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统战思想（共8篇）
时代特点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马列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周年之际，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对于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以上各位同志进行了认真座谈，大家畅所欲言，既讲到了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特点和丰富内涵，又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既讲了学习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意义，又谈了如何用邓小平统战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讲的非常好，我完全赞同。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和范围，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扩大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其核心就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广泛的团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以“爱国”取代“革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时刻，统一战线的性质必须要重新定位。那么新时期统一战线应该是什么性质呢？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他第一次将“爱国”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名称提了出来。按着这一思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将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称之为“爱国统一战线”。这种改变决非称谓的一般变动，而是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了最大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如果只讲社会主义，不讲爱国主义，就会失去广泛性；反过来只讲爱国主义，不讲社会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统一战线的实际。统一战线爱国性质的确立，使统一战线团结的范围更广泛，争取的人心更多，凝聚的力量更大。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如果说革命统一战线是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斗争，那么，邓小平提出“爱国统一战线”则表明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应当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以一种世界历史眼光指出，和平与发展问题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全球的主题，新时期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三大历史任务，邓小平特别强调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一定要“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因此，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必须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最重要的政治。他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这从根本上确立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论断的新发展。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明确了新时期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利，不是窄有利”，“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爱国者的范围是广泛的”。邓小平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这个论断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爱国统一战线的最新理论概括，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
1. 突出的实践性
邓小平伦理思想源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指导实践,要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改革客观世界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力量。邓小平把道德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一是把“有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二是把道德建设作为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大的风险”问题的重要环节。邓小平道德建设的方针要求广大群众实行社会主义道德,把“五爱”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对先进分子的要求是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
2. 广泛的群众性
邓小平伦理思想的本质就是以民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位,而不是以官为本位或其他为本位—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本位地位,没有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意志和愿望的言行,都是善,都属于有道德和道德高尚之列,一切违反人民意志和愿望的言行,都是恶,属于不道德范围。邓小平伦理思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伦理学,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
3. 鲜明的阶级性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它非常明确地宣示把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更需要进行宣传教育,使本阶级的成员和其他劳动群众,都能够认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从而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
4. 坚定的革命性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我们党团结一切劳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和他的科学理论相一致的。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而且有严谨的科学性,是坚定的革命性与严谨科学性的统一。
二、独具特色的功利主义思想
抓住义利关系之一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辩证地加以分析应用,客观上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邓小平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观念的变化,并把人们利益贯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以重视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务实功利观,他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邓小平发现了怎样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利益的思想和途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毛泽东一贯地把给最大多数人民以最大利益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但在如何实现这一基本的具体途径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很长一段弯路。邓小平彻底批判否定吃“大锅饭”这种小生产者的道德观,在道德上肯定了个人致富合理性,指出“致富不是罪过”。他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经营和辛勤劳动而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向他们看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这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伟大的发展。
三、“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价值准则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判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措施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对各种现象进行伦理判断和价值拷问的根本标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已经无法对它们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必须寻求新的价值判断的依据。例如:社会主义是否允许雇工?雇工是否存在剥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先富起来的是哪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收入是否都既合法又合理?社会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收入分配差距在什么范围内才是合理的?如此等等,都涉及比较尖锐的伦理判断问题。如果就事论事,很难把问题说清楚,或者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最终到哪里寻找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呢?只能从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实现这一立场出发进行是非对错的判断。
据此,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所谓合理,不一定是说行为或结果本身是正义的、善的,而是说它有利于正义或善的实现,或者说是通向最终正义或善的必经之路或必要手段,最起码是为了实现最终的善而不得不暂时容忍局部和一时的恶。这样,目的的正当性保证了手段的合理性。只有从“三个有利于”这样的标准出发,我们才可能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混乱不堪的价值冲突和是是非非中找到一条能够贯彻始终的价值标准。把混乱的思想统一起来。是非善恶才可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才不至于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和毫无头绪的争论之中。
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
首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道德是先进性的道德,是对先进分子和共产党员的要求,虽然现阶段不宜广泛实行,但应大力提倡,这是带有指导性和导向性的道德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尤其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这样才能从思想道德上保证社会主义方向。
其次,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从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实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普遍地广泛实行的道德基本要求即“五爱”,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两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明确提出“五爱”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从理论上明确了对广大群众的普遍道德要求,实践中促进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
再次,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当把先进性的道德要求和广泛性的道德要求结合起来,为未来普遍实行共产主义道德逐步创造条件。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当从改革开放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出发,承认社会主义道德的层次性,在此基础上来考虑道德建设的方针。基于此考虑,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并且规定了它们的内容和具体要求。
五、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培养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从列宁到毛泽东的道德教育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公民。”邓小平“四有”的公民模式,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四有”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是彼此联结的有机整体,文化是前提,思想是内在动力,道德具有自律性,而纪律具有他律性。“四有”中缺少任何一个“有”,小则会造成公民素质的残缺,大则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就文化说,从长远看,它是前提。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至于理想和纪律,邓小平认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最为重要。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苦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
邓小平指出,要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就要营造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良好的大环境,必须反对腐败,优化社会风气,改善党风,在全党和全社会宣传、坚持共产主义道德;要继续和发扬革命时期的优良道德传统,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在道德上抵制反对腐朽思想的侵蚀。邓小平还指出,道德教育要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明党的纪律相结合,才能取得成效。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对社会危害极大,特别对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尤为严重,不惩治腐败就会使改革大业失败,就要亡党亡国。惩治腐败应当贯彻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方面靠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要靠法制,法制的作用更为直接。
摘要：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特点、功利思想、“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价值准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等。
关键词：邓小平,伦理思想,以民为本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12-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多年来，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邓小平既是我国发展非有公制经济的引路人，同时又是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促进者。研究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思想对做好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家”的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还没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个群体和称谓，我们更为熟悉的是那时的工厂主和资本家。
对于资本主义下的工厂主和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剥夺剥夺者”，但形式不仅仅是单纯的暴力，包含了强力没收与和平赎买两种。1894年，恩格斯在谈到法德农民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1]19世纪70年代末期，历史向晚年的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课题：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早年马克思看来，像俄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可能的现实的前景。但晚年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看法，提出了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只是在政治形式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统治时期，而与资本主义相连带的社会化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因此，与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建立的社会主义不同，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2]由上述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掌握国家权力后，对原有的剥夺者要毫无保留的剥夺其生产资料，消灭剥削阶级，但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经过“自然历史过程”；取得生产资料的方式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也可以是和平赎买。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列宁表示赞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在俄国要对资本家区别对待，对不愿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不文明资本家”，要无情惩治；对愿意接受和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并组织生产供应人民生活的“文明资本家”，要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还提出：“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资本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3]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列宁还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小生产者的政治行动，它决定结局的可变因素，小资产阶级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其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要争取的同盟军。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要联合又要斗争的策略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家”的精辟论述，为后来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思想与经典作家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他还以勇敢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品格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入地探索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二、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思想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理论是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成熟的。
第一阶段，个体经济的兴起以及对个体户的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近灭绝的个体经济逐步兴起。1979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工商界“五老”时，明确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发挥他们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4]1979年召开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文件。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的《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还专门对个体经济下了定义：个体经济是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5]这是第一次以党的文件明确肯定了个体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在邓小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党的十二大指出，要鼓励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6]与之前的“必要补充”的提法相比，又加了“有益的”三个字，进一步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同年，这一表述又被写入宪法，标志着个体经济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私营企业主的再认识。随着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经济也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但人们对于私营经济应否存在和发展的争论仍然很激烈。直到1987年初，中共中央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应对私人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7]的方针，文件同时还取消了以前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同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为了消除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和疑虑，党和政府制订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此，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被纳入法制轨道。
第三阶段，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整体认识的深化。由于经济过热，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有些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化相混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持反对态度。据统计，1989年上半年，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十年来第一次户数锐减的现象。[8]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判断标准），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因邓小平南方谈话而再度启动的改革开放，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除了理论上和体制上的障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并且还指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称谓，并明确了它的范围，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定性和定位问题画上了句号。邓小平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邓小平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科学分析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并由此导致了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相应变化。因此，邓小平认为，新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从“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当然，这一认识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首次使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新概念。之后不久，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放弃了延续使用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称谓，正式称新时期统一战线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性质的转变，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统战工作的新对象。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不仅是团结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
（二）主动调整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开启了统一战线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及时结束了统一战线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历史，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9]后来，他又把这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具体化为“四个服务”，即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毫无疑问，统一战线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助力也是必然选择。
（三）重新界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属性，开创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崭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论述，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10]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11]“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12]可以说，邓小平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属性的论断，开辟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明确提出“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工作方针，奠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政策基础。1991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首次提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对他们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同时，还提出了“爱国、敬业、守法”的六字要求。这一工作方针的提出，对于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科学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并为后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政策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团结、鼓励、保护、表彰”的工作方针。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开展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争做“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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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7.186.
[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255.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中的两条主线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它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本文就对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字：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并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主初级阶段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式方法，同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还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邓小平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来研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衰败，社会状况混乱不堪，邓小平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毛泽东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观点。他们把制度建设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不断的实践中，邓小平逐渐意识到，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结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早期，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国家是一个缺乏民主的国家，我们国家处于半封建状态，则这就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并且没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锻炼。这样就说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有国民党的不良传统。对于那些具有以党治国观念的人，就是具有国民党不良传统的代表人物。”可见，邓小平很早就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后来，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将民主思想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主张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在民主问题提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问题顺利实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还要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够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够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他还说：“在人治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律，我们可以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同时，领导人说的话既是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不用随之改变。”这些话明确指出了我国法制建设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强调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我们要将其作为我们党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针政策，以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从这些可以看出，邓小平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决心
之大。
接着，邓小平为法制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表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要扩大和发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们国家要对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学毕业之后也要注重学习法律知识。要想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次，同时要将教育、科学、政法等等发面抓紧发展。我们要选拔出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人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军人物，同时与司法部门相关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积极有效的培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由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市场经济建设。1995年，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一方面要宪法、法律的制订，另一方面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照法律处理事务。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为我国的长治久安发表了讲话，并第一次提出来“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针。在1992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被提出。此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被制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载入宪法，于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全面确立，我国的治国方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包括立法、执法、法治观念的培育等各个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让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发展和实施。执法，是为了使各种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的形式和途径，以及国家的各种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养法治观念，是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领导人的影响，更不会受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响，即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领导力量。要想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培养人们群众的法治观念。“法治”就是法学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权是它的实施基础，它与“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独特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其所表达的观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些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我们需要一批具有很强法治观念的人，从而确保“依法治国”得以顺利实现。我们要扩大法律教育的对象，要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知法、懂法，用法律来约束公民的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为中国人，要自觉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事情，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它强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要完备；它强调政法队伍建设要加强；它强调要培养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制观念，要加强对每一位中国人的法制教育；它还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都为我国现如今的依法治国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一
脉相传和继续探索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更加的顺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他们更加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工作。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要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还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他们下定决心要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治。这样就使得我国的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从这个方面看，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为我国建立科学的法治体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的涵义被明确提出，同时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将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正确应用到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去。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它还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它对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要把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继续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指明方向。
总而言之，邓小平是从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为我过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使我国的治国方略向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行，我国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对其进行探索和发展。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顺利的完成，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将会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顺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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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开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伟大进程中，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创立而成。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里重点论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含义、本质特征、基本内容、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含义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军队建设及有关军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军队与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全党全军集体的智慧结晶。（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2版 第46页）
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本质特征
1、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2、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
3、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由组成部分来划分就有两种分法：一是四个组成部分，即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二是五个组成部分，即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型转变、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我认为，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组成部分的划分，既要考虑到它的内容和特点，又要考虑到它的现实实践需要。比较来说还是四个组成部分的分法更为适合。也就是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一、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
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科学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当代战争的根源，世界大战能否避免和“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方法方式等等，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战争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认为（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说；“现代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说发展问题。”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代世界的历史主流，促进发展是当代各国的根本任务。（2）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这是邓小平重新甚是国际形势，研究第二世界大战以后的武装冲突后对当今世界战争根源所作出的新论断，揭示了现代战争产生的社会根源。（3）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邓小平研究了军事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的又一结论。邓小平认为①大战避免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努力争取，促进和平力量不断发展，破坏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部署，就可避免大战爆发②大战可以避免，绝不是说小战不会发生③大战可以避免，也不是说战争根源已不复存在。（4）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消亡的理论。邓小平针对现实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慎重考虑用暴力方式解决国家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最好代之以政治解决，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种“以和抑战”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站抑战”、“以站灭战”的理论学。
二、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在指导新国防建设的实践中，通观全局，审时度势，及时地做作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指出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措施，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型转变，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及长远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①国防和军队建设立足点的转变：即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相对和平时期正常建设轨道上来。②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转变：即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调整到与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转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依托，促进国防和军队的发展上来。③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重心的转变：即着眼未来战争需要，进一步突出现代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中心地位，着重抓好国防科研和现代化水平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培养，大力解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④军队和后备力量建设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转变：即从偏重于常备军和后备军力量的数量规模，转到压缩规模，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上来。⑤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的转变：即把按全面反侵略战争设计的军事战略指导，转到应付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上来。⑥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功能与体制的转变：即打破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状况，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之中，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建立起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新体制。
而在处理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首先国防建设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其次，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再次，国防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唯有这样才能全面增强国家力量。
邓小平在建设有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更是有独特的见解。①明确国防建设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因为国家利益是国防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根本宗旨和目的。②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方针。国防科技和工业平时实行军转民，以提高经济效益，战时则便于民转军，以保证战争需要。③建立精干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军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要建立一支精干的常备军，使之体制编制结构合理。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系统结构协调均衡，整体功能明显增强，形成陆、海、空三军一体的强大力量。④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要搞国防现代化，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防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为此，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⑤加强国防教育，强化全民的国防观念。国防教育增强了全国人民捍卫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和向心力，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热爱、建设、保卫国家的积极性。
三、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提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思想是我军建设的指针，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分别为(1)确立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方向。因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是我军建设的三项指标。由于我军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所以军队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点。以现代化为中心，必然带动其它“两化”相应地发展。（2）建立科学的编制体制。体制编制改革的着眼点，就是提高战斗力。为此，我国必须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3）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把教育训练作为实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大事来认识；作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能力的根本措施来对待；作为全面提高军队各方面素质以适应当前国家建设大局需要的重大问题来解决。
四、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及高技术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邓小平继承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战争思想。
在战争样式和战争环境多变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1）要研究现代战争特点给人民战争带来的影响。由战争的立体性增强决定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必然是一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而现代化战争广泛使用威力大、精度高、射程远的机械化、自动化武器装备，增强了战争的消耗能力和破坏程度。（2）要创造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战法。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之间差距的客观存在，决定我们要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在作战谋略的运用上高敌一筹，特别要研究以劣胜优的作战方法。（3）认真做好人民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就必须努力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培养国防意识，为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其次，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因为武装力量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时对敌实施威慑，战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常备军成倍扩编和补充的需要，还可以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援战争。达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好兵的战略目的。再次，注意打牢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着眼于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新的历史下的运用，着眼于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国情的深刻分析，着眼于新时期我军建设的实际，是当代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我国新时期的创新与实践。另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军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提出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把建设强大的常备军与建设强大的后备军力量相结合。他为我军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赋予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涵。他为我军确定了总目标、总任务；并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时刻做好战争准备。从上述意义而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揭示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提供了理论武器。
【摘要】：邓小平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他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要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要依靠法制等论述，对于我们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关键词】：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指导作用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党风廉政思想，本文就此作一粗略探讨。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考验，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但是，必须看到，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够完善，存在许多政策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创造了条件。因此，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党和政府机关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党的形象，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等，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被坏人利用，就会走向极端，引起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他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 1982年4月他又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紧迫。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邓小平特别强调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对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表示赞同，认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
党内出现不正之风，产生腐败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我国曾是一个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专制主义、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影响到党内。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正是这些思想的反映。同时，一些意志薄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的人极力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则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未给予高度重视，忽视党的建设，致使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导致理想淡薄、信仰动摇，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因此，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健康进行，真正地抓出成效。1982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抓紧抓好，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又要着眼长远，常抓不懈，这样才能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健康稳步发展。
三、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
邓小平认为，端正党风，搞好廉政建设首先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带头廉洁自律。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他认为：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这些充分说明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广大党员中发挥表率作用，树立良好的形象，那么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心悦诚服地学习这种好榜样，从而在全党形成良好的党风。相反，领导干部带头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普通党员和群众必然会效仿，结果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有极高的警觉性和自觉性。
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让广大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起到警世作用。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1989年5月，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要求：“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抓典型大案要案，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贯彻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坚决查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和中止其担任的领导职务。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任何触犯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将受到严肃的追究和严厉惩处。
五、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和关键
同一种环境，同一个单位，一些人经得起考验，而有的人却贪污腐化，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腐败就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因此，在党政干部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是防止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提高防止腐败、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既要抓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完善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制度更带有根本性。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邓小平提出要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用人制度，建立和健全一套包括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交流、回避等在内的干部制度等等。
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谈到对领导权力监督的重要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又强调：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监督。1980年9月，他又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它包括党的纪检机关的纪律监督，以及各级党组织的上下监督和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二是群众监督。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实行群众监督，使党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同时，也会使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慑于群众威力而收敛。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邓小平认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六、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法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二是执法要严格，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邓小平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地做到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内容
(一) 关于战争与和平时代主题的论断
所为时代主题是指时代主题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问题, 是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 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正在解决的主要课题。
对时代主题的论断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国际战略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作用。像尼泊尔等这样的小国家, 国际影响有限, 讨论国际战略的问题不具有很深的意义,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时代对时代主题的论断主要停留在战争层面上。而且在中苏交恶的一段时间之内, 认为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成为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立足于打战, 打大战, 甚至是核战争,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正确走向不说, 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内政。
在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中国领导人的初期, 虽然并未就这一问题进行明确的表态, 却也不曾对世界面临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论断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纠正。实际上,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很多国家都面临相同的困境, 那就是世界大战真的已经迫在眉睫了吗?
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得到了彻底地解决。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并认为和平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旋律。后来发展成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可以说, 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使中国走出了从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的中国处于战争之中的阴影, 为中国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主要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国际政治依据。
(二) 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论断
早在八十年代的中期, 中国就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两极格局之下, 不是那种不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这种冷战思维之下的。也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 世界应该由美国进行领导的这种美国单级国家政治秩序之下。
中国主张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对时代主题变为和平与发展的解决之道。中国主张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就是主张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地理位置、国际影响等因素, 都享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中国主张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立足于世界的实际和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不仅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也代表了部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观点。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也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的论断
自从国家产生之后, 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任何一个政治学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在农业文明时期, 实际上的国家基本上是出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这种思考相对较少, 地理大发现之后, 世界已经由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世界。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摆在了世界各国的面前。
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战争成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战争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
1954年,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的时候, 同尼赫鲁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经过简单的修改之后, 万隆会议上中国同印度缅甸一道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发展成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
但是,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真正地被世界上的国家所接受主要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随着邓小平的上台, 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更由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 中国的综合国际明显提高, 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政府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者, 也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国际场合还是实际行动中, 中国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纷争与关系。
(三) 以二十字为指导的外交思想
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转变个人认为是从中国拒绝在中苏有好同盟条约到期之后继续续约开始的。在这之后, 中国明确的拒绝结盟关系, 并同世界上的任何友好国家发展关系, 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地从非社即资的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 开始走出了一条新的外交道路。
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提出了外交工作的二十字方针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可以说二十字外交方针的提出适合中国的国情, 不应该仅仅看做是权宜之计, 而是中国在未来一段之间之内都要坚持的外交指导思想。
而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 世界形势很不明朗, 美国明确将维护美国的世界上的领导权作为国家战略。这种背景下, 邓小平二十字外交方针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无敌国外交, 打破了中国面临的外交不利局面, 并为开创后来的外交工作新局面奠定了理论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二十字外交政策的成功。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作用
(一) 为国家重心的转移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可以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内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时代强调战争, 所以在国家重心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做出了将经济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决策的正确性。
(二) 为外交新局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二十字外交方针的指引下, 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无敌国外交, 并提出了多种类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 而且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政府的坚持与发展,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里面邓小平的外交方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对中国大战略的完善与补充
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目标与达到的高度,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构成部分之一, 不仅完善了理论构成, 也在实际上完善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它同三步走战略以及其他的战略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大战略。
总之,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它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保障, 而在今天, 在坚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反思和发展发展也是必需的。
摘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 世界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邓小平适时的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保障。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又提出了新时期的外交政策, 为今天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本文在探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内容的同时, 揭示其在新时代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时代主题,国际新秩序,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守德、刘文祥著。
[2]《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韩景云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邓必坚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4]《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5]《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刘亚军著, 《甘肃理论学刊》, 2000年01期。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是一位有着伟大思想与洞察力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中国，而且影响至今。这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二、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
1、建立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是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的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若想快速高质的发展，一个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就是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之一。邓小平审时度势的提出了“和平是建设的前提”，只有建设和平的周边环境才能做到对外开放交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只有充分利用国际条件，我们才能不被世界所孤立，才能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2、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判断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依据。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已经打破，世界已经有了向多极化发展的明显趋势，国际政治与经济新格局已经初露端倪。邓小平在对当代世界战争能否发生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全面论述，他指出：一方面，“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发生世界规模的大战也是很可能的，改变之前他所设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想法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根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即将结束，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逐步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焦点与热题。欧美等发达国家亟待发展本国经济，而各个亚非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发展国内经济与巩固新生民主政权的新挑战。此时，邓小平根据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从中分清了主流与支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旋律”的正确判断。这一科学论断反映出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三、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内容
1、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
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搞的霸权主义，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繁荣稳定都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原则立场。20世纪80年代，世界仍然处于美苏冷战之中，地区问题频发。但是邓小平继续高举“反霸”与“和平”的大旗。他认为，无论是置身于国内还是放眼全球，20世纪80年代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社会的转型期，所以，反对霸权主义，是我们现在以至于一个很长时间内都需要坚持的。邓小平强调指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纲领就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2、改变原有“一条线”外交战略，实现全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是20世纪70代中期至8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现实，把我国外交重心转移到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但是到了8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原有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提出了我国要实行全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不止一次的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上要坚决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坚决维护以亚、非、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搞霸权主义，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3、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处理国际争端、处理国际冲突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积极提倡和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身外交政策的准绳，与世界各热爱和平的国家齐心协力、积极努力地在创造一个和平、发展、和谐、友好国际大家庭的。相同的历史、相同的经历必然会使全世界有更多的人真正的接受并且大力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此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必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开拓新时代国际关系的进程中大放光彩。
四、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特点
1、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形象。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是谋求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对外的红色革命输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目前以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民生，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曾说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要施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邓小平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形象，改变了一些西方政客对以苏联为代表的老牌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称霸世界的不良印象与看法，使得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国际声誉。
2、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上不能单纯的只是看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邓小平指出：“中国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发展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团结与友爱。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交往与联系的现实。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普遍实行和平共处原则，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合作和谋求共同发展。
五、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