党群线上互动平台；全面摸清特殊群体底数，充分动员有帮扶能力的党员与群众结成“联户对子”，并通过楼栋党员联系公示牌、党员联系卡等进行信息公开，做到了“家家党员联、户户见党员”。民情走访全收集。采取定期或不定期走访、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与群众经常性的联系，全面掌握辖区居民家庭生活、工作情况，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及时梳理上报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2021年以来，收集整理并反馈社情民意16599条。政策宣传全知晓。定期对教育、医疗、住房、民政、防疫等民生政策进行梳理，印制“惠民政策明白卡”，利用主题党日活动等契机，组织党员开展“敲门行动”，推动惠民政策全民知晓，政策红利全面享受。困难帮扶全方位。围绕小区残疾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特殊人群等弱势群体，经常性开展精神慰藉、生活资助、入户陪伴、文体活动等四类帮扶，形成从精神到物质的全方位帮扶体系，切实兜牢民生底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5

以基层民主的制度活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管一切农村工作的制度依据，为提升基层民主制度活力，为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短板，全面完成乡村振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坚定以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从1980年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于广西的偏远山寨，到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直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四根支柱之一、成为亿万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政治实践之一，也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村民自治的实践，使我们的农村社会建立起了正常的治理机构，发挥出应有的管理公共事务和办理公益事业的职能，保证了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推进，各地纷纷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基层民主建设模式，基层民主创新实践风起云涌。农村基层民主在发展，中国式民主在发展，农民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瞩目。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广泛、真实、管用，是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坚持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首先，基层民主扎根于基层的有效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是经济上给农民以实惠，二是政治上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起点。其次，传统农村社会有延续数千年的自我运行逻辑，虽然经历发展带来的变革与转型，与现代性的“民主法治下乡”之间仍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农村地区相对自我封闭的保守观念、对现代治理认知上的瓶颈以及地区发展落差所造成的信心不足，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治理的有序性。只有始终坚持党对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将党管农村工作原则贯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全过程，夯实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乡村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才能有效确保治理的合力与方向，确保基层民主建设的实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全面推行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等规定，正是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举措，是突破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瓶颈的出路所在。坚持“三治结合”以增强基层民主制度活力。面对目前城镇化进程造成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精英流失，以及农村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因素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形成的不利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需在基层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进一步深化自治实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和丰富民主权利实现形式。依托村民议事会、说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多重形式的协商载体，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并逐步实现协商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畅通村民的民意反映渠道和沟通渠道，让农民在自治过程中实际感受到民主权利的行使与民主权利的维护。以法治保障和规范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乡村治理。针对农村地区法治意识薄弱、人情关系网纷杂、局部宗族势力存在、小微权力形式监督不力等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普法力度，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众用法成本，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以德治为引领，优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治理。利用传统文化和乡风习俗中的合理价值，以规立德，引领基层民主建设。借鉴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礼治秩序，形成适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和道德规范，有助于降低基层民主建设的成本。综上，民主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活力，源于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源于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我探索和勇于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对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农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必然会进一步发挥其中国式民主的制度活力，夯实乡村振兴之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培训学习心得发言 篇6

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

*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

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本次培训班安排的内容十分丰富，切合实际，既有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也有实际交流;既有政策解读，也有业务指导，强调党建引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我在以后的工作开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到前海自贸区、北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学习，看到了许多亮点，同时也看到了存在差距，找到了不足。特别是抓党建促和谐，推动城市治理方面的先进做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7

增城市石滩镇下围村紧邻东莞城郊,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社会一度高速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管理和规范引导,村内派别争斗激烈、村务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成为了远近有名的“上访村”、“问题村”。2014年初,在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依法治村有机结合的前提下,下围村探索实施了“民主商议、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同年8月成功创建为“广州市文明示范村”,走出了一条在依法治国理念下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子。下围村的探索实践对加快推进全省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借鉴价值。

把握关键环节,狠抓制度完善,规范“民主议事”新机制

下围村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议事工作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影响民主议事质量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让村务从议题、讨论、决策到最后的执行都接受村民代表和群众的监督。详尽的议事规则让村民代表真正有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真正以机制创新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治理。

(一)推选议事成员,解决谁来议的问题。议事会成员的素质、威望及代表性直接关系到议事的质量和成效。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明确规定,议事会成员必须由村党支部按照村民小组人数多少分配名额,由村民小组推荐产生;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组成,村务监督委员、不是村民代表的村党支部委员和合作社主任应列席村民代表会议,享有议事权,但对需要决定的事项没有表决权。同时设立旁听制度,允许村民到会旁听。会议参会人员的广泛性,确保了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性。

(二)明确议事范围,解决议什么的问题。村里哪些事情应该“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是民主议事会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下围村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民主议事的内容确定为七大项,包括村庄规划、村务管理、集体资产和资源处置、集体资金分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生育和涉及村集体与村民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等,最大限度减少和压缩了权力在制度的笼子外运行的机会和空间。

(三)规范议事程序,解决怎么议的问题。如何开展议事活动是民主议事会正常运行的核心,也是决定议事质量和成效的关键环节。下围村制定实施了“民主议事三步法”:一是提出议题、征求意见。会议议题由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提出,上会前须公示3天征求意见。二是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会议由村两委召集,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决定事项要求两个“三分之二”,即到会代表达三分之二才能开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决议才有效;建立会议发言制度,与会代表及列席人员均可申请最多8分钟的发言时间,并用举手或投票方式表决。三是公示结果、组织落实。会议纪要需经村民代表签名确认并收集归档,议事过程及结果及时通过村务微信平台同步公开;决议由村两委负责组织实施,全体村民配合执行并进行监督。

(四)建立议事大厅,解决在哪议的问题。针对以往农村开会难、会议秩序乱、会议现场不严肃等问题,下围村设立了现代化的议事大厅,配置了电脑、电视、视频监控、电子表决器等设施,按主持席、代表席、列席席、旁听席、监督席、发言席等座席板块进行功能分区和布局,与会人员需佩戴牌证对号入座并履行职责。同时建立会议纪律处罚制度,对参会人员违反会议纪律情形实行红黄牌警告制度,提高了会议的质量和效率。

(五)加强监督检查,解决不真议的问题。为有效开展民主议事决策模式的推广工作,增城市层层落实责任,加强监督。镇街党(工)委是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督促检查民主议事机制的执行落实情况,防止制度变成“花架子”、议事决策时“走过场”。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组成工作组,按“三建立三明确”的要求对创建民主议事村进行验收、发放牌匾,并将推进基层民主议事决策工作列入镇街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六)推行网格管理,解决怎么落实好决议的问题。为使村民自治真正落到实处,增城市建立镇街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按照“大村、特殊村、重点村一村一片,其他村两村一片”的思路,实行小片制挂村管理,配强配好片长、党建指导员和部门驻村负责人,实施常态化、动态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和联络指导,确保民主议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切实落地。

坚持为民务实,谋事要实,确保“民主议事”新成效

新机制带来了新文明,促进了新发展。增城市石滩镇下围村的民主议事决策模式,在民主决策中集中民智,在民主管理中顺应民意,在民主监督中凝聚民心,真正实现还权于民,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下围村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了一批利村利民的好事、实事,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村风民风显著好转,村民福利大幅增加。

(一)促进了干群和谐。推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后,大家的事情大家办,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公开透明,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热情高涨,村社干部的工作作风转变,增强了服务意识,逐步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共同担当的干群关系。迄今,石滩镇下围村共召开村民代表会议16次,商议38个议题,表决通过事项29项,否决事项1项,其中已有23项通过表决的事项得到落实办理,其余事项也在顺利落实中,无一受到村民阻挠和质疑。

(二)促进了村风文明。推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后,干部带头、群众参与,在村庄修建了公园、广场等休闲场所,清理了臭水塘、臭水涌等脏乱差黑点,建设了覆盖全村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组建了村民自治控违队伍,实施了环卫保洁网格化目标管理责任制,村民文明意识大大提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社会管理秩序井然。

(三)促进了经济发展。民主议事制度通过共同商议、集体决策,督促村两委摆正作为村集体“三资”保管员的角色定位,自觉把村集体“三资”的处置权和公共事务的话语权交还给村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加,村民福利大幅改善。借助民主议事厅平台,下围村将村内闲置已久的集体物业成功出租,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加5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人均分红增加了近千元。

新常态下进一步深化对我省农村民主自治的思考

农村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新常态下加强村民自治、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就要主动顺应村民民主诉求、尊重村民民权表达,汇集民意民智,在法制化轨道上不断推进农村民主自治,让农民自己真正当家做主。

(一)全面准确落实“四个民主”是真正实现村民民主自治的内在要求。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多年来,村民自治的重心一直落脚在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环节却较少得到重视,以致出现“选时有民主,选后无民主”的现象。增城市的实践证明,“四个民主”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使村民实现有效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就必须抓好“四个民主”的建设。继续深入做好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建立村民代表参与村委会的日常事务决策模式,健全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制度,真正做到村里大事由村民做主。制定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离任审计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切实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于村民自治的整个运行过程,使“自治”精神获得充分体现,让村民在民主治理中获得利益保障。

(二)坚持“能人治村”的法治导向是完善村民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村干部是乡村自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带领村集体发展的“领头雁”。“能人村官”是农村社会的精英和骨干,在群众中拥有较高威望,为农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基层民主体制尚未完备、部分“能人村官”本身思想不过硬等原因,“能人治村”出现了诸如“家长作风”严重、在村子里搞“一言堂”、法纪观念淡薄、贪污腐败等问题。增城市通过完善议事规则,形成村级“小宪法”,规范村干部行为。要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离不开“能人治村”的法治导向。应该“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在制度上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法治化轨道,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与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相结合,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培育乡村社会法治思维,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健全乡村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增强“能人村官”的法治观念,引领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真正做好建设“法治乡村”的“带头人”。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篇8

摘要：本文通过对长沙社区建设初期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来分析和论证，来论证长沙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加强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立足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阐述了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必要性和培养路径。为长沙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作用。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费孝通、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關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區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虽然城市现代化初期公共精神缺乏的现状不尽人意。但是通过培育公共精神培养以促进社区建设，进而提升基层（包括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共同体条件下的公共精神培育。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社区共同体条件下的公共精神培育的作用，要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特别是在长沙城市化进程中，尝试性进行社区公共精神培育路径、建设中公共精神培育机制，引导教育机制、激励约束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心理干预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构建评估机制。有利于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有利于提高供给侧改革的城市化建设质量，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市民素质，更多地参与和融入到公共生活中，凸显研究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必要性，为政府引导社区建设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