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案件起诉书范文（精选10篇）
刑事起诉状 京门检刑诉（2012）第154号
被告人：任某，男，1979年10月12日生，身份证号码:***035，汉族，任北京某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一分公司司机，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门头沟区12幢102室。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10月19日被羁押，次日被拘留。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侦查终结，以任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月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2年月日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2年10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任某酒后驾驶一辆红色奥拓牌小客车（车牌号：京N012345）由北向南行驶至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门营环岛北侧路东时被设卡盘查的民警查获。经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任某血液检材中酒精含量为83.8mg/100ml，属醉酒驾驶机动车。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被告人任某的供述，证人梁某琦的证言，酒精检验报告，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车辆信息查询、车辆违法信息查询、北京祥龙公交出具的证明、户籍证明、到案经过。
本院认为，被告人任某，其行为触犯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检查员：代理检查员：
2012年月日
附：
1.被告人任某的讯问笔录
2.证人梁某琦的讯问笔录
近年来, 我国的贪腐犯罪一直处于高发态势, 且贪腐犯罪逐步呈现出“犯罪主体职务高, 犯罪金额数量大, 犯罪手段多样化”的特点。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 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1]而受贿犯罪则是贪腐犯罪中最为典型、常见的犯罪行为。虽然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一直采取严厉惩处的打击政策, 但是受贿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受贿案件“一对一”的特点使得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可能会严重影响司法人员对案件的处理, 阻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削弱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了提高受贿案件质量、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本文在分析翻供案件的特点、原因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针对翻供的应对之策。
一、翻供的含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原先做出的有罪供述, 进行无罪辩解或者推翻原来的主要犯罪事实, 足以影响量刑的行为。从内容上看, 翻供可以分为推翻全部事实的翻供和推翻部分事实的翻供;从阶段上看, 翻供可以分为侦查阶段的翻供、批捕阶段的翻供、审查起诉阶段的翻供和法院审理阶段的翻供。其中, 审查起诉阶段是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多发时期。
二、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内容
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形式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 否认职务之便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否认存在职务便利。如翻供称, 自己系技术人员, 无任何经手管理公务的职责。二是否认利用职务便利。如翻供称, 行贿人给其钱款系行贿人为感谢其而给的, 并非利用职务之便。
(二) 否认受贿款的性质
犯罪嫌疑人针对受贿款性质的翻供主要系辩称其从行贿人处收取的钱款系借款而非受贿款。
三、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影响
(一) 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
在对部分翻供案件的梳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主要会对案件处理结果造成如下影响:
1.公诉人未采信犯罪嫌疑人的翻供辩解, 案件获法院判决支持, 无诉判不一。
2.因犯罪嫌疑人的翻供而导致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即未认定相应的犯罪事实。其中, 相应的犯罪事实既可能是主要犯罪事实也可能是非要主要犯罪事实。而对主要犯罪事实的翻供可能导致公诉部门不认定相关主要犯罪事实。
3.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未采信犯罪嫌疑人翻供, 但因犯罪嫌疑人的翻供而导致法院未认定相应的犯罪事实, 出现诉判不一的情况。
(二) 对案件处理进程的影响
受贿案件案情比盗窃、抢劫等传统型案件的案情复杂, 同时, 受贿案件其本身的隐蔽性特征也导致办案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赖性较之其他传统案件强。一般来说, 受贿翻供案件均经过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或退回补充侦查程序。可见, 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诉承办人的工作量, 延长了案件的处理时间。
四、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
犯罪嫌疑人翻供有其内在的普遍性原因, 如犯罪嫌疑人的畏罪心理、侥幸心理、博弈心理、侦查人员取证不规范、同监犯交叉感染、律师违法办案等。但受贿犯罪因其本身的特殊性质, 又使得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翻供呈现出其个体的原因。
(一) 受贿案件主体特殊
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国家 (机关) 工作人员, 与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比, 这些嫌疑人的智商、文化程度较高, 社会阅历丰富, 拥有一定的职权和社会地位, 并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特别是某些犯罪嫌疑人可能本身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环节熟稔。因此在案发后, 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方面会利用自己的学识、智慧与办案人员对抗, 另一方面也会利用自己曾经的权力和人脉意图打通关系, 这些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翻供的条件。
(二) 受贿案件隐蔽性强
贿赂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行贿人一对一的场合下进行, 行贿受贿双方都不希望贿赂行为被其他人发现。同时, 为了逃避惩罚, 贿赂犯罪双方都会尽可能的采取隐蔽的犯罪手段。这使得受贿案件中, 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相对较少或者几乎没有。
(三) 行贿、受贿双方联系紧密
同样是“一对一”案件, 受贿案件与强奸等案件不同, 受贿案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被害人。受贿案件的双方行为人是利益共同体,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因此, 行贿、受贿双方行为人往往在犯案之时就会预先设计好应对策略, 达成攻守同盟。一旦达成同盟, 犯罪嫌疑人就会有了翻供的底气和信心, 因此犯罪嫌疑人会选择翻供, 以逃避罪责。
五、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对策
在上文中, 我们已经论述了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对案件会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 同时结合目前受贿犯罪的现状, 受贿翻供的成因, 应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 利用证据锁链制服犯罪嫌疑人翻供, 从收集证据入手, 夯实打击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基础
1.固定嫌疑人口供
受贿案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对一”, 因此, 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破案定案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 完善全程录音录像。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对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已经实现了全程录音录像, 这对于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 遏制犯罪嫌疑人翻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 “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以来, 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翻供率由原来15%左右下降为现在的不足5%, 对干警办案行为的投诉率也下降了15%。”但是在录音录像的过程中还存在干警讯问不规范等细节问题。因此, 在完善全程录音录像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要禁止录音录像资料缺少细节, 按规定录制讯问场所的场景和起止时间;二是要坚决杜绝讯问工作中出现不规范的行为, 做到衣着、举止、用语规范;三是讯问人员必须和嫌疑人保持合理, 不得与嫌疑人有不当的身体接触。
第二, 重视亲笔供证。在办理受贿案件过程中, 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后, 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书写亲笔供词或悔过书。主要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写清楚其犯罪的原因, 犯罪心理等主观方面的细节。这类细节一方面可以与其他客观证据相印证, 证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另一方面也会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而且, 相对于口供, 亲笔供证的证明力相对较高, 可以有效驳斥犯罪嫌疑人的翻供。
2.利用间接证据
受贿案件中, 在重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同时办案人员也应当充分收集间接证据, 使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在收集和审查受贿案件的间接证据时, 我们必须做到:真实、关联、完整、协调、排他。其中, “排他”是利用间接证据有效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最重要的方法。
“排他”是指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 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正确的结论。这就需要, 间接证据不仅要证明在最终结论是有根据的, 而且要证明其他任何结论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 它才能具有不可动摇的证明力, 证明案件事实。
(二) 加大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
针对目前受贿案件中行贿人易翻证的特点, 笔者认为, 可以改变过去过于依赖行贿人证言定案故对行贿人从轻、减轻甚至免于处罚的执法思想, 从行贿人入手, 促使行贿人认识到只有检举揭发受贿人的犯罪事实而达到立功条件才是减轻自身处罚的出路, 从而减少翻供翻证现象的发生。[2]在把行贿案办成铁案的基础上, 保证受贿案件迎刃而解。
(三) 完善信息互通机制
1.加强与监所部门的协调互通
利用监所部门与犯罪嫌疑人的接触优势, 一旦其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有翻供可能的, 及时提供给公诉部门, 尽量在让公诉承办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意图或心理波动。
2.加强与批捕部门的信息沟通
一方面通过捕诉衔接网上平台这一技术手段确保案件信息流通的快速和便捷, 尽可能使公诉部门的承办人在第一时间接触案件, 掌握相关线索, 及时启动追诉。另一方面, 指定业务骨干提前了解案情, 做好指导取证, 通过提前掌握案情, 在讯问前做好详细的讯问提纲, 力求在提审时用事实证据的分析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
(四) 加强对律师介入的引导及监督
新的刑诉法修改后, 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考虑到司法实践中, 律师介入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因此在新刑诉法的背景下, 在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前提下, 反贪部门和公诉部门也应当切实加强对部分敏感案件或重大案件律师介入的引导、监督。同时, 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 通过行业协会的监管等措施, 对律师收集证据进行指导和监督, 促使律师收集证据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参考文献
[1]丁镜.论我国受贿犯罪的现状、成因与防范[J].学术交流, 2011 (3) :67.
内容摘要：存疑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践行疑罪从无原则的一项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效提高了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但实践中在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把握上仍存在一些偏差，导致存疑不起诉适用不规范。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调查与分析，总结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具体表现和证据收集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提出如何正确把握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证据。
关键词：存疑不起诉 证据不足 证据标准
存疑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疑不起诉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证据，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笔者以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办理的存疑不起诉案件作为基本研究素材，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把握证据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实践表现
（一）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基本特点
根据下表可以发现，2007年至2011年间，存疑不起诉案件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34.8%。其中涉及的罪名达18个之多，基本上涵盖了刑法分则主要章节的内容，包括强奸、故意伤害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盗窃、诈骗等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等。虽然存疑不起诉案件罪名达18个，但是主要集中在强奸、诈骗、盗窃罪中。根据调查，这三类犯罪共计23件46人，占存疑不起诉案件的49.8%。
（二）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具体表现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第2项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是存疑不起诉的关键。所谓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是指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体和客体四个要件。四个要件中又具体包含不同的内容，笔者结合案例予以具体阐明。
1.证明行为人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
[案例一]赵某某因宅基地纠纷将其邻居张某某打伤，张某某在陈述中称赵某某用铁锹将其打成重伤。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中写明张某某的伤系钝器所致，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民警在现场没有提取到作案工具铁锹，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赵某某实施了伤害张某某的行为，并且赵某某也始终否认张某某的伤是其所致。
[案例二]周某某涉嫌寻衅滋事一案中，侦查机关找到被害人李某并让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但是在辨认之前办案人员将办案系统中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的户籍材料给被害人过目，而户籍材料中有周某某的照片，这导致后来李某的辨认笔录无法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而本案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周某某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
根据统计，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的案件多达20件33人，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案件中。上面两个案例是比较典型的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的案件，主要表现为：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足，即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或者侦查机关对关键证据的取证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该关键证据无法采信。
2.证明行为人有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
[案例三]张某涉嫌强奸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与被害人王某某在2007年3月份期间多次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张某某未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被害人王某某系幼女。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张某知道被害人的出生月份和日期，但不知道具体的出生年份。
因无法证实行为人有犯罪故意而存疑的案件有9件9人，主要集中在强奸罪中。主要表现为：证明行为人是否“明知”的证据不足。在案例三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张某是否“明知”王某某是幼女就成为本案的关键。而现有证据确实无法证实张某明知被害人系幼女。
3.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某种犯罪手段的证据不足
[案例四]2008年7月份，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殷某某深夜潜入李某家中意图盗窃财物，不料在盗窃过程中因孟某某碰到了李某家中报警器，遂被李某发现，后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持刀刺伤了李某。
犯罪手段是刑法规定的某些特殊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案例四是典型的转化型抢劫案，必须要求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但是现有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孟某某和殷某某相互指证对方实施了持刀伤人行为并否认自己实施了持刀刺伤被害人的行为，而又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由于当时是深夜，被害人李某也无法辨认究竟是谁刺伤了他，更为困难的是，侦查机关没有及时提取作案工具，导致有效的物证灭失。
4.证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
[案例五]李某故意伤害张某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其居住的小区门口实施了殴打被害人张某的行为。后被害人张某坠楼死亡，经法医检验，张某的死亡原因系颅骨骨折致颅内大出血死亡并且腿部受轻微伤。
该案中，现有证据虽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李某实施了殴打张某的行为，但是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不能证实李某殴打张某致使其从高处坠下，不能排除张某在被李某殴打后由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唯一的因果关系。按照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对某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是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中。
5.证明行为人有某种特定的犯罪目的的证据不足
[案例六]姜某某涉嫌诈骗一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系某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姜某某与被害人李某某合作共同出资建了3座加油站，但是姜某某在李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3座加油站变卖给了当地的中国石油公司，并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新时代公司的贷款及利息。
刑法中有一些行为必须要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才能犯罪，这也是刑法上的“目的犯”，例如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以营利为目的等等。上述案例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姜某某采取了隐瞒事实的手段变卖了加油站，但是其并不是将所得款项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偿还其所担任职务的公司的贷款和利息，也没有证据证明新时代公司的贷款是姜某某所贷。因此证实姜某某非法占有的目的证据不足。
6.证明犯罪主体的证据不足
[案例七]谢某交通肇事案中，户籍资料显示谢某已经年满16周岁，且犯罪嫌疑人谢某自己也供述称，其已经满16周岁。后来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向检察机关提出其子不满16周岁，户籍登记及身份证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农历而不是公历，其老家农村有把农历作为出生日期的传统。
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二是证明犯罪嫌疑人系特殊主体的证据不足。上述案例中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谢某的真实出生年月，进而无法确定其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二、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收集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机关取证不及时、不全面、违法取证现象普遍
1.取证不及时
一起犯罪行为的实施，从犯罪的预备到实施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出现，都会留下一系列“痕迹”，这些“痕迹”经过侦查人员的依法收集就会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及时进行取证导致认定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如案例一中，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在勘察现场时及时提取作案工具并进行指纹检测，导致最终难以认定被害人所受重伤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故只能对其作存疑不起诉。
2.取证不全面
证据必须形成有效的链条才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果证据比较单一，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来证明案件的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都必须有，不能只注重收集定罪的证据而忽略量刑的证据。但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只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而忽视其它相关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的发现与收集。[2]
3.取证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非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侦查人员以暗示性的语言或者动作提示，或对辨认对象作标记等取得辨认笔录；鉴定对象或者送检材料不合格的鉴定意见；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等等。
（二）检察机关审查、固定证据能力不足
1.批捕部门审查证据不严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发生危险的才应当予以逮捕。实践中，批捕部门由于审查逮捕的期限有限，再加上为了保障侦查机关的进一步侦查而放松了对证据的把关，导致捕后有些证据难以补充，最后不得不作存疑处理。
2.证据审查不全面、固定证据能力欠缺
审查证据的目的是判断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包括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在单个证据审查方面，主要是审查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实践中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在全案证据审查方面，主要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审查案件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而实践中存在对证据的审查不够全面、过分重视口供和证人证言而忽视对其他证据的审查。[3]另外，检察机关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有时会出现每次提审的讯问笔录都不一致，犯罪嫌疑人每次的供述都不一致，尤其是在自侦案件中，不少贪污、贿赂案件，被告人翻供后，使原先收集的证据的证明力弱化，达不到起诉标准，只得作存疑不诉。
（三）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证据的认识标准不一致
由于司法职能、刑法适用立场及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导致检法在法律适用上差异的存在，尤其是对证据认识的不一导致对法律的权威、审判的权威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李某某盗窃案，现有证据有被害人的陈述、从被告处起获的被盗物品以及其他物证、书证等证据，唯一缺少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犯罪嫌疑人始终辩解说被盗物品是从别处购买而来的，但是经检察机关进一步的查证，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基本上不是事实。因此检察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虽然都是间接证据，但是现有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链条，可以定罪。法院则认为，现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某到过案发现场并承认自己盗窃了被害人的物品，因此对于此案只能认定为无罪，建议检察机关撤案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三、如何正确把握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证据
（一）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标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做了重大修改，在原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证据确实充分”进行了界定，并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正确把握“合理怀疑”的界限
对于“合理怀疑”应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合理怀疑”是基于一定的证据产生的，而不是凭空想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如谢某交通肇事案中，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谢某已年满16周岁，也没有证据能够确定其已满16周岁，这样的证据就不能排除谢某未满16周岁的“合理怀疑”。二是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如赵某某故意伤害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害人所受的重伤是由其他人所致，也就是结论不具唯一性。其次，合理怀疑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合乎常理而不能违背常理。在司法实践中，某一怀疑是否合乎常理，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也因案而异，具体如何判断，需要司法人员吃透案情，感受证据，正确运用逻辑思维，以人们日常生活常识为依据，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常态作出判断，使自己的怀疑疑之有据，疑之有理，而不是匪夷所思，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疑罪。
2.严格排除“非法证据”
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中有一部分证据是违法取证获得的，对于该部分证据必须严格予以排除。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辨认程序违法，如辨认之前辨认人获得侦查机关的暗示、辨认照片的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等，如刘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中，被害人钟某在辨认时得到侦查人员的暗示，导致辨认结论不能采用。二是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如贾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一案中，两家鉴定结构出具的火灾损失鉴定意见由于两家机构不具鉴定资质而被排除。三是采用诱骗、威胁方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如赵某某涉嫌妨害公务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其供述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其实施了诱供，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不是真实的。
（二）严格把握证据不足的范围和标准
对证据不足而作出的存疑不起诉案件，检察机关必须明确证据不足的范围和标准。
1.明确证据不足的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谓的“证据不足”并不是指案件所有的证据都不确实、充分，而是指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充分。证据不足并不是对证据数量和种类的简单描述，而是指案件的现有证据不足以使司法人员确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犯罪或者具备被指控的犯罪情节。[4]因此，在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进行把握时，必须要明确证据不足是指现有证据不能使承办人自己排除合理的怀疑并达到内心确信。
2.明确证据不足的标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对证据不足列出了四个标准，在笔者看来，四个标准之间多有交叉，实践中难以正确把握。如定罪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情况，必然导致定罪事实缺乏必要证据；再如证据存在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情况，必然导致得出的结论不唯一。[5]从实践来看，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不足的标准只有一个：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对已认定案件事实的“合理怀疑”，不能达到司法人员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内心确信。实践中，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审查不能只揪住无关大局的枝节证据，要从全局着眼。只要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就达到起诉的标准，避免将疑难案件、有疑点的案件与存疑案件混为一谈，避免“伪存疑案件”的出现。
（三）加强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
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证据采信标准上存在分歧，应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在检、法之间，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证据认识的分歧，努力探索并建立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平台和机制，并使之规范化、科学化，使双方能够形成“庭上就个案各司其职，庭外就证据标准和尺度共同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既确保“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原则的落实，双方又能在“互相配合”中推动法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注释：
[1]参见刘福谦：《排除四对矛盾可有效减少错案发生》，载《检察日报》2006年8月15日。
[2]参见向少良：《珠海市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案件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参见陈新生、金石：《存疑不起诉的规范适用》，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4]参见段启俊：《疑罪的认定与处理》，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上）。
检刑诉[]号
被告单位„„(写明单位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等)
诉讼代表人„„(写明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务)
被告人„„(写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和因本案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等)
本案由×××(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以被告单位×××涉嫌×××罪，被告人 ×××涉嫌×××罪，于×年×月×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年×月×日已告知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年×月×日已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被害单位及其诉讼代表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和被告单位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写明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等情况)。
[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需变更管辖权的案件，表述为：“本案由×××(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以被告单位×××涉嫌×××罪，被告人×××涉嫌××× 罪，于×年×月×日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转至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年×月×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
对于本院侦查终结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表述为：“被告单位×××涉嫌×××罪，被告人×××涉嫌×××罪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本院于×年 ×月×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
对于其他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需变更管辖权的案件，表述为：“本案由×××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被告单位××× 涉嫌×××罪，被告人×××涉嫌×××罪，于×年×月×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年×月×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
经依法审查查明：„„(写明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犯罪事实包括犯罪时间、地点、经过、手段、目的、动机、危害后果等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要素。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围绕刑法规定的该罪构成要件叙写。)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针对上述犯罪事实，分列相关证据)
本院认为，„„(分别概括论述被告单位、被告人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情节轻重)，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引用罪状、法定刑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月日
(院印)
附：
1.被告人现在处所。具体包括在押被告人的羁押场所和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处所。
2.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并注明数量。
3.有关涉案款物情况。
4.被害人(单位)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
被告： 程 XXX ，男， 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身份证地址： XXXXXXXXXXXXXX ，现住地址 :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XX 。
诉讼请求：
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 ;
二、(写明有无夫妻共同财产，有的写明有哪些共同财产，总价值多少 , 要求按照何比例分割等)
三、 ( 写明有无子女 , 要求由谁抚养 , 抚养费由谁承担等 )
四、诉讼费由 XX 承担 .
事实与理由： ( 写明结识时间 , 结婚时间 , 有小孩的时间 , 婚前感情基础如何 , 详细写请求离婚的原因等 )
此致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X
**年 XX 月 XX 日
法人代表：____，公司经理
被告人：____市____区____商店 地址：____市____区____大街____号
法人代表：____，商店经理
案由：追索货款，赔偿损失
诉讼请求：
1.责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3万元。
2.责令被告赔偿拖欠原告货款3个月的利息损失。
3. 责令被告赔偿原告提起诉讼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诉讼费、请律师费等。
诉讼事实和理由：xxxxxxxxxxxxx
证据和证据来源：
1.被告收到货后签收的收条1份
2.银行退回的被告方开的支票1张
3.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收据×张
此致
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市____区____公司(公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1、本状副本1份;
(一) 案件类型集中于侵犯商标权犯罪, 且主要侵犯知名商品
2007年以来, 全省公诉部门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67件, 其中侵犯商标权案件353件, 占到75.6%。其中名烟、名酒和名牌皮具等知名商品, 由于社会需求大、价格高、销路好、易仿制, 成为“重点”侵犯对象。
(二) 犯罪后果较为严重, 且危及人身健康
近年来,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高,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严重侵害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极大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一些“黑心”犯罪嫌疑人为捞取非法利润, 大肆生产、销售假冒知名商标的伪劣食品、药品、化妆品等, 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影响社会稳定。
(三) 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异地侵害”特征, 且地域跨度较大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 其侵害对象大多为外地公司、组织或个人拥有的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相当一部分犯罪人员“热衷”于仿冒在国内市场畅销的国外品牌衣帽、皮具。如太仓市院审查起诉的汤某、吴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两名被告人未经有关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授权, 先后生产、销售假冒韩国Teenie Weenie、E.LAND、SCOFIELD和丹麦ONLY、VERO MODA等品牌服装, 非法经营数额高达2300余万元。
(四) 犯罪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且大多为本地人
2007年以来, 全省公诉部门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965人, 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619人, 占总人数的64.1%;江苏省户籍人员687人, 占71.2%;个体劳动者、无业人员和农民共844人, 占87.5%。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和无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帮助一些“幕后老板”加工制作或运送销售侵权商品, 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没有清醒的认识。
(五) 犯罪形式以共同犯罪为主, 且组织严密
2007年以来受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 共同犯罪707人, 占总人数的73.3%。许多犯罪团伙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如南京市栖霞区院提起公诉的王某某等6人假冒百威、科罗娜、喜力啤酒案, 在此犯罪团伙中, 采购啤酒标签、瓶盖、外包装箱等制假材料、灌装、送货、销售、记帐均有专人负责, 分工十分明确。
(六) 犯罪手段呈现“科技化”趋势, 且隐蔽性较强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利用科技手段通过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这部分案件犯罪证据较难搜集, 隐蔽性较强, 查处的难度较大。如苏州市虎丘区院办理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番茄花园”案件, 被告人未经微软公司许可, 擅自复制微软Windows XP计算机软件后制作多款“番茄花园”版软件, 并在软件中加载百度、阿里巴巴、搜狗等多家知名公司的商业插件。后“番茄花园”版软件通过互联网发布, 供公众下载累计达10多万次, 百度等公司先后支付被告人所谓“广告费”297万余元。
二、此类案件查处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一) 办案人员的专业知识相对缺乏, 还不能完全适应办案需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大多案情复杂, 犯罪面广, 专业性和技术性强, 且高科技案件、涉外案件、疑难案件日益增多, 要求办案人员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产权专业知识。一些办案人员接触知识产权案件较少, 对知识产权业务比较生疏, 缺乏办理案件的经验, 在理解和适用法律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
(二) 此类犯罪案件取证困难多, 执法办案难度加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不断翻新,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智能化、专业化趋势明显, 反侦查水平越来越高, 犯罪证据呈隐蔽性、极易被销毁性的特点, 给调查取证带来很大困难。侵权人往往在案发时已将相关证据藏匿或销毁, 导致销售或违法所得金额无法查清, 无法准确认定侵权数额, 一些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后因证据缺陷而无法定罪处罚, 影响了打击力度。
(三)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够顺畅, 少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未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少数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出于经济利益驱动, 或为减轻配合司法机关的责任, 不愿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以罚代刑的现象突出。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理念落后, 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是政府部门的职责”,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主动意识不强。部分地方司法机关很少主动调查了解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情况, 导致案件线索缺乏。
(四) 关于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不尽完善, 实践操作中易产生分歧
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晚, 现行条文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 有一定的滞后性, 不能完全涵盖利用网络侵犯商标权、著作权等新型犯罪活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含义, 但对于诸如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如何认定等问题却没有具体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 公检法之间在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认识上容易产生分歧, 使得一些案件得不到顺利起诉和判决。
(五) 现行案件管辖规定与案件查处需求不相适应, 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绝大多数是侵犯外地的知识产权, 既能给当地带来一定财税收入, 又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案件如果由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很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一些受侵害的企业向犯罪地职能部门多次反映、控告, 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致使部分犯罪分子没有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六)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处理普遍较轻, 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威慑力不够
2007年1月至2010年10月, 全省法院共判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89件542人, 其中判处缓刑的365人, 占判决总人数的67.3%。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判处较轻, 客观上降低了犯罪成本和风险, 使得更多的人敢于铤而走险从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
三、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 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整体推进检察机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要充分结合各自职能, 加强协作配合, 共同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侦查监督部门要充分发挥立案监督等职能, 切实防止和纠正有罪不究、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现象。公诉部门要切实履行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职责, 依法追诉遗漏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 对量刑畸轻畸重等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要保持高度敏感性, 深挖隐藏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背后的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等职务犯罪。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要加大对法院审判涉及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 对确有错误的案件, 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控告申诉部门要加强举报宣传工作, 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发现和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 同时做好涉及知识产权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
(二) 加大调研和指导力度, 着力解决办案中遇到的共性和难点问题
科学总结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认真分析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遇到的共性和难点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针对办案一线集中反映的问题, 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研究, 完善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定罪标准、数额计算、管辖设置和调查取证等相关规定。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可适时向高检院请示反映, 推动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 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协作机制, 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合力
加强与知识产权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 深入工商、质监、知识产权局、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海关、烟草等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走访、座谈, 建立健全关于信息互通、情报共享、案件查询、案件移送等方面的长效联动机制, 密切协作配合, 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合力。切实发挥联席会议、个案协调等工作制度的作用, 对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标准、移送标准要形成统一认识, 确保涉嫌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四) 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配合, 确保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办案质量
建立健全侦捕诉判协作机制,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和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研究, 深入协商, 妥善解决认识分歧, 统一执法尺度和证据标准。积极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尽可能在侦查环节解决好案件的定性、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等问题, 把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在提请批捕、移送起诉之前。加强与法院的业务协调, 及时了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动态, 把握好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关系, 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五) 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邀请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职能部门的实务人员和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法人员, 讲授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业务知识和案件办理技巧, 或选派人员到知识产权职能单位实习锻炼, 重点培养一批法律理论功底深厚、业务技能突出又具备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检察人员。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区, 可组建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队伍, 深入探索适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检察工作模式, 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专业化程度。
(六) 加大法制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一、受理支持起诉申请的原则
检察机关民行科负责办理支持起诉案件，但从民行科的办案数量上看，支持起诉案件仅占民行检察的很小一部分，因而最高检察院根据每年全国基层检察机关上报的办案统计数据将支持起诉案件作为业务创新模式来对待，这说明该类案件尚处于大力推广阶段。为此，各基层检察机关在受理支持起诉案件时，要本着发展新业务、推广创新办案模式的思想来受理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支持起诉申请，坚持“有所为”原则，即检察机关要为受理支持起诉提供方便和便利条件，积极对待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尽量不要为支持起诉案件的受理设置过高的门槛，否则必定会使支持起诉的受理受到阻碍而影响案件的办理。
二、支持起诉案件的受理条件
检察机关对支持起诉案件的受理，顾名思义是指检察机关接受当事人提出支持起诉的申请，然后经过初步审查，并上报检察长由检察长批准后，决定接受当事人的申请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办理案件的一个程序性环节。前文已述，由于目前检察机关办理支持起诉案件尚处于推广阶段，因而实践中对支持起诉案件受理条件的把握应“易宽不易严”，不应设置过多的条件。笔者认为，只要符合两个条件既可以按照支持起诉案件来办理：
1、通过检察机关的初步审查。检察机关对支持起诉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查其内容如何，这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该审查是实质性审查，要对案件内容及法律关系进行仔细审查后认为有胜诉可能性的才予以受理；还有人认为，该审查是形式性审查，不针对具体内容，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就应当先行受理。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这样有利于拓展支持起诉案件的受案范围。
2、通过检察长的批准。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办理案件必须经过检察长的批准后放可办理，不能私自办理。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对于检察长的审批期限实践中依然是不容易掌握的问题。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有检察机关受理抗诉案件审查期限的表述，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立案。”参照该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受理支持起诉案件的初步审查环节与检察长的审批环节，加在一起控制在三十日以内比较合适，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延长。
三、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受理支持起诉的审查内容
前文已述，检察机关受理支持起诉案件时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具体而言即是对“三性”的审查。
1、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形式上的合法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合法，即当事人提出的支持起诉申请在形式上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例如：属于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当事人适格、授权明确、管辖权无冲突等。只要形式合法，检察机关即可以认定当事人支持起诉的申请具有合法性。
2、真实性。所谓真实性是指，当事人提出自己难以完成诉讼要求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原因真实可靠，对于这一点而言，检察机关须要做适当的调查走访，确认当事人确实无法独立完成诉讼的，可以认定其申请具备真实性，否则检察机关不能受理当事人提出的申请。
3、必要性。所谓必要性是指，检察机关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实际难度、案件的社会影响力等综合因素，来判断检察机关是否有必要支持当事人完成诉讼，如不必要的，则不应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毕竟公权介入司法程序也是应当有限度的。
四、受理支持起诉申请的限制
虽然检察机关对于支持起诉的申请应当采取“有所为”的政策，但是坚持“有所不为”原则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是理所应当的，主要有两类案件：
1、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的案件。目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案件均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在行政诉讼领域内尚未发生支持起诉的先例，原因在于《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支持起诉的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所以不属于民事诉讼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支持起诉。
2、不宜或暂时不宜以支持起诉方式办理的案件。例如：劳动纠纷案件实行仲裁前置，若当事人没有申请仲裁而是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起诉申请的，此时检察机关可以告知当事人暂时不能受理其提出的支持起诉申请，当事人应当先行向劳动仲裁机关提出仲裁申请，待仲裁机关作出生效裁决书后，检察机关方可受理。
综上所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是检察机关在受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均须要坚持的原则，只要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可把好案件办理的第一道关口。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男,汉族,出生日期:1969年11月1日,住址:重庆市××县××镇××村×组×号,身份证号码:(略),电话:(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址:××县××××,负责人:×××,电话:(略),工商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
上诉人因人身伤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县人民法院于3月19日作出的×法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背审判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80%责任,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309903.02元;
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80%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甄别严重错误。
1、被告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据四、证据五(即装修时间规定)。由于物业公司并没有进行公示,原告并不知晓,所以原告当天晚上一直工作到8点过。××派出所7月10日、9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出警说明已经明确记载事发当日在电梯入口处、单元大门入口处并没有张贴物业公司所谓装修时间规定,原告也当庭予以了否认,但一审法庭却仅凭物业公司复印件就认可其进行了公示这一明显造假行为(判决书第10页)。一审判决书对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权威证据不予认可,却认可了被告自行提交的复印件,导致过错认定、责任划分南辕北辙,出现严重偏差,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认的相关规定。
2、被上诉人作为正式入驻××小区的物管公司,有义务保证楼道正常照明、电梯正常运行、单元入户门正常开启,但事发当时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电灯、电梯、单元入户门均被小区保安人为关闭。上诉人此时大声呼喊保安,但始终无人应答,由于楼道堆满障碍物,物管人员没有及时清理,造成上诉人黑暗中踢到障碍物后坠落于负一楼地面。上诉人在黑暗中不可能原地不动,找出口自救是任何人面对困境时求生的.本能,但一审法院无视这一基本常理,将自救认定为“忽视危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自身安全未尽到一般人所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上诉人劳作一天后准备回家,摸黑下楼乃情理之中,踢到障碍物是因为被上诉人没清理楼道转角处堆放的装修杂物所造成,原告已经尽到了一般人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受伤的后果是由物管不作为与上诉人被迫自救、摸黑下楼寻找出口双方行为共同造成,上诉人摸黑下楼并无过错。没有物管公司不作为这个因,就没有上诉人摔伤这个果,物管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责任划分存在错误。
二、原审法院严重违背审判程序。
1、203月6日本案第5次开庭后,法庭认为原告证据不足,需继续提供证据。3月10日县××派出所出具证据一份,证明事发时2单元2楼楼梯间转角处堆有装修杂物。原告当天将该证据提交法官接收(没开收据),法庭并没有对此关键证据进行质证,判决书对此份证据没有认可。该证据由国家职能机关出具,具有权威性,能证明事发当时楼道转角处堆放有大量装修物,由于物管没及时清理,导致原告踢到该障碍物后摔伤,并非原告自行摔倒所致,其对双方过错程度大小、责任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但原告应法庭要求补强该证据并提交后,法庭却不予质证,有意回避,不但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要求,而且侮辱了一名残疾人的人格尊严。
2、7月初原告到××县法院以××物管公司为被告到立案庭立案被依法受理,7月10日接到民庭法官通知必须追加装修业主××、装修雇主××、××为共同被告方能立案受理,否则不予立案,于是原告当天将××××××列为共同被告一同起诉。8月29日、9月24日法院两次开庭审理,12月11日原告再次接到法庭通知必须先撤诉再重新起诉,要么以物管公司为被告,要么以××××××为共同被告,两者只能告一方,不能同时起诉双方。原告当场对法庭出尔反尔的行为提出质疑,因为立案时原告即以物管公司为被告却被法庭强令要求追加被告,5个月之后即将结案时法庭却再次强令原告必须先撤诉再重新起诉,而且只能选择一方,否则直接裁定驳回。原告被逼无奈不敢不从,只好先撤诉,听从法庭意见后再次以物管公司为被告重新起诉。众所周知,被告选择权应由当事人决定,法庭在7月10日和12月11日两次强令原告更改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违背诉讼程序,应当得到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偏差,审理程序也存在错误,判决结果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此致
被告：xxxx，男，汉族，19xx年1月2日生，住河南省xx市xx区凤凰台办事处凤凰台村xxxx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
被告：xx市xx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xx电话：037x——xxxx
地址：xx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xx号
被告：x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xx 电话：xxx
公司地址：xx市黄河路1xx号附xx号。
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第一、第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
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第三被告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省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xxx9年xx月xx日被告xxx驾驶豫a7xxx号货车沿xx路由东向西行驶至xx村时与原告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相撞致使原告受伤，该货车所有人为被告xx市天xxx运有限公司，该车在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xxx9年12月1日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xx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原告与第一被告对此次事故负同等责任。后原告在xx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经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原告多次找三被告协商赔偿问题无果，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公判。
此致
xx市xxx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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