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通用8篇)
2009-4-9
摘要: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本文利用费德模型对某银行机构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间业务的发展对银行收入的外溢作用显著为正。
关键词:中间业务,外溢作用,商业银行收入
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内部作用是指中间业务直接带来的收入,这是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外溢作用则是指中间业务通过作用于非中间业务形成外部效益,从而间接促进银行收入的增长。中间业务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商业银行拓展传统业务市场的辅助工具存在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内部管理的日臻完善,单一的、低档次的中间业务已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客户对银行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顺应客户的需求,大力创新中间业务的种类,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直接收入,其间接收益更是不可估量。
一、基本模型
由于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促进和成本无法详细计算,不可能具体考察每一分量的外溢作用,因此外溢作用难以精确度量,但可以采用直接测定方法来计算。本文利用费德模型来估计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1,利用该模型分析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2,必须作如下三个假定:(1)将国有商业银行产出分为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2)非中间业务的产量不仅取决于本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配置,还受同一期中间业务产量的制约;(3)中间业务产量对非中间业务产量的影响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考虑中间业务对非中间业务影响的时滞性。
费德模型的理论框架为:
其中I和N分别代表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的收入;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下标i和下标n分别代表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方程2式中存在自变量I,说明中间业务的产量水平会影响非中间业务的产量;Y代表商业银行总产量(收入),它是由中间业务收入I与非中间业务收入N之和。
将上面(1)-(5)方程变形,可得如下方程:Y=f(Li,Ki)+f(Ln,Kn,I),将该方程微分,并将两边同时除以Y,可得:
其中a表示银行资本的边际产品,β表示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γ表示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率。dY/Y、dL/L和dI/I分别表示商业银行收入、劳动力(用银行从业人员代替)和中间业务产量的增长率;I/Y是中间业务收入占商业银行收入的比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dK在统计资料中很难获取,且dK与固定资产投资F在概念和数值上比较接近,因此可以用F替代dK。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Gy、Gl、Gi分别代表经营收入Y的增长率、劳动力乙增长率和中间业务收入I的增长率。
二、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某银行机构2004年到2007年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自该机构的季度报表。r代表商业银行总收入,它是由中间业务收入I与非中间业务收入N之和;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上由银行职工人数代替,资本存量的增加由固定资产投资F来代替。在将原始数据转换为计量经济模型所需数据的过程中,其中为了避免自由度的减少,200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根据2003年第4季度的数据调整计算而得。中间业务量的计算按照:中间业务收入二中间业务量,0.5%来进行计算。
传统的回归方法通常假定所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是一个确定性趋势加上平稳的部分,但实际经济中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那样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所作的回归很可能是伪回归,即模型有很高的R2值和t值,但参数估计却毫无意义。因此,这里我们进行实证分析的思路和步骤为: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变量是否平稳或考察其单整阶数,如果变量平稳,我们可以利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否则将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得出协整方程,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我们先采用应用比较普遍的ADF检验法来检验各变量时间序列季度数据的单位根。
检验结果表明,只有F/Y在不包含时间趋势的情况下,是单位根过程。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平稳序列和有时间趋势序列,通过上面添加时间趋势的ADF检验,我们可以看出F/Y为包含时间趋势的平稳序列。因此在做回归的过程中,必须增加时间趋势变量,或者可以先将F/Y做去除趋势变换,然后利用所得的残差项进行回归分析。
三、计量模型结果
由于整个ADF检验过程中,上述四个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为零阶单整,因此无须进行协整分析,因为协整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考察每个变量单整的阶数。如果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它们都是零阶单整的,就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验。所以平稳时间序列满足经典回归模型,可以直接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首先对变量进行去除趋势变换,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R2=0.7814,F值为50.0394,括号内为t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样我们便得到残差,可用残差即去除趋势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4),如表2。
首先对模型(4)进行异方差检验,我们采用布劳殊—培甘异方差检验(Breusch-Pagan Test),BP检验F=1.9780,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
然后对模型(4)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由于在模型(4)中DW=2.9008,根据DW检验表,说明存在负的序列相关。
为了克服序列相关,可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迭代法克服。对模型(4)中的残差进行无常数项估计,可得:
括号内为t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残差存在自相关,且ρ=-0.5371为负值,说明存在负的序列相关,与上述DW值查表所得结果一致。利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对上述模型进行诊断:(1)各回归系数的t值见表2,F/Y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Gi·I/Y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F=2.6934,整个模型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整个回归模型整体的有效性;(3)查DW检验表,5%的显著水平上,du=1.76,du≤DW≤4-du,接受H0,即认为随机误差项μt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性;(4)同时进行异方差检验,BP检验F=I.2420,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5)截距项的计算必须用上述模型中的截距项除以1-ρ,得到截距项为0.0806。上述结果如表2中模型(5)所示,因此可得回归方程式为:
也可对模型(5)中的残差进行无常数项估计,可得:
回归系数不显著,t=-1.2016,再次表明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方程(11)为目前条件下较好的拟合方程。
四、结果分析与解释
根据上述回归的结果,现在主要围绕模型(5)即回归方程式(11)进行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增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银行收入的劳动力弹性为14.21,劳动力每增长一个百分比单位,收入就可以增加14.21个百分比单位。对于此系数说明如下:1.该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2.显示了职工人数对收入的贡献比较明显。在目前中间业务产品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上仍以银行卡业务收入、代理保险、代售基金、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增加职工人数在目前的样本条件推断下可以提高收入。3.由于在利用Feder模型构建计量模型的过程中,利用银行职工人数度量了劳动力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忽视了人力资本的贡献,因此该弹性系数可能包括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虽然本文没有将人力资本单独列出来求解其对收入的贡献份额。4.在计量模型中,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收入的增长率,因此完善的模型应该包括所有能解释银行收入的解释变量,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规模报酬等,但是在上文构建的模型中,这些因素对收入的贡献可能只能体现在银行收入的劳动力弹性系数中,比如说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等。
(二)关于资本增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为-0.728元,即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资本投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减少0.728元。关于资本增加会减少银行收入,这可能多少与现实有点矛盾。原因可能是该银行机构目前的经营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产品曲线已经向下推移,也即已超过了最优资本量,使得投资形成的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分析该银行机构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该机构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卡业务,新兴业务品种如网上银行、转账电话、融资顾问、代客理财等业务仍处于市场培育期,目前对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度几乎为零;同时现有的传统业务如银行卡业务、结算业务等受到行业新业务品种的挤压,在业务量增长的同时,收益下降,因此部分中间业务品种的投入与产出没有形成配比,收益效率有待提高。例如目前该机构开办的代收费项目18个,其中省分行安排代收费项目12个,市分行安排代收费项目6个,07年上半年,该机构代收代付业务收入仅12.44万元(不含代扣代缴利息税收入),占整个中间业务收入的0.4%,这与该机构投入的柜台资源、网络资源、人力资源、凭证费用严重不配套。同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与上述利润的劳动力弹性较大是一致的。
(三)关于中间业务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占经营收入的比例dI/Y每增长1个单位,收入就可以多增加21.73%,即中间业务的边际产品价值为1.2173元,因此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收入就共可增加1.2173元。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增加1个单位就意味总收入可增加1个单位;外溢作用则是通过其外部效益间接促进银行收入的增长,比如由于中间业务的开展而网罗了一批客户,而这批客户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也可能成为商业银行贷款的优质客户,这样就可能对非中间业务发展形成推动,进而增加银行总收入。在本样本推断下,中间业务收入的外溢作用为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共可多增加1.2173元,这结果显示了发展银行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和意义。
五、结语
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本文以某银行为例,通过收集其中间业务的相关数据信息,运用费德模型估算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的影响。结论显示,中间业务的发展对银行收入的外溢作用显著为正,中间业务的边际产品价值为1.2173元,即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共可增加1.2173元。这结果体现了中间业务的间接收益及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影响中间业务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进而提高商业银行收入。
注释:
1.费德模型最早是Feder于1982年提出的,主要用于估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来很多学者将其用于研究某个经济或非经济现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本模型的运用主要是参考:陈智远(2001);孙林等(2003)。
参考文献:
[1]Feder.G.On Expoas and Economic Growth[J].Joum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2,(12):59-74.[2]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1,(05):46-51.[3]郭红珍,张卉.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资源配置行为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3,(04):19-24.[4]连平等.21世纪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机遇、策略、管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5]孙林,王启仿.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供给角度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03):35-39.[6]袁春晓.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服务特征研究[J].管理世界,2003,(07):127-135.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2007级博士生 赵永清 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 沈江 来源:
《金融纵横》2009年第2期
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当局为防止我国经济受其负面影响,出台了多项经济刺激计划,我国商业银行也因此超常向市场投放信贷,这一行为导致信贷风险过多堆积和聚集。2010年后,我国当局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后,出台了多项监管措施,如存贷比限制、资本金约束等,以此来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控制和限制,于是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受到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同业业务随后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规避监管和套利的主要工具,其规模开始迅速增长,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也随之增加,最终在2013年6月爆发了“钱荒”事件。
本文旨在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规模对其盈利性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上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商业银行对待同业业务的态度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策略,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同业业务是银行与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业务。当前,研究同业业务规模对商业银行盈利性影响的相关文献甚少。但对同业业务的发展及作用、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在同业业务发展动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单湘莉(2013) 指出,同业业务的作用起初是管理银行的流动性,但由于其既可降低存款和资本约束,又可增加收入来源,从而发展成为规避监管和增加盈利的工具。
此后,陈一非、廖为鼎(2014)进一步指出,我国利率不断市场化、金融机构保持竞争优势、不同机构的资金融通需求以及规避监管的动机是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开始迅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在同业业务功能研究方面,国外学者Giulia Lori等(2006)指出,同业市场可以帮助银行分摊风险,但也不排除有传染风险的可能性。此后,Christian Upper(2011)、Massi- miliano Affinito(2012)相继发表文献验证了这一结论。
国内学者肖崎、阮健浓(2014)通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业业务有助于银行之间流动性的相互调剂,会给银行带来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增长点,但由于同业业务在同业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和同质性,银行又往往使用高杠杆及期限错配来赚取差额利润,于是也给金融系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和风险。
这些研究从宏观层面证明了目前同业业务在我国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在商业银行盈利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Nicolae Petria (2015)运用欧洲27国的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其盈利性受到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效率、业务多元性、市场竞争度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他学者,如Bogdan Capraru等(2014)选用中欧和东欧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主要有监管程度、税收制度等,微观层面主要有股权结构、 服务质量、营运资金的管理等。
国内学者从微观层面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周元珍(2004)从银行规模角度,论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最优规模,解释了我国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大却未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
董建伟(2011)从信贷规模方面,运用风险成本分析法论证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最优规模。
高畅(2012)从资产结构占比以及自身的盈利性两个角度介绍了银行贷款业务、贴现业务以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的盈利性。
李瑞等(2006)从资产流动性、安全性、资本充足性和经营效率的角度选取相应指标,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进行回归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孙鑫等(2014)从持股比例和股东性质两个方面研究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影响,以及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以上研究基本提到了同业业务对银行盈利性的影响,然而,尚未有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对其盈利性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引入同业业务规模的二次项以及时间固定效应,验证了同业业务规模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非线性影响。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为了得到更完整、准确的数据,通过Wind公开发布的财报信息,选取了16家在我国内地上市的商业银行2007 ~ 2014年的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
它们分别为:1拆出资金,指某银行向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出资金的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资产项, 在以下研究中为同业资产的一部分。2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指某银行在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放资金的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资产项,在以下研究中为同业资产的一部分。3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指某银行与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约定先买入对方资产并在未来某一时间卖出给对方的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资产项,在以下研究中为同业资产的一部分。4拆入资金,指某银行向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负债项,在以下研究中为同业负债的一部分。5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指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某银行存放资金的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负债项,在以下研究中为同业负债的一部分。6贷款总额,指商业银行最基本的贷款业务,对象仅为个人和企业,不包括同业贷款。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资产项,在以下研究中与同业资产并列。7存款总额,指居民和企业在银行中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总额。 在资产负债表上形成负债项,在以下研究中与同业负债并列。8资产总计,指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总额。9营业利润,指在利润表上未扣除其他利息和税的营业利润。10同业收入,指通过拆出资金、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而获得的直接收益。
表1为上述10组数据的描述统计,数据单位为元,每组数据涵盖了16家上市银行共340个观测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存在一定的统计难度,在340个观测值中存在少量缺失数据,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整体统计效果。
注:资料来源于Eviews8。
(二)数据处理
对商业银行而言,其盈利性与总资产、总负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因而研究商业银行盈利性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和负债项。常用的商业银行资产分类方法之一是按照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要求划分,如下页图左列所示。
但这样的分类并不能帮助本文对同业业务进行研究,因此,为了方便有效地研究同业业务规模,本文根据业务交易对象对资产进行了重新分类,如下页图右列所示:首先是银行之间及其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所形成的资产项, 称为“同业资产”;其次是银行和个人或企业之间的交易所形成的资产项,这里主要为贷款业务,因此称为“贷款资产”;最后是一些无法根据交易对象所分类的资产,如现金资产和固定资产等,称为“其他资产”。
对商业银行负债的分类,按照同一逻辑,根据业务交易对象,将其分为同业负债和一般存款。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的部分长期债券类票据,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营业利润而非净利润,即未扣除融资利息,因此不将其纳入考量。
在上述新分类原则的基础上,综合中国人民银行对同业业务的定义以及学者肖崎、阮健浓(2014)的研究,本文根据以下公式变换得到新的数据:
最后,运用新的资产分类法对最初数据进行变换,得到如表2所示的几组变量,后续研究将主要围绕这几组变量来进行。
四、实证模型的构建
面板数据的基本模型一般有三个:
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其中常数项不随时间和个体的变化而变化,系数也不随个体的变化而变化。
变截距模型:常数项随时间或个体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该模型,可根据常数项的变化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分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
变系数模型:常数项变化的同时,系数也在变化。
对第一个模型即公式(5)而言,目前还难以判断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是否存在个体效应或时间效应,需做进一步验证,因此该模型不适用。
对第二个模型即公式(5)而言,假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存在个体效应,即剔除所有研究变量对盈利性的效应, 不同银行的盈利性不尽相同并不随时间改变,其原因可能是其战略选择不同,或是品牌影响力不同等。第二个模型同时假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存在时间效应,即不考虑所有研究变量对盈利性的效应,每家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在某一时期存在相同的效应,这一效应随时间的不同而改变。其原因可能与整体经济环境相关,在某一经济环境条件下,商业银行存在一部分相同的盈利能力。
对第三个模型即公式(6)而言,假定同一个解释变量在不同个体中即不同银行中对被解释变量营业利润的效应不同,这需要更大容量的样本数据,在操作中难以实现,因此, 该模型亦不适用。
综合上述不同因素,第二个模型较为合适。其中,判定其个体和时间效应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则有待继续验证。 因此,如公式(7)所示,根据第二个模型设定同业业务规模对盈利性影响的模型:
将公式(7)左右两边同乘Total Asset之后得到下列公式:
根据类似原理,选择公式(5)变截距模型验证同业资产价格和同业资产规模的关系: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同业业务规模对盈利性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另外4种非线性的情况,来验证同业业务规模对盈利性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
其一,笔者引入了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二次项,来验证其对盈利性非单调的影响,如公式(10)所示:
其二,笔者引入了同业资产和贷款资产的乘积项,来验证同业资产规模在不同贷款规模水平下对盈利性的影响,如公式(11)所示:
其三,笔者引入了同业负债和贷款资产的乘积项,来验证同业负债规模在不同贷款资产规模水平下对盈利性的影响,如公式(12)所示:
其四,笔者引入了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乘积项,来验证同业资产规模在不同同业负债规模水平下对盈利性的影响,或者同业负债规模在不同同业业务规模水平下对盈利性的影响,如公式(13)所示:
考虑到上述模型同时包含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在分析时存在一定复杂性,为了更简便和直观地研究同业业务规模对盈利性的效应,本文进行一阶差分,将并非为本文考查重点的个体效应消除(差分过程在此省略)。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3和表4显示了八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这些回归涵盖了同业业务以及其他相关变量对商业银行营业利润线性、非线性以及不同变量之间互动性的影响。
表3中回归(1)的结果显示,这4个变量对营业利润的线性影响极为显著。同业资产和其他资产对营业利润有负面的影响,同业负债和贷款资产对营业利润则有正面的影响。但整体拟合度较差,根据R2显示,拟合度仅为26.9%。因此笔者怀疑是否遗漏了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或者存在时间固定效应,亦或存在变量对营业利润的非线性效应,其具体检验将在之后的回归组别中进行。
在已知一般存款对营业利润有影响的前提下(吸收存款水平越高,所支付的利息成本越高,则营业利润越低),在回归(2)中先引入这一变量,目的是检验一般存款是否为遗漏的控制变量。根据结果显示,一般存款对营业利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符合前文推测。但是拟合度并未显著提升,仅为27.8%。同时,同业负债、贷款资产和其他资产显著性水平大幅度降低。通过观察发现,这是由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变小以及标准差增加导致的。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可能是一般存款的水平与这三个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因此这三个变量对营业利润的一部分影响被转移到一般存款变量上,最终导致其显著性水平大幅降低。考虑到这三个变量能够基本包含一般存款对营业利润的影响,同时又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变量,因此舍弃第(2)组回归。
笔者认为上一组回归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能的控制变量, 因此排除遗漏控制变量的假设,所以在第(3)组回归中进行时间效应的检验。
首先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P值小于5%,因此拒绝随机时间效应的原假设;然后根据Likelihood ratio检验结果,P值几乎为零,表明固定时间效应显著。因此在第(3)组回归中引入固定时间效应,即不考虑所有研究变量对盈利性的影响,每家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在某一时期相同,并且这一效应随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但不随个体(商业银行)的变化而改变。其原因可能与整体经济环境相关,在某一经济环境条件下,不考虑各家银行战略、品牌、资产负债水平和结构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消失,因此平均瓜分市场,盈利性达到相同水平。这样的盈利性水平是与市场容量和经济条件相关的,因此其效应在检验中的结果显示为固定而非随机。
注:资料来源于Eviews8;**和*分别表示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变量下方的数据为标准差,不同统计量下方的数据则为相应P值。下同。
在引入固定时间效应之后,各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小幅度降低并且保持显著,拟合度也由27.8%大幅度提升至59.7%。 但是贷款资产的显著性水平小幅降低,由5%跌至10%,这是由其系数的降低所导致的。
相比较第(1)组回归,第(3)组回归的拟合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证实了存在固定时间效应的假设。但是考虑到贷款资产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降低,以及拟合度仍旧不是非常高,笔者将在第(4)组回归中进行非线性模型的检验。
首先引入的是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平方项。根据结果显示,几组变量的系数均为显著,特别是贷款资产变量也由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升到5%左右,拟合度也由59.7%上升至61.9%。 贷款资产的系数相比较上一组有了小幅上升,其他资产对盈利的影响则小幅减弱。同业资产不再对营业利润产生线性影响,虽然仍然是负面影响,但影响大小与同业资产规模本身所处水平相关,图形为开口向下抛物线的右半段。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影响相比较前几组回归则有了较大的变化,影响大小以及方向都与同业负债规模本身所在水平相关,营业利润先随同业负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后随同业负债规模的增加而减小,其图形为一个完整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在第(4)组的回归中,证实了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影响与其自身规模相关。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这两个变量对营业利润的影响可能也与其他变量所处水平相关,所以在随后的几组回归中将引入不同变量间的交叉项。 考虑到其他资产中涉及大量固定资产,其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大幅度变化,因此推测同业业务的规模水平与其相关性不大。所以在随后的回归中,只考虑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贷款资产的相互影响,具体如表4所示。
在第(5)组回归中,首先检验的是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互动效应。根据结果显示,交叉项显著,表明同业负债和同业资产对营业利润的影响与彼此所在水平相关:同业负债越大,同业资产对营业利润的负面效应越大;同业资产越大,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正面效应较小。但是贷款资产的显著度由5%降至10%,拟合度也小幅降低。相比较表3中第(4)组回归,其回归效果略微变差。
在第(6)组回归中继续引入同业资产和贷款资产的交叉项。结果显示,拟合度由表3中第(4)组回归的61.9%上升至64.4%,交叉项也显著,表明同业资产越大,贷款资产对营业利润的正面效应越小。但是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在引入了这一交叉项之后,显著性消失。这主要是因为其系数的绝对值大幅降低,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与交叉项存在较高相关性,其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被转移。综合上述因素,由于存在较多不显著变量,笔者决定舍弃第(6)组回归。
在第(7)组回归中引入最后一组同业负债和贷款资产的交叉项。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显著,表明同业负债越多,贷款资产对营业利润的正面影响越小;或者贷款资产越多,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正面影响越小。在拟合度方面,这组的结果较表3中第(4)组回归稍低,但大致水平相当,都为61% 左右。综上所述,回归效果与表3中第(4)组回归旗鼓相当。
到目前为止,在讨论过的七组回归中,第(4)组回归和第(7)组回归综合效果最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第(8)组回归,以综合上述两组的变量,希望获得一个最优模型。然而考虑到变量较多,这样就需要更大的样本容量,也容易发生共线性问题,因此在甄别之后决定在这次回归中剔除同业资产的二次项,原因是同业资产对盈利性的影响在第(4)组回归中的本质还是单调递减,与线性单调递减区别不大,因此将它剔除对整体影响不大。
第8组回归结果显示,在综合引入了(4)和(7)的变量之后,拟合度几乎没有变化,但同业负债的平方项和同业负债与贷款资产的交叉项显著性消失。这是由于两变量都含有同业负债项,相关度可能较高,因此出现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所以结果不显著。综上所述,舍弃第(8)组。
综合以上八组回归来看,第(4)组回归效果最佳,第(7) 组次之。虽然第(5)组综合回归效果较前两组较弱,但整体模型较为显著,并且其包含的交叉项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因此后续分析将综合这三组回归,以第(4)组为主,第(5)组和第(7)组为辅。回归(4)、回归(7)和回归(5)的相应模型如公式(14)至(16)所示,由于个体效应在一阶差分后被消除,其时间效应也非本文研究重点,因此为了简便起见,在此不代入具体数值。
最后,回归(4)在统计上的高显著度说明理论模型得到了真实经济数据的验证,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同业资产整体对营业利润会产生负面影响,其大小与本身规模和同业负债规模有关:同业资产本身规模越大,对营业利润的负面影响越大;同业负债规模越大,同业资产对营业利润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临界点之前营业利润先随同业负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之后随同业负债规模的增加而减小;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影响也与贷款资产规模所在水平相关,贷款资产规模越大,同业负债对营业利润的正面影响越小。
贷款资产对营业利润的影响与同业负债所在水平相关: 同业负债越多,贷款资产对营业利润的正面影响越小。
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和贷款资产规模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过多的同业业务会削弱任何对营业利润有正向影响变量的效应,也会强化任何对营业利润有负向影响变量的效应。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本文构建的模型及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1.同业资产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利润的负效应
同业资产规模的扩张虽然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少的会计利润,但由于其利润率比一般贷款业务低,并且其价格会随其规模的增加而进一步降低,同业间的融资行为实质上是在耗损银行现有的可贷资金,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行为。因此,“同业资产的扩张可以为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一观点只是一种假象,事实却是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利润正随着同业资产规模的扩张逐渐被耗损。
2.同业负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利润的非单调影响
适当的同业负债规模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一定量低成本的资金,但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这些低成本资金将不再便宜,其价格将会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上升,最终将会超过银行社会存款资金的价格,从而开始耗损其经济利润。因此,同业负债规模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经济利润的影响是非单调的,即存在一个临界值区分其对银行盈利性的正负效应。
(二)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同业业务应该回归其最初的本质作用,即流动性管理。根据前文的分析,同业资产规模的增长之所以对银行经济利润有负面效应,是因为银行将其作为一种盈利性产品并将其大力发展,最终在会计利润增长的表象下直接导致经济利润的耗损;同样,同业负债规模的增长之所以会在起初对银行经济利润有正面影响,是因为银行通过其获得了一定量的低成本可贷资金,通过超额利差获取额外利润,但其过度的增长也会对经济利润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可见,通过同业业务管理适当规模的资金头寸的确可以帮助银行增加利润,但如果将其视作一款盈利性产品,则会适得其反。
因此,从银行盈利性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应该正确认识、慎重发展同业业务,将其回归到流动性管理的本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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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农业技术水平,我们在这里选取农业机械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选取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这两类总量的指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的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农民收入的指标方面。这里选择人均纯收入指标,即家庭总的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转化为人均的纯收入。(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sizl/baipsh/2005.htm)。
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有效贯彻这一原则,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法》(我国的《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期间分别于1999年12月25日2004年8月28日和2005年10月27日三次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之后7年多时间再没有修订。)的决定。《公司法》修正案已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新公司法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从修改内容、主要影响和应对措施三部分解读其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
一、公司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改公司法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减轻了投资者负担,便利了公司准入,为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公司法修订主要包括12个条款,涉及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等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出资等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二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
三是减少对市场主体自治事项的干预,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二、新公司法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的主要影响 公司法的再度修订,作为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为投资者投资创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将该交给市场的交给了市场。但在整个社会诚信基础还尚待建设的情况下,也将对商业银行经营,特别是信贷业务产生重要影响。
(一)公司注册条件放宽了,但是银行调查、审查、贷后管理责任和难度加大了。
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逐步弱化了资本在公司成立、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企业的注册资本是企业经济实力的体现,注册资本登记方面带来的改革将尽一步考验银行甄别客户的能力。现行公司法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分别有3万、10万、500万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而新公司法实施后,除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这些限制都被取消,加大了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和成本,势必对银行客户营销管理、信贷业务理念造成冲击,对银行信贷客户分类、准入、评定信用等级以及风险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商事登记事项和手续简化了,造成企业信息与银行信息不对称,增加调查、审查难度。
新公司法实施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事项不再记载于公司营业执照上。公司营业执照所能够反应的企业信息越来越少。势必造成银行在调查、审查过程中与企业登记信息的不对称,调查、审查难度增加。
(三)取消验资手续,银行对企业注册资本到位情况失去有力依据,同时结算账户也将面临大幅减少。
新公司法实施后,减少了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主体自治事项的干预。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公司登记时,取消验资报告。因此,在方便企业注册登记的同时,使得银行对注册资本到位情况失去了有力的依据。此外,验资报告的取消,使得银行还将面临验资账户等结算账户的大幅减少。
(四)后续公司注册体制改革,对银行信贷业务调查、审查的实效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步公司注册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工商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目前已在广东、天津等省市试点。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改革营业执照制度。使营业执照成为单纯的工商主体资格凭证,不再是经营资格的凭证。即营业执照中不再表述经营范围;二是工商主体资格等级与经营资格许可各自独立进行,经营资格许可不再作为工商主体资格登记的前置条件;三是放宽工商主体经营范围的行政管理;四是住所与经营场所各自独立的登记管理方式。这项制度改革将增加我行信贷业务的调查、审查难度。
1、行政审批后置,加大了我行信贷业务调查、审查的专业性。改革前,行政审批为申领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我行在调查、审查中只需查验公司经营项目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和期限内,风险相对较低。改革后,行政审批均为后置审批或监管。因此,要求我行在调查、审查过程中,提高业务的专业性,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行政许可,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如果企业未取得行政审批或许可,擅自经营,则会受到罚款、停业等行政处罚,影响我行信贷资金安全,因而调查、审查难度加大。
2、经营场所虚化,调查难度加大。
改革后由于商事登记部门不再收取场地租赁或产权等相关凭证,并允许多公司共用同一地址,可能造成虚假地址登记等问题。而企业住所或经营地址不仅是我行信贷业务调查的重要因素,也是民事诉讼中确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求我行在调查过程中加强对企业住所或经营地址的实地调查能力,加大了调查难度。
三、面对新公司法银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迅速转变思想,快速对接新公司法,与时俱进,转变管理理念。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的概念逐渐被弱化。注册资本已经不是对公司实力判断的主要依据了。银行应当高度重视新《公司法》体现的立法精神及其价值取向,重新审视自身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把对公司客户的信贷论证及其管理从传统的资本信用基础转变到资产信用基础上来。银行信贷安全应着眼于公司履行义务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更加关注实质的、可以变卖的真正可以用于债务清偿的资产,而不必过于看重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实缴情况。银行要从自身债权及经营安全考虑,对信贷客户分类、准入、评定信用等级以及客户营销管理等制度要求及时调整。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要规定适宜的资本额度来选择客户,对债务人严格规定相关义务,借以实现新的权益平衡。建议在调查、审查过程中迅速转变思想,要从传统的资本管理向资产管理转变,相对弱化对企业资本的调查、审查,注重对企业实际控制的,可用于清偿银行债务的有效资产的调查、分析。
(二)通过社会各种征信系统了解公司客户的信息披露、诚信情况。信贷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要及时掌握公司资信情况,不能仅依赖公司提供的报表、材料和一般的走访询问,动态通过工商登记资料、产权登记部门资料等多渠道加强客户管理。
1、充分利用现有的征信系统来了解客户信息,包括人行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收帐款质押登记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工商局网站、税务局网站、产权交易部门网站等。这里需要重点提示的是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通过系统查询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及企业主)的诉讼信息,能够准确掌握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和及时动态,以及涉及我行抵押资产的查封、冻结和诉讼情况。
2、关注工商部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配套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将修改。针对企业的登记备案、报告、资质资格等信息的公示,工商将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3、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运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将企业登记备案、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向社会公布,使其“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
(三)加强对公司章程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企业股权、股本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
银行信贷从业人员要关注新法学习,加大法律培训,熟知并掌握有关新规,严格业务依法合规经营。要严格法律审查,特别是更加关注公司章程。新公司法实施后,企业营业执照所能够反应的信息越来越少。但是,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公司章程就成为记录企业资本、股东、股本、公司治理结构等相关信息的重要文件。建议在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注重对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的收集、调阅和审核,加强对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记载要素的审核。
(四)严格对公司资产的调查、审查,通过合同条款的约束来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加速公司资本到位。
1、出资期限。《公司法》修改后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不再限制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改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因此在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
(1)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公司应执行。但若是监管部门,如银监会、人行另有规定,我们认为出于审慎的原则,银行在调查、审查该类公司时,也应注意公司是否执行了监管规定。如:小额贷款公司,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缴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如融资性担保公司,银监会令2010第3号《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为实缴货币资本。再如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令2007第1号《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也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2)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不能长于公司的运营期限。
(3)为保障银行债权,必要时可同过合同条款的约束,如信用发放条件、适用条件、承诺义务条款来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加速公司资本到位。如可约定:本笔信用发放的条件包括借款人股东认缴的资本足额到位;借款人、借款人股东承诺若借款人不能清偿任何一笔到期债务,借款人股东认缴的出资应即刻提前到位。若违反承诺,银行可采取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等制裁措施。
2、出资额。《公司法》修改后取消了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且取消了对首次出资额的限制。因此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1)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出资另有规定的,公司应执行。若是监管部门对公司出资另有规定的,出于审慎的原则,银行在调查、审查该类公司时,也应注意公司是否执行了监管规定。
(2)为保障银行债权,必要时可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来约束公司的分红,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如可约定:在公司资本未足额到位前,若公司盈余分配红利,借款人、借款人股东承诺将红利直接转为资本金,提前缴付。
3、出资方式。《公司法》修改后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取消了原先货币资金不得低于30%的规定。因此在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
(1)关注公司注册资本构成中有效资产的比例。如果股东认缴的出资中货币、房产等有效资产比例低的,则应审慎介入。
(2)对资产的价值,银行作为债权人享有评估请求权。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如果借款人的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且未评估,银行认为股东出资不实,可请求法院进行资产评估(第九条)。如果评估价额低于公司章程所定金额,银行作为债权人可要求股东在应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在银行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可由银行准入的,且得到企业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入账。
4、验资。《公司法》修改后取消了公司登记时须提交验资报告的程序,降低了企业的注册成本。但是无须验资,并非不可验资。做为债权人的银行可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果公司的资产权属不清晰,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交专业机构的验资报告。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处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五)加强对公司股东的监控,运用法律手段维护银行债权。
银行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公司有违法、违背其公司章程及违约事项,银行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通过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通报,借助网络手段查询、冻结失信被执行人资产,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撤销权、代位权等及时依法维权。
1、强化合约管理,利用借款合同、合作协议等有效法律文件,保障我行合法权益。
建议在信贷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对涉及公司实收资本、股本、验资等新公司法中相对弱化的有关信息,我行可与企业协商,按照我行现行信贷制度要求在借款合同、合作协议、监管协议等有效法律文件中增加限制性条款或约束条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我行合法权益,保障信贷资金安全。
2、积极运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或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保障银行债权。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滥用权利,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在必要时可通过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利益。
3、积极运用《公司法》解释三等多项打击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规定,维护银行债权。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各国的立法者都规定了一系列的资本规范法律,学者们将其归纳为“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原则。我国现有法律对打击股东破坏资本三原则的规定有:
1、“两虚一逃”罪。《刑法》第158、159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股东抽逃出资罪应明确仍旧适用。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还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六)积极追索未尽勤勉义务的公司高管、董事的责任,维护银行债权。
1、《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管、董事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有此种情形,银行可积极协助企业索偿,同时约定索偿所得优先用于归还贷款。
2、积极追索公司高管、董事在股东出资中未尽勤勉义务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等。
(七)加强与地方性的工商、税务、产权登记等职能部门的联系,加大营销力度。
新公司法取消了企业注册验资手续,取消了审验和验资报告。对商业银行来说,除了无法通过验资报告了解企业资本到账情况外,企业也不需要在银行开立验资账户,因此我行法人结算账户数将大量减少。因此,建议加大对辖内工商、税务、产权登记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营销力度,特别是工商部门,从源头入手,了解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和账户开立信息,拓宽账户营销渠道。
(八)加大贷后管理工作力度,有效化解注册资本不到位带来的信贷资金风险。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8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税收体制等等。经过比较分析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等变量对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税收,其次是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发现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GDP两个因素,并且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地位。最后本文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税收;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一国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基本保障,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及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凡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国家各项收入得以实现的物质保证。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通常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其次,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研究财政收入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收入,此外还有政府其他收入和基金收入等。同时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规模还受到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就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制定我国的财政收入计划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是建立回归模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回归方程的效果肯定不会好;而考虑过多的变量,不仅计算量增大许多,而且得到的回归方程稳定性也很差,直接影响到回归方程的应用。通过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等。
(1)税收:税收具有征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2)国内生产总值:会促进国民收入,从而会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量,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通过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进而拉动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
(4)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为源,使用了1981年―20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数据真实可靠。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做取对数处理,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排除以往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更精确模型,分析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2、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财政收入Y(亿元)为因变量,税收X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X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3(亿元)、以及就业人数X4(万人)4个经济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函数,即
InY=C+C1InX1+C2InX2+C3InX3+C4In
3、模型的分析
利用E―views对上述基本模型进行OLS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其中:所有方程括号内均为t值,R2=0。991156 F=672。4216
首先,由于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刺激GDP增长,间接使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就业人数的上升明显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财政收入一般和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呈正相关关系,即C1至C4应该均为正值。而且财政收入中税收应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C1的数值应该比较高。上面模型得到的C1和C2都为正符合经济理论,但C3与C4却为负与经济理论相悖。其次,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4。596、4。353、2。153、―4。304。在显着性水平为0。05时,t(29―5) =2。064,可见它们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显着的。再次,模型的F值为672。4216,在显着水平为0。05的情况下, F(4,25)=2。76,所以拒绝方程不显着的假设则回归方程显着。由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税收水平高低,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大小是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可决系数R2=0。991156,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即我国的财政收入可以很好地被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来解释。
4、模型的修正
首先根据向后剔除法我们将回归模型剔除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结果如下:
财政收入不仅受税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GDP又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模型中变量lnX1通过了t检验且C1值较大,说明税收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绝对地位。尽管C2的t值没有通过检验,可能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固有的惯性、模型设定的偏误等原因所导致。因此lnX1与lnX2仍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为InY=0。5377+0。8555InX1+0。0797InX2的值也很高,这样得到财政收入模型的形式变得更为简洁,拟合的效果又好。
5、模型得到的结论
(1)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很明显,即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因素。lnX1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税收弹性,即税收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8555%;lnX2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即GDP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0797%。可见税收变化相当影响财政收入的变化。
(2)两个弹性系数之和为0。9352,与1非常接近,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3)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财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这样的税收手段,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三、相关对策分析与建议
(一)财政收入与税收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和税收收入
目前,我国的税收已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税务部门要大力组织税收,确保国家税收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
2、加强税费改革、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各项税收政策
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运行产生调节作用。进行税费改革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政府收费全部改为征税,而是要将两者之间的比例保持在合理的区域范围内。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二)财政收入与GDP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保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并促进共同增长
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首先要使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于GDP的增长;其次,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基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几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财政政策,才能确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化。因此保持财政收入和GDP的共同增长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宏观财政政策做后盾。
2、扩大GDP总量,提高财政收入
GDP的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条件,财政收入的增长有赖于GDP的增长的同时也会受到GDP增长的约束。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依赖于投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但是投资、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并受制于消费,因此应减少投资需求的膨胀,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来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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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海涛。中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摘要: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山东省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与浙江省相比存在显著的不同,并且山东省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相较于浙江省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山东省应该特别是从制度的角度,即完善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完善金融制度改革、合理对待外资企业3个方面加大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对山东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作用。
关键词:山东省
居民
可支配收入
企业家
人力资本结构
一、引言
目前现有文献大多数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提出激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建议和对策。如张小蒂、赵榄从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研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丰富程度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小蒂、姚遥()集中于探究民营企业家才能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张小蒂、赵榄(20)研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与居民富裕程度的关系。严维石(20)着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棘轮效应。曾庆学()建议从企业家人力资本配置市场化等机制来创新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唐国华(年)对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及作用进行论述。
在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上,目前国内只有张小蒂、赵榄()的研究涉及这一方面。笔者在阅读以上论文的基础上,将山东省企业家人力资本按照其所在的部门,得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三种公司类型相关数据,分析以上3个变量与山东省经济产值之间的计量关系;最后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政策。
二、山东省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浙江省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较
1.数据的获取
在数据的取得上,为了使研究具有代表性,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分为国有企业家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外资企业家人力资本,其相关的人力资本存量以相对应公司类型每年年末的数量来表示,其中,在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占到绝对比重,所以在本文中以个体私营企业家人数代表民营企业家人数。山东省经济增长指标即为每年的山东省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并以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居民富裕程度采用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图4
浙江省与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图1,可以知道从―20,浙江省的国有企业占比除了之外,基本上都是稳定在1%。山东省在20国有企业占比接近3%,从2006年至下降至2%,至年基本稳定在2%左右。由图2,从2006―2011年,浙江省和山东省的民营企业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占比都是在60%以上,20民营企业比例达到了70%,在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占比在70%以上,山东省民营企业比例最高时达到65%。由图3,山东省和浙江省外资企业数量占比走势基本一致,另外浙江省相对山东省的外资企业比例要高一些。
由图4,浙江省与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分别约为1.3、1.4、1.7,以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最大,以两省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最低为1.3左右。
3.计量模型分析
以下就山东省―2011年GDP与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家人数占比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首先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发现GDP(以为基期)和国有企业家人数占比、民营企业家人数占比及外资企业家人数占比都是稳定的。计量回归方程为:
其中Y代表山东省生产总值,G代表山东省国有企业家人数占比,M代表山东省民营企业家人数占比,W代表外资企业家人数占比。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93%,其中M和W通过了9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此模型中,G对Y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80%。在目前的山东省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相对国有企业来说较小,但是外资企业数量的增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从图3我们可以知道,从2006年―2011年,我省的外资企业数量也确实在不断下降。所以,可以得出,在山东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假设企业家的人数是一定的,分配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去的企业家人数越多,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越有利于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
三、相关政策和建议
1.完善国有企业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增强国有企业在提高居民富裕程度上发挥作用,归根到底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从产权角度上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从表面上看源于产权不明晰、没有人格化,这导致企业职工责任不明,缺少生产积极性,也不会努力去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没有得到承认和应有的`重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家的创新和冒险精神是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立足的重要的因素,企业家的管理组织能力是维持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动力。所以应该给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充分的重视,充分保护企业家的入力资本产权,使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整体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行,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在收入分配上,可以采用包括年薪制、职工福利、奖金、股权和股票期权多元化方式。
2.完善金融制度改革,为企业家成长创造环境
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中的民营企业家丰富程度对地区居民的富裕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提升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提高居民的财富总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是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我省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无形中对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形成了抑制阻碍,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间接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山东省应该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积极促进民间资本流通的健康稳步发展,创造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环境,不断加快民营企业的数量增长和民营企业发展质量提高,促进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
3.合理对待外资企业,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
外资企业家能在生产技术方面产生技术外溢或者是直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外资企业家群体的示范,在短时间内可迅速提升地区的整体产业结构,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绩效的提升。其次,如果某一区域内外资企业家人力资本占优势,则客观上会形成对民营企业家一定程度的“挤出”和“替代”,容易造成当地财富的某种“漏出”,进而使得外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富民效果有所降低,不利于本地居民财富的较快增长。因此,在政策上和相关制度上,政府应该考虑逐步消除引进外资中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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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银行业解除严格管制的浪潮中,美国商业银行分业监管的藩篱被彻底打破,日新月异的金融产品创新极大地拓展了非利息业务范围,非利息收入的提高达到了高潮。从收入结构上看,非利息收入占比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43%左右,其中以托管与清算业务著称的纽约梅隆银行2007年非利息收入占比竟高达79.70%[1]。
目前,国内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非利息收入的前提之一就是提高非利息收入有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绩效,但这一前提现在尚缺乏充分有利的证据支持。通过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营业指标的实证分析,并从财务成本的角度来阐释非利息收入和商业银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规律,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非利息业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发展现状
1.1 非利息收入稳步上升,但占比依然较低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仍处在初级阶段,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下,许多非利息收入业务得不到全面开展,同西方商业银行相比非利息收入占比依然较低。如表1所示,国有控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近三年增长显著,逐渐超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占据领先优势。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和交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都超过15%,中国银行达到了29.93%。[2]
/%
数据来源:根据各上市银行2007—2010年年报统计整理所得。
1.2 各大银行开展非利息业务差异显著
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在非利息业务的开展及操作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国有控股银行凭借其强大的客户基础与广范的营销网络,在非利息业务开展上占据很大优势,非利息收入近几年表现不俗;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的差距却逐渐拉大,2010年国有控股银行非利息收入总计2 994.21亿元,比2009年增加521.64亿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总计525.60亿元,比2009年增加89.46亿元。各大股份制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招商银行2010年非利息收入143.01亿元,而华夏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只有17.19亿元[3]。
2 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很多,这里采用盈利性指标来反映银行在获取利润与成本控制方面的能力。通过分析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因素,最终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以非利息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成本收入比、资产规模和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
(1)为统一口径,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利息净收入。
2.1 基本假设
如果增加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能使银行收益率得到提高,则认为非利息收入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反之认为没有帮助。故假设: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和盈利水平是正相关关系。
2.2 模型的构建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因为是考察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对绩效影响的整体情况,并非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考虑变截距模型。回归方程如式(1)所示。
式中ROEit是第i家银行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NIIRit是第i家银行第t年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CIRit是第i家银行第t年的成本收入比;Ln(ASSET)it是第i家银行第t年的资产规模;GDPt是第t年的GDP增长率;εit是随机误差项。
EViews6.0直接运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国有控股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Hausman统计量为16.51和12.86,均大于卡方临界值,Prob.值也都小于0.05,两样本组都拒绝原假设,因此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实证分析对象,具体包括5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观测期从2003年至2010年,观测数据主要来源于16家上市银行2003—2010年年报。
2.3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中,2005年之前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一度高于国有控股银行,但从2006年开始,国有控股银行的NIIR均值大幅增长,在2006年超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后,其领先态势就一直延续到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各上市银行2003—2010年年报统计整理所得。
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2.4.1 模型回归结果
表4中,R2为0.861 686,拟合程度比较理想。NIIR、Ln(ASSET)和GDP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有控股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受非利息收入占比、资产规模和GDP增长率的显著影响,成本收入比显著性不大,与净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性。NIIR的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与国有控股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有助于改善国有控股银行的盈利水平,和之前的假设是一致的。
表5中,R2为0.628 875,拟合度略低。NIIR、CIR和Ln(ASSET)通过T检验,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和资产规模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显著;从系数上看,CIR的系数为负,表明成本收入比与股份制商业银行ROE负相关;NIIR的系数也为负,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不仅没有对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抑制作用,这和国有控股银行的回归结果恰好相反。
2.4.2 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中,国有控股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国有控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净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却和净资产收益率呈负向关系。下面从成本(业务及管理费)角度来探究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导致净资产收益率降低的原因。
银行利润表中的营业支出包括四个部分: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和其他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和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支出的份额较低,也不是商业银行成本控制的重点;而业务及管理费大约占到银行营业支出的70%,但凡无法摊销到某种产品上的成本支出都要计入业务及管理费中[4]。业务及管理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很难被具体分摊到某一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在某种意义上业务及管理费又具备固定成本的性质:在一定范围的业务量内,支出总水平是不变的。因此,商业银行控制业务及管理费的能力会极大地影响到其收益率水平。
图1、图2分别显示了国有控股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2010年非利息收入增长速度和业务及管理费增长速度。可以看到除2005年和2006年,国有控股银行其余年份的非利息收入增长速度都大于业务及管理费增长速度;而股份制商业银行除2007年和2008年,其余年份的非利息收入增长速度和业务及管理费增长速度相差不大。这表明国有控股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引发业务及管理费的大幅增加,而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却是靠增加业务及管理费的投入来实现的。因此,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很难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带来更高的收益率水平。
2.5 结论
对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国有控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净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引发业务及管理费更大幅度的增长,进而使盈利水平出现下降。简言之,一味追求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却不考虑成本费用的增加,最终只能是无效的增长。商业银行在提高非利息收入时,一定要注意控制经营成本,才能最终实现利润的有效增长。
3 进一步拓展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对策
鉴于成本和风险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的整体目标是:在成本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增加非利息业务的种类,合理调整非利息业务结构,适时有效地提高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下面就进一步拓展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提出对策建议。
3.1 优化调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业务结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支付结算和担保承诺等业务。这类业务办理程序比较简单,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对银行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要求也不高。但该类业务的单笔利润很低,只是依靠数量上的自发性增长提高收益水平,可视为一种被动增长。若不切实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从被动变主动,非利息收入之后的提高必将遇到瓶颈。
因此商业银行应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将重点转向顾问与咨询业务,如理财顾问、投资咨询、企业收购兼并的财务顾问和融资安排等。这类业务单笔收益高、员工占用量少,不但能有效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人工成本。只是这类业务办理程序比较复杂,银行从业人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对员工综合素质的要求很高。所以商业银行还应重点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打造复合型、全能型团队加强人才储备,及时有效地开展该类业务。
3.2 基于传统业务的客户资源和营销渠道,创新营销模式
基于国有控股银行的经验,非利息业务处在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一是要依靠传统信贷客户资源和物理网点拓展非利息业务营销。商业银行通过多年的存、贷业务和众多客户建立了密切联系,客户也对商业银行具备了一定的品牌认知度和依赖感。银行若能充分利用既有的客户关系,不但可以在数量上使非利息业务再上新台阶,更节约了搜寻新客户、挖掘潜在客户的成本。实际操作中,除传统的营销方式外,银行还可深入挖掘客户的需求和潜力。
二是创新营销模式,即银行通过深入挖掘客户价值积极构建特色营销模式,从根本上提高非利息收入。例如招商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充分发挥其零售业务体系的优势,将信用卡与借记卡、网上银行等其他业务做渠道整合、交叉营销,降低营销和服务成本;同时利用渠道特征细分客户,针对性地提供不同服务,提高用户交易额。[5]
3.3 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树立特色品牌、产品及业务
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打造银行特色产品、业务及品牌是从根本上提高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有效途径。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并进行信用创造的特殊企业,同时也通过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金融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创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等都对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创新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但大多存在同质性,彼此替代性很高,客户很容易投向其他银行。因此,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务必着力打造核心产品,树立自己的特色品牌,这样创新产品依托品牌影响力投进市场才更容易被客户接受。招商银行在我国从2002年发行首张信用卡开始,10年来其信用卡发卡量与盈利水平始终保持同业领先地位,俨然成为我国信用卡第一大品牌,以服务和创新为核心的品牌战略正是其成功的关键[6]。
3.4 加快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提升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具体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以商业银行作为母公司构建金融控股集团,即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另一种是单纯股权控制为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第一种模式中,商业银行处于统筹地位,可根据其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开展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业务,如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第二种模式中商业银行可依托金融服务平台整合优势资源,建立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赢利模式,打造全功能金融服务集团。
金融控股集团在我国还处在初期阶段,许多核心业务尚未完全放开,但是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机构布局的基本完成,商业银行势必会逐步在统一高效的信息化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和资本的有效运作,进而减少重复性劳动、节约成本,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效提升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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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银行业协会,普华永道.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0.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0:58—62
[5]张羽,李黎.非利息收入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吗?.南开经济研究,2010;(4):69—91
关键词:银行资产;金融控制;银行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29-0114-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金融业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核心,而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便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这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商业银行也快速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在其总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也面临着资产负债结构不均衡,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所以,如何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使其合理化,就成为众多银行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研究对我国商业银行业资产组合行为的控制,使其合理化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所运用的统计方法是似乎不相关的回归分析,以此来分析研究金融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业资产组合行为的具体影响,然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来提出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1 金融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的实证研究
1.1 模型的建立
首先来介绍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是Deaton和Muellbauer
在1980年提出来的(Deaton.A.,Muellbauer.J.1980),它是在Engle曲线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引入其价格变量之后的一个扩展。其主要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将其进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的行为,其最终的表达式为:
Si=ait/Wt=ai+jrijlnPtjt+biln(Wt/p*t)t
其中,Si是第i个资产份额;Pti为剔除价格影响后的资产回报率;lnp*t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复合的实际利率,对AIDS模型参数的理论限制使其满足可加性、齐次性和对称性。
1.2 AIDS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资产的结构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根据我国中央人民银行所提供的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提供整理的1999年6月~2013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包括我国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我国商业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的数据资料,共计169组数据,使用ER来代表我国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的超额准备金,GS来代表我国商业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LA来代表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用AIDS模型进行了模拟。用AIDS模型对三类银行资产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
根据上表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参数估计在1%的显著水平下其检验是有意义的。
第一列参数估计是指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变化对其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增加1%,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会减少1.2875;我国商业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会增加0.1686;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会增加2.1189,而且这三个影响中对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和贷款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是显著的,对我国商业银行政府债券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是不太显著的。
第二列参数估计是指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变化对其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影响,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增加1%,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在总资产中的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减少26.12%;我国商业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在总资产中的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减少2.87%;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增加28.99%,而且这三个影响中对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和贷款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影响是显著的,对我国商业银行政府债券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影响是不太显著的。
第三到五列的参数估计是本文选的我国商业银行这三类资产的收益率对这三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影响,具体来说,这三列的参数估计在1%的显著水平下其检验的结果是不太显著的,只有我国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利率、我国商业银行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分别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政府债券、贷款在总资产的比重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增加1%,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增加6.82%;我国商业银行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增加1%,我国商业银行的政府债券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增加17.83%;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增加1%,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就会增加98.35%。这三个估计结果中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中央人民银行的政策上,譬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而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购买份额也会相应的提高,同样的还有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比重的边际倾向的影响则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情况,随着贷款利率的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份额也会增加,这两种情况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原则。
综上所述,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中,贷款占有相当高的份额,超额准备金和政府债券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中的比重相对较小。
2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建立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估计,得出的主要结论有金融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比较显著。根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2.1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就目前情况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较为浓厚的政府行政运行的色彩。一个金融机构就是一级政府部门,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商业银行存在着一个依附于行政科层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结构中,里面的职员把追求层级的提升作为主要的动力源。
2.2 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
在加入WTO之后,金融竞争也将会是日益激烈,随着银行业开始进入微利的背景之下,如果银行没有在业务和金融工具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创新,还是坚持原来的业务或者经营理念,那么银行业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2.3 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积极防范风险
通过本文的实证部分,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相对比较单一,贷款地区分布不均衡,缺乏流动性,所以应该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和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而这个过程就需要确保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我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和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相应的监管成本,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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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效率研究[J].资本管理,2009,(7).
[5] 刘明康.新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中国金融,2009,(1).
[6] Yudistira,D.The Impact of Bank Capital Requiremnents in Indonesia[D].Working Paper,Loughborough university,2003.
2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建立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估计,得出的主要结论有金融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比较显著。根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2.1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就目前情况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较为浓厚的政府行政运行的色彩。一个金融机构就是一级政府部门,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商业银行存在着一个依附于行政科层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结构中,里面的职员把追求层级的提升作为主要的动力源。
2.2 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
在加入WTO之后,金融竞争也将会是日益激烈,随着银行业开始进入微利的背景之下,如果银行没有在业务和金融工具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创新,还是坚持原来的业务或者经营理念,那么银行业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2.3 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积极防范风险
通过本文的实证部分,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相对比较单一,贷款地区分布不均衡,缺乏流动性,所以应该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和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而这个过程就需要确保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我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和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相应的监管成本,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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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建立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估计,得出的主要结论有金融控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的影响比较显著。根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2.1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就目前情况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较为浓厚的政府行政运行的色彩。一个金融机构就是一级政府部门,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商业银行存在着一个依附于行政科层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结构中,里面的职员把追求层级的提升作为主要的动力源。
2.2 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
在加入WTO之后,金融竞争也将会是日益激烈,随着银行业开始进入微利的背景之下,如果银行没有在业务和金融工具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创新,还是坚持原来的业务或者经营理念,那么银行业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2.3 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积极防范风险
通过本文的实证部分,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相对比较单一,贷款地区分布不均衡,缺乏流动性,所以应该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和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而这个过程就需要确保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我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和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相应的监管成本,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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