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精选5篇）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篇1

初查权相关问题的初探

呼兰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王海鹏

初查作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客观存在的必经阶段，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初查的明确规定，使检察机关的初查权饱受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初查制度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初查权都包括哪些权力等内容上。目前，法学界对此依然是存在两种意见，难以形成共识。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的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立案前进行的审查，审查方法包括必要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初查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但是初查活动是客观存在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过程当中的，是职务犯罪查办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是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所开展的立案前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在立案前拥有初查权，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职务犯罪手段的特点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经阶段。职务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导致举报材料很少能提供足够据以立案的证据；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受理举报线索后，在立案前是否有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处于不明朗或不确定的状态。如果侦查部门完全采信举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直接立案，既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又容易导致无辜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损害法律的尊严；若以事实不清、不符合立案标准，不予受理，既可能纵容职务犯罪，又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动摇反腐决心。要按照举报线索进一步获取证据，确认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检察机关必须采用一些措施来搜集证据，以决定是否立 案，而获取证据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开展初查；通过初查获取证据，为立案侦查奠定坚实的基础，案件就更容易突破，初查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关键环节。从检察工作实践看，没有经过初查，仅凭对举报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来决定是否立案的，往往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全面、扎实而使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二、职务犯罪侦查方式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经阶段。职务犯罪的侦查与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不同，普通刑事案件以事立案，采取由事到人的方式开展侦查，只要发生了刑事案件就应当立案，而且立案的时候犯罪结果已经清楚明确，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查找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即认为案件告破；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不能以事立案，必须采取由人到事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受理举报线索后，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是谁所为均不清楚，犯罪结果有的也不确定，很难判断是否具备立案条件，而要立案就必须查明是否确有犯罪行为发生、是谁所为，初步掌握人与事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时才能决定是否立案。往往在职务犯罪的举报材料中，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举报人涉嫌犯罪的，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立案前，只有通过秘密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初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举报线索，仔细甄别，在获取更加充分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决定是否立案。

三、树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用措施。职务犯罪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肩负着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的神圣职责，而且负有监督法律得以公平、公正、规范执行的职责，树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不断提升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确保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和效果，倍受人民群众关注；同时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做出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以及撤案处理，既是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焦点，更是社会各界评议检察工作成败的重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在决定是否立案、撤案、不批捕、不起诉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对职务犯罪案 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做到准确无误，令人民群众信服。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立案前扎实有效的初查工作基础之上，没有充分的初查就很难对案件的性质、作案的手段、犯罪的后果等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也无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虽然初查是检察机关在对职务犯罪线索决定立案前的必经阶段，但在《刑事诉讼法》中毕竟没有明文规定初查程序，更没有规定初查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怎样行使等；而检察机关在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为自身配置了初查权，不免有违法之嫌，因此，在初查工作中，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

一是开展初查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不予配合的现象时有出现。检察机关行使初查权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使初查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当事人不予配合时，检察机关束手无策。例如：在初查阶段，检察机关需要对被查对象的存款情况进行查询，因没有正式立案，无法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按照银行部门的规定，银行有权拒绝查询，而检察机关面对银行的拒绝查询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银行的拒不查询行为予以制裁。再如：需要了解被举报人的情况时，约见知情人时，既不能使用询问证人通知书，也不能使用传唤，知情人完全有权利拒不接受约见，而检察机关无法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二是初查权启动的条件和权力的内容不够明晰。刑事诉讼法对初查权没有明确规定，而《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这些关于初查权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初查权应当在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启动、启动以后初查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等问题不够明确，缺少对初查权的程序性规定，导致初查启动随意性大、初查权被滥用、对初查权监督不力等 问题出现，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遭到质疑，破坏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

呼兰区院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注重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时刻把严格执法、规范执法作为加强业务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针对初查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予以解决：

一是加强部门协作，借助其他部门的职能搜集线索。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被举报人在立案之前既没有调查权，也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我们为了不贻误战机，不影响对案件的正常查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注重加强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协作与配合，借助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双规”、经济责任审计等措施，获取职务犯罪的证据进一步扩大线索，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初查活动寓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调查、审计之中，使初查活动少受、免受质疑；同时，注意选择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人品好、作风硬、善保密的干部配合工作，严格控制初查工作的知情范围，确保初查工作的保密性，使初查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取有价值的证据，为立案后快速突破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进一步规范初查权的运行。根据多年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看，初查权主要包括：线索收集权、线索利用权、初步调查权、初查结果处置权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确保初查权的规范行使，我院不断加强对初查权的监督管理，确保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加强案件线索管理，统一进出口。由控告申诉部门对举报线索实行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统一分流，确保不流失、不失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加强举报线索评估，慎用初查权。由线索评估小组对收到的举报线索进行成案可能性评估，对于确属本院管辖，且成案可能性较大的线索，及时报请领导批准，确定承办部门和承办人，迅速开展初查，确定办结时限，按时反馈初查结果；对于举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含混不清，成案可能性小的线索，存档待查，并密切关注线索的动态，进行长期跟踪，待时机成熟后，再启动初查，以确保初查的质量与效果。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篇2

一、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及侦办的难点

当前, 职务犯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犯罪主体两极化现象, 高级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和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同时突出, 犯罪主体两极化现象明显;二是职务犯罪的隐匿数高, 原因在于职务与身份的掩饰性及职务犯罪受害人的不明确性; (1) 三是职务犯罪的地域性日益降低。伴随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职务犯罪日已突破行为人管辖区域的限制, 逐步全国化、国际化;四是职务犯罪人外逃、资金流失现象严重。出于就近庇护、逃避侦查等原因, 职务犯罪人携款外逃现象极为突出, 对侦查、起诉和追缴犯罪所得增加了难度; (2) 五是公民群体不理性以及信任危机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破获的难度和压力, 民意左右司法现象突出。长期以来的不完全法治使得公民对于行政、司法的信任不断降低, 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和质疑, 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以及公民新闻的快速增加, (3) 这种不信任被放大。群体不理性被不断的放大和强化, 神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现象突出。 (4)

综上, 职务犯罪具有新特点: (1) 犯罪主体的多样化。当前, 职务犯罪多以权力为中心, 与行为人所在的职位、级别紧密性降低, (5) 高级干部和基层管理人员职务犯罪突出; (2) 犯罪信息化、智能化。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职务犯罪及其所得的转移是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3) 地域性弱化。随着职务犯罪的信息化、智能化, 职务犯罪日益突破地域限制, 形成全国化、国际化的特征; (4) 隐匿性不断加强。职务犯罪随着信息化、智能化隐匿程度不断加强, 犯罪所得转移的国际化, 犯罪行为的隐匿性都明显增加。

二、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存在的问题

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经审查可能存在职务犯罪的线索, 为判明该线索是否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必要的具有一定侦查性质的初步调查。 (6) 由此, 初查具有以下特点: (1) 初查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机关, 这意味着由检察院对初查过程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2) 初查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调查, 这意味着案件线索的存在是初查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3) 初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是否构成刑事立案标准, 这意味着初查必须是依法进行的。一方面, 对公民、单位的举报进行了依法处理, 使公民、单位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落到了实处;另一方面, 通过初查有效降低了程序成本, 为后续的调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两院司法解释以及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 我国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初查的保密性不足。

初查是确定案件线索是否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的调查行为, 为防止打草惊蛇, 原则上必须保密进行, 不能接触被调查人。但是, 某些侦查人员保密意识不强, 常常在不经意间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其亲属、朋友或者第三人。同时, 举报人为保障举报效果常常向多个机关、部门进行举报, 这使得泄密的风险增强。

(二) 初查手段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108条立案材料来源、109条报案、控告、举报、110条立案条件等条款规定了我国的初查制度, 但是,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初查的程序和措施。《高检规则》第173条的规定, 初查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限制初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 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 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依此条规定, 检察机关只能采取调查了解的调查措施, 一旦保密性不足, 则可能引起初查对象警觉并采取措施, 初查手段的有限性也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全面掌握真实情况。

(三) 初查制度过分强调控告、投诉、举报人的责任问题, 降低了初查线索的来源。

依据《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 检察机关应对控告、投诉、举报人进行接待、问明情况、制作笔录并经其签字确认, 并应告知其举报不实的法律后果。实际上, 随着职务犯罪行为的隐蔽化、信息化、专业化以及跨区域型特点, 公民实际上很难掌握全面的信息而仅仅只能从某一方面判断, 过分的强调控告、投诉、举报人的责任和严格的程序可能会降低案件线索的来源。在宏观上不利于我国职务犯罪的查处。

三、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是公民监督权实现和保障权力运作的重要渠道。在当前依法治国和反腐倡廉的背景下,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的设计应当尽可能的规范投诉、控告、举报行为, 保护投诉、举报、控告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 也应加强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结合职务犯罪初查中存在的问题, 应通过以下途径改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

(一) 强化初查的保密性。

应加强检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保密制度建设和实施, 通过追责机制强化保密制度的实施。健全案件移送机制, 受到控告、举报、投诉的有关机关应及时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侦办, 并及时跟进处理情况。

(二) 强化初查制度建设, 增加调查措施, 严格依法办事。

应加强初查制度立法, 尤其是应注重调查措施的增加和完善, 通过严格的司法、执法监督程序来减轻或者降低权力滥用的可能及其风险。

(三) 合理设计投诉、控告、举报人责任问题, 保障初查制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对于投诉、控告、举报人应及时告知相应法律责任。在追责上, 应适度提高标准以降低公民投诉、控告、举报的风险和后顾之忧, 从而增加案件线索来源。

总之, 职务犯罪初查机制对职务犯罪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前置性、保障性作用。在依法治治国和反腐倡廉的背景下, 应合理、科学的设计职务犯罪初查机制以规范权力运作和保障权力监督。

参考文献

[1]莫洪宪, 王明星.论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其刑事对策[J].犯罪研究, 2003 (2) .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规范;研究

实践证明,初查作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前的初步调查活动,是依法查处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重要工作环节,其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案件查办的成败,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起着积极的作用,初查在整个反贪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越来越为办案人员所重视。笔者试就初查工作的原则及规范等有关问题谈些体会。

一、初查应坚持的原则

(一)线索专控、严格保密

保密是初查工作的生命线。保密是指严格控制知情面,无论是举报的材料,还是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都必须严格,缩小知情人的范围。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对案件的保密要求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对案件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案件知情人的范围,以期达到减少泄密的目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线索专控不仅体现在对检察院外部人的保密,而且在检察院内部也要注意减少知情人的范围。特别是对于大案要案的线索,必要时直接向检察长汇报。

(二)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案件的侦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协调配合的结果,这一点在办理大案要案中尤为明显。具体到初查工作,案件的线索要分配落实到办案小组,对于多线索的案件,小组内部也要将初查线索到具体的侦查人员。这样,有利于初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对具体办案人员也是压力和动力。总之,初查工作中,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三)全面分析,周密计划

初查阶段,案件线索的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线索材料中有很多模糊的东西,而且初查对象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特点对于初查活动的进行也有影响。因此,侦查人员在初查前,必须对线索进行认真分析,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运用谋略,制定周密的初查计划。在制定初查计划的过程上,要考虑多种情况发生的可能,作好应对的准备。只有在周密的计划指导下,初查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

(四)抓住时机,快速出击

案件是动态发展的,这要求侦查人员在“快”字上下工夫。否则很可能错过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使本可取得的证据无法获得。另外,初查时间拖得越长、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就容易给初查对象反侦查提供更多的机会,加大案件侦破的难度。因此侦查人员要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以期做到快速初查,实现及时立案。

(五)秘密调查为主,公开调查为辅

从方式上来讲,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应以秘密调查为主。办案人中要制定缜密的初查计划,注意掩护身份、掩盖意图,避免心动初查对象,在初查对象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寻找搜集证据,以求迅速突破案件。由于依法贿赂犯罪涉案人员往往关系复杂,容易造成初查调查难、取证难、办案阻力大。而秘密调查可以从最大限度上克服这些困难。秘密调查的方法很多,如:外围入手、摸清情况;隐瞒身份、暗中调查;秘密查账;监视,化妆调查;内线获取等。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合法与违法的界限,避免采用越权手段。当然,公开调查作为一种调查方式也是必要补充,对于单靠秘密调查不能突破的案件,则可以采用公开调查作为辅助手段。

(六)初查力求全面、细致

初查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是否立案,而法定的立案证明标准与其他诉讼阶段对证据要求相对较低。但是,立案不是初查的唯一目的,同样可以达到立案的标准的初查结果,其证据质量的高低可以对后续的案件办理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初查时在调查取证上要坚持全面和细致的原则。初查时要全面分析举报材料和已获的线索,但又不能完全受其限制,要盡可能全面收集言词、实物证据、有罪、无罪证据和直接、间接证据材料,避免证据材料单一。“细致”要求在调查取证旧地不能粗线条,要注重问题的不同方面和联系,在证据固定上要注意证据的质量,避免错过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总之,全面初查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将视线后移,保证证据质量,为下一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七)依法办事,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

初查虽然不是法定的侦查程序,但侦查人员也应该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包括遵守相关的实体和程序性法律,也包括内部规定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侦查人员依法办事直接关系着检察机关的形象,关系着案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关系着举报人、证人、初查对象等案件相关人员对侦查人员是否信任、是否配合。办案人员在工作中要把保障初查案件相亲人员的合法权益摆在重要的位置。

二、初查工作必需规范

(一)明确初查的目的和任务

任何程序的设置,工作方法的选择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笔者认为,初查的目的就是解决能否立案的问题。围绕这样一个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具体不是查明有无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有犯罪事实,是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这是立案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犯罪事实存在,也就谈不到立案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要有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所谓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或正在预备实施,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必须有材料说明,这点在初查时是需要搞清楚的。(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立案必须具备的又一条件。只有当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除了上述任务外,检察机关在初查中还应着重围绕自身管辖案件的特点,重点查明被查对象的身份,看其是否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查明犯罪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关等,如果查明确是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行为,就应及时果断决定立案。

(二)初查应当有时限规定

刑事诉讼法对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每个环节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初查工作虽然只是对案件在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但是如果不对初查规定一定的时限,极易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如对案件长时间的初查,办案单位在人力、物力的投入过多,会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初查虽不能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是初查需进行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工作,势必对当事人和被查对象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初查时间过长而又无结果,势必给检察机关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对初查规定一定的时限非常重要。

(三)初查审批应尽量简化

根据现有做法,凡需要初查的案件一律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这一规定并不科学,首先初查只是办案部门在对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是立案前的一些初步工作,并不对案件作实质处理决定。如果所有案件都必须由检察和戒检察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初查,势必会拖延办案时间和办案周期,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这是很低效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打击职务犯罪,应考虑尽可能地简化程序,除对大、要案线索初查需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外,一般案件的初查决定权应交由办案部门掌握,以提高办案效率。

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有效,在检察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侦查机关在未经正式立案进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应是无效的,这种证据材料只有通过转换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使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否立案,只要是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通过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都是合法有效的证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从理论上看,诉讼证据是否合法有效,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我国证据制度中对证据特征的规定,即看其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只有确保收集到的证据符合诉讼证据的特征要求,才能说这种证据具有了合法有效性。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立案前的初步审查和必要的调查,是为了正确决定立案与否所做的前期工作,在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只要符合诉讼证据的特征要求,就可认定该证据具有合法有效性。要确保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有效:首先,要确保侦查人员在初查活动中搜集到的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其次,要确保在初查中获取证据与案件的特征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的联系;再次,侦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为此必须做到严格按照初查规定进行取证,坚决防止和限制被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的措施在初查阶段的滥用。要严格按照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唯此,才能切实保证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合法有效,才能做到打击与保护并重。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 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立案 初查

职务犯罪初查，是指检察机关为了确认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的真实性而实施的在立案前进行案件调查的一种诉讼制度，其目的是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它是检察机关启动职务犯罪侦查程序之前的一项活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及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实践中一直存在。正因为法律未明确规定初查程序，导致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面临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如何使初查对象以及相关人员到案询问及询问时间，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本文拟就初查中到案询问制度作一初浅论述。

一、到案询问制度的难题

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需要对报案、举报等相关材料“进行审查”之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才可以立案，第110条中的“进行审查”应该可以解释为包含初步调查在内的各种审查方法。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尤其是对于贿赂类案件，仅凭举报材料很难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所以立案之前的初步调查极为必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诉讼规则》）明确规定了初查的相关程序，是对《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进行审查”的合理解释。

初查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能采取哪些措施，尤其是初查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找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时，如何使其到案接受询问？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立案前如何“进行审查”，《诉讼规则》将初查措施作了“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定，即第173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该说，上述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立法本意的解释，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授权检察机关可以在立案之前的审查阶段采取强制性措施，仅规定在立案之后才能采取传唤、拘传、拘留、扣押等强制性措施。

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立案前的审查措施，司法解释将立案前的审查措施解释为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权利的询问等措施，且明确规定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但是，立法及司法解释如此规定，无法满足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需要。实践中，尤其是在查处贿赂类案件的实践中，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要求在获得初查对象供述、有了较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后才能立案，所以在立案之前的初查突破阶段，开具《询问通知书》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强制初查对象到案，且持续询问长达12小时，实质上限制了初查对象人身权利，形成执法者可能违法的难题。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初查突破时开具的是没有强制力《询问通知书》，初查对象也是自愿配合检察院工作才来检察院接受询问，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初查对象不配合，怎么处理？而且这种所谓的“合意”改变不了其实质上的人身强制性，立法严格与司法实践打擦边球的难题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者迫于法定立案条件的严格，通过司法解释设立初查制度，并在初查的最后一个环节——突破阶段，实质上采取了传唤、拘传等带有一定人身强制性质的措施，从而与司法解释中明令禁止在初查中采取人身强制措施的规定相矛盾。

二、到案询问制度实践难题的破解对策

有论者主张：“应当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也有论者认为：“初查行为已变成事实上的侦查行为……由于靠初查破案，立案以后，案件事实已基本清楚，案件的主要框架在立案前已基本确定，立案后的侦查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立案后侦查权的作用被虚化了。更为严重的是初查侦查化，侦查虚置，检察机关在初查中遇有反侦查活动时，往往束手无策，导致案件查不透。”并据此主张：“取消立案程序、回归侦查本来面目。……初步确认是应该侦查的信息后，侦查机关就应该立即展开侦查活动。”上述两种观点均主张改革立案程序，前者将立案条件解释为“主观立案条件”，并据此将立案条件简单化，后者则干脆取消立案程序。

笔者认为，上述主张从长远看应是正确方向，因为人为设置的立案程序已经阻碍了侦查的正常开展，尤其是不通过调查就无法确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是在目前法律未对立案程序进行修改的情况下，继续采用《询问通知书》使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到案的方式较为可行，即外围秘密初查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接触初查对象进行案件突破时，可以凭借《询问通知书》使初查对象到案接受询问，可视为公民履行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亦可视为初查对象与检察机关的合意，即公民自愿配合检察机关将与自己有关的情况尽快调查清楚。

这种方式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以及第50条：“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现行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检察机关有权收集、调取证据。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在刑事立案之前，都可以被认为是《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个人”，或者第50条规定的“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当然，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收集、调取证据，但是未明确规定立案前如何收集、调取证据。根据公法原理，公权力机关不得自我授权，所以立案前不得采取《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立案后才能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但是，如上所述，立案前的初查对象及有关人员可以被认为是“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或者第52条中的“有关个人”，检察机关可以向他们收集证据，也就是说，立案前的初查对象及有关人员均可以看作是证人。

由此可见，可以采取询问证人的方式来对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根据该条规定，侦查人员通过出示工作证件及证明文件（实践中为《询问通知书》），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检察机关提供证言。

问题在于，如果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不愿意到案接受询问该如何处理？法律一方面规定公民有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及司法机关有权调查，另一方面又不规定违反义务的后果及司法机关在初查阶段所能采取的具体调查措施，导致很难从现行法律中找到明确答案。当然，根据司法实践，绝大多数情况下，初查对象都愿意到案接受询问，而对于极少数不配合的情况，只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尽力劝说初查对象及相关人员配合调查。

至于初查对象到案之后，侦查人员可以询问多长时间，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常常比照传唤时间，持续询问12小时。《刑事诉讼法》将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时间延长为24小时。有人认为这是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有利方面。但这仅仅针对立案以后对犯罪嫌疑人的传唤，而查处职务犯罪所迫切需要的立案前突破时间并没有延长，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说，立案后的传唤、拘传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因为犯罪事实在立案前的持续询问中已基本调查清楚，所以传唤时间延长至24小时对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有利因素并不强。

笔者认为，实践中将询问时间比照普通传唤时间持续12小时的做法仍然合法合理，理由如下：一是如果少于12小时，一般很难将线索事实调查清楚，尤其是当初查对象因自利倾向而胡编乱造、百般抵赖的情况下，需要侦查人员逐步抛出证据、采用各种问话谋略，往往至少需要12小时；二是如果长于12小时，则有违现行法律，因为如果询问时间长于12小时达到24小时，也就是相当于一天一夜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显然属于对人身的强制性措施了，这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但现行法律并未授权检察机关在立案前可以对公民人身采取强制性措施；三是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有配合检察机关调查的义务，检察机关也有权调查，12小时应该是公民承担配合调查义务的合理时间，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立案之前的询问时间不应超过12小时，超过12小时的，必须先办理立案程序。

三、结语

现行立法背景下，立案条件仍然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侦查必须在立案之后才能进行。法律未明确规定初查程序，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立案之前即初查中的强制性权力，然而初查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说又必不可少，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均在此背景下对初查程序作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规定，即不得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不得限制人身、财产权利。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必须遵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是底线。

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研究 篇5

[关键词] 初查 必要性 法律地位

2003年10月，马某、韩某以西安某造纸厂的名义，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咸阳某设备公司签定购销机器的合同，在提走对方交给的价值13万元机器的同时，以一张空头支票作为履行合同的抵押。随后，两人将该机器以6万的价格销售，所获得的赃款5万用于偿还债务，1万元挥霍。案发后两人潜逃。公安机关在受理此案后，开展了初查工作。侦查员电话通知涉案人员马某、韩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得知公安机关介入此案，二人急忙凑了3万元交给被害单位，并以书面形式保证按时还清余款，希望被害单位到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决定对此案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认为，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归还了部分赃款，未达到单位犯罪的立案标准，因而决定不起诉。那么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在立案前归还了部分钱款，而且归还行为发生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并开始初查之后，由于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对立案前初查后的还款数额是否属于犯罪数额产生了一些争议。

一、初查的必要性

初查，也叫案前调查，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群众报案、举报、控告和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材料所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那么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有初查的必要性吗？有人提出，“防止立错案”，是初查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如果立错案不再被视为一种工作失误，那么初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所谓“立错案”其实是法律允许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愚认为公安机关对于经济犯罪案件采取“初查”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立案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其危害后果明显，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访问等措施即可确定有无犯罪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经济犯罪案件则较为隐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犯罪案件现场没有可供勘查的痕迹物证;二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被害人；三是经济犯罪危害后果大多较为隐蔽，有的甚至不会造成财产的损失，而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四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以职务为掩护；五是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较强的抗审能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作案手段也往往比较隐蔽、高明。以上几个特点决定了多数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特别是在接到报案时，很难确定是否有犯罪发生，更难确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了查明某种行为是否发生，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其他刑事犯罪立案前的审查常常是从法律上为事件定性，而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首先要查明事实，做大量的案前调查，其次才是从法律上论证事件能否构成犯罪。如不经过初查，盲目立案，出现错误则不可避免。实践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采取查封、冻结、扣押、追缴等措施，以至于出现无罪判决，无不源于错误立案。另外，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往往不实，在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过程中，由于经济犯罪案件过于复杂专业，报案人对法律本身不甚了解而报错案；或是因为案件牵涉较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报案人为挽回损失或者有别的特殊动机和目的，希望公安机关尽早介入，震慑、打击甚至是报复对手，往往故意夸大犯罪事实而报假案。因此，加强初查工作有利于甄别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

1.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于初查制度法律依据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才是刑事诉讼的起点而不是初查，况且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规定“初查”制度，初查制度只不过是公安机关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程序，必然会扰乱正常的诉讼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初查制度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公安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尽管该条款未出现“初查”字样，但是该条款中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笔者认为，后者观点较为可取。而两种观点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立案”的理解，前者认为立案是诉讼的起点，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什么是立案呢？有人认为，填写决定立案书后才算立案，这种对立案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其实，立案是一项诉讼活动，是一过程而不是一个点，应包含受理、审查和做出立案决定三方面内容，其中“审查”与“初查”制度相对应。据此，后者认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的观点较为可取。但是，同时笔者建议，法律应当在条文中予以明确“初查”制度，以免产生各种不必要的误解。

2.“初查”制度的诉讼地位

关于“初查”制度诉讼地位的认识离不开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认识。如果否定“初查”制度是具有其法律依据的，那么必然认为“初查”是一项非刑事诉讼行为，而如果肯定“初查”制度有其法律依据，则认为“初查”制度不但是一项刑事诉讼行为，而且还是某些案件立案阶段的必经程序[4]。笔者认为，“初查” 至少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立案阶段必经程序。其理由是：经济犯罪案件通常具有犯罪行为隐密或举报时犯罪事实不清的特点，往往不能依据举报线索内容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是否应当立案。这样，需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符合立案条件，而获取据以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证据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初查。从侦查实践角度看，如果在初查中成功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就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案件就容易突破；相反，如果不经初查程序，仅凭书面审查的结论来决定是否立案，就会贻误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有利时机，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扎实可靠，而使案件侦破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因此，初查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实际上，公安机关在许多案件立案前都已经进行过“初查”活动，甚至是不破不立，以保证立案质量。对此，许多学者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初查”制度已经代替了侦查制度。笔者认为，实践中的确存在初查代替侦查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对初查的度没有很好地把握，因为初查是为立案工作服务的，所以一旦到达立案标准，初查即应终结。而侦查是为结案工作服务的，在立案的基础上查明事实的真相。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划分初查与侦查的职责。

3.“初查”获取材料的证据效力

由于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初查中获得的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材料使用，也是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据此，笔者认为，初查过程中获得材料尤其是言辞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能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主要不在于其获得的诉讼阶段，而在于其获得的手段和条件是否合法，因而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但是，如果在初查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被调查人言辞材料，也应予以排除。因此，公安机关通过合法的初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

参考文献:

[1]宋阳:《质疑经侦初查制度》.载《犯罪研究》，2004年第3期

[2]戴蓬:《经济犯罪案件初查若干问题研究》，载《侦查论坛》（第四卷）.2004年版

[3]姜焕强:《论初查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