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亲子鉴定申请书(精选8篇)
申请人:XXX,男,生,汉族省份证号,住。
申请事项:请求对刘良川人体损伤等级进行重新鉴定。申请理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1307号)请求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重新鉴定 认定的刘良川轻伤二级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鉴定程序违法
(一)完成鉴定时间超过法定期限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邻水县石永镇派出所于2014年5月9日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良川损伤等级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当即受理,并于5月10日委托重庆市中山医院检查,最迟应于7月10前完成鉴定,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9月16日才完成鉴定,鉴定时间严重超过法定时限。
(二)鉴定时机不符合规定
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4.2.1的规定,“以原发性损伤为主要鉴定依据的,伤后即可进行鉴定;以损伤所致的并发症为主要鉴定依据的,在伤情稳定后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1307号)已充分说明,刘良川在新桥医院的“疑似右侧后脑蛛网膜出血”为鉴定结论的主要鉴定依据,未造成视力下降等并发症。而右侧后脑蛛网膜出血为原发性损害,刘良川应于受伤后立即进行鉴定,方可准确鉴定损伤等级。
二、鉴定结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刘良川病历并未确诊“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应当依据刘良川提供的符合规定的证据资料以及刘良川在鉴定过程中的检查情况,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独立作出鉴定结论,而不能主观臆断和猜测。刘良川的邻水县人民医院病历和CT报告未见“颅内异常”,刘良川的新桥医院病历仅仅描述“可疑右侧后脑蛛网膜出血”,而并未确诊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在CT报告单中也仅仅描述“可疑右侧枕部密度增高,已当时损伤可能”,也没有确定右侧枕部密度增高和损伤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尽然依据刘良川的新桥医院病历和CT报告单推测刘良川“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应予成立”的结论,并直接根据该猜测的结论进一步得出刘良川轻伤二级的鉴定结论,推理实属荒唐。
(二)鉴定人未对刘良川是否存在“右侧后脑蛛网膜出血”进行检查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委托重庆市中山医院检查事项中,仅涉及刘良川视觉检查,而没有鉴定结论所必须的任何关于右侧后脑蛛网膜出血和右侧枕部密度的检查步骤、方法、手段、数据、特征图形的介绍,也缺乏蛛网膜出一般症状(如:头痛、呕吐、脑膜刺激征(颈强等)、眼部症状(眼底玻璃体出血等)、精神症状(谵妄、幻觉等),其他症状(脑心综合症、消化道出血、急性肺水肿等)的描述。显然,缺乏必要检查和论证的鉴定结论不仅违反法定程序,也难以让人信服。
综上,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申请重新鉴定,望准予为荷。
此致
四川省邻水县公安局
申请人:
关键词: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研究
“有比较才会有借鉴”是中国历来的俗语, 德国诗人诺瓦里斯 (N ovalis) 也称,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1]。因而, 对某项制度在本土国情基础上借鉴并移植之前, 必须首先对外来的制度、经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鉴于此, 本文拟以比较法的角度, 从多个层面对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异同进行初步的探讨, 并提出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思路。
一、分野与融合: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之比较
(一) 鉴定人的资格
大陆法系遵循严格的鉴定权主义原则, 也就是, 法律明确规定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和具有鉴定权的机构, 并且, 只有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人或具有鉴定权的机构才能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 而不是任何具有专门知识的人都可成为鉴定人。例如法国实行鉴定人名册制度, 即在一般情况下, 鉴定人被选任的首要条件是, 必须是已在鉴定人名册上登记的鉴定人或者政府指定的鉴定人[2]。这种将鉴定人严格限制在鉴定人名册或政府指定范围内的做法, 为保证鉴定活动的客观公正奠定了坚实基础。英美法系则遵循鉴定人主义原则, 立法上不确定鉴定人资格, 也不将鉴定权固定授予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机构[3]。任何人只要在案件审理中得到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或陪审团的认可, 均可能成为案件的鉴定人。虽然两大法系对鉴定人的资格要求有所不同, 但是仍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 不论是接受法官委托、指定的鉴定人, 还是受到控辩双方传唤的鉴定人, 必须是自然人, 不能是鉴定机构。也就是说, 从事鉴定活动的只能是个人行为, 而不能是集体行为。
(二) 鉴定人的诉讼地位与作用
大陆法系一般认为, 鉴定人不同于证人, 其任务为协助法官调查评估证据, 发现事实真相, 因此鉴定人必须保持中立, 当事人可以要求鉴定人回避。鉴定人在鉴定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英美法系国家, 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 他在证明案件事实时, 虽然依靠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力图对案件中的专门问题作出评价以影响陪审团或法官的裁断, 但通常认为他们所起的作用与普通证人无异, 只不过专家证人陈述的并非切身体验而是对专门事实问题的判断意见, 因此专家证人的意见不是独立的证据材料, 而与证人证言性质相同, 也就是说鉴定人在诉讼中从事的鉴定活动更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当事人的利益, 而不必然具有客观公正性。
(三) 鉴定的启动程序和选任鉴定人
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体制下, 鉴定人一般被视为法官的助手, 法国有“鉴定人是关于事实的法官”的古老法谚。鉴定人参加诉讼的目的是弥补法官专门知识的不足, 因此, 决定鉴定的开始和选任鉴定人均由法官依职权进行。当事人对鉴定的提起和进行有请求权, 但应当经过法院的批准;对于法官选任的鉴定人, 检察官、被害人、被告人如果对其鉴定能力或者公正性、客观性存有疑问, 可以申请回避, 有些国家还允许当事人委托自己的技术顾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 “任何预审法官或者审判法官, 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 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请求, 或者依据自己的职权, 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要求, 命令进行鉴定。”[4]在英美法系国家中, 与对抗制诉讼模式相适应, 司法鉴定权由当事人双方平等拥有[5]。在控辩双方在鉴定人的选任问题上, 当事人拥有较大的决定权, 法官的选任一般只是具有补充的性质。在美国, 由法院指定鉴定人的情况不尽相同, 有以民事或刑事关于科学上的问题为限, 有以刑事案件为限, 有以刑事案件关于心智问题为限, 法院才能指定专家证人。在美国的诉讼实践中, 如果当事人因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无力负担聘请鉴定人的费用, 不能聘请专家证人, 但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认定事实具有重大影响时, 法院也可以指定鉴定人。
(四) 鉴定结论的审查程序
为了保证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实现, 确保有关当事人享有对鉴定结论质疑的机会, 法官能够兼听双方的质询, 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两大法系均允许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 大陆法系还允许法官依职权决定鉴定人出庭作证, 以便让鉴定人就其鉴定结论进行解释, 并对鉴定结论得出的过程和采用的方式予以说明。在质疑的程序和方式上, 两大法系存在区别, 大陆法系采取职权询问为主的方式, 而英美法系则以当事人之间的交叉询问为主的证据调查方式。
二、兼容并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出路
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比较分析中, 不难看出, 两大法系的鉴定制度与各自的法律传统、诉讼模式、诉讼价值取向相适应, 各具特色。英美法系国家鉴定制度表现出较强的当事人主义的特点, 控辩双方能充分参与到鉴定程序中来, 这突出表现在双方掌握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这种鉴定程序的设置不仅可以通过控辩双方的竞争促进鉴定质量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法官借助处于对立面的双方当事人的相互制约机制, 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在程序上, 这种体制能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 从而体现诉讼的公正性。但这种鉴定制度的弊端在于, 当事人主导鉴定程序, 使得诉讼程序缺乏效率, 而且, 鉴定人当事人化所带来的鉴定结论的倾向性问题一直是批评的焦点。鉴定结论的党派性使得鉴定制度的功能大为削弱, 鉴定结论的权威性远不如大陆法系国家。正因如此, 英美法系国家在鉴定人资格制度上有向大陆法系靠拢的趋势。如近年来, 英国内政部经常公布一些在某个领域的专家名单;美国的国际鉴定协会等民间团体也经常向一些人颁发鉴定人资格证书[6]。大陆法系国家鉴定制度与英美法系相反, 更加侧重于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 而当事人的请求权对法官的约束力较小, 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鉴定由法官依职权进行,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鉴定的客观性、公正性, 提高诉讼效率;其弊端是专家的鉴定结论对法官就事实的认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甚至代替法官从事职务活动, 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判断, 另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利, 当事人积极性受到压抑。大陆法系国家, 在近年来在逐步扩大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程序的影响力, 不仅在启动程序、鉴定结论的审查程序中, 还在一些救济程序中给予当事人尽可能充分的权利保护[7]。
两大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 除了法律传统、诉讼模式、诉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外部原因之外, 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大法系对鉴定制度性质和鉴定人的作用的理解不同。司法鉴定制度是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具体制度设计必须与一国诉讼制度的其他方面相协调, 否则它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所以, 在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时, 首先要考虑我国自身的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相关因素。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 我国法律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较深, 虽然近年来在诉讼模式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因素, 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的诉讼模式仍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 因此,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以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制度为参照, 在具体技术操作环节, 英美鉴定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也应为我所用。此外, 在具体的鉴定制度构建过程中, 还会涉及制度设置背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司法鉴定本身作为确认案件证据的诉讼活动, 直接关系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关系法律适用是否及时和社会资源对诉讼的投入问题。因此,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应成为规范、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公正和效率, “这二者是一切现代程序设计的共同价值准则”[8], 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当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 应适用利益权衡原则, 保证刑事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1.
[2][4]余叔通, 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60.
[3]刘方启等.中美司法精神病鉴定现状比较[J].法律与医学杂志.1999 (, 6) .
[5][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353-364.
[6]陈永生.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体制改革与程序重构[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 (, 5) .
[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543.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申 请 人:赵赫 身份证:***9092818 电话:*** 住址:海拉尔铁路梅园小区153楼38号
申请事项
请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北京市具有权威性的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人诉海拉尔农垦总医院医疗侵权、过失、过错一案进行全面的司法鉴定。
鉴定项为:
1、申请人病历中的基本个人信息均为医院方随意伪造填写,还有日期前后两页病历中互不相符的,以及相关记录书写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的,这样的事实行为医方有无过错、过失及违法违规。
2、申请人痔疮术后72小时内出现高烧、头胀痛,医方的两次误诊、误治,导致病患出现颅脑内压高达380毫米水柱危及生命,痔疮术与高颅内压、细菌性脑膜炎、数次腰椎穿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
3、申请人的病例中所写患者脑膜炎性质为病毒性脑膜炎,但实际给药治疗情况却是细菌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炎两种性质的脑膜炎长期给药治疗,尤其使用抑菌素直至出院,多余药物是否会对患者的机体健康有影响,医院给出的病毒性脑膜炎性质结论是否构成过失?痔疮术后病发医院内获得性细菌性脑膜炎(各项常规检验数据完全支持细菌性脑膜炎的性质数据)是否与医方的术后治疗和护理的责任心不强有无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过失?本案中脑膜炎与痔疮手术有无因果关系?注:(人体肛门部有一动脉丛可直接沟通颅内)
4、申请人住院期间多次多处出现小面积的轻度静脉感染、硬化,12月13日分别眼、鼻等科多项检查,其病历中并无全面记录,均未见各科检查报告单。2009年12月13日在海拉尔农垦总医院住院部外科实施第一次腰穿术穿刺两针,穿刺成功一针,术中无明显不良症状,术后无腰穿记录。2009年12月14日在病患本人意识清晰状态下未取得本人及家属的同意,又实施第二次腰穿术,腰穿术穿刺两针,穿刺成功一针,术中有明显不良症状(术中失败的针刺时左腿有明显的神经刺痛),取样送检市医院的脑脊液以装错瓶为借口,导致脑脊液样本被抗凝剂污染无法做细致的菌培养,术后无腰穿记录,12月18日海拉尔农垦总医院内科为申请人做了第三次腰椎穿刺术,腰穿术穿刺四针,穿刺成功一针,术中有极为强烈不良症状(术中失败的第一针穿刺时左腿有强烈的神经刺痛,病患喊了数次疼后医生才停止进针!)三次腰穿术前术前均未做任何急救、抢救的措施准备及明确陈述术后的不良反应,这样的行为是否存在多重性严重的过失、过错和严重多次的侵权行为。
5、医方实施的数次(三针成功穿刺,5针失败)腰椎穿刺术与申请人出院后出现的腰椎间盘病变:出院后一个月:L3-S1椎间盘膨出,L5/S1椎间盘向左后脱出,2010年11月5日复查腰3-骶1椎间盘CT平扫所示:腰3-5椎间盘层面见超出椎体边缘的环形组织密度影,腰4-5椎间盘层面并见超出椎体后缘中央的局限性软组织密度影,硬膜囊受压,腰5-骶1椎间盘层面见超出椎体后缘偏左的局限性软组织密度影,硬膜囊及左侧神经根受压。有无因果关系(腰椎间盘病变因素:第五大因素:外伤:第三点:早在1935年pease首先报告在腰穿后可导致椎间盘病变,这还是正常成功的腰穿术),及损伤程度。
申请人诉海拉尔农垦总医院医疗纠纷一案贵院已经受理,本案已经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虽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从分析病历和实施情况中可以明确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多处严重过失、过错及侵权行为。申请人今为查明案件事实,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四项、《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等之规定特申请进行司法鉴定,请予准许。
此致
海拉尔区人民法院、申请人:
2010年 月 日
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区别
1、医疗事故鉴定是指国务院和有关医疗机关为了科学划分医疗事故等级,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争议,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所进行的有关医疗方面的鉴定。
2、司法鉴定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司法鉴定一般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
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
物证类鉴定,包括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和微量鉴定。
声像资料鉴定,包括对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等载体上记录的声音、图像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所反映的情况过程进行的鉴定和对记录的声音、图像中的语言、人体、物体作出种类或者同一认定。
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区别
.启动程序不同:医疗技术鉴定是由属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启动鉴定程序,解决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问题,是否赔偿调解问题。医疗技术鉴定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启动鉴定程序,给双方当事人一个“说法”,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鉴定属于自行鉴定。司法鉴定是独立于行政鉴定和自行鉴定之外的一种鉴定,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由法官启动。
2.鉴定人员组成不同:医疗鉴定人员由属地省级医学会组建省级医学专家库,地市级医学会组建属地的市级医学专家库,鉴定人员是医学专家。司法鉴定人员是由司法机构的法医主持鉴定,聘请临床医学专家参与。
3.鉴定的组织者不同:医疗鉴定由属地的医学会负责组织,并承担鉴定事务,司法鉴定组织者是属地的司法鉴定机构。
4.鉴定的内容与目的有不同:医疗鉴定多注重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认定,司法鉴定重在解决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这种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
5.鉴定的监督机制不同:医疗鉴定的监督:一是由属地的医学会对鉴定专家进行资格审查,二是属地卫生局对专家出具的鉴定文书进行审查,三是属地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再次组织鉴定。司法鉴定的监督主要是属地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区别
处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关键在于医疗鉴定,鉴定结论决定着整个案件的责任认定和赔偿计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医疗鉴定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虽然两种鉴定结论都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甚至直接被人民法院采认为定案依据,但二者在鉴定程序和实体审查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这些区别影响到鉴定人员对医学事实和法律事实的认定,也影响到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结果。
一,法律依据不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依据是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7个配套卫生法规文件,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和《中医、中西医结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同时参照现行有效的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主要法律依据则是《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以及各省市地区《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等。
二,鉴定程序不同
1,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各级医学会组织进行。设区的市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级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争议的再次鉴定工作。医学会建立专家库,专家库应当依据学科专业组名录设置学科专业组。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则由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由司法鉴定机构指定司法鉴定人、或者由委托人申请并经司法鉴定机构同意的司法鉴定人完成委托事项。同一司法鉴定事项由两名以上司法鉴定人进行,第一司法鉴定人对鉴定结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司法鉴定人承担次要责任。
2,启动鉴定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接受:(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共同书面委托;(2)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当书面移交委托;(3)司法机关(法院)委托。
而司法鉴定机构则接受:(1)司法机关(法院)当事人的委托;(2)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过律师事务所的委托。
3,听证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专家鉴定组组长主持,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1)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陈述意见和理由。陈述顺序先患方,后医疗机构;(2)专家鉴定组成员根据需要可以提问,当事人应当如实回答。必要时,可以对患者进
行现场医学检查;(3)双方当事人退场;(4)专家鉴定组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陈述及答辩等进行讨论;(5)经合议,根据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应当予以注明。
司法鉴定对听证程序没有强制性规定,实践中法医通常效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先由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陈述意见和理由,再由内部聘请的医学专家提问医患双方,必要时也会检查患者。
4,鉴定级别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为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受理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或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组织再次鉴定必要时,对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商请中华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分为初次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复核鉴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初次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或复核鉴定,但要符合一定条件,比如要求补充鉴定的必须是:(1)发现新的相关鉴定材料;(2)原鉴定项目有遗漏。而要重新鉴定,则要满足以下条件:(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超越司法鉴定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进行鉴定的;(2)送鉴的材料虚假或者失实的;(3)原鉴定使用的标准、方法或者仪器设备不当,导致原鉴定结论不科学、不准确的;(4)原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有矛盾的;(5)原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6)原司法鉴定人因过错出具错误鉴定结论的。
5,鉴定时限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7日前,将鉴定的时间、地点、要求等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自接到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之日起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一般从受理之日起应当在15日内出具司法鉴定文书。如确需延长的,经向委托人说明理由,可延长至30日。复杂、疑难案件的鉴定时限确需延长的,经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并征得委托人同意,可再适当延长。延长期不得超过60日。鉴定过程中需要补充鉴定材料所需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
三,鉴定结论不同
1,内容不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1)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要求;(2)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和医学会的调查材料;(3)对鉴定过程的说明;(4)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5)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7)医疗事故等级;(8)对医疗事故患者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其中第(6)项责任程度分成四个级别:完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
司法鉴定结论内容包括受理日期、委托人、委托事由、鉴定要求、送鉴材料情况、检验或者检查过程、鉴定(检验)结论或者审查(咨询)意见、鉴定(检验、审查、咨询)人以及其它应当包括的内容。其中重点是对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比例或损失参与度。
2,形式不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印章,专家鉴定组成员不签字。
司法鉴定结论上必须有鉴定(检验、审查、咨询)人的签名,并且需要注明专业技术职称,对鉴定结论进行复核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在司法鉴定文书上签名。司法鉴定文书经签发人签发后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四,法庭质证不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在法庭时质证时,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但不能申请人民法院传唤鉴定专家到庭接受质询。
而质证司法鉴定结论时,不服结论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传唤司法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司法鉴定人应当按照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的要求按时出庭。司法鉴定人出庭时,应当出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并应依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回答司法鉴定相关问题。
鉴于医疗鉴定结论在处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医患双方无论选择什么途径解决纠纷,都要了解两种鉴定的主要区别,根据实际案情选择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以达趋利避害之效果。
机构名称: 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锡烈 机构负责人:杨春松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5号
电
话:010-82693878 邮 编:100091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微量物证鉴定、声像资料司法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
杨春松 许溥博 金怡珠 王智慧 涂光忠 沈亚中 崔志刚 詹楚材 李纬东 翟建安 杨东明 庄洪胜 杨文涛
机构名称: 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焕明
机构负责人:邓亚军 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空工业区B区裕华路28号 电
话:010-80481722
邮
编:101300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痕迹司法鉴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
吴东颖
李胜霆
田薇
邓亚军
胡松年 赵辉
冯小黎
张峰 孙建东
张广宇
机构名称: 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徐显明
机构负责人:张方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电
话:010-62229792
邮
编:100088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
刘革新 肖承海 陈碧 王建强 陈大光 郭金霞 张鹏莉 张方 张小宁 杨绿君 洪坚 王杏捷
机构名称: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翟恒利 机构负责人:翟恒利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 机构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银闸胡同25号 邮编:1100038 电话:64049330 执业司法鉴定人:
万金华 庄明洁 余伯健 王克峰 任洪福 李玉奇 路健 鲍丽玲 郭传太 纪桂兰
郭克弘 赵淑珍 王桂香 王琪 渠玉蓉 王越英 王伶 梅桂森 王晓慧 何玺玉 祝扬 刘雅诚 许可证号:101105018 机构名称: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盛小列 机构负责人:盛小列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机构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编:100081 电话:62184929 执业司法鉴定人:
王忠诚 王虹峥 唐伟松 李舜伟 程东源 于生元 马承宣 张保宁 刘桐林 刘宗惠 王佩燕 罗爱伦 左明章 纪宝华 王象昌 刘玉洁 林景荣 吴连方 贾乃光 沈向东 樊朝美 李树人 张懋植 刘维靖 赵守琴 柴枝楠 秦雨春 梅忠魁 李克华 王 军 徐庆中 邹万忠 何祖根 高东英 黄尚志 陈 东 李一石 李河民 聂惠民 周仲义 金维克 张 亮 毛小茂 杨 莉 卢世璧 顾倬云 翁霞云 张宏 李晔雄 范飞 邹丽萍 耿荣 王立文 虞人杰 王以朋 臧美孚 钟守先 郑宏 张洪 李高峰 韩文科 梁连春 杨志生 张伟 方俊林 叶启彬 姜毅 李比 凌锋 李莉 陆星华 乔群 文昭明
贵院受理的XX集团与XX热电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我方对原告提供的《建设项目竣工报告》这一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变造而成,该证据“备注”栏中关于管辖、免责等内容的条款均系篡改、变造而成,不具备法律效力,现根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申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贵院审理本案时,对该证据原件应进行质证,并应根据司法鉴定的结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认定,若原告不能出示该证据原件或证据原件系篡改、变造,贵院应依法判决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
若查明该证据系篡改、变造,贵院应依法以妨碍民事诉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若无不当,请准予所请。
申请人:XXXX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一、对申请人的伤残状况作出伤残等级鉴定;
二、对申请人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进行鉴定;(部分地区不给鉴定,南方有的地区有鉴定的)
事实与理由
XXX诉XXX一案,经住院治疗XXX被确诊为右胫骨外髁粉碎性骨折,伤情比较严重。申请人至今活动很困难。从20xx年X月XX日事故发生以来,申请人至今持续误工。申请人需要休养、需要护理。故申请贵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请求事项给予鉴定,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XX
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是以会计专业知识,包括会计学原理、会计实务知识、会计核算和审计的技术与方法,作为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手段,是在诉讼活动中提供证据而运用的。所以,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必须符合法定的要求。
一、会计专业知识与有关法规知识,是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基本内容
(一)会计专业知识。
会计专业知识包括会计原理,处理会计业务;会计核算知识,处理经济业务的收支账目、凭证的方法和技能。在查处贪污挪用等刑事案件中,利用会计原理及核算技术方法,查清有无问题。
(二)会计法规知识在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中的运用。
会计法规知识的重点就是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分为农业、工业、商业、机关事业等等,它是按《会计法》制订的各种会计制度,是会计人员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准则,对于审查会计核算资料的制作、整理和保存是否合乎制度规定,判明核算资料是否正确、是否合法,可以分清会计人员之间的责任。作为构成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内容,除了要了解发案单位这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同时还要了解有关会计核算的工作程序及手续方面的制度。如原始单据的整理、处理,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等,必须按会计制度规定进行处理。只有掌握这些知识,才能正确运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据以检查和验证所要鉴定的会计核算资料是否正确、合法。找出核算存在的问题,按规定分清有关人员的责任。比如一个单位的财务手续健全,对钱、物、收支、入库领出既履行审批,又有据可查,形成内部互相制约的手续制度,会计的账目清楚,堵塞了漏洞,不易发生贪污等问题。反之,一个单位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且账目混乱,势必给贪污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在侦破这类案件时,首先从混乱的账目中找出问题,然后经过整理,把发现的线索,逐笔顺藤摸瓜,即可打开缺口。
二、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方法
运用审计技术作为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审计技术是以会计核算技术为基础的,正确掌握和运用审计技术,必须具有一定的会计核算基础知识。所以,在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中,由于司法会计鉴定的对象是会计账目、凭证等,所涉及的是各类社会组织的会计核算资料和财产,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业、商业、交通业和银行等的会计核算,这些都需要以审计技术同会计核算技术相结合,从而形成正确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目前,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方法按范围分有:全查法、抽查法、分析法、盘点法等等。这些方法如何运用,根据具体案件线索选择合适方法。常用的鉴定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审核法。
对需要鉴定的会计凭证、账目、原始单据等,逐项进行审阅其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合法;每笔数量、金额、合计是否正确;数字衔接如有错漏、重复、涂改问题,要进行计算,找出事实真相。
(二)核对验证法。
是对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原始记录之间,以及账目和财产实存之间数字是否真实、正确的验证方法。对于虚报冒领,重复报销的案件,采用核对验证方法,通过对账证金额核对,对实物财产的清点与账面数字比较,从而查出问题所在。
三、司法会计鉴定技术的运用策略
司法会计鉴定不仅从技术上搞清行为人是否在账册、票据、凭证上弄虚作假、违反财经制度,而且能够取得证明犯罪的作案手段、具体时间、过程和数额大小等证据。因此在查办经济犯罪案件中正确运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策略,对查明案情,准确适用法律,保证办案质量,都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鉴定方案。
在受理每一鉴定案件前,首先要向案件承办人和涉案人所在单位详细了解案情,明确案件的性质、鉴定内容、鉴定目的及所需解决的问题,根据鉴定要求,全面细致地审核案卷及财务资料,认真查阅有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及辅助材料是否齐全,还需要补充何种材料,同时要全面了解涉案单位的财务活动、财务制度及会计核算等情况,特别是双方当事人争议、分歧的焦点要明确,只有这样,才能切中要害,有的放矢,确定审查重点和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鉴定方案,为顺利完成鉴定工作提供保障。
(二)注重选择查证涉案资料的时机。
只有对涉案财务会计等资料的鉴定把握好时机,防止盲目进行,才能缩短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1.对于举报案件线索明确、在证据上易发生变化的,要先查证涉案资料。防止涉案人员毁灭、隐匿、涂改账目。2.对于举报线索不明确的要先行查证。现在的举报线索多数是一些表面现象,必须首先查证是否有犯罪行为,掌握涉案资料的重要犯罪证据,为此案快侦快结打下基础。3.涉案资料的查证与其他取证方式交替使用,密切配合。一方面可通过讯问嫌疑人,为侦查工作提供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财务资料的查证来核实嫌疑人作案的账面痕迹;还可通过查账和调查取证,进一步扩大案件可能涉及的范围,达到揭露犯罪,制服犯罪的目的。
(三)运用正反两种假设的方法进行查核验证。
一是作肯定性假设的查核验证,就是根据介绍的情况,审阅账证资料,核查弊端,解剖疑点,弄清舞弊手法,核实犯罪数额,暂先肯定为违法事实;二是对肯定为违法事实的材料再作否定性假设的查核验证。所谓否定性假设的查核验证,就是鉴定人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为涉案人辩解和辩护,进行差错性设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涉案人由于会计业务水平低下等原因而使账务处理混乱,以致形成犯罪假象。经否定性假设验证后,如不存在差错性问题,确实存在肯定性犯罪事实,才能达到高质量的验证。如不运用否定性假设的验证方法,其验证的结果必然立足不稳,经不起涉案人的辩解和反驳。因此,运用否定性假设的验证方法至关重要,是鉴定结论做到实事求是的保证。
(四)重视账外信息,捕捉假账疑点。
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有的不能完全直接从该单位的会计资料中反映出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有时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的侦查视线应当从会计资料中跳出来,从账外搜索或捕捉信息。如:司法会计人员可与发案单位联系,利用当地审计部门的名义到涉案单位查账,可以听取被查单位的领导、会计、出纳等有关人员对单位的基本情况介绍,观察有关当事人的反映;根据涉嫌对象的生活方式水平与收入的悬殊情况作为查证其犯罪的疑点。
(五)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与其它技术侦查手段密切配合运用。
在查账过程中, 根据查出的问题, 可及时采取其他侦查技术手段, 以进一步发现犯罪事实, 扩大线索的来源和收集证据的范围, 彻底查清案情。例如:在查账时, 发现有涂改、伪造单据, 账目的情况时, 可通过文字检验鉴定手段来进一步核实查清问题;在讯问中, 利用视听资料来固定口供, 结合司法会计鉴定技术的运用达到证供合一;在账务中发现的涉案会计资料涉及到的该单位或其他单位的有关人员, 可采取侦查措施获取相关的证人证言, 以更加充分的发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证明作用。
(六)验证取证后应进行复核查实。
司法会计鉴定是非常严肃的工作,绝不能草率从事,马虎定性,随意结论。为确保执业的谨慎性和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在鉴定人完成验证取证后,应另外选派有鉴定经验的人员进行复查核实。复核的内容:一是复查案情介绍,弄清案件内容;二是按照经办鉴定人的验证方法逐项复核工作底稿和证据材料,从中查找疏漏。如发现证据不充分或推理不确切时,要求经办人重新验证或补充证据;三是把全部证据有机联系起来分析、推理和综合论证;四是换位思考,站在涉案人或辩护人的位置上提出质疑和辩护。通过上述复核和论证,弄清事实,准确定性,客观公正地做出鉴定结论。
四、司法会计鉴定的文书规范
司法会计结论,是一种技术性诉讼证据,它在鉴定结论表述上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简洁性、科学性和唯一性应是其本质特征和终极标准。杜绝鉴定结论表述语言不规范、导致结论不便采用的情况,提高司法会计工作成果。
五、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步骤
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是司法会计鉴定人,从接受鉴定委托开始,直到做出鉴定结论这一期间的全部工作。
(一)准备阶段。
就是鉴定人接受鉴定委托后,在鉴定工作开始前为鉴定要做的准备。鉴定人了解鉴定的目的、要求和范围;了解案情,听取办案人的案情介绍,鉴定人掌握案情后,收集鉴定所需要的会计核算资料,如会计凭证、账目、报表等。
(二)进行阶段。
在对案件鉴定的过程当中,要做好鉴定工作记录和鉴定工作登记、整理、计算汇总等等,要做到严肃认真、慎重对待。因为,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鉴定的结果都涉及到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如果出现错误的鉴定结论,鉴定人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终结阶段。
鉴定人根据案件需要审查的会计资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做出鉴定结论,并出具司法会计鉴定书。同时要做好法院审判阶段,鉴定人出庭做证的发言提纲,鉴定人出庭作证,要阐明司法会计鉴定书的基本内容,鉴定结论依据的理由和根据要令人信服。
薛宝玲究竟有没有疯,她疯疯癫癫的样子与受辱经历到底有多少关联?要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通过司法鉴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几乎没有多少明确的理由,两年之内薛宝玲竟被要求进行了多次省级鉴定。拖着病体四处奔波,她也许已经感受不到多少痛苦。而在旁人看来,这样一次次重复的鉴定过程无疑是荒诞的。
鉴定没完没了
2004年11月初,王建国将薛宝玲带至他的老家陕西铜川市。"因为铜川市民政局答应给薛宝玲办理医疗救助,手续都准备好了,但薛宝玲的户口不在铜川,最终没有办成。"王建国说,即便如此铜川市民政局还是给了他2000元钱给薛宝玲看病,"工作人员又另捐了700多元"。
铜川之行,援助团的学生给了王建国最后一笔2000元的资助,11月3日,加上孟州房东代恩芳的资助和陕西省司法援助中心、铜川市妇联工作人员的捐助,薛宝玲凑足了住院费,入住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自2003年遭遇不幸后,薛宝玲终于有了第一次系统治疗。
王建国说,刚入院时,薛宝玲常光着身子乱跑,叫唤着"我没犯法",也就是现在这种急促的"咦唛噢"声,"殴打护士,一把揪住护士的头发,4个人都按不住她,我们情急之下只能掐她的脖子,把她掐得眼睛翻白了她都不肯松手"。
一段时间的治疗后,薛宝玲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攻击倾向减退,但2005年3月,因为欠费累计达6000多元,薛宝玲不得不中途放弃治疗。
"这笔钱至今还欠着,出院后,我在医院旁边租了间房子,过段时间就去开药。这期间主要靠社会的资助,有一个教授的老婆同样患有精神病,同情我的遭遇,借给我几万元。"但薛宝玲每个月仅医药费就要两千多元,在孟州,好心的房东代恩芳瞒着家人每个月偷偷将自己的退休金打入王建国的账号。
由于上诉状被作自动撤回处理,一审判决生效,王建国在援助律师梁标的指导下着手准备另行起诉。
"我把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诊断书、病历寄到南宁,法院不受理。"王建国于是在2005年4月18日再赴北京上访。
"2004年一审时,因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拒绝出具薛宝玲的病历和诊断书,连复印都不肯,只给我们写了一份证明,庭审时,法庭认定我们缺乏医疗证据,造成很大被动。"
这个教训让王建国对另行起诉的准备工作倍加小心,于是,在陕西期间,他给薛宝玲做了两次鉴定。
一次为医学鉴定,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2005年10月18日作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鉴定结论,记者看到这份鉴定中描述:意识淡,表情呆滞,幼稚,注意力不集中,意志减退,情绪不稳,易激惹,不停乱动,打咬家属或撕纸,问话不答,但不停自语"我没有犯法"。且言语不清,精神检查中交流困难,无自知力。
10天后,陕西省劳动鉴定委员会对薛宝玲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二级伤残,大部分护理依赖。记者看到,鉴定书上标注: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004年,南宁市公安局曾委托广西龙泉山医院对薛宝玲做过一次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结论为:情绪反应,并肯定情绪反应与被猥亵有因果关系。
但这份鉴定并不能作为薛宝玲另行民事诉讼时的证据,梁标解释:"一则,这个鉴定当时是为刑事审判服务;二则,对薛宝玲的精神病状况描述并不具体,只是强调了因果关系。"
在拿到了西安的两份省级鉴定报告后,王建国向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5年,我们多次向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医疗预付款和已经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但一直没有得到法院的回应。"王建国说。
他掏出了两份鲜红的结婚证告诉记者,为方便对薛宝玲的医疗救助,也为了方便他名正言顺替薛宝玲打官司,铜川市民政局在2005年8月19日给二人办理了结婚证。王建国与薛宝玲1995年开始同居,3年后公开。当时,铜川市民政局要求王建国写了一份"坚决不离婚,照顾薛宝玲一辈子,直至自然死亡"的保证书。王建国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开庭遥遥无期
2006年2月15日,王建国终于收到了南宁市青秀区(原新城区)人民法院的交费通知,要求接到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将5958元诉讼费缴至法院指定账户,并凭交款凭证至法院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王建国于是东凑西借筹集到了这笔诉讼费,原定当年5月11日开庭,"但开庭前一天,法院却让我们作自动撤诉处理,要求先对薛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认定,如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需由薛宝玲户籍所在地的法院指定一名监护人。"
"青秀区人民法院表示,按照规定只退50%诉讼费,但只要我们撤诉就可以照顾一下,退70%,如果不退,到时候判我们败诉,一分钱都拿不到。"王建国告诉记者,他只得按法院意思自动撤诉,"我们属司法援助,又出具了特困证明,原本就不应收诉讼费的"。
无奈之下,薛宝玲的母亲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薛宝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5月18日,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郑州弘正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委托对薛宝玲做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同样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民事行为能力"。5月26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判定薛宝玲无民事行为能力,指定薛宝玲的母亲为监护人。
受薛母委托,王建国于6月6日再次向青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南宁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与南宁市救助管理站赔偿薛宝玲医疗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73万余元。
但这一次立案过程同样坎坷,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仍旧要先预交一半受理费,共计7000多元。此时,王建国和薛宝玲已从陕西回到河南,虽然觉得这笔受理费交得冤枉,王建国还是让梁标在南宁代为办理,"5月撤诉的退款当时还在法院,但法院要薛宝玲的监护人,也就是老太太到南宁,才能退这笔钱,我有委托书也不行"。
王建国于是将薛宝玲托付给房东大姐,冒着高温陪近70岁高龄的薛母到南宁。7月14日,如数缴纳受理费后,青秀区人民法院通知王建国9月11日开庭。
4天后王建国回到孟州,薛宝玲看到她就"呀!呀!"大叫,"这是她的另一个习惯,看不到我的时候就呀呀叫,如果我不回应一声,她就会情绪激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正如王建国的担忧,9月11日最终未能开庭,8月31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连续下达两份通知:南宁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青秀分公司以许多证据发生在河南和陕西,路途遥远,无法在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为由要求法院延长举证期限,法院予以准许。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是否到河南、陕西调查取证了,我们也不知道。"一个多月后,迟迟没有得到开庭通知的王建国不断追问开庭时间,"法院说我没资格和他说,要律师来讲。"
此时,马兴发已经刑满释放,梁标介绍,法院又追加了马兴发与保安总公司两个被告,"估计他们想把责任推给马兴发,但马兴发拒签",梁标说。
时间一晃到了12月22日,青秀区人民法院又通知梁标,南宁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对薛宝玲所做的几次司法鉴定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
梁标说:"保安公司认为薛宝玲没有精神病,我们有那么多证据,对方还提出质疑,法院还认可了,估计对方想拖。"
这一拖又是两个月,保安公司方面最初提出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司法鉴定,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前4份鉴定都是省级认定,再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鉴定,同样为省级,没有意义。
一番磋商后,决定到司法部设在上海的司法鉴定中心,王建国几乎每天一个电话催问梁标鉴定的日期,但梁标从青秀区人民法院那里得到的消息总是上级法院尚未批复。
直至今年3月9日,梁标这才接到要求薛宝玲赴上海鉴定的通知。
上诉长路
漫漫薛宝玲拍了拍肚子,示意要解手,王建国又慢了一步,尿液已经顺着薛宝玲的大腿流下来,床单沾湿了一大片。薛宝玲最近一次较为严重的犯病是在2006年7月底,见人就打,房东代恩芳替他凑足了医疗费后,将薛宝玲送至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但同样因为欠款,薛宝玲又在两个多月后被迫出院,"600多元欠费还是护士长垫付的。"王建国说,医生都冲他发火了:"这样的人放到社会上去,出了事,谁负责?!"
"在西安期间再坚持治疗三四个月,情况就会好多了,但实在没钱。"王建国辛酸落泪。"房东大姐已经借给我好几万元,甚至把亲戚的钱都借来给我用了。为这,她没少被亲戚骂。这次到上海来,她又给我卡里打了500元。"
王建国透露,郑州市中原区民政局年前给了他3000元给薛宝玲看病,接下来将为薛宝玲办理低保。
薛宝玲的一双儿女自薛宝玲出事后一直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五一节,带着孩子们在公园玩了一天。"如今女儿已经念大学,儿子也已经14岁,两个孩子一直追问母亲到底怎么了,王建国躲躲闪闪。
今年春节,王建国终于让儿子见到了薛宝玲,"孩子乐滋滋跑出校门看妈妈,见到薛宝玲的样子,孩子都吓傻了,哭都哭不出。"当天,王建国拉着薛宝玲与儿子合影,薛宝玲突然扑向儿子,差点将儿子打伤。
"还没敢让女儿见薛宝玲。"王建国说,他们在孟州租的房子距离薛宝玲娘家不过10里路,但几年间,王建国一直没有敢领着薛宝玲回娘家。"老太太都是偷偷跑来看女儿,家里还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老奶奶,身体都不好,要是看到宝玲的样子,两条老命都没了。"
薛母每个月4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活3个老人,还要时不时资助一下不幸的女儿,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薛宝玲现在每个月的医疗费都在2000多元,每天服用3种精神类药物,都是最大剂量,由于毒副作用强烈,还需同时服用4类妇科药物。"每2个月做一次全身检查,现在,肝脏、心脏、肾脏都有问题。当务之急是法院必须先予以执行一部分费用治疗,不能再耽误了。"
但无论是王建国,还是梁标,或者是曾经救助过他们的明亮与滕彪,都强烈地感觉到被告方在使用"拖延术"。
梁标说,对方就是想拖,不知道这次的鉴定结果出来后,对方又会怎样节外生枝,"估计还要一两年。"梁标在代理薛宝玲的案子后不久就被调至另一个城市工作,王建国说,梁标曾多次私下表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法院都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但他不过是一个援助律师,"有压力"。王建国对记者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外界律师的援助,"当初有学生援助团时,梁律师不方便做的事,可以由援助团操办。"
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律师在上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联合律协研究薛宝玲案,必要时成立法律援助团,"倘若法院最终将板子打在犯罪的保安身上,受害人即便胜诉也可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保安显然没有多少支付能力,那赔偿就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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