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共4篇）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 篇1

【关键词】技术许可办公室 技术许可战略 知识产权

一、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现状

1、技术许可的宗旨

1970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简称OTL），由其负责将大学研发的技术成果许可给企业界，以实现技术的产业化。斯坦福大学强调：技术工作的宗旨是促进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向市场的转移，为社会谋福利，通过产生技术许可收益以支持大学的科研和教育。在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工作往往是建立在专利开发基础之上的，但科研和教学任务仍然是优先于专利开发的。

2、技术许可的组织结构及工作流程

OTL负责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工作，OTL有25名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技术许可的人员如下：1个主任、7个副主任、7个许可助手。这些人都具有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都具有至少两年以上商业企业的工作经验。技术许可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与发明人沟通，为发明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提供服务；对技术进行评价，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判断是否为当前专利热点领域以及是否应该申请专利，对技术的商业价值进行评估，预测潜在的市场前景；将合适的技术成果介绍给相应的企业，与有意向的企业展开技术许可合同谈判。

所有的收益交给OTL，现金收益按如下分配：15%的收益用于维持OTL的运作，剩余的收益被分为三部分，1/3归发明者，1/3归发明这所在的系，1/3归发明者所在的学院。OTL有时可以接受企业发行的股份，部分替代许可费用。

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工作流程如下。一是登记技术发明：发明者向OTL登记自己的技术发明成果。二是评估商业价值：OTL对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可行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能性、潜在的市场进行评估。三是知识产权保护：OTL将该技术成果申请以专利、商标、版权及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四是签署技术许可：OTL开始与相关公司进行技术许可谈判，最终签署技术许可协议。

3、技术许可的成果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在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成为全美国大学技术成果转移的典范。通过斯坦福大学OTL成功开发，创造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技术，包括DNA克隆技术、谷歌、ADSL电话线上网技术。2000—2001年度到2005—2006年度，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上的收益基本保持在40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登记公开的发明数量逐年稳步上升，从277件上升到470件。

4、技术许可工作的特征

（1）财政自主的商业化运作。斯坦福大学OTL在成立的初期，提倡的是一种创业精神。尽管OTL是大学的一个管理机构，但是在财政上它是自给自足的，它所采取的管理模式是一种类似于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技术许可人员不仅要具有科学技术背景，更要具有在企业工作的商业经验。

（2）少数技术产生大部分的收益。斯坦福大学OTL注重开发和推广那些具备很大商业潜力的技术成果。在OTL签署的1271项许可协议中，只有4项许可产生了超过500万美元的收益，只有14项技术许可产生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收益，其余的许可协议大都只产生了非常少量的收益。

（3）许可助理负责和发明人参与。在OTL，一项技术申请会交由一个专门的许可助理来审批和推广，他将负责这项技术从OTL一直到市场的全过程。同时，发明人会参与从技术发明披露到技术完全产业化的整个过程，即发明人要和许可助理协商该发明的商业化前景、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式、该发明的许可战略。并且在该项技术进入企业后，发明人也需要向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服务，帮助将该技术完全产业化。

二、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

斯坦福大学在从事技术许可的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许可战略，既使自己的技术许可活动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又能促进大学科研和教学工作。

1、许可与不许可战略

斯坦福大学并不将所有的技术发明都采取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只有那些不影响科研和学术工作、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技术成熟度达到可以实际应用、能够以知识产权的方式给予法律保护的技术发明，才会采取技术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作为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的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在进行技术许可时，必须要考虑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而技术的许可情况完全取决于对技术是否有许可前景的评估和分析。

2、知识产权与技术许可相结合战略

斯坦福大学在技术许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专利保护）与技术许可相结合的战略。知识产权能有效地保护大学的技术成果，使企业与大学进行技术许可时，企业承担的法律风险进一步降低，能使被许可企业获得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权，从而激发企业与大学签订技术许可协议的积极性。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的对象包括专利技术、生物材料、版权作品、半导体集成电路版、商标。OTL50%的技术发明会申请专利，剩下的一部分技术发明会以版权、商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最终只有20%到25%的技术发明会向企业许可。截至2005年，通过OTL，斯坦福大学总共申请并获得了1518件美国专利。

3、技术许可类型选择战略

斯坦福大学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一般分为：独占性许可协议、一般性许可协议、选择性许可协议。影响斯坦福大学具体选择类型的因素为：待许可的技术成果的成熟程度、技术的科学关联性及企业的需求状况。

处于不同技术开发阶段的技术成果会采取不同的许可战略。技术成熟度高、能够迅速实现产业化的技术，往往会采取一般许可协议，授权给多家企业。技术成熟度低、还需要深入的开发和改进工作的技术，往往会采取排他许可，授权给一家企业，以市场的垄断权激励企业引进该技术并深入改造。

科学关联性强的技术，往往是基本专利成果，会对一个产业的发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样的发明密切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往往会采取一般性许可。科学关联性低的技术，往往是改进专利成果，对公众和产业的影响比较弱，所以会采取独占性许可，以保障被许可企业的市场利益。

企业的需求状况也会影响到许可协议类型的选择，若一项技术成果的市场需求程度低，往往会采取独占性许可，反之则往往会采取一般许可或者选择性许可。

斯坦福大学的许可协议根据每一个具体发明成果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状况而采取必要的修改，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许可模式。往往选择性的技术许可也会是半独占性的，即同时授予几家企业在各自的地区享有独占权。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界历年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中，一般许可协议占据了大多数，独占性许可协议比一般性许可协议要少得多。这反映了斯坦福在进行技术许可的同时，更注重考虑技术许可的社会价值——即通过技术许可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促进社会公众福利，而不仅仅是其商业价值。

4、技术许可与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战略

斯坦福大学参与面向企业的技术许可，近些年来一直积极地参与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利用知识产权诉讼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2003年，Globespan Virata 对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提起了针对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ADSL）技术的专利诉讼和反垄断诉讼。ADSL技术是斯坦福大学John Cioffi教授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并且以独占性的方式许可给Amati Communication很多年，这项技术随后由德克萨斯仪器公司于1988年获得。2006年1月，专利诉讼案件审判完结，法院认定诉讼主张的专利权利是有效的，Globespan Virata侵犯了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专利权，判定其给予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1亿1200万的损失。通过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许可办公室更加认识到了技术获得专利保护的重要性，也使专利侵权赔偿成为技术许可办公室另一种新的收入来源。

三、对我国高校开展技术许可的启示。

1、完善现有技术许可机构，引进相关人员，积极开展技术许可工作

我国高校目前需要做的是完善现有科技管理机构的技术许可职能，展开技术许可工作。在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上，需要调动发明人、院系在技术许可上的积极性。同时，科技管理机构应积极发展同企业界的合作交流，充当发明人和企业的纽带，把技术成果向企业界推广。

2、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以技术许可收益补偿知识产权成本

对企业来说，保证许可的技术受法律保护非常重要，技术成果只有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从技术向市场的改进中，才能够避免潜在的风险。同样，法律赋予专利的市场垄断权，是吸引企业向大学引进专利技术的重要原因。知识产权是保证技术许可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最终获得收益的最关键因素。技术许可的成功实施，抵消了大学获得知识产权花费的成本，进而提高了发明者的研究积极性。

3、技术许可工作要重点开发商业化前景巨大的基础专利

从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工作的经验可以看出，少数几项发明成果的技术许可带来的许可收益，占据了历年来技术许可总收益的大部分。这样的技术发明往往是在科学上创新性非常高的基础性创造。我国高校由于在技术许可上人力、财力资源不足，可以将重点集中在一些基础性的发明创造上来，通过申请专利保护，将这些基础专利进行技术许可。

4、技术许可工作要注意实现商业价值、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技术许可以产生商业收益为直接结果，但同时也标志着科研资源的投入转化成了生产力。斯坦福大学在技术许可评估时，将学术价值也作为许可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在技术许可战略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到了许可收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我国高校在开展技术许可工作时，也应注意此类问题。

5、技术许可要防范和善于应对知识产权诉讼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 篇2

1、技术许可的宗旨

1970年, 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 简称OTL) , 由其负责将大学研发的技术成果许可给企业界, 以实现技术的产业化。斯坦福大学强调:技术工作的宗旨是促进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向市场的转移, 为社会谋福利, 通过产生技术许可收益以支持大学的科研和教育。在斯坦福大学, 技术许可工作往往是建立在专利开发基础之上的, 但科研和教学任务仍然是优先于专利开发的。

2、技术许可的组织结构及工作流程

OTL负责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工作, OTL有25名工作人员, 主要从事技术许可的人员如下:1个主任、7个副主任、7个许可助手。这些人都具有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都具有至少两年以上商业企业的工作经验。技术许可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与发明人沟通, 为发明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提供服务;对技术进行评价, 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判断是否为当前专利热点领域以及是否应该申请专利, 对技术的商业价值进行评估, 预测潜在的市场前景;将合适的技术成果介绍给相应的企业, 与有意向的企业展开技术许可合同谈判。

所有的收益交给OTL, 现金收益按如下分配:15%的收益用于维持OTL的运作, 剩余的收益被分为三部分, 1/3归发明者, 1/3归发明这所在的系, 1/3归发明者所在的学院。OTL有时可以接受企业发行的股份, 部分替代许可费用。

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工作流程如下。一是登记技术发明:发明者向OTL登记自己的技术发明成果。二是评估商业价值:OTL对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可行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能性、潜在的市场进行评估。三是知识产权保护:OTL将该技术成果申请以专利、商标、版权及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四是签署技术许可:OTL开始与相关公司进行技术许可谈判, 最终签署技术许可协议。

3、技术许可的成果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在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成为全美国大学技术成果转移的典范。通过斯坦福大学OTL成功开发, 创造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技术, 包括DNA克隆技术、谷歌、ADSL电话线上网技术。2000—2001年度到2005—2006年度,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上的收益基本保持在40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登记公开的发明数量逐年稳步上升, 从277件上升到470件。

4、技术许可工作的特征

(1) 财政自主的商业化运作。斯坦福大学OTL在成立的初期, 提倡的是一种创业精神。尽管OTL是大学的一个管理机构, 但是在财政上它是自给自足的, 它所采取的管理模式是一种类似于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 技术许可人员不仅要具有科学技术背景, 更要具有在企业工作的商业经验。

(2) 少数技术产生大部分的收益。斯坦福大学OTL注重开发和推广那些具备很大商业潜力的技术成果。在OTL签署的1271项许可协议中, 只有4项许可产生了超过500万美元的收益, 只有14项技术许可产生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收益, 其余的许可协议大都只产生了非常少量的收益。

(3) 许可助理负责和发明人参与。在OTL, 一项技术申请会交由一个专门的许可助理来审批和推广, 他将负责这项技术从OTL一直到市场的全过程。同时, 发明人会参与从技术发明披露到技术完全产业化的整个过程, 即发明人要和许可助理协商该发明的商业化前景、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式、该发明的许可战略。并且在该项技术进入企业后, 发明人也需要向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服务, 帮助将该技术完全产业化。

二、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

斯坦福大学在从事技术许可的工作中, 采取了一系列的许可战略, 既使自己的技术许可活动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又能促进大学科研和教学工作。

1、许可与不许可战略

斯坦福大学并不将所有的技术发明都采取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只有那些不影响科研和学术工作、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技术成熟度达到可以实际应用、能够以知识产权的方式给予法律保护的技术发明, 才会采取技术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作为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的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在进行技术许可时, 必须要考虑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而技术的许可情况完全取决于对技术是否有许可前景的评估和分析。

2、知识产权与技术许可相结合战略

斯坦福大学在技术许可的过程中, 非常重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是专利保护) 与技术许可相结合的战略。知识产权能有效地保护大学的技术成果, 使企业与大学进行技术许可时, 企业承担的法律风险进一步降低, 能使被许可企业获得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权, 从而激发企业与大学签订技术许可协议的积极性。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的对象包括专利技术、生物材料、版权作品、半导体集成电路版、商标。OTL50%的技术发明会申请专利, 剩下的一部分技术发明会以版权、商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 最终只有20%到25%的技术发明会向企业许可。截至2005年, 通过OTL, 斯坦福大学总共申请并获得了1518件美国专利。

3、技术许可类型选择战略

斯坦福大学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一般分为:独占性许可协议、一般性许可协议、选择性许可协议。影响斯坦福大学具体选择类型的因素为:待许可的技术成果的成熟程度、技术的科学关联性及企业的需求状况。

处于不同技术开发阶段的技术成果会采取不同的许可战略。技术成熟度高、能够迅速实现产业化的技术, 往往会采取一般许可协议, 授权给多家企业。技术成熟度低、还需要深入的开发和改进工作的技术, 往往会采取排他许可, 授权给一家企业, 以市场的垄断权激励企业引进该技术并深入改造。

科学关联性强的技术, 往往是基本专利成果, 会对一个产业的发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这样的发明密切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所以往往会采取一般性许可。科学关联性低的技术, 往往是改进专利成果, 对公众和产业的影响比较弱, 所以会采取独占性许可, 以保障被许可企业的市场利益。

企业的需求状况也会影响到许可协议类型的选择, 若一项技术成果的市场需求程度低, 往往会采取独占性许可, 反之则往往会采取一般许可或者选择性许可。

斯坦福大学的许可协议根据每一个具体发明成果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状况而采取必要的修改,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许可模式。往往选择性的技术许可也会是半独占性的, 即同时授予几家企业在各自的地区享有独占权。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界历年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中, 一般许可协议占据了大多数, 独占性许可协议比一般性许可协议要少得多。这反映了斯坦福在进行技术许可的同时, 更注重考虑技术许可的社会价值———即通过技术许可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促进社会公众福利, 而不仅仅是其商业价值。

4、技术许可与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战略

斯坦福大学参与面向企业的技术许可, 近些年来一直积极地参与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 利用知识产权诉讼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2003年, Globespan Virata对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提起了针对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 技术的专利诉讼和反垄断诉讼。ADSL技术是斯坦福大学John Cioffi教授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 并且以独占性的方式许可给Amati Communication很多年, 这项技术随后由德克萨斯仪器公司于1988年获得。2006年1月, 专利诉讼案件审判完结, 法院认定诉讼主张的专利权利是有效的, Globespan Virata侵犯了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专利权, 判定其给予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1亿1200万的损失。通过知识产权诉讼, 技术许可办公室更加认识到了技术获得专利保护的重要性, 也使专利侵权赔偿成为技术许可办公室另一种新的收入来源。

三、对我国高校开展技术许可的启示。

1、完善现有技术许可机构, 引进相关人员, 积极开展技术许可工作

我国高校目前需要做的是完善现有科技管理机构的技术许可职能, 展开技术许可工作。在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上, 需要调动发明人、院系在技术许可上的积极性。同时, 科技管理机构应积极发展同企业界的合作交流, 充当发明人和企业的纽带, 把技术成果向企业界推广。

2、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以技术许可收益补偿知识产权成本

对企业来说, 保证许可的技术受法律保护非常重要, 技术成果只有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从技术向市场的改进中, 才能够避免潜在的风险。同样, 法律赋予专利的市场垄断权, 是吸引企业向大学引进专利技术的重要原因。知识产权是保证技术许可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并最终获得收益的最关键因素。技术许可的成功实施, 抵消了大学获得知识产权花费的成本, 进而提高了发明者的研究积极性。

3、技术许可工作要重点开发商业化前景巨大的基础专利

从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工作的经验可以看出, 少数几项发明成果的技术许可带来的许可收益, 占据了历年来技术许可总收益的大部分。这样的技术发明往往是在科学上创新性非常高的基础性创造。我国高校由于在技术许可上人力、财力资源不足, 可以将重点集中在一些基础性的发明创造上来, 通过申请专利保护, 将这些基础专利进行技术许可。

4、技术许可工作要注意实现商业价值、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技术许可以产生商业收益为直接结果, 但同时也标志着科研资源的投入转化成了生产力。斯坦福大学在技术许可评估时, 将学术价值也作为许可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在技术许可战略的选择上, 充分考虑到了许可收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我国高校在开展技术许可工作时, 也应注意此类问题。

5、技术许可要防范和善于应对知识产权诉讼

我国高校如果将大学的技术成果向企业界许可, 不可避免地会同外在的企业或个人发生诉讼纠纷。最有可能产生的诉讼形式为:技术许可合同纠纷、专利无效纠纷、专利侵权纠纷。我国高校应提前做好应对诉讼纠纷的准备, 在技术发明的公开、申请专利、签订技术许可合同时提前规避法律风险。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 篇3

关键词：哈佛大学 通识教育 大学生 职业素质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在整个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为素质的主体和核心，职业素质在从业者的职业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高校是培养大学生职业素质的重要载体，我国高校教育模式存在的不足，成为大学生职业素质不高的直接影响因素。国外高校特别是美国高校普遍实行的通识教育对我国高校课程改革，提升大学生职业素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美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和内涵

19世纪以前，美国学院规定所有课程必修，学生学习课程基本相同。19世纪初，部分学院开始实行选修制，学生所学课程出现很大差异，由此引发“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的争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一本来作为中小学教育总称的概念第一次被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帕卡德教授认为本科课程应该有共同部分，“我们学院设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1]由于当时“特殊的”“专门的”教育在高等院校尚未凸显，所以，帕卡德教授提出的通识教育未受到普遍关注与重视。

进入20世纪后，高等教育专门化程度日益加深，大学的独立性、学术性和批判性遭到削弱，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越来越窄、能力越来越专，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鉴于此，人们强烈呼吁重新构建高等教育的理念，一度被忽视的通识教育开始引起高等教育者的重视。1945年，哈佛大学委员会发布《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红皮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出现。《红皮书》把通识教育定义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接受的那部分教育”，这种通识教育“可以赋予人们在生活中必备的各种知识、能力、思考、信仰、修养等，培养情感和智力全面发展的人”。 [2]

“通识教育”自19世纪初被提出以来，有代表意义的表达即达50多种。有学者甚至抱怨：“没有一个概念像通识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没有一个概念像通识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的歧义。”[3] 清华大学李曼丽教授从已有表达对概念的使用及其侧重点，总结了通识教育的三个核心概念，即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和教育内容。综合其观点，通识教育的内涵可以界定为：通识教育是针对所有大学生的非专业、非职业性高等教育，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不直接为职业做准备的知识和能力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

二、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理念与实践

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教育实践。一定意义上讲，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是美国通识教育的缩影与代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佛大学进行了两次较大的通识教育课程[JP+1]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提出了以核心课程为中心的通识教育改革方案；第二次是2007年，以《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的发布为标志。

1978年哈佛大学通过了 “震动美国学术大厅”的教学改革方案——《哈佛核心课程报告》，报告提出核心课程的目标是培养20世纪“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人”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报告认为：（1）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能清楚地和有效地进行思考与写作；（2）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对某种专业有一定深度的知识；（3）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能正确地评价我们取得和应用知识、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我们自身的方法；（4）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对道德和伦理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经验；（5）一个有教养的人，生活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美国人不能眼光狭窄，以致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过去一无所知。[4]为实现这一目标，核心课程计划将通识课程分为五大领域：文学与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与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科学、外国语与文化。1985年有所修订，将课程分为六大领域：文学与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道德思考和外国文化。核心课程在哈佛大学推出之后，引起巨大反响，逐渐奠定了地位，许多高校都建立了类似的课程设置模式。

核心课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不少问题。1989年，美国人文学科基金全国调查发现，1988-1989年，通识教育课程很松散，以至不能达到基础教育的目的，并且，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的选读状况也令人沮丧，“毕业生中有78%在大学和学院根本没有读过西方文明史，38%没有上过历史课，45%没有进修过美国或英国文学，77%没有学过一门外语，41%没有上过数学课，33%没有学过自然和物理学科” [5]为了弥补核心课程的不足，提升学生的竞争力，哈佛对通识教育不断反思，寻求改进和突破，力图在延续哈佛通识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经过几年的酝酿与论证，2007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正式公布了《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标志着通识教育改革的新成果正式出台。《报告》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了全新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通识教育计划取代了核心课程。正如报告所说：“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6]该报告提出通识教育要实现四个目标：为学生的公民参与做准备；培养学生的文化认知与态度；为学生应对变化做准备和培养学生道德理解力。虽然去掉了核心课程这一名称，但在课程设置上，哈佛大学并没有进行颠覆性变革，而是对原来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将原来核心课程的七大领域改为通识教育计划的八大领域：美学与阐述性理解、文化与信仰、实证推理、道德推理、生命科学、宇宙物理科学、世界社会和世界中的美国。与核心课程的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相比，通识教育计划更加务实，其目标不再仅仅是培养“一个有教养的人”，而是要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通识教育计划继承了自由教育的传统，并在吸收了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为自由教育不仅是培养人的理智和心灵的教育，也是一种有用的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nlc202309020057

三、对我国高校提升大学生职业素质的启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用人越来越理性，要求高校毕业生，除了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对我国高校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首先，准确定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纵观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人才培养的目标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反映并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1945年的《红皮书》提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自由社会中的负责任的个人和公民；1978年的核心课程的培养目标为“有教养的人”；2007年的通识教育计划把教育目标定位为培养有知识、有创造能力的、能应对时代挑战的“世界公民”。准确定位高等院校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有效开展本科教育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下，我国高等教育强调国家功利，效仿苏联，实行专精的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明确规定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建设“培养通晓基本理论与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病逐渐显现：大学几乎沦为专业培训场所，丧失了大学应有的功能；培养的学生视野狭窄，人文素养和思想底蕴不足，个性受到压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大学本科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教育培养目标随之得到调整，但总的来看，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定位仍未完全摆脱过去的精英思想，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培养目标表达模糊，较为空泛；目标定位偏离现实需要，过于理想化；目标定位僵化，趋同性严重，缺乏科学性，导致培养的大学生综合素质差，基本功不扎实，不能适应工作岗位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好人材，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识教育的成功经验，准确定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使之科学化、时代化和具体化。

其次，整合人文类课程与专业课程，促使人才知识结构合理化。从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美国通识教育是一种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提供给学生一种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它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更好地促进专业能力的培养。在我国，由于应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高校为追求学生的高就业率，在课程设置上出现较大偏颇：高度重视专业课程，轻视甚至排挤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对立使学生的知识体系因缺乏共性知识而显得零碎，最终不仅没能实现高就业率这一目的，反而引起社会各界包括用人单位的广泛批评，导致学生的就业率不高。哈佛大学打破系科界限，整合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知识的做法，为我国高校课程设置改革提供了借鉴。增加人文类课程比重，加强人文教育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培养学生健全的心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适应社会。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压力很大，职业素质整体性不高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原因之一。对高校教育的发展而言，这或许会成为一个契机，促使高等教育界对当前的功利性教育现状冷静反思，积极投身于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改革中来。如美国课程史专家鲁道夫所言：“或许我们应该停止培养技术人员而转向培养人的视野，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即对学术宗旨和哲学的重新估量将鼓励那些主要关注我们的生活、生活的质量以及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的课程发展。如果这样一种发展真能实现，那么，人，不同于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在就业市场将不再处于不利地位，有教养的人的理想将会成为一个适用的完美追求。”[7]

参考文献：

[1]李曼丽.关于通识教育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2] 陈恩维，高宁.美国通识教育理念与课程设置的变革及其启示.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7.（4）.

[3]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0.

[4]陈华杰.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研究：1978年方案到2007年方案（D）.广东：汕头大学：2009.

[5][6][7]赵强.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历程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8.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战略对我国高校的启示论文 篇4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在全球战略的指导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其经营活动延伸到了世界各国。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已大规模进人中国。面对与其母国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跨国公司不得不努力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融合，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使之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本土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式，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同时，这些战略措施对我国本土的起步较晚、不够成熟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到境外进行投资、经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经营主要策略

(一)生产制造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本土化，历史相对较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三资企业涉足生产领域，实际就已经开始生产本土化进程。近年来，跨国公司为加快产业转移，在华建立生产制造中心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投资建立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制造企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目前，各大手机生产商纷纷大举进人中国，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菲利浦、西门子等行业巨头均将自己的手机生产线进行迁徙。又如医药行业，全球最大的25家医药生产企业已经有20家在中国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品生产商，在2001年初，巴斯夫与东北制药集团签订了维生素C合资协议，建立年产5.-2万吨的生产基地，从而相继关闭其在日本、美国和丹麦的维C生产基地。中国人世以后，更多的全球制药巨头，如葛兰素史克、罗氏、默克等已经不再把中国仅仅当作销售市场，他们每年投人巨资在中国市场进行临床研究并不断将生产基地移至中国。

(二)人才本土化

许多跨国公司认为，本地化的优秀员工队伍及管理层更能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能帮助企业将其一流的科学技术及其成功的经验植根于中国文化，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跨国公司基本上普遍强调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利用本土人力资源，重用华人精英，让华人专业经理人掌控中国市场，使他们成为实施本土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本土力量。人力资源本土化的开发利用，极大地帮助了跨国公司建立起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为其实施产品和市场本土化提供了智力支持。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后，大都培训、使用中国本地人才。松下公司将近千名在中国招收的员工送往日本培训，西门子公司不仅安排中国员工出国培训，而且专门投资5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培训中心。特别是2004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了高层本土化，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中国总部都换了中国本土的人员。

(三)研究开发本土化截止到2006年10月，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数量达到创纪录的980家。与之相比，5年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和非独立研发机构总共也不超过200家。这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重点，将逐渐由传统的制造业，向研发等上游行业延伸。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实行研究开发本地化，可以开发适应中国市场特点的产品，有利于其产品贴近中国市场;其产品开发既能满足科学家的创新性兴趣，同时又能满足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科研管理方式，对于中国原来科技体制下的研发机构有一种很强的示范作用。

(四)分梢渠道的本土化

“得渠道者得天下”在营销界已成为共识，跨国公司进人中国后，并不都是急着建立自己的渠道，而是首先在典型的地区或城市设立探路性质的办事处，为最终进人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决定进人时，产品的销售尽可能地寻求当地渠道代理，以减少公关成本、协调成本，规避贸然投资失败的风险。随着对中国市场情况的日益熟悉，跨国公司逐渐加大前向一体化的力度，或收购，或新建，逐步构筑自己的营销渠道，并结合通行的营销理论和技能与中国当地的生意规则，促使自己的营销渠道通畅运作。另外，通过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借重中国企业中渠道建设良好者现有的营销网络，依然是跨国公司的重要选择。

例如惠普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由二级代理和二级经销商组成的二级分销渠道，将渠道控制在两层以便在价格、进货等方面进行管理，避免恶性竞争。柯达中国公司的渠道建设，包括重组代理、加强与经销商的沟通、继续开拓在线渠道、与众多电子商务网站进行合作，使消费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买到柯达的产品。百事可乐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批发协助员队伍和直销员队伍，对百货商店、大型超市、货仓式平价商店、街头零售店、杂货店、夜总会、卡拉OK厅甚至机关、学校、部队、医院等单位进行全方位抢占，对零售终端进行多层次渗透。

(五)采购、生产本土化—最大可能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以前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在设备采用和原材料使用方面，以进口为主，在国内采购的比例只有30%左右。其原因主要是外商认为国内产品不符合其采购要求，如质量不高且不够稳定、价格较高、交货不及时等。现在，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我国国内的采购力度，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

如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和咖啡制造商雀巢公司，雀巢为了占据中国市场，实现在中国卖牛奶和咖啡，他们深人农户，从帮助中国发展鲜奶和咖啡豆等原料的生产开始，进行本土化运作。公司1979年4月初次派人到中国寻求合作。1982年正式谈判与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合资建立黑龙江双城牛奶制品厂，1990年双城厂开工后，奶源立即成了突出问题，奶产量低，质量不高。为了解决奶源问题，公司派来一支专家队伍，不仅建立了一套鼓励奶农积极性的牛奶采集网络和收购制度，而且教会农户饲养奶牛的科学方法和采奶技术，大大提高了奶农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使原料基地的牛奶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样，咖啡的原

料供应也采用本土化方法供给。经过努力，雀巢公司终于在培育市场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六)品牌与营梢本土化品牌是一个企业的重要标识，在市场营销中占有重要地位。品牌是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第一大法宝，如欧洲两家电梯跨国公司把自己的电梯品牌定为“迅达”(迅速到达)、“通力”(通力合作)，日本三菱电梯公司和日立电梯公司，在其品牌宣传上还加上了他们所在城市的名称，如“上海三菱”、“广州日立”等，从而增加了品牌的亲和力和用户的认同感。广告宣传本土化重在塑造企业和产品的形象，是营销的重要手段，进人中国的电梯跨国公司，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不同广告用语，如上海三菱电梯“上上下下的享受”，广州日立“天天向上的追求”，通力电梯“带您进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营销本土化更多地体现在细节，体现在日常的营销活动中，而不是喊几句口号就“中国”了。正如可口可乐的“阿福拜年”广告，在看似不经意间流露出经典，如果不渗透中国的风俗文化，没有长久的中国的战略作指导是做不出来的。

(七)企业文化本土化

近年来，纵观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企业文化战略，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跨国公司在寻找企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上可谓煞费苦心、精彩纷呈。这其中有品牌理念上的中西合璧，有客户服务意识上的亲情路线，还有用人制度上的人本管理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情重义、诚信守节、亲情观念、天人合一等理念与现代管理理念结合，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

在企业文化人乡随俗方面，松下作为一家知名的日本公司，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缘经济优势。松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企业文化与其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外公司的都不尽相同。首先，秉承了创业者松下幸之助提出的“松下之魂”，即贯彻产业人应尽之责，力图社会生活之改善和提高，为世界文化之发展做出贡献。对于崇尚道义精神，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为本来平庸的商业经营增添了极具精神力量的一笔，也为松下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其次，松下提出了“七精神”:产业报国精神、光明正大精神、团结一致精神、奋发向上精神、礼貌谦让精神、改革发展精神和服务奉献精神。这7种精神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精髓，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十分容易接受。回顾松下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企业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刚柔并济、宽严互补的精神价值观。这也成为松下公司屹立中国市场25年不败的法宝。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实施本土化战略之建议

在已经充分培养和发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有实力的本土企业可以实施“走出去”策略，参与到别国甚至是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去。本土化战略是企业走出去必须面对的课题，企业到底实施多大程度的本土化，或是说在哪些方面追求本土化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在行业越是存在文化差异、收人与物质环境的不同，越不存在共同的顾客需求，企业就越要加大本土化的程度，扩大本土化的范围。具体说来，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适用产品占领东道国目标市场，进行产品本土化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海尔在美国根据学生群体的需求特色，设计出带折叠活动台面和带电脑桌的小冰箱;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开发出一款不必探身取物的冷柜;根据单身贵族的需要，推出一款全塑料迷你型洗碗机。产品本土化战略的成功实施使海尔产品和海尔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快速提升。

(二)与跨国公司合作，搭建本土化销售渠道销售渠道是产品从企业到消费者的通道，只有拥有方便、快捷、高效的销售渠道才可能将产品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代理，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它们已经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我国资金少、规模小、缺乏跨国经营经验的中小企业而言，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目标东道国的捷径。如2003年，奥康与意大利制鞋巨头GEOX公司创造性地进行了“双向借道”尝试，通过互相借用销售渠道，奥康以非常低的成本一举签下了GEOX公司57个分布于全球19个国家的代理商，极大地加速了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扩展了国际市场发展空间。(三)大胆聘用当地适用人才，实施人才本土化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如飞跃集团分布在世界17个国家的18家分公司，除了总部派遣的一两个中国人以外，其余全部聘用当地人才，服务于集团总部和海外公司的外籍员工达300多人，这些本土化人才为飞跃集团国际化战略的顺利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积极与东道国社会文化融合，实现品牌与营稍本土化

针对当地传统风俗习惯，用符合东道国社会文化特性的方式介绍公司既有的品牌及产品，或者设计推出新的适应性品牌，可以增大消费者对公司品牌和产品的认同度，从而为开拓东道国目标市场预先铺平道路。如在越南市场，力帆聘请越南球星黎玄德做品牌代言人，举行力帆摩托飞跃红河的活动，极大地强化了公司品牌在越南市场的形象，这样不仅顺利地打开了越南摩托车市场，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出口的多元化，洗衣机、彩电、白酒等力帆系列品牌产品纷纷顺利进人越南市场。

(五)落地生根，实现生产本土化和原材料采购的本土化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如宝钢集团与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合资的铁矿在巴西刚刚投人运行，就又启动了在巴西合资建设一座大型钢厂的项目，总投资将达80亿美元，其短期目标是实现生产本土化和原材料采购本土化，中长期目标则是为了开拓美洲广阔的汽车、电子、通讯、机械等产品市场。

(六)了解产业技术信息和消费动态，实施研发本土化

研发本土化是产品本土化的有力保证，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对于总体科研水平落后、技术实力不强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而且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大幅度地增强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如华为在硅谷、斯德哥尔摩、莫斯科等地设立了6家海外研究所，同摩托罗拉、英特尔、日电、微软等世界知名公司成立联合实验室，专门开发针对东道国目标市场的产品。目前，华为的产品已经进人德国、俄罗斯、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通过海外研发，华为还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截至2004年底，华为累计申请国内专利5 310件，其中授权1 028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累计申请专利400多件。

(七)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建设本土化公共关系

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如首钢在秘鲁投资的铁矿公司，由于没有与当地民众和工会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关系，10年来遭遇了持续不断的抗议和罢工事件，极大地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的潜规则，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