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

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通用8篇）

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 篇1

美学思想的定义

美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带有很强主观性的对美的思想认识，是人对事物的美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偏好。一般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的审美气质。孔子的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 篇2

1 孔子学说贯穿于美学思想的始终

孔子的思想源远流长。据《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书都记载了孔子的礼乐思想, 中国的礼乐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 上古乐舞都为原始巫术活动, 乐舞是在祭祀活动中举行的, 其目的是娱神, 期求神灵赐福, 以使五谷丰登, 家畜成群。这里依约可见礼的因素, 也依约见出审美的因素。礼乐的形成应以区别于巫术为标志, 是在夏商周三代, 其中周代最为重要。巫术以娱神为主要功能;礼乐则以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功能。前者主要为宗教 (原始的宗教) , 后者主要为人文。《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可见在商代, 神先于礼, 重于礼。周代则有所不同。“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 (《礼记·表记》) 礼显然重于神。“吉、凶、军、宾、嘉”称五礼, 五礼将原始宗教扩大到社会人文。

礼与乐作为人文化的仁, 都含有一定的审美因素, 但在审美化的程度上有区别。礼虽然具有一定的形式, 但这形式主要在于传达仁的内容, 其审美性主要起工具的作用, 即为仁的内容服务, 其独立的审美意味不是很强。在很多情况下, 它甚至以抽象的概念的规则出现, 主要诉诸人的知性与意志, 对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孔子谈到礼时说:“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乎?” (《论语·雍也》)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学而》) 又说:“非礼勿说,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 “约”、“齐”有约束, 规范义;“勿”表示不许。显然, 礼对人是有所限制的。它以外在的强迫的方式让人就范。这样, 对礼的遵循, 就必须以“欲仁”为前提, 而“欲仁”, 又必须知仁。礼, 从本质上看, 它还不能说是审美的, 只能说具有审美的因素。乐则不同。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情感再深入到人的理性。这种传达的途径与方式, 是最切合人的本性的。人是理性的动物, 但人首先是感性的动物。人有社会性, 但人首先有自然性。人, 是群体的存在, 但首先是个体的存在。审美充分体现了人的这种本性。它是自然性中寓于社会性, 感性中寓于理性, 个体性中寓于群体性。乐最大的特点是给人带来快乐, 然这种快乐不是知性的善的愉快, 也不是官能的快适, 而是美的惠爱。应该说, 乐比较地切合“乐仁”。孔子讲“立于礼, 成于乐”, 立礼为了立仁, 而仁的升华则为乐, 故曰“成于乐”。乐是人的最高境界。礼与乐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 除了它们都是仁的外化外, 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

2 “礼乐思想”贯穿于孔子美学思想的始终

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 即所谓的“礼”, 另一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体现出来, 也就是乐, 即快乐、娱乐、乐趣。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礼乐思想”占居着统治地位, 而在孔子之前, “礼”和“乐”都分别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了孔子他把“礼”和“乐”结合起来, 两者相统一, 以至后来形成了一个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的“礼乐思想”。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礼乐”二字。我们平时谈孔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艺术思想、美学思想, 这些在孔子那里, 贯穿了一条线, 就是真、善、美合一。这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的真善美合一说, 集中体现在他的礼乐观之中。从美学角度研究礼乐, 它的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孔子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奠定了礼乐相亲、善美相成的基本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儒家美学的核心, 全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美学。由此可见, 孔子的美学思想概而言之就是礼乐美学。

3 “中和”、“中庸”贯穿于孔子美学思想的始终

孔子的 “中和”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先秦早期, “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哲学思想向审美观念的过渡过程, “中和”说也由酝酿到形成, 并发展到了有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的出现。这一美学思想从它形成之时起, 就表现出了独特而又鲜明的美学特征, 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块重要基石, 对于后来我国美学思想及整个文化艺术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照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说, 这一美学思想的发端与发展, 客观地“导致了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虽然“中和”思想在先秦美学产生的早期就已开始酝酿, 但是毕竟在当时来讲, 这种思想还是比较难以捉摸的, 对于“中和”思想的论证还只是举例性质的, 还缺乏正面的、直接的、高度抽象概括的阐述。在中国美学史上, 以“中和”为核心的美学思想由偏重形式因素的和谐导向情感和理智的平衡和谐, 并且直接、具体地应用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审美评价方面, 从而使“中和”说真正从哲学的思想体系中独立出来, 具备了自己的形式规模的人, 当推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孔子的“中和”美学思想首先发端于他对艺术的看法。孔子认为艺术创作者、艺术本身及艺术品的接受者应达到“中和”的精神状态。孔子在《八佾》的一段话:“关睢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被认为是孔子较具体说明“中和”的地方。朱子在注中针对这一段的解释也涉及“和”字。朱注:“淫者, 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 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徐复观则引述荀子之言来说明, 如“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故乐者, 中和之纪也”。并强调不淫不伤的乐, 是合乎“中”的“乐”。据说, 子张与子夏除丧后, 去见孔子, 都弹了琴。子张显得快乐过头, 子夏则显得余哀未尽, 因而都被孔子认为“违礼”。可见, 中与和是孔子对乐所要求的标准。快乐而不太过, 这才是儒家对音乐所要求的“中和”之道。李泽厚也认为“‘乐而不淫, 哀而小伤’, 体现了‘中庸’的‘哲学尺度’, 也是‘乐从和’所讲求身心、人际、天人的和谐的标准尺度。”《论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和”概念, 但是若“乐而不淫”包含着”中和”思想的主张可以成立的话, 则“中和”亦被视为“君子美”。在《尧曰》篇, 孔子提出君子“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的看法, 句式与“乐而不淫”相同, 涵义也在于“适中而不太过”。可以说对孔子而言, “中和”不仅是孔门诗乐美学的核心概念, 也是君子的美德。甚至还可以这样推论, 体现“中和”的诗乐正是陶养君子“中和”美德的必修课目, 从艺术的创作欣赏到君子的修为乃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的“中和”说从它形成之时起, 就表现出了独特而又鲜明的美学特征, 那就是在重视主体情感并发的同时, 注意情感与理智的结合, 强调功利伦理的美, 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特色。孔子时代, 我国各种艺术品类中最为繁荣、艺术成就最大的是音乐。“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 ”音乐是偏重于主观表现、抒发人的内在情感的艺术, 从孔丘开始对于古典音乐的评论, 已经明确地涉及到了“乐”“怨”“哀”等情感范畴, 说明了音乐以抒发主观情感为主的特征。然而, 音乐对情感的抒发当中也应当有理性的调节, 否则必致滥斛, 必使音乐在表现过程中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 使得主体与客体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此, 孔子的美学在重视情感抒发的同时, 事实上也注意到了对与情感相联系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客观对象的反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很重视情感与社会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的观点, 政治伦理方面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 就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 它是情感所由产生的基础, 也是影响情感的重要内容, 同时还对情感的抒发起着引导和节制的作用。在这里, “情”与“理”是交融在一起的。这种“情”与“理”的关系, 在先秦美学中则突出地表现为“乐”与“礼”的关系, 表现为“美”与“善”的统一, 音乐与政治、伦理内容的统一。

孔子对自然美的认识是出于“比德”的动机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类逐渐发展和发挥了自身的本质力量, 认识、利用、改造了自然, 使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也逐渐从与人为敌的恐怖对象或与人无关的冷漠对象成为亲和对象、审美对象, 成为对人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 自然美才逐渐从无到有, 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 自然美和自然审美的形成和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实用、比德、畅神三个阶段。在我国, 比德阶段大致形成和成熟于商周秦汉时期, 《诗经》中大量的比、兴手法, 已反映出当时人们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对自然进行审美, 如“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秦风·子戎》) 便是用玉石的温润来比喻温和、宽厚。在孔子之前, 就有用比德来认识自然美, 但是孔子却是一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比德说”的倡导者, 他不蹈袭前人的观点、习惯, 独辟蹊经,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以玉石、山水、松柏等自然物为美, 是因为这些自然物与人的本质特性有相似之处, 人们借此能看到人自身的某些属性。

参考文献

孔子中庸美学思想初探 篇3

【关键词】孔子 中庸美学思想 基本内涵

“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就像一条线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常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中庸视为一种最高的道德，是一种值得孜孜以求的理想。问孔子中庸为何物，敢教你不倦以求索？由此，本文将对孔子中庸美学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初步探讨。

“中庸”二字怎么去理解？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从二人的训释来看，中即是中正、中和，庸即是常，孔子提出的中庸可以理解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是做事情要把握好“度”，适度就是最美的，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他认为中庸就是美的原则。这种“中庸”美学思想便是孔子的思想方法，体现在其所提出的道德伦理、为政治国、文艺批评各方面的主张中。

一、道德伦理观的思想方法

“中庸之为常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至德，是道德的巅峰，应该作为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本文将从天命鬼神、道德规范以及个人修养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孔子以中庸为基本态度对待天命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看出孔子主张远离鬼神，注重现实人生的探讨。但是，《论语·颜渊》：“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虽是子夏所说，但是这被记录在《论语》中，应该是属于孔子的思想。以及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又可看出，孔子并没有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反而主张敬畏天命。这种“敬而远之”的天命鬼神观，符合孔子中庸的美学思想。

孔子以中庸为基本标准衡量个人修养。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人有言行自由，而这种自由得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这正需要中庸来使自由和规矩达到平衡。孔子对君子个人修养的评判也体现了中庸的美学思想。譬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认为人如果个性过于质朴会显得没有文采，而文采较内在品质过盛则会流于虚浮，只有内在品质与外在文采程度恰当，才能算是君子。从这说明，君子的个人修养的形成要同时重视外在和内在的修炼，二者都不可偏废。

二、为政治国理论的思想方法

孔子在政治上既推崇复古，又主张随时势变革，体现其提出的中庸思想。孔子处在春秋之际，正值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周王室失去天下共主地位，诸侯争霸一方，礼崩乐坏。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以看出，孔子反对诸侯僭越礼制、破坏周立等级制度的行为，他主张复礼。但是，他在尊古的同时也主张顺势改革，提倡以人为本的“仁”，提倡人的作用，要求用这种普遍的“仁”来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礼”。

在治国方法方面，孔子认为应以德治国，又提倡用礼法整顿风气，也体现其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句话意思是：如果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事务，那么君主就好像北极星那样只要居于一方，而群星都会围绕在其周围。当时，社会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有些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对百姓剥削深重，使得阶级矛盾不断加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孔子就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法。同时，在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只有道德感化作用是行不通的，孔子意识到德治和礼法必须双管齐下。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如果通过道德感化和礼法约束，那么人民便会知耻而改掉恶习，自然而然天下太平。所以，治国应在德治和礼法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达到最佳。

三、文艺批评的思想方法

孔子对文艺的审美和评论同样体现着中庸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诗和乐的评论中。

孔子对诗的评论主要是对《诗经》的评论。在对《关雎》的评论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快乐不能没有节制，哀伤也不能过分，诗中所传递的情感只有适度才算是美的。孔子在对《诗经》的评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的评论标准，见于《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主题思想具有多样性，孔子把不同主题的不同思想的诗用“思无邪”这一个标准加以概括，对各种包含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品表示肯定，肯定《诗经》的价值。“无邪”即是“正”，“思无邪”即是“思正”或说“正思”，要持着中正的态度去看待《诗经》。这就可以看出了他对诗的评论中所蕴含的中庸之美。

孔子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在音乐方面也体现了他对中庸之道的追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韶乐是讴歌舜的音乐，在孔子看来是尽善尽美的。又子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论语·卫灵公》）这两句联系起来看，可以得知孔子认为韶乐这类歌颂先王圣人的尽善尽美的音乐是具有中庸之美的，而类似于郑声这种音乐是淫声，曲调过分，缺乏平和，自然不具有中庸之美。

综上所述，孔子所提出的中庸美学思想已经贯穿了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本文认为，中庸是孔子所追求的一种至德，是孔子道德伦理、为政治国、文艺批评的思想方法。

【参考文献】

[1]王龙《孔子“中庸”的美学思想》，《安徽师专学报》，2002年。

[2]杨庆中《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齐鲁学刊》，2004年。

论老庄生态美学思想 篇4

论老庄生态美学思想

从生态学视角探讨老庄道家美学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结合当前生态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总结了老庄道家美学对当前生态建设密切相关的五种思想启示,以期对构建和谐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有所助益.

作 者：闫永利 Yan Yongli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科研处,山东,滨州,256603刊 名：管子学刊 CSSCI英文刊名：GUANZI 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B223.1 B223.5关键词：老庄 道家 生态美学

陕西古民居生态美学意蕴解读 篇5

祁嘉华

提要：生态和谐，不仅要求人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更要求人与社会文化相统一。因为，只有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实现共同统一的时候，生命形态的和谐才可能产生。陕西古民居从现实生存需要考虑，在选址、用材、布局方面以各地自然条件为基准，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从满足社会伦理原则出发，则在建筑的大小、朝向、高低方面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追求人与建筑的人文和谐。陕西古民居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从古老的“居穴”、“居巢”的窑洞、吊脚楼，到四合院等多种民居类型，无不体现着这种整体和谐的建筑理念。

关键词：陕西古民居；自然和谐；人文和谐

一

现行的美学理论比较一致地认为：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所生成的美学精神也有很大差别。同是谈论“和谐”，西方美学家更加看重物体本身的比例以及与周边事物之间的关系，注重从自然精神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哲人则更加注重其中的人文内容，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1] 注意和谐的社会意味。这是从理论上看问题。如果从实际看问题，我们还会发现，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人类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既不可能离开对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往往既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也离不开对人文精神的遵从。因为，只有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实现有机统一的时候，生命形态的和谐才可能产生。尤其对生活于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说，只有千方百计地适应自然，才可能从自然界得到起码的衣食之源，使生命得以延续；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关系的相对紧张，人们又不能不通过种种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秩序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人文精神。自然环境的适应，也不可能离开对人文规范的遵从，只能是在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和谐中才可能共生共荣，达到“诗意栖居”的理想境地。

这情况在陕西古民居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条件，陕西古民居的建造过程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而且更要求人与社会文化相统一。具体表现为，在选址、用材、结构方面以当地自然条件为基准，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以满足人们的现实生存需要；另一方面，为适应以“礼”为内容的社会规范，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原则，对房屋的大小、朝向、高低也有着严格的讲究，追求建筑与人文精神的和谐。于是，综观陕西古民居，我们既可以从局部，也可以从全局上看到一种融自然与社会双重和谐，具有生态意义的建筑理念。这种建筑理念，根基于当地的建筑实际，也反映出只有在生态平衡中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的绝对真理。因此探究陕西古民居的构成机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民居的传统居住习俗，而且更可以让我们感到祖先在建筑方面体现出来的伟大智慧及其历史走向。二

从自然条件看，陕西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地区，以秦岭为界形成不同的地貌和气候。从地貌来看：北部为黄土高原，地势相对平坦；中部为关中平原，盆地结构适宜生活，也是历代帝王建功立业的地方；南部为秦巴山区，地貌复杂多样。从气候条件看，陕北干旱，寒冷，多风沙，属典型的北方气候；陕南湿润，温和，多雨水，植被茂盛，属典型的南方气候。由于各地的自然和文化条件不同，不同地区的古民居便因地制宜，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

于是，当我们走进陕北的窑洞，登上陕南的吊脚楼，体验到的是当地人们建造屋宇时对自然的依赖；走进关中地区的四合院，在高低错落、等差有别、主次分明的建筑环境中，体验到的是其中依稀可见的以等级为内容的人文精神。

陕西北部地区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用于建筑的材料几乎只能是黄土。当地的黄土具有很好的直立性，粘胶性强，因此，千百年来，陕北地区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普及的居住方式就是挖洞而居，以养自身。窑洞是一种用料省，就地挖掘的建筑，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目前在陕北一些地区仍有所存在。窑洞的类型有靠崖式、下沉式和独立式三种。靠崖式窑洞以山或沟为面，挖掘成窑，并排而建，分为一层或多层。下沉式窑洞主要分布在黄土地的平原地区，因无沟壁利用，人们只能先在平地上挖一个方形或原形的地坑，然后在坑中向四壁开洞，形成窑洞。独立式窑洞是一种掩土的拱形房屋，在半坡上用土坯和砖石砌成拱窑样式，上面再覆盖黄土，与土坡连成一体。这种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穴居”：下面住人，上面耕种，不仅让土地得到利用，而且也方便了人们的劳作，构成人地两宜的和谐局面。当同族、同村的人相聚而居，往往在适合挖筑的山坡上形成洞洞相连的建筑格局，远远望去，在淳朴大气中，给人一种古韵遗风的天然之趣。特别是窑洞因深入土层内部，与地气相通，冬暖夏凉，适于居住，防火隔音的优势更是其它建筑所不及，因此较好地解决了古民居中普遍存在的夏热冬冷问题，体现出先民因地制宜，造福自身的智慧。人因地而得到庇护，地因人而尽显生气。窑洞很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处的依存关系，一直被建筑界称为“亲地文化”的代表。

陕西南部多山、多水、多雨，山涧盆地起伏，地貌条件复杂，植被繁茂。“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地域条件使这里的民居所用的材料，所建的形式，追求的风格都有所不同，形成了同地不同居，同居不同型的复杂格局。以汉中地区为例，镇巴、西乡地区利用岩溶材料建造石头房，不仅遮风耐雨,造价低廉，而且经久耐用。南郑、宁强和城固等山区多林木山竹，竹木房屋多建于此。这种建筑结构简单，既易搭建，也易于修补，特别适合这一地区多雨多雾的气候特点。吊脚楼是这一地区代表性的民居，多建于沿江的人口密集区。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与靠在实地上的正屋相连，其余三边皆悬空，下面用木柱支撑，远远望去，一边靠山，一边临水，探身于滔滔的江水之中，“悬”而不落，形成“枕山、环水、面屏” [2]的态势，犹如鸟巢悬挂于岩壁之上，是古代先民“巢居”文化的延伸。这种独特的钩栏式民居既有去湿防潮、方便取材的优势，也因石壁、江水、绿树的烘托与环抱而显得灵气逼人。山的寂寥，水的低吟，人的娴静，让人神往，助人留恋。流动的水与静止的屋，形成了一种动静相宜的人居环境，使人感受到天、地、人和的浑然境界。

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是陕西最好的，平整的土地加之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使这里很早便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成为古代帝王们的垂青之地。于是，与窑洞、竹屋、吊脚楼就地取材，顺天时地利而居，追求自然平和的审美情趣不同，陕西关中地区的古民居则更加表现出儒家正德厚生的审美观。

中国历史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其目的就是要把体现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汉儒与宋儒在其基础上继续给以加强，使君、臣、父、子、民的等级思想成为封建礼教的核心，促使社会达到“天人同序”的“合德”境界。这里的“天”不再是自然宇宙力量，而成为一种更具有社会色彩的伦理力量。社会要依照这种理念达到“正”的目的，而“政治”，就是通过“治”理人民，达到“正”人、“正”己和“正”天下的目的。基于这样的思想，中国古代社会把“仁”的精义和“礼”的约束运用于实际，让人们在服从集权政治的教规下讲求尊长爱幼、相敬如宾、孝悌亲情，从而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3] 的理想状态。作为封建社会起源与中兴之地的陕西关中地区，正是这一观念最集中、最典型的实践场所，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生活密切相关且能够长久保留的建筑，当然也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成为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好载体。位于关中平原北部韩城的党家村四合院，可以视为是这一地区建筑的代表。鸟瞰村落的全局，其恢弘的布局、整体的气势，浓浓的古朴民风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华传统美学中的伦理精神。尽管是一处普通村落，但村落中的每一处建筑都十分讲究正位一统、中轴对称、均衡布局的设计理念，把中国传统文化重礼、尊君、崇孝的精神转化成以家长的威严、人心的凝聚、族群的和睦、尊卑的有序等更加生活化的东西来表现，在一个小小的村落中形成了重人伦，求凝聚，讲秩序，求统一的文化品质，使现有的125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无不流露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

门楼是人们走进每一座院落的“第一眼”，也是整座院落的点睛之处。障显主人的地位与爱好，明示家族的精神宗旨，体现主人的威严和权势都能在此得到体现，因此，倍受当地人们的重视，也成为建造者首先考虑的问题。“安乐居”、“明经”、“忠厚”、“安详恭敬”、“诗礼门第”、“诗礼传家”、“清白世家”，这些言简意赅的门楣表明了主人的制家宗旨，也是谨遵礼法的“正德”精神的具体体现。

祠堂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地方，一般建在院落的重要部位，但是很少起用。它的作用一是通过家人的共同祭祀，使活着的人与死去的祖先在心灵上得到沟通，以增强家人之间的同源意识，相互之间更加亲近团结；二是作为家族的长者，在举行祭祀仪式时，可以作为列祖列宗的代言者宣读家规祖训，对越轨者执行族约家规，使后人能够更加自觉地尊敬祖宗，孝敬长辈，安分守己，服从约束。总 3 体上看，党家村的门楼和祠堂，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儒家“正德”、“厚生”思想的一种形象体现。

院落结构决定着建筑的整体布局，也最能体现建筑风格之所在。从外部来看，党家村古民居鳞次栉比，对称俨然，长短巷道，阡陌纵横，错落有致，看似天成中隐隐体现着规则秩序，是当时社会时尚和人伦规范的展现。高高耸立于东南角的“文星阁”与北塬上挺起的防御性建筑“泌阳堡”相得益彰，南北遥对，互为关照，不仅给人平衡、对称的视觉美，而且一文一武，暗示着以德教化，以武自守的建筑精神。从院落的布局来看，每座四合院基本上呈长方形，一般由正房、左右厢房、偏房围成。正房居中，为一家之主专用，它的外观高大宽敞；正房左右为厢房，是小辈们的起居之室，按长幼之序排列；偏房为附，是下人们居住和堆放杂物之所。这种以中轴为线，对称排列，均衡分布，主次分明的结构特点，一方面体现着尊卑有序的森严等级，一方面也有延长日照时间，让室内保持良好通风和采光的实用考虑。

从内部结构来看，党家村四合院整体上呈封闭状态。这里有实用方面的考虑：和开方的空间比较，封闭，自有其安全、御敌、防盗方面的优势，更容易给人以稳定感；也有民族性格之必然，和西方人开放的性格比较，中华民族在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局限下，形成了重内修、轻外饰，重体悟、轻张扬的内向性品格。两者的结合，便形成了党家村建造者在设计自己的家园时，既没有忽略安全、御敌、防盗这些实用功能，也丝毫没有忘记尊古守常、向心凝聚的千年古训。而这些，恰恰是儒家千百年来一直极力张扬的在“正德”、“厚生”中体现实用观点的要旨之所在。

除此之外，党家村古民居在相地立基、风水勘舆、动静互补、负阴抱阳、正负空间、虚实相称等方面也体现着融于自然的和谐观。如选址依塬傍水，南北土塬形成了高达40 米以上的天然屏障，整个村落处于狭长的沟谷之中，既减弱了西北季风的侵袭，又能使夏天的凉风顺沟谷吹过，是理想的冬暖夏凉的好处所。另外由于北塬的红粘土与南塬的白粘土均不起尘，加之河水绕行，空气得到净化，使党家村的古建筑数百年来洁净不染。更为难得的是，在村寨基本形成的几百年里，几经风雨，这里却从未发生过房倒屋塌，水进人退的事件。每逢雨季来临，村中巷道畅通，雨水从各个院落的暗道会集，通过河石砌成的水道（亦是巷道），由西北向东南缓缓流入泌水河。村中星罗棋布的排水系统，即使连阴雨季节也能使房屋安然无恙。当然，这一切并非天然而成，而是与村民良好的道德理念，以“正德厚生”精神为宗旨的环境意识不无关系。

三

中国自古就有“智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的古训。圆，是中国道家通变、趋时的符号；方，是中国儒家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圆方互容，儒道互补，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主体精神。这种融于自然的品质与合于社会的理想，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天人合一”的传统美学魅力与现代生态建设的一脉相承。坚持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泯除对立而达到个体与宇宙不二的状态，一直是中华 民族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由于地理或文化条件的限制，历史上，中国的帝王多在北方建都，主体文化优势使得北方地区的建筑一直比较注重体现以帝王意志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而开发较晚的南方地区，则在教长的历史时间里保持着原生状态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这种情况，形成了我国南北方建筑不同的美学风格。这种自古就有的传统，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完美结合。良好的自然条件与得天独厚的人文积淀，使这一地区有条件将民间古老的自然习俗与丰厚的人文精神融合统一，形成更高水平的美学追求，并以民居的形式将自然和谐与人文和谐两种精神结合了起来，展示出一种具有生态意义的美。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传统建筑美学思想萌芽时期的周代，成熟时期的秦汉，鼎盛时期的隋唐，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延续又使这里积淀的建筑理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正宗的地位，形成强势文化向周边辐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建造走向，对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成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人类社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却依然难以改变自身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需要在遵守社会规范中协调动作，提高生产效率，维持社会安定，实现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和谐。陕西古民居告诉我们，诗意地栖居，不是大，不是豪、不是隔，而是主次有别，邻里和睦，体现人文和谐；同时，还要遵从自然，与天地共荣，体现自然和谐。在我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热潮中，这种具有全局观念的建筑精神无疑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会更加自觉地将建筑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内涵相互融合，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这是陕西古民居当年极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华传统建筑美学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应该成为今天有眼光建筑师致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本文为陕西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6COO7Z）的部分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管子著：管子·兵法 [M]，苏庆生注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一版，26页。[2] 谭元亨著：城市建筑美学[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33页。[3]夏平生主编：中庸.四书五经集[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29页。

试论孔子“仁”之美学思想 篇6

一、人性自觉——泛爱之美

《论语》这部语录体著作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孔子的真正思想。在《论语》中“仁”的思想被提到的次数不下百次,可以看出,在孔子的观念中“仁”的重要性,孔子一再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没有“仁”的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深厚情感,其它的外在即便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内心情感的真实胜于外在的讲求,正如私以为“有之于内,必发之于外”。氏族血缘是孔子仁学的现实社会渊源,孝悌是这种渊源的直接表现。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是从孝悌方面解释仁的含义,人有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懂得亲情,有敬爱父母与兄弟之情和这种心理意识,这正是后世人道观念的源始。

我们可以发现“仁”的思想中含蕴的是一种人性的自觉意识,渗透着一种巨大的人文关怀,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等仁道理想,这种带有深厚情感的博大的人文精神,对历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处世为人、精神探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始终关注民族、社会、国家的兴衰命运,同情深处水火之中的苦难百姓,表达伤时感世、立志救民的政治理想,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

在我们华夏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可以在孔子的“仁”之思想中寻到根源,这种自觉的人际关怀,甚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社会层面,表现为对大众的深厚同情,对苦难的深刻感受,进而积淀成博爱的人道精神,反对残暴、压迫与剥削的道德悲悯。直到千年后的今天,这种人性自觉意识一直光芒万丈,泽被后世。今天,我国提倡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我们要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写作,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中进行审美观照,创造出属于人民的文艺,使人民喜闻乐见,抒发美好理想,鞭挞丑恶的低俗的社会现象,这正是在新时代对“仁”的美学思想的进一步阐释。

二、践行仁道——深刻的哲美精神

谈起仁道,不禁要思考何谓“仁”?朱子认为“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表示:“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我且说为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以上诸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过于泛泛与笼统,唯梁漱溟先生提到“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这一特点确有道理与体会。

我认为,仁的特性是有觉,不但有所谓对人生和生命的知觉,更要有生命之上的觉解,并能够身体力行,与天道相接。孔夫子历经数十载的修仁与践仁的过程,到了五十岁,始感到“知天命”。我想那应该是一种内心澄明、无波无澜、圆润不惊的成熟与睿智的生命状态,如今人所言,外表低调而内心丰富奢华。张锡坤老师在《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中讲到“人在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实践中不断发现理性道德的价值,并将此价值赋予了天,天也只有获得了理性的不断赋予和改造,才能继续作为信仰和价值承受的对象。”此语甚是,在仁心与践仁的内在理想与外在实践中,获得一种感性之上的理性超越,与天遥契,从而得性情之正。正如孔子所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孔夫子独具慧心地提出了“仁”的美学观点,告诉学生践行“仁道”,这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在居处上也要择仁地而居,“里仁为美”。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道德的培养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要重视对朋友的选择,对居住环境的选择,著名的“孟母三迁”正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具体践行。

当一个人践行仁道到达一定境界时,便可喻解天道,与天达到心灵共通,天人合一,与生命相契。我们知道,佛家有灵修、冥想、静坐等自我修持的功夫,旨在求得进入通的奥妙与至圣的境界,在精神上达到极致,超脱常人的麻木状态。但是要想进入这种共通的“大仁”境界,谈何容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尚且不易,何况是向天遥契?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应、感通是多么难能可贵。孔子认为,要实行仁,就要使仁成为人们内心自发的情感要求,而不是外力强加。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就是说,知道什么是“仁”的,不如喜爱“仁”的,而喜爱“仁”的不如以仁为乐的。可见,知、好、乐是达到仁的三种渐进的过程与境界。最高境界“乐”是由开始的外在了解和规范,最终达到内心的快乐和陶醉。在这里实现了外在与内在的和谐统一,不只是最初的知道和了解,而是更高层次的大美。

总之,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在华夏文明中始终占有着重要地位,而仁学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美学思想与践行在当时虽然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看似无用之举,但在今天看来,却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那正是我们华夏民族今日所要发扬和倡导之所在,我们要不断地多维度地挖掘其中的审美意蕴,美“仁”的思想应该得到我们后人的足够重视并不断践行。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张锡坤,姜勇.周易经传美学通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童书业.春秋史[M].商务印书馆,2010.

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 篇7

【关键词】环境美学  生态美学  联系  区别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165-01

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

1.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将环境作为审美对象，其研究目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心情愉快、精力旺盛，最终能够健康长寿。环境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环境伦理学、自然美学以及景观美学。环境美学要求物质条件既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的条件，又满足一定的审美需求。现主要针对的环境为自然环境、室内环境以及室外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包括：风景旅游区以及周围建筑等;室内环境包括：房间格局布置、室内设施等;室外环境包括：街道设施、周边绿化等。总之，环境美学的兴起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

2.生态美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哲学学科，然而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特殊的结合点。生态美学就生长在这个结合点上。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

二、从文化立场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发展与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参照。从文化立场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都是以保护当代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早在1966年，英国学者罗纳德·赫伯恩就发表了《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赫伯恩也因此文被称为“环境美学之父”。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产生的。从时间上看，中国生态美学明显接受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资源。

然而，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地区以及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环境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逐步深化的时期，人们发现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必须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审美相结合，于是，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面对的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重要求。

三、从字意学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字意学的角度来说，“环境”与“生态”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英文中“环境”（Environment）有：围绕、包围、围绕物等含义，明显是外在于人的事物，与人是二元对立的。而“生态”（Ecological）的含义则是：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其词头“eco”有：家庭的、生态的、经济的等含义。“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将okios（“家”或“家园”）与logos（研究）这两个希腊词组合而成的。因此，“生态”一词除了有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等含义，还有居住、家园、逗留等含义。

四、从美学内涵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美学内涵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这两者中，生态美学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综合了人类一百多年来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探索成果。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人类努力寻找着人与自然生态的科学关系，经历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苦痛教训。事实证明，人类作为生态环链中的一员，与所有包括在内的物种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即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综合与调和，汲取二者的有利因素、摈弃二者的不利因素。生态美学也正是以这种“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这两种美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虽然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在产生的时代、地区、历史背景以及字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理论阐释上，如果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能够互相配合，则完全可以共同阐释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共同推动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孔子的生态美学论文 篇8

内容提要：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考察为轴线而展开的研究。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而人正是它的缩影。因此，赫拉克利特在5前就提出：“按照自然而生活。”如今，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大自然进军，创造出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当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大干预超过了自然界的自身调节能力时，人类便陷入了生态危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生态美学的研究涉及对人类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它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它对人生的关切具有无限开放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类幸福的前提和保障。生态美学的研究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勃勃生机和推动力。

关键词：生态美学  生存环境  生存状态  生态文明

马克思说过，“人区别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智的头脑和能劳动的双手。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主动地改变环境。”人类通过对土地的耕种和动物的驯养开创了农业文明。由此在生命水平上实现了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主宰，也确立了人类在物种世界中的主导地位。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创造了有文字记载的灿烂历史。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人们的泛生命意识，农业文明则开始了人们定居的生活，由此使人产生出田园牧歌的家园感受。而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这是一个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企图“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时代。

在这一时刻，富有远见的恩格斯严肃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3页）但是，这位哲人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1、公元六世纪出现了鼠疫（俗称黑死病），它一出现就几乎遍及全世界，当时得病的人不计其数，到处尸骸遍野。

2、18世纪由鸡瘟病毒变异后出现了霍乱，从印度开始扩散直至全世界，成为鼠疫之外当时最可怕的疾病。

3、19世纪在拉丁美洲、南欧、东欧、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中东地区的农牧业地区出现了炭疽病毒，人一旦与病畜或染菌的产品接触就会被感染。

4、1967年英国爆发了轰动全世界的口蹄疫，疫病在牲畜间快速的、大面积的传播，最终不得不宰杀牲畜40多万头才止住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5、1976年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了一种由啮齿类动物传播的埃博拉病毒，得病者大量死亡。

6、1980年10月美国出现了爱滋病毒，经调查该病毒的宿主或者至少是宿主之一的动物是生活在非洲的绿猴。这种病至今无法根治。

7、1985年4月，医学家们在英国首先发现了一种新病，专家们对这一世界始发病例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并于1986年11月将该病定名为BSE（即疯牛病），并首次在英国报刊上报道。来，这种病迅速蔓延，英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头牛患这种神经错乱、痴呆、并不久就死亡的病。病毒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如法国、爱尔兰、加拿大、丹麦、葡萄牙、瑞士、阿曼和德国等。

8、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东岸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尼近郊的亨德拉镇由狐蝠传播的亨德拉病毒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这种病的死亡率甚至达到60%。

9、早在1878年意大利就暴发了禽流感，开始还只是在家禽间传播，到了这种病毒已有人类被感染并死亡。

10、在美国由冈比亚土拨鼠传播的新病毒猴痘又一次使得全球人民为之恐慌。

谁也没有想到，与人类如此亲近的动物竟会是致人死地的病毒的宿主。当自然界对人的报复和惩罚一再地、大规模地出现时，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加以审视和思考。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已经确认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及《21世纪议程》，由此揭开了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序幕。但人们似乎并不因此而收敛自己“征服自然”的野心。20口蹄疫再次在英国暴发，并开始危及欧洲大陆，人们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微词骤然多了起来。一些专家把此次口蹄疫与英国1967年的那次作了分析比较，认为虽然那次损失也不小，但蔓延速度、扩散范围都比这一次轻得多。这次之所以势如野火，一发不可收拾，与欧盟推行的“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无关系。虽然这一政策曾为欧洲各国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埋下了一旦疫情发生就难以控制的祸根。饲养场如同工厂，规模越大，产值越高，利润也就越大。而且在饲养场中，场主们强迫本来是食草动物的牛食用同类的肉骨等组织，尽管这样做有益于人们的食物的富足，但显然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殃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欧盟；只要一头牲畜染上疫病，就难免“全军覆没”。是的，我们不难发现，畜牧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一切！人类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人的生命活动是在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它是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却并不谨慎考虑自然界的平衡。人畜共处让病毒不断地由畜到人，再由人到畜。依赖土地和家畜的定居方式让农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引用水源提供了捷径。城市的出现又让这种变化变的更为显著。当动物进入了生产、批发、销售和消费的城市工业生产链环时，家畜养殖的范畴越来越宽泛。现在，当交通进入地球一端到另一端只要一天的情况下，动物贸易、人口和货物的广泛流动，为病菌创造了超出发生地以外的广大的繁殖圈。现代人该不该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行为方式上是不是该收敛一些，替动物多考虑一些呢。比如，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作为口中之物？人与动物的距离是该远还是近？是让它们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大自然，还是把它们圈起来、养起来作为自己的宠物和玩偶？

社会越发展，自由与自然的关系就越趋向统一。如何保持自然界的平衡，是人保护自身平衡、社会平衡的条件。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广大家园。这个大家园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每个小家、小地区的安危。问题就难在这个家园的安危没有个体的小家的安危那么利害明显。大家园的破坏，不是很明显地显现于小家园中，甚至一代两代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终究大家园被破坏的恶果要由小家园来承担。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为我们指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员，生活在地球这一生态系统之中。阳光、大气、水体、土壤等非生物环境作为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物质成分，构成了生命的支持系统。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没有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也就不会有自然的生态平衡。因此，生物物种的消失、森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都会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破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说到：“人是社会的主体，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社会人，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所以，如果人们像对待机器一样地对待生物，就会违反自然规律，长此以往当然就会出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也讲到：人能征服自然界，但常常遭到自然的报复。以至于将人最初取得的成果也丧失掉，甚至更严重。恩格斯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地区居民为得到耕地而砍伐森林，也曾种植庄稼有所收获，但现如今变成了荒漠。不但没了耕地，连保持水分的条件也破坏掉了。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影响人自身。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是的，以往人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败。而今，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可持续发展方针的确立，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而在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中，生态审美意识和生态美学观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以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主体条件生存于自然中的。要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就必须要合乎自然规律，这样自然则给予馈赠性回报；如违反规律，自然就给予人以灾难性的回报。这就涉及到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我们必须了解，人如何影响自然，对自然规律把握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自然。如果真能达到“自由自觉”的程度，人就能把握自然规律了。

生态美学的研究，就是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念对相应审美现象的再认识，它把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审美观，提高到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形成生态美这一特定的审美范畴。生态美首先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它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或人类一个个体的独奏曲。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为我们指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员，生活在地球这一生态系统之中。阳光、大气、水体、土壤等非生物环境作为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物质成分，构成了生命的支持系统。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没有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也就不会有自然的生态平衡。因此，生物物种的消失、森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都会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破坏。生态美学理论的出现让人们在享受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不忘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变化。以往，全球每100―300年灭绝一种生物，如今变为每年灭绝一种；沙进人退的趋势日渐发展，荒漠化加速发展，沙尘暴频频光顾；水危机也日趋加剧，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流湖泊，要么变得干涸见底，要么变得污浊不堪；沿海赤潮增多，鱼虾渐少，我国近海渔场已几乎无鱼可捞。由于生态的恶化，水灾、旱灾、蝗灾日趋频繁，不断加重。有科学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极地冰雪逐渐融化，长期沉睡于冰雪之中的数万种病毒将苏醒过来，给人类免疫系统带来更为严峻的考验。生态美学告诉我们解决危机、扭转局面的根本之道是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可称之为“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要爱护环境，不过度开垦、放牧；善待动物，不吃野生动物，不以野生动物牟取暴利，视动物为朋友；节约资源，将自己的物质生活加以简化，加以节制，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卷、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3]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44-145

[4]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室编译：《西方美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