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的优秀作文（通用7篇）
那时我认为我的脾气，在这里不可能交到朋友。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可以在这里收获友谊，因为我不中了一颗充满希望的心。但在五年级后，现实却残酷的再次告诉我，我又错了。年纪轻轻的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陈紫陌，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由于经常与她黏在一起。再加上我松懈导致了我的成绩急速下降。在五年级即将结束时，他哈我最好的朋友过来和我说，我把他的成绩拖下去了。她的母亲不让我与她一起玩。(呵呵，我的友谊就这样失去了。是不是很可笑啊丿.在旁人眼中，我只是无所谓的一笑而过。他们认为，我没心没肺，却没有人想着那些只是我的伪装，也是我懦弱的伪装，谁也无法调到伪装下的我是多么的无助。
也许些人会认为我的朋友很多，可是又有几个是知心的。
他们只看见了我的表面。谁又知道我背后的悲伤。
我真的，终将永远孤独吗?
1944年9月的一天, 他正在诊所里给病人看病, 他的儿子米勒带着几个党卫军匆匆进来:“爸爸, 我们的人又受伤了, 你赶快给他治疗吧。”安德鲁心里一沉:这个月, 米勒已经第三次把受伤的党卫军送到他的诊所里来了。
安德鲁不想给这 些刽 (ɡuì) 子手做手术, 只是医生的责任感使得他出手施救。四个小时后, 安德鲁走出手术室说:“他已经没事了, 你们还是对犹太人停手吧。”米勒把胸脯一拍:“为了祖国, 我必须剿灭犹太人。”安德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米勒喜欢一个叫芭芭拉的女孩, 但芭芭拉却喜欢犹太人大卫, 这让米勒恨上了犹太人。在德国颁布了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后, 米勒找到了对大卫下手的借口, 但大卫早已逃走。
米勒出了诊所大门, 看到芭芭拉刚好从门前经过。贼心不死的米勒喊住芭芭拉, 说:“我们今天又杀了三个犹太人, 为德国立了大功。”
芭芭拉厌恶地说:“你这么卖命, 上帝肯定会喜欢你的, 说不定会请你到他那里去做客。”米勒听出她是在咒自己早死, 顿时恼羞成怒地拔出手枪:“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芭芭拉轻蔑地说:“你敢吗? ”米勒气得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听到动静, 安德鲁出门一看,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待米勒走远, 他悄悄地进了手术室隐藏的地道, 把芭芭拉被米勒杀死的事情告诉了大卫。原来, 安德鲁得知米勒要杀掉大卫, 就把大卫藏了起来。
大卫听到这个消息, 失声痛哭。
第二天, 安德鲁再次来到诊所, 却发现大卫昨天晚上跑了。
这天, 安德鲁正在诊所里给病人诊治, 几名党卫军抬着一名伤者进了诊所———是米勒。他被子弹击中了腹部, 再不动手术就会死亡。可安德鲁毫无做手术的意思, 党卫军们举枪对着安德鲁, 逼他马上救治米勒。
安德鲁突然拿起手术刀向自己的左手手腕斩去,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无法再给米勒做手术了, 而转到其他医院也来不及了, 米勒就这样死了。
1945年, 德国战败这天早上, 安德鲁刚打开门, 就看到大卫跪在门前。大卫含泪说道:“安德鲁医生, 米勒是被我打伤的。您救了我, 我反而杀了您的儿子, 还连累您失去一只手。我是来向您谢罪的。”
安德鲁痛心地说道:“米勒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 他的心早就被恶魔占据了。我的儿子, 在参加党卫军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了。”
五年前我喜欢上了一个已婚男人，当时的他其实是正处在他人生的失意期，但当时，他的幽默，他的成熟，他的一切让我是那么崇拜，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我们在一起了，我也清楚当时的他和我在一起时，寂寞成分更多，但我没在意，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和他没有未来!后来的四年让我们感情越来越深，他的事业我的能力也都在进步。我成了他生命的重点。他曾说过，他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我，他妈妈，他女儿。我相信!但我还是没有把我的未来同他联系在一起，我们中间也分分合合几次，最终又还是离不开彼此!他和他老婆结婚9年，其中有四年的时间是和我在一起，他的家人，包括他老婆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但都没提出任何问题!
如今的现状是，他老婆从老家请了假来这里，天天守着他，他对老婆现在也不提离婚，也不理她。天天晚上坐一个多钟头的车来陪我。我不问他们之间的事，他过来我心里欢喜，但从不外露，他有时忙没来，我也从不问。尽管我想他!我不能跟他提我和他的未来，我怕我一提，他会不顾一切加速离婚。会给他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的性格是很极端的，爱你时，你就是他的一切，不爱时，就像陌生人，现在我和他老婆就是正处于这两个角色!
我对他老婆倒没有什么内疚，但我不愿伤害他那可爱的小女儿!但我也没法再交别的男孩子。不喜欢，也不敢!现在的我就是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不愿再去想我和他的事!一切顺其自然!可我年纪越来越大，不想再这样了，我爱他，他是我惟一的男人，但我又不想伤害太多人!好痛苦……
小斯
小斯，你好：
想成全自己的爱，又不想伤及别人。人人都想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但人人都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运气。很多时候，爱情和道德之间只能二选一。值得一提的是：爱情就是爱情，它只跟爱有关，跟道德无关。如果你铁了心选择爱情，那就该为你的选择付出良心的代价。
可以看出来，你其实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不愿意伤害到对方可爱的小女儿。当然，在这样的状况中，越是善良的人越会感到痛苦彷徨，也越容易受到道德的压力。其实，在这场恋爱中，无论如何你们俩都已经严重伤害到别人了，就算他老婆对你们的关系视而不见，相信那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心里一定也是很苦的。你们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还有什么办法?要不就“坏人”做到底，为了爱情背叛道德一次；要么就向道德低头，既然不想伤害他的女儿，那就顺便也不要再伤害孩子的妈了。但无论如何，尽力把事情拖住，不让当事人直接面对，永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当然，这场婚外事件最终的决定权其实应该由他行使，对于你们两个女人，他到底应该选择谁?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必须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他能爱你爱到打破婚姻重新洗牌，那么，给他一个时间，顺便告诉他，作为一个正常女人你也渴望过正常的生活。
不过，就像你说的，他“爱你时，你就是他的一切，不爱时，就像陌生人”，这样的男人，其实挺可怕，至少，他不会是个太念旧情的人。祝福你，也希望上天保佑你，愿你永远不要再走上他老婆的路。
在此，顺便想说一句：女人，不论什么年纪，开始一段恋爱，一定要考虑清楚。
很多女孩子总会说这样的话：我还年轻，恋爱不是为了结婚，不在乎有没有结果，只是单纯地想谈一场恋爱。
说这样话的女人，大多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爱情。
爱，就是这样的属性：开始时，你或许对它漫不经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感情的投入，只会越来越舍不下身边这个人。
难怪生活中那么多女人痛到苦不堪言，皆因，她实在小瞧了“爱”的惯性。
选择爱情，不要莽撞，别总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潇洒不羁，恋爱中的女人，没有可能潇洒不羁!
选择合适的对象，开始合适的恋爱，才会有合适的婚姻和人生。
她一过来就暴跳如雷：“你怎么没帮我占位置?”我说，我忘了。结果她就责备我不帮她占位置，我也一时生气就去找另外一个同学小w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小l也真是的，我就是忘了帮她占位置嘛!”小w为了安慰我，也在背后说了几句小l的坏话。
后来几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去找小l和好，小l让我说出那天我们说了她什么?我就只说了小w的坏话没说我的，小w知道了很生气，可后悔已来不及了。因为之前我和小w说好了不和小l说的。
小w，其实，我那天不是故意要背叛你的!有时候就连好朋友在关键时刻也会背叛你的，因为大家只会顾着自己的利益嘛!所以不要怪我当时背叛了你，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是为了我和小l之间的友情才那么做的，再说那是小l逼我说的，我当时一急就说出了你讲的内容，没说我讲的。
而且，我那也是被小l逼的，才只好讲出了我们当时讲她的坏话，不然我也不想嘛，是她一定要说出我们当时讲她的坏话才肯和我和好的，其他我说什么都没用，所以请不要怪我背叛你。
我当时也是怕我说出了我说她的坏话，她听了生气又不和我和好才只说了你说的。
曾几何时，央视5套是那么的意气风发，青春激扬，伴随着《足球之夜》的推出和崛起，张斌、刘建宏、黄健翔等一代优秀主持人涌现了出来，他们充满激情又不失理性，他们谈吐优雅却毫不迂腐，他们在敢于发出自己内心声音的同时也清楚球迷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总能触摸到球迷的心尖。单看每期《足球之夜》为不同专题选择的不同背景歌曲，就可以发现他们情感抒发的别样品格。阿龙森说：“无论你对社会是否忠诚，甚至你对自己是否忠诚，音乐和足球永远都是生存与否的测量方式”。他们对音乐和足球特别的敏感，仿佛那就是维系他们全部人生的生命之弦，他们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了出来，交给了青春和梦想。不管宋世雄的声音多么完美，不管孙正平的播报技能多么扎实，他们都不属于足球，因为足球只钟情于爱它的人。足球之夜，球迷每周的节日。我们惊喜的发现电视屏幕里和我们面对的，是真正懂球，真正爱球的人。
时间是把锋利的剪刀，光阴荏苒岁月变换，青春化作了碎片，拒绝长大的青年还是不可避免的长大了，他们发现成长的代价就是丢失了自我，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棱角，所以只能选择妥协和背叛。张斌、刘建宏勇敢的揭批国内足坛的黑幕，黄健翔在国足对卡塔尔一役指责米卢的战术，到头来或退居幕后，或内部批评，总之，他们必须长大，必须懂得成人的游戏规则。继续作高呼“皇帝并没穿衣服”的孩子是不可能了。国足对卡塔尔的那场比赛最终平了，《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不失时机的讨好米卢，说米卢是故意平的，是在给阿联酋放烟雾弹，是在叫对手放松警惕。联系到《体坛周报》重金招募跟米卢关系最暧昧却对足球一知半解的女人李响作特邀记者，我觉得《体坛》比苍蝇还恶心，从此再不买《体坛》，但回过头来《足球之夜》也磨尽了昔日的锋芒。
世界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欧洲冠军联赛cctv5是不转播的，你可以说espn从中作梗;中国自己的中超联赛cctv5也是不关注的，你可以说转播费没谈妥。可是你们不该在中国足球最低潮的时候，把国足无情的遗忘。看着国足小伙子奔赴东亚四强赛的背影，有说不尽的萧索凄凉，我们连围着电视机为祖国球队加油呐喊的机会都没有!天涯社区一位网友说得好：“我原来一直坚信，如果说中国足球的球迷还剩下最后一个观众的话，那无疑就是CCTV-5。现在看来不是，他们只是花马掉嘴的主儿而已。”作为付费频道，作为中国的国家体育台，你们却寒酸的连欧冠的转播权都搞不到手，纳税人的钱你们都用来干什么了呢?听说央视要大兴木土，耗资100多亿修建新楼，以便更好的转播20xx北京奥运会。好大喜功的中国人为什么老叫我想起那个笑话：吃不起肉的穷人，每次出门却硬往嘴上抹油。试问，北京奥运会的面子工程就真的比12亿国民对体育节目转播的迫切需求更重要么?
与对足球的背叛不同，央视5套似乎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F1、网球、高尔夫、保龄球等贵族运动上。这大概是受了那份小资色彩极浓的报纸《南方体育》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南方体育》只不过是一本时尚、感性的娱乐报刊而已，新闻和比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难道央视也要办成“花花体育”台么?况且《南体》是主要面向白领阶层读者群的，这根要兼顾各界观众利益的央视截然不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F1、高尔夫还是遥远的奢侈品。奉劝央视老老实实的为老百姓制作喜闻乐见的节目，引领时尚潮流的事情还是叫别人去作吧。
cctv5不但媚雅，而且媚俗。除去对网球、高尔夫这些“高雅”运动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们又不断的跟超级女声吸取“营养”。《天下足球》豪门周做了几期，看着那些伪球迷角逐着足球版的“幸运52”，叫人苦笑不得。各大豪门球队的足球文化在这里根本得不到体现，很难相信连最基本的足球知识都不知道的参赛选手，是通过一层层的选拔脱颖而出的。看来天下足球连超级女声都不如，人家毕竟推出了好几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比如李宇春、比如张靓颖、比如周笔畅。而央视的“超级球迷”的桂冠，很难换来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充其量叫人联想起李毅大帝和芙蓉姐姐而已。皇马把《天下足球》耍了，并没有应约参加豪门周的录制，有人说皇马不讲信用，可我说耍的好，跟亵渎足球的人有什么信用好讲的。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葛浩文,《狼图腾》,重写,背叛
一、引言
《狼图腾》是姜戎于2004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自一出版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文化大革命时期,姜戎自愿以一名北京知青的身份赴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长达十一年。在此期间,他亲历了草原上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法则,目睹了人、狼、马、狗、黄羊等动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那些与草原狼的近距离接触,为姜戎创作《狼图腾》提供了丰富完整的素材。《狼图腾》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小说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小说。自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后,2008年,企鹅出版社在全球110个国家及地区同步发行英文版,并计划销售200万册。由此可见,《狼图腾》之于中国小说及世界小说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近年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数量最多、贡献最大的汉学家及翻译家,葛浩文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接生婆”。迄今为止,葛浩文已翻译了包括萧红、莫言、王朔、白先勇、杨绛、冯骥才、贾平凹、刘恒、毕飞宇、姜戎等在内的二十多位作家的五十多部作品,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及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如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莫言的《红高粱》(Red Sorghum)、《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等。因此,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教授称赞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此外,葛浩文也是在莫言作品的英译方面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得到了莫言本人的高度肯定。2012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功不可没。
葛浩文译作《狼图腾》自一出版便在亚洲各国推荐的240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2007年首届曼氏文学奖。英国《卫报》曾报道:“《狼图腾》英文翻译的水平之高,使作品流畅生动,是大师和智慧的完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葛氏译本除忠实于原语文化、原作的风格、原作者的创作理念外,更多地体现出了“重写”和“背叛”的特征。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我国谢天振教授完善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观点是对翻译中存在的客观现象的正视,是对翻译活动本质的揭示。它关照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及译作对原作客观上的背离,即在译作中普遍存在的“重写”和“背叛”。鉴于此,笔者着眼于葛浩文译作Wolf Totem,拟通过对译作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等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译文与原文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从而证实“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以期为现当代我国比较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研究有所贡献。
二、创造性叛逆概述
“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首次明确提出。他指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999年我国学者谢天振出版专著《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并引用大量例证对创造性叛逆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分类和总结。谢天振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来说,又可细分为四种形态: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
就文学翻译而言,因文学作品自身存在想象空间及审美距离,一个负责任的译者虽能在翻译过程中竭力追求对原作的忠实,但客观上必定难以百分之百还原原作,必定会存在一定差异。因而,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这一特质是显而易见的,它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更能使作品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使一件作品在新的译入语环境中获得新生。除创造性一面外,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它叛逆性的一面。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来源于译者因出于自身文化、环境等,在兼顾原文风格及译入语文化的基础上,为忠实再现原作所作出的主观上的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则是呼应译者的主观努力而体现出的译作对原作客观上的背离。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往往难以割裂,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葛氏之创造性重写
在葛浩文看来,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译者、对得起读者”,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读者。因为翻译出来的作品不是给作者看的,也不是给译者看的,而是给读者看的。因此,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译作的可读性等问题是译者要首先考虑的。而要使译作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被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所接受,重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重写并非任意的,而是译者基于两种语言及文化,基于目标读者的知识储备及阅读需求等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而具有创造性。在本文中,笔者将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从三个方面探求葛浩文的创造性重写技巧。这三个方面包括:对原作中“狼”形象的改写、对原作适度的删减、对文本顺序的调整。
(一)对原作中“狼”形象的改写
一直以来,在多数国人的认知中,狼给人的感觉就是贪婪、狡猾、凶狠。例如,汉语中大量存在诸如“披着羊皮的狼”、“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等贬义词。而在西方文化中,狼的形象却是积极正面的,甚至存在一些对狼崇拜的传说。基于这一文化差异,《狼图腾》英译本中“狼”形象的改写也就颇为明显。例如:
例1.原文:我还是不明白,狼又在耍什么花招。[3]
译文:Then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doing.[7]
原文中的“花招”指欺骗人的狡猾手段、计策等,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用来描述狼的行为,显然含有不认同甚至是贬低的意味。而在译文中,葛浩文将“花招”译为do,是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消除了狼在原语文化中的负面形象,符合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达到了归化的效果。
例2.原文: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他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
译文:People had told him there is no animal more determined than a wolf,and he was eager to see not only how great the wolves’appetite and determination might be but also what kind of hunters they were.
原文中,“狼子野心”是说狼崽子虽幼,却有凶恶的本性,用来比喻凶暴的人居心狠毒,习性难改,是一个贬义词。而在译文中,两处野心分别被译为determined和determination,意为strongly motivated to succeed,即,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决心。可以看出,因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原文中狼凶恶的形象在译文中被重新解读为具有坚定信念的正面形象。这种对狼形象具有创造性的重写在译著中比比皆是,顺应了译入语文化,是译著受到认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对原作适度的删减
笔者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发现译著中删减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各章节前的按语;二是,正文中作者发表的部分议论;三是文后附加的《理性探倔》。
姜戎所著《狼图腾》共计35章,各章节前引言共计42条,且大多选自古书中与狼相关的叙述,以文言文形式呈现。细读各章发现,引言与正文所述互相呼应。例如,第一章一开始即引用《中国通史简编》的“‘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用来点明“图腾”主题,是提示正文内容的一种手段。就小说的翻译而言,首先文言文晦涩难读的特点为其英译增添了较大难读;其次,西方现代小说一无按语,若将原文引言逐句翻译出来,不利于西方读者的接受;此外,引言部分与小说故事情节的关联性并不强,将其删减可避开小说的议论性,增强故事性,保障了目标读者阅读的流畅。
译作中对小说正文作者所发表议论性文字的删减也是随处可见的。以第一章为例,全章共8000余字,就有多达15处的删减。例如:
可能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天)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与定力。
这段文字是作者跳出故事情节对陈阵在被狼群包围时所作出反应的议论,字里行间都显示出作者强烈地向读者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若站在读者的立场看,这种议论往往强加于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将此部分内容删减,一来不会影响故事本身的延续,反而利于读者对小说故事情节自身的关注,二来,可为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使小说更加生动。可见,这种删减是必要的。
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作品一旦诞生,便成为独立于作者的客观存在,即便是原作者对作品的解读,也只能是一种阐释,并不等同于原作品。小说结尾的“理性探掘”是原作者对正文部分的总结及个人对民族性的探讨,与故事情节联系不大。译者将原作45页的内容浓缩为4页,且所译内容多是与故事情节相关的描述部分,可见对原作进行了彻底的删减。删减后更加忠实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张力,使译作更具可读性。
(三)对文本顺序的调整
跨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目标读者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需发挥创造性,适当增添解释性内容。
姜戎所著《狼图腾》,在第一段首次提及额仑草原时,并未出现相应的描述性文字。对汉语读者而言,提及额仑草原,会自然联想到我国西北部的大草原,但西方读者看到Olonbulag,大多会一头雾水。因此,在葛浩文的译作中,本位于第二章中的关于额仑草原的描述性内容被调至第一章:
Two years earlier,in late November,he had arrived in the border region pasture as a production team member from Beijing;snow covered the lan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The Olonbulag is located southwest of the Great Xing’an mountain range,directly north of Beijing;it shares a border with Outer Mongolia.Historically,it was the southern passage between Manchuria and the Mongolian steppes,and,as such,the site of battles between a host of peoples and nomadic tribes,as well as a territory in which the potential struggles for dominance by nomads and farmers was even present.
我们可以看出,如此处理有效克服了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阅读障碍,便于读者率先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使故事情节更加清晰、信息交流更加顺畅。
四、葛氏之忠实性背叛
葛浩文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写作生活》一文,在该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翻译理念。他指出,坚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原则,并不意味着译文必须与原文亦步亦趋。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译者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对原文本进行解码,进而重新编码。在重新编码的过程中,译者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背叛),这种看似对原文表面上的背叛,实则是一种表达深度忠实的手段。在《狼图腾》的英译本中,葛浩文的忠实性背叛主要体现在语言及文化两个层面。
(一)体现在语言层面的背叛
葛浩文译作《狼图腾》的叛逆性首先体现在对原作大量词汇看似背离的翻译上。例如:
例3.原文:陈阵小声笑道:老天,打死我也想不出狼有这样的损招。真能耐!可是,蒙古猎人更狡猾!
译文:Chen Zhen laughed softly.“I couldn’t have come up with that strategy under the threat of death.That’s remarkable.But Mongol hunters are crafty too!”
对比原文,本句译文中存在三处翻译上的背离。首先,将副词“小声地”译为softly而未直译为in a low voice;其次,“打死我也不相信”属于汉语式表达习惯,译者将其意译为under the threat of death;“能耐”按字面意思本该译为talent或skillful,译者将其译为remarkable.从这些对照来看,葛汉文在翻译过程中并未简单地追求形式或表层的忠实,而是在深刻把握文意及作者意图后,力求准确传达原文语意,虽有表层的背叛,却是对语意的深度忠实。
例4.原文:老人眉头紧皱:你们俩打狼也打得太狠了,全场就数你们俩打得多。
译文:The old man frowned.“You two hunt wolves too often.You get more kills than anyone on the pasture.”
原文中,“狠”对应的英文词汇应为cruel,但联系上下文不难发现,此处的“狠”表达的并非字面意思,而是老人用来责怪巴图和兰木扎布打猎太过频繁,葛浩文将其译为too often,是对原文语境的精准把握。
葛浩文的忠实性背叛,除对原作大量词汇的背离翻译外,还体现在译作中关系词的恰当添加。与汉语重意合的特征相反,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句子由各类关系词及从句联结。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充分把握汉语原文各句间的衔接关系,并在译文中添加适当的连接词或从句以准确传达原文意思。例如:
例5.原文:陈阵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译文:As soon as he was in the saddle and on his way,Chen sensed the power of his Mongol horse and felt the urge to gallop at full speed.When they reached a ridge from which he could see the peak of Chaganuul Mountain,where the brigade was quartered,he forgot the old man’s warning and left the road—which curved around the mountain,adding twenty li to the trip to take a shortcut that led straight to camp.
如上例所示,原文由两句话组成一个段落,译文亦然。然而,原文各短句间轻联结、重意合,处于汉语文化中的读者可凭语境准确理解原文。译文以一个连词(as soon as),三个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同位语从句;定语从句)将各短句整合在一起,清晰地展现了各句间的逻辑关系,使译文免于流散疏放,符合英语语言特点,看似是对原文在形式上的背叛,实则是语意上的忠实。
(二)体现在文化层面的背叛
葛浩文译作《狼图腾》在文化层面的叛逆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文化负载词看似背离的翻译上。例如:
例6.原文:狼群已经开始悄悄收紧半月形的包围圈,黄羊群的东、北、西三面是狼,而南面则是一道大山梁。
译文:The pack was slowly tightening the semicircle;there were now wolves to the east,north,and west of the gazelles.A line of mountains lay to the south.
汉语中常用“满月”“半月”等表示形状,英语中却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若直译则会让西方读者有不知所云的感觉。译者用英文中的“半圆形”代替,体现了翻译在文化层面的归化特点。
五、结语
本文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从对原作中“狼”形象的改写、对原作适度的删减、对文本顺序的调整三个方面探求葛浩文的创造性重写技巧,从语言及文化两个层面讨论葛浩文体现在译作中的忠实性背叛,从而证实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且这种创造性叛逆实为对原作的深度忠实。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138.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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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梅.论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兼评其《狼图腾》英译本[D].天津理工大学,2011.
[6]张秀琴,笪鸿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张承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小说家，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他却突然放弃了小说创作，以致于所有研究张承志作品的人几乎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执著精神追求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张承志为什么会突然停止小说创作?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张承志的作品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后张承志自己曾这样解释：“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一一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一解释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
研究界也有不少其它角度的回答：有从作家自身的精神矛盾与冲突方面去解释；有从作家的民族、宗教背景去理解；有从时代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角度看这一问题；也有从作家与读者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中寻找答案……这些研究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复杂作家的理解，但这些解释都只是张承志结束小说创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们的问题在于每种解释都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小说家创作的终结。
一
要回答张承志为什么结束小说创作，恐怕得先回答他为什么开始小说创作。张承志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把一开始的动机解释为“好奇”，这种浪漫而取巧的说法，显然只道出了些微的真相。仔细考察作家登上文坛的时代语境和心理动因，我们会发现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可用“新中国——‘文革——八十年代新启蒙”这样一条线索大致勾勒出张承志成长的时代语境，作家精神结构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在这土壤中萌芽生长的。
张承志生逢新时代，经过前面几代人长期艰苦奋斗，新政权的建立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新制度初创期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也激活了整个民族渴望改变现实的激情。这种理想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张承志那一代人，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理想主义不够理性，有很多幻想的色彩。到了“文革”，这种没有实际所指的理想主义，在欲对生活进行激进变革的强烈渴望中进而演变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在‘文革中，中国大地上激荡着一股迷狂般的理想与激情，这在，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张承志正是“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们在“神圣”和“崇高”的事业中被诱发出来的人性的疯狂与野蛮的历史罪过当然是不应该被轻易原谅的，但我们也愿意相信，这些涉世未深的“红卫兵”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真诚的，尽管它们本质上只是一种青春的迷狂。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往往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一生的精神脉络，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就这样悄然铸就了张承志精神结构中的两大基石。无论以后的思想会发生多少变化，这两个融在血液里的精神因子却永不会消失，哪怕他有意回避也总会在无意识之间起着超乎他本人意料的作用。
历史真的走到了张承志理解的反面，“红卫兵”们神圣的理想很快就成了现实政治悲剧性的祭品，一声令下，庞大的红卫兵群体在一夜之间解散，他们一下子由政治舞台退出，被驱使到边疆、草原、山村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造成了张承志巨大的心理失衡，更带来了精神失落的痛苦。四年的知青生涯是一个“由清醒而幻灭，并进而对整个城市文明产生深刻的怀疑”的过程。
当结束知青生活再次回到城市，张承志的心态完全变了。一方面，对苦难生活的记忆，对青春虚逝的怅然以及对被城市抛弃的耿耿于怀，使他从回到城市的第一天起，内心深处就滋生了一种深刻的对抗冲动。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得注意到，被驱往草原时张承志刚刚二十岁，这本是一个对前程充满了信心和美好憧憬的年龄，可张承志却经历着从城市到草原，从红卫兵到知青，到牧民的转变。另一方面，在他的青春和命运被如此嘲弄后再回到城市，他是本能地要在姿态上与城市划清界限：我不属于你，不认同你。否定了自己的城市归属后，作家便面临着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他需要寻找可以真正接纳他身心的家园。
与此同时。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中国文化界开始了一场直接呼应“五四”精神的新“启蒙运动”，无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再次持守精英的启蒙立场，这给了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再次复燃的文化土壤，他选择了从文学的角度参与这场“启蒙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怀有理想和雄心、想用文字书写出一个时代本质的作家，他选择了叙事类文体——小说。“在生活的完整性中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概念，对时代的本质加以揭示的概念，创作行为的规模宏大与纪念碑式的宏伟的概念，都与‘叙事类这个词有着牢固的联系。再也没有一类艺术作品，像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史诗那样，既能那么自由地渗入人的意识深处，同时又能那么自由地切入人们的存在之方方面面。”且不去说他小说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鲜明浓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结，仅就他在一个新时代面前作出的选择，便可以看出这种精神结构在作家个人生活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仍多么有力地影响着他，时代语境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共同作用下，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直接孕育了寻找家园和对抗世俗的两重心理机制，而这正是张承志拿起笔进行小说创作的最初动因。至此，我们已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张承志的精神结构图谱：
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与小说叙事文体的宏大自由之间产生的共振，使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作家找到了小说，这对于急于在历史转折时代扮演精神启蒙英雄的张承志来说，一切都显得无比顺理成章。
二
正是出于这样的创作源动力，张承志很快表现出与其他作家相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他小说中从头至尾贯穿的那种强烈的“倾诉”的渴望与小说叙事话语性格之间的不和谐；表现在他的小说与他的生活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中，他的小说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更表现在他小说中有着一种极度真诚与执著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张承志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把创作、生活及其内心的精神追求如此高度地融合为一体的作家，这三者在具体过程中还不断地相互重构。形成了张承志独特的小说创作图景。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张承志为什么说文学是“严峻的孤旅”，“我提起笔来，如同切开了血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实中他选择这样的生活：“我放浪于广袤的北方。后来我放弃了职位薪俸，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因对张承志而言，创作与上路一样，都是为着寻找灵魂的家园。
于是我们看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坛氛围中起步的张承志的小说里不见“伤痕”，也没有“反思”，而是以一个草原歌手的形象，倾尽热情地歌颂着那段已逝的岁月。草原的宁静美好与城市的喧嚣拥挤的对比中蕴藏着与城市的对抗姿态，但早期小说中的对抗情绪还是比较隐秘的，常常被更强烈的，寻找家园的使命遮蔽。“草原”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性的能指，是张承志
在否定了对城市归属后想象中的精神家园。
但细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会发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我，《青草》里的杨平，《阿勒克足球》中的老师，《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绿夜》和《老桥》中的“他”，这些主人公事实上都不是真正的牧人。《黑骏马》中说：“……也许是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吧，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是那样一往情深。”这一语道出了主人公的心声，这种深刻的孤独感，一种生命的异质性，导致了“不管我怎样拼命地阻止自己，不管我怎样用滚滚的往事之河淹灭那一点诱惑的火星，但一种新鲜的渴望已经在痛苦中诞生了。这种渴望召唤我、驱使我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骑手们虽然歌唱草原，但最终都离开了草原，也许这段话就是最好的注脚。
小说《金牧场》中有一个更富意味的细节：当几个知青回城后一起喝酒时，满嘴都是“我们队”“我们家额吉”“我那匹红马比你那匹白马好”时，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陷入了深深的疯狂。但旁边的人讨厌他们的狂态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在表演。有人说：“哼，又不是人家的亲孩子，干嘛一嘴一个我们家我们家的?既然那么亲，干嘛还非回北京呢?”于是，作家借主人公的口吻说：“我们不再奢求交流。……我们懂得了：谁和他们说草原谁傻x。再遇到有人提到草原二字时，我们开始翻白眼儿。让讨厌的臭鱼烂虾高谈阔论骏马、让全世界的王八蛋去歌唱草原吧!”这里，知青的表现，旁人的反应，以及知青对旁人反应的反应都值得细味。知青对草原上的人或者马的怀念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已逝青春岁月的深深怀念，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样一种深刻的情感。旁人当然会认为他们作秀，而且持有的证据非常有力：“既然那么亲，干嘛还非回北京呢?”这就触到知青的痛处了，旁人不会明白，草原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只是草原，它连接着青春与梦想，更连接着沉重与迷茫。草原岁月中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包括在了“草原”“额吉”“骏马”几个词里面了，这几个词是他们的精神符号，是他们在心里小心翼翼呵护的最后的坚强，那种珍贵的情感是不容亵渎的，但其中的悖论又是他们自己都无法回答的。所以面对旁人的质问，主人公的反应会这么激烈而无赖。
在草原上，他们是城里人，对草原的热爱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到了城里，他们却因为对草原的记忆变得跟城市人无法沟通，这就是张承志作品的主人公们面对的悖论，也可以说就是作家自身的精神处境。原本是想在对草原的回忆中寻找到心灵可以依托的家园，追寻最后却发现草原不是故乡，这恐怕是作者开始写草原小说时未料及的。
于是，张承志很快不写草原小说了。“突然间我不愿再写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很难解释清楚。”其实作家心里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那无法面对这种悖论：尽管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牧人，但事实上他不是，也不可能是。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开始出现大转型。文学界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对原先的“严肃文学”、“精英文化”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颠覆，这一文化气候进一步引爆了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的张承志内心的对抗冲动。由此，这种对抗冲动因为找到了更崇高的文化动力而由隐至显。一开始缘于青春祭奠的对抗城市变成了捍卫理想的对抗整个世俗。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就是世俗，为追寻理想，张承志必然要选择与都市北京的繁华喧嚣完全对立、同时还要能体现英雄的力量的地方，他必须选择比草原更壮阔的精神符号，于是，高原戈壁、深山远村那些一般城市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几乎成了他必然的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张承志小说的背景开始由诗意变得粗犷，而且越来越呈现出悲壮甚至凄厉的美，从天山到西海固，那种对恶劣环境和苦难生活的描述越来越多，对生命极限的挑战越来越强烈。仿佛环境越恶劣，苦难越考验人的生命意志，在这种环境中挑战生存的主人公就越显强大，作家潜意识中就会感到对抗越有力、越酣畅。《大坂》主人公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冰大坂；《北方的河》中“他”横渡了喧嚣汹涌的黄河；《顶峰》中的铁木尔攀上峰顶看见了神秘的汗腾格里冰峰……生命力在对自然力的挑战中显示了力量，主人公们为追寻心中向往的目标，不断地实现着征服的梦想，体现着外在的强悍，张承志以此来与世俗的纷乱世界对峙，更是在寻找一种可以让漂泊的灵魂有所皈依的力量。从草原到天山再到西海固，一个人长长的孤旅永远指向一个确定的所在：家园。
《哈拉戈壁》中主人公继承父亲的事业。用心用命守护着荒无一人的戈壁一角；《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得平静而充实，因为“哪怕到了绝境，只要心劲不死就有活路”，蓬头发则坚韧地独自一人走向茫茫戈壁，要证明传说中宫殿的存在，驱赶绝望的是心中神的影子；《辉煌的波马》中的碎爷相信，只要坚守心灵真实，按神的旨意生活，就有足够的力量蔑视世俗的一切荣辱沉浮……这里生命的力量更多的开始显现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对生活苦难的隐忍背后是某种精神的信念，这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黄泥小屋》《残月》《终旅》中，支撑主人公活下去或走下去的，就已完全转化为对真主的信仰。
一步一步，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追寻灵魂家园时的真诚和执著，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渴望。张承志如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坚韧而又顽强。一篇篇小说，一次次真实的行走，都是他向心灵家园逼近的不懈努力。在张承志身上，我们似乎瞥到了鲁迅笔下那“过客”的影子，但张承志终究不具有鲁迅的决绝与透彻。他在路上，是想在对抗中寻找到身份认同的家园，而不具有鲁迅“用行走反抗虚无”的哲学高度。这决定了他的精神强度和韧度都无法与鲁迅相比。
果然，“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在《心灵史》中我们终于看到，哲合忍耶，这个“为了内心的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伊斯兰支教，终于成了张承志长久寻找后精神的皈依。“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在强大的皈依之情下，他自己全盘托出，全盘牺牲，宗教狂热使作家放弃了思考和判断，张承志用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即宗教)代替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追寻理想的路上放弃了理想。
也许有读者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本来张承志创作小说就是为了寻找内心终极的精神家园，现在他找到了可以皈依的宗教，因此放弃小说成了必然。表面上看，这样的推理天衣无缝，事实上情况不可能如此简单。
首先，小说与宗教并不天然冲突。黑格尔说：“艺术到了最高的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小说的理想内涵，有必要体现一种宗教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追
问：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后，他的灵魂真的就找到家园而永享安宁了吗?没有。当然，我们并不是怀疑张承志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读者的真诚，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已接受了那么多现代知识的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对宗教精神而非一个具体教派的信仰。凡是能理性地看待宗教的现代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徒。因此，我们更愿意相信张承志的皈依只是身心在长久地跋涉之后的一次小憩，是灵魂在受到巨大震动之后的一种动情的回应，更是在信仰匮乏的时代潮流下的一场绝望的抵抗。
如同在草原上张承志不是一个真正的牧人一样，在西海固，他也不是真正的哲合忍耶，这一点张承志心里比谁都清楚。《心灵史》是他的皈依之作，但文本本身呈现出来的却是自始至终的外在视点。尽管他的激情几乎要越过语言的边界，但他愈是言辞激烈地表达自己的皈依心情，愈是让人觉察出他与哲合忍耶的异质性。
果然，在皈依哲合忍耶后，张承志离开了西海固。《心灵史》本身就是在远离西海固的北京完成创作和修改的文本。这里，张承志陷入了与几年前同样的尴尬：既然皈依了哲合忍耶，为什么还要离开?
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是本着寻找精神故乡的初衷开始小说创作的，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借助的工具——小说叙事的不可靠性。张承志原本想把草原认定为故乡，可小说文本却出卖了他，暴露出他自己未料及的悖论，使他的精神陷入更大的无所适从。对于这点，作者一开始未必能意识到的。但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这种叙事背叛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这无疑会让视小说为通向精神故乡的张承志感到极其沮丧，因此我们看到十也创作后期，《黑山羊谣》《错开的花》《海骚》等诸篇神秘的“诗体小说”，这表明了作家对小说文体的不信任而进行的有意识的转向。及至《心灵史》，这个融小说、历史、散文、诗歌诸多文体狂欢式的驳杂文本，更是作家蓄谋已久的最后演出，是对小说叙事彻底丧失信任的宣告。
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叙事中对作家创作初衷的悖反是一个正常的艺术现象，这种由叙事带来的主题的不确定性甚至悖反性恰恰是小说的特殊魅力所在，甚至有这样的结论：“小说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这种叙事背叛恰恰是作家创作的成功，为什么会在张承志这里却构成了危胁，致使作家不得不放弃小说创作呢?
我们认为：首先，对于理想主义者张承志来说，是不是一个小说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有无皈依，生命有无可以为之献身的终极信仰。小说本来就是他的精神疗救机制，当他发现小说创作不但无法引领他寻到精神故乡，实际上却让他的灵魂更加无所适从时，结束小说创作成了一种必然。其次，张承志对作品的主题表达有一种强烈的控制欲望，叙事背叛对于这样一个衷情于确定判断的道德英雄主义者来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最后。198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重大的文化转型，英雄主义情结让张承志急于走到舞台的中心以悲壮的姿态去战斗，“世纪末的颓败已不能容许他以虚构的、象喻的、委婉叙事的曲折方式去陈述他的精神世界，他激动了、愤怒了、焦躁了，他必须以他清峻而热烈、悲壮而猛厉的文字，以直接的、独白的、直抒胸意的方式，表达他的批判、赞美、抗争和希望。”因此，《心灵史》之后，张承志放弃了小说而选择了散文，用自己的全部激情为一个行将逝去的时代作最后的守望，也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像一个支架的两端，支撑起张承志独特的精神结构，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端，其呈现出来的风貌就会迥然不同。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承志结束小说创作，缘于小说叙事与作家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隐在的冲突。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深沉召唤，使小说最终成了张承志殉道的牺牲品。真正的“小说家是一位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而不是站在时代文化舞台中心的英雄。但从本质上讲，张承志更想做一个英雄而不是小说家。我们从“他为什么结束小说创作”这一问题切入，经过层层分析发现，作家这份秉承民族、时代文化影响的深刻的心理机制，在使他的作品成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特征的文本的同时，也给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带来了致命的局限。虽然张承志在创作之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能超越一切局限的人”，“我和我的心血凝成的作品也会和它们一道，和那些我尽力与之区别的东西一道，与这个历史时代一块被未来超越”，但他恐怕未能料到，事实上他身上竟如此深刻地烙着他想努力超越的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张承志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在于给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一份鲜活的精神副本；而在他小说创作的开始与结束的抉择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家精神结构与小说叙事话语性格之间的深刻关系，这不仅丰富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理论，更启示着后来的小说家们对自我精神结构保有充分自省并进行不断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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