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化交流会

中德文化交流会（推荐8篇）

中德文化交流会 篇1

活动背景:由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益处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发展层面，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广义点来说，加强中外交流，是一项近期也是长远的投资，是关系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举措。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和谐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势必对世界各国都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活动目的和意义:引导德国友人走向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启发德国友人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促使德国友人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和西方的权利思想相辅，从而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图画。为了更好的弘扬中国文化，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学习使用中国的筷子，特此邀请了20对德国有人来石家庄文化交流。接待时间：2013年8月11日

接站地点：北京国际机场转高速至石家庄（54座奔驰豪华大巴）接待人数：20对德国友人

活动时间：8月12日—14日（13日为七夕）

活动地点：主会场：石家庄市人民会堂；分会场：藁城国大御温泉度假小镇、正定大佛寺和荣国府。

入住地点：石家庄市燕春大酒店

活动安排：

一、8月11日入住燕春大酒店，晚上六点半安排聚餐，为国际友人接风。

二、①8月12日上午九点在人民会堂举行中德文化交流会开幕式，领导发言。进行传统文化艺术表演，双方互相了解各国以及部分地区的民族风情。参观河北省博物馆。

②8月12日下午2：30在人民会堂进行游戏互动：1.以情侣为单位分成二十个小组进行2人3足游戏，比赛以淘汰制进行，每轮淘汰五组，确定前三名并分发奖品，以达到暖场目的；2.以两人为单位分成二十个小组进行用筷子吃面条比赛：每组两小碗面条，小组两人一前一后吃面条并计算累加时间，前三名分发奖品。

三、8月13日早八点，驱车前往藁城国大御温泉度假小镇，让国际友人享受温泉;并进行吃饺子大赛：以情侣为单位分成二十个小组，互相喂对方吃饺子，每组一盘饺子，用时短的小组获胜。规则：喂对方吃饺子不许用筷子插饺子吃和弄烂饺子，违者加罚俩个饺子：取三名胜利者，获赠藁城宫灯一个。而后吃农家饭，喝农家自酿白酒。住豪华情侣套间，感受中国情人节的特色。

四、8月14日早晨八点，驱车前往正定荣国府，参观荣国府，感受红楼梦中人，体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参观完以后进行游戏互动，以情侣为单位分成二十个小组进行夹花生豆比赛，从一个盘子里夹到另一个盘子里（每盘有定量花生），先夹完者获胜，并赠送德译版《红楼梦》一本，每位参与者赠送青花瓷筷子一双。下午3点前往正定机场，送走国际友人。

预算：燕春酒店大标间（贵宾楼层）：498元/天*20人=39840元

国大御温泉：186元/位*50人=9300元

荣国府门票：30元/位*50=1500元

奔驰豪华大巴：1000元/天*4=4000元

比赛所用道具：100元

藁城宫灯：80元/个*3=240元

红楼梦：100元/本*3=300元

青花瓷筷子：30元/个*40=1200元

共计： 56480元

注意事项：1.注意德国文化禁忌；

2.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出现意外能迅速果断的做出处理措施； 3.活动物资需要在活动开展之前1天准备好，以便提前检查活动物资是否齐全和可用，包括准备备用物资；

4.人员分工需提前，如有任务安排，需要主动了解进度及可能遇到的困难；

5.活动开展提前1个小时，集合工作人员，确保工作分工，讲解注意事项；

6.多拍照，多记录，以便活动后宣传。

7.活动后要与工作人员及时总结记录，如问题及建议、较好的地方、目标完成情况等等。

1101181105 许云轻

1101181113 许

中德文化交流会 篇2

田世宏表示,电动汽车是21世纪汽车工业发展新的里程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并出台了具体指导意见,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他指出,标准化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国家标准委会同国家工业信息化部、科技部、能源局等有关部门,构建了部门间的标准化协调推进机制,共同推进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及设施标准体系建设,已发布电动汽车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78项,初步建立了电动汽车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委将继续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地方管理机构,产、学、研各界,不断完善我国电动汽车技术标准体系,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和规范,同时也为全球电动汽车标准化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田世宏强调,中德两国同为制造业大国,在电动汽车标准化上有许多共同需求,面临着诸多共性问题。近年来,中德电动汽车标准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合作成果显著,中德电动汽车标准化技术合作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会议总结和回顾了中德新能源汽车在研发、示范推广、气候保护等方面取得的广泛合作成果和中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发展现状、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制修订以及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等相关情况。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政策措施有效推动产品技术提升、市场环境培育、商业模式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底,中国累计生产各类新能源汽车11.9万辆,年度产量达到8.49万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部分城市和区域逐步形成网络,截至2014年6月我国共建成电动汽车充换电站593座,交直流充电桩2.7万个;国家、地方支持政策陆续出台,系统部署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充电设施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充换电和充放电设施标准体系分别为58项和20项,标准计划项目51项。国际标准化工作取得突破,中国专家积极参加了IEC/TC 69(电动道路车辆和电动载货车技术委员会)、IEC/ TC 23(电器附件技术委员会)和ISO/TC 22(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等有关工作组的工作。

近年来,中德在新能源汽车各相关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延伸。在研发方面,2010年6月中德共同启动了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相关研究及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示范推广方面,2011年6月中德签署了关于可持续交通、节能减排和创新交通技术的谅解备忘录,为双方开展对口示范城市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在继续深入开展城市间电动汽车互动示范运行方面达成了共识;在支撑环境体系方面,中德签署了关于气候保护和电动汽车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明确在商业模式创新、可再生能源融合、低碳交通体系等方面开展深入的合作。

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巡视员瞿国春、德国联邦经济部创新与信息技术司副司长杨森博士(Dr. Janssen)进行了主旨发言,介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推广、标准制定等情况和中德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德国标准化协会马奎特先生介绍了中德电动汽车标准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成果。中德双方多名专家就电动汽车领域的具体技术问题做了相关报告,并与参会专家互动,展开深入的技术交流。最后,德国标准化协会马奎特先生和国家标准委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红对当天的会议作了全面的总结。

80年代初的中德文化交流 篇3

中国和联邦德国1972年10月建交，但文化交流并不广泛。1979年10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根舍在波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个协议签订以后，文化交流才真正多了起来。1979年10月，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一行220人来华演出，引起轰动。访华前，我去拜访过卡拉扬。1980年，话剧《茶馆》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三国十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历时50天，是新中国话剧历史上第一次出国演出。我为这次演出做了部分准备工作。

1981年，中国京剧院派出70多人的演出团，首次参加了科隆的“世界戏剧节”，并于6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西德各地和瑞士巡回演出。我参与了长达半年的筹备工作，并在西德的演出中全程陪同，至今记忆犹新。

筹备工作几经周折

事情的起因是，听说我在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寻找合适的项目，我的德国朋友，波恩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施瓦策尔向我推荐了当年将在科隆举行的“世界戏剧节”。这是当时欧洲颇有影响的文化戏剧活动，他介绍我去同世界戏剧节组委会秘书长维特曼谈谈。

维特曼告诉我，欧洲是世界古典和现代戏剧发祥地，参加世界戏剧节的有多国艺术家、文化人和各种剧团。如果有中国京剧团参加，一定能增加戏剧节的光彩。我感觉，利用戏剧节弘扬中国传统京剧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欧洲人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慕之心，这可以让西方看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恢复传统文化上的决心和行动。

按照《文化合作协定》，两国文化部门每年要签订年度文化交流协议。经过谈判，我代表使馆文化处，以中国文化部的名义和德国外交部（德国联邦政府没有文化部，只有外交部文化处）签订了协议，把参加戏剧节列入交流项目。

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管理体制不同，中国由文化部负责，德国外交部只负责签协议，具体事务都由戏剧节组委会按照商业规则进行。中方负担国际机票和演出人员补贴，其余费用都由德国演出公司出。德方到中国的交流项目也是同样的。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再次感到德国人的严谨和“抠门”。所有细则都要列入合同，一切按合同执行。如后来有的中方演员生病了，因为此项没有列入合同，看病的费用德方就不肯出。

从国内的出访角度考虑，希望能多去一些国家。一开始考虑去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四国巡回演出，但由于戏剧节的时间是夏季，这是西方人的休假季节，法国和意大利没谈成。而维特曼从商业角度考虑，总想尽可能多地安排演出场次，以增加门票收入。所以，除了科隆戏剧节三天外，其他城市的巡演都是大城市两天、小城市一天，从南到北来回跑。

中国京剧院当时有三个团，出国演出这样的好事，一开始都争着来，但一听说是这样紧张的演出安排，又不想来了。维特曼对中方的反复很不适应，我夹在中间，只能两边做工作。好在国内总算同意了这样的安排，最后决定由京剧院一团来德国演出。

德方需要中方提供演出剧目和剧照等，以订剧场、制作海报和节目单，但左催右催催不来。按照国外的习惯，大城市的歌剧院通常提前一年半就预定出去了。举办世界戏剧节的科隆，剧场更是紧俏。等到终于可以订的时候，科隆大剧院已经订不上了，只好订科隆体育馆了。

1981年4月，国内派了3个人来打前站，一个负责舞美的，一个负责音响的，还有一个是文化部的翻译老洪。

老洪我早就认识了。文革前，他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100多人来华演出。我作为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大学生，被借调到对外文委，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认识了老洪。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常常碰到。

打前站的小组带来了剧照和剧目等。剧目要翻译成德文，还要印刷。照片很粗糙，但德国人的修片技术很好，做出来的海报效果不错。海报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中国京剧团来了！”我说：这么简单啊？对方说：越简单越好呢。后来果然效果不错。所有演出场所的票，全都售罄了。

我开车带着打前站的3个人，沿着演出路线，看场地、订食宿和安排交通工具。准备工作极其繁琐，好在都一一落实了。

“京剧文戏接近于欧洲古典歌剧”

代表团一共70多人，50多个演员，20多个工作人员。除杨春霞60年代到西德演出过，其他演员都是第一次来德国。

作者（后排右一）与来德访问的中国京剧院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袁世海。

第一天到德国，演员们坐在宾馆大堂等候入住时，几个演花脸的演员摘下帽子，齐刷刷的五六个大光头，引人注目。后来熟了，他们告诉我，早就给团里打了几次报告，申请买假发，团里都说没钱，不给买。

中国京剧院带来了三套节目，轮流演出。武戏有《大闹天宫》《野猪林》《虹桥赠珠》《档马》《三岔口》等，文戏有《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秋江》《拾玉镯》等。

本来订体育馆是无奈之举，但后来意外发现它的好处。相比歌剧院，体育馆能容纳更多的观众;歌剧院除了幕间外不能鼓掌，在体育馆却可以尽情地跺脚、拍凳子、叫好，气氛热烈。

三场演出，2700个座位的体育馆每天座无虚席。几百名观众从外地赶来，买不到票，就站在门口不走。我跟德方商量，卖站票给他们，凡事一板一眼的德国人就是不同意。后来我让人悄悄打开侧门，放了一些观众进来，让他们在后台看演出。

压轴戏往往是袁世海和杨春霞合演的《霸王别姬》。袁世海戏一完还来不及卸妆，就在后台被观众和记者团团围住了。看到德国观众这么热情，他很惊喜。应大家要求，他简略讲述了8岁从艺以来近60年的舞台生涯。

他还乘此机会征询意见，问京剧文戏能不能被欧洲观众所接受。一位德国戏剧研究者说：“有些观众喜欢武打戏的热闹场面、高难度技巧和精确配合，但是很多人会更喜欢文戏，因为欧洲观众有观看歌剧的传统，而京剧文戏接近于欧洲古典歌剧。”一位戏剧家说：“不仅如此，中国京剧对德国现代戏剧有不小影响。如京剧中的‘间离效应‘写意和‘象征性手法，都被德国戏剧所借鉴。京剧《赵氏孤儿》曾被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为一出德国剧。”一位德中协会的负责人说：“我尤其喜欢《霸王别姬》。这个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戏，有英雄与美人，虽失败却有英雄气概，伴有优美的歌唱、念白与舞蹈，情节动人，很像欧洲的古典歌剧，欧洲人会喜欢的。”还有一位德国朋友说：“德国人看歌剧同中国人听京剧是一样的，都在‘听，在于欣赏，在于心灵的纯净。我还希望能看到京剧的整本戏。”这些话让他十分高兴，约我当晚到他那里去坐坐。

当晚，我如约到袁世海住处去。他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1974年8月的一天傍晚，他和3位京剧老演员接到通知，到周恩来那里去谈谈。坐下后，周恩来热情地说，白天没有空，晚间趁吃晚饭时请你们到这里来，略备些菜，我做了些狮子头，请大家尝尝，随便谈谈。

周恩来说，自己也是一个戏迷，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戏，喜欢看家乡的越剧，也喜欢各个地方的戏。席间，他提出了京剧文戏能否走出去的问题。他说，现在出去演出的都是京剧武打戏。有人告诉他，文戏出去外国人听不懂看不懂，可能站不住脚。“京剧外文翻译为‘Peking opera很准确的，‘opera是歌剧的意思，京剧文戏同西方歌剧是十分相近的，当年梅兰芳先生出国演出引起轰动也是京剧文戏啊。你们是行家，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否合适，还要拜托各位做些试验。”

袁世海告诉我，这次来德国，就是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做个试验。“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朋友们的称赞说明了这个试验是够成功的。”

14天跑7个城市

京剧团除参加科隆的世界戏剧节外，还进行了巡回演出。70多人分乘两辆大巴，大使馆派了一辆小车，维特曼等人开另一辆车，还有拉道具的皮卡、送饭的小车，组成一个车队。德国公司雇了两名翻译，中国文化部派了5名翻译。

巡回演出一共14天，要跑7个城市。每天上午8时开始排练，晚上演出。下戏后吃饭，装车，赶路。赶到另一个城市时，往往是凌晨一两点钟了。日程很紧，连日奔波。

这么大一支队伍，住宿就是件麻烦事。小城市没有能住下所有人的大饭店，只能分住两三家饭店，甚至需要到另一个城市住宿。有的地方，只能两人挤一张大床，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

吃饭也是大问题。京剧演出的惯例是，演员上台前先吃点心，但不能吃饱，演出结束后再吃正餐。散场后一般晚上10点了，再乘车去中餐馆，吃完就夜里12点多了。由于时差、疲劳，菜品油腻，演员们胃口都不好。有的演员就不想出去吃饭。后来，改为晚餐也跟演出前的点心一样叫外卖了。

剧团里最为忙碌和受人尊敬的当数袁世海了。他演出时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没什么行政职务，但总有一帮年轻人围着他，请他指教。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总是不离“您辛苦了！”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场演出后要我帮他翻译，征求德国观众的意见。

首场演出后，他在后台征询意见，一位德国观众说，《霸王别姬》演出很成功，但对时代背景不清楚，如楚霸王为什么听到“楚歌”就心中慌乱，“四面楚歌”是什么意思。他听后立即对我说，戏的背景都要用简短文字交代清楚，让人看得懂、听得懂。

几位演员告诉我，舞台监督曹韻清是位老演员，经验十分丰富，现在不演戏了，成为舞台监督，实际上是“导演”（因京剧团未设有导演一职），威信很高，是全国能压得住阵脚的人。于是我在每场排练和演出前都去征询他的看法和意见。

冯志孝是袁世海的弟子，他每天起得很早，练嗓子，或一个人静静思考。他演戏十分认真，也善于思考和出点子。有一次我同他谈到外国观众对戏的背景和人物不太熟悉，他当即提议，在报幕时先让主要演员出来“亮相”，给观众作一个简单介绍。后来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两座小城

京剧团在萨尔布吕肯、迈因兹等大中城市演出后，抵达了希尔特斯海姆。

希市是一个小城，紧靠汉诺威。我曾提出异议，问维特曼为什么安排在这样的小城演出，他双手一摊说，没有办法呀，本来是考虑在汉诺威，但那里的歌剧院在一年多之前就订满了，你们三个月之前才确定来，两星期之前才告诉我剧目和剧照，真的是无法安排。他眨眨眼睛说，吴先生你放心，我已在汉诺威市中心贴了演出的海报，希市歌剧院是一流的，演出一定成功。他还说，现在中国珍宝展也在希市展出，出现了“中国热”，市长同我谈过，市政府愿意出些赞助，演出一定会十分成功的。

果然如维特曼所说，希城歌剧院虽然不大，但装饰和设备特别是音响都是一流的。剧场经理十分高兴地对我说，票很快就卖完了，我们准备加座，这是前所未有的。经理还准备了一大批饮料和巧克力送给全团。

同科隆体育馆演出完全不同，来看戏的大多是中老年人，男士们穿着黑色礼服，夫人们则佩戴着最好的珠宝首饰，穿着十分讲究和华丽，举止彬彬有礼。面对热情的观众，袁世海和杨春霞在演出《霸王别姬》后多次谢幕，并加演了几段。

巡回演出的另一站也是一个小城，叫波勃林根，在斯图加特附近。这是奔驰汽车厂的所在地，所以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参观奔驰厂。德国大企业都有文化情结，参与或赞助文化活动是其“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赞助企业的名字并不会出现在演出海报上和演出场地中，也没有企业家上台致词之类的做法，仅是一种单纯的参与而已。

这天晚上演出时，天气特别闷热。剧场没空调，场间，穿着戏服的演员都到剧场侧门外的平台上透气。这天演的是第二套节目，杨春霞的戏份很少，只演宫女。她跟我开玩笑：“今天可轻松了，不用‘自杀了。老吴，我真倒霉，两场戏都要‘自杀，一个是虞姬，一个是林冲娘子。”

这时，来了三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傻傻地看着。一个青年问，她们是什么人？我说是宫女。另一位说：“我怎么会在这里看见中国宫女，是做梦吧！”原来这三个人是附近的美军基地的士兵。冷战时，德国是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前沿，有不少美军基地。这些美国大兵平时只能待在基地里，出来只能穿便衣。

他们拉着我说，能否请漂亮的中国宫女到附近的咖啡馆喝杯咖啡，只要15分钟就行。我说，他们是演员，要演戏，绝对不行。他们又说，那么散戏后可否请她们去散步。我说，这也不行，散戏后我们要赶路，到另一城市去演出。正在这时，出来了几位大花脸，他们一见，吓了一跳，马上溜走了。

戏散场后，照例是将服装、道具和设备装箱，搬到大车上去。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动手，名角也不例外。这时三个美国大兵又出现了，请求一起搬东西，我答应了。他们边搬边哼着歌，十分卖力。装完车，他们请求同“宫女”拥抱告别。我说不行，你们可以鞠躬告别。于是他们鞠了一个躬，肩搭肩唱着歌走了。

处理“伙食尾子”

抵达汉堡时，已接近巡回演出的尾声，第二天又没演出，大家心情很轻松。这天下戏后，就全团外出，在亚洲饭店就餐。

老板是扬州人，擅做淮扬菜，菜比较清淡可口，大家都吃得很满意。袁世海当场现编词儿，唱了一段京剧，又是合影留念，老板非常高兴，我趁机要他打折，他同意了。

那几年使馆经常接待国内来西德访问的代表团和人员。国门初开，都想到发达国家看看，文化处是最忙的。出国团体都要吃中餐，因此我对各地的中餐馆都熟门熟路，一般都能拿到比较大的优惠。这次也是这样，预算中的伙食费省下来了不少。

这事不知怎么让演员知道了。他们找到我说：老吴，我们省下的钱，应该分给我们啊。团里领导为此开了会，会上有两种意见，要我表态，我说我无授权，无法表态，但大家很辛苦，这我都看到了。而且据我所知，“伙食尾子”分给大家，似乎是从延安时期就有的一种传统。不过这仅是我的个人看法。

后来团里到底还是把这笔款子分了。为这事，我还挨了使馆参赞的批评，要我作检讨。其实当时团员的补贴很少，记得一天只有几个马克。攒下来的钱，好的收音机买不起，只能买一种砖头样的收录机。

除了这次京剧团的访问，我印象很深的文化交流项目还有一次电影交流。中方推荐了《牧马人》等影片。德方也推荐了一批片子，让我去挑。其中一部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龚特·格拉斯小说改编的、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锡皮鼓》。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它用象征手法，从民族心理入手，让人反思，这个产生了贝多芬、马克思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了希特勒？但国内审查没有通过，因为里面有欢呼希特勒的镜头，还有裸体镜头。国内要求剪辑，德方坚决不同意，说这是艺术，所以只能放弃了。后来这部片子如何引进的，我就不清楚了。

中德文化交流会 篇4

刘烨：

各位现场的来宾和参加本次论坛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德当代设计—城市文化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的下半场。我是来自西安美术馆宣传推广部的刘烨，旁边是我的同事张萌（音），非常荣幸由我们两个担任主持和翻译。今天上午和红星先生、刘克成教授和曾辉教授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今天下午有来自设计和建筑领域界的朋友们交流学术和思想，当然了，今天下午我们还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提问和互动时间，我们也希望现场的朋友，如果对建筑和设计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的艺术家们，可以先准备一下，过一会我们可以留时间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非常荣幸的对今天下午参加论坛下半场的各位嘉宾和艺术家做一介绍，他们是担任学术主持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西安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梁锦奎先生；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彭德教授，还有非常感谢西安美术学院教授，西安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主任吴昊先生，感谢德国国家建筑事物顾问，德国国家建筑与学术研究院院长、德意志制造联盟第二主席沃尔夫冈—买森海姆教授的光临，感谢德国德中艺术设计交流协会主席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教授的光临，欢迎德国奥芬巴赫设计与传媒学院院长克劳斯—海瑟教授，以及要特别感谢德国著名艺术家杨—克拉特教授。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论坛的下半场，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学术主持梁锦奎先生，有请。

梁锦奎：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上午的大会发言，下来我们请西安美术学院研究所彭德教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城市规划应该做减法》。

彭德：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下午好！在一个星期之前，我给这个会议写了一个发言稿，我以为这个会议是明天召开，发言稿我自己都忘记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样讲。发言稿也写的非常匆忙，我不是建筑界人士，尽管写得很匆忙，但是我的一些观点可以体现我几十年来对中国建筑的一种直观的感受，甚至是一种之直观的很头疼的情绪，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建筑存在大量的问题，这

些问题可以吸带出中国所有的恶习。在众多问题中间我觉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城市规划必须用减法》。第一是减去城市的密度，建筑有一个凝结点，城市建筑不能太松，不能像洛杉矶那么松，又不能像香港那么密，什么样的密度最好？我觉得城市建筑它的密度应该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当然以往的城市建筑，他们考虑是采光和通风，比如说建筑和建筑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距离是多少，建筑界的行家们都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尺度好象没有研究，那就是心理尺度。建筑和建筑的尺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尺度是一样的，再亲密的朋友如果两个人的距离小于50公分，你就会感觉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甚至感到很烦，同样建筑的密度大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是减去高度。这个城市的高度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向世界摆阔的一个面子，中国人喜欢摆阔，靠什么来摆阔？靠北京、靠香港来摆阔。上海就是无节制的营造高层建筑，20世纪已经过时了的一种建筑形态，而在中国营造高层建筑近于疯狂，比如说上海的高层建筑最直接的恶果是使整个城市的地面下沉，问题非常严重，高层建筑首先是耗能，采光、电梯等等，而且维修非常麻烦，它的成本很高，保养很高，我们中国的高层建筑都是很亮的墙面，会聚热，上海以前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城市，但是最近几年上海的夏季最高温度达到41度，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上海从来没有如此高的温度。热空气需要更多空调设备来降温，空调设备是对内是凉的，对外是热的，使上海的空气更热，就需要更厉害的空调去抑制它，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密集的高层建筑防碍空气流通，所以上海的空气质量几乎比西安都还要差。

第三是减去派头。现在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在攀比，都想当老大，北京要当老大，上海也要当老大，广州和深圳也不甘落后，所有的省城都在建筑大下功夫，都讲派头，广场非常之大，公共建筑非常之大，政府办公大楼非常之大，一个比一个大，有些县城的建筑比美国的白宫都还厉害，这种派头非常令人担忧。而且中国城市住宅面积是和城市的规模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城市越小，它的住宅面积就越大，比如说香港住宅面积非常小，然后是上海，然后是北京，然后是广州，然后是西安，如果你要住很大的住宅，就要到比较小的城市里面，它的建筑面积非常之大。这种情况很严重，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土财主的意识和暴发户的意识，中国有无数的富豪，中国上了千万的富豪，几乎有一个欧洲大国这么多，几乎有英国和法国那么多，而且都互相在攀比。中国的这些富豪绝大部分都是美学盲、美术盲目、建筑盲，不懂美术，不懂美学，更不懂建筑。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导致了中国城市建筑大量的俗不可耐的建筑遍布中华大地。我想这一点建筑界比我更深有体会。有了规模大的建筑还要有豪华的装修，豪华的装修这样的风气充斥着朝野，从政府大楼到富豪，到普

通人的家庭都在攀比豪华的装修，不仅仅是是美学上和建筑学上的无知，更是中国生态和中国人的心态变坏的一个证据，它是一种时代的罪孽。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在这个问题上展开。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人讲过，他说将来这个世界要败在中国人的手上，因为中国人太爱攀比，中国人太讲面子，你想3亿多美国人需要1/4的地球资源才能养活他们，如果13亿中国人都来高消费，都来营造豪华建筑，这个地球不是要崩溃吗？

第四是减少风格。要裁减城市里面一些杂乱无章的风格，中国的城市是格罗庇乌斯和密斯凡德罗的方盒子建筑，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建筑师曾经说过，密斯凡德罗是把美国装在一个方盒子里的建筑，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的方盒子已经把中国80%的建筑装在他们的方盒子当中，这也无所谓，因为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居住的机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有大量的富豪存在，大量的富豪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基本走向，其他的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建筑，因为富豪经常出国，他们到了罗马很欣赏罗马的建筑，他们看了巴罗克的风格就照搬过来，然后和原有的中式建筑、前苏联的建筑和现在的仿古建筑混杂在一起，杂乱不堪、惨不忍睹，这就是中国城市建筑的现状。

我认为中国城市不能成立万国建筑博览会，当然你可以开辟一个城市去建。中国的建筑风格好象是很多样，实际上彼此抵消就没有了风格，当然更谈不上文脉，我们走在上海的街头，走在广州的街头，走在北京的街头，走在西安的街头，你不知道自己是在中国，还是在纽约。

第五是减少点缀。我们城市有很多点缀，比如说我们要营造一个环境艺术，在一片空地里面，我们见缝插针的摆上很多装饰品，摆上很多这个城市的雕塑，摆上很多一些抽象的营造物，多余。为什么不弄草坪，为什么不栽树？这样的一些装饰就像人身上的肿瘤，充斥着所有的中国城市，包括一些县城。我在十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20世纪到21世纪，这一二十年中国的建筑80%到二十年以后都要被推倒重建，我们能不能阻止这个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讲的都非常表面，都是一种圈外人很直观的印象，我想在座的建筑师他们要比我深刻得多，他们听了我这个谈话可能觉得很可笑，很浅薄，但是它是中国建筑的现状，我想建筑师在这方面比我有更深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了。

城市要采用减法，它需要建筑规划立法，只有立法中国城市建设才可能有救，我觉得中国城市规划立法它要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规划必须由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专家说了算。有一年一个法国的美术学院的院长到西安美术学院参观，西安美院院长就带着他在西安四周游，面对这么糟糕的城市建筑，那个法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就说，这个城市建筑搞的这么糟糕，是你美术院长的责任。我哪有

这个责任，他们根本不向我咨询，我没有权力。谁有权力？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比如说北京市的很多很糟糕的建筑，比如说北京火车站，是谁拍的板，是当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拍板的，是中国最糟糕的建筑，是中国建筑史的耻辱，但是他就说了算。所以必须要立法，立法限制行政官员过于干涉立法，除非你是学建筑的，尤其严禁一把手二把手去干涉城市建筑，更不能干涉城市规划，他们是外行，在中国谁当了官谁就是内行，谁当了官谁就是专家，这种状况必须要扭转过来，因为城市对人们视觉心理的影响太强烈了，它长久的矗立在那里，它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特别是公共建筑。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没有人关注这一点，我这个发言完全是多余的，我应该面对我们的总理，面对我们西安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来发这样的一通牢骚。

第三，城市规划包括公共建筑和大型建筑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我们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应该由他们说了算，但是他们不一定是100%的准确，他们也可能有失误，也可能眼光不是那么长远，也可能会忽视某些城市规划里面重要的因素。怎么办？应该通过舆论监督，因为有些人还是关注建筑的，有些建筑界的高级票友他们对建筑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比较浮浅，但是他们可能能想到点子上。而且这样的舆论建筑，无论是发表在政府的网站上，或者专家委员会自己办的刊物、报纸或者自己内部的网站上，应该向全国公布。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梁锦奎：

感谢彭教授的发言，彭教授的发言对中国的建筑，包括西安的建筑提出了很坦率的批评，值得政府和建筑界认真的去思考，有些观点大家可以在一起进一步交流。本来按照我们的安排，下面的环节准备请四位专家来做一个精彩发言，后来跟主办方一起商量了一下，准备明天、后天上午分别请四位专家做一次专题报告。我们想利用下午的时间，现在请四位专家上台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生，各位先生、女士们在一起做一个互相交流。我们想请四位德国专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观感式的发言，然后请与会嘉宾来提问，请他们来回答。咱们下面先请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教授先发言。

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

先生们、女士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做一个小的互动，今天早上刘教授做了一个相当精彩的现代建筑的学术报告，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它展示了我们中国现代建筑的很多特色，让我

大开眼界。如果要我给他做一个评价的话，我想这个很困难，因为我不懂中文。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格师，所以对建筑方面我还是想请我的同事沃尔夫冈—买森海姆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如果你有相关平面设计方面的问题，我愿意来回答。

沃尔夫冈—买森海姆：

先生们，女士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就不对每个报告一一点评了，我就我的感觉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只是想把早上刘教授做的报告分析一下。首先，我觉得刘教授的讲座当中提到了很多灵感的创作，就是说我们的灵感是怎样产生的，这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建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对刘教授的灵感创作非常感兴趣。早上刘教授的报告关于西安的城市规划，根据我们唐朝时期的规划是一个九宫图，这个九宫图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法理解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想就这个层面跟刘教授做一个深层次的交流。这些规划我想应该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西安，可能也是影响了整个全国的建筑风格，从今天早上的报告来讲，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这只是一个设想，它应该会产生一些相关的东西。这是根据我的理解或者我们在座各位的理解，九宫图可以说是西安乃至于整个中国建筑的最基本的创作灵感基源或者是根源。这些随意性的建筑具有不同的功效和不同的建筑特点，这是我们从中国的建筑风格当中很容易体现出来的，通常来讲，我们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类型通常有不同的作用，在这里就需要我们来讨论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我们的材料也起了一个相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形式，而且具有很多的功能性，不管是之前所用的材料或者现在所用的建筑材料，比如说钢铁、玻璃或者现代化的建筑材料，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作用，建筑师通常会给我们产生一个幻觉，比如说空间会给我们一个变化，更长或者更短，给了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其实本身建筑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就像我们在剧场里看到的这样子，我们会把空间进行一个伸缩变化，这是我们建筑当中一些特色的东西。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可能会同时出现很多类似的建筑，但是它的风格会有不同的区别，我们当然是宣传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我们的建筑当中有不同的分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作为一个建筑师，是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更多的灵感，这对我们的创作是有利的。

最后，刘教授确实创作了很多不同凡响或者是令人吃惊的建筑，比如刘教授做了一个陶艺博物馆的例子，早上不在场的人可能欣赏不到它是什么样子的。刘教授的报告并不是一些理论的叠加，而是他对人一种思维的启发。最后刘教授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的一点，因为我

们现在是全球一体化，所以我们的建筑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中国是中国式的建筑，德国是德国式的建筑，我们是要相互学习，非常感谢刘教授今天早上做的报告。

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

我现在想谈一下我对这个城市的理解，从我个人眼光来讲，我们有很多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人文，我们的建筑，还有交通、其他生活的现状，在社会当中都是必备的一些因素。现在媒体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比如说这次展览我，们就通过媒体进行了宣传，这对我们活动的举行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作为一个游客来讲或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这些旅游点或者旅游资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者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曲江陌生的就是我们西安现在一个旅游的热点地区，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曲江的这种发展模式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或者我也不太熟悉。现在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沟通和互动的过程，沟通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和网络进行一个全面的宣传，这对我们的公关事务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支持。这样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全面的展示，我们城市之间的沟通，就是我们的居民和城市之间的历史，或者城市之间将要发生事情之间的沟通，而不是灵感或者其他人给我们发布一个师令，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做。就像我们论坛的主题一样，我们是“中德当代设计—城市文化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所以我会把我们今天或者我们在这里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带回德国去，让德国人真正了解西安，或者曲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杨—克拉特：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用英语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样会显得更加亲切。

克劳斯—海瑟：

今天早上前两个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两个都是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个是关于建筑学术方面的，一个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它根据我们中国人对建筑的理解做出的相关表现，真正具备人居所做的一些建筑，还有一些可以说是我们城市的标志性东西。早上刘教授的报告对我们在座的四位专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他是把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风格有一个完美的融合，应该说在21世纪是非常难能可见的，如果说能在柏林、或者纽约见到这种建筑的话会是很不错的事情，非常尊敬的一位刘教授。

第二是关于城市规划的报告，这也是让我非常的振奋，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对我们来讲区别很大，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德国的城市规划区别很大，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想武汉和西安也会有很大的区别，当然会有所对比，我自己也会对这两个城市有所比较。刘教授的这些理念和想法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对我的启发也很多，我也很愿意从他那儿学习，他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人，他对我们古迹保护方面的理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沃尔夫冈—买森海姆：

我们说仿古的建筑，但是我们仿的不是外形，我们需要把历史的东西进行延承，还有现代的理念进行我们现代的规划，不是说这样一步步的往前走，也是我们希望跳跃式的东西更多一点。

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曲江的发展对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城市规划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曲江的发展是令人非常吃惊，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令人吃惊，建筑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全是由仿古建筑为主的区域。我们的城市规划或者我们的城市建设，跟我们的城市建筑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顾虑，我们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规律性相关，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顾虑，比如在芝加哥等等也都出现过相类似的情况，光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东西，我们通常会在黑暗当中才会想到光，白天一般不会想到，所以大唐不夜城的概念对我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光与影还有光与暗的对比或者是区别。如果哪位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出来。

提问：

各位教授下午好，我非常荣幸今天聆听各位上午和下午各位教授的讲演，我有一个问题，想紧接找刚才彭教授的问题讨论一下，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刚才已经探讨过了，在建国以后，出现少量的建筑精品的同时，大量的平庸的建筑在中国城市里面，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关于建筑话题已经从建筑师本身业内的讨论慢慢的蔓延到思想界，进而再扩展到社会民众的公共话题，因此我想对于建筑本身的讨论，也应该是达到这样的高度，尤其是近几年来，在我们中国的大型城

市出现了区域性的地标性的建筑，尤其是北京居多，上海、广州都有，这种区域性的地标性建筑引来了更多的讨论和争议，比如说北京的鸟巢也好，国家大剧院也好，最近争议更大的央视大楼等等，它们所出现的争议一个是在建筑内部，中青代的赞成一些，老一代的建筑师保留一些，建筑师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建筑的理解和定义往往跟中国的中青代或者老一代有一定的差异，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四位德国建筑师们，在德国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或者内在的机制，建筑师和社会民众之间是否可以搭建这种桥梁，建筑师反映反馈到社会民众他们所提出的建筑的需求，同时向民众解释建筑师的创意和灵感，在德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办法和机制？能够达到这种需求，谢谢？

沃尔夫冈—买森海姆：

在德国是有这样的组织，是专门协调两方面的组织，它不仅仅是协调建筑商或者建筑师，而且协调的还有媒体，会定期做一些公布，把我们的一些反馈信息定期的公布在媒体上面，报纸、或者新闻其他的媒体领域里面，有时候也不见得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德国通常来讲是很公开的，有什么话都可以提出来，但是真正实施运行也是比较困难的。

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

在荷兰通常是有这样的组织，它算是世界上比较出名的组织，专门负责这个事情，就是反馈的信息和之间的沟通，它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荷兰的这个组织是一个桥梁，我们的建筑师、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比如说我们建一条马路或者建一个景点之前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建成之后再去讨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

沃尔夫冈—买森海姆：

我们通常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做出一些评价或者定论，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是这个城市的主席，但是这个组织跟刚才哈根拜格介绍的组织区别最大的是，我们只能做一些建议，但不能做一些决策。在荷兰像这种组织是完全具有决策权的，比如说你申请一个建筑或者一个景点，如果这个组织说不行，这个项目就不可以实施或者进行，只能说下一次申请的时候再重新评估。我们这种协会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程质量和我们的工作效率，并没有说非要去破坏或者磨灭建筑师的一些理念，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杨—克拉特：

我非常赞同沃尔夫冈—买森海姆教授的观点，我是作为一个艺术界相关的评判组织，我们通常对一些艺术品，比如说塑料制品的品质或者是艺术品进行相关的鉴定，当然了，这跟我们刚才说的建筑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它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共场所这种塑料制品是否能用，这是由我们说了算的。这就是说我们能够所起到一些作用，这种组织并不是一种权力机构，我们没有决策权，我们通常只是提一些建议。当然作为城市来讲，还是我们的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来做决策，所以我们这些东西或者我们的意见、建议通常是不会被采纳的。所以在城市中有很多不该出现的塑料制品在城市中出现。

克劳斯—海瑟：

我现在想举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那里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大学城，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一下这个城市，在那里有一个老城区，也是一个法国区，也就是一个法语区，在那里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圆桌，通常我们来讨论建筑方面的东西，从最基本的东西到具体的步骤或者是相关的结构方面的问题，当然，那里也会有很多的建筑评论家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通常是一些正面的相对要多一点。

提问：

我很荣幸来听这个讲座，我不是学建筑或者任何美术方面的，刚才克劳斯—海瑟提到图宾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非常的漂亮，这个大学有很长的历史，我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大学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德国超过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才经过大概五六次的维修，我的问题就是，在德国很多大的城市，甚至像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在德国很少见到很高的大楼，他们是如何发展未来的建筑，比如说像摩天大楼或者是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沃尔夫冈—买森海姆：

在德国我们本身的建筑风格，跟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国家建筑更新很慢，通常可能盖一座桥需要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我们国家一年就可以盖一个30层高的楼，我们国家的建筑用的很久，不容易坏。其实现在在德国的建筑当中也存在世界级的竞争者，德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参与德国未来城市建设的设计。

克劳斯—海瑟：

其实在大学盖这个楼不是由学校盖的，都是由政府出资的，可能也牵扯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就业等等。

提问：

我是西安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我问的问题跟前面两位不太一样，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大学学四年那种艺术培养，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难免会存在稚嫩或者不太成熟的想法，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或者困惑，甚至会在进行当中将自己的方案推翻重来，但是那个时候离我们交作业的时间就不多了，可能就是东拼西凑，这样的话原创性就会失去，我想请问哈根拜格教授，您在辅导学生或者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是否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培养自己的学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就是创作意图。假如那个创作确实不太好，您是怎样引导他们往好的方向发展，谢谢！

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首先我想知道，如果说那个方案是你一个人完成的话，就由你来负责到底，不管是好还是坏是由你来负责的，你必须要进行到底。如果说像您说的东拼西凑那就不叫艺术了，只是一个作业而已。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成功的方案或者想交一份美好的作业的话，就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材料的准备，而且还要有心理准备，这就是我们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

刘烨：

时间进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论坛也要即将结束了，今天下午的交流和互动环节气氛非常热烈，现场有很多朋友提问题也是很踊跃，很有很多朋友举手示意，我相信以后西安美术馆也会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因为我们四位德国嘉宾坚持一天了，也需要休息，今天晚上我们几位教授也会有一些更加专业的学术报告给大家进行现场的讲座，如果说现场的朋友有时间的话，也希望在今天晚上8点整收听到的是沃尔夫冈—买森海姆教授关于建筑学的教授，明天是荷尔弗里德—哈根拜格教授和克劳斯—海瑟教授的平面设计的讲座，后天早上9点是由杨—克拉特教授关于艺术学以及平面设计方面的讲座。今天活动的最后，我们也要请到一大清早一直到目前担任学术主持的梁锦奎先生来做最后的总结。

梁锦奎：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包括同学们：

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从昨天开幕的“中德平面设计双年展”它是一个很精彩的双年展，特别是德国的艺术家所展出的那些艺术作品让我们大开眼界，这让我们感到德国不但是出人类大哲学家的国度，也是出大艺术家的国度。今天四位教授能亲临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大家交流，是我们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今天上午到现在召开的“城市文化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内容十分丰富，它牵扯到城市的设计、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建筑，上面这些介绍内容也都非常精彩，对四位专家未来的讲座、报告我们也期望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也正因为这个内容这么丰富这么精彩，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交流就显得有点时间短，这也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能和德国的艺术家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并且我希望德国的艺术家和这些大师们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与我们西安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西安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有很多的项目需要我们去做，也有很多项目等着在座的未来的建筑师们、艺术家们去做。希望你们在在座的德国专家、德国艺术家和今天上午给大家做报告、没做报告的艺术家的指导下，能有超越他们的地方。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上午我们说今天这个会是一个艺术的盛宴，到这里也只好说咱们散会。我们现在说的再会就是我们希望下一次再开会。谢谢大家。

刘烨：

文化交流会邀请函 篇5

XX两地影视文化交流会

活动时间

9月27日 星期三 15：00——16：30

活动地点

XX酒店大宴会厅（二楼)

活动流程

14:00——15:00 嘉宾及媒体签到&参观

15:00——15:07 开场主持人串词+ 来宾介绍

15:07——15:14 嘉宾致辞

15:14——15:21 张策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致辞

15:21——15:28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致辞

15:28——15:35 嘉宾致辞

15:35——15:40 播放银都影片视频

15:40——15:51 陈一齐 银都总经理致辞

15:51——16:03 黄思涵 享寿总经理致辞

16:03——16:11 签约仪式

16:11——16:26 《我的宠物是大象》主创影片推荐

16:26——16:31 记者群访

活动场地

XX酒店,坐落于浦东世博园区内的XX酒店是上海最新建造的世界级水准的酒店,置身其中,可欣赏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天际线及流光溢彩的浦江美景。

中德文化交流会 篇6

No.1主题很多路过展牌的同学都有如此疑问：这是在干嘛？在他们眼中，一群人，站在一排展牌旁，做着一些相当令人费解的事。有好几个舍友从食堂打饭回来就问我：“食堂那边干什么呢，是不是又纳新呢？”我汗，咱那主题摆出来干什么吃的，麻烦明确下好吗，拜托了……要是我，直接在食堂门口挂一横幅，那种超大字的，且书“社团文化交流会隆重举行”，起码把口号打出去啊！！

No.2 地点 关于本次活动的地点，的确是confusing，可能领导们想要选个“川流不息”的地方吧，但是，大家没有感觉人是多，车也不少吗？好吧，那地方选就选了，弄个牌子，写上：前方社团文化交流会，车辆禁行，应该也可以吧。至于其它的地点，我想，只要宣传到位，让大家了解到本次活动有足够的看点，再“荒芜”的地方也会变成人山人海的！！

No.3 人数 一个现象，相信大家都发现了，一些社团，如星愿，有一大批人在“揽客”，热闹得不行，而某些社团（不具体列举）只有寥寥几人在“站岗”，何故，本人认为，你起码表面上看着热闹些吧，丢自己的脸别捎带上社联啊……觉得社联做一下具体的规定是不是好一些？？？

No.4 统一 有的社团占了老大一片地方，而有的社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小展牌，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style，但我觉得还是搞统一比较好，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活动空间，给大家相同的条件，公平地分享每个社团的文化，岂不美哉。再者，齐刷刷的两排，优美的直线透露着社联清晰明了的风格，同时也不失为唐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No.5 证件 有的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站在一展牌前，呆呆地望着，明知道自己渴望了解这个社团却不知道该问谁。确实，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想给枫叶投稿，想问具体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位是工作人员。困惑困惑，社团里都没有工作证的吗，要是没有就去补个好吧，你不用了给别人，换个照片就可以了，况且，工作证也不一定就要附带照片，把自己的工作单位写清就行了嘛。

No.6 热情 对于某些社团的热情，实在又是confusing，人家明明在你前面站着，去给人介绍介绍啊，等着人家来找你啊？！无语之后，我想问，交流会交流会，你去露个脸就叫交流了？哪有这好事！身为社团与广大同学之间的桥梁，咱不得以自身的热情调动起大家的兴趣吗？热情热情，同志们，这是咱们发扬社团文化的必备素质啊！！

No.7分工 这个我主要是想强调下社联的问题，那是肯定的分工混乱。不信你看，干什么的都有，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想去哪去哪，想干什么干什么，行动也没有统一的指挥。该守着哪个社团的就应该

守着哪个社团，没有负责社团的维持下纪律或者通知下信息，然后领导坐旁指挥、监督，这样，活动才会开展得更加有条不紊，不是吗？

No.8 督查 在我看来，督查活动开展情况是一项很不错的内容，既可以充分地调动各社团的积极性，也能锻炼一下新人的工作能力，可不谓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每个社团对社联组织的活动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程度，应该作为日后评选十佳十优社团的重要标准，而不只是例会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因此，社联的督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No.9 总评 在活动开始前，我就觉得应该有个对活动的总动员。额，社团大例会就算是吧（其实也不是），在此不多说了。那，活动之后该有个总评吧，开个小会，把这次活动表现优秀的社团表扬一下，以激发其它社团的工作激情，把活动的不足做个概括、补充，争取下次的活动能更加完善。可是，我到现在都没看都哦！

No.10 坚持 不管是社团还是个人，都有一部分没有坚持到最后的，社联亦如此，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少展牌成了摆设，无人问津。原因不解释，大家心里都有数，也真心的希望今后的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坚持到底，毕竟，把社团的文化弘扬推广，是每个社团以及社联成员的义务，努力吧，我们该做的还有很多！！

中德文化差异和跨文化的交际分析 篇7

现今阶段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趋势愈来愈普遍, 如果想更加充分地理解与使用语言, 就应当熟悉使用语言相应的文化。由于语言与文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 在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的相应载体, 在另一方面文化对于语言本身的发展与言语行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应当正确并且合理地使用语言去实现沟通交流的目的, 人们不但需要明白什么作为符合语言标准的模式规则, 更加需要清楚什么可以符合文化相应的规律[1]。

2. 中德文化差异

⑴语言的文化形象

词语作为语言重要的基本因素, 文化差异和各个民族的风俗、生活模式的各种不同会相应地反映在具体的词汇方面上。对于中德两种不同语言当中同一个词汇可以代表着完全一样的具体文化形象, 也能够具备一些相同而一些不相同的具体文化形象, 然而也可会存在截然不同的实际文化形象。尽管并非全部的词语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具体文化内涵, 理解这部分词相应的文化内涵对于跨文化交际环节会显示特别重要的实际作用。

⑵思维定式

语言属于文化的直接载体, 是思想的主要表现方式。中德民族不但存在文化传统不同的状况, 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独特的特色。德国相应的思维方式属于一种哲学性思维, 表现出相对较强的思辨性与穿透力的特点。德国人的思维比较严谨, 擅长进行推理演绎, 他们做事井然有序, 有时会被他国人视为过于墨守成规与不近人情。然而中国相应的思维方式是来自于儒家思想, 表现出相对比较明显的社会现实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把人视为社会的中心与控制者, 人情味体现得十分浓厚。中国人擅长凭借着本身已有的知识经验, 对于客观事物的相应本质与其规律进行直观的观察、分析与判断。因为这种具体的思维模式没有根据明确的具体逻辑规则, 所得得到的结论也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猜测与预见性质[2]。

⑶社会风俗

汉文化对应的礼教传统的重要核心在于正名定分, 给人确定具体的名称位置。名位不同则需要进行相应地划分, 特别是体现在形式多样的称呼语方面上。对于家庭称呼而言, 在汉语里面对于家庭成员相应的称谓包括很多, 在一个具体家庭内部相应的等级也会体现在实际的语言当中, 比如父子、母女、兄弟与姐妹等。父、母、兄与姐等称谓始终是在子、女、弟、与妹的称谓之前。中国人从小开始就会受到父母与老师的教导, 懂得需要对跟自己何种关系的人应该怎样称呼, 不可以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在实际家庭的内部, 遇到长辈应当根据不同的辈份进行称呼, 对于长辈直呼其名在各个具有家教的家庭里是绝对禁止的行为, 不会有一个中国小孩直接呼喊父母亲的名字, 这犹如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实际规则。在德语体系当中相应的称谓则显得更为简单。对于家庭成员具体的称谓只存在少数的几个:Vater (父亲) 、Mutter (母亲) 、Tante (姑姑) 、Onkel (叔叔) 、Groβvater (爷爷) 、Groβmutter (奶奶) 等, 然而“Tante”与“Onkel”是不区分父亲家与母亲家的。

⑷言谈内容

在言谈内容相应的规则上, 中德文化表现出较大的实际差异状况。由于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言谈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完全由个人所决定, 文化体现出有规则与有限制的特点。德国文化一般情况下可以允许人们相对比较随意地讨论天气、工作、业余兴趣、地区与全国性事件等各方面内容, 然而涉及到年龄、婚姻情况、收入状况与宗教信仰等各个具体方面则会被视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例如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中国人一般会问对方的年龄状况或者薪资情况等, 根据中国人相应的文化传统模式, 这种问题只是为了拉近关系而已, 其没有涉及到具体隐私的状况, 反而可以更好地表现出对对方的关心问候, 这种的关心问候可以很好地拉近人和人相互之间的距离。然而这对于德国人而言, 这种问题属于个人的隐私, 他们会表现出反感的情绪。

3.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属于一种基于社会符号的实际交换过程, 即表现一种文化信息需要被另一种文化进行相应的解释, 包含来源于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之间对于自我不熟悉的具体社会符号意义有关认定。文化与交流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每个人都会置身于一种独特形式的文化分为中生长成熟, 在掌握语言的实质过程当中能够熟悉这种文化相应的言谈标准与社会规则。因此对于每个人的具体行为与言谈都会在总体意义方面无意识地接受其文化的具体影响, 在交际过程中相应的言谈规则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然而充分了解双方相应的文化差异应当是达到交际成功目的的基础条件[3]。

交际双方应当构建其跨文化意识的发展理念, 充分了解各种不同文化的具体差异, 不仅需要了解自身文化的实际特征, 同时需要充分了解并且接受对方相应的文化特征, 从而达到相互尊敬与随乡入俗的实际性原则, 这应当作为实现跨文化交际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另外应当正确使用具体的交际策略。德国人应当需要了解与熟悉中国人相应的间接交际形式, 中国人也需要了解与适应德国人相应的直接交际方式, 回避在交际过程中存在差异程度较大的实际方面, 有意识地对于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某些方面的良好调整, 确保谈话可以控制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适范围之内。

4. 结束语

根据中德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文化背景差异状况, 交际双方不但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和沟通医院, 更重要的应该是要克服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思想, 强化跨文化的知识学习, 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断提升, 从而能够实现交际与合作成功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周薇.中德文化与语言差异简析[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09 (03) .

[2]胡蓉洁.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浅析[J].青年文学家, 2013 (04) .

中德人才交流之桥何以诞生 篇8

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成立25周年的时候，回想我曾参与的协会驻联邦德国办事处的建立，深感到协会这些年来在努力工作和辛勤创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还是在1986年10月我从国外使馆回北京担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后不久，担任协会副主席兼办公室主任的王迺约我到当时还在民族文化宫楼上办公的协会去。他向我介绍了在1985年11月成立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在张劲夫主席的领导下，在组织我国科技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和引进国外科技管理人才到国内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规划，包括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办事处的想法，并且希望我能协助建立驻联邦德国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协会已同德国退休专家组织签订了派遣德国退休专家到我国工作的协议，并且同德国经济合作部有关系的杜伊斯贝格协会建立了联系，但还没有在德国建立办事处。

我曾在联邦德国和奥地利担任过大使，虽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深知这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就义不容辞一口答应下来。经过多次商讨，决定由我带领已内定为办事处代表的袁承愚(曾担任过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的科技秘书和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长)和协会的王申卿、郭竹第到联邦德国去试探建立办事处的可行性，如果对方同意，就把袁承愚留下来筹建办事处。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姚依林和张劲夫对拟在联邦德国建立协会的办事处很重视，在我临行之前还接见和宴请了我，给我很多的指示，引进办公室的负责人王迺也参加了。

我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工作过7年多，在1972年10月中德建交之前我在当时唯一的中国驻德机构新华分社担任记者3年，在建交以后调到使馆工作，担任参赞、大使4年多。我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3位同志到波恩时，当地的一些情况还比较熟悉，很多老朋友都还在，而且又有了明确的指示和任务，所以工作很顺利。我们拜访了在波恩的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在科隆的杜伊斯贝格协会和杜伊斯贝格中心(CDC)的负责人，他们听说协会有加强中德人才交流和在德国建立办事处的愿望，都表示完全支持，并且希望办事处设在波恩或科隆。德方协会还表示，在我方代表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可以先在他们那里办公和居住。

我们还拜访了我在担任记者时就已认识的科隆市长布尔格。他原先担任科隆市政府的经济局长，在建交之前曾邀请过我就发展中德经济贸易关系交换意见，所以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对我们拟设立办事处很热心，建议设在科隆，说协会办事处是民间机构，在他的市政府注册登记即可，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到建立办事处比原来设想的要容易得多，同3位同志研究后决定设在科隆，因为同我们工作有关系的杜伊斯贝格协会和中心都在科隆，联系较为方便，而且离我国使馆和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所在的波恩也很近，只有二三十公里。因此，按国内原先的商定，要袁承愚同志留下来筹建办事处，在找到房子以前先借用德方协会提供的地点。

我还利用这个机会和过去的老关系，同3位同志一起拜会了德国外交部、外交学会和研究所等，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我考虑到今后办事处同德国经贸企业的关系，重点拜访了大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德国三大银行，向他们说明了拟建立的办事处及其任务，请他们给予帮助。他们都表示支持，并说如有什么困难，都可向他们随时提出来。克虏伯钢铁制造公司的董事长拜茨在两国建交后曾率领第一个经贸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过我国，同我是很熟悉的。他非常热情，在公司设午宴招待我们和我国驻德大使郭凤鸣。他虽然因为年龄关系不再任董事长一职，但仍担任克虏伯基金会主席。他表示将会协助办事处的工作，并且同意给予协会5个培训名额。克吕克纳机械制造公司的二把手亨内希曾参加拜茨代表团访问过我国，也是我的老朋友。他盛情接待了我们，同意给协会一个培训名额，并且答应在办事处成立后进一步商谈合作事宜。我与3位同志都很高兴，德方企业界和金融界都很赞同开展两国人才交流和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认为协会建立办事处的计划是很及时的，对双方都很有益。

我同协会的两个同志回国后，袁承愚和夫人朱琪在协会的领导和德方有关各方的帮助下，筹建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他们两位都在东德留过学，曾在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工作多年，懂科技，德文也好。

几个月后即1987年4月6日，协会驻德办事处正式成立，成为协会较早成立的驻外机构之一。在成立酒会上，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协会主席张劲夫同志专门到科隆出席了酒会并致了祝词。我国驻德大使郭凤鸣也应邀出席。我同王迺以及协会的工作人员也从国内赶到科隆参加了酒会。出席酒会的当地人士有科隆市长布尔格、德国商会会长、杜伊斯贝格协会和中心的负责人等。会后，我同王迺等前往奥地利访问，袁承愚也参加了。我在奥地利担任大使5年多，对奥地利的情况也是较为熟悉的。我们拜会了奥地利外交部、商会和中奥友协等，特别是拜访了奥地利的重要企业、银行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都表示赞同发展中奥之间的人才交流，并加强同交流协会及其驻德办事处的联系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