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论文（精选8篇）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是金融业或银行的监管。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监管的唯一主体，已无法适应新的金融格局。这是因为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传统作用正受到挑战，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许多国家通过另设监管机构来监管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
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监管体制可分为四类：分业经营且分业监管，如法国和中国；分业经营而混业监管，如韩国；混业经营而分业监管，如美国和香港地区；混业经营且混业监管，如英国和日本等。是否由中央银行担当监管重任也有不同情形：有中央银行仍负责全面监管的；有中央银行只负责对银行业监管的；也有在中央银行外另设新机构，专司所有金融监管的。中央银行的职能：1.发行的银行：发行信用货币；2.政府的银行：执行金融政策；代理国家财政；3.银行的银行：集中存款储备金；充当最终贷款人；4.管理金融活动的银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活动进行领导、管理和监督。
完整的金融监管是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它由市场准入监管、日常运营监管、风险评价、风险处置以及市场退出等相关要素和环节组成。
（1）机构功能定位 所谓功能定位，是指各类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运作、发展的空间，具体体现在该机构的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和服务方式。
（2）市场准入广义上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包括三个方面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和高级管理人员准入。机构准入，是指依据法定标准，批准金融机构法人或其分支机构的设立。业务准入，是指按照审慎性标准，批准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开办新的业务品种。高级管理人员的准入，是指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核准和认可。
（3）业务运营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营监管，主要是通过监管当局（如中央银行）的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以及借助会计（审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外部审计，及时发现、识别、评价和纠正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营风险。这是监管当局日常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
（4）风险评价 风险的综合评价是金融监管人员在综合分析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结果及来自中介机构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对被监管机构所存在风险的性质、特征、严重程度及发展趋势做出的及时、客观、全面的判断和评价。
（5）风险处置 金融监管当局要针对金融机构所存在的不同风险及风险的严重程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处置，处置方式包括纠正、救助和市场退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 国内经济逐步与国际经
济接轨, 金融改革深化步伐加快,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也在迅速增大。近年来,人民银
行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提高金融监管效能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 在转轨时期, 我国金融监管还处于逐步完善阶段, 在实践中还存
在许多问题。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外资银行将逐步大量涌入, 我国的中央银行如何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 更好地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是目
前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金融立法落后, 金融监管法规不完善, 难以实现监管法制化。近年来, 我国陆续
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 为金融企业的规范经营和人民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了依据。但法
律法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不能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规范而灵活, 权威而超脱, 其司法性
和透明度还不高。现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比较概括、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商
业银行法》适应未来金融业务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进入世贸组织后, 外资银行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部分。
（2）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工具创新, 可能导致一定时期的监管真空。在当今金融工具、融资方式、金融技术、金融企业组织、金融服务、管理制度等全面创新时代, 金融工具创新的转移风险, 逃避监管, 激化竞争, 使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受到冲击, 特别是入世后外
资银行的大量进入推出许多新的业务品种, 大量表外业务的出现, 扩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管
面, 在央行来不及反应时, 可能会出现监管的真空。
（3）银行、证券、保险业具体业务的日益混合与渗透使分业监管的难度加大。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 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
资基金托管、代理证券业务、代理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 并具
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 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
此外,在保险业方面, 新的险种不断涌现, 诸如投资连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
险业务, 既具有投资功能, 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
替代性, 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
（4）金融监管人员所惯用的监管手段与技术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和网络银行发展的需要,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新工具、新技术、新业务、新系统的运用与开发, 金融监管将涵
盖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银行业务活动。金融监管者不仅要有现场检查能力、场外分析甄别能
力, 还要能对相关的市场信息进行评价并捕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能力。金融网络化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要求监管人员掌握对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以及银行所使用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充分性和脆弱性进 行评估所需要的技能。可见金融业的发展, 要求监管者具备财务、法律、审计、计算机、宏观经济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入世后, 国内金融机构面对外资银行的压力和竞争必将调整市场定位, 加大业务创新, 拓展新的赢利增长点, 如建立新的业务营销和服务模式, 积极开展中间业务等。所有这些都对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挑战, 而目前大多数监管人员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还不能完全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未来金融监管该如何发展
（1）借鉴发达国家央行金融监管经验, 防止出现监管空白。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所以, 无论在监管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央行都很欠缺。
（2）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逐步实现金融监管法规化。严格的金融立法是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 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我们必须借鉴国际多种监管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 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趋势, 系统规划我国科学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为中资银行和在华外资银行的稳健经营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首要的是作好金融法规和规范的废、改、立工作。一方面：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3）加强金融监管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的素质。随着央行监管方式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应加快监管手段电子化的步伐, 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非现场监管,提高对风险的预警能力。同时应加强对监管队伍的素质培养，满足新形势下金融监管的需要。一是建立竞争机制、约束与激励机制, 制定监管人员任职资格和科学的考核办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二是大力引进、吸收一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充实到监管队伍中来。三是培养和造就现有监管队伍。
普遍认为,欧美国家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银行风险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此之后,各主要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出台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法案、成立监管机构等措施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试图改变过去监管缺失的状态。与国外有所不同,影子银行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物,它的产生与中国独特的经济金融体制密切相关。危机之前,国内几乎不存在影子银行,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货币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社会融资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体系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作为对传统金融机构功能补充的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在危机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膨胀。由于影子银行本身的内生脆弱性,其所承担的风险程度较传统银行体系更大,加之大部分影子银行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在其规模迅速扩张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影子银行体系出现危机, 将对我国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审计作为一项经济监督活动因其独立客观的本质属性,不论是作为国家治理 “免疫系统”的政府审计,还是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重要手段的社会审计,亦或是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的内部审计,在促进影子银行监管、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影子银行概述
2007年时任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的Paul Mc Culley首次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他将那些游离于监管之外但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统一概括为影子银行体系。金融理事委员会(FSB)在2011年4月发布的《银子银行:内涵与外延》中将具有期限/ 流动性转换、 信用风险转移和杠杆化特征,能够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监管套利风险且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业务界定为银子银行体系。上述定义将包括投资银行、金融集团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商业票据、各类表外资产等业务均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影子银行系统总结为“除了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之外的充当储蓄转化为投资中介的金融机构”。虽然对影子银行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影子银行是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创造机构”这一事实得到了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普遍认可。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影子银行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周小川认为,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民间借贷机构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银监会在其2011年年报中,将传统银行体系之外涉及信用中介的活动和机构界定为广义的影子银行;而狭义的影子银行则是指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非银行信用中介机构。银监会在2012年年报中,将属于银监会监管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以及商业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排除在影子银行体系之外。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107号文”)将中国影子银行机构分为三类: 一类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第二类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第三类是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三、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1、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国外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银行发展是金融创新、自由化的监管环境以及监管套利的结果,忽视风险下过度创新的影子银行业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危机爆发之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特征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资金需求。然而,当时我国社会融资渠道主要依赖传统的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与多元化的社会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日后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温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为了应对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冲击,防止经济下滑,中央政府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商业银行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随着政府投资计划的不断推行,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以及高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现象日益凸显。为此,政府开始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限制商业银行放贷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之不断严格的银行资本金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压抑。为了降低信贷风险,银行往往会把资金贷给大型国有企业,众多同样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被银行拒之门外,不得不另辟出路寻求更高成本的资金。因此,以信托、互联网金融公司、民间金融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和以传统银行资产负债业务表外化、资产证券化、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应运而生。另外,我国金融体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为了增强竞争、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合作,综合经营也有所发展。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在合作监管方面还存在较多漏洞,这些漏洞也为金融机构通过设计跨部门、跨产品的复杂金融产品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体系形成。可以看出,我国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压抑下融资结构多元化的需求以及金融监管套利的结果,其迅猛发展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
根据金融理事委员会(FSB)发布的《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英两国,高居全球第三,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7%。而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4)》显示,截止2013年底,中国广义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约为27万亿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约为19%。虽然由于国内外研究机构对我国影子银行规模采用统计口径的不同导致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和发展速度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子银行在促进社会投融资、资金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果监管不力,由影子银行引发的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2、影子银行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1)宏观层面。首先,影子银行会削弱国家宏观信贷政策的调控效力,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宏观经济走势超预期时,国家往往通过采用调整社会总体信贷规模、信贷投放结构等手段,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目的。然而影子银行机构能以更灵活的方式突破国家信贷规模控制和信贷限制,将资金投向政府限制资金过度流入的行业,从而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其次,影子银行业务干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质上讲,我国影子银行是在融资需求驱动下对传统商业银行信贷的补充和部分替代,以及作为银行信贷资产表外化的通道,具备与商业银行平行的信用创造及货币供给机制。 由于影子银行的负债资金不在传统基础货币的统计范围内,因此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越大,传统基础货币的规模计量也就愈加不准确。再次,影子银行不受央行存款准备金政策的限制和存贷比等条件的约束,与商业银行相比,影子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更大。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均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所估算出的货币总量必然会出现偏差,从而弱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微观层面。首先,由于期限错配及流动性转换所隐含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的资金主要依靠短期市场融资,但其往往倾向于投资期限相对较长、流行性较差的资产,这对银子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影子银行的这种操作犹如“庞氏骗局”,依赖于长期稳定的新资金不断流入才得以维持。一旦市场出现整体流动性紧缩、 、 原有资金退出或新资金不进入的情况,影子银行的业务将难以为继。其次,影子银行的内生脆弱性导致的信用风险。 。 影子银行机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尚不完善、经营不透明。在利率高企的诱惑和刺激下, , 在市场上逐利的大量游资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被投向非标资产或高风险领域。在当前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往往无法产生收益,甚至资金无法正常退出,从而产生大量的信用风险。再次,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交叉放大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 , 商业银行从事着更多的影子银行业务,相当部分的影子银行业务是由商业银行主导并推进的,如银信合作业务就是商业银行在逐利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与影子银行合作的产物。由于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机制,会导致风险跨行业、跨市场传染,两者之间的合作在取得协同效应的同时也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加上它们高度相似的业务类型,一旦影子银行出现危机,风险将通过传染机制向传统金融体系蔓延,从而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防范影子银行风险,促进影子银行有序发展的审计建议
1、揭露影子银行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影子银行宏观全面监管
影子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业一种新型市场模式,由于起步较晚在有效补充传统金融体系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 , 体制机制及公司治理不健全、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机制缺失、交易业务范围广且产品结构复杂、信息不透明且风险不易识别等问题突出。因此,审计应在揭露合规合法性、真实性问题,反映影子银行隐蔽性强、缺乏监管等表面问题的基础上,深层次探索影子银行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推动健全影子银行宏观监管的相关制度,形成金融创新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2、分析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重点关注风险高发环节和领域
相较于传统金融业务,影子银行业务更加复杂、风险更加隐蔽,审计人员应充分厘清相关业务的金融属性和风险特征,尤其要对其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同时充分了解影子银行机构发展模式、金融业务风险、金融机构违规等领域,揭示影子银行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并通过调整期限错配产生的风险;切实关注影子银行风险传导机制和风险交叉传染机制,对其流动性指标、信息披露程度、运作透明度、风险隔离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价。
3、灵活调整审计思路、创新审计方法,发挥专项审计的优势
与传统审计相比,专项审计项目目的更明确、内容更具体、重点更突出、针对性更强。针对影子银行相关领域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具有涉案领域广、违规有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审计人员应该灵活调整审计思路、创新审计方面,充分发挥专项审计灵活、高效、及时、针对性强的优势。专项审计不仅可以对影子银行单一领域和业务开展审计,还可以对影子银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执行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况进行调查,全面摸清影子银行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4、加强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合作,发挥审计协同效应
我国现有的审计组织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在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和审计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部分银子银行机构不在政府审计的审计范围之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金融审计部门在银子银行审计监管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政府审计部门可以通过指导影子银行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工作,开展影子银行内部排查和社会监督工作,扩大审计监督的参与度;同时还可以和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充分合作,合理利用对方的工作成果,提高影子银行监管效果。
5、处理好与监管部门间的关系,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我国金融体系的分业监管和影子银行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当前影子银行的监管窘境。政府审计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协同领导优势,由审计部门联合其他监管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可以跨越监管部门所面临的监管边界问题,从而切实解决影子银行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的问题。另外,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有权利对金融主管部门监管工作的合理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开展绩效审计,督促其有效开展影子银行监管工作。同时还应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影子银行监管体系的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创新领域的不断发展,影子银行体系在国内发展迅猛。然而,我国影子银行却与国外影子银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分析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的基础上,从审计的视角探讨了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从而防范影子银行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2012年，全球金融开始步入一个多重时代。所谓多重时代，是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1］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重要经济实体的中国，必须在金融监督和管理上有所突破。我国金融监管由国务院统筹，很多金融问题的化解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不够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长远来看，这种格局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弊病。［2］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更应该围绕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督和管理。虽然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从法学视角所做的研究仍然很少。本文拟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限入手，从法学视角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初步研究。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究其根本，金融监管部门缺位、监管乏力、监管范围过窄，政府部门没能有效担负其责任，是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3］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追求规模经济引发的垄断或行业壁垒问题等。金融监管就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因此，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4］
根据规制对象的不同，可以将金融监管分为功能性监管和机构监管。所谓功能性监管，一般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金融产品的性质而设计的监管，也就是将金融监管从原来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面向特定类型金融业务(比如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一些边界性的金融业务也要明确监管主体，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制度。例如，商业银行的设立和日常监管尽管是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能，但当该商业银行经营保险业务时，对该业务实施监管的机构就应该是保险业监管机构而不是银行业监管机构。［5］机构监管，则是指为履行政府监管职能而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由不同的监管当局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监管的一种金融监管方式。机构监管适用于分业经营，并由专门的金融监管法规定对金融业中的银行、证券、信托及保险机构由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监管。相比之下，功能性监管更能够实现对金融业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监管，是金融监管比较理想的模式。
目前各国的金融监管通常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对金融业的监管维持一个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制度，这是由金融业在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具体而言，金融监管的目标可以分为4个层次:(1)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从而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2)保护信息较少方的利益;(3)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金融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提高经营效率;(4)确保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但大体模式相近，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享有如下权力:(1)规章制度制定权。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依照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制定从事金融业务所需遵守的规定、管理办法及其他规章。(2)监管信息索取权。人民银行根据履行监管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各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3)检查监督权。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等监管对象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对出现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可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进行检查。(4)检查监督建议权。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有权建议银监会对银行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5)处罚权。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其他法律、规章的规定对金融违规行为施以罚款或其他处罚。可见，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机关存在的，享有《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广泛的金融监管权。
经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许多国家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限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我国适时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1.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是履行其法律职能的需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包括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和管理人民币、经理国库等。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制定金融统计制度，掌握相关的金融统计数据和其他资料;必须制定准备金管理和利率管理等规则，检查监督金融机构执行相关规定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货币政策手段;必须制定银行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市场组织及业务活动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监测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和货币政策效应，而这些都是金融监管的内容。
要对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进行有效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也必须制定相关规定并检查监督执行规定的行为;为了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顺利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会同银监会制定支付结算办法并监督执行;为了经理国库，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并检查监督金融机构执行代理其经理国库的行为;为了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制定有关信用资料采集、汇总和查询等相关的管理办法并检查监督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执行情况。
2.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有利于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
1990年代以前，财政与金融的直接挂钩及金融组织的官办性质使得“金融稳定”这个术语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几乎没有金融机构会破产，也就没有金融资产是不安全的。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若干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和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为标志，金融风险才开始与国家稳定联系起来。机构风险可能造成局部金融危机已经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现实，因此，中央银行因其所具有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而逐渐成为稳定金融运行乃至经济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从中央银行的地位来看，它是一国信用制度的枢纽，是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国家机构。在整个金融系统运转过程中，中央银行的角色是多重的:一方面，它代表国家制定和推行统一的金融运行规则和货币信用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引导信用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的公开操作来调节货币供求，引导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同时，它还作为最后贷款人和存款准备金的集结者，通过自身资产的高度流动性调节商业银行的资金余缺，在宏观上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3.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利益理论最早用来解释政府的合理性，根据该理论，政府监管的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权同样负有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同样存在着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其无法克服自身的弊病，导致金融市场失灵。［6］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信用过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存款人与银行之间、银行与贷款人之间信息的沟通，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发生［7］;更重要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可以减少无序和恶意竞争的出现，减少垄断发生的机率，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
汲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我国不断构建审慎的金融监管制度，但就现行的金融监管机制而言，仍存在着如下缺陷。
1.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制度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情形并存。［8］一方面，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制度需求，金融立法滞后，许多金融市场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亦得不到有效监管，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另一方面，一些多余、过时或者无效的监管制度和监管立法仍在发挥作用，市场运行中的行政性干预过多，压制了金融市场的自主性。
2.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缺乏有效沟通
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这就必须保证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进行连续观察，以便发挥其“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同时，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建立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之上的。以调控货币政策和调节利率为例，如果不了解和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这一职能也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然而，由于中央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缺乏默契配合，缺少监管的协调性，不能做到信息共享，从而影响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3.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明显滞后
在现实中，经济和金融法律关系是跳跃发展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监管活动也应随之不断调整，以适应金融秩序的新需求。但法律制度具有滞后性，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完善也需经历一个过程。这一缺陷突出地体现出金融监管所表现出的事后性特征。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来看，监管手段比较单一，行政性、强制性色彩浓厚，并且我国中央银行本身的独立性较差，监管过程中的裁量权有限，难以及时调整监管方式，因此面对新生金融法律关系常常束手无策。在具体实践中，中央银行的监管工作明显滞后于金融秩序的衍变，使得许多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从而加剧了金融风险。
4.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我国目前主要采取金融分业经营模式，金融监管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并立，它们分别对不同的金融业务进行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势——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是背道而驰的。根据最新文献研究，外国学者对发达国家战后长期高通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就越低，反之亦然，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物价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营和金融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就必须加强。
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和其他政治事件不断推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但实践表明，美联储的监管行为往往是无效的。面对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弊端也暴露无遗，金融实践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实要求。笔者认为，我国中央银行至少应从以下3方面进行改革。
1.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将统一的金融监管权交给中央银行
鉴于当前严峻的金融形势，在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行使金融监管权并协调现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势在必行。该机构的具体职责包括: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处理和解决有关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监管的突出问题;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关系，促进业务创新。要在不突破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建立此机制，最可行的选择便是将金融监管权统一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最核心的金融监管机构。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可以采取各种必要的法律措施。相比较其他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了具有法律上的优先地位，还具有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因此最合适的选择是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赋予中国人民银行。
这一选择是有法律依据的。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由此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的核心地位。［9］而对于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在内的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也应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进行。
2.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构建信息共享机制
为改变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因信息不能共享而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提高的现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该避免向同一机构重复收取数据信息。为此，各方应达成协议，明确何种信息由谁收取及如何交流与共享。在确定了信息由谁收取之后，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重点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以使各方的数据需求都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由此奠定了信息共享机制的法律基础。虽然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中央银行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但银行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使得中央银行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只有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才能保证中央银行在第一时间获得充分的信息，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并据此进行有效的监管。［10］这就要求，中央银行要主动利用其他监管机构的有效信息，其他监管部门也应及时、主动地向中央银行提供它们认为重要的金融信息。
3.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
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完善的协商机制，有利于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当某一监管部门行使监管权时，如其监管行为涉及另一机构的管辖权，应事先协商，减少由此造成的冲突和推诿。当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包括风险预警、现场检查、信息共享、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在内的各种合作事项作出具体规定。［9］《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有这样的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合作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为协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对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的监管，可以由国务院出面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组织和协调。这一举措对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金融开启多重时代的起点上，我们迫切需要以金融稳定来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作为负责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从而在金融监管中扮演恰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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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谊，刘军.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范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J］.南方金融，2011(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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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忠生.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6.
［9］安起雷.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问题的改革研究［J］.时代金融，2010(6):53.
最近，银监会发文对社区银行进行了规范。文件名称是《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中小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通知》，简称277 号文。
这个文件基本上彻底把民生银行“自助网点+外聘人员指引”的社区银行之路堵死了。
在对友行深表同情之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解一下商业银行在金融监管政策中到底是怎样一个地位，免得互联网金融企业杀到银行领域之后还以为这里跟第三方支付、基金、保险等金融领域的监管强度是一样的。
由于这篇文章中需要推理的地方并不多，更像是介绍业内情况后的一种感觉，因此我也换个写法，把结论放在最前面，然后为这个结论补充我身为银行小职员的一些看法，看能不能让诸位对我的结论产生一些认同。至于空缺结论的结尾，正好留着给虎嗅F&M创新节上的作者见面会拉拉票。
关于这次银监会规范社区银行的做法，我的结论有两点：
1.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角度看，商业银行领域的监管力度远非其它金融领域可比，所以互联网公司在拓展业务时应当尽量离这块监管最严的领域远一点，避免过早地被束缚手脚。
2.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金融体系内最强势的银行身上也戴了最多的枷锁，因此当互联网金融企业步步紧逼威胁到银行业务时，反而有可能帮助商业银行减少监管枷锁。
围绕以上两个结论咱们慢慢聊，受我所在层级的视野限制，肯定会有个人感觉和猜测在里面，仅供参考。
一、金融行业决定了相应监管机构的影响力。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是“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人行比较特殊，涉及货币的领域其实他都可以管，尤其是反洗钱职责可以放到任何想监管的领域。例如，支付宝就有反洗钱职责，所有的可疑交易都要上报人行，据说还抓住过倒卖非法物品的；还有比特币，人行要求比特币交易网站履行反洗钱职责，这些网站基本就没什么暗箱操作的余地了。所以，论监管机构的影响力不能考虑肯定排老大的人行，只考虑原本就是从人行分出去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就够了。这“三会”代表了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三个行业，基本上哪个行业强势，对应的监管机构就更重要。保险行业由于野蛮推销，声誉已经跌至谷底，行业规模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证监会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证券市场的调控审批权，如果只是考虑证券公司等行业机构，影响力同样相当有限。曾经看过一个老证券人的感慨，十几年前国泰君安证券完成合并的时候，是第一大券商，资产规模和同期的民生银行差不多，都是五百亿元这个量级。但是黄金十年发展下来，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经上万亿，第一大券商只稳稳地发展到两千亿——再考虑一下同样突飞猛进的国有四大行，就很容易发现监管着银行与监管着证券保险有多么不同。
二、商业银行是国之重器。咱们国家的银行业还不允许混业经营，因此能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能染指股市，能碰股市的投资银行不能吸收存款。美国的投资银行，实际上就是咱们国家的证券公司，股市债市的融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太行，跟直接融资占优的美国完全不能比。所以，由银行承担的间接融资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融资手段，也是人民银行调节货币供应总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商业银行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在金融行业里是最高的。因为重要，所以自然会管得很严，这留到第三点说，先说说因为重要所以整个国家都会很下功夫去研究怎么把银行业搞好。
我们看待银行这个行业应当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能只看到银行在黄金十年里猛挣钱，也要看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里中国银行业已经被认为整体破产——但显然银行业不是一个可以放弃的行业，四大行也不是可以随意放弃的国企。从1997年到2003年左右，短短五六年时间，中国银行业就从技术性破产开始向全球最挣钱的银行业突飞猛进。相比之下，保险和证券行业有过类似的待遇吗？想想已经声誉跌至谷底的保险以及从六千点滑落的股市吧。
三、银行业的监管力度远大于保险和基金。这个最直观的例子是淘宝理财。请参考我之前在虎嗅网上写的《盘点2013年的淘宝理财双11》。当银行、基金和保险同时在淘宝理财这个销售平台上竞争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发现保险行业受到的限制最少，各种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特别是把赠送的集分宝直接算进收益率和那个带有博彩性质的赏月不便险，不是基金和银行想不出这么高明的营销招数，而是这些招数只有保险企业敢用。当基金开始在淘宝理财平台销售时，别说赠送集分宝当产品收益了，连标注预期收益都要遮遮掩掩。银行系更惨，刚刚公布完7%收益的产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到这次社区银行被禁，如果换到其他行业可能也就成为既成事实了，不会被这么坚决地斩断。有分析认为银监会的文件没有对民生银行已经完成的社区银行作出要求，是允许它们继续存在的意思——这完全是不明白银监会的监管有多严格。每个省的银监局每年都会对当地银行机构进行全面检查，不合规的地方会立即下达整改通知。现在社区银行的定义已经明确了，是自助网点绝对不允许有人，有人在的网点必须有金融许可证。这样一来，有人在但没有金融许可证的自助网点已经是违规的存在，整改时间绝对不可能拖过2014年。
四、互联网金融也是银行业的机会。咱们综合第二点和第三点，银行业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方面对银行业的监管非常严格，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让银行业衰落。有人感觉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够代替银行，那是因为他只关心从网上买东西和转账付款了，没有看到银行业的核心职能是负责金融市场上的间接融资。当然，互联网金融会对银行业造成影响，比如余额宝之类高收益、高流动性的产品会对银行低成本资金造成威胁，让银行贷款资金的成本提高。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因为互联网金融还都是存款和支付，只有P2P涉及了信贷还自己把自己的行业搞得一团糟，因此银行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承担主要的信贷职能。
前面已经看到了，银行实际上是在戴着枷锁跳舞，如果互联网金融威胁到银行业的生存，很有可能会让银行身上的枷锁减少。特别是混业经营这个巨大的红利，每次只要微微放开一点就能让银行产生巨大的优势。平安系的银行、保险、证券只是集团下的混业合作，如果允许大型银行直接经营保险和证券业务，产生的规模优势会比现在的平安系更吓人。想想吧，银行系的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已经都齐备了。再想想二十多年前可以搞有奖储蓄的时候，银行间为了存款如何花样百出最终被人行统统禁止，只要政策允许并且基层拿到授权，我不认为银行的营销能力会低于其它金融机构甚至互联网金融机构，起码别的机构不具备银行网点这么广的的O2O能力。
五、关于社区银行。民生的社区银行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盈利模式，目前唯一能看出有盈利可能的是卖理财产品。但是理财产品这个东西并不是全部能够计入基层网点的存款任务，如果卖理财卖得过狠，对存款的影响非常大。想单单依靠卖理财那点手续费收入，基层网点完全没法覆盖社区银行网点的高成本——看过一个测算说单个社区银行一年的运行成本在50万元。也正是这个原因，其他银行并没有迅速跟进。而且，我感觉民生银行的社区银行主要还是想做个人贷款。比如，在房价两万一平米的小区，业主自动就能有20万的免担保贷款额度。想依靠缴费之类的民生服务盈利，可能性非常小。
互联网金融发展之迅速，令人感叹，备受关注之时，人们开始关注它的身份定位。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提出，互联网金融使得五种权利发生改变：知情权崛起、交易权转移、话语权转移、“结社”权转移、表决权的转移。
面对传统银行的“霸道无理”，互联网金融让普通老百姓有了更多的选择，金融权力得到尊重，有了自由感。自由意味着被监管，产生于监管套利与政策几乎真空的互联网金融，当前仍只是处在政府调研考察阶段。
作为涉嫌“网络银行”的P2P金融，自然也在自我成长，其中不少P2P公司充当了“银行”角色，进行暗地揽储、转贷交易。这些使得传统金融业倍感不公平，而意欲正规经营的P2P从业者则呼吁“我要被监管”，生怕被那些不轨套利者拖下水，以致互联网金融于扼杀境地。到底P2P金融应该怎样定位，定义，以区别于传统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P2P金融尴尬的身份不能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症结。
《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6月，全国P2P网贷平台数量达到1263家，并频繁发生的“跑路事件”，截至7月份，P2P网贷平台“跑路”的企业超过150家，去年以来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六七家P2P平台“跑路”，仅国庆7天就有5家平台跑路。如此多的平台诞生，如此高的跑路率被曝光，有人会问，当局者的监管在哪里。而事实上，监管当局也在不断发声。中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日前透露了P2P监管的导向：“不碰钱”、第三方托管、设门槛、重透明和强自律，即P2P机构自身不承担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的职能，与客户资金严格隔离，实行独立第三方托管，并要求有一定的从业门槛。充分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以及行业自律也在监管导向之中。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副司长徐诺金，监管上坚持三条红线，第一，不能碰乱集资的红线；第二，吸收公众存款的红线；第三，诈骗的红线。并提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有所差别。与传统对金融机构“发牌照”的方式相比，他建议对互联网金融企业采取“注册制”的方式进行审查、登记、管理。10月20日，央行支付清算协会一名官员在公开场合透露，P 2P监管划归草案已上报国务院，在走程序。这种默认的规范化监管方式给P2P市场注入强心剂。
P2P平台极易或正在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此前有消息称，P2P机构将受到银监会监管，后又有消息宣称，P2P监管机构并未明确一定是银监会，给市场造成不少误导，也形成不少误读。所谓金融机构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金融服务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行业)与此相应，金融中介机构也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按照从西方引进P2P金融定义，P2P本身只是充当中介职能，有信息审核和披露义务，而从以上规定看，P2P金融并没有划入“金融服务业”，也就是说，身份认定仍不明朗。但现实中的机构不少都充当了担保，信用中介职能，各类运营模式中或多或少的均存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的行为。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中表示，由于行业门槛低，且无强有力的外部监管，人人贷中介机构有可能突破资金不进账户的底线，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这提示有P2P机构正在扮演银行的角色，承担着存储转贷职能。这些行为已属上述“非法金融机构”之定义，P2P机构却未受到与传统金融机构同等的监管束缚，问题出现，依法裁处之时却无明确惩治规定可循。P2P金融亟待明确身份，法定正名。
监管的通知
国资发评价〔2009〕19号
各中央企业：
自2005年国资委开展高风险业务清理工作以来，多数中央企业能够按照要求，审慎经营，规范操作，严格管控，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但也有少数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复杂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和投机心理，贸然使用复杂的场外衍生产品，违规建仓，风险失控，产生巨额浮亏，严重危及企业持续经营和国有资产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稳健经营，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清理工作。纳入本次清理范围的金融衍生业务主要包括期货、期权、远期、掉期及其组合产品（含通过银行购买境外机构的金融衍生产品）。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全集团范围内在境内外从事的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清理工作，凡已经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审批程序、操作流程、岗位设置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等进行核查，对产品风险重新进行评估，不合规的要及时进行整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境外期货业务持证企业，应当对交易品种、持仓规模、持仓时间等进行审核检查，对于超范围经营、持仓规模过大、持仓时间过长等投机业务，应当立即停止，并限期退出；对于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经开展的业务，企业应及时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现阶段应逐步减少仓位或平仓，在未获得批准前不得开展新业务；对风险较高、已经出现较大浮亏的业务，企业应当加强仓位管理，尽力减少损失，不得再进行加仓或挪盘扩大风险；对属于套期保值范围内的，暂未出现浮亏，但规模较大、期限较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敞口较大的业务，企业应当进一步完善实时监测系统，建立逐日盯市制度，适时减仓，防止损失发生。各中央企业应当将金融衍生业务清理整顿情况于2009年3月15日前书面报告国资委（评价局），抄报派驻本企业监事会，内容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基本情况、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等。未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也应报告清理情况。
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会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各中央企业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严格审批程序，严把审核关口。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应当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批准同意，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要对选择的金融衍生工具、确定的套期保值额度、交易品种、止损限额以及不同级别人员的业务权限等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对于国家规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许可的业务，应得到有关部门批准。集团总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向国资委报备，内容包括开展业务的需求分析、产品的风险评估和专项风险管理制度等，并附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的审核批准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资产负债率高、经营严重亏损、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不得开展金融衍生业务。
三、严守套期保值原则。金融衍生业务前期投入少、价值波动大、风险较高、易发生较大损失，各中央企业要保持清醒认识，注重科学决策，审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不得盲从，防止被诱惑和误导。要严格坚持套期保值原则，与现货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禁止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应当选择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符合套期会计处理要求的简单衍生产品，不得超越规定经营范围，不得从事风险及定价难以认知的复杂业务。持仓规模应当与现货及资金实力相适应，持仓规模不得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的90%；以前金融衍生业务出现过严重亏损或新开展的企业，两年内持仓规模不得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的50%；企业持仓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或现货合同规定的时间，不得盲目从事长期业务或展期。不得以个人名义（或个人账户）开展金融衍生业务。
四、切实有效管控风险。企业应当针对所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的风险特性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或手册，明确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业务种类、交易品种、业务规模、止损限额、独立的风险报告路径、应急处理预案等，覆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要建立规范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授权程序及授权额度，在人员职责发生变更时应及时中止授权或重新授权。对于场外期权及其他柜台业务等，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对交易品种、对手信用进行风险评估，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对于单笔大额交易或期限较长交易必须要由第三方进行风险评估。要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控系统，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要建立金融衍生业务审计监督体系，定期对企业金融衍生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五、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企业应当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订完善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实行专业化操作；要严格执行前、中、后台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风险管理人员与交易人员、财务审计人员不得相互兼任；应当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保值业务；从事境外金融衍生业务时，应当慎重选择代理机构和交易人员；企业内部估值结果要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如出现重大差异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六、建立定期报告制度。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终了10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业务持仓规模、资金使用、盈亏情况、套值保值效果、风险敞口评价、未来价格趋势、敏感性分析等情况；终了应当就全年业务开展情况和风险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等形成专门报告，经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意见后，随同企业财务决算报告一并报送国资委；对于发生重大亏损、浮亏超过止损限额、被强行平仓或发生法律纠纷等事项，企业应当在事项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相关情况，并对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处理情况建立周报制度。对于持仓规模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规模规定比例、持仓时间超过12个月等应当及时向国资委报备。集团总部应当就金融衍生业务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机构，与国资委有关厅局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年终上报工作总结报告，并由集团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签字。
七、依法追究损失责任。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0号）等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损失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加强对违规事项和重大资产损失的责任追究和处理力度。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企业内部规章开展业务，或者疏于管理造成重大损失的相关人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在日常监管工作中上报虚假信息、隐瞒资产损失、未按要求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或者不配合监管工作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国资委将对业务规模较大、风险较高、浮亏较多，以及未按要求及时整改造成经营损失的企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对于发生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在业绩考核中予以扣分或降级处理。
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工作，审慎开展金融衍生业务，遵循套期保值原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积极防范经营风险，有效维护股东权益。
一、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现状
当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受到资金束缚, 也不能更好的实施管理。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着经营效益低下, 同其它银行的竞争力薄弱的境况, 其向前推进的步伐受到严重阻碍。国内商业银行在竞争力上与国外银行也存有一定差距, 突出表现在规模巨大却没有规模经济, 业务单一没有实现范围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国内商业银行面临严重挑战。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 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也在发生转变, 作为发放贷款的第一线主力军, 则要与时俱进, 积极抓住机遇, 做出科学的金融创新模式和风险监管策略, 加快内部改革和业务结构, 积极寻找新发展方向, 以继续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1. 精细化数据管理不全面
经济市场发展提供的新道路, 对银行变革的要求和银行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迅速多变的市场中, 银行调整内部体制, 提高服务质量、优化产品质量已成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利率市场化后, 经济模式也面临巨大挑战, 银行风险定价能力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面对国内银行无法通过系统手段清算管理业务和收益情况, 引起人们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拓宽业务发展的困境, 而精细化数据可以作出层次分明的数据结构和体系, 完善对数据信息的认识, 使得银行看到更多的商机。
2. 对利率变动敏感程度低
长期以来, 我国始终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管理利率, 中央银行管理着全国利率结构和利率实际水准, 商业银行作为利率风险的被动承担者, 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国家制定的利率应对策略。即使目前银行的利率已备受瞩目, 但存贷利差仍然明显, 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依然受到限制, 诸多银行管理者对利率管理问题意识依旧淡薄。国家对银行利率的长期约束, 致使商业银行长期处于稳定的利差风险管控之下, 受到的利率风险存有一定限制, 无法对利率的实际危险性做出合理评估或危害处理。当面对利率频繁无规律的变化时, 没有一个科学的管理机制对其进行控制, 适应性和敏感性相对较弱。
3. 风险管理不足
商业银行对于利率风险的预算和控制缺乏经验, 没有完善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的检测和警告机制。利率市场化后, 资产证券化进程加快, 迫使银行存贷款业务下降, 银行为求稳定发展, 在各行间进行借贷, 进一步扩大了负债成本。这就为银行的资金配备和流动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目前情况尚不严重, 流动性管理将成为银行制胜的首要方法。利率由市场控制后, 企业和个人的理财观就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收益, 银行也需要建立和完善信贷风险管理控制体系。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 多样性的服务形式越来越多, 银行为了吸引客户, 采用提高存款利率, 负债要求降低, 使得银行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各银行甚至根据各自风险成本进行定价, 使得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 远远的增加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同时, 中小型企业不得不在冒着极大风险的情况下, 进行经济借贷活动。但是, 却鲜有风险评估制度。
三、加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措施
1. 创新新型金融工具
新型金融工具是指在传统金融工具基础上, 创作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 也称之为衍生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创新产生的新型金融工具主要有离岸金融市场、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市场以及网络理财产品的余额宝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扩充了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 对金融机构也带来一定变革, 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发展, 使得金融机构种类、规模都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新型金融工具的种类会变得越来越多, 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也将会更加复杂, 当然也会给金融系统带来一定的不适应。只有对各种新型金融工具进行严格地监管、合理地使用, 才能慢慢地与金融系统融合为一体。
2. 不断实现转型
国内商业银行在制度管理、经营理念、产品业务方面都要有所创新。在市场经济中, 经营管理以市场为导向, 产品服务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只有牢牢把握住客户和市场的实际需求, 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深入, 商业银行由分业经营转为综合经营, 就要求其产品业务更加多元、全面。应用产品不仅要对客户具有针对性, 也应具有自身个性和创新性。只有不断改革制度, 创新出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各种产品, 才能防范各种风险, 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增加商业银行的收入。
3. 加强中间业务产品开发力度
当下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就是传统存贷款, 其主要收益便是建立在存贷高利差上的赢利, 垄断收益无法进行长远增值, 市场竞争薄弱, 利率市场化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极大风险。因此, 招聘来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要认真的分析当地市场市场的实际需求, 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的成功案例, 突破中间业务传统经营模式, 研究消费客户的心理, 吸收为我所用, 开发出符合自身中间业务的种类。比如说可以利用当地银行掌握的最新金融资讯, 金融人才, 网络技术等充当当地人的投资理财顾问, 为资产重组或者是企业兼并提供项目融资需求, 针对一些大项目提出自己合理的建议, 复合型人才满足客服的复合化需求。统筹批发和零售性业务, 达到中间业务规模化发展的目标, 并且我国应多向外国学习, 提高对中间业务的认识, 树立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并驾齐驱的思想, 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
4. 构建银行利率定价体系
利率定价体系关系到银行是否可以利润最大化, 如果资金没有充分利用, 那么收益减少, 反之, 利用过多, 汇报周期长, 就会给银行的稳定和发展及出现的商机带来影响。合理化的安排处理才可以最大限度的运用好资金, 最好规避风险的办法就是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 提高精准能力, 使之成为在资金负债管理中的最核心的环节, 从客户角度出发, 综合自身经济效益进行定价工作。要对商业银行的收益评价体系进行详细的考察, 主要依靠客户信用、贷款期限、派生业务等, 建立高效合理的定价体系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有重要影响。
四、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措施
1. 提高外汇汇率敏感度, 加强外汇管理风险意识
由于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质, 每天都几乎要接手外汇相关业务, 比如外汇放贷, 外汇兑换等等, 这使得商业银行站在了与外币汇率作战的风口浪尖上。一方面仍积极吸引外来投资存款, 另一方面放贷收取利息, 在面临因外币汇率带来的种种繁琐中, 努力维系着负债与资产平衡。近年来, 我国进出口贸易日益频繁, 对外消费能力逐渐增强, 经济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币保持一定的升值势头。在我们感受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 必须清醒头脑, 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地增长, 那么商业银行必将面临巨大损失, 外汇存款和外汇借贷锐减无异于直接剥夺其经济利润。我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贸易已成为我国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我国也是一个拥有雄厚外汇的国家, 储存多种不同价值的货币, 虽说也算资产庞大, 国际影响力也可见一斑。但换个角度, 总有一种被其他货币过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一旦汇率发生波动, 我国货币风险也随之而来。可以看出, 汇率稳定性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外汇拥有数量。有些时候, 并不是越多越好, 而应是求得长远稳定。
2. 强化资产负债风险管理
风险与盈利是银行关心问题的核心, 中国利率市场化形势加快, 利率风险管理成为银行负债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避免利率市场中的巨大风险, 我国各个银行应建立起与之对应的风险管理机制, 确保银行稳定发展和合理收益。结合国内外的例子来看, 负债风险主要包括在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市场风险性管理。利率风险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出来, 中国银行利率风险部门建设很不完善, 甚至可以说是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巨大的漏洞。由于以前的计划经济影响, 金融行业对利率风险并未重视, 但是, 在现代经济发展下, 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起资产负债结构体系, 保障银行的稳定性存在, 这也将是银行在发展中做关键的部分之一。
3. 不断改进信贷风险评估管理模型
全球化商业发展引起了金融环境革新和金融方法的升级, 作为商业运营首要基础的金融资本市场, 也不断彰显其不可或缺地位, 融资, 金融证券等大批新模式簇生, 带给金融信用风险诸多复杂性因素。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未来利润新的增长点, Credit Risk+模型为商业银行提供技术支持, 去计算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损失, 准确核算当前信贷组合的预期损失和未来预期损失, 确定商业银行所需经济资本总额, 优化配置信贷组合的资金比率。
4.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成本
为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 顺应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趋势, 商业银行必须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经营成本。为此, 我国商业银行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控制经营成本, 实施全面成本管理, 加强资金成本核算与管理, 加强机构人员撤并调整力度, 实行扁平化管理。大力发展ATM、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 优化业务流程, 合理配置银行资源, 降低经营成本。
5. 改进员工管理模式
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组织结构是根据客户类型和需求特点进行组织的“扁平化”“集中化”结构。一级分行由内部监管中心和业务中心通过管理和经营组成, 二级分行应逐步转变为区域业务和产品销售部门。事业部组织机构的管理通过客户要求和市场变化决定, 目的是为了制约支行行长的“内部约束”。分析在银行组织中的党委的职业要求, 作为党委不能直接干涉银行的经营管理, 应建立直接负责于董事会的独立性风险管理机构。并制定具有可行性的短期业绩目标, 采取适当业绩激励和控制方法, 建立切实可行的问责制度, 为促进银行员工具有良好个人行为习惯, 应养成诚实守信规范, 对于违反规则制度或者隐瞒实情的员工严惩不贷, 并实行员工举报有奖策略。工作职责和目标也都要给出明确规定, 只有通过了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考核才能胜任工作。
五、结语
世界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 中国经济元素将会在国际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机遇与挑战并存, 商业银行必须通过深层次改革去把握发展机遇, 通过对市场化影响的敏锐判断, 以积极态度规避风险, 强化资产负债管理, 加大中间业务发展,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在竞争中求生存, 在发展中求创新。但若只有美好蓝图规划, 却落实不到实际运作中, 再美好的规划也是空谈。因此, 也要注意引进新技术和人才, 不断对自身管理形式、生产模式进行调整。
摘要：金融危机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重视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在商业银行中发挥的作用。再加上世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已步入转型时期, 实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已是大势所趋。根据监管部相关文件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明确了三年实施计划, 完成了灾备等级标准制定, 并在股票、债券、基金等基础金融工具上, 衍生出一些新型金融工具。本文就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中的问题与措施做了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监管,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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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快速膨胀
在国际上，“影子银行”一般是指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我国，“影子银行”则更多地表现为信托理财、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私募投资、对冲基金等从事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比如，网络信贷近年来迅速兴起，其运行模式是网络信贷公司提供平台，借贷双方自由竞价，撮合成交。由于我国有关民间借贷中介的法规存在空白，网络信贷公司并不向社会披露信息，因此其行业规模难以统计。据业内分析人士估算，国内有几百家网络信贷公司，年交易量可能达几百亿元人民币。
信托产品也被认为是“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年间，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收紧贷款规模，但信政合作类信托融资和房地产信托融资呈现井喷态势。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三季度末，信托公司“信政合作”项目余额为3903.46亿元，而2011年底这一数字仅为2536.85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与银行贷款相比，信托贷款具有约束条件松的特点，这使其成为一些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根据央行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正规银行贷款业务占社会融资规模之比已从10年前的90%降至58%。有专家称，下降比例中相当部分被影子银行所填充。
“影子银行”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从积极作用看，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填补了市场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也成为游离于正常金融监管之外的金融暗河。”
由于缺乏明确界定标准和监管政策，“影子银行”在我国的规模几乎没人可以说得清。被誉为“全球央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为0.4万亿美元；而据海通证券测算，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大致在28.8万亿元人民币。
记者了解到，各地对小额信贷公司的监管在地方金融主管部门。对典当行、拍卖行的监管是在地方工商局，对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在银监部门，还有一些“影子银行”在从事金融业务时，尚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监管工作不仅协调成本高，也存在不少空白区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在收紧银根、对银行信贷额度进行限制时，很多银行将贷款转成被信托公司打包的金融产品，被轻度监管的信托公司，再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地带，比如股票，房地产等，这就将风险引入了银行领域。
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副教授张尚学认为，从宏观上讲，“影子银行”快速发展，银行表内信贷已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的资金供求状况，由“影子银行”创造的流动性并非中央银行所能直接控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巨大挑战；从微观上讲，以往通过差别化的贷款政策，可以实现较好的行业调控目的，如今银行不贷款，仍可以从信托、银行理财、民间借贷上找缺口，使行业调控的效果大大弱化。
金融监管亟待优化调控手段
张茉楠说，金融领域的趋势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国际上金融监管的大方向也是协调合作。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区域割裂、行业割裂，必须加快成立金融领域的总协调部门，形成“一通到底”的金融监管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认为，目前我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的业务交叉越来越多，逃避监管的方式层出不穷，这些机构却分属于一行三会分别监管，政策协调难度会越来越大。这样的监管现状亟待优化，以确保不留监管空白。
陈颖认为，在“影子银行”规模膨胀的环境下，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做到统揽全局，统筹好银行、信托、证券等各个行业，而不要出现政策缺口，确保宏观调控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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