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活动安排公示制度

教学活动安排公示制度（精选9篇）

教学活动安排公示制度 篇1

根椐2013学年开学初省市关于“减负”的文件精神，现特制定 我校教学活动公示制度：

一、公示内容：

课程安排（课程表）、作息时间、各年级书面回家作业内容作业量、课外文体（社团）活动安排。

二、公示时间：

1、每学期开学一周内公示：课程安排、作息时间、课外文体（社团）活动安排表。

2、每天公示学生书面回家作业内容作业量。

三、公示地点：

1、学校总日课表、作息时间表、课外文体（社团）活动安排公示在学校宣传橱窗内。

2、班级布告栏内公示：日课表、作息时间表。

3、学生每天的书面回家作业内容作业量由任课教师通过校讯通短信平台向家长公示。

教学活动安排公示制度 篇2

要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 并非一件易事, 它需要政府、社会、法律等方面做出系统的制度安排。

体面劳动, 首先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要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最关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各级政府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建立公平公正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政策, 增加劳动岗位, 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劳动收入, 增强劳动保障, 劳动者才有体面劳动的可能。

体面劳动, 还需要严格执行法律。要让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 就必须加大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打击各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让劳动者的权益从条文走进现实, 而这离不开严格执行法律。

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制度安排 篇3

【关键词】 企业;循环经济;制度安排

一、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内涵

企业层面循环经济是基于技术、管理、环境保护和社会监督的系统工程,主要是在企业内部推行清洁生产、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组织企业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二、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制约因素

1.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约束。企业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其目标就是在现有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外部现状是阻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在公共资源与环境产权不明晰和资源定价不合理。公共资源和环境产权不明晰,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产生的外部性就不需要由企业来承担,这就激励了企业按现有的这种方式进行经济活动。资源定价不合理,自然资源价格较低,仅考虑了获取时支付的成本,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供求关系,也不能反映其环境成本和机会成本。企业利用再生原料不仅在性能上不占优势,在价格上也不占优势,企业很难自主发展循环经济。

2.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内部约束。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内部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约束和资金约束,技术是制约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一个瓶颈,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企业应该是循环经济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主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循环经济发展的水平都不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必须加快建立适合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另一方面即使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企业在选用循环经济技术时也会按照期望投资与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准则,对采用这类技术的可行性加以评价。大多数这类技术与一些效益型或资源消耗型的技术相比,其期望收益较低而期望成本较高,企业宁愿交排污费甚至罚款也不愿意采用此类循环技术。资金是制约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融资难,资金来源单一,循环经济投融资缺乏市场性融资手段,不能适时吸收社会资金,致使循环经济发展出现资金匮乏局面。这使得企业只会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循环经济只在长期内产生效益,更重要的是企业没有资金去开发和培育市场。

3.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观念约束。从表面看来,循环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关于在自然规律限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关系问题,只是环境问题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人类社会自身。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由人类的思维、决策和行为造成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舆论宣传,进行环境文化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还非常薄弱,公众对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思想观念上没有把自身的衣食住行与环境联系起来。

三、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有两种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安排,从其发生、执行和运行来看,它有追逐社会效益、强制性和激变性的特征。诱致性制度安排是指现行制度安排,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实行的制度安排。诱致性制度安排是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制度安排是诱致性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1.法律制度。法律法规制度由于具有强制约束力和较高的稳定性特征,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的保障。我国已经具备较完善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和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步修改和制定循环经济的必要法律法规,为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基础层,构建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法律,如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管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绿色消费、绿色采购法律法规,着手构建容器与包装、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食品等分类回收法规,建立健全废物回收制度。

2.环境税收制度。环境税收是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法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的污染行为所征收的税,目的是促使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者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保护环境。应改革原有不合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价格远低于长期成本的扭曲现象,科学合理地提高收费标准,使企业认识到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是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积极治污、资源综合利用比不治污交排污费在经济上更有利,由此使清洁生产成为企业自觉自愿的行动。

3.排污权审计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审计是推行清洁生产的基础,环保部门应规定企业定期开展排污审计,确定企业合理排污量,根据技术经济水平和设备条件规定逐步削减排污量,促使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对于排污审计不合格的企业坚决执行行政处罚措施,同时采用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手段,首先确定总排放量,然后再让市场确定价格,市场确定价格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也是优化污染治理责任配置的过程。

4.财政金融制度。通过对企业实行财政补贴,可以影响相关产品的价格结构,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财政信贷政策是国家通过银行向有关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杠杆。企业开展循环经济需要投入技术、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产生对资金的需求,在企业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企业没有资金或者有很少的资金能用于能源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运用信贷政策,通过向企业发放优惠贷款给企业以资金支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制度可以从创建循环经济专项基金和建立政策性金融组织及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入手,破解循环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5.质量管理标准的创新—ISO14000标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实质上是对企业管理和产品生产提出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即从循环经济大系统的理论出发,要求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向生态型生产转化,也有益于企业内外部效益的有机统一。

6.政府购买制度。政府在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以推动政府绿色采购。政府可以直接购买企业开发出的绿色技术产品,尤其是特别适用于公共部门的新产品,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公共事业,使其发挥最大社会效益。这种方式保证了政府与公众的需求,也直接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发挥作用,增强了创新能力。

除了上述这些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制性制度安排以外,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要运用各种手段与传媒开展绿色教育,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传,提高市民对实现零排放或低排放社会的认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废旧资源回收和垃圾减量工作,提高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参与意识和监督能力,使企业的节能、污染防治行为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环境信息平台,公开发布污染企业的信息,引导公众根据绿色价值观进行采购,以鼓励那些遵循循环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

参考文献

[1]陈德敏,黄悬悬,林勇,刘杰.我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制约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9)

[2]张丹枫.也谈企业如何适应发展循环经济战略[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9(4)

[3]崔凌凤.企业视角:发展循环经济制约因素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6)

浅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篇4

一、当前反腐形势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前夕，十七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在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的同时，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二、制度反腐

目前，在一些地方，学习文件、学习精神、学习先进模范成为增强党性修养、反腐的重要途径。然而，道德的约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很多官员当政时大谈反腐，而自己却贪污腐败，比如今年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和原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我认为，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从制度约束上解决腐败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认为，反腐需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制度。

三、反腐需要靠法制

与依法治国类似，我认为也需要做到四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如：《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行政组织法》三部法律。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须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特别是当这个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时，要严格加以规范和约束。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为了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应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法律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以及机构职能、编制，这对于预防和减少腐败有重要的意义。

2.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目前来说，这三条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有很多。在一些地方或者领域，一把手的绝对权威依然存在，人治思想还很浓厚。法制观念不够导致有法律和没有法律的效果类似。这也充分反映在了反腐问题上。用一句流传广泛的话来说就是：“说你没问题，你就没问题，有问题也没问题；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没问题也有问题”。这导致了反腐工作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存在较大的漏洞或错误。所以，现在还需要加强这三条的落实。而具体如何落实，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层面，如监督的加强等。

四、反腐败需要增强监督，拓宽监督渠道。

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有效运作是反腐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已有的上级、同级、下级三级监督在执行当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与此同时，近几年很多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往往来自于网络监督。很多时候，网络的相对匿名性使得人们更能方便地说出真话来。

1.目前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以一个地级市而言，其上级为省委、省政府、省纪委。而这些部门都在省会，离该城市实在太远。而在很多时候来到这个城市，如检查工作等，多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而已，是下级部门提前安排好的，也很难看到什么问题。

对于同级监督来说，同级纪委有权监督党委。然而，纪委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纪委书记的人事任命权等都掌握在市委书记手中，这将直接导致纪委不能大胆监督市委。

另外，以人大的监督而言，在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同级人大主任的党内职务低于党委书记，不便监督的问题，提出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办法。我认为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制度，是变相将权力趋于更加集中，将监督困难变为不监督。

而对于下级监督来说，这也是相当困难的。首先，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市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知之甚少，基本没有任何接触，很难监督。而下级工作人员，则依然由于人事任命权等类似原因，很难监督。

2.解决办法

从现行体制看，在许多地方，管人、管钱、管项目的实权部门及其实权人物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比较集中，许多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专权容易产生腐败。扩大民主，分散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就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腐败。因此，必须重视研究和建立健全对各级管人、管钱、管项目的实权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制约机制。

3.网络监督

网络监督是随着网络的广泛发展而兴起的。最近几年，网络监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贪官都是被微博或者网帖爆料而拉下马的。例如今年的原重庆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陕西“表叔”杨达才；而就在前几天，有人爆料出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给情妇离婚承诺书，承诺自己将于妻子离婚，并与情妇结婚，甚至让厅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自己承诺的见证人。目前，山东纪委已立案调查。目前，关于网络监督，我认为要做的是：首先，有关部门对于网络监督要及时、积极回应，不能拖着不调查，或者假装没看到。其次，更要鼓励人民群众的网络监督。11月25日，广东省政法委认证微博广东政法发布微博称：“微博案源多;鼓励广东各级检察院及其反贪局、反渎局开办官方微博，循线依法反贪反渎。”

五、总结

如今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在的历史阶段，正是腐败的高发期。目前的反腐形势不容乐观，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警示的“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的那样，全党上下必须牢记反腐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决反腐问题。并且，我认为，只用从制度上解决，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反腐问题。

六、参考文献 1.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公报

2.王岐山就反腐问计专家 专家建言领导公开财产

3.党政一把手成腐败高发群 “三太现象”是根本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6/16113598336s.shtml

4.李九成是权力过度集中导致腐败的“标本”

5.网传山东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 纪委已介入

谈制度安排与会计报表粉饰 篇5

请欣赏：《谈制度安排与会计报表粉饰》

粉饰会计报表既有法规、准则所不允许的，也有法规、准则未予明确限制的。不按法规准则处理经济业务来粉饰会计报表的造假行为，随着对会计秩序的整顿和会计监管环境的改善，将逐步得到抑制。相反，利用法规准则中的灵活性或模糊性、不完善性及法规准则的滞后性来粉饰会计报表的行为，将会有所增加。为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探讨。

一、利用经济政策粉饰会计报表

1、利用资产剥离粉饰会计报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25％。在新股发行额度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减少公司资产及股份数量便成为必然。资产剥离方法无疑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要求。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在股票发行额度有限，多数公司不能整体上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往往通过企业局部改组的方式设立，将原的资产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折合成发起人股。资产剥离的合法化，为公司上市前后粉饰会计报表提供了机会。公司上市前，会计人员将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假设为一个新的会计主体，且已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会计年度，并根据历史资料从原来的会计主体中剥离出“归属”，虚拟会计主体在各会计期间的利润。这种违背会计主体和会计期间假设，人为剥离、分割资产、确认利润的会计处理方法，为公司上市前的财务包装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司上市后，上市公司与改组前的母公司及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子公司之间普遍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输送、转移利益，粉饰会计报表又提供了方便2、利用缩股粉饰会计报表。利用缩股“增加”利润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某公司缩股前的总股本为8000万股，总利润为1200万元，每股收益为0.15元，现公司以2：1的比例缩股，则总股本变为4000万股，每股收益相应变为0.3元，公司缩股后收益及由此引起的募集资本的变化是明显的。

3、利用资产重组粉饰会计报表。有关法规规定，上市公司若连续三年亏损，将被取消上市资格；上市一年的公司配股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且净资产税后收益率应在10％以上。股份公司为了保住“壳资源”或为了利用“壳资源”继续进行股权融资，资产重组便成为“壳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最常用的手法。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扭亏为盈的“秘诀”在于不等价交换，以获取巨额利润。基本做法是：先由非上市的企业将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资产剥离出来廉价出售给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将一些闲置资产高出价出售给非上市公司，借助关联交易，由非上市的国有企业以优质资产置换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

二、利用会计政策粉饰会计报表

1、利用会计准则规定的灵活性粉饰会计报表。企业的`会计行为受会计准则等制度规定的约束，但会计准则在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指导作用的同时还兼有一定的灵活性，给会计人员区别不同情况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和判断余地，如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存在多种备选的会计方法或可由会计人员作出不同的判断。多种会计处理方法并存为企业进行会计操纵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企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会计方法，操纵会计报表。具体的会计操纵行为多种多样，如：利用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本期费用、潜亏挂帐、延长递延资产摊销期、高估资产、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等来虚增利润；或者利用高估坏帐和工程投资损失、缩短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摊销期限等方法隐瞒利润。

2、利用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粉饰会计报表。将权责发生制和收入与费用配比作为会计处理的一般原则，是为了合理确认本期的收入和费用。但由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会计原则规定的模糊性，往往成为企业操纵、粉饰会计报表的“合理”借口，其主要手法有：①利用虚拟资产调节利润。虚拟资产是指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但由于企业缺乏承受能力而暂时挂在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和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等资产帐户中。企业往往利用虚拟资产帐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销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这是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的惯用手法。②利用利息支出资本化等调节利润。根据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为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而支付的利息费用，在这些长期资产投入使用之前，应予以资本化，计入该长期资产的成本。利息支出资本化是出于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要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滥用资本比的规定，蓄意调节利润。

3、利用财政报批制度粉饰会计报表。国有企业有些资产的核销，如坏账损失的确认、盘亏固定资产的转销等，需报经主管财政机会审批。资产核销报批制度是为了限制企业随意处置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许多国有企业为了防止亏损增加，对一些理应核销的资产损失长期挂账不予核销，刻意粉饰会计报表，其“合法”的借口就是财政部门尚未批示。

4、利用会计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粉饰会计报表。在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中，新的经济情况不断涌现，相关的制度法规尚未建立健全，因而，使得会计对某些经济事项的处理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许多企业往往就利用制度的滞后性粉饰会计报表。如定价政策是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核心问题，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仅仅说明在关联交易中要披露定价政策，但何种定价政策为政策所允许，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准则中并未提及。只要不规定为市价，就会发生利润在关联交易之间转移的问题，这样的利润转移是否合法？难以判断，给会计监管带来难度。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上市公司采用大大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在关联交易方之间进行产品或商品购销、资产置换和股权置换，以调节利润。

三、抑制会计报表粉饰的几点对策

1、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规划，应具有超前性，对未来经济行为的会计环境的变化有较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尽量避免会计处理中“无法可依”现象出现。

2、参照国际会计惯例的发展趋势，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选择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以缩小会计选择的范围，降低因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多种选择性而造成的会计报表粉饰的问题。

3、制定有关资产评估会计处理的准则，对资产评估调账、流动资产项目评估减值的会计处理、处置已评估且发生增值（减值）的资产项目的会计处理予以规范，防止企业利用资产评估调节利润。

4、严格资产的确认标准，防止企业不符合资产确认标准的项目确认为资产。对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虚拟资产，企业应予以披露，以便会计信息使用者评估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道德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 篇6

道德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

道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所谓道德的经济分析,就是用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研究道德行为和败德行为,这种研究能极大地促进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突破“经济非道德”或“道德不经济”的.固有思维模式,从而说明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制度建设,要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作 者：刘申有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刊 名：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PKU英文刊名：THEORETICAL STUDIES ON PLA POLITICAL WORK年，卷(期)：2000“”(4)分类号：关键词：

效率工资的博弈思想及其制度安排 篇7

效率工资是2001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 (Spence) 和斯蒂格里茨 (Stiglitz) 对非对称信息市场研究时所做的杰出贡献。效率工资 (efficiency-wage) , 指的是企业支付给高素质人才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工资, 促使高素质人才努力工作的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 主要是对高素质人才起到吸引、约束激励和降低监控成本的作用, 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维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实行效率工资的目标是降低单位效率上总劳动成本, 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效率工资”, 要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和约束, 其博弈思想如下:

效率工资的经济博弈前提假设:通过高水平的效率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如要高素质人才接受该效率工资, 就必须使其得到效率工资的效用大于其它能得到的保留效用 (机会成本) , 即满足参与约束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条件;同时, 企业要使高素质人才有积极性选择企业希望他选择的行动, 即促使高素质人才努力工作获得高产出, 就必须使高素质人才在选择企业所希望的行动 (努力工作) 时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小于选择其它行动 (如偷懒、兼职等) 所得到的期望效用, 即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incentive—compatibility constraint) 条件;另外, 由于会出现高素质人才在某个企业表现不佳, 而换到另一个企业的情况, 但其声誉会受到损害, 如果企业与高素质人才之间是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 并采取“冷酷战略”, 那么被解雇者会因声誉受损而付出代价, 使其找新工作的难度和成本大大提高。努力工作获取高水平效率工资, 是高素质人才的最优选择;企业一旦发现其不努力工作 (如偷懒、兼职等) 行为, 则严惩偷懒者 (解雇) , 是企业的最优选择。所以, 企业与高素质人才之间建立的互惠关系, 是效率工资起作用的基本前提假设。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对效率工资提出的要求。高素质人才本身的能力素质及工作努力程度如何, 只有处于信息强势的本人才最清楚, 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却不完全清楚, 所以双方存在非对称信息。那么, 企业能够控制的是通过传递工资高低的信号来甄别人才素质的高低和工作努力程度:如果企业选择低工资水平, 就会出现能力素质低的人员前来滥竽充数, 可能形成“混同均衡”, 不易区分人才的良莠;如果企业选择高水平工资 (效率工资) , 就能把那些高素质的人才吸引过来努力工作, 而那些素质低的人因不具备应有的素质以及承受不了工作压力, 即使给他再高的工资, 他也不会选择高水平的效率工资。所以, 高水平的效率工资必须选择足够高到导致一种“分离均衡”的出现, 使高素质的人才和低素质的人的选择行为不一样;同时, 高素质人才也会通过有关素质高信号 (如高学历、高职称和以往的工作经验与成绩等) , 来向企业传递高素质的信号。当然, 效率工资的确定具有一定主观性, 它取决于企业和人才双方的认同感、所拥有的良好信誉和名声以及效率工资的实际效用。

效率工资激励机制的博弈机理。因为企业设计了高水平的效率工资, 高素质人才不会选择企业所不愿意的行动 (如偷懒或兼职) 而被解雇, 从而维持自己的最大效用, 同时企业因工资提高而减少了对员工的需求。为此, 员工重新找工作的代价提高, 从而使其保留支付 (机会成本) 下降, 这种双层作用激励机制会促使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所以, “努力工作”是理性的高素质人才的最优行动选择;同时, 由于企业实行了效率工资, 对员工的总需求降低, 从而真正降低了单位效率上总劳动成本。所以, 实行高水平的“效率工资”是理性企业的最优行动选择。该过程博弈净支付矩阵如下 (为使该支付矩阵有意义假定A-C>a+C且F>f) :

在以上支付矩阵中, f—“不努力工作”行动下, 企业所得的收益;F—“努力工作”行动下, 企业所得的收益;a—低水平工资;A—高水平效率工资;C—高素质人才的保留收益即机会成本 (如偷懒、兼职等) 。

对以上在“努力工作且不实行效率工资”条件下, 企业收益为何是“f-a”而不是“F-a”的解释。因为高素质人才在“努力工作”条件下, 理性的企业会选择“不实行效率工资”行动。所以, 理性的高素质人才会选择“不努力工作”, 导致企业的净收益为“f-a”。

由以上支付净矩阵可知, 在企业选择“实行效率工资”行动时, 高素质人才最优行动选择为“努力工作” (A-C>a+C) ;在高素质人才选择“努力工作”行动时, 企业的最优行动选择为“实行效率工资” (F-A>f-a) 。

二、我国实行效率工资的途径选择及制度安排

1. 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行效率工资的途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 要实施效率工资必需依赖一定途径才能顺利实施

建立“诚信”的人才市场是实行效率工资的根本途径。效率工资要求企业与人才都要遵守信誉, 并将对方过去的经历和声誉作为建立劳动契约关系的依据。从根本上看, 效率工资之所以有效, 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 双方均提供了一个可靠信号, 帮助企业或人才双方做出甄别与选择, 而信号传递的有效性和成功率在于企业与人才之间的信任程度, 双方都相信对方是重视声誉的, 遵守互惠原则。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 特别是相应的市场秩序仍处于建设初期, 没有健全的员工绩效评估体系, 企业和人才的声誉在市场交易行为并不显得十分重要, 从而导致人才市场的“鱼目混珠”的局面, 形成用人的“近亲繁殖”现象, 进而破坏整个人才市场的诚信原则, 发生信任危机。所以, 劳动的供求双方都要本着重信誉的原则, 建立诚信人才市场, 以提高效率工资的有效性。

遵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组合是实行效率工资的现实途径。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如果仅仅提高货币收入, 实施效率工资可能难以奏效。因为人不仅是“经济人”, 同时还是“社会人”, 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如在某些高科技企业中, 由于该领域人才难求, 高工资对提高绩效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手段, 因为你给高素质人才很高的工资, 但可能会有人出更高价把他挖走。因此, 企业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 围绕多层次需求, 建立效率工资与其他激励机制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组合, 采用多种激励手段, 如效率工资可以与股权激励、与机会和事业激励等结合起来使用, 使人才利益与公司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使员工处于被高度激励和长期激励的状态, 提高效率工资的有效性。

2. 实行效率工资的制度创新。要达到效率工资的预期效果, 必需排除制度上存在的障碍, 进行制度创新

建立劳动产权制度是实行效率工资的制度保障。要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作用, 就必须从市场机制入手, 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实行“优质优价”合理的劳动价格分配制度, 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提升人才内在价值, 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进而完善人才市场。为此, 要打破既否定了用人单位的还价自主权和人才资源供给主体的报价自主权, 又否定了市场在人力资本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的非市场行为的束缚, 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人才价格的市场机制调节制, 通过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形成和调节人才市场, 对于稀缺性和有用性程度高的人才价格就高 (效率工资) , 反之过剩的、竞争力弱的人力资源价格就低, 从而形成良好的价格导向机制;二是建立人才价格的供求双方协商谈判制。一方面, 企业作为需求方, 要根据人才资源的供求状况、发展趋势、工资支付能力、国家工资政策和同行业其他企业工资水平等因素来决定自身的效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 高素质人才作为供给方, 根据自身实力、供求状况等形成预期效率工资水平, 双方在各自预期效率工资水平基础上经过平等协商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效率工资。

建立独立的人才市场供需制度是实行效率工资的制度基础。任何一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都要求有独立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目前, 针对我国不完善的人才市场, 要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通过人力资本所有权的界定, 使人力资本载体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 并能自由处置人力资本, 实现人力资本的供给主体由国家变为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认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最重要的经济权利——自主择业权, 同时对现行的人力资本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逐步解除人力资本的单位依附关系, 变人力资本的“单位使用权”为“社会使用权”, 变“单位管理”为“社会管理”, 使人力资本由为“单位服务”转向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应该是自主用人需求主体, 企业与个人以劳动契约的形式规定各自的权益和义务。只有这样, 才会实现高素质人才的最优配置, 通过效率工资, 供需双方才会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

摘要：“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用人激励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近年来, 效率工资作为一种新型激励创新制度, 为许多理论者和实践者所推崇。本文主要讨论效率工资形成的博弈思想和作用机理以及我国实行效率工资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下的亲情冷暖 篇8

汉代的贾谊在《新书·时变篇》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帚，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儿子长大了一定要分家，这也就罢了，老爸、老妈到儿子家借个锄头、扫帚之类的都不愿意借，婆媳之间，一言不合，立马反目成仇——人情冷漠竟到这种地步。秦朝直接脱胎于战国时的秦国，其意识形态、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都继承了商鞅的衣钵。不幸的是，汉朝建立之后，萧何制定的新法典也沿袭了秦法典，这套法律体系叫做“秦汉旧律”，一直延续了五百年，到三国的曹魏时代才正式废止。

一套刻薄寡恩的法律体系如此长时间地运用，势必造成负面影响。反映在家庭关系上，便是汉代初期的家庭关系依然像秦朝一样，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而绝非儒家所倡导的那样温情脉脉、父慈子孝。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刘邦在争夺天下时，曾在彭城（今徐州）被项羽打得惨败。逃跑過程中，遇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便把两个孩子拉到车上一块逃命。可项羽的骑兵追得很紧，“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幸好，车夫夏侯婴厚道，刘邦把孩子推到车下三次，夏侯婴下车捡了三次，还跟刘邦说：“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汉惠帝和鲁元公主总算保住性命。

如此看来，刘邦是个好父亲吗？显然不是。那刘邦是好儿子吗？也不是。项羽俘虏了刘邦的老爹，要挟说：“今不急下，吾烹尔公。”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曾约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必若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为了夺天下当皇帝，亲人的生死统统可以置之脑后。刘邦是汉代的开国皇帝，他的家庭是汉代的“第一家庭”，第一家庭的亲情关系尚且如此，汉初的家庭关系能好到哪里去？

有人可能会说，你举的例子都是刘邦建立汉朝之前的，说不定汉朝建立后，情况就彻底好转了呢。情况还真没这么乐观。不妨再举一例。

陆贾是一位辩士，追随刘邦打天下，曾成功劝说南越王尉佗归顺汉朝，还跟刘邦讲过“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死后，吕雉掌权，陆贾看情势不妙，“乃病免家居”，辞官回家了。陆贾很得南越王的赏识，南越王赐他一千金，其他人送给他的财产还有一千金，他就用这两千金作为自己的“养老基金”，并进行分配。陆贾有五个儿子，他分给每位儿子两百金，要他们以此谋生，剩下的一千金留给自己。“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者十人”，坐着高档车，经常出入娱乐场所，享受琴瑟相合、歌舞升平的生活。而且，他还购置了一把豪华宝剑，常带在身边，似乎是在暗示别人：别惹我，我曾跟高祖一块打过天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跟五个儿子的约定：他依次到每个儿子家去作客，轮到哪家，哪家都要好好招待。但他在每家也不多留，最多十天就走。陆贾嘱咐：我一旦死在哪一家，我的豪华宝剑和车马就归谁，算是丧葬补贴。即便如此，我一年之中去每个儿子家也不会超过三次，去的次数多了，你们对我就厌烦了，我也不想过多地麻烦你们。

陆贾的养老安排非常值得玩味。了解中国传统的人都知道，孝子是不能跟父母分家另过的，“举孝廉，父别居”向来被认为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到了唐朝以后，儿子离开父母单独居住并且还拥有自己的财产，铁定是“不孝”之举，甚至还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可在汉朝初年，陆贾如果在儿子家住得过久，或者去得太频繁，儿子一家就会不高兴。这样的父子关系，虽说比秦时的“假父耰锄杖帚，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要好些，但离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显然差距极大。

“居延汉简”也佐证了汉代家庭小型化的特征。居延城是历史上有名的西北要塞，故址在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五年奉使途径居延城，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居延最初为匈奴控制，后汉军出征，打败了匈奴，夺取了河西走廊。汉武帝就在此地设置都尉，移民屯垦戍边，筑城设防。从1926年起，人们在居延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被称为“居延汉简”，上面的文字提供了当时卫戍部队和周边百姓的生活情况。根据汉简中登记的汉代家庭档案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小型化家庭，即只有夫妻和他们的未婚子女，家庭人口多为三四口人。这说明，儿子结婚后，通常都会带着一份家产分出去，自立门户。

瞿同祖先生在《汉代社会结构》一书中称：“大家庭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有些兄弟们在婚后仍然住在一起，并维持着扩展家庭的规模，这些家庭包含着诸如叔伯、侄子和第一代堂兄弟之类的旁系亲属。”“不过，包含三代人的扩展家庭仍不多见。只有在《后汉书》里面才提到两个例子。樊重是个大地主，家庭富裕，‘三世共财’。大儒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不消说，如果叔伯、侄子和从兄弟同居一处是常态的话，这些家族也不会引起乡党的注意，他们也就不会在传记中被提及。乡党对他们的羡慕情绪正好说明这类风俗的罕见。”瞿同祖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法律社会史权威，他对汉代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论断，让人们看到了历史惯性的重要影响。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小型化肇始于商鞅变法，随后成为秦国和秦朝的制度化设定。汉朝虽然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制度层面却是“汉承秦制”。家庭小型化也算是秦朝留给汉朝的一份社会遗产，这份遗产终西汉一朝几乎都没能彻底消化，可见其社会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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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家庭是小型化还是扩展化，这事重要吗？应该说，此事对社会的影响绝对没有战争、饥荒、瘟疫那么大，可它对人们的亲情观念和伦理风俗还是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家庭规模大，亲人之间就会更加注意代际和谐，注意孝悌伦理的实践和巩固；若家庭普遍小型化，那么人们的孝悌观念就会相对淡漠，即便政府极力提倡，人们也会因家庭规模小而疏于实际操练。小辈孝敬长辈及同辈之间的兄友弟恭，这些伦常礼数最好是通过家庭、家族的熏习来进行传承、维系，而非靠观念灌输和道德说教。家庭小型化本身就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产物，它反过来也更容易导致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举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我国曾长期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对独生子女们没有心理方面的影响吗？“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尽管你让他们背诵《三字经》里面的句子，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根本没有兄弟姐妹，怎么有真切的体会和实践？

《汉书》中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漢代自刘邦建汉起，经过文景之治，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才“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所谓“移风易俗”，其实就是逐步改变了自战国到秦朝以来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风气，改变了过去只讲利害、不顾亲情的人伦观念。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堪称汉代道德文化建设的一项巨大成果。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主流价值观。儒家提倡孝道，重视家庭伦理。在物质生活有了相当保障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儒家的思想观念才开始逐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至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汉和帝刘肇，连续四代皇帝均爱好儒术。经过长时间的教化，中国人的道德状态才走出了秦朝暴政的阴影，家庭形态才由小变大，实现了从小型化家庭向扩展化家庭的转变。扩展化的家庭随后又催生出更大的家族。日益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庞大的宗族组织，后来果然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在魏晋时期，家族观念和宗族组织滋生了门阀制度，可在西晋末年，当朝廷被外族侵略之际，中原人也正是凭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宗族组织，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才得以“衣冠南渡”，并在江南又建立了东晋王朝。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形态的优与劣，家庭伦常的和睦与乖张，实乃社会文化和道德水准的晴雨表。正常的家庭形态和家庭温情被毁坏很容易（尤其是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但要恢复重建却很难，非经长时间的努力不能完成。商鞅变法时摧毁的家庭形态和家庭温情，在秦朝灭亡之后，经过整整西汉一朝的努力，都没能彻底恢复元气，直到东汉时才完成重建。这里面的历史教训着实让人唏嘘。

（作者系文史学者）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安排 篇9

中国养老社会保险模式选择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下称“统账制度”）。这一制度，从产权结构看，是公共退休金和私人退休金的混合；从财务制度看，是随收即付制度和积累制度的混合；从给付的刚性看，它是既定给付制度与既定供款制度的结合。这种制度决定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它要求采用不同于单一产权结构和单一财务制度的基金管理模式和监督制度。

基于对统账制度复杂性的认识，本文试图探索建立与此复杂性相适应的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分权式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以下简称“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并从理论上分析其有效性，以期对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及监督制度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含义和要求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包括管理与监督两方面的内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指从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到社会退休金发放全过程的行政、资产负债的管理；监督是指对社会保险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尤其指对社会保险基金运用过程的监督管理。

1.分权式管理制度的含义和要求（1）分权式管理制度的含义。我国现行养老社会保险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社会统筹账户是既定给付制，即制度承诺参保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的给付水平，这部分给付是具有刚性的；个人账户则是既定供款制度，退休金给付的多寡取决于供款及投资收益的积累。可以看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较之于单一的公共退休金制度或个人账户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分权式管理制度是根据“统账”制度的特点，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管理权、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统筹账户资产管理权与个人账户资产管理权以及监督权分离的基础上，将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交给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社保部门），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保基金管理局，个人账户资产经营和管理权交给基金管理公司，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监督权交给社保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监管委员会”）和外部监督机构的制度安排，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管理制度。其特点是政事分权、统账分权和资产负债分权。

（2）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的要求。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机构必须独立于政治压力，监管机构的执行官的任命或选举程序必须是科学的、高度透明的，其直属国务院领导。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有利于降低组建成本和避免制度不统一导致的诸多问题。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雇主和雇员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empirenews.page--] 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会统筹账户是公共账户，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通过再分配以求公平是政府的目标和职能；同时，社会统筹账户仍然是既定给付制，即制度承诺参保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的给付水平，对社会统筹账户的管理不只是对资产的管理，同时也是对负债的管理，这一性质就决定了统筹基金不宜交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社保部门不能既是基金管理政策的提供者同时又是基金运营的主体，所以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

第三，培育成熟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入市场（基金业）。成熟的投资人市场包括：其一，有足够数量的基金管理公司托管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没有足够数量的基金公司的充分竞争，委托人的利益是很难有保障的。其二，重视基金业的自律。同业组织的行业性自律管理之所以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首先，自律组织比政府监管机构更熟悉金融业运作的具体情况；其次，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纪律监控方面比政府监管更具灵活性和预防性；最后，自律组织在监管方面的作用空间更大。因此，应鼓励基金业成立同业协会（或公会），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扶持其发展。其三，强调基金业的内部控制。监管当局和行业自律的功能是通过外部作用实现的，而内控制度的作用在于防范和规避风险，实现稳健与审慎经营。倘若金融机构不是自我约束，那么再完美的法律都将是一纸空文，再严格的政府监管也难以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出现。

第四，加快培养精算、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和各种风险评级公司等中介机构，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中介机构的目的是向各机构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使他们能够获得并准确理解有关基金运营的信息，从而加强对基金监管。鉴于我国目前市场中介机构很不发达，离独立、客观、公正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应加快中介机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强对中介机构管理的立法及监督。

2.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含义及各主体相互制约关系 相互制衡式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制度是指在整个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监管体系中，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充足性监督权交给社保部门，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合法性监督权交给基金监管委员会，外部监管机构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实现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以及实现交叉监管的目的。同时，在基金监管委员会内部组织方面，通过由社会保险部门、财政部门、雇主、雇员、专家、基金业代表组成委员会，这一具有利益广泛代表性的组织，可以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

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强调的是在监管职能的履行方面各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即社保部门、财政部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和外部监督机构共同监督基金运行的全过程，以及五者之间相互制约。

3.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及手段 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监管模式的选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制度的历史演变、宏观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监管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法律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适宜采取严格监管模式。但随着发展，逐步地放松管制，实行审慎性监管。就其监管的内容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点：[!--empirenews.page--]（1）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不仅包括允许操作的制度、法律框架，而且包括最低资本要求和适当的检验，其目标是允许最好的申请者进入，限制未来代理风险和制度风险。只有那些符合条件，通过公开招标的基金管理公司才具有经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资格，并且特许经营权实行审核制，对违法、违规的基金管理公司，视其情节轻重实行惩罚和注销资格处罚。

（2）资产分离。为了保护所有者的账户平衡和投票权，限制制度风险和代理风险，资产分离原则要求养老基金资产与基金管理公司的自有资产和其它托管资产严格分离。

（3）投资限制。在许多国家，投资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投资组合分散和最小化代理风险、制度风险，特别是投资风险。投资限制涉及到持有发起人资产的上限、投资工具的种类、风险的种类、所有权的集中程度、资产类别等，其中前四种是没有争议的，基本上多数国家都采用其中几种，而最后[1][2][3][4]下一页 一个目前有较大争议。投资限额的放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改革之初对基金投资的限额应较严格，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的逐渐成熟，投资限额应逐步放宽。

（4）建立基金准备金制度。第一，经济的发展并非是一个匀速运动过程，宏观经济会出现危机和萧条，一般而言基金投资绩效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会因投资策略而有所波动。因此，应该要求各基金管理公司建立基金准备金制度，谨防收益波动和现金不足对基金所有人的损害。

（5）建立中央基金保险制度。香港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规定，养老金计划的核准受托人必须购买足够的专业弥偿保险，用以弥补计划资产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核准受托人、其他管理人或相关人士，因失当行为或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专业弥偿保险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以确保计划的资产获得足够弥偿，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商业保险的再保险。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有可能存在破产和清偿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央基金保险制度。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向中央基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保险费水平依各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等级而定。

但是，中央基金保险制度可能产生基金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基金保险制度的前提下，任何于基金管理公司不利的信息（真实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都可能引起雇员、雇主和监管机构的注意，从而迫使基金管理公司控制风险，改善经营业绩。然而在基金保险制度下，由于雇员的利益得到足额的担保，基金管理公司就无需担心因投资失效而遭受损失，因此，雇员和雇主会缺乏充足的动机去从事市场惩戒，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将进一步激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对于克服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现代金融监管理论认为，资本充足性管制是因为其应对道德风险的功能而成为监管当局在安全与效率的监管目标之内寻求平衡的结果，其核心是要求银行企业持有充足的资本比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那么，对于中央基金保险制度而言，也可以借用现代金融监管的方法来减少和防范道德风险。[!--empirenews.page--] 基金监管的手段则主要包括：

（1）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要求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原则，如资产评估原则、资产评估的频率、机构资本的水平和信息在基金所有人和公众间的分布等。对于整个金融体制来说，信息披露要求是监管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

（2）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代理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通过拒绝执行基金管理人进行违规操作的指令，保管人可以强化谨慎监管意识。

（3）外部审计。尽管对外部审计的范围和质量的要求不同，但几乎每个国家都要求对养老基金进行外部审计，并且外部审计的法定职责因国家而各异。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不发达的国家，外部审计对养老基金资产不提供一个独立和客观的评估，并且外部审计的法律责任也不明确。而在其它国家，外部审计不仅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审计师被要求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并对工作失误承担责任。

（4）费用限制。费用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制度中广泛使用，如智利仅允许特定种类的费用，禁止对退出、所管资产和操作业绩收费。匈牙利对管理公司的收费进行限制，而对基金经理的收费没有特定的限制。以信托方式管理基金的制度对费用没有明显的监管，在美国，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并且法律认可信托基金可以收取认为是“合理的”费用。但是，对养老基金业的费用是否应监管存在着争议。成本的监管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法是很难的，并且对于内部代理制度来说，它是一个很弱的约束。

（二）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图及说明

本文是以省级统筹作为前提的。虽然目前仍然是以县市为养老社会保险统筹单位运行的，但因省级统筹在再分配功能、规模成本以及投资规模效率等方面具有优势，又比全国统筹更具可操作性和现实性，所以省级统筹是不久将实行的模式。

分权式管理制度和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框架说明：

①地方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养老社会保险费（或税），进账财政专户，并分别将统筹账户基金交给基金管理局，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基金管理公司。

②基金管理局依据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要求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将统筹账户基金投资于以固定收益金融工具为主的对象和国家重点开发项目。

③在给付时期，基金管理局按社保部门的指令将资金划入财政专户；社保部门建立临时性账户，从财政专户划出给付资金并按时足额进账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部门对社会统筹部分的给付负有最后责任。

④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empirenews.page--] ⑤待雇员退休后，根据其意愿，个人可以有两种选择：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和购买保险年金。

⑥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月将养老金划入指定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商业银行以社会化方式向雇员支付养老金。

⑦监管委员会依法批准和注销基金管理公司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特许经营权，并依法监督基金管理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投资活动。

⑧监管委员会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进行全方位监督。⑨社保部门（省级）依法成立基金管理局。

⑩社保部门协助地方税务部门的征收和分账工作，并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养老基金的充足性。

二、分权式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

（一）分权式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养老社会保险财务制度与管理制度的衔接

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财务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筹资模式，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养老社会保险费按照法定比例分别存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统账”制度的优点是实现了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和激励功能的统一。而分权式管理制度依照“统账”原则，将统筹账户的基金交由基金管理局运营，主要考虑到统筹账户是现收现付制，相对退休金需求而言，该账户上不会有太多的积累，对经济总体而言，其资金资源甚小，基金的运用对制度本身以及对资源的市场配置影响不会太大，所以我们并不刻意强求统筹账户基金的市场化运营；同时，投资的收益性与流动性是呈反比的，统筹账户基金具有短期性特点，它要求较高的流动性，基金是在强调流动性的前提下，在安全性与收益性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所以，固定收益投资较适合统筹账户基金的特点。因此，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将基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开发项目，有利于满足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将个人账户基金交由基金管理公司运营，一方面在分散风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基金的增值，使职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实现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增加社会资本积累，满足经济建设需要。

（二）分权式管理制度有效地将经营权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

中国现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行政事分离。但是在事实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上一页[1][2][3][4]下一页 管理权和经营权仍然属于政府机构拥有，这种管理制度必然滋生地方主义思想和利益地方化、部门化现象，而且基金的完整性受到极大的挑战。例如，财政部对1996年养老、失业两项基金审计款项92.9亿元，审计的结果发现有59.7亿元被挪用，其中：（1）地方政府挪用 22.77亿元，占被挪用基金的比例为38.14％；（2）社会保障单位挪用28.4亿元，占47.59％；（3）劳动部门挪用6.8亿元，占11.4％；（4）财政部门挪用1.73亿元，占2.8％。

认识现代政府及其官员的作用对认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的“政事”分离是有必要的。[!--empirenews.page--]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贯彻公共选择的制度结构——官僚机构（bureaucracy）中，官僚在经济中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企图通过利用现存制度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具体行为目标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至少不是单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很有可能是“最大化预算收入。”政事“分离是必要的。

按青木昌彦对政府的理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适当作用，在于发展能够促进民间部门协调能力的制度安排（协调程序），因为民间部门在信息和激励方面具有重要的比较优势，所以解决市场失灵应是民间部门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适当角色是协助而不是替代民间部门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只是在民间部门无力单独克服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的协助才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提供有关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在保障基本生活收入的范围内发挥再分配的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监管制度，而不是亲自经营社会保险基金，因为民间资本在经营社会保险基金方面更具优势。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来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法治，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即约束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及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情况下，以经济交易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政府应该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而将基金运营的权利交给具有独立性的事业机构和民间机构。

我们知道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经营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政府权利进入市场的直接后果是出现“寻租”，导致腐败，这有悖于经济交易的目的。因此，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构建应能使政府的经济职能真实化，使政府成为真正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这将有利于促进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实现最优化运行。否则，就会像现行制度那样出现因政府角色错位而导致的问题。

分权式管理制度根据“统账”制度的特点，从实际上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管理权、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统筹账户资产管理权与个人账户资产管理权以及监督权分离，其主要特点是政事分权、统账分权和资产负债分权，并不仅仅强调政事分权。

（三）分权式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一，由税务部门征收保险费（税）、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局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发放养老金的模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我们知道每一个机构都有其特定的职能范围，在其职能的边界内，其工作业绩和管理成本实现最优化，如果超越了这个边界，就会产生高昂的管理成本。智利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投资和发放都是由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的，主要考虑到其是一个小国，只需要十几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能实现征收、投资和发放工作，但是在实际中，智利基金运营成本非常高，这一点经常受到人们的攻击。分权式管理制度将保险费的征收职能交给税务部门是基于税务部门具有法律强制性的考虑和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险资金的筹资效率，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将养老金的发放职能交给银行或保险公司主要考虑到充分利用其广泛的营业网点和巨大的网络资源来降低管理费用。[!--empirenews.page--] 其二，分权式管理制度有利于降低基金管理公司营销成本和免除组建专门基金公司的创建成本。分权式管理制度的内容之一是足够多的基金管理公司分享个人账户基金管理权；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是现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机构成立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是新建的专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智利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是交由专门基金公司运作，这种制度安排固然便于监管，但其最终的结果导致养老基金市场与其他投资基金市场分割，并形成高额营销成本，同时组建专门基金公司也势必产生高昂的创建成本。因此，允许所有现存金融机构参与竞争一方面可以直接减少创建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和利用现存金融机构的各类服务项目更有助于降低营销成本。

三、相互制衡式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

我们知道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起因是信息不对称，更严格地说是一种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因为这是在委托一代理关系已存在的前提下所产生的。由于委托人无法掌握有关代理人行动的所有信息，而使得利己的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中不考虑委托人的目标函数，甚至可能出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也是基于在基金从征缴、投资到发放的每个环节及每个层次都存在着委托一代理问题，因而监管是必要的。但是，监管者作为一个特定的组织也有自身的利益，监管者有可能不按照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实施监管，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行事，甚至可能设立一种“造租（rent）”的制度安排；当监管权利过分集中的时候，通过监管权利保护下的特许权所获得的收益就会大于“租金”的成本，理性人会通过“寻租”的方式谋求这种“超额收益”。因此，不仅要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主体实行监管，同时也有必要防范监管机构监管者并不按照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径施加监管权利的滥用，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利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并不见得小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损失。相互制衡式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制度将各机构的权利、职能置于监督之下，使任何机构既能独立地行使自身职能，又无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从而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有效的制约各层次代理人的行为，降低代理成本。

例如，给予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特许经营权的直接后果是制造垄断。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垄断权利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而这一资产所能够带来的垄断利润事实上构成一种“租”，就同任何其他资产（如土地）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的“租”一 样，因此，对垄断权利的追求，特别是对政府管制的追求可以被视为对“租”的需求，从而导致私人企业为获得政府管制保护的种种“寻租”行为‘+.同时垄断的结果是更高的价格、更低的产量和低质服务，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按照互相制衡式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制度安排，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机构有社保部门、财政部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和外部监督机构，其中社保部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和外部监督机构是主要的监督机构。基金监管委员会虽然具有市场准入的权利，但其权利并不是绝对的。首先，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否决基金监管委员会的市场准人权利，并且有权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向基金所有者定期提供基金经营状况报告和投资指南，对基金管理公司受托的基金账户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监督基金管理公司是否按照监管[!--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规则行事。其次，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有权通过审查账目及报告、实地考察、特别审计、进行调查、组织审计等方式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基金管理公司是否有渎职或违反有关法律规定，通过对监管规则的建议与审批权监管基金监管委员会的工作职能的履行情况，依法监督监管委员会成员的“代表性”，有权提议改选不称职成员。最后，中介机构作为外部监督机构对所有相关机构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权利的相互制约固然可以减少权利的滥用，但相互牵制也可能产生各机构相互挚肘，导致制度运行无效率，并且降低监督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在制度的设计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各机构的职权范围，考核标准的设定应更多地采取量化指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