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是（共8篇）
《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04日05 版）
在中国内地范围内,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8个参政党,统称为民主党派。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来自8个民主党派的全国政协委员为参政议政、共商国是提供大量提案和建言。那么,这8个民主党派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有11个民主党派,初步形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格局。1949年底,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自行宣布解散,遂形成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格局。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进入新世纪后,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有了新的阐释: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战友,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民主党派组织各自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联系,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主,民本,差异
一、民主与民本的不同历史与空间
民主是一个外来概念, 虽然中国古代偶尔也有“民主”这个词出现, 但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民主所指已完全不同。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是来自西方的概念。民主在西方有其复杂的思想与制度发展脉络, 形成了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伦的经验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与政治思维。
“民主” (democracy) 一词由古希腊语demokratia演变而来, 而demokratia则是demos (人民) 与kratos (统治) 两词的组合, 古希腊人心目中的民主, 是公民参政, 亲自决定和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务, 说到底也就是公民自己治理自己。民主是人民自己行使统治权力。众所周知, 希腊城邦国家施行的这种民主模式即使在当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如今的复杂民族国家就更不可能了。由于可以得到的自治强度同所要求的自治广度成反比 (空间) , 可能的自治强度同所要求的自治的持续性成反比 (时间) 以及公民群体的匀质性和政治共同体的内聚性这三个方面的约束, 现代民主采取了代议制, 进行了“主人”与“主事”的分离, 进行了分权与制衡的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原本没有“民本”这个范畴。在历史文献中, 也有一些上下行文将“民”与“本”连写的例子, 但他们都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民本”这个概念的同义词或近义词。民本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皇祖有训, 民可近, 不可下,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命题的缩写。现代学术界用它来概括中国古代与这类命题相关的一套政治思想。这一套民本的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异同是百年来学界一个反复讨论的内容。
先秦诸子从不同的角度推崇民本主义。“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孟子·尽心下) “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 “立天子以为天下, 非立天下以为天子。” (吕氏春秋·威德)
那么为什么在先秦时期民本会成为言说对象呢?以现代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应该具备四个要素——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古代关于权力行使的言说对象是政府, 所以言说的内容是民, 也就是权力如何施行于民和民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民本, 恰恰就是民在权力关系中地位的论证。但必须注意的是, 民本的论证并非指向民的绝对地位, 而应该在权力行使中来理解。
有学者通过梳理先秦“民”与“本”的字义来阐述民本的内涵, 认为当时“民”之所指代实系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生产者, 在整个社会构成中属被统治者中的下层, 这也就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民众”。而“本”则是指“事物的根本”。“民本”则可以理解为“以社会下层民众为国家的根本”。所以民本并没有脱离等级的樊篱, 在权力体系中构建的关系平衡。
其实民本并不是唯一表述, 本不一定是民。董仲舒就认为君主是国家政治的核心, “君人者, 国之本也”。君权是至上的, 但这与民本并不违背, 君权虽高, 但还有天, “灾者, 天亡谴也;异者, 天亡威也”。所以君权至上与天谴说相辅相成。独尊儒术后的历代, 民本思想所起的作用是调节, 而这种调节的主导权是在君的。
二、民本与民主的差异
民主与民本除了发展脉络之外, 两者之间的其他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两者之间“民”的差别。民主的民从古希腊到现代向来都是特指的、有条件的、有范围的, 在政治操作层面也是可以精确计算的, 可以而且必须量化。民主的民是排他的个体 (individual) , 西方的民主制也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 现代民主的底色是个人自由。民本的民如前文所述, 是社会下层民众。民从来不是一个个体性概念和个体存在。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对民的个体进行区分。民是作为一个群体被纳入权力体系的, 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之中, 强调民本, 向来是以群体为言说对象。
两者“主”与“本”的差异。民主中民作为个体, 主是个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 个人权利的保护和主权在民, 主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民的行动能力。而本的意义在于强调民对国家的重要性, 其言说对象是君及其官僚集团, 民本所要求的是对民的保护以维持统治。民主以个人权利出发构建政府, 而民本从国家权力出发管理民。
民本从未将民的地位提高到国家主人的高度, 也从未对君作主提出非议或设想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来限制君主的权力。民本思想说到底是重民思想。重民的主体是君主和官僚, 实践了重民思想的则被称为明主、清官。但民本思想的效力又是非常有限的, 重民思想是否可以转化为重民政策, 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认知与自制情况。民本没有制度设计与结构性制约因素的设置, 将希望寄托在君和官僚群体的道德自律上。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权力诉求, 旨在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 重在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 它的核心是主权在民。而民本概念则是一个道德概念, 它表达的是一种道德诉求, 旨在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行为, 重在对君主和官吏的品德人格塑造上。这就使得民本在实践层面上缺乏民主的操作性, 这也是人治与法治的差别。
民主和民生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民主的底线是换掉政府, 民选政府的改组是定期的也是合法的, 有制度性保障, 非对抗性。而民本的底线则是推翻王朝, 通过暴力在动乱中打造一个新的王朝, 有很强的对抗性。
三、民本的极限
民本与民主存在一个质的差别而不仅仅是量的差距。民本是有其极限的, 这个极限是民本的限度, 区分了与民主的不同体系。
民本在政策上的原则和实践上的极限, 我们可以在贞观之治上看到。贞观君臣以“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为宗旨的民本思想分析了客观存在的君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确定了“安人理国”的治国方略及其基本政策原则:君主无为论, 因民心论, 不竭民力论, 及时修政论, 以农为本论和君主调节官民关系论。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系列的实际政策。但这些政策原则, 说到底, 在经济上仅仅是减轻赋役而已, 在政治上, 敬畏民众的力量仅仅转化为对民众参与政治的多方防范。重民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实践层面, 主动性在君和官僚系统手上, 并不能发展出民的主权的行使。
民本在思想上的极限, 我们可以以黄宗羲的思想为例。黄宗羲哲学、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继续发展的产物, 因此, 他的思想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一座真正的山峰, 而在政治思想上则可以说是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极限状态。“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 为天下也。” (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涉及到国家主体的问题, 认为天下之人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明夷待访录·原法) 将法律和制度视为保障。而其以宰相限制皇权和兼有议事、监察和用人之权的学校体制无疑也是领先于当时的。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黄宗羲不只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还设计了一套民主政治运作制度。但研判黄氏的民本主义, 不能只看其标语式的口号, 即让斯金纳感到不满意的“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 继而附会上一些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意涵, 而应将其置于其整个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体系之中来考察。黄宗羲的哲学、政治思想还完全是传统时代的产物, 它不仅不是王权体系的掘墓人, 反而继续攀附在王权体系的大树上;它不能从缺乏民主的实践中抽象升华出所谓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 而仍然只能从王权体系的实践中升华出王权思想, 这种思想只能充当传统王权的一件鲜艳的“红嫁衣”。中国在黄宗羲之后, 并没有出现第二、第三个黄宗羲, 而欧洲在卢梭之后, 却有千百个卢梭辈出。
四、以民本为基础在儒学中构建民主
那么为什么不少学者会在儒学中 (或者说传统文化中) 寻找民主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一是民本中有一些与民主近似的因素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提供支持。
伴随着19-20世纪欧洲及其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以西方为楷模推动自强运动, 也不断地从自身内部寻找认同的资源。在这一变革的潮流之中, 产生了一种从中国 (或亚洲社会) 内部寻求现代性的努力。
在天朝中心的传统思维“西学中源”支配下, 在19世纪那些较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贤们眼中, 西方的民主制度, 就是由中国上古的民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或符合民本主义的精神。
魏源将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比较为中国上古的“三占从二”。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找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还认为议院在中国古代是有其实而无其名 (但后来他认识到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吾国虚骄之结习”) 。
进入20世纪, 民主的信徒对民主与民本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就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与现代民主是相通的, 而陈独秀则认为“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 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 绝非一物”。此种争议一直延续到当代, 新儒家一般认为儒学本身包含民主的种子, “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 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 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 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 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
叶小文：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要广泛，也要有序。有序才能有效。政治发展需要充满活力，活力必须有序活动。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且不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搞所谓竞争性选举，搞得社会动荡，政局失控，民不聊生，即便是我国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搞所谓“大民主”而致使全国性动乱的教训。协商民主体现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体现宽容的人文精神，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协商民主能避免政治恶斗，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即“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协商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因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
记者：如何认识协商民主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叶小文：“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优化了国家权力结构，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更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协商民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协商民主则是对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其普遍意义是公民或者其代表通过广泛讨论，互相交流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策方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有利于广泛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
“协商民主”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控制和广泛联合能力的体制，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渠道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与国家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型关系。在制度化的协商合作中，一方面，国家权威进一步巩固并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国家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扩大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有序地参与政策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既有利于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因而是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需求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协商民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协商民主谋求互利共存，体现了宽容的人文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那么，如何深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包涵的深刻涵义？
叶小文：《决定》中的这个重要论断是对协商民主性质、特点和优势的深刻揭示。作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运用协商方式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范例。周恩来曾指出，“三三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运用，并逐步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制度形式。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作了简要概括：“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事实上，并非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一人一票选总统”才是真正的民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客们抛出的施政纲领往往是花言巧语、政治作秀。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大多仅限于几年一次投票选举，至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根本谈不上。有美国学者披露：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间呈正相关性。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大概仅有1/10的美国人。正是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易于引发社会冲突、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参与公共决策之类的弊端，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讨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民主形式而出现的趋势。协商民主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决定》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协商内容，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利益多样化的格局。科学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需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这就需要最广泛、最充分的协商，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建立形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有处答，并且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商量、协调等办法来解决利益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和政府的决策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的福祉，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人民当家作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既能够优化国家权力结构，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又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促成的决策能够达到多赢的结果，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具有包容性强、社会面广、吸纳度高的特点，有利于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扩大参与，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工作机制。
记者：《决定》还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那么，能具体谈谈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吗？
叶小文：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其制度成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发源地和充分应用的领域，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只有进一步搞好政治协商，才能带动和促进协商民主在其他方面广泛运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对我国整个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牵引作用。
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按照《决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民政协发展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重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二是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三是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多种协商。四是着眼于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切实增强协商实效，规范协商内容，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让人民政协真正发挥出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示范、带动、推动作用。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协商民主在实现这个总目标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叶小文：我们党要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也是协商民主形式健康有序运用的重要前提。协商民主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形成的，我们党也要善于运用协商民主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此，《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总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需要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广泛推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协商渠道，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国家政权机关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开展协商，充分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的前提下使社会各方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渠道，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要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决定》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五种类型的协商划分，蕴含着分类实施的要求。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或主导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协商，有分工，也有相互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多层次性，上至国家层面的协商，中至各省市区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从而形成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势之所在。协商民主多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相比于高层或上层的代表或精英人士的协商，基层民主协商是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协商，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协商，是在全社会培育民主协商之风的基础和温床。《决定》强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把基层协商民主引向深入的新要求。
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着眼于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就是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项实体性制度，还需要一系列程序性制度来保障、来实施。一些省级党委相继推出了“政治协商规程”或“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意见、办法，是加强协商民主程序性制度建设的积极尝试。需要在认真总结基础上，切实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各种民主协商健康有序规范地开展起来。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做出了具体部署。那么从实践层面来说，当前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进协商民主？
叶小文：“协商民主”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协商当然需要主持和主导，但主持应公正公道，主导能导出真知灼见。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或威权，不叫协商，只能叫咨询或听取意见。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时候，必须非常注意充分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要求，整合人民的意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协商民主”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入手，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程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程序设计，对公权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规程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避免因为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而使协商民主落空。规程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纳入秩序轨道，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群众利益诉求得到有序反映。
“协商民主”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协商”这一概念。逐步构建社会协商机制，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动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是协商民主的拓展和创新。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是扁平式的，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纵向垂直传递不同。纵向垂直传递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政治信息。而互联网这种扁平式信息传递方式，则使公民同时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取信息，参与讨论，表达政治诉求，乃至参政议政。如何通过互联网有效有序地开展民主协商，值得探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55年来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深刻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民主执政”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而且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执政的基本内涵，既科学回答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质，也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执政的实现途径；既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动力源泉。坚持民主执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谁、依靠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判断执政党性质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民主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坚持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执政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只有坚持民主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执政环境和执政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民主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在实践中，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等。
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色，开展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的协商民主与界别优势结合，使界别协商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政协工作的一种创新。探索并创建界别协商机制，积极发挥界别协商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创新、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界别协商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共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和民主决策机制，具有协商、平等、合法等重要特征，具有对话、磋商、交流、听证、沟通等多种形式。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人类社会处理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
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的各类协商建言、协调关系的履职活动。界别协商作为一种正在实践、探索中的民主协商形式，明确其内涵十分重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
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提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机构。政协的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基本组织形式。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从一些单位的实践来看，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二、界别协商的特点和优势
界别协商是人民政协界别的智力优势和组织优势与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的结合点和交汇点，这些优势的叠加可以使界别协商在政治协商中发挥更独特的作用。
1.制度优势。界别协商是有其制度依据的。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
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以平等对话、协商交流的方式去化解分歧、解决问题，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又照顾少数人的意愿，成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在我国已经成为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协商是政协委员政治参与的一种途径和手段，界别协商作为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权利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平台和形式。
2.组织优势。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由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组织最显著的特色，是人民政协区别于我国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它几乎涵盖了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和组织，不受地域和人口比例的限制，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方针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政协的每个界别，都广泛联系和代表着各自界别的群众，代言本界别的利益，以界别的形式把群众中分散的、个别的意见和呼声汇成系统的意见，提出共同的意志和主张。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其利益，就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协商提供了组织保障。政协委员不仅来自界别，也常常以界别为单位开展活动，界别是委员履职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这也使得界别协商在积极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协调各方关系上具有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作用。
3.智力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汇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界别中的委员一般都是在某一领域中拥有较大影响力、较高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具有一定参政能力并能代表本界别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士。而一些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形成的界别，如文艺界、经济界、科技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其委员更是熟悉本专业领域情况的专家，因此观察问题比较准、分析问题比较深、协商建言的针对性也比较强。这使得界别协商在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时，拥有强大的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特别是能对一些事关长远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重要的意见建议。
界别是政协最显著的特色，政协有着界别的天然禀赋和界别协商的独特优势，界别协商是政协智力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结合点、交汇点，理应成为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立足点。应着力突出界别特色，组织带有界别特点的履职协商活动，全面提升政协的履职水平。
一、认识到位，有力营造界别协商的氛围
在党政领导层面，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应从本地大局出发，将界别协商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相关议事规则，纳入党政职能部门有关工作规则，明确开展界别协商的内容，积极支持、主动参与界别协商，敢于、勤于和善于通过界别协商，倾听界别声音，重视界别协商成果的运用，切实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以促进科学决策。党政职能部门应主动加强与政协及界别的沟通联系，建立制度化联系，开展经常性协商，为界别协商活动提供更宽广的空间、更便利的条件。
在政协组织层面，应注重加强界别建设，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和委员构成，把新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来，增强界别的代表性。注重发挥政协专委会和机关协调、组织和服务功能，有的放矢组织引导开展界别活动，强化界别协商的基础性作用。新一届常州市政协每年都组织一次“委员界别月”活动，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界别加强调查研究，以便把委员个体智慧提升为集体智慧，进一步提高提案的质量。在今年初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经济、民进等6个界别联合提出《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三改”工程步伐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建议》的“一号提案”，建言推进危旧房、城中村、低洼地改造工作，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此提案引起了各方面高度关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作出批示，市政府还将政协“一号提案”作为今年办理工作的重中之重。7月初，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常州市市区三改工作实施意见》，吸纳了界别委员的意见建议。
在政协委员层面，要增强委员由界别推荐、代表界别群众的意识，切实解决好“不能代表”、“不会代表”、“不敢代表”问题，从而把界别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界别协商的现实优势。去年换届后，常州市政协以界别及委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相继建立了8个“委员之家”，鼓励委员利用“委员之家”平台，加强与所代表的界别群众的沟通联系，力争形成常态化、长效性的工作机制。还与辖市区 4
政协联合互动，在乡镇、街道建立“委员工作室”，在社区及相关场所建立“社情民意工作室”，探索建立“界别+社区”的界别活动模式，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规范到位，有序探索界别协商的方法
要有顶层设计。今年来，常州市政协围绕推进地方政协协商民主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调研。调研中，不少辖市区政协主席、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都谈到，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崭新内容，一方面需要地方基层政协的探索实践，但更需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对界别协商与政治协商及其他民主协商方式的概念、内容、形式和方法作出统一规定。特别是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意见或制度，尽快推动政协章程的修订完善工作，用以指导地方的实践活动。
要有制度保障。各地党委和政协可根据上级规定，提出本地的具体实施意见，重点要明确的是:界别协商的主体是哪些、界别协商有哪些形式、经过哪些程序，哪些内容可以纳入界别协商，用制度的刚性来确定界别协商基本模式和方式，实现协商从随机到常规、从政策性到制度性、从“可以协商”到“应当协商”的跨越。我们建议，围绕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可在省及地市级层面形成规范性的制度文件，先试点再全面实施推进。
要有健全体系。界别协商与政协其他形式的协商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需要有统一的规范以体现“共性”，又需要有符合自身特点来突出“个性”，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中注重其系统性。从当前实践来看，可采用“1+X”模式，来推进界别协商制度化建设。“1”即由各级党委推出政协界别协商工作制度或办法，“X”即由党委或政协推出政协主席、副主席联系界别，政协常委联系界别委员、专委会联系界别、界别对口联系党政部门、界别小组召集人等若干具体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制度体系。
三、把握到位，有效提升界别协商的水平
要突出计划性。界别协商是政协履职工作的重要内容，应与其他协商民主工作统筹谋划、计划实施、各有侧重。在年初确定全年工作要点时，在全面把握党政工作中心和重点决策部署的基础上，精选优选界别协商议题，并纳入政协全年
重点协商计划，明确界别协商的各项具体安排，积极有效地组织实施界别协商活动。
要注重开放性。界别协商应尽可能坚持公开化，做到协商议题公开、协商过程公开、协商结果公开、党委政府采纳情况公开，还可以吸收部分界别群众代表参与协商。根据不同的议题确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运用座谈协商会、工作交流会、政情通报会、专题咨询会等多种形式，使得界别协商主体多方参与，各方意见建议能够充分表达，实现交融交锋，达成共识，扩大政协界别工作的影响。
集团公司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全国建筑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四川省模范职工之家”、“宜宾市十强民营企业”等五十余项殊荣。我本人承蒙各级领导的关爱，也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非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先进个人”、“宜宾市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好经理”我们的基本做法是：
(一)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机制的建设，不断提升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水平
作为以农民工人数居多的建筑企业，要开展好厂务公开和职工民主管理活动，必须提高农民工的民主管理意识。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他们是基本队伍，同时又是受益对象。在提高认识方面，我们
1、突出“三特性”反复抓。农民工来自农村，虽然从组织上他们成了工会会员，但在开展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中，他们一是不知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何物，具有无知性;二是害怕参与活动得罪管理人员，存在畏难性;三是因施工工期短，流动性大，具有流动性。针对这三个现实，一是坚持利用每个工程开工前，组织他们学习关于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相关知识;二是运用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典型个案教育大家，使其明白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2、用活载体大力抓，造成一种舆论声势。我们一是利用公司自办的《***集团》报，开辟专栏、报道动态、倡导典型;二是利用网站公开告之，吸引职工关注，从而使活动在舆论上有声有影，在运作中有做有效，在职工心中有位有为。
3、培训骨干带头抓，造成一种示范效应。几年来我们坚持每年集中一至二次对工会和职代会组长以上的工会工作积极分子进行专业培训，给他们讲法律法规，讲典型个案，使他们心中有规范，手中有方法，从而使二、三级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能顺利开展。
二、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机制，提升职工民主管理的科学管理水平
1993年早在企业兴业之初的“上海战役”，在既无天时，又无地利的条件，***这群来自巴蜀群山峻岭的“土八路”，要在大城市找出路，实在太难。为了在艰难之中寻找生机，于是我提出了公开告之的思想，把困难亮出来，公开工程进度，公开企业的收支，从而积大的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连创施工现场的几个第一，令大上海的臣民们对“土八路”翘起了大拇指。上海战役诞生了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使大家尝出了甜头。于是我们在回到宜宾，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后，于二oo二年正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两会合一”的体制。为了使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成为企业的传家宝，为了使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不因企业的人事变动而变味，于是我们又提出了：健全制度规范机制，把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制度文化，使之成为***人要世代的传存。
一是建立民主管理基本制度，明确企业的立法基础。二oo四年，我们认真总结以往推行活动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落实“越是民营企业越要凝聚人心”的构想，企业党政工联合了《***集团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实施细则》，明确了党政工和职工群众在推行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
二是建立民管系统制度，推行企业民主管理的科学管理。两年多来，在《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实施细则》的指导下，我们又先后修改了“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厂务公开实施细则”等五个制度，使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有规范，实际运作有准则，违反制度有处罚尺度。
三是建立民主管理监督制度，保障民主管理顺利进行。为了使制度能有效执行，我们建立了以党总支、监事会、工会和职代会代表组成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小组”，制定了“责任追究制”等相关监督办法，明确了责任和奖惩尺度。
三、建立健全实际运作机制，提升企业经济发展的水平
1、理顺“新三会”与企业民主管理之间的关系，确保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系统性。一是在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过程中，把国企“老三会”中先进科学的成分融入“新三会”之中。如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职工代表进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又以监事身份进入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监督小组，使“新三会”直接与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行对接。二是企业重大决策先交职代会审议，再交股东大表决;三是坚持一年两次由工会与行政的对话会，直接互通情况，共商对策;四是建立持股职工联系会，及时了解广大职工对企业发展的看法和意见。
2、实行“五结合”和“五为主”的，把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引向科学化的运作。
一是坚持会议公开与公开栏公开相结合，以会议公开为主。企业除每年召开一至二次职代会外，还有一月一次的“月末职工大会”，一周一次的中干会议，基层组织一天一次的“质量安全例会”等。我们利坚持在这些会上把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列入议事议程，同时每次公司级会议必须出“情况通报”。基层要把会议记入工作日志。这样就及时沟通了情况，实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汇。它和公开栏相比，时间来得快捷、直接，参与的人员广泛，公开容量要大得多，同时也不回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
二是坚持基层公开与集团公司公开相结合，以基层公开为主。我们要求基层公开以利益关系为主，经营决策为主，奖惩兑现为主的“三为主”。这样就使农民工对自己的劳动报酬心知肚明，杜绝了暗箱操作。
三是坚持网站公开与书面公开相结合，以网站公开为主。电脑进入现代企业的管理，也为实行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提供了科学的载体。企业通过网站公开，公司职工可以在局域网、办公系统内任意点击自己关注的问题，同时职工可以通过网站反映自己的主张，直接和企业高层领导“指谈”、“指论”。网站公开的科学性，为企业推行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四是坚持过程公开与结果公开相结合，以过程公开为主。任何事情都是通过过程产生结果，从企业管理的普遍性来看，往往都在过程中产生对企业健康肌体的危害。在厂务公开活动中，我们坚持过程公开为主。建筑行业的采购成本的控制是一个关键，因此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变分散采购为公开的`集中采购，变个别的谈判采购为招标采购，变私下的说情采购为公开的阳光采购，企业专门建立了公开采购组，统揽企业的大宗采购。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尽管在建筑材料涨声一片的情况，每年可降低采购成本5%，可望为企业节约150万元左右的采购资金。
五是坚持事前公开与事后公开相结合，以事前公开为主。这种方式主要运用在人事管理上。近年来，凡是公司需用人才一律采取公开用人岗位、录用条件、工资待遇的方式，先在公司内部竞聘，再在社会上招聘。在公开招聘过程中，工会职代会必须派员参加，同时欢迎广大职工参加。企业近年来先后招聘了三十一名管理人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在民主管理方面，我们的体会是：
1、民营企业的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首先是经营着要有民主管理的意识;
2、要正确树立财富观，要认识到企业的效益是企业拥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这样才会摆正职工是企业依靠对象的位子，才会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作为民营企业的拥有者和经营者，要大力支持工会开展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积极提供条件。这个条件一是时间，二是人员，三是场地，四是经济。几年来，***集团先后投入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的经费(包括合理化建议的奖励)不过五万元，而广大职工却为企业创造了产值连续三年递增40%以上的成绩，使企业成为了宜宾市建筑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4、建筑行业农民工较多，在组织职工参与到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活动中时，一要教育，二要诱导，三要不怕听过头的话，只要工作到家，职工会理解，会主动参与。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民主管理,发展,途径
毛泽东在论述关于发扬人民民主的问题时指出:“不依靠群众, 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 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 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 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 不敢讲话, 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 没有民主不行。”发展中的中国, 经济社会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结合单位实施民主治处、以德治处方略, 通过不断拓宽民主参与渠道, 完善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 营造民主、和谐的管理氛围, 对建设和谐单位做出了积极探索。
1 拓宽民主渠道, 实施民主管理
拓宽民主参与渠道, 建立健全有效可行的内部民主管理制度, 让职工真正参与单位的管理工作, 对于增强干部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调动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各项计划、目标的实现, 监督干部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促进干部职工自我教育, 密切干群关系, 提高管理水平, 开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几年来, 红寺堡扬水管理处不断拓宽职工民主参与的渠道, 通过召开干部职工座谈会、研讨会等发动干部职工为扬水工作建言献策, 让职工参与生产 (工作) 计划的制定和调整, 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经营 (内部) 管理的实施和控制, 干部的推选和监督, 职工奖励与福利分配等重大事情的决策与管理, 拓宽工作思路,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民主化;让大家对关心的重大事项进行广泛评论, 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营造求真务实、民主治处的氛围, 形成事事有人管、事事有人负责的良好局面, 把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了推动水利改革与发展上来, 主人翁地位作用得以真正发挥。
2 建立“民主对话”制度, 消除思想症结
民主对话是解疑释惑, 沟通情况, 缩短干部职工之间距离,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力的有效方式。为营造宽松和谐的民主管理氛围, 管理处每年定期召开一至两次民主对话会, 由处领导和职工直接对话, 倾听职工的呼声, 解答职工提出的问题, 征求职工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使职工们的主人翁地位受到尊重, 话有处说, 苦有处诉, 意见有处提, 聪明才智有处发挥, 逐步强化了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基层单位也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对话会”制度, 根据情况召开“对话会”, 与职工面对面交流, 虚心听取职工的意见, 解答职工疑问。把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与疑点, 作为单位的“焦点访谈”进行分析, 大胆披露深层次问题、引导职工探讨对策。每次会后, 党政工团组织对职工提出的意见、建议, 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分送有关部门落实, 积极采纳合理的建议, 根据具体情况做到能解决的问题, 抓紧研究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 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早解决;力所不能及的及时向职工解释清楚, 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于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抓住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以增强职工民主参与的信心, 保护和调动职工民主参与的积极性, 努力做到“条条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赢得了职工的信任。
3 全面公开政务, 接受职工监督
不断深化政务公开, 接受职工“全过程民主监督”, 推进全方位民主管理, 让职工有实实在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 是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 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抓住热点、难点问题, 解决职工最关注、与职工切身利益联系最密切的问题, 使矛盾得到化解, 职工思想认识得到提高, 是解决职工思想问题的钥匙。为了克服人员少、任务重、点多线长、管理难度大等诸多困难, 管理处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民主治处这个主题, 积极推行政务公开, 拓宽政务公开的涉及面和覆盖面, 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深度。对财务收支、物资采购、劳动考核、职工住房、综合经营分配、职工福利待遇、工作分配、干部提拔、职称评聘、各类评比、计划生育、领导干部经济收入、用车、陪餐、差旅费、公务费、电话费、劳保配发等项目全面实行公开。对职工非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公开。建处至今, 基建投资近2000万元, 物资器材购置达500万元, 这些经济活动的开展倍受职工关注, 也是能否取得民心的重要环节。按照工程招投标的程序让各施工单位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同时, 让职工能够从公开的各类图表上清楚地了解整个操作过程。为了增强物资采购的透明度, 成立了由业务部门、物资科、监察室组成的物资采购小组, 对大宗物资采购实行物资采购招标制和合同会签制, 将采购项目、数量、金额、参与考察和采购的人员逐一公开, 做到计划落实一件, 公开一件。在购买锅炉、挖掘机等大型设备时, 选派职工代表直接参与考察和购买的全过程。干部考核使用关系到全处的发展和兴衰, 也是干部职工非常关心的问题。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干部的思想情绪和职工对组织的信任程度。我们把干部考核的公开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来抓。及时将干部考核成绩的测评、计算汇总全过程通报, 各种表格上墙公开, 让每个干部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成绩较好, 哪些方面还有差距, 做到了让干部服气, 职工认可, 增强了干部争优创先的积极性和自觉奉献精神。各站所在保证伙食质量的同时, 注重伙食管理全过程的公开, 每月伙管方面的各种费用多少, 职工应交多少, 单位垫支多少, 均以名细表在政务公开栏公开, 让职工吃得满意, 交得明白。这些工作得到了职工的认可和支持。政务公开的深化, 有效地推进了民主管理的进程, 近年来, 管理处在政务公开方面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粗到细不断探索, 基本上做到了职工事事都知道, 件件都清楚, 基本上解决了职工对上级所采取的治处方略的不理解, 解决了对财务开支、劳动分配、用人制度以及严格管理等方面的不理解, 形成了上下一心、干群一心、政令畅通、团结向上的好局面。
4 增强公开透明, 激励争优创先
职工需要保持分配上的公平感, 才会心情舒畅, 努力工作。否则, 就会产生满腔怨气, 大发牢骚, 消极怠工。工资是体现“按劳分配”的主要尺度, 职工对涉及工资、奖励绩效等分配方面的切身利益, 最为敏感。反响强烈, 容易引起行业、个人的情绪波动。如分配不公, 会由期望转向失望、抱怨, 甚至对抗, 直接影响干部职工的工作态度, 降低工作效率, 造成不良后果。工资、奖金是物质奖励的一种形式, 也包含着精神奖励的因素。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地分配工资、奖金是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正确运用公平激励理论, 搞好工资调整、级别晋升、总结评比、奖惩兑现, 能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通过对职工德能勤绩四个方面按比例进行百分考核决定月工资津贴及各类补贴的发放。《岗位安全补贴发放办法》实行后, 为使考核更加全面、公平、合理、透明, 真正体现按劳、按能、按艰苦程度分配的原则。从一开始就做出了全过程公开考评情况的决定, 通过文件通报和表格形式向全处公布, 处领导还通过下基层工作之便和对话等形式及时向基层领导和职工说明评议办法和过程, 受到了广大职工的赞赏。目前, 19个基层单位、9个职能科室已形成月月争优、事事争先的良好局面, 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5 密切联系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 要善于发现和解决基层工作和职工思想中出现的问题和苗头, 如不及时解决, 必将引发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为此, 管理处在要求各级组织注意职工思想动态的同时, 发扬民主的作风, 制定了《处领导联系基层制度》, 开展“干部下基层、进农户、心连心”活动。处科两级领导及机关普通干部深入基层站 (所) , 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了解职工对管理工作各方面的意见, 掌握他们的需求, 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查, 掌握基层管理的实情, 了解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 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研究加强管理、处理矛盾、解决问题、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办法和措施, 密切与职工的关系, 取得了职工的信任。坚持这种做法, 使机关和基层、领导和职工缩短了距离, 加深了感情, 推进了工作。职工感受到了民主的气氛, 组织的温暖, 心中的疑虑少了, 思想上的疙瘩没有了, 工作的干劲更足了。
通过以上探索, 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 使职工没有猜疑、没有困惑、没有后顾之忧, 职工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弘扬正气, 抵制邪气, 在全处形成了干事业光荣、人人争先、不甘落后的良好风气, 实践证明:发扬民主是解决职工思想问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孙本尧.进一步提高发扬民主的水平[J].瞭望新闻周刊, 2003 (02) .
[2]杨有旺.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J].楚天主人, 1997 (11) .
据笔者了解，广东省早在2004年8月就实现了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与省财政厅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联网，人大的工作人员能查看各单位的工资支出、支付类型、资金性质、支付日期、政府采购等资金使用情况，使财政预算支出变成“透明钱柜”。这一经验已在广东众多地方推广。
不得不感慨网络的伟大。它的互联、便捷、对时空的零依赖、超低的成本，使监督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和成本约束，让如影随形的即时在线监督成为可能。这根连接人大与财政厅的网线使人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督从“人代会时的程序监督”和“事后的报表监督”变为“24小时不间断的即时，动态的执行监督”，随时发现、纠正和问责违规资金，而不是審计部门那种一年一次的事后曝光。
网络是民主的天然盟友，是强大的监督利器。笔者进一步设想：如果能够在财政厅与纳税人之间再架设一条网线就更好了，让纳税人直接行使监督权。说不定他们的监督比人大代表更有效率。
这就触及一个问题：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属于代议民主，即由选民选出人大代表代行自己的权利，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经过人大审批通过就行了，执行的监督权也在人大。之所以选择代议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关键在于时空的局限和成本的约束。如果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需要全体纳税人审批通过，成本会高得超乎人们的想象。光是找一个能容纳这么多人集中起来开会的会场就不可能，更谈不上让大家达成共识了。直接民主在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的古希腊城邦行得通，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是行不通的。
互联网突破了民主监督的时空局限和成本约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会场；一根网线就能实现监督，不用耗费什么成本，也没有时空局限，随时随地可进行监督。在网络时代，我们的一些体制是否应该与时俱进地变革?例如，我们可以探讨让群众直接参与并监督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在财政预算方面，应该尽可能地让纳税人直接行使监督权。
群众凝聚起来的监督智慧是无穷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纳税人的直接监督可以避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难题——比如，人大监督政府预算。谁来监督人大呢?笔者注意到，四川省人大每天盯着财政厅进行在线监督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谁来监督这个人?如果他被预算违规部门收买了怎么办?乙监督甲，丙又监督乙……这样监督下去是无法穷尽的。
假使预算监督向所有纳税人开放，让权力和金钱摊在阳光下，这个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