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精选7篇）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篇1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篇2

民间外交作为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往, 在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建国以后, 周恩来重视民间外交, 特别是针对日本, 提出了许多有助于两国友好交往的思想,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重要作用

首先, 周恩来立足于中日关系, 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中日之间的问题, 并没有拘泥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之中, 并多次强调“两个历史”, 主张和睦相处, 建立新时期友好关系, 实现中日建交, 并逐渐走向正常化, 为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开创了新局面。其次, 周恩来为了打破中日关系僵局, 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为官”的新模式, 为中日友好往来搭建桥梁, 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 周恩来站在亚洲及世界和平角度, 对中日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积极为两国人民考虑, 不仅为世界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且对世界和平提供了支持[1]。

二、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内容

(一) 两个区分原则

两个区分主要是指将帝国主义政府与人民区分对待, 政府决策人与一般官员区分开对待。面对中日之间两千多年的交往史, 其中必不可少的要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要深入考虑人民的感受, 在1956年, 日本在京举办商品展览会, 针对挂旗问题引发了争议, 周恩来却引导工作人员明确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他们并不是战争的发起者, 要坚持“两个区分”, 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民外交的自觉性, 让日本人民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诚意, 为中日友好相处奠定思想基础。

(二) 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 在中日建交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 周恩来将互不干涉作为民间交往的基础, 并将中日友好关系建立在日本人民身上, 不牵扯内政, 周恩来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我国政府的立场, 在1954年与日本访华团的谈话中, 周恩来明确表示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第二, 民间经济往来要平等, 将经济往来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 不仅能够实现贸易发展, 还能够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发展。建国初期, 我国大力发展工业,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本方面的压力, 但是, 周恩来指出要转变传统经济交往当时, 建立平衡互惠的贸易关系。由此可见, 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 为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三) 民间先行, 以民促管

周恩来提出这个思想主要是依据当时现实需求, 结合当时国际环境及实际情况, 将其作为主要途径, 通过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相处, 积极拓展民间外交。在1955年时, 周恩来总理在谈及中日关系时, 明确阐述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并充分证明了以民促官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与日本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日渐增多, 周恩来此项思想初步形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我国将诚意展现给日本人, 与日本人民互相信任,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在1959年再次接见日方代表时, 对对日民间外交思想进行了总结, 也充分证明了此项思想的成熟, 并成为我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重要原则[2]。

(四) 政治三原则

由于受到岸信介政府的影响, 我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 受到极大的挫伤, 为了能够缓和关系, 突破僵局, 周恩来再次对两国之间的交往原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最终形成了政治三原则, 并将其作为两国交往的原则。在三原则引导下, 周恩来分析中日关系出现矛盾的原因, 指出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 并明确提出了我国将会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 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日政府压力, 我国也在这过程中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 三原则并非否认民间外交, 而是为民间外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 半官半民的“LT 贸易”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日在贸易、文化等方面的都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但是, 都是主要以民间形式开展的, 在无官方影响下的贸易渠道。为了能够促进中日进一步发展, 实现民间贸易与官方衔接, 周恩来又设想出备忘录贸易形式, 进一步与政府进行深入交往, 得到政府的支持, 在这种形势下, LT贸易应运而生, 其具有极高的灵活性, 在推行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LT贸易的运用, 促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不仅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交往,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贸易发展[3]。

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 中日民间关系作为中日建交的核心和关键, 在促进中日友好交往、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在中日建交过程中, 立足于两国人民, 提出了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思想和原则, 并将其运用其中,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从而实现中日友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肖宗志, 张德容.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8 (03) :259-261.

[2]金龙河, 金桂兰.毛泽东、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之比较[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20 (05) :12-14.

周恩来总理外交风云 篇3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及外交部长，长期组织外交工作，创造性地遵循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开创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

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20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只要与周恩来会过面，人们就会对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之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潜力充满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是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物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迪克·威尔逊对其的评价完美地诠释了周总理的品性。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天成立了，这句话不仅揭开了新中国飞速发展的篇章，也是周总理谱写外交风云的开始。这一时期，为了为新中国创造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毛泽东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苏联为首的九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与新中国建交。

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第一次出国了，他做了周密的准备，并带了有关专家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1950年2月14日，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个协议都经周总理逐字逐句地推敲，一切都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出现漏洞。这份条约让中国人感觉自己不是孤立的，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时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组织解放军解放台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包围。领导人意识到朝鲜问题已经变为国际问题的焦点，周恩来让印度驻华使者转告美国，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朝鲜战争就在这响亮的口号中爆发了，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的住处的灯光彻夜长明，不仅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还亲自指挥作战，具体问题也由他亲自处理。经过五次大作战，美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被最终打破，美军被迫坐在谈判桌前。经过无数次唇枪舌战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1958年周恩来访问朝鲜，受到热烈欢迎，并说这是鲜血凝成的感情并表示完全支持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年4月24日，周总理率领有各方面专家的团前往日内瓦，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人们在日内瓦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一个具有和平合作精神的，同时又不放弃原则的中国人。

4月26日，会议开幕。虽然从四月到六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周恩来的六次大会发言让各国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新中国的误解，赢得了不少好评，他成为了各国新闻界竞相报道的人物。在谈论印度支那问题上，周恩来注意到英国和法国都与美国存在分歧，就同他们代表团坦率地交谈，最终达成停战协议。

会场外周恩来同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英国的艾登很欣赏周恩来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和风度，并经常与其来往，艾登说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中国人的乐观，自信和组织能力。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的表现让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

为了保证和平的国际环境，周恩来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他的创造，如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事情的准则。1955年4月，29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万隆，其中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不尽相同，很多国家对新中国很不了解。

如果说日内瓦会议确立了周恩来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十个月以后的亚非会议则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展现他高超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去结交朋友，去影响世界局势。当周恩来到达时，受到万隆

市民的热烈欢迎。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在会议期间，有几个国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和中国，这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发言周恩来没有立即进行反驳。短短十八分钟的演讲让亚非会议顺利绕过暗礁，又回到求同存异的路上。

在最后一次讲话时，周不再沉默了，他走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的和解态度使会议气氛为之一变，我们的会议应该把大家共同的愿望确定下来，大家在共同的基础上互相了解和尊重彼此，对于之前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问题周恩来都一一做了解答，并欢迎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他说“百闻不如一见，让我们亚非各国团结起来为会议的胜利努力吧！”。

不得不说，周恩来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在万隆的几天，周恩来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万隆会议的原则，当十年后周总理再来万隆时，许多亚非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他所倡导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深入人民心中。人们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他的谦逊，诚恳，宽容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

1957年1月，周恩来应邀访问莫斯科，受毛泽东的嘱托，他对赫鲁晓夫进行科真诚而又善意的批评，他说“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压力干涉别人内政，他希望苏联能纠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对缅甸的边界问题上，周恩来说我们不会诉诸武力，一切问题都应我们一起协商共同解决。他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几年里与缅甸领导人多次会晤，就中缅之间三段悬而未决的边界，在仔细调查研究，从历史到现状的多种情况下，对具体地段，具体面积进行了具体讨论。

六十年代初，中缅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在缅甸联邦总统府大厅，吴文茂总统将一枚新创设的缅甸最高勋章——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授予周恩来，这是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最诚挚友谊的体现。此后，多国边界问题都得到解决，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经过一次武装冲突后，周恩来来到印度，与之会谈。他说“如今我们两国都在进行大规模长期的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一向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友好协商的态度寻求使双方共同获利的解决方法，在边界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应采取武力行动。”

1970年10月1日，在国庆21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台上，周把美国记者领到毛泽东身边共同检阅游行队伍，这张照片在两个月后的圣诞节前一天被周恩来安排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耀位置。作为西方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忽视了这张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照片所传递的外交信息。

接着，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部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这在中美关系沉重的车轮上巧妙而又有力地推了一把。1971年7月14日，周恩来对美国来华访问的乒乓球全体队员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此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了一次。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诱使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甚至周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周恩来外交智慧作业（定稿） 篇4

结课作业

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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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万隆会议及其外交思想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随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历程中的中心人物。他在外交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1955年4月18—24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不顾自身身处险境毅然出席万隆会议，对实现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万隆会议也称亚非会议，此次会议的举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阻碍会议举行的因素还要从当时的世界局势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其中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甚至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除此威胁外，帝国主义甚至采用暗杀手段来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幸运的是周总理因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逃过了此劫，也致使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其他的亚非国家冲破层层阻碍，终于在1955年4月18日在万隆成功召开了会议，故称亚非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出席万隆会议不仅体现出了他的不畏生死的气概，也极大地鼓舞了众多的亚非人民，为亚非国家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独立自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万隆会议举行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及时地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

此次亚非会议的成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面就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对所表现出来的周总理的外交特色进行详细的分析。

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和亚非地区的形势，描绘了亚非人民遭受的苦难和经历曲折的斗争，指出了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今后斗争的方向。他更为详尽、深刻地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意义和作用。

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又一次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的雄才大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他针对亚非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而产生的复杂情况，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动，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和偏见，有力地推动会议的顺利进行，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成为亚非国家一致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大大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和发展。

他针对会议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不同意见，指出：“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一天多起来，在座的许多国家都表示了同意，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这使我很高兴。如果艾登首相愿意同中国总理发表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将首先签名，支持五项原则并保证执行，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能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他综合了各国代表提出的议案和意见，归纳成七条原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②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③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④承认种族的平等，⑤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的平等，⑥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⑦互不损害。这个议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民主协商的精神。

除此之外，周恩来总理在此次会议上又创造了一个“求同存异”的原则。这个原则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为亚非会议付出巨大的心血，最后，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准则。

据以上对周总理在此次亚非会议上所做出的重要发言的分析，能够看出他极力的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思想。国外学者一致公认，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而且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外交准则。沃洛霍娃认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罗纳德则认为，周恩来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周总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

周恩来外交风云 读后感 篇5

周恩来，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在中华大地，在整个世界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光辉万丈，的确是值得敬仰。

在《周恩来外交风云》这本书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位当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与众多国际首脑人物的交往。从斯大林、金日成、胡志明到赫鲁晓夫、戴高乐、蒙哥马利；从西哈努克、纳赛尔、哈桑二世、到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从联合国四任秘书长到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等等，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不禁为他的智慧与胸怀折服。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位伟人数十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崛起，在外交战线上的卓越贡献，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的。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在外交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种种棘手的问题，但周恩来无不巧妙运用其智慧一一解决，其中，我认为最能体现其智慧与风度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

当时，中印双方本是友好的互相访问过，但由于印度后来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固执的向我国的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无情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并且还说：“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无论中国如何的表示希望友好解决，印度方却丝毫不领情，还愈加的变本加厉，为了使印度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印会谈的真实情况，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的谈判道路走下去，周恩来离开印度前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首先散发书面讲话，简要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建议好不容易找出的6个共同点肯定下来，便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消除双方的距离与分歧。

一开始，招待会的气愤相当紧张，周恩来开始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场的150名记者纷纷举手提问。印度记者一向以敢于提出尖锐问题而著称，他们成心让周恩来难堪，首先印度报业托啦斯记者拉加凡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印度，你个尼赫鲁总理的信都已经全文发表了，但尼赫鲁总理给你的信中国报纸却没有发表。讲到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准备让中国报纸全文发表这些信？”

在场的各国记者都认为这个印度记者提的问题角度刁钻，起码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中印分歧方面，中国人心虚理亏，不敢发表尼赫鲁的信；二是给人以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印象，使周恩来一开始就在气势上占据下风。

印度记者认为拉加凡的问题好比尖锐的枪尖剑锋，会一下子把周恩来打得无法招架，都将目光投向周恩来，只见中国总理平静的回答：“这位先生可能没有读过中国报纸，中国报纸早就把尼赫鲁总理给我的信和我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发表了。”

周恩来轻轻一击就，就剥夺了拉加凡的提问资格：一个连中国报纸都没读过的人，竟然向中国总理提出这样缺乏常识的问题，岂不是惹人耻笑？会场顿时响起一片嘲笑声，拉加凡羞得低下了头。

就是拉加凡本人也承认，周恩来对他是客气的，特别是“可能”二字大有讲究：从客气方面来说，究竟读过中国报纸没有，周恩来指示猜测，拉加凡自己说去，给他一个台阶下；从不客气方面来说，读过中国报纸还这么提问就有别有用心之嫌!

周恩来的接受监督思想探析 篇6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内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建立相应的政治文明;否则,所建成的.社会便是一个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均衡的小康社会.监督与制约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周恩来这一世纪伟人离开我们近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与分析其接受监督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与建立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仍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作 者：吴万秋 张勤  作者单位：吴万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济南,250100)

张勤(山东济宁警察学校,山东,济宁,272100)

刊 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 年，卷(期)： 19(6) 分类号：A8 关键词：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篇7

近期我们怀着对周恩来总理崇敬、学习的态度，我们观看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部让人深受感染与启迪的影片。我真的很感动，心灵再一次被洗礼，观看的整个过程我是含着泪水看完的。在中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内忧外患的困难年代，总理能够深入群众，扎实调研、体察民情的优良作风和对百姓和谐可亲，电影通过不同的人物性格、语言动作，将村民们的真诚、质朴，对国家和党的热爱体现得淋漓尽致。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伯延公社，在短短四个昼夜，夜以继日走村入户，深入进行调研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爱人民、为人民，把老百姓当亲人、当朋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为我们广大预备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内群众路线教育课。

总理的工作求真务实。影片对周总理一步步揭开公社干部“善意”的隐瞒，最终了解到当地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周总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作风不仅是该片的主基调，而且对今天的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周总理之所以能够真正了解到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一是靠真心。周总理是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来到伯延镇的，郭凤林等同志因为怕给中央添“麻烦”而刻意隐瞒真相，并试图催促周总理尽快回去的时候，周总理坚定地表示，他这次来，不了解到真实情况是绝不离开的。二是靠真情。周总理一进村看到树上的叶子都光了，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心里始终装着对百姓的真情，观察才会异常敏锐。当他看到村食堂有红烧肉时，这种强烈的对比，已让他察觉到情况的异常。一系列抽丝剥茧的走访调研下，又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件事背后的真相，直到片中周总理给出了答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为了群众，我们依靠群众。群众冷漠，离心离德，党亡政失；群众支持，同心同德，国强民盛”，正是周总理的肺腑之言打开了伯延百姓心底的心门，吐出了心声，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总理的工作处处体现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周总理不顾疲惫虚弱的身体，带着工作人员与群众抢救地瓜苗；彻夜总结梳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毛主席通话汇报情况„„这一个个镜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为人民服

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间零距离的接触和坦诚的交流对话，是一种自觉置身于群众之中、“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老百姓的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这也是这部影片所诠释的主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扑下身子，从小事做起，真心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让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作为当代大学生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我们正在站在校园与社会的边缘，我们肩负着重任，因为我们是先进知识和科技的载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军和接班人。从大学生庞大的数量和未来的重要作用来看，在大学生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的队伍不断壮大，其本身的道德素质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且出现了不同深度的问题。另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这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甚至比较突出的负面影响。

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式，我们大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方面要以更加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代社会，以与时俱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展开工作，同时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另一方面，不要盲目冒进，富于创造性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而必须把大胆探索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把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结合起来，把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统一起来，扎实有效地把各项学习工作做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我们只有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让我们的党长盛不衰，才能让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