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通用8篇）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1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 “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二

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简单搬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语境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而不能把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纳入整个批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理论宗旨是批判现代形态的极权主义。解剖与批判极权主义，呼唤个体人的解放，始终是法兰克福诸将终生的目标。而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出发点与宗旨始终是批判极权主义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兰克福诸将之所怨刈⒋笾谖幕校且蛭前汛笾谖幕驳弊魇且恢旨ㄖ饕宓囊馐缎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

这个理论当然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既然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必然也带有其有效性限度。从根本上看，国内大众文化批评在运用西方批判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就是由语境抽离导致的抽象化。由于把一种理论与它产生的语境加以分离，这种理论就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论，一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运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大众文化，包括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遮蔽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它所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中国大众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语境化与历史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是在该派成员迁居美国之后，而它的主要参照与批评对象是当时（40年代）恰好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但如上所述，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了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关注不够。依据马尔库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反自由主义斗争》（1934年）的观点，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均包含三个基本因素：

1、普救主义，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把社会总体化；

2、自然主义，即把种性、血统、祖国以及种族或集团的领袖（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偶像化；

3、政治存在主义，把政治变成存在的本质关系，从而使个体牺牲于总体国家的统治下。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以”整体“或”总体“（它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或某种

”主义“）取消个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化、一体化、消灭个性自由的意义?希饷唇惨膊晃薜览怼５欠ㄎ魉怪饕澹ɑ蚬易时局饕澹⑺勾罅种饕澹朊拦笾谖幕募ㄖ饕灞暇勾嬖谥匾畋稹Ｆ渲凶钗饕牟畋鹪谟谏缁嶂贫然蛎褡骞业慕ü剐问讲煌佣贾露杂谝熘饰幕ǚ醇ǖ牡挚剐晕幕┑娜萑坛潭鹊牟钜臁７ɡ伎烁Ｑ稍诘笔蓖菩泄易时局饕逵敕ㄎ魉怪饕宓牡鹿媪倜鸲ブ郑诖笾谖幕?quot;泛滥成灾”的美国却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本身就相当说明问题。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期大林的极权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体化权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权力相提并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趋于抽象与无效。我以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它本身就存在非语境化的问题。众所周的，它们只是虚假、抽象的“存在”概念的影子，它们唯一的社会内容是对无法一致?母鲂缘那恐菩砸煌郴晕薹ǖ骱偷拿茏刺谋砻嫔系牡骱汀Ｒ虼硕宰芴逍缘呐行酝甘泳褪且沂境龈鎏逑喽杂谧芴宓姆磁亚蹦埽沂境錾缁崂分杏篮愕姆穸ㄐ浴⒎至押屯呓狻?quot;（均请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在黑格尔的“绝对”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哲学上的总体性思想如果施加于社会建构的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主义”名义的专制，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无，人民是一切。”而这个口号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而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上，没有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他的统治，他一定会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手段，这就是某种“总体性”的诉求。文革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这样一个“总体性”诉求，一种虚假的自由与解放的承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绝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解放了的人类将不会是一个总体。”（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139页）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理论（虽然一个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一个是以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为批判对象），它们都是我们反思文革式极权主义的很好的武器。

四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的文化也具有空前的总体化（剥夺个人自由）效果（人人学唱样板戏、人人读红宝书、人人跳忠字舞、人人穿绿军装等等）。但是这种总体化意识形态的基础绝对不是商品经济或商品拜物教。恰恰相反，“商品”与“商品经济”是那个时代反复批判、臭不可闻的字眼。保证那种意识形态产生效果的是当时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等）。

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て诘乃枷虢烙胍馐缎翁惶寤被淮蚱浦薄＠返乜矗率瞪鲜亲魑杂谡庵忠馐缎翁惶寤被呐杏敕穸α砍鱿值摹Ｈ绻底钤绲摹⑾执幕ひ狄庖迳系闹泄笾谖幕ǘ皇歉锩?quot;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如果对于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极度单调、僵化、单一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无法理解挂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上的”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所具有的颠覆与反叛意义。正如有些青年批评家所敏锐地观察到的，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们都属于”人学“纲领、属于反文革的叙事，突出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语，参见《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钟山》1994年第2期）这样的观察比之于简单否定流行歌曲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一旦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即会发现，如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大众文化，那么第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一实践，但选择的依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有很短的历史，商品逻辑与植根其上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与绝对控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现实。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以商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在中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因为，商业化无疑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现代大众文化在西方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相应的功能都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代电子传媒。象电视之类现代电子传媒是在现代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在早在现代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

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更带有后现代的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已经经典化的西方现代思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稍有记忆的人不难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同步走向社会民众，尤其非知识阶层的。正如徐贲说的：”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引注：即现代大众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第172-173页）当然，中国的电子传媒并不都是在传播现代的启蒙思想，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或后现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无疑，把中国的电子传媒的作用与功能单一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发挥的至少不只是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消极作用（如今日大众文化批判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的现代传媒发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面功能，对之要作细致具体的分析（包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播现代启蒙思想、限制它发挥启蒙功能的原因是什么等）。把大众传媒与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它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判断（实际上，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是历史地变化的，以一种不变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上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经验一方面是指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在30、40年代到美国以后对特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经验。而30、40年代的美国正好处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其时的文化企业能够从生产、发行到展示连成一体，成为真正的文化垄断企业。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好莱坞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垄断企业（某几个大的电影厂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房产与影院）。但是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反垄断法改变了美国的电影生产-放映-发行体制，规定制片厂不能拥有影院产地、不能垄断放映，从而沉重打击了制片厂对于电影市场的控制）。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2

当我们依偎在昔日现代主义推崇的精英文化的怀抱中的时候, 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征程。当大众成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份子, 大众文化日益繁盛之时, 似乎文化的话语权已经落在了大众身上。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美好, 但是, 文化的繁荣到底是被制造的虚幻假象, 还是真正的兴盛?文化的话语权真的已经落在了普通大众身上?揭开文化的面纱, 也许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本文仅以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当前网络文化的种种表象, 探析网络文化话语权的真正归属。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Mass Culture与传统民俗文化不同, 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 利用现代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 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 有相当利润的艺术文化品种。”[1]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官的体验, 通过调动各种声光电等手段,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但是, 这就造成了理性被抛弃。所以西方理论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强力的批判,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霍克海默反对个人生存被标准化, 期望通过理论批判来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当前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状态。在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 他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四种趋向。第一,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向。大众文化的制造只是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手段, 它和生产日常用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文化工业用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 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 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2]第二,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大众文化之所以在当前如此兴盛, 究其原因, 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 因为后者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 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3]在网络社会中,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更加明显。第三,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从表面上看, 文化工业提供给人们的文化产品多样丰富, 令人目不暇接, 而实际上这些文化产品都具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第四, 大众文化的强迫化趋向。大众文化的繁荣, 一方面在时空上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 另一方面, 对受众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在表面上, 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了, 其实这都是生产者预先设置好的, 大众文化的受众永远只是被规定了需求的消费者, 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 他的“文化工业”理论较之霍克海默更加尖锐。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阐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一, 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大众艺术的分裂。阿多诺人为,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文化,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文化。“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迫使文化将自身与日常生活隔离开, 将大众排除于自身之外, 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又促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虚假地统一起来的文化, 该文化清除了文化本应允诺的真正自由和幸福, 迫使人民大众只能享受一种伪文化。”[4]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 坚定地拒斥大众文化。第二, “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现在的“大众文化”多是从消费方面来定义的, 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是从生产上定义的。他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自上而下”性。这之中首先包含的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断裂。第三, 虚假同一性。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服从于一种虚假的同一性。“阿多诺不只是努力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 而且还努力揭露大众文化表面上的非标准化, 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自我掩饰特质。”[5]第四, 虚假的快乐满足。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娱乐文化, 不能为大众提供真正的快乐, 只能为大众提供虚假的快乐。“阿多诺将文化工业提供的快乐看成‘傻乐’, 把文化工业所提供虚假满足的功能与它消除真理、供给幻觉的功能联系起来, 表明娱乐的本身就内含了对大众的欺骗, 从而具有维护现存制度的功能。”[6]

二、网络文化中话语权的表象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文化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自由的文化领域, 俨然是普通百姓的乐土, 他们把网络看成宣泄情绪和发表看法的最佳途径。但是, 看似言论自由的虚拟网络中, 话语权真的掌握在大众手中吗?种种表象背后, 也许隐藏着真正的话语主宰者。

(一) “QQ与360之争”:“一切为了网民的利益”

这个事件的主角, 一个是中国IM的龙头大哥, 一个是新型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当两款软件之间发生冲突时, 腾讯公司竟然最终迫使网民在这两款软件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QQ, 要么用360, 由网民自己选择。当然,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和平收场。但这出闹剧的背后, 我们却看到了网民网络话语权的旁落。其实在这场公司利益的争夺战中, 网民完全没有话语权。看似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其实永远是按别人设置的程序走而已。当腾讯公司迫使网民作出二选一的抉择时, 无论用户选择的是谁, 这都不是自己主宰话语权的表现。网民就像一只提线木偶, 无论做出多么复杂的动作, 牵扯他的永远是那一根根看不见的线。

(二) 网络视频:“想看你就看”

当我们从过去的纸质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悄然从文字转变成了图像和视频。网络视频通俗易懂, 更具直观性, 颇受人们的青睐。于是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抢占网络市场, 比如优酷、土豆、六间房、迅雷看看等等。网民可以在线观看各种视频, 内容包罗万象, 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可是“想看你就看”, 却永远只是一句华丽的广告台词。当网民点开一个视频时, 便会弹出一组广告, 广告播放不完是不能观看视频的。这种强迫的广告植入方式, 网民永远是“不想看也得看”。而且,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 网络一步步麻痹了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欣然接受这些被制造的“视觉享受”,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便是, 我们将自己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三) 人肉搜索, “网民力量很强大”

从之前的“虐猫事件”到“我爸是李刚”事件, 每当社会上一些引起群愤的事件发生时, 网民就会集合众人之力, 进行“人肉搜索”, 曝光其全部信息, 对其进行网络的舆论制裁。可是, 当我们触及真正的利益既得者, 一些敏感事件时, 我们的网络行为会被封锁, 网络账号会被冻结, 在论坛发的帖子会被管理员删除。也就是说, 我们只准在网络管理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议论与言说, 只要我们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 便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一旦有损他们的利益, 我们的一切言行就会受到封锁。当然, 在网民行为有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时候, 被封锁是应当的, 但谁又能保证这之外的言论就能全部公之于众呢?网民的力量的确很强大, 可它就像被圈养的狮子,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困兽犹斗”。

(四) “小月月”一夜成名:想让你红你就红

2010年“十一”期间, 一个关于“小月月”的帖子迅速蹿红网络, 天涯、猫扑等各大论坛纷纷转贴。一个关于“小月月”的故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该文章的作者蓉荣也一夜成名。这一夜之间就为广大网民关注的事件背后, 其实有一批幕后推手。是他们把这一事件散布到各个网站并炒作,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把主人公“小月月”描绘成一个具有“凤姐”的“伟岸身高”和“芙蓉姐姐”般健硕的体格的“极品女”, 都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 就会有人为你包装和推销, 一切网络人气都可以制造。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焦点”。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得知一个信息时,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真的吗?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上“畅所欲言”, 我们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 永远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网络文化话语权

网络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一方面, 它具有大众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 它又有别于大众文化,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网络文化话语权, 涉及对网络文化的深层阐述, 只有厘清网络文化的种种特点, 我们才能深入到其核心, 懂得到底是什么主宰了网络文化, 即网络文化话语权到底掌控在谁的手中。所以, 对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探析, 其实是对网络文化的实质更进一步地分析。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网络文化的内核。

(一) 话语权的商品化逻辑本质

网络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运行, 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网络文化产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一样, 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在利益的驱动下, 文化变成了经济, 艺术变成了商品。一切网络文化不再从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出发, 而从其带来的效益大小出发。网络文化完全以商品化的逻辑看待问题, 制造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产品, 供消费者选择。有时甚至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他们可以去生产迎合受众低俗趣味的产品。网络文化的产品不是真正地以教育大众为己任, 而是在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去生产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 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绝不会掌握在大众手中, 大众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在被提供的文化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网络文化产品背后掩藏着商品逻辑的本质。受众对网络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的同时, 便把话语权“拱手相让”。

(二) 虚假的话语权主人

大众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 虚拟的网络隐藏了人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可以讲他们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后果。在这里好像人们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 虚假的“主人”遮蔽了真正的话语权归属。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在于大众永远以一种非自我真实身份的形式在网络中“畅所欲言”。这种“隐身”的好处是大众可以在网络中发表对各种事件的看法而免受惩罚, 但它同时也昭示了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这种主人身份属于那个非自我真实身份的“我”。大众永远都不会以真实身份在网络中发言。

(三) 精英与大众的博弈:话语权的失控

文化的消费似乎从来都与阶级有关。精英与大众文化消费的阶级差异, 似乎在网络中得以消解, 各种人群都在网络中得到满足, 各取所需。但是, 这似乎又导致了一个极端:文化阶层界限的消褪导致话语权的失控。现今网络中充斥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对经典的嘲讽。文化在网络中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精英阶层在与大众的博弈中, 似乎在和风细雨中便悄然败下阵来。大众以其洪水般的阵势淹没了一切精英阶层的声音。但是, 少了主旋律的复调音乐只能是噪音而非乐音。网络文化中个体过度宣扬自我中心和话语权的分散, 只能导致网络的混乱和无序化。似乎在网络文化中, 我们应该稍稍强调点精英文化, 让社会上有主导性的声音存在, 而不是嗡嗡乱响。话语权的失控与无序必然会导致网络文化的危机, 虚假的民主繁荣下掩盖着文化的凋弊。

(四) 话语权的同一性与标准化

“一切导致和谐的力量都是意识形态的, 因为它掩盖甚至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分裂和不和谐。真理主要不是在于坚持异质性, 而在于坚持分裂性和不和谐性。”[7]阿多诺曾经将抹杀社会内在的差异和矛盾, 制造虚假的社会和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试图制造和谐的背后总蕴藏着更大的不和谐。企图制造和谐必定要对不和谐的声音进行清除。大众的话语权就在这种清除与制造和谐中被同一, 而被同一的结果是话语权被统治者掌握, 这种大众话语权被剥夺的情形, 却被冠以创建和谐的头衔, 一切都被掩盖, 留下的只是被统一化的声音与虚幻的假象。其实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 和谐, 同一, 标准化等等类似的词语背后都试图在掩盖社会的不和谐与分裂。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麻痹大众, 统一对话语权的掌控。

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网络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 它带给人们种种便利,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网络文化, 引导它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的意义也即在于列举网络文化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并揭示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本质, 以期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相反相成”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建造更加规范的网络文化。

摘要：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2]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307页、309页

[3]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468页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3

摘要：每个城市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表现为一定的文化活力，这就是所谓的城市文化活力。大众文化无疑是当代城市社会中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的存在，一方面释放了城市文化活力，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又抑制了城市文化活力的激发，针对大众文化的消极性，通过重建大众文化的价值达到提升城市文化活力的目的。

关键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批判；城市文化活力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85-02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色调，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消费文化必然成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大众文化因为其固有的特性则成为消费文化的表征并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而城市则成为消费文化的主要根据地，这意味着在当代城市社会中，大众文化无疑是城市中流传最普遍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已经内化为城市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深层的肌理性的力量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作为一种现时代的生存方式的大众文化，具有贴近日常生活的特性，它的出现、形成与发展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与心理需求，具有彰显城市文化活力的一面；但是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虚假性最终将会消磨掉人的个性，造成平面化、单一的生活方式和单向度的人，这又扼杀了活力，使得城市居民没有心理归属感与精神家园感。本文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依据，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深度透视，以期达到提升城市文化活力的目的。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城市文化活力

最先对大众文化进行关注，并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是以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尤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始终都是该学派关注的重要问题域。该学派的学者大多对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尽管关注的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颇富真知灼见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活力思想。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城市文化活力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性造成了城市文化活力的丧失。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决绝的批判，其目的并不是一般地批判大众文化，而是在于从文化向度揭露与批判“大众文化的经济政治统治意义”[1]44，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的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具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发挥着政治统治的作用。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伪民主化、标准化、娱乐化等特征，城市大众文化正是依赖这些特征发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起到资本主义城市统治的目的。娱乐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通过满足城市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迎合大众的精神与心理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消解了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平庸的、痛苦的现实相认同”[1]44，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文化成为单向度的没有批判性与创新性的文化，失去批判性与超越性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窒息了文化的生命活力，陷入了沉沦的异化状态。

2.大众文化的过度发展侵占了城市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而抑制了文化活力。随着大众文化在城市狂飙式的发展，“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使大众文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平面化、反深度、复制、拼贴，不断地挤压着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2]112，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大众文化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精英文化反而有“退居二线”、失却其主导文化的“中心话语”地位的危险，这可能导致城市文化呈现为一种缺乏批判性、反思性与超越性的混乱无秩序的状况，而秩序与活力是驱动城市文化发展的两种动力，有秩序而无活力会导致城市文化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有活力而无秩序会使得城市文化沦落到混乱无序的状态，最终也将导致城市文化丧失活力。

3.大众文化的出现与流行释放了城市文化活力。大众文化的出现与流行通过两个方面激发了城市文化活力：第一，大众文化的出现形成了文化的多元状态，多元文化的状态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参照系，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释放了文化活力。第二，大众文化的大众化的特征使得它一反精英文化那种“藏在深闺无人识”的神秘性与神圣性特征，非常贴近大众日常生活，易于为大众所获得。此外，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使得人们的大众文化体验变得容易。此外，大众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这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受众十分的广泛，可以是城市社会中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上述这些大众文化特有的大众化与共享性赋予城市空间以丰富的文化气息，从而也释放出了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二、城市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导致的城市文化活力问题

盛行于当代城市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在满足城市生活主体精神需求的同时，由于其固有的消极性因素的存在，又存在着窒息活力的一面，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众文化消解了主流文化与扼杀了社会大众的个性与创造性。理论上，主流社会意识发挥着主导作用，统领着其他的文化类型，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性特征，消解了主流意识，使得所有文化形式处于一种混乱的文化状态，这种混乱与无序状态抑制了城市文化活力的发挥。同时，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消费主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盛行容易抹平社会个体的个性与创造性。在商业化主导下的大众文化导致城市文化的创造与生产由原来的个性化的创造过程变成了以标准化、齐一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工业的生产。文化创造的个性化特征在这样一种标准化的批量复制与生产过程中被削平与窒息了，作为大众文化受众的“大众”也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抹平了创造性与个性，在作为城市文化创造性发展的灵魂与源泉的个性与创造性被扼杀的语境中，城市文化活力必然被窒息。

2.大众文化冲击了城市精英文化与加剧了城市居民的感官欲望。在城市社会中，随着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化不断挤压着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与主流话语地位。大众文化是一种感性与娱乐的文化，一方面这种文化通过感官刺激给人们缔造了一个梦想栖息地，满足了都市居民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精神层面批判性、超越性维度的丧失。如现在名目繁多且十分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上海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等，这些节目正是典型的大众文化的表现，这类节目将神圣的爱情与婚姻搬上电视荧幕，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来演绎，存在着将爱情与婚姻娱乐化与媚俗化的倾向。这助长了城市的物质化、娱乐化与享乐化价值观的盛行，在价值观的层面抑制了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生机。

三、重建大众文化价值，提升城市文化活力

大众文化的异化产生了严重的城市文化活力问题。提升城市文化活力与化解城市文化活力问题必须通过重建大众文化的价值来达到限制大众文化的消极性与反主体性因素的目的，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加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众所周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相对于大众文化，具有更多的“文化自觉”的精英文化大多肩负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引导着社会价值的发展方向，源于社会生活但又超越社会生活，如一些经典的文艺作品就是典型的精英文化，大多承载了一定的社会主流价值，起着引导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此外，精英文化“主张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个性风格、历史意识和言外之意的内在规范，因而，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2]114，因此，面对大众文化的异化的一面，必须充分发挥大众文化的引导作用，加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限制其商品化、媚俗化与娱乐化等消极的一面。此外，而大众文化标准化、复制化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加强精英文化的引导。只有这样，城市大众文化才能保持良性的发展状态与彰显出文化活力。

2.合理塑造城市精神，引导大众文化的价值追求。城市精神表现为一个城市共同的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该城市生活主体的价值取向。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如自信与敢于冒险是巴黎城市精神的内核，具体到我国武汉，则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而闻名，辛亥革命能首先在武汉爆发就是对武汉独特城市精神的最完美的诠释。由此可见，城市精神的价值追求对城市生活主体的影响之深。在当代城市中，大众文化作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类型，大众文化自身消极性所蕴含的价值必然会对城市生活主体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要限制城市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必须发挥城市精神的主导作用，通过合理塑造城市精神，引导城市大众文化的价值追求，彰显城市文化活力。

3.提升城市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彰显城市文化活力。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内涵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所有西方学者均认为“重视人的主体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人创造文明和改善世界的潜能，以及人的追求和成就”[3]12。应该是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富有人文精神的理想的大众文化应该是充满着对人性的关怀，肯定人的价值，让公众在大众文化中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能够获得心灵的提升，精神和自由的满足。西方与我国人文精神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对人性的崇尚，人的价值的关注应该被大众文化所吸纳，成为大众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只有这样，方能彰显城市文化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与限度[J]，哲学研究，2003，（9）.

[2]韩大强.大众文化的狂欢与精英文化身份的焦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4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它是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锐反映，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想的改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

[关键词]法兰克福；文化批判；实践哲学美学救世纵观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作为一种批判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定位于对20世纪遭遇文化危机的人类境遇的关注，有着自己独特的批判风格。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博采众长，对其他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他们弘扬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他们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进行着愉悦的对话，他们试图为西方美学救世思想在其总体革命道路的设计中确立一席之地。

一、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锐反映

“二战”之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使现代化成为一切不发达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效应，使生存于技术世界中的现代人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宣传、道德、家庭等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二是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物化和异化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写的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劳动异化，它不仅仅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越来越表现为现代人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和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则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弗洛姆则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和异化的持久性，“历史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只作了一个更正。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的阶级，因此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必然要从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芬动者的程度”。弗洛姆认为，人在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和人际关系中的`异化，又使得人们在消费领域去寻求精神的慰籍，把感官消费当作人生的目的，从而导致消费的异化。人的这种总体异化状态使弗洛姆感叹:“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针对现代人的这种文化困境，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和批判，建构了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其中，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等人的“单向度理论”和“大拒绝”战略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共鸣，被众多反抗生存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接受。

二、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他的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学说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前现代的人类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而且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盲目的运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批判等。

法兰克福学派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本性，强调人的实践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地位，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量和异化力量。他们指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存在状况提出的，但它在20世纪并没有过时。如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理论和‘全面的人’的理论仍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主题直接涉及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深层问题，因此更具深度和彻底性。

三、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

20世纪针对现代人的文化危机而展开的文化批判不是某种理论偶然的独白，而是众多关切人的生存的理论流派的共同呼声，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都对现代人的深陷文化危机的生存境遇进行了的剖析和批判。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少数敏感思想家的呐喊，到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精神分析学家费洛伊德、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文化批判的群情激昂，再到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文化批判构成了20世纪人类精神和人类思想演进的最亮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家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批判性的理论思潮采取一种接受、消化，为我所用的姿态。例如，马尔库塞之所以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于它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性改造。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里比多”(欲望)，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驱力”是里比多，因而，人的行为和心理基本上是由某种神秘的先天主观的心理因素—本能的欲望冲动决定的。他认为:人类文明是与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没有关系的，它不过是欲望遭受压抑的产物。当人的欲望遭受压抑，无法满足而升华时，它就转向其他出路。所以，社会文明是压抑人性的产物，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马尔库塞认为，文明有作为由压抑本能而发展起来的事实问题，但是，在生物学和历史中，都没有要求永远如此的法则，只有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满足人的需要而无须压抑它时，压抑才变成了不合理的时代错误。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所说为建立和维持文明所必需加诸于本能的压抑叫做“基本的压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搬掉了经济匾乏设置在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之后，这种压抑就成为多余的了。他把这种压抑叫做“多余的压抑”，正是由于“多余的压抑”的存在，才使得社会通过种种手段和方式对个人进行全面的控制，使个人不再成为是自主的，个人的能力发挥不再是正常自由的。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工业是“多余压抑”的产物。通过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结合，马尔库塞从爱欲与文明的角度批判了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

四、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想的改造

法兰克福学派体现着批判性对话和交流的开放特征，在设计革命道路时非常偏重现代西方的美学思想。如马尔库塞的“感性解放”革命道路的设计深受西方美学—又称“感性学”的影响。“美学”在西方哲学中兼有“感性学”之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美学传统，似乎都是把与感性相关的事物作为美的根本属性。他们为了解决感性与理性、道德与本能的对抗，致力于以审美为中介弥合二者的分裂。因此，西方哲学、美学的传统主题之一就是把审美本体化，并把感性作为人类的希望。席勒把感性作为人性的基本构成要素，认为文明史就是人的本能感性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历史。他指出文明的弊病是人的两种基本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的冲突，完整的人性应是这两种冲动的和谐统一，但事实上这两者彼此分裂，无法统一，唯有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才能使他们达到统一，在游戏冲动中，完满的人性得到了自由实现。而这种基于游戏冲动的活动就是艺术和审美，人唯有在艺术和审美中，才能达到这种自由，达到人性的完满实现。马尔库塞接受了席勒把艺术和审美视为人获得解放的道路的思想，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走一条艺术革命、艺术解放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艺术已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新左派”必须充分挖掘艺术的解放潜能，把革命推向物质需要彼岸的整个领域，把艺术革命作为人类总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其理论解决方略，应该说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到他们的理论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坚决捍卫，看到他们对西方人自由、解放之路的一片苦心和孜孜追求。

评马尔库塞的科技批判理论篇5

评马尔库塞的科技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现存科学技术的批判,一是对能导致未来自由社会的“新技术”的憧憬.这两部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以技术的自主性观念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尔库塞在对现存科学技术的批判中把目光聚焦于其消极功能上,而对其积极功能存而不论,特别是将科学技术直接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显示了他的观点的偏颇性.马尔库塞建立的“新技术”,割断了与现存技术的联系,又不能给出实现它的具体途径,因而难免不沦为一种乌托邦幻想.

作者：陈向义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刊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2(4)分类号：B7关键词：马尔库塞现存科学技术新技术技术自主性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6

大众文化与大众的文化、文化的大众化

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风光无限,文化个性化创造的空间一天天在缩小,主流、经典、高雅的文化何以哺育深患偏食症的大众,怎样才能避免文化生态的恶化,这是大众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把大众文化与“大众的文化”、“文化的大众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特定的考察视角,有助于形成建设性的.文化观念.

作者：汤宇华 TANG Yu-Hua 作者单位：毕节师专,马列教学部,贵州,毕节,551700刊名：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IJIE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3(1)分类号：G0关键词：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文化的大众化改写嫁接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7

一、朋友圈文化传播的特点

信息时代里,互联网串起了人们的时尚生活,而微信的朋友圈是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摸手机看微信刷朋友圈,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赶在熄灯闭眼前刷朋友圈。朋友圈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为数不少的人心存依恋、欲罢不能。凡此种种,都折射出朋友圈巨大的魔力,这与它的传播息息相关。

传播形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微信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其优越的新功能,为众人带来了新奇感。朋友圈中的“摇一摇”“附近的人”“漂流瓶”功能,向用户提供的是一种未知的交友刺激,并且可以因用户地址的变换而出现不同的可能。微信提供的消息服务为即时提醒服务,不会因为你在线与否、应用与否都能在打开微信时第一时间收到提醒,朋友圈的动态也会在第一时间向你展现。相比QQ和MSN,微信随意、即时地接收和传播信息的优势是它们无法逾越的。

传播的过程令人愉悦。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移动社交工具,有花销低廉的特点,只需要花点流量,不收取其他费用。且功能性强、娱乐外延拓宽,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格式信息的发送,对讲机式的方式让聊天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生动。朋友圈节省了生活成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中心,既是受众又是传播者,每个人有平等的话语权,让人乐享其中。

二、朋友圈文化现象兴起的分析

朋友圈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其兴起有着浓厚的人性基础,根源于“本我”能量的释放。它以其特有的情感传达,把接受主体带入到一种快乐的感受和体验之中,积极化解人们的孤独感。它的大众化和平民性契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促进了大众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不同人格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朋友圈中的信息往往表达出符合社会共同规范、道德、价值观念的形象。在这个层面沟通的都是陌生人,不需要顾及本我的沟通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因而朋友圈的产品功能模块相比其他社交工具,更能满足不同心理需求层面,成功地提升了沟通的层次。

人际关系传播与扩散得到释放。微信将以往的QQ好友、手机通讯录联系人纳入朋友圈,实现了现实中强关系的平等转移,并通过“扫一扫”“摇一摇”“漂流瓶”等功能扩大交往,将陌生人转换为熟人,使得弱关系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这种做法契合了现代人对社交的渴求。朋友圈的“狂刷”源于人们对安全感、归属感的需要,“滥晒”则源于人们对被关注、自我价值和成就感的渴望。

三、朋友圈文化现象流行的批判

朋友圈的狂刷和滥晒现象是大众文化现象的一种,除了拥有大众文化娱乐大众,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功能外,还具有当代大众文化的另一种功能――使大众沦为沉迷于娱乐而浅薄的群体。大众文化与生俱来带有娱乐大众和愚钝大众的双重属性,而朋友圈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现象的一种,也不会幸免。

个性的消减。朋友圈信息产品的制作和传播,内容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特征,让受众不自觉地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习惯沉溺于朋友圈所提供的广阔而又闭塞的环境,满足于窥视人际交往圈子中朋友的喜怒哀乐,流连于圈子五彩煊烂实则可能是子虚乌有的表象。过度醉心于刺激的交友体现中,或多或少会对现实生活造成影响,其扼杀了人们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生命的浪费。朋友圈中人人渴望被关注,寻求自身的存在感。“晒”自己的生活、消费、旅游等,一发不可收拾。“刷”与“晒”也是相辅相成的,“刷”屏是为了看看别人在干什么,“晒”些什么新内容。看到别人“晒”那么多东西,更促进了自己“晒”的欲望,当自己“晒”了以后,百爪挠心似地急于知道别人是否已经关注,因此又赶忙“刷”屏。如此循环往复,那么宝贵的时间就过去了,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经典的流失。人们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根据美国社会学者菲斯克和泰勒的研究结论:人类是“认知吝啬鬼”即人们总是在竭力节省认知能量,在认知过程中会尽力寻找捷径。也就是说,通过忽略或屏蔽一部分信息以减少自己的认知负担,人们会屏蔽重复的信息。而经典在朋友圈里被过多、过度、过滥地解读和转发,已经让人们对经典产生了屏蔽、厌恶甚至抗拒的心理。这些造成视觉疲劳的经典不仅失去启迪价值,而且流于浅薄化、庸俗化。

四、结语

信息时代大众的狂欢必须有度和有序,必须是自律和审慎的。朋友圈文化现象作为信息时代大众生活的一种习惯和方式,有着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它减少了社交的成本,提供的人际交往的平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不用讳言。朋友圈的狂晒和滥刷,占用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左右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行事方式,让人变得慵懒,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各类信息,渐渐地失去前进的动力,呈现出精神萎靡、得过且过的生活姿态。朋友圈一些负面的信息会让意志薄弱、辨别力差的人失去抵御能力,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因此,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朋友圈的依赖应该有所节制,不能失度,不应过分沉迷其中,作为一种闲时的消遣便是对它最大的关注了。大众在朋友圈中享受娱乐的同时,要注意不能被朋友圈所娱乐,这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参考文献

[1]任轩,麻元彬.微信的传播属性及发展困局[J].编辑之友,2014(4):73-75.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8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社会信任缺失

中图分类号：B516 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91-02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被许多学者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自身也没有否认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赞同这种异化理论，并把异化理论应用到对西方文化现象的批判中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对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心理机制等分析批判的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并且对其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使得各种理想陷入物化的深渊，变成了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使得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分离，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更大部分真理。”①

（二）阿诺德文化主义理论。

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起始于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对大众文化的问题进行研究，有些学者称之为“阿诺德式”的总体性视角。阿诺德在书中所提到的“无政府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众文化”的意义像等同。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知识与真理来驱赶大众文化。在一定层面上来说，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文化与领导权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都变成了一种政治概念。阿诺德寄希望于“小圈子”的文化知识能够引导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而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事实上，阿诺德的文化理论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回应，19 世纪工人运动让阿诺德对公众文化产生了一种蔑视的情绪，他认为这种文化形式是没有教养没有秩序的，这也为后来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阿诺德的文化主义对后来大众文化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洛文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曾表示阿诺德对通俗文化的独特现象与帕斯卡尔的一些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同样把游戏、运动和大众媒介看作是远离生活真实本质这一相同趋势下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这足以证明阿诺德不论是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或是对文化政治的研究都有其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文化沦为赚钱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文化己同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文化艺术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具有了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收到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已经变成大众文化产品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价值。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当文化产品沦为商品时就失去了它真正的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了。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把赤裸裸的利润动机置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上。自从这些文化形式初次幵始作为商品成为他们的创作者在市场上谋生的手段的时候起，它们就己经或多或少地具有了这种性质。但那时候，它们对利润的追求是间接的，仍保留着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的新特点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把对于效用的精确彻底的计算直接地、不加掩饰地放在首位。”②

大众文化产品既然成为了一件商品，就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当文化艺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时，文化的成果就变成了商品，文化的产生也就变成文化的生产了。整个社会大众文化的生产不再是以艺术之美作为标准，而是被利润第一的原则所操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明确地指出了文化艺术已经变成商业的附庸，“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确实令人惊奇的现象”。③

（二）大众文化仅仅满足人们的虚假需求。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生产出的消费品和文化产品满足的只是大众的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虚假的需求是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辛苦、侵略、不幸和不公平永存。”马尔库塞认为需求可分为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两种，真实的需求源自于个体真实的生命欲望和要求，而虚假需求则是由社会强加给个体的。马尔库塞指出，最为流行的虚假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等等。

文化工业对人们的虚假需求满足的越多，个体的真实需求获得满足的机会就越少，个体需求及满足方式受社会控制就越严重。马尔库塞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住的是公寓，乘的是私人小汽车，用的是装满冷冻食物的电冰箱，看的是大量的出版物，从表面上看，人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这种消费活动中“牺牲了他们的时间、意识和愿望。”④因此，时间、意识和愿望的丧失使得大众在虚假需求满足的同时，将自身也置于了社会的统治之下，安于现状。

（三）大众文化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大众文化具有了强制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一方面，文化活动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市人民在精神上能够得到解脱和放松，但这只是劳作的延长，人们追求它只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以便恢复精力而再次应付机械的劳作。另一方面，文化消费者的需求是受到文化生产者的影响，文化商品变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这就使得文化变成独裁主义者控制公众舆论的强有力的手段，独裁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大众变成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大量现代传播媒体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人们了解周围一切情况的能力，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媒体对大众的控制。因此，以媒体为传播工具的文化工业是意识形态行使其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大众文化还通过宣传某些“虚假的需要”，使人们迷醉与图像和符号的世界里，放弃了理性，将“虚假的需要”当作真正的需要，成为文化工业的牺牲品，具有欺骗性。

三、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及社会信任缺失问题

（一）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现状。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士农工商”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文化就是士大夫阶层的身份象征。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原有的等级受到了冲击，文化不再是被士阶层独占，而是回归到民众中，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大众文化的悄悄兴盛，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现代化进程。首先，大众文化代表的是占社会主流的大众的意识，能够体现出民主的思想，进而能促进民主的推广。大众文化中也包含有许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但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思想拿来用，而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发展将会变成一种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一味地囿于现状只会停步不前，不同的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和交流，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融合和对话，才能实现我国大众文化的真正繁荣。在现在这个民主的时代，如果依然是像封建社会一样强制社会大众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只会引起大众的反感与反抗。大众文化的先进之处，正是在于它遵循了文化的发展规律，在加快文化发展世俗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它独特和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特点。文化垄断必然走向灭亡，文化共享才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这就是大众文化的作用。

大众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存在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与北京、上海等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且外来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相比，经济基础薄弱、相对闭塞的中小城市、乡村的文化发展就出现了滞后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地域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等等，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文化歧视、民族间矛盾等严重后果。另外，市场规范不够健全、完善，会使许多水平良莠不齐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许多不法商家只是单纯的为了追求利润而迎合市场，大规模的推行暴力、色情、凶杀一类影视作品，对社会大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文化市场走向低俗化。

（二）社会信任缺失问题。

在当代中国，人们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标准呈现多元化趋向，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不断强调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的作用，同时人们又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使得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认同和道德标准取向，反射到具体的行为表现之中也是各不相同。在面对扶不扶摔倒老人这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持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有的人上前搀扶，并送往医院救治；有的人会打“120”电话求救；有的人只会在一旁观望；有的人若无其事，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人站出来对施救者指指点点，对其救人善举产生质疑，如此等等。每一种行为都反映出一种价值取向，显示了不同人的价值认同差异。

多元的价值认同标准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持有错误的价值观念，把道德责任、公平正义抛诸脑后，对一些采用道德缺失方式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给予肯定，却对坚守道德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产生怀疑。这种行为无疑会加重不信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信任他人的风险。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社会信任正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传统社会的信任观难以向当代社会转变。

四、对当代中国信任缺失现象的启示

（一）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

“信”是中国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兒，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言必行，行必果”。孔子将“信”视为修身做人的重要标准。汉儒帝尊“信”为“五常”之一，孟子也主张：“君子不亮，恶呼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把“信”作为思想、行为的准则，把修身立德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诚实守信被当作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标准。

大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中受众面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将传统文化中“信”融入到大众文化中，使其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并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才能起到影响百姓日常生活把诚实守信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的目的，我国社会信任缺失问题的解决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因为大众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塑造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二）建立规范、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信任缺失处罚机制。

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结合，只是用一种道德约束力去解决社会信任缺失问题，没有一套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惩罚社会失信的体系和机制，要想彻底处理社会信任缺失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建立健全的社会信任缺失处罚机制是当前我们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首先要有理性的制度安排来为社会信任缺失处罚机制提供法律保障，让失信的人受到处罚、付出代价；守信的得到保护、奖励和表彰。

我国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征信方面的立法还停留在地方和部门规章的阶段，系统的社会信用服务还未形成，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欺诈行为，增加失信成本。失信行为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一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失信行为的发生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才会导致失信行为越演越烈。另外，还要建立起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动员社会力量对失信行为加以惩治，对失信者形成全民联防机制。

注释：

①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②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New German Critique，6，Fall 1975，pp.12

③霍克海默、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④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71页.

参考文献：

[1]许纪霖著：《第三种尊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889年版

[3]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4]霍克海默、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5]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6]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