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卡使用制度（共7篇）
第一章
总则
为了规范各部门员工文明就餐，节约用餐，酒店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改造，从2013年12月1日起，酒店员工食堂将全面实行系统刷卡制就餐。为使酒店各部门员工能有效规范使用，现规定如下：
第二章
基本信息
1、每人一卡，实名记录，每卡每餐只能划一次。
2、由行政人事部负责首次制卡，并将餐卡发放至各部门，由部门负责人安排分发至各人员手中。
3、由财务负责每月餐费报表核实统计。
第三章
各部门餐费标准
1、每月自一号起，员工第一次打卡时，酒店将自动将员工当月餐费充入员工餐卡中。
2、根据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工作负荷不同，酒店将给与各部门充入不同的金额。
3、保安部每月充入金额为(450元)。
4、行政人事部、财务部、前厅部、市场营销部、客房部、工程部、餐饮部每月充入金额为（270元），（其中财务部、行政人事部、市场营销部及行政班次人员每月必须剩余（90元））
第四章
餐卡使用说明
1、持卡者要保护好餐卡，保护卡面清洁，切勿折弯、折断、防潮、防磁，不要和钥匙手机等有损餐卡芯片和卡面的东西放在一起，严禁在餐卡上乱刻乱画。
2、就餐时依次排队，先刷卡再取餐。（刷卡听到“滴”的一声；同时液晶屏上应显示消费金额，表示划餐成功，员工食堂人员方可为其发放饭菜。否则，从新刷卡确认。）
3、餐卡只能本人使用。
第五章
餐卡挂失、解挂和补卡
1、员工餐卡遗失需第一时间到报备行政人事部挂失。
2、如确实找不到餐卡，及时到行政人事部补办新卡。（补办20元一张）
3、如报备遗失之后，找到餐卡，及时报备行政人事部，行政人事部将为其解挂。
4、员工已经挂失并领用到新的饭卡之后，如找到丢失的餐卡请将餐卡第一时间返还行政人事部。
5、员工离职应将餐卡返还到行政人事部。
6、员工餐卡不能正常使用，应及时凭借旧餐卡到行政人事部进行更换，如非人为原因致使其损坏，免费为其办理新卡；如人为原因致使其损坏，换卡（20元/张）
第六章 奖惩条例
1、奖励
a、节约用餐。
每月底财务部将对就餐进行核实统计，根据使用金额的多少，进行评比，每个部门选出两名使用金额最少的员工评为“节约标兵”称号，并给予现金奖励（50元）。
实行“光盘行动”，吃多少打多少不浪费，由行政人事部进行不定时抽查，对于餐盘剩余饭菜比较少的员工给予奖励。b、举报
如发现酒店内部人员将餐卡外借、转让、丢失不报等情况，及时向行政人事部报备，行政人事部将完全保护举报人信息，给予经济奖励（50元）c、拾金不昧
如拾到酒店餐卡，及时上交至行政人事部，经核实，确实是被挂失的卡，将给予经济奖励（20元）
2、惩罚
a、丢失
餐卡丢失，及时报告行政人事部挂失的，补办（20元/张），如未及时报备行政人事部，或者一直隐瞒不报的，造成损失，由员工本人双倍赔偿，将从员工工资中扣除，如工资不够扣应由本人以现金方式予以缴纳。b、转让、外借
发现将酒店餐卡转让与他人使用，帮同事或其他非酒店员工打卡等情况，一经发现，严重处罚，每次给予当餐餐费的5-10倍赔偿。c、知情不报
(一) 许可双方的质量监督义务
《商标法》明确规定的主要有:一、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商标的商品质量。二、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三、被许可人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被许可人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使用许可费。因此, 许可人对于被许可商标还应尽到商标权的维护义务。许可双方都应当保证该商标的商品质量, 一旦出现问题, 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二)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签订
商标使用许可主要是通过签订书面许可合同而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许多未注册商标, 以及已经递交申请但尚未获得审批的商标, 这些是否能适用商标法使用许可制度?
上海和也卧室用品许可上海和也企业管理就“和晶石”等三个注册商标签订《注册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时, 确实未取得“和晶石”等三个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表明, 在签订上述合同前, 各方当事人对于被告即将取得“和晶石”等三个注册商标的申请权是明知的。签订合同后, 被告确实与第三人签订了涉及“和晶石”等三个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转让协议书》, 并最终取得了“和晶石”等三个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无证据表明, 上述合同的签订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法定无效的事由, 因此, 该许可合同是有效的。
(三) 我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备案要求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3条规定, “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 许可人应当自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 将许可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第七条规定“申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 应当提交下列书件: (一)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表; (二)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副本; (三) 许可使用商标的注册证复印件”。
二、许可方商标许可的策略
(一) 许可使用的目的
要全面认识商标许可行为, 就不能仅仅关注商标权的归属, 更要关注商标权的运行, 关注品牌增值与利益分享问题。商标许可的直接经济目标是当事人之间从许可行为与被许可经营中获得直接经济收益, 而其最终目标则为当事人共同获得企业发展机会。许可人签订商标使用许可的目的有以下三个:
(1) 防止商标因长期不使用而被撤销 (2) 商标使用许可费用 (3) 开拓现有商品的市场。对许可方而言, 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 一方面可以扩大商标的宣传, 提高其商标在消费者中的认知程度, 有利于促进该品牌商品的市场销售;另一方面商标注册人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巨额使用费, 还可迅速地扩张市场份额, 增强消费者对该商标的认知程度, 促进商标升值。
(二) 许可方面临的风险及防范
1. 慎重选择被许可方, 降低监管成本。
许可方在许可使用商标的时候, 要对被许可人的资格、资金信用、技术力量、经营范围、发展前景等事项进行严格审查, 以确保许可合同的履行。商标信誉和商标专用权是实施商标使用许可的前提。对被许可人商品的选择应当考虑其是否会导致被许可使用的商标信誉下降。同时, 需要对被许可人数量进行严格的控制, 不能贪图获得许可使用费而滥施许可, 酿成辛苦建立的牌子顷刻倒下的苦果, 而应根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前景来确定许可与否和许可范围。另外, 还需要考虑如何保证被许可方不会抢占自己的原有市场, 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不受动摇。选择好的被许可方, 可以降低企业的监管成本。
2. 避免滥施许可, 自发进行动态监督。
有些急功近利的商标注册人在本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有了较好声誉和市场地位后, 把自己辛苦培育出的商标许可给生产能力低、质量差的企业有偿使用, 一味“向钱看”的心理使得其商标信誉降低, 砸了自己的牌子, 最终失去了消费者和市场。青岛啤酒曾是我国知名的商品, 以“崂山可乐”为代表的产品在市场上一度很受欢迎。但该厂却没有商标保护的长远眼光, 贸然许可国内数家企业使用“崂山”商标, 由于对被许可企业的考察不到位, 质量保障措施不过关, 导致商品质量急剧下降, 直接影响到商标信誉。作为许可方, 要注意商标是自己的无形资产, 商誉更是企业的灵魂。
监督可以分成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强调的是关于合同的约定、被许可方的信誉度评测等, 而事后监督主要是指对于产品的抽样检查, 缺乏动态可能性, 对风险的防范在时间上比较落后, 因此主要强调的是由许可方进行事中的监督。商品的质量、原材料的来源、生产工艺流程和操作方法甚至成品的质量检验都应当是被监督的内容。当然, 许可人在实施许可之前就应当对这些监督所花费的资源有所预测。当然, 被许可人的一项重要的法定义务就是要保障其产品的质量与合同的要求相一致, 必要时, 可请求许可人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以维护品牌的信誉。合同双方可以约定, 在关键原材料或技术秘密掌握在许可人手中的前提下, 因发生特定的情况, 被许可人无法保证其商品的质量完全符合品牌的要求, 为了品牌的信誉, 也为了许可双方的利益, 许可人对被许可人提供相关的原材料和技术的支持。在这里, 强调的并非是商标法所规定的法定监督义务, 而是一个由许可方自发而成的监督, 为了自己的商誉、利益而主动进行的动态监督。
3. 防止被许可方的不正当使用。
不正当使用可以分为作为与不作为。商标法中列举了五种行为:
(1)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 (2)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 (3) 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 (4) 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 (5) 使用注册商标, 其商品粗制滥造, 以次充好, 欺骗消费者的。其中, 除了第四个行为是不作为以外, 其他都是作为方式将商标进行不正当使用。被许可方不正当使用行为而导致许可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虽然得以违约赔偿获得救济, 但是这只是对不正当使用进行的补偿而已, 并没有办法挽救现已造成的损失。因此, 最佳的救济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 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阻止被许可方有任何危害许可人利益的行为。例如, 要求被许可方按照规定的方式使用商标, 包括不得在约定的其他类别上使用、按照约定的使用方式进行商标的使用, 中兴就将商标的字体大小限定在2厘米到2米之间许可使用, 其他大小都被视为违约;要求被许可方积极维护, 不能进行任何有损商标的行为, 防止被许可人进行域名抢注, 进行商标揩油, 在许可人未注册的其他类别上使用等等。在以上的情况下, 应该在合同中约定, 由此前行为所创造的一切利益, 都归许可方, 确保许可方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摘要：商标的使用许可是商标专用权的延伸, 能够有效的实现商标的功能价值。但在目前, 由于我国商标立法的不完善, 司法实践监督管理处罚不严等原因, 商标使用许可出现了失控现象。商标使用许可制度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风险。本文主要从商标法第四十条法条解读入手, 对于商标许可制度结合案例进行探讨归纳, 最后从许可方的角度分析如何避免商标使用许可所带来的风险, 提出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商标,许可,风险及防范
参考文献
[1]冯涛、石国庆等.商标许可中的价值创造与权益分享[J].中华商标, 2012.8
[2]乔启东.浅谈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以商标许可制度的历史演变为视角[J].商, 2012.4
本文在考察我国有关商标合理使用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并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完善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应从立法上填补我国法律的空白，构建适应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认定标准，结束我国目前法律依据不全或者无法可依的状况。
“合理使用”一词来源于著作权法，其后被引入商标法。在我国，商标合理使用制度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而相关规定的缺乏，使司法与立法断裂，出现了很多性质相同但判决迥异的案件，这对商标合理使用的研究提出迫切要求。本文拟对此提出抛砖引玉的看法。
1.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
商标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善意、正当地使用他人商标或相近标识，而不必经商标权人同意也不必支付报酬的一种合法行为。商标合理使用包括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
2.商标合理使用的特点
首先，商标合理不必经商标权人同意也不必支付报酬。商标合理使用是不用经过权利人许可的合法行为，使用人不必支付对价。
其次，商标合理必须是善意、正当地使用。使用人必须是“合理地、正当地、诚实地”使用相关商标或者标识，而不能恶意使用他人商标或“搭便车”。
最后，商标合理使用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在商标合理使用中，被使用的商标或者相关标识不能以商标来使用，或者只是利用其“第一含义”使用。
我国对商标合理使用的规定，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中。条例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这条规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法律位阶比较低，不利于保护权利人利益。其次，条例仅规定了商品商标的合理使用，对服务商标没有做出规定，不利于其他人行使商标合理使用权。再次，该条例仅规定了叙述性使用的几种类型，对于指示性使用和其他类型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完整性。最后，该条例仅规定了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而对于非注册商标缺乏相应规定，这不利于保护非注册商标，特别是非注册驰名商标。
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商标合理使用实践的缺位，具体表现在相关判决无法可依或者法律依据不足。各级法院在具体的案件认定中，有各自的判断标准，导致相似性质的案件，会出现相反的判决的情况，这对我国的司法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1.美国
美国《兰哈姆法》第33条第2款第4项规定：“将并非作为商标，而是对关当事人在自己的商业上的个人名称的使用，或者对与该当事人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任何人的个人名称的使用，或者对该当事人的商品或者服务，或其他地理产地有叙述性的名词或图形使用，作为合理使用，当然这种使用必须是只用于叙述该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的正当、诚实的使用。”可见，美国商标合理使用有以下特点：首先，使用是为了描述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其次，使用是正当、善意、诚实信用的；最后，使用不能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2.日本
日本《商标法》第26条规定了商标权效力所不及的范围包括：1.以普通的方式用自己的肖像或自己的姓名、或著名的雅号、艺名或笔名及其上述的略称所表示的商标；2.以普通的方式用该指定商品或与此类似商品的通用名称、产地、销售地、品质、原材料、功能、用途、数量、形状、价格，或生产加工或使用方法或时期表示的商标；3.该指定商品或与此类似的商品上所惯用的商标。其中第1项规定不适用于在设立商标权注册以后，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用自己的肖像，或自己的姓名、名称或著名的略称的情况。
3.法国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713-6条规定：商标注册并不妨碍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与其相同和近似的标记:1.用作公司名称、厂商名称或标牌,只要该使用先于商标注册,或者是第三人善意使用其姓氏；2.标注商品或服务尤其是零部件的用途时必需的参照说明,只要不导致产源误人。但是这种使用损害注册人权利的,注册人可要求限制或禁止其使用。
4.小结：
各国对商标合理使用的规定，一般都规定必须是善意的、合理的、诚实信用的使用。而对于被使用的商标是否是作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各国规定则存在着一些差别，美国要求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而日本、法国规定可以作为商标使用。
针对我国商标法对于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缺失规定，以及为了解决我国司法实践在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上的缺位局面，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
第一，完善相关立法。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规定在《商标法实施条例》中，而该条例是行政法规，位阶太低，不利于保护相关权利人利益，应当将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写进《商标法》。
第二，明确关键概念。应当在商标法中对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作出规定。借鉴外国经验，本文认为，商标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善意、正当地使用他人商标或相近标识，而不必经商标权人同意也不必支付报酬的一种合法行为。
第三，界定合理范围。应当明确，商标合理使用包括说明性合理使用和指示性合理使用两大类。前者主要是为了在描述性词汇具有“第二含义”的情况下，非权利人可以使用该描述性词汇，如使用“两面针”商标。后者是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引用他人商标来体现自己商品或服务的情形，如“提供宝马维修服务”中，引用“宝马”商标。
第四，构建认定标准。商标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应该包括下面几个因素：
首先，使用是善意、正当的使用。使用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是出于正当的目的，是诚实信用的使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利用权利人的商标或者类似标识。并且这中使用不得具有“搭便车”的行为。
其次，使用不是作为商标使用。“并非作为商标使用”，是商业中的一种方法，使用的目的不是作为商标而使用，而是“第一含义”的引用或者非商标的指引。一般来说，一般公众也不会认为改商标是作为商标使用。
再次，使用只是为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合理使用者在使用他人的商标时，必须是一种合理使用的行为，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利用他人的商标。
最后，使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使用人使用他人相同或近似商标，不会造成使用人和商标权人商标的混淆。这要以一般的公众作为认定的标准，即不会引起一般公众的混淆作为最后认定的标准。
第五，其他法律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整个知识产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当《商标法》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中有关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不太完善时，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补充。
总之，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是为了平衡公众利益和商标权人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应当明确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并且从立法上填补我国法律的空白，构建适应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认定标准，结束我国目前法律依据不全或者无法可依的状况。
[1]黄晖.商标法[M].法律出版社，2004.
[2]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3.
[3]武敏.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初探[J].中华商标,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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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须餐厅会计确认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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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卡余额退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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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是我国环境资源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对更好地发挥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作用,在全社会树立环境资源有价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权交易的定义
排污权是指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条件下,排污单位依法取得的按照国家或本省排放标准,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权利。排污权有偿使用,是指在满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排污单位通过向县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取得排污权的行为。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满足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排污单位通过排污权交易平台依法出让或受让排污权的行为。
2 排污权交易的历史及内涵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排污权概念,其内涵是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利,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者转让污染权。
排污权交易是在一个有额外排污削减份额的公司和需要从其他公司获得排污削减份额以降低其污染控制成本的公司之间的自愿交易。它以一定地区在一定期限内污染物总量的控制为前提和目标,充分有效使用当地的环境容量资源,以经济政策和市场调节手段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污染,进而进行企业间的排污权买卖行为,最大限度减少治理污染的成本,提高治理污染效率的一种控制污染的环境保护手段。排污权交易同传统的管理政策相比,能够更多、更快地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削减。排污权交易计划的灵活性使得商人们能够评价他们的最佳控制方案,如选择内部控制或通过市场与其他人合作取得排污削减,同时,也向公众保证了他们履行排污削减的责任。它是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控制环境污染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
3 中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现状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实施取得积极进展。2007年以来,财政部、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了江苏、浙江、天津等11个省(自治区、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目前,11个试点省市已经出台了近20个指导意见、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对政策实施的细节进行了具体规定。各地财政、环保和发改委等管理部门围绕政策实施中的排污指标申购、排污权储备和出让、有偿使用费标准、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格和交易细则等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文件。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建立了包括信息发布、指标申购、交易管理和指标转让在内的交易平台。截至2014年底,全国试点地区有偿使用和交易总额累计达到53亿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8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2015年底前试点地区要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核定,2017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要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4 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权交易积极意义
4.1 实现排污权交易的途径是建立可转让的排污许可(TDP)市场,通过可转让的排污许可市场可以提高分配治理费用的效益
不同企业的污染治理水平有差异,传统的强制控制模式要求所有的同类的排污企业按照相同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这必然导致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弱化自己的排污治理,因为少排放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增加成本;而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除了缴纳超标排污费或提高排污水平外也别无他法,如此就会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和效率低下,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是污染源获得了环境物品的产权,在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导向作用下,污染源在购买排污权和污染治理之间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当治理成本高于排污权市场价格时,污染源会少治理一些污染而通过购买排污权加以补偿;反之,如果治理成本低于排污权市场价格时,污染源则会倾向于通过治理污染而将富余的排污权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出售。这使得治理任务在各个污染源企业之间实行再分配,而治理成本低的污染源企业将承担较多的治理任务,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污权交易市场将导致治理成本与排污权交易价格的平衡,但是技术的改变会不断降低治理成本,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排污源企业因而会获得通过治理得到的机会,这一动力是在行政调控机制下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只要排污源之间存在着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排污权交易就可以使交易双方都获益,即治理成本低于交易价格的企业会把削减剩余的排污权用于出售,而治理成本高于交易价格的企业会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少削减、多排放。由于市场交易使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污染者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这样社会以最低成本实现了污染物的削减,环境容量资源实现了高效率的配置。
美国环保局自实行排污权交易后己经取得了较好的减少排污量的效果。例如在实施排污权交易之前预测,要达到规定的排放目标,不实施交易政策时每年用于达到控制目标约需要投资50亿美元,实施交易政策后每年只需40亿美元;但结果是,实施排污权交易后实际上只需要20亿美元。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政策不仅有效地保证了环境控制目标的实现,而且节省了社会总体减排费用。
4.2 有利于排污企业自主革新,提高治污技术
排污权交易有可能加快污染源达标的速度,污染者对于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对表现完全不同。排污权的可转让性不但刺激污染者尽早采用现有的污染治理技术,还促进其不断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技术。
在命令控制系统下,污染源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治理技术方案;二是,反对制定的排污标准。对于治理成本较高的污染源,提高治理水平意味着付出高额的费用,最经济的解决办法就是违反制定的标准进行“超标排放”,这样做虽然也要支付一定的超标排污费,但与改进技术相比还是更经济的,因此污染源出于节省资金的目的通常选择支付排污费的方案。在排污权交易的条件下,选择技术的自由留给了排污厂商,一方面,排污厂商在企图回避法律责任时无法以技术不可行性作辩解,因此付出的费用还不如去开发新的治理技术,或购买排污。另一方面,提高新技术节省下来的排污权份额可以通过市场出售给需要排污权的污染源。这样说来,面对潜在更大的需求市场,新技术供应商就会更加积极的投资开发新技术,由于供求双方的积极性很高,有理由期望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更加迅速。
4.3 有利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采用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排放浓度标准,企业治理污染、削减排污量,或硬性规定不准新建、扩建、改建企业以防止增加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有的还对新产品和新工艺施加了比较重的惩罚,新工厂和新产品必须通过冗长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才得以获准通过,结果的不确定和延误阻碍了新的投资,这样极大的束缚了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
排污权交易的灵活性使得新污染源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从而自由进入某一地区,有助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不使空气质量下降,由于这种出售的买卖交易行为,现有的污染源在经济刺激的作用下乐意自觉地增加对污染的治理,最终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4.4提高政府环境执法的质量
由于将具体的治理决策权交给了排污单位,政府部门将集中精力确定合适的环境保护目标,并能够集中精力执法,以保证目标的实现。总量控制将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例如,公众参与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企业积极寻找低成本污染控制方案等。排污权交易将纠正现有系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环境管理部门在实施政策和有效执法方面质量低下的问题。部分原因由于现有污染者利用排放标准这些复杂的经济技术条件来拖延守法。管理部门对于检测投资较少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检测不足,管理部门必须依靠污染者提供关于排放的大量信息,由于排污者往往不愿意申报超标情况,环保局很自然的会对执法产生过分乐观的观点。排污权交易将为有效监测和执法提供更强的刺激。如果污染者不希望严格执法,这可以反映在交易市场的低价竞标。当非法排放不存在较大被发现的风险时,污染者必定不会投资购买排放许可了。而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监测和执法将是管理机构的头等大事。此外,许可的所有者也都将支持严格的执法,以保证自身持有的许可不会因为其他污染者的欺诈行为而贬值。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真正的法人实体,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完全应由企业自己负担,治理污染应当是企业最正常的经济行为之一。
然而,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大多数地方的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发育都不成熟。企业出于对法律保障不完善、政策信号不明确、自身新建项目对排污指标存在需求等因素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将富余指标投放市场,企业间交易并不活跃。排污权交易监督管理存在一定难度不仅排污权的核定、初始定价与分配存在难度,如何对排污权交易进行有效地监督与管理也是这项制度实施推进面临的挑战与难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Z].
关键词：合理使用；合理性；缺陷；完善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在这部法律刚出台以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合理使用制度解决了当时许多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文献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合理使用制度的缺陷日益凸显，为许多学者所诟病。笔者就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其制度的缺陷与完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著作权立法目的在于，既要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又要兼顾作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就著作权的设定来看，“保护”与“限制”两者均不能偏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符合利益平衡原则的要求。作者通过脑力劳动创造出的劳动成果一作品，应当得到国家的保护，而政府又有义务帮助人们了解新知识，为保持大众获取新知与作者保护自己作品间的平衡，著作权法构建了合理使用制度。使著作权人之利益与作品使用人的需要之间保持平衡。
第二，合理使用制度产生的基本前提与价值目标具有合理性。合理使用制度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知识传播的公共属性，其价值目标是公共利益优先。著作权限制的通常目的是鼓励知识和信息在社会成员中广泛传播。另，在版权法领域，公共利益主要相对于版权人的私人利益而言，包括信息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传播和使用作品的利益。自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女王法令》诞生，保护公共利益就成了版权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创设，更直接地体现了版权法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动机。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缺陷
我國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的规定集中于《著作权法》第22条，采取列举的方式，共规定了12项内容属于合理使用。而并没有规定类似于美国《版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标准。美国《版权法》107条，采取概括式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具体案件中认定作品是否是合理使用应综合考虑如下四点：①使用作品的性质和目的，包括使用是否有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②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性质，不同类型作品著作权利用形式不同，合理与否的界限也有区别；③在所使用的作品中，被使用部分与整个作品的比例是否失当，比例若失当则不能视为合理；④有关的使用行为对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有无重大不利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就不能视为合理使用。
对比美国版权法的四条标准，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于合理使用采取列举式的规定过于简略僵硬。采取直接列举的方式，表面上看对合理使用的范围予以明确的界定，实则缺乏原则性的规定。同时，列举的12项属于合理使用范畴的事项，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内容已明显滞后。以下将列举论述其不足：
第一，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这一规定明确了该项构成合理使用的三个要件：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仅限于个人使用，不及于第三人、仅限于他人已发表的作品。而显然，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要面临三个问题：①合理使用的主体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便确认，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等是否应属于“合理使用”的主体；②“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的目的在实践中极难确认，尤其是在复印复制等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③合理使用的对象仅限于“已发表”的作品，这会使得基于个人学习的目的，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的情况被视为侵权。但日木著作权法第31-37条，联邦德国版权法第52条、53条类似的规定，有关个人使用合理与否是不以“已发表”为前提。
第二，著作权法第22条第六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构成合理使用。在实务中，法官就“少量”的认定极为困难。而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采取列举式，本就是为了使在认定是否为合理使用时更加具体确定，但又出现“少量”这样模糊的词汇，使得列举式的优点难以得到体现。也导致不同法院在认定相类似的案件中，出现较大偏颇。
三、文献数字化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
当今是文献高度数字化的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观了传统传播方式，部分网友极大可能会打着合理使用的旗子来侵犯作者的著作权，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将挫伤创作者的积极性。同时，网络的发展使得作品的传播和复制变得非常简单。若继续沿用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势必会对对作品的市场销售和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重大威胁。
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必须充分享有新技术带来的应得利益。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合理使用的范围。以使得合理使用既能有效保障权利人的利益，也能很好地使知识的传播这大前提更好地运作。
四、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相接轨，有其时代意义。但与一些发达国家著作权法及《伯尼尔公约》等国际条约相比，还存在不严谨之处。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文献数字化对合理使用制度形成了冲突，传统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在一些情况下继续适用将不再合理，因此，笔者着重从立法角度提出建议，使合理使用制度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首先，应扩张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品所具有可复制性和社公益性，以及中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扩张或是缩小。合理使用是再创作的前提，如果没有合理使用，就会大大减少借用的发生，后人就不得不凡事从头来，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无疑会极大地阻碍新作的创作质量与效率。当今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便利了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没有合理使用制度，他人能够使用互联网上作品的机会就会受到极大限制，数字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也会荡然无存，甚至比此技术出现前对他人权利的限制更大。著作权法中，“保护”权利人的相关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一块内容，但也如前所述，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发展的前提是“知识传播的需要”。因此，在网络技术发达的现代，新技术的发展是手段，传播知识为前提与目的，结合高效率的要求和大众汲取知识的需求，从立法上，应扩张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使其适应当代要求。
其次，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的同时注重适用优先保护原则。主张扩张合理使用制度者强调的是发展科技文化等公共事业，而强调限制合理使用制度扩张版权者则强调版权人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表面上看，二者强调的利益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可以说不同的国家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强调保护的法益类型不同而已。著作权法在我国发展的初期，当公共利益与个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共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著作权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更当从使用者角度进行立法，倾向于扩大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以保护广大使用者的利益，从而促进整个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新闻；版权；合理使用
【作者单位】陈正明 ，青海广播电视台。
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功能是划定权利的边界，以达成专有权与接近作品权之平衡。我国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新媒体兴起的背景下更加显得千疮百孔、捉襟见肘。法律规定的是应然的世界，而非实然的世界，必然会存在实践障碍，所以立法要做出适时调整[1]。但是，1990年以来我国《著作权法》关于新闻版权合理使用的规定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与修改，其原因在于权利博弈激烈与复杂导致立法机构难以对相关的利益关系做出平衡和取舍。任由不合理的规定继续发挥效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引发更多的质疑，因此，相关领域呼吁变法的浪潮高涨。本文就我国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症结进行粗浅分析，对制度重构提出建议。
一、新聞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1.作品向公有领域溢出
出于单纯事实消息很难具备作品独创性的考虑，加之对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权衡，国际版权条约与各国版权法一般把其排除在版权客体之外。但是，新闻作品与纯事实消息不同，是具备作品构成要件的版权法保护对象。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在将“时事新闻”解释为“单纯事实消息”时未有更明确的界定，造成了“时事新闻”“新闻作品”“时事性文章”等概念的混淆，放大了时事新闻的外延，使原本受到授权许可与版权限制规则调整的新闻作品（特别是许多具有明显独创性的新闻图片、照片、视频等）向公有领域溢出，并且使侵权者找到了“搭便车”的借口，损害了作者和新闻媒体的权益。比如，按照《著作权法》第22条第4款的规定，时事性文章的作者可以通过行使保留权发布禁用声明，来阻击其他新闻媒体的利用行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新闻作品向公有领域溢出的情况下，新闻作品变成了不受版权保护的“单纯事实消息”，作者也就失去了享有与行使保留权的权利。
2.对新媒体的适应性差
2013年8月，德国在《版权法》修正案第87g条规定，非商业性质的搜索引擎和内容聚合服务商，可以通过网络传播报刊作品。英美等国家在处理新闻聚合媒体问题时其本国合理使用制度也展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解释力[2]。从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至第5款都用了“等媒体”的表述，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6条未限制主体范围的规定分析，新闻聚合网站、微信平台应该是网络新闻版权合理使用的适格主体。况且，新媒体在网站上刊登、引用作品的功效和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是一致的[3]。但是，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规定，不仅否认了新媒体作为法定许可主体的可能性，也表明新媒体对作品的传播不能适用合理使用规则，而只能采取“授权许可”。在《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媒体涉诉的版权纠纷案件中，被告提出的合理使用抗辩理由通常不被法院认可。这些都说明，新媒体不是我国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格主体。
3.媒体利益受到弱保护
基于新闻具备的特殊社会价值，各国版权法在设计合理使用制度时都刻意将利益平衡的准星朝着作品使用者方向做了推移，以保障新闻传播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条例》第6条就有多项规定是限制新闻版权的。按照《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和《条例》第6条第7款（结合《条例》第10条第1款的要求）的规定，如果作者不发表禁用声明，与刊登原创新闻作品有竞争关系的新闻媒体就可以原封不动与逐字照搬原作品，这不利于新闻媒体之间的公平竞争[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条例》第6条的适格主体是开放的，这与《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将适格主体限定于“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不同，也就是说任何媒体、组织与个人都可以对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进行网络传播。《通知》之所以要求互联网媒体对作品的传播适用授权许可，或许是制定《条例》时新闻媒体的版权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因而未对适格主体进行限定。
4.保留权的归属不合理
《著作权法》第22条、《条例》第10条规定，保留权由“作者”行使。依据《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作者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又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所以可以推论，无论是自然人作者，还是新闻媒体，谁在新闻作品上署名，保留权就由谁来行使。对于法人新闻作品，保留权的行使主体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大多数新闻作品具有职务性，其署名权属于作者（无论是普通新闻职务作品，还是特殊新闻职务作品），新闻媒体并非保留权的行使主体。那么，如果作者自己不行使保留权，也不授权新闻媒体行使保留权，法律对新闻媒体利益的保护就少了一道屏障。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特殊新闻职务作品，新闻媒体享有当然的保留权，而对于普通新闻职务作品，新闻媒体享有的优先权中就包括保留权。其实不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诸项版权中并未囊括保留权，虽然第17款有“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规定，但是指向不明确，不能随意解释与扩张。至于优先权中包括保留权的观点更是无法律根据。
二、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症结
1.未能合理平衡利益关系
版权法的永恒主题是决定权利人享有专有权的止境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起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正是划分两者的界限，堪称版权法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 [4]。我国现行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既倾向于对作者权利的保护，又侧重于对社会利益的关照。如果说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利益关系失衡对新闻媒体造成的影响尚不严重的话，那么在网络环境中则使新闻媒体面临生存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我国错过了对新闻版权制度修订的重要窗口期，竞争生态的恶化，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可谓“招招见血”[5]。目前，立法机关和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正试图通过变革立法或者出台相关政策使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比如，按照《〈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20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如果新闻媒体和职工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那么新闻作品的版权归新闻媒体享有，职工只享有署名权。又比如，《通知》要求互联网媒体转载报刊作品，必须经过授权，支付报酬，并排除了网络媒体对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然而，这些规定似乎又在走向另一种极端，即过于突出对新闻媒体利益的保护，这或许会引发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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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模式的守旧与僵化
我国对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采取了“具体规定模式”，即将合理使用的情形类型化并列出清单，凡是能够对号入座的作品使用行为就属于合理使用。“具体规定模式”的优点是规则清晰，条件容易把握，作品利用者对法律后果有较为准确的预期，而且可以减少法官自由裁量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立法模式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灵活性较差，无法及时适应新媒体、新技术对新闻作品的利用需求。“抽象规定模式”则不同，由于只设定合理使用的判断要素，所以它对新媒体、新技术的适应性较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是对新闻作品合理使用的具体规定立法，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属于抽象规定立法，应同时适用[6]。但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只是对《著作权法》第22条的限制性条件，并非合理使用的抽象规定。我国现行版权制度对《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新闻作品合理使用情形之外的利用作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还无法援引抽象性规定，否则，就违背了立法本意，是“随意造法”。
3.具体规则的模糊与抵触
我国学术界对《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未能清晰界定“时事新闻”“时事性文章”“新闻作品”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弊端多有论述与分析。除此之外，法律法规对新闻版权的部分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和相互抵触的问题。比如，《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没有明确限定作品的内容和类型，应认为泛指能够在报刊上登载的所有作品，包括新闻作品，而这显然与新闻作品纳入《著作權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情形下调整的规定不符。又比如，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11条的规定，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要与相关新闻媒体签订协议。虽然有学者认为这只是对新闻传播的行政管理规定，但这与《著作权法》《条例》对新闻作品合理使用的规定是冲突的。此外，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网站对非国家机关直属新闻单位或省级以下机关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无论是否产生权利，可以直接转载，没有充分考虑版权法的基本原理[7]。还比如，按照《著作权法》第22条第4款的规定，除非作者发布禁用声明，对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的使用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条例》第6条第7款却将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排除在网络合理使用范围之外适用授权许可规则。
三、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变革
1.厘清合理使用的范围
创新我国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必须科学界定不受版权保护的新闻的范围，这个范围既不能过大，以免将新闻作品囊括其中，又不能太小，防止对公众知情权的挤压。从新闻实践看，并非所有的时事新闻都无独创性，非版权客体的时事新闻只涉及包含新闻“5W要素”的单纯事实消息，而非时事新闻的全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9条第2款规定，“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适用本法，而未直接使用现行《著作权法》第5条第2款“时事新闻”的表述，目的就是将“消息”和“新闻”加以区别，消除所有时事新闻都不是版权法保护对象的偏颇认识与歧义。《通知》第5条照搬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9条第2款的规定，虽然使用了“时事新闻”，但仅指“单纯事实消息”。同时，《通知》第5条还规定，凡包含了著作权人独创性劳动的消息、通讯、特写、报道等作品均不属于单纯事实消息，从而给区分不受版权保护的时事新闻与新闻作品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显得模糊，有必要通过相关政策指引予以更明确的解释。
2.采用混合性立法技术
网络和新媒体是新闻传播的重要渠道与载体，然而现行版权制度使新媒体对新闻的传播陷入了可操作性较低的“授权许可”制度的窘境。版权不是坝，而是河流[8]。对新媒体传播新闻引发的版权问题与矛盾冲突，一味地限制和打压既平衡不了利益关系，又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普遍违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将新闻合理使用制度向网络空间适当延伸，使新媒体有条件地成为合理使用新闻作品的主体。为此，应在坚持对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采取“具体规定模式”立法的基础上，引入“抽象规定模式”，开展“混合式”立法。一方面，对于认识比较一致、成熟的网络新闻作品合理使用行为，尽量明确列举。另一方面，对于清单之外的新媒体使用新闻作品行为的合理性，适用“三步检验法”等规则判断。“三步检验法”创制于《伯尔尼公约》斯德格尔摩文本第9条第2款，指权利限制只适用于特殊情形、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冲突、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43条采用了“一般条款+例外清单”的立法模式，并在第13项增加“其他情形”，这是对“混合立法模式”的吸纳。
3.注重制度细节的设计
规则的具体和详细程度直接影响制度的执行力，我国现行新闻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比如：对《著作权法》第22条第2款和《条例》第6条第2款中“引用”的数量进行界定；将“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增加进《条例》第6条第7款；将新闻划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等类型，施以不同的权利限制规定；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赋予原创媒体优先传播权；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关于“应当注明出处”的规定修改为“应当注明作者姓名和出处”。另外，应解决不易界定特殊职务新闻作品与法人新闻作品的问题。《〈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20条规定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采取约定优先原则，从而改变了现行《著作权法》第16条对职务作品权利的法定归属，并且明确规定对于报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职工完成的职务作品，若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则由新闻媒体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所有权利，同时将优先使用权改成专有使用权，更加明确了新闻媒体享有的权利性质。
[1]龙卫球. 民法总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蔡元臻. 新媒体时代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J]. 法律科学，2015（4）：43-51.
[3]李庆保，张艳. 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反思[J]. 知识产权，2013（7）：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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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光富. 论我国新闻作品著作权未能调整的认识误区与改进[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2）：142-149.
[6]李国庆. 论新闻报道之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J]. 知识产权，2015（6）：53-60.
[7]蒋强.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时事新闻的认定[J]. 科技与法律，2011（3）：43-47.
[8]王鑫. 3D打印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与回应[J]. 科学技术与产业，2015（5）：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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