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研活动总结与反思（推荐12篇）
本次教研活动是由三年级组全体科学老师共同参与的，以“研究实验教学方法，提高科学教学质量”为主题。旨在通过此次教研活动，让科学老师们对于教学方法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更好的打造有效课堂，提高课堂效率，改善教学方法。经过张春华老师的精心准备，给我们呈现了一堂生动形象、扎实有效的课。先对此次科学教研活动进行总结与反思：
1、以学生为主体。做到以学生学习为主，设计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在学生分组实验中，让学生们主动探索知识，发现问题，更大程度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精神。
2、认真研究教材。吃透教材是教师进行有效课堂教学的立足点。张老师始终把握住整堂课的重点、难点，让学生学的“实”。备课不仅是备教材还应该是备学生，只有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才能让老师更好的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
3、仔细推敲教学方法。随着网络的的普及，教师可以利用的资源是越来越多了，教师交流教学方法的渠道也是越来越广，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教学内容往往有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班级学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4、有针对性的设计课堂练习。学生吸收知识第一印象往往十分重要，而教师在课堂上设计的听说读写各式练习情况往往往直接影响着学生课后练习的正确率。张老师本堂课在练习的处理上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特别是在如何区分“短路”、“短路”知识点上，学生掌握的情况很好。
5、课堂氛围融洽，张老师能对课堂情况和学生表现做出积极的评价。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求真的过程，针对实验的失败，张老师能积极鼓励学生，让学生重拾信心，同时也保证了课堂的效率。
可以说，此次科学教研活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三年级组的每一位科学老师都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了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因为《熊出没》是本班孩子很喜欢的动画片, 所以他们很快地对活动产生了兴趣, 在整个活动中, 孩子们比较投入, 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操作材料, 并得出结论, 活动结束后, 大部分孩子都能了解到:指纹有三种类型, 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但整个过程却也伴随着忙碌与慌乱, 幼儿忙着操作, 教师忙着指导。
例如, 许多孩子将自己的指纹印满了整张纸, 还有的幼儿因为太用力而将纸按破, 一些幼儿因为蘸了太多的印泥而无法看出自己的指纹。后来, 我对整个活动进行了反思, 并与其他老师进行了讨论, 我意识到, 我的这个教学活动缺少了科学活动的最核心的部分, 那就是幼儿的自主探索。在这个活动中, 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幼儿的自主探索与动手操作混淆在了一起, 甚至以为幼儿操作了就是探索了, 忽视了幼儿的自主性。
其实真正的自主探究要求学生做活动的主人, 要在老师的引导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 通过动手、动眼、动嘴、动脑, 主动地去获取知识。教育家苏霍姆林提出:“教师要把人类的智力财富传授给学生, 并能在他们的心灵中点燃求知的欲望和热爱知识的火种。”科学活动对幼儿最大的吸引就在于它的动手操作, 而动手操作如果不是幼儿自主探索的, 那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 我们应该意识到, 动手操作只能是自主探究的一种途径, 科学活动的开展必须以自主探究为前提, 不能舍本逐末。
一自主探究应该是有准备的动手操作
首先, 教师必须充分了解幼儿的已有经验。这次活动中, 我以“让幼儿看指纹图案, 猜一猜它在身体的哪儿”来引导幼儿发现指纹。因为孩子们没有任何关于指纹的经验, 所以他们有的说在鞋上, 有的说在肚子上, 还有的说在腿上, 可就是没人发现它在手指上。因此我只好提示他们, 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手指上有没有。虽然孩子们后来都发现了, 但他们并没有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是老师发现的, 而不是他们发现的。
其次, 教师所提供的操作材料必须要考虑到幼儿的实际情况。本次活动, 老师准备了很多材料,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材料就是印泥。活动之前, 老师已经尝试印出指纹, 也成功了。可是我却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 孩子的手指太小、太嫩, 他们很难将自己的指纹清楚地印出来, 因此大大地降低了孩子们探索的兴趣与热情。由此, 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之前, 应该充分了解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已有经验, 为他们提供恰当的问题情境与活动材料, 让他们能够有准备地动手操作, 为自主探究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二自主探究应该是幼儿主动的动手操作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指出“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 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体验发现的乐趣。”科学探究活动在科学领域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它既是科学学习的方式又是学习的目标, 科学探究的过程主要包括“发现问题——猜测结果——拟定计划——收集证据——进行解释——表达与分享”, 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应以幼儿的主动性为前提, 否则它将只能成为一种形式, 而不能帮助幼儿形成科学探究的习惯与能力。
本次活动中, 幼儿动手操作了两次。一次是在一张小圆片上印上自己大拇指的指纹, 另一次是在一个统计表中印出自己五个手指的指纹, 从而感受指纹的独特性。可是, 这两次操作我都以“请你怎么做”的语气来要求孩子, 并没有给予他们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机会, 使得他们的自主探索变成了机械的动手操作。因此, 在科学活动中, 教师更多的应该是作为引导者和支持者, 为幼儿设置问题情境, 启发幼儿去思考, 引导幼儿主动解决问题。如在此活动中, 如果教师将“请你怎么做”换成“你有什么办法来找到自己的指纹?”那么将更能激发幼儿的主动性, 促进幼儿的自主探究。
三自主探究应该是有目的的动手操作
每一个教学活动都有一定的目标, 每个老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都应清楚自己的教学目标。但一个好的教学活动, 尤其是科学活动, 还应该让幼儿也能有这种目的性, 让孩子带着问题去操作。放任自由或者把自己的教学目标强加给幼儿都不能让幼儿进行自主探究。这就需要老师审慎而有效地引导和帮助。科学探索要靠问题的不断推动, 教师可以以问题引导幼儿向一定的方向观察探索, 以问题引导幼儿与环境、材料、同伴、教师相互作用。
本次活动从幼儿实际出发，选择与幼儿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内容，以“生活故事引入——初步感知——感性体验——理性体验——回归生活”的形式层层推进。活动中，采用“螺旋上升、层层递进”的教学方式，充分考虑了孩子认知、理解的方式和心理特征，整个教学活动较好地达成了预期的目的。
一、游戏活动，让抽象概念更形象（突出一个“趣”字）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数学的有趣。我们在进行《体验一分钟》这个活动时，紧紧围绕目标开展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幼儿充分体验时间的长短，把抽象的时间概念形象化、生活化。通过游戏《木头人》让孩子保持动作一分钟和观看动画片一分钟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真实体验了“由于一分钟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不同，每个人的心情不同，对一分钟的体验和感受也不一样。”游戏《夹珠子》结合“记录表” 分析前后两次不同游戏结果的原因，让孩子实实在在地体验了时间与自身努力的关系，学会了珍惜时间。充分的游戏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置身于情趣盎然的情境中，而且让枯燥的、抽象的时间变得具体、可感，从孩子们课末的表现中，我们知道他们对于一分钟已经由开始的模糊变得有了初步的体验。
二、实践体验，让数学活动更优化（重视一个“实”字）
数学知识的抽象逻辑性和幼儿思维的具体形象性，决定了幼儿数学概念形成要经过“操作层次→形象层次→符号层次”逐步抽象和内化的过程。因此，要让孩子们亲身经历实践体验的过程，让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夹珠子”活动中，我提供了大托盘、小托盘、筷子、珠子。这个操作材料对于幼儿来说，难度不大而且能够反复使用，一分钟以内只要抓紧时间，是可以完成很多的，并且利用记录表，记录孩子完成的个数，加以量化，让幼儿能清晰的进行前后的对比。通过一轮又一轮有趣的游戏体验，幼儿充分与材料交流，有效地促进了幼儿的发展。
三、师幼互动，让教学活动更有效（注重一个“活”字）
教育教学的过程，不应是单纯的教师教或者是单纯的幼儿学，而应该是教师的教与幼儿的学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在活动中，我时刻注意师生的互动过程和生生的互动过程。在游戏《夹珠子》环节，当我请孩子们讨论为什么第二次比第一次做的多时，幼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很投入，很有效，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体验到要珍惜时间，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体会到了合作的快乐和成就。
四、多媒体辅助，让教学活动更生动（体现一个“新”字）
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不仅可以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枯燥的问题生动化、趣味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灵活化，而且可以大大弥补挂图、贴绒等教学手段给数学活动带来的局限性、不便性。“生活故事引入”环节借助现代教学手段真实再现了孩子们的生活，直接引入活动；“初步感知一分钟”环节通过观看课件跟着秒针数一圈，知道一分钟有60秒，并清晰的观察到了秒针和分针的变化。多媒体辅助教学，孩子们兴趣很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乐此不疲。
透过这一个个精彩的场景和画面，我既感到欣喜，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和困惑。
1.预设和生成的度该如何拿捏和把握呢？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一门科学，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单一性。活动中，各个环节也做到了秩序井然。但我在想，这样的安排稳是稳当一些了，预设的功夫是做足了，可生成呢？课堂那些无法预约的精彩呢？这些，可能因为我的“稳”字，让许多可能生成的课堂资源不能很好的展示，白白的扼杀在胎腹之中。比如在“猜测一分钟能做什么？”环节中孩子的回答各种各样，我是否应该给孩子验证自己想法的机会，让孩子通过验证发现自己的想象与实际操作的差别。
2.评价怎样才能评到点子上？都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点到点呢？如一个孩子用手比划出一分钟的长短，我只是说：“说得真好！”其实我可以进一步的评价：“你的表示方法真特别”。而且在对幼儿的评价时，我的评价语也有点不够简练，不必要对幼儿的回答做进一步的深入点评，而只需要引导：“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平时要认真落实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计划，转变思维，积极探索和改革教学方法，把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与数学课堂教学的新理念结合起来指导教学。接下来，我将谈谈自己在教研活动中的一些想法：
每一项教研活动都是在实践与理论的交流中进行的。对我来说，这不仅是职业素养的提升，也是对我成长的极大促进。让我在和同行的讨论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倾听其他老师的课堂教学，借鉴教学经验和方法。
在学校开放课堂教学和校外课堂教学交流活动的教研活动中，教师在每一次课堂教学中都进行了课堂评价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每个老师都能从细微之处发现课堂教学的成败。
在教研中，教师提出设计习题的难度、习题的量、情境的创设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点，课件的使用要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教师在提问时要注重技巧。教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每个人的发言中提炼出来的，这样我们在畅所欲言的时候就可以吸收老师的教学长处，让我的听力和评价水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在教研活动中，我的收获是把自己放在了更广阔的教研空间里，让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只有接触到优秀的教育理念，观察到进步的课堂，参与到讲座和讨论中，你才会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也很多。
研究班和公开课作为教师创造高质量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将在研究状态下不断推进教师的教学实践思路，逐步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精彩，更适合学生的发展。我愿意参加这样的教研活动，以便尽快提高教学技能。
此外，我还积极参加线上研讨会，在线上教研平台上进行教学方法的探讨，大大拓展了我的教学视野。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关于中秋节的总结与反思大家了解过多少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而小编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下中秋节总结与反思，大家都一起来看一下吧。
活动目标：
1、初步知道中秋节的来历，对中秋节的活动感兴趣
2、愿意在集体前大胆表述，乐意和同伴分享自己的发现。
活动重点：对中秋节的活动感兴趣
活动难点：初步知道中秋节的来历
活动准备：
1、挂图15号；《小朋友的书 · 我的家》；
2、活动前幼儿和家长共同收集有关中秋节的传说和民俗
活动流程：
一、关于中秋传说的交流与分享
师：小朋友们，星期五那天老师布置了一个小任务，中秋节快都到了，小朋友找到了哪些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啊？
幼儿自由讲述
二、教师出示挂图，讲述故事《嫦娥奔月》
师：小朋友现在老师也来说一个关于中秋节的传说。
提问：嫦娥为什么会飞到月亮上去的？这是哪一天？
后羿听到这个消息后，做了什么啊？从这以后，后羿是怎么寄托对嫦娥的思念的？ 中秋节怎么来的？
三、阅读《小朋友的书·我的家》第17—22页“嫦娥奔月”。
四、幼儿边听故事录音，边阅读故事。
五、关于中秋习俗的交流
师：小朋友，今天我们知道了嫦娥奔月的故事，现在知道人们为什么要过中秋节？人们一般是怎么过中秋的呢？。
活动反思：
开学没多久，我们就迎来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在活动初期，因为中秋的来临，大街小巷都弥漫了节日的气氛，家里的月饼与商铺的节日气氛已经让我们的孩子对这个节日充满的期待。但是我们这么熟悉的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这一活动中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来与我们小朋友交流了一下。
一、通过故事简介，我发现我们小朋友对中秋节是熟悉，但是对中秋节的来历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通过一个中秋的传说与我们的孩子交流，让我们的孩子对中秋的来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故事中嫦娥与后羿的人物形象，在讲述的过程中，虽然孩子们对故事的大概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对这两个人物形象还是不可以很好的理解，对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了解还不是很深入。
活动名称：欢度中秋节 大二班
活动目标：
1、认识传统节日中秋节，知道其来历及有关习俗。
2、欣赏各种各样的月饼，愿意与同伴分享。
活动准备：
中秋节的课件、幼儿带来的各种月饼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猜谜：“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只圆盘，有时像把镰刀。”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2、你们知道什么时候的月亮最圆吗？
3、那你们知道中秋节是怎么而来的吗？
介绍中秋节的来历：古时人们将一年分四个季节，八月正好是秋季中的一个月叫“仲月”，八月十五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叫中秋节。这天晚上，月亮最圆最亮，人们吃果实赏月，也希望生活像月亮一样圆圆满满。
二、说一说
1、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和爸爸妈妈可以怎么过中秋节呢？
2、那你们还知道其他地方的人是怎样过中秋节的？
3、原来，中秋节的时候，人们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来过节。中秋节的时候，最少不了的就是月饼了。今天小朋友也都从家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月饼对吧，谁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月饼呢？
4、简单介绍不同种类的月饼。
三、分享月饼
1、今天有那么多各种味道的月饼，让我们一起听着好听的中秋节的歌曲，一起与好朋友分享你带来的月饼吧。
2、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乐曲《春江花月夜》，边听音乐边分享月饼，体验与同伴、老师一起过节的快乐。
中秋节活动反思：
孩子们最喜欢过节日了，对节日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很多孩子们就在议论着“中秋的时候我要和爸爸妈妈做??”“妈妈给我买了许多好吃好看的月饼”等等。因此在中秋节期间，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去体验中秋节美满团圆和喜庆丰收的快乐氛围。活动前，我们通过家园互动，请家长们帮助孩子一起收集了许多关于中秋节的资料，孩子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从多方面地如更多的认识中秋节。
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孩子们都很积极地与同伴分享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我妈妈说中秋节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很早很早以前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以后，大家都很想念她，于是就选择在月亮最圆的那天拜月亮。”“中秋那天，人们都尽可能和家人团聚。”“中国人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等等。在孩子们的讨论交流分享中，自己获得了关于很多中秋节来历的经验，也知道了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孩子们在七嘴八舌中对中秋节的兴趣更高了。
此外，我们还通过集体教学活动，请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月饼，活动中，孩子们欣赏着音乐分享着月饼。
孩子们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孩子们在游戏的时候，还会自己在点心店里制作着各种各样的月饼。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开展关于中秋节主题系列的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收集资料、集体教学活动、角色游戏等等多种形式，更加透彻地了解了中秋节的来历、中秋节的传说以及一些民间习俗、民间的节日文化，并让幼儿进行了直接体验，促进了幼儿的发展。
家长开放日活动总结
2016年12月12日，我校一年级四个班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本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在忙碌、有序、期待中开始，在精彩、成功、赞叹中结束。田娇燕、冯惠云、王璐、陈宇四位领导全程参与活动，师生的教学常态、教师的教学功底、学生的进步发展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此次活动让家长们看到了学校工作的特色，充分了解到孩子们同时也看到了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可谓是形式新颖独特、内容精彩纷呈、师生激情参与、家长赞叹不已。
一、值得发扬的方面：
1、四个班82%的家长都参加了这次开放日活动，并在活动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自始至终，每一位家长的态度都非常认真，表情都非常兴奋。在活动中，气氛非常融洽而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充分体现学校的教学理念。
2、这次活动给每一位学生提供了参与和展示的机会，他们在活动中的率真、积极、团结协作和竞争意识让家长们赞叹、鼓掌。
3、为了让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能有充分的了解，各班级展示了班级特色、班风、班貌，一个学期的教育效果成果，体现了一年级组教师团队的智慧与力量，以及“老带新”这一优良传统。
4、家长课间参观了食堂、水房、卫生间，对学校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议。
从家长认真听课的态度和热衷观看的程度上，我们看得出家长对
这些所上的课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老师、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1、今后多举办类似的活动，使家长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学校，了解学校，以便更好地支持和配合学校开展工作；
2、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今后各班的工作要做到中既能体现总体思想，又能凸显各自特色（班级建设、学生习惯、课堂教学、班级宣传短片等等），活动中树立威信；
3、各班发动家委会、家长的力量，班级照相、收集活动掠影作为班级资源，同时学校共享。（张清老师既上课又照相，比较辛苦，最主要照顾不周到，马弥娜老师同时上课，照片资料收集不全。）用雷锋同志的一句话语大家共勉：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第 小学
【案例描述一】欣欣先摆出砂纸制成的路面, 让小汽车从滑道中滑下。小汽车沿着砂纸路面滑行了一段, 停下来了。随后她更换不同材质的路面, 逐个实验。只见欣欣一边操作一边念叨着:“这个快, 这个慢。”然后就要结束活动了。教师走过去问:“小汽车在哪个路面上跑得最远啊?”欣欣不假思索地答道:“塑料板。”停了一下, 又说:“硬纸板。”教师又问:“那为什么同样的小汽车, 同样的滑道, 小汽车停的位置不一样呢?”欣欣想了一会儿, 答道:“因为路面不一样吧。”
【案例分析】显然, 幼儿只在乎小汽车跑得快与慢, 但还没明白是什么因素在“左右”小汽车从同一高度滑下后停止的距离远近不同, 教师预设的目标并没达到。经研讨后发现:一是操作程序过于繁杂, 不同材质的路面搬来搬去, 致使幼儿不能及时关注操作结果;二是缺乏有效的记录方法, 幼儿不能有效地记录自己每次操作后的结果。因此, 我们对活动进行了调整:1.将“路面”更换为“滑道”并事先布置好不同材质的滑道。2.增加记录方法:制作与滑道相同材质的小方块, 小汽车停在哪个位置, 就在哪个位置摆上小方块, 最后根据方块的前后顺序确定摩擦力的大小。
【案例描述二】乐乐将小汽车放在塑料板滑道上, 试着滑了一下, 不放心, 又实验了2次～3次, 才取出塑料板小方块在小汽车停留处做记录。然后逐个在砂纸、瓦楞纸等滑道上进行实验。当在绒布滑道上实验时, 小汽车“搁浅”在滑道上下不去, 乐乐自言自语:“为什么这个下不去呢?”教师适时地问:“想想看, 为什么刚才小汽车能在硬纸板滑道上开下去呢?”“哦, 我知道了, 因为硬纸板比较光滑, 这个比较粗糙。”乐乐茅塞顿开。教师趁热打铁, 问:“你知道哪个滑道摩擦力最小吗?”乐乐观察了一下自己做的记录, 发现塑料方块摆在最前面, 就说:“小汽车在塑料滑道上跑得最远, 摩擦力就最小;这个 (绒布滑道) 都开不了车, 摩擦力就最大。”乐乐在教师逐层引导下, 得出结论:“越光滑的滑道, 摩擦力越小, 小汽车跑得越快。”
【案例分析】整改后的活动让幼儿直接在不同材质的滑道上进行实验, 省去了更换材料这一环节, 既简化了操作程序, 又节省了操作时间。而运用“小方块”进行记录, 则简明易懂, 使幼儿能直观地根据小方块所在的不同位置做出科学的判断。
【案例反思】幼儿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因此在科学活动中, 我们必须确保幼儿“能运用各种感官, 动手动脑, 探究问题;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这就需要教师做到以下几点:
1.制定适宜的记录方式。科学活动中的记录很重要, 它可以帮助幼儿对概念进行梳理。记录获得的信息能使幼儿关注探究过程和事物的变化, 把抽象的信息变成具体的图表, 有助于幼儿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得出探索的结论。但抽象及单纯文字式的记录都不适合幼儿, 教师应根据具体科学活动和幼儿特点探索运用适宜的记录方式。如案例二中的记录方式, 不仅利于幼儿操作, 而且便于幼儿观察, 从中“窥透”材料中蕴含的原理。
2.适时点拨幼儿。在科学活动中, 每一位幼儿都是学习、探索的主体, 教师则处于隐性指导的地位。因为幼儿年龄小, 他们的科学探索活动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假如没有教师的适时点拨和帮助, 则可能会失去探索真理的良机。若案例二中教师没有问乐乐“为什么刚才小汽车能在硬纸板滑道上开下去呢?”的问题, 则乐乐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 幼儿在探索中获得的经验往往是表象的、零散的, 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将粗浅、零碎的经验组合起来, 使之向高一层次提升。
【关键词】初中科学作业 合理安排 探索与反思
根据新课程的理念，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完成教学工作。而安排作业则是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应用，通过完成作业巩固已经学过的知识，教师也可以通过作业来得到对自己教学效果的反馈。因此，安排作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安排作业要以新课程的理念为基础，注重学生的发展，符合科学的学科特点。
一、在安排作业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作业量多。一些教师错误地认为，实行“题海战术”，作业量繁重就会让学生的成绩提高，把作业量和学生的成绩挂钩，但是却忽略了限度，作业量是和成绩相关，但是也有个临界值，一旦超过这个临界值，那么随着作业量的增多，学生的成绩就会直线下降，因为在繁重的作业压力之下，学生失去了学习科学的兴趣，降低学习效率。
2.作业结构。教材课后安排的作业有很多，包括计算题、填空题、问答题、实践题等，但是教师在安排作业的时候往往忽视了问答题和实践题，只是针对考试的题型来布置作业，不过课后习题是众多专家们根据课本的知识和培养学生的能力而设计的，可是有的教师对于问答题和实践题只是几句话带过或者和直接忽略，这就导致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等不能有效地得到发展。
3.作业难度。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不同，因此对题目的解答时间和正确率也不同，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大都是“一视同仁”，所有的学生不论基础如何都做同样的题目，这就会导致有的学生觉得题目太简单，不认真应对；有的学生认为题目太难，不会做。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布置作业的目的，没有普遍性和针对性。
二、思考与对策
1.合理控制作业的数量，注重质量。教师需要端正思想，抛弃传统的“题海战术”，也就是抛开繁重的作业量，让每一道题目都能是自己亲自做过的，精心挑选的，让每一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完成作业。例如华东师大版八年级上册第二章运动过程的分析中的第一节牛顿第一定律，这是初中科学的重难点内容，主要就是讲述惯性，也就是一个物体如果没有一个受到力的作用，总是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的状态，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对于这节课程的重难点作业设计不能让学生把所有配套的教辅资料都完成，而是要让学生完成教师精心挑选的作业。作业的范围主要有对于牛顿运动定律的解读，用小车、木块等物体运动的实例说明惯性，也就是有针对性地安排作业，每种类型的作业只需要3-5道。作业是对不同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不断重复。
2.合理安排作业结构。教师首先要端正对科学作业布置的看法，布置作业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促进和提高的作用，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的学习效率、学习热情和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初中科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因此布置的作业结构应该多种多样。例如为了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噪音污染及其防治”的时候，小组讨论关于噪音的污染，然后每个成员举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既能让学生学习到教材上的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学习“摩擦力”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自己做实验，看自行车在光滑的道路上和粗糙的道路上推動所需要的力气大小，来感受摩擦力的存在以及影响摩擦力的因素；在学完“光的折射”之前，可以让学生回家观察筷子在水里的“弯曲”情况，让学生感受到折射的奇妙等。这种讨论和实践类型的作业能够让学生自己操作，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让作业变成一种乐趣。
3.合理设置作业难度。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没有注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学生情况不同而设置不同难度的作业的必要性，认为作业就是让学生去做的习题，不会可以再学，只是片面的认识安排作业的重要性。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首先应该承认并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差异过大，而不是消除这种差异，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能够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难度的作业，分为基础题、拓展题和挑战题，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完成作业并在做作业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在学习“浮力”的时候，教师安排作业可以从课后习题和教辅资料中找出不同难度的习题，基础题就是关于浮力最基本的知识和简单应用，例如船在水上行进的原理；拓展题为简单的计算，例如给出物体的质量和溢出水的质量来计算物体所受的浮力；挑战题为大型的计算题，例如给出盐水的密度，保持静止时物体的的排水体积，求物体的质量，以及上升或下沉的方案。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我系积极响应院团委关于在暑期积极开展“三下乡”的号召，我系15个团队，92个人于2013年7月12日至8月15日在各个农村开展了“三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覆盖了院团委所涉及的5个方面。现总结如下：
一、工作部署
从接到院团委的“三下乡”文件后，我系团总支书记王方晖老师就积极部署三下乡活动，2013年7月1日，我系团总支就出了海报进行宣传。2013年7月2日，召开了三下乡动员大会，向全系学生介绍了此次三下乡活动具体安排。2013年7月5日，学生自行组织活动小组，提交小组申请材料。2013年7月6日，参加三下乡的学生签订活动安全承诺书。2013年7月8日，召开三下乡全体小组会议，强调活动安全及注意事项，每组提交了自己的活动计划书。
二、推进措施
对于那些组了队的成员们，我们团总支学生干部积极跟进，在他们方案预定的日期时间，我们会打电话询问开展活动的情况，对于那些没有组队的同学们，我系要求他们回家对自己的家乡开展活动，帮助留守儿童或者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一个调研。我系采取组队与单个活动的形式，使每一个同学都参与到“三下乡”的活动中来。
三、组织动员方式
为了加强宣传“三下乡”活动，我系利用海报、展板和微博进行宣传，并且我系学生干部到各个班级进行宣讲“三下乡”活动主要内容，讲解参加“三下乡”的意义，通过参加这次社会实践，使大学生零距离的接触原生态的社会，从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社会，不仅为今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做好思想准备，而且可以激发大学生时代使命感和危机感，促使大学生立足现实，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究，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不断增强综合实力。通过不同的宣传方式使更多的同学参与到“三下乡”活动中来。
每一个参与的团队都要求写过程材料，即每天的行程、自己对这一天的总结、以及和队友的交流的心得。每一个团队在每一天晚上都会召开总结会议，对当天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总结，为以后更好的开展活动提供经验，每一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的宣传组，通过微博对自己团队当天的活动进行宣传。使更多的人关注自己团队所正在关注的问题。
四、活动参与情况
我系此次“三下乡”活动预报了37个团队，实际开展活动的有15个团队，共92个人参与活动。另外所有的同学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了活动，并撰写了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五、重点团队的活动实践内容
数计系先锋队日记
为了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发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我系团总支学生分会，响应学校的号召，积极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于2013年8月11日出发到衡山县东湖镇罗渡村，开始了为期俩天的三下乡之旅。在这里我们充分感受到社会实践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013年8月11日我们早早的收拾好行李，早上8：00，我们从衡阳师院出发，9：00，我们搭上从衡阳前往东湖的汽车。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衡山县东湖镇。9点20我们又搭上了来接我们的罗渡村当地的汽车，9点30汽车缓缓从东路途颠簸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兴奋的心情。车子在青山间穿梭，没有了城市的喧哗，只有我们的欢笑声和汽车的发动声在空中盘旋。坐在车上，同学们穿着清一色的黄色系服，成为了衡山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想到自己可以为人民服务，同学们心里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三下乡，我们都很好奇，对未来的俩天充满了想象。
们一定要做好此次三下乡工作的决心。解决了午餐后我们一行人在附近逛了一下，这里的环境的确十分好，就像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所说那样“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下午2点半太阳稍微弱了点，我们便在当地的向导的带领下去了当地的矿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青山深处了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了绿水，没有了青山，有的只是满目苍夷，白色的矿石，巨大的深坑，山间的矿洞，在周围的青山的环绕下显得格外的刺眼。一直到下午5点我们一共走访了罗渡村附近的三个矿场。下午5点到7点我们拜访一些当地的居民并对他们进行了一些采访，向他们了解矿山，了解罗渡村，了解他们对开矿的看法。8月11日晚上9点，我们三下乡小组的成员开始在一起交流当天一天的心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感悟。8月12日，我们继续在村里访问当地居民，了解到了当地一些居民对于开矿怨声载道，有些住在高地的居民连喝水都成了问题，由于共振，使得离矿场近的居民家的房子的玻璃都震碎了，而这些，矿场老板都不管，因为他们当初来开矿的时候已经出了钱，后面的一系列发生的，都不管了。8月13日，我们拜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许有些建议是幼稚的，但是，当地村委会的那些人都给了我们很高的肯定，并指出我们所提的那些建议，哪些在这个村里能够实现，哪些是稚嫩的。最后，罗渡村村委会给了我们这次暑期“三下乡”活动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我们多开展此类活动，提高我们大学生实践的能力。
8月13日下午，我们结束了暑期“三下乡”活动，离开了罗渡村。可以说，我们的这次“数计系三下乡小队“的三下乡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我们付出了汗水，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友谊，也收获了感动。这次三下乡活动充实了我们的暑期生活，在活动中我们了解了社会，服务了社会，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别，意识到我们青年学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学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认清了自己今后的人生定位思想，这些都为我们以后的人生路铺好了基石，使我们少走弯路。
青春-向日葵“三下乡”日记
2013年7月9日至7月14日，青春-向日葵成员去郴州资兴市何家山百嘉村开展“三下乡”活动的日程及相关图片。在这里，让我们真正领悟到“实践激励青春志，奋斗成就中国梦”的主题思想。
7月9日，上午考试完，下午4：00，我们去衡阳市中心的香江百货去购买三下乡所需的干粮和一些生活用品以及给老人和小孩带的零食。
然后去药店买感冒药和藿香正气水。晚上8：00多的时候回到师院，晚上9：00多的时候准备发我们前期工作状况的微博。
7月10日，早上8：00，我们从衡阳师院出发，10：00，我们搭上从衡阳前往郴州的火车。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郴州火车站，然后我们在郴州开始了我们的第一顿午餐。午饭后，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天龙汽车站。买好汽车票后，我们经历了近两个半小时的奔波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资兴市。
还有最后一程，也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爬山，爬山给我们的感受是“上山难，下山险”，顶着炎炎烈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我们成功地抵达目的地。接下来，我们考察目的地，到处转转，与当地的村民进行初步交流。下午5：00，我们打扫卫生，准备住处。
7月11日，我们早早地起床，给老人们包饺子，在这里，买肉要爬到山外去，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包的饺子馅是玉米与火腿。玉米是一位老爷爷送给我们吃的，火腿是我们前期准备的。
下午，我们给村民们送糖果，陪他们聊天。这里，居住的基本是老人家，青壮年根本就很难见到。百家村的老人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无比的喜悦，一位94岁高龄的老奶奶捧着我们送去的水果糖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我们有爱心，旁边的小孩吃得也是不亦乐乎。
7月12日，我们帮老人家们做家务，做饭，烧火，砍柴，弄山药。在与所
有的老人交谈中，“刘才通”爷爷给我们的感受最深。他今年97了，但他还在忙生产，他被誉为“郴州慈善老人”，他将他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还将他生产的粮食送到那些受灾的地区。“好好学习，为党为社会多干实事。”这是我们离开刘才通爷爷家时，他送给我们大学生的一句话。
很朴素的一句话却又是最珍贵的一句话。这一天，是我们最累，但又是最自豪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们做了以前在家里没有做过的事。老爷爷老奶奶们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山里的故事。这里是世外桃源，山美水美人心灵更美。
7月13日，我们帮小孩们梳洗，带他们玩耍。学长学姐等成员教大一点的孩子们练习毛笔字，这些孩子学的很认真，跟着学长学姐认真姐写“中国梦”。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学长学姐们都舍不得离开，因为孩子们那种认真学习的态度不得不让人心生喜欢。
7月14日，我们结束了在山里的生活，回到郴州的县城，找村长盖章。村
长对我们的“三下乡”活动给予了肯定与指正。三下乡是要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梦”思想，村长说对“中国梦”，你们应该有了更深的体会了吧。我们笑呵呵点点头。是的，大学生应该多参加这种类似三下乡活动，走出书本与个人世界，学会关注民生，关注低层群众，体验生活。
六、宣传成效
每个团队都通过微博来宣传自己团队当天进行的活动，并想借这样的媒介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民的生活问题。
三下乡就是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好好利用自己的才能来与实践相结合，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乡情，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并要在实践中肯定自己的价值，并认识自己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去学习和充实自己，去更好地为以后为人民服务作好准备，这样的活动对现代大学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以后我系将会以更大的热情来参与到“三下乡”活动中去。
小学生团体活动课程总结与反思
今天上午我们六组起航飞扬队来到学校附近的北海学校带领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上了一堂团体辅导课。一看到生动活泼的孩子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充满信心，但是当我们进行第一项活动——马兰花时才亲身体验到其难度，当主持人要求他们围成一个大圈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男生和女生各围成了两个大圈，因为缺少缜密的思考，主持人又让男生插在了女生中间，当在插的过程中男生们的反抗情绪相当大，但是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还是成功了。当主持人让他们手牵手进行活动时，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瓶颈，由于六年级的学生处于青春期初期，男女有别，让他们手牵手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只能让他们围成圈完成这个游戏，但是当最后分组的时候我们先前的努力白费了，结果还是性别分化很大，在我们进行第一个游戏的时候因为先前考虑的没有很周到，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是我们开展这堂课最失败的一点，但是这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让我们明白了在进行一个活动之前首先要考虑活动对象的心理特点，只有根据学生的心理活动特点组织活动才能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在这次活动中的角色是音响师，是其中一个站在活动侧面的参与者，能够全面的看到这个活动的开展过程，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我观察到男生的叛逆心理比较强，很难按照主持人的要求融入到这个活动中，尤其有一个男生组，特别排斥我们志愿者的加入，让我们志愿者感到有点为难，还有几个男生带头捣蛋，我发现这几个男生只有我们去试着忽视他们的行为他们才会慢慢静下来。因为第一个活动时间没有把握的很好，所以并没有按我们预想的活动一一完成，但是主持人的灵活变通让活动最后还是有个好的结尾，活动中不免有点失误但是总体还算成功。平常我们都是作为活动对象来参与活动，这次我们作为活动的引导者来自主的开展了一节心理辅导课才意识到作为组织者的不易，我们不仅要考虑活动对象的心理活动特点，而且要考虑到活动进行过程中的每个小的细节，才能做到成功的引导，取到好的效果。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一步说，特色和优势何在？
追溯199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课程名称中镶嵌有“发行”字样的，就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目录学、图书发行财务与会计、发行企业管理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发行应用文写作、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史。另外，图书进销学、读者学、图书储运学、图书市场信息学、图书分类学、对外图书贸易等课程[4]，虽无发行之名，却有发行之实。“发行”与“图书”是课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凸显着这个专业前10年令人瞩目的亮色。至如今，20年又过去了，“发行”依然是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标签与招牌，被外界认可，自己更不轻言放弃；尽管，后来的课程目录中，“发行”之名几被“出版”字样替代，“图书”亦换成了“书业”，载体形态之一的“期刊”也开始在课程中露脸，“电子”“网络”“数字”更作为出版新宠，被吸纳进课程体系中来。当课程边界日益扩大，变的印迹，似乎更容易被指认出来，曾经“发行”独大的亮色慢慢隐退，但并没有消逝，还保持在底色中。这里有不变之变，有变之不变，这，是否可视为一个应用型专业本该有的专业生存哲学？一方面在不变中有所坚守，希望保持专业原有的发行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又在变中与时俱进，不至于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行业的大变局中，失去朝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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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看出武汉大学这个专业不变与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由。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的第二年，得之于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教育部授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因而在学界，有将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元年的说法。对历史起点认识分歧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主导时代，在出版大系统中，编辑与发行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而导致了编辑学教育与发行学教育的各行各道。事实上，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93年之前的教学计划中，就不见有任何编辑学课程的踪影，“发行”得近乎纯粹。而在1987年的武汉大学同一校园里，又有中文系编辑学专业的炉灶新起，原本同根的两个专业，却分属于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相安十余载。这样的图景，缩略了中国早期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中，编辑学与发行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现实，在专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培养目标上，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途。而这种分途培养模式，局限性是明显的，它窄化了出版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亦背离了越来越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将两专业归并，有其现实合理性。在199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原出版发行学专业，主动增设编辑学方面的课程，以全程性的大出版观，组织相关专业教学，逐渐摆脱原先单一“发行”的教学格局。这种变化，与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内在理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由于一直强力支持武汉大学办学的新华书店总店，在自身经济实力与行业号召能力上的弱化，也促使武汉大学在外部依赖性减弱的情况下，拓展新的教学领域，以拓宽学生就业空间。事实上，武汉大学前十年主要为新华书店输送人才，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生到出版社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多[5]，可见，变有变的价值。
1999年起高校扩招，随后又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由国家控制专业变为自由申报专业[6]，开办和试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一下子从十几所陡增到几十所，量化倍增导致学生就业方面的压力，如何避免办学同质化，是出版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更为揪心的焦虑还在于，高校编辑人才的培养方式，因缺少相关学科背景为专业依托，一直存在行业认可度低的尴尬局面。武汉大学素来侧重于发行与出版经营管理的办学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这一困窘，在近来发表的相关出版教学探讨文章中，这一模式被人视之为特色，屡屡提及，可见，不变也有不变的好处。
2005年1月7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曾刊载有一篇英国出版人保罗·理查森的长文。他把当时近十年来的出版专业课程纷纷进驻多国高校教育系统，看作是全球“出版业最积极的新发展之一”。他解释说，出版行业环境的复杂和出版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是产业与教育联姻的主要原因[7]。比对于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多所高校一拥而上兴办编辑出版学专业，虽主要受大学扩招的教育因素驱动，但倒也扣合了当前正处于迅速变革中的中国出版业急需人才的产业逻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初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的时候，书业环境自没有现在这般复杂，而新华书店总店之所以下大力气推动出版教育入驻高校，除了振奋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读书形势外，迫在眉睫的压力则是要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出版发行队伍严重破坏的问题——“那时，各省各级新华书店普遍反映‘四多’问题，即：不熟悉业务的人员多，新进的人员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员多，安插的人员多（甚至个别精神病患者也被安插进书店）。队伍状况，委实令人堪忧”[8]。新华书店总店及各省市店，为此成立专门的人事教育处或教育科，抽调专门人员抓员工培训，编写相应业务教材，以纾一时之困。而转换思路，选择高校来承办出版专业教育，则反映了当时新华书店总店高级管理层的战略性视野与务实性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化分工的现代性质素，又减轻了行业负担，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
从办学过程与最终结果来看，以新华书店总店为代表的图书发行行业与以武汉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校企联手的成果堪称丰硕。1993年前，全国办过发行专业的高校除武汉大学外，尚有安徽大学、成都大学等17所[9]，共培养各类发行人才5000余人。其中，武汉大学培养了2673人，有四年制本科、两年制专修科、三年制大专函授，以及大专层次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证书班。“自从有了这个专业，全国新华书店的干部和职工的大专以上的人数已由1987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9.12%；特别是领导和业务骨干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10]。校企双方的合作亦十分愉快。多年以后，新华书店总店的总经理汪轶千先生、教育人事处副处长王旭先生以及最初具体联系办学的李廷真先生，都写有深情回忆文章，对当时主政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的热情与开明，对负责图书馆学系的黄宗忠、彭斐章、傅敬生等领导的积极与支持，以及对具体承担教学的孙冰炎等老师的辛劳与付出，多有肯定与感谢。汪轶千先生被聘为这个专业早期的兼职教授，多次到武汉大学，给学员作报告，给本科生上课。他退休以后，还将其个人珍藏的400余册专业书籍，捐赠给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这是“一段美好‘姻缘’的‘爱情结晶’”，2003年9月26日的《中国图书商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20周年专刊”上，记者曾以此为题，记叙了这段校企双方堪称美满的合作办学过程。
对于武汉大学来说，收获的不仅是一个新专业，还收获了新华书店为这个专业高达280万元的专业投资，改善了学校的教学和办公条件，更大的收获，还在于曾成功探索了一条产学深度结合的教学模式，于今犹有现实启发价值。“办学之初缺乏师资和教材，新华书店抽出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编写教材、登台授课[11]。教师进行实际调查，学生开展毕业实习，函授和专业证书班的开办，新华书店总店都亲自过问，甚至向全国发文，精心安排，免费提供各种方便。”“新华书店系统所给予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是我院图书发行专业建立、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正是他们对图书发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图书发行学教育的执著追求，为我国图书发行学教育开拓出一条校企联合办学的大道。”[12]从这些教学当事人办学十年的总结陈词中，表达的不仅是对业界——新华书店的感谢，也是对自身“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业界”这种办学模式的高度认可。尽管后来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未能延续，但作为一种宝贵经验，余音袅袅，一直回响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后来的专业教学中，形成专业传统。比如，重视学生实习环节，广泛联系实习基地；聘请出版业界和出版行政一线管理人员任兼职教授；2012年出版科学系创建数字出版专业，在设计课程前，多方走访调查，问道于业界，反复征求意见等，都反映了这个专业在办学过程中，努力使教育逻辑合轨于文化产业逻辑的自觉意识。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目前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在出版专业教育的产业实践性方面还存在相当不足，联系业界的主动性明显不够，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现象广泛存在，成为我国当前出版教育的软肋。相比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出版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的教育同行，在致力于产学协作的办学旨趣及教学实践上，我们还相距甚远。出版高等教育若得不到行业的高度认可，办学单位数量即便再多，也不好说是繁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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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是，行业认可度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中国出版高等教育，何以仍有如此大的规模？其中是否有更强大的自洽的教育逻辑作支撑？不惟如此，在办学层次上，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也比国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武汉大学因为办这个专业最早，又挂靠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之下，1985年起就开始招收硕士生，2002年起开始招收出版发行学方向博士生，2007年又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这招收博士生的时间点似乎不准确，需要再考证。应该是9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出版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不是我们专业的，是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各层次教育的起始时间既早，毕业生数量亦多，因而深具某种典型代表性。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是难以逸脱出教育评价体系的共同规约而安然自存的。比如说，在意于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希望在目录中“必也正名乎”，摆脱目前的依附性局限，并有更高学科级别的吁求，以获得制度性的确认。又比如说，重视对学术的考量，要求于在职教师的，更多的是学历层次而不是从业经历，强调学术成果的出版与发表，计较于课题的级别及经费的多寡，以及学术获奖情况等。凡此种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而三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先后举办，《出版科学》学术刊物的具体承办等与学术密切关联的活动，也有助于提升这个专业在这个评价体系中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编辑无学、出版无学的言论，已不多见。这表明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30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具有了学科雏形。一个学科的建制成形，大约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是有一批高等院校以培养相关人才；二是有一批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以供学术研究；三是有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供沟通交流。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作为该专业的诞生地，办学时间长，师资规模大，培养学生人数多。本科生除了1989年因故停招外，年年都有新生入学；新世纪以来，每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已与本科生持平，甚至略多。30年来，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各级各类学生数量已近6000名（这个人数是20年时统计的，现在应该高于它，具体多少也说不准。如果把各类短训班算上，7000人应该是可信的），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支劲旅[13] 。硕博士毕业生中，去其他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任教的亦复不少，间接地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至于教师授课之余，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申报课题、参加学术会议及组织团体等学术活动，虽说是个人化的学术行为，但最终都会汇集到同一个学术场域中，为学科的共同发展拾柴积薪。作为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的《出版科学》，自2006年第5期起由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具体承办后，学术化色彩日益浓厚，2011年起，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目前这个学科有影响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该刊创办于1993年，于今已有20年。第一任主编蔡学俭先生，曾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同新华书店总店汪轶千先生一样，蔡学俭先生也曾被聘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地方之力，对武汉大学原中文系编辑学专业多有支持，局校携手，一时口碑载道。编辑学专业合并到信息管理学院以后，局校关系一如既往。在此过程中，蔡先生牵线搭桥，出力良多。《出版科学》后来为武汉大学承办，亦是蔡先生多方协调努力的结果。在从专业到学科的建设之路上，因为得益于许多像汪轶千、蔡学俭这样业内有识之士的强力外援，才使这条路不至于那么崎岖难行。
一个具有30年历史且年年招生的专业，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庆贺于这个专业已基本上基础稳定，开始臻于成熟；纪念于一路走来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曾经的赞扬与批评、质疑与问难，都值得咀嚼与回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以教学为中心的专业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以学理为中心的学科的成熟。学科的系统性要求更强，学理性要求更高。如今，作为全国60余所开办这个专业的高校中的一员，我们所要共同努力的，除了致力于与产业更高的黏合度，以及专业学科目录中更高的名分待遇外，我们还要与全国学术界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学科的边界与核心，框定其统辖范围、理论背景、学理方法、价值意义等一向较为混乱的研究范畴。有专家说，如果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尚不能统一与明确，命题的阐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命题关系的组织结构尚未得到展开式研讨，那么，这个学科形态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潜学科[14]。 由此说来，我们还走在从专业到学科的漫漫长路上，任重而道远。
一对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
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是主张科学史研究的实用性, 其目的是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史学辩护。功利主义的科学史研究, 从科学史以学科史的形式出现到综合科学史的出现, 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共同促进了其发展。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只有将这些科学事件写出来, 才能突出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 从而为科学的发展辩护, 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求得支持, 这是功利主义科学史得以发展的社会语境。培根为此而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天文学、化学等学科史, 《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于1662年成功出版, 标志着近代学科史的发端, 第一次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表现出来, 从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特殊力量。
在这种语境氛围下, 科学家们结合自身的科学实践而转向学科史的写作中, 他们希望通过学科史来获得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 这是研究学科史的唯一目的, 也正是功利主义的具体表现, 更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实现”。这个时期写出来的科学史, 严格地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 是学科史,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也就是从语形上来说, 其不具备解释功能, 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对科学事件的“说明”。就拿英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 (Thoms Sprat) 在1667年完成的《皇家学会史》来说, 它是在追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前身的基础上, 集中表达了皇家学会对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作用, 从而为新科学的发展寻求一种政策支持和社会的理解[3]4。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科学史不是为了展示科学是如何发展的, 而是为了体现其社会作用, 不难看出当时的学科史写作的特点:对某一学科进行编年史的现状描述, 让人们“通过阅读前辈的探索经历而受到激励, ……即使我们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必需的, 但它毕竟是大大促进了未来的进程”[3]3。这种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在当时当地的学科史发展中有突出的作用, 实现了社会对科学发展的认同, 尽管是不可取的, 但从历史语境讲是合乎情理的。
再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去分析, 18世纪的文化特征是突出科学与进步, 把科学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其时已认识到没有科学的发展社会就不会进步。尤其是近代实验科学成为主流科学, 实验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 人类才始觉科学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不同的方法对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不同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信念, 也就是说科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变革, 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学科史中会有很大篇幅的记载。科学技术在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改变了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巨变, 这也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改变了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会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空间。
如何看待这种功利性?从语境分析的角度讲, 语境是语义、语形和语用的集合。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 发现这种功利性很强的科学史观, 在其特定语境限制下, 其语形结构必然是陈述语句式地肯定, 才能强调科学的功效, 这样的语形就会限制语义的延伸, 因此其语用的实现就必然不是去考虑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其规律是什么样的, 而主要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去深化科学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语境论主张语境对语义的限制, 因此这样的学科史就不会上升到对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层次, 这也是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局限性。尽管在语境论看来, 其思想可以在语境下得以消解, 但当时的科学史没有上升到解释和说明层次, 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教训、得到某一方面的启迪, 只是为科学寻求在社会建制化方面的合理性, 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认同。因此, 其致命的缺陷是非理性主义的。
二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如果功利主义科学史观“是出于科学史学之外的某种目的和需要”[4]的话,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 是通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科学史, 让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推动了人类进步, 科学的积累过程就是科学史。诚然,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理念、研究手段等诸多方面与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 以前对自然界无从认识的世界在人们面前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 人们感觉过去神秘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 因而科学的进步不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世界的规律, 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 科学史界逐步认识到科学史的研究绝不仅是为科学的发展寻求社会支持、得到社会认可那么简单, 而应该是在符合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情况下, 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实证、强调事实, 达到认识科学是什么的目的。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为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语境看,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能够想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 这种编史方案其本身有一定的进步性, 较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核心主旨试图去掉研究者个人的爱好、主观意愿, 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收集、分析、考证史料, 从而达到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认识, 书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史。这样的一种思想, 其预设的语境前提是科学是可以实证的, 似乎是“科学的”。因而在萨顿 (G.Sarton) 时期极大地发挥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 “科学史之父”的萨顿认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发现, 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 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5]。
这段话已深刻表明萨顿对科学史的认识, 他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史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科学事件的编年史, 而是要去解释科学是如何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起到进步作用的, 其核心是第二层的工作, 从而达到明确我们地位的作用。这里的“我们”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人, 他所主导的科学史要研究科学主体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因为萨顿已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的目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 科学的进步是被注意的中心, 而一般历史常作为背景而存在。”[6]这种思想的出发点看起来是科学的、合理的, 也符合当时的语境诉求, 但是从后期的研究实践来说, 又走向了材料的堆砌、无法取舍, 直至走向无法自拔。因此尽管他想“赋予科学史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研究方法, 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科, 这种新人文主义似乎可以取代旧人文主义”[7]。但是, 由于他的语境前提是建立在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的一种限定上, 那么在这个语境之外的东西就无法写入科学史, 但其确实是存在的。这就像写到牛顿的炼金术研究一样, 在一些科学史的著作中没有提到, 但是他作为科学事件却是存在的。
上述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 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讲, 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尤其是像萨顿的人性化科学史观, 他的主张是科学合理的, 在当时的语境下能看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融合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 要达到对科学事件的语义学说明是非常难的。比如材料如何选取、如何节略、与人文怎样结合等诸多问题, 都会导致语义上的不准确性, 如果不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没有当时的语境限制, 就缺乏语境的洞察力, 就不会产生真实的语义分析。这也是造成《科学史导论》未写完的真正原因。因为科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 有一个史料的选择过程, 对同一件科学事件也有一个语境测量的问题。比如对光速的测定, 不同的测量手段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 那么科学史应该如何记录这一事件就会有建立在不同语境上的不同的语义学分析。
反观实证主义科学史的发展历程, 尽管到今天还有人为其辩护, 因为其一些主张具有科学合理性, 但其编史方案还是编年史的方式, 无法将人的主体作用渗透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没有了人的参与就没有语境的预设, 也就没有从语境的角度去设计编史方案, 从语境的角度去决定材料的取舍, 因而难以得到科学史发展的真正要领, 但是从开创科学史的研究上, 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 尤其是萨顿的科学史观是其典型代表, 这也充分说明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人物从事了特殊的工作, 致使科学史走向了专业化的、学科化的独立发展之路, 也为科学史学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产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 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各方面的不断渗透, 特别是在美国职业科学史学家兴起之后, 对科学史的研究不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反思, 而是在汲取历史理论的基础上, 去重新思考科学史的研究状况, 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综合性的发展态势。其实质性的溯源是在默顿 (R.K.Merton) 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 他没有从科学史的内史出发去研究英国17世纪的科学技术, 而是将科技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
默顿作为萨顿的学生, 他完全没有遵循导师的研究进路, 是在另一个语境下提炼自己的科学编史学思想, 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给科学史的研究框定了一个“特定”的语境———从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去解释科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史观, 在特定的语境下, 对科学史的解释进行社会语义学分析, 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语义下的研究。因此, 默顿认为科学不但包括科学方法和运用这些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 更包括规范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那么要真正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 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些因素, 这也正是默顿科学史研究的语义所指。
柯瓦雷 (A.Koyrè) 的概念分析法与萨顿、默顿等人的科学史观完全不同, 他在《牛顿研究》中认为, “科学思想史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 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 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8]这段话足以说明, 柯瓦雷对科学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在科学思想的创造性活动上, 然后从“语境”上去理解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历程, 而且要在原作者的语境上去理解, 而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思维方式或是喜好去解释, 这一点与科学史的反辉格式解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柯瓦雷注意到了语境的使用, 但是由于其对科学概念的关注而没有系统地从语境论的角度去思考科学思想史应该怎样去研究, 这是其不足之处。那么如果只从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来看, 柯瓦雷关注的是概念和科学事件, 而且受当时语境的影响, 也只是把对人类有进步意义的“真理”, 从概念分析的角度作了诠释, 而非广义的科学史研究。
所以, 柯瓦雷的科学史观集中把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哲学史、思想史当做了科学创造活动的语境, 在这个语境前提下, 进行了他的独创性研究———概念分析, 他试图从对科学观念演进分析中得出科学是如何发展这一实践活动, 这是他的工作之一;之二就是通过分析一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去探讨影响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 以及由于这一概念的演进所造成的思想影响。其实这些“关系”就是语境要素, 要理解这些关系, 只能在同一个语境下才会有共同的思想。柯瓦雷的科学史观试图通过在一个共同的语境 (与科学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 下表明科学的发展历程, 其语义学所指就是科学观念的内在演变。
这种科学概念的内在演变与社会建构论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建构论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 注重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受利益驱动而导致的, 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不是通过客观方法的“发现”, 而是在社会交往中的“发明”。这种思想似乎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环下消解了诸多主义, 但是却失去了人类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性。科学史是为了寻找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规律性, 但不能忽略科学发展中主体人的主观性。因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在保证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 要满足人的主体立场、观点和知识结构, 这一点正如库恩“未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 但我却在某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9]。这充分说明研究科学史回到当时当地语境的重要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最大的魅力。
四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意义
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目的是为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提出作理论上的辩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主张科学史的语境性、多元性、价值中立性, 反对科学史研究的功利主义思想, 更排斥科学史的辉格式解释, 因而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 在本体论层面上, 有助于理解科学并认识科学史的本质。
科学史的本质要从科学是什么谈起, 没有对科学的定义就书写它的历史那肯定是盲目的, 而科学的定义与语境相关,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就产生什么样的科学。这正如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样, 从现代科学的定义去看中国古代, 那肯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 最起码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验证。所以科学史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 对“科学”的定义, 也要在“语境化”与“去语境化”的前提下去论述。这就是说,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科学的概念本身就是语境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牛顿的物理学的不同就是因为语境发生了变化, 亚里士多德对物理的认识是建立在自己预设的语境中, 牛顿的物理学中的质量、长度、时间不变等规定也是一种语境的限定, 超越这个语境限定的牛顿物理学是不成立的, 但是, 不成立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 应该说是科学发生了语境转换, 所以只有从语境的角度认识科学史才能认识到科学史的本质和其研究规范。
其次, 在认识论角度, 有助于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
在语境中理解科学及其发展的历史, 从中可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科学史研究中强调的语境, 不同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语境”, 科学史的语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防止意义产生歧义的条件限定。这个条件限定是与历史和社会相关的, 因而从认识论上讲, 语境的展开也是很具体的, 不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在15世纪之前, 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 是与中国的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科学与文明一直交织在一起, 但是科学史不能替代文明史, 这是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共同决定的。西方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 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很大的关系, 没有文明作为背景是无法产生科学的, 这也就是说不同的语境为东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平台。然而在这样的发展中, 诸多例子可以证明, 科学并不代表正确或是真理, 虽然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 但在另一个语境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托勒密“地心说”, 在他提出来以后, 人们并没有认为是错误的, 经历了1400多年后, 通过人们长期的观察, 发现有好多现象并不是这种理论解释的那样, 因而观察与理论形成了反差, 不得不被“日心说”取代, 日心说成为了当时的科学。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 日心说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错误代替错误, 正是“语境变换”的最好例子, 在一种语境下是科学的东西, 在另一种语境下就不是科学。所以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不仅要写出文明史背景下的科学, 也要解释错误理论的产生与修正过程。
再次, 从方法论意义上讲, 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模式, 形成新的学术范式。
自然科学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 科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替代实证的方法, 但实证方法不等同于实证主义, 这是两回事。从对历史理解来看, 科学史的研究注定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实证, 知其然, 二是分析, 知其所以然。因此语境论的核心主张是用语境的分析方法去研究科学事件, 从而达到科学史的语境重建, 以建立一个科学史研究新的逻辑起点, 这个逻辑起点要超越传统的科学史观, 要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 在多元的、价值中立的语境前提下, 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范式要从历史学的理论中汲取合理的成分, 不能因为科学史的地位特殊就把历史排除在外, 尤其是国内的科学史属于一级学科, 更容易与历史的研究脱离关系,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也不能把科学史当做一般历史去研究, 要杜绝人们对科学史的偏见, 将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等同起来, 用研究一般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科学史。这两种方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因而这种新的学术规范是在历史规范下的逻辑统一, 不仅停留在科学史的史学层面, 还要考虑科学层面和逻辑的合理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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