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论文（精选8篇）
【摘要】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但是繁荣的背后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即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在目前大规模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的打击下，腐败之势其锐未销，据检察机关统计数据，各级政府的腐败的确是从人数、金额、程度等方面都在扩大，总的来讲反腐工作事倍功半。本文主要从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腐败原因，以及如何开展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方面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反腐败 清廉 国外 现状 原因 中国特色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2003年至2010年，中国在排行榜上的得分始终在3.5分（腐败比较严重）左右徘徊，根本没有任何一年可以称得上是“长足进步”。
七年来我们的清廉得分在低位小幅高低徘徊，排名从66位下跌为78位，累计下跌达12位。虽然一些人对此排名存在异议，但长期 以来的低位排名也是问题。政治文明、政治清廉是世界大势所趋，再不奋起直追我们就要被远远抛离。如此反腐形势，又如何能令人乐观？
一、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
世界各国在加强司法和行政部门反腐职能的同时，借助媒体监督、民众举报、签订反腐公约等多种方式，加大反腐斗争力度，惩处高层腐败。如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官员腐败丑闻的追踪、揭露起到了廉政监督的积极作用，各国反腐的力度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高官纷纷落马。如以色列总理沙龙因涉嫌腐败被起诉；涉嫌腐败导致韩总统卢武铉被弹劾。
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世界最清廉国家”，中国香港 以8.4分排名第13名。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与中国大陆文化最相近，我们主要研究下这两个地区的反腐败情况。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决心清除腐败现象，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减少腐败动机；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 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国香港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有组织的腐败(主要集中在警察系统中)也变得十分猖獗。腐败的恶性发展在70年代初终于引起公众的大规模抗议，从而迫使港英当局下决心粉碎有组织的腐败问题。1974年，港英当局成立了直属于总督的廉政公署，并从整肃警队中的有组织腐败犯罪开始重拳打击腐败分子，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反腐败策略：一是赋予反腐败机构很大的独立调查权，高效率地调查和起诉腐败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贪污处，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中存在的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贪污的祸害并争取他们对反腐败工作的积极支持。经过20年不懈的努力，香港的廉洁程度从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记录，我国香港地区所创造的教育、惩治、预防“三管齐下”反腐败的策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中国官员的腐败现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无法全面的回答，只能作一个轮廓性的描绘。2010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4亿元。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 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例如近期发生的 江西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套取约近亿元资金携老婆潜逃案件，震惊全国。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与经济发展的不相匹配，使得社会矛盾丛生，社会不和谐因素不断出现，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腐败大案要案数量增加,串案、窝案增多，腐败的群体由低层向高层发展，腐败用人和司法问题突出，徇私渎职严重，腐败动机恶性转化、花样翻新，腐败网络紧密坚固、发案部位呈网状延伸，腐败蔓延呈国际化趋势等。
三、腐败问题原因探讨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与之配套，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得诸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发多发态势。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这样就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传统的政体中，人治的色彩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占主 导地位。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不到60年，前30年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还走了一些弯路，我国真正进入民主法制建设的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和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想把制度设计得很科学、制定得很完善，的确很有难度。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腐败现象从表面看来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从深层次上看却还是制度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有的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实体制度，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障制度相对缺乏，使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其次是因为一些制度滞后或缺失，无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最后是因为监督制度的制度、监督权力的权力偏软，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摆设。以上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发生。
（二）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我国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这样的“三个基本”现象：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的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人民群众形象地描述对“一把手”的监督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
特权和腐败案件频频发生就说明了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还不能实施有效的群众监督。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 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相当长时期以来，群众监督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制化，其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地方，监督者必须看被监督者的脸色行事。
（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发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权力观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跌入了腐败的泥潭。此外，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努力还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把反腐倡廉教育当成基础性工作来抓，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要上，反腐败要让”。另外，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没有随着现代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反腐倡廉教育流于形式、应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四）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应对不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差异，各利益 主体都希望通过不同方式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
由社会转型带来的腐败问题众多，部分领导干部以非法利益为纽带，运用权力资源为小集团或个人谋取非法私利，形成利益联合体；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存在谋私行为，乱收费、做假账、假评估等问题严重；一些不法商人和企业主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拉拢、腐蚀掌权干部；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自己与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不满意、心理失衡，从而引发了大量腐败行为。
四、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相互交织下进行的，我们既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是关键，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继续深化改革，为预防腐败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反腐败的各项工作。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完善市场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垄断；二是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进一步提升各种非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三是规范政府行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重点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结构合理、配臵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一切公共权力都得到有效的监督。
（二）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 依法反腐是国际反腐败经验的重要总结，我国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已有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力，促使国家各项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要加强行政管理方面法律的建设和执行。以《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为主体，完善财产申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公务员的管理和考核、处罚力度，严格公务员从业纪律和职业操守，实现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依法从政。
要尽快完善经济管理尤其是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反腐败法律体系，需要金融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的支撑配套。要多方征求意见，完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彻底堵塞腐败资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点加强和完善反洗钱和金融实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重点完善责任追究方面的法律体系。任何腐败行为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腐败行为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党内纪律追究、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承担等不同层面责任之间的衔接配套，建立层次分明、严密科学的责任追究体系。
（三）健全反腐败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权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首先要加强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等监督机关的建设，充分保证其侦查权、财政权的独立性，减少干预和阻碍。监督机关要大力发展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腐败案件的发现率。
我们党和国家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找到了一条反腐“新路 ”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目前的反腐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这条道路。一是要从宪法和法律上保护人民监督权，进一步完善保障监督权有效实施的法律细则，建立各级政府对信访、举报、投诉等的受理和处理机制；二是畅通人民监督渠道，完善互联网监督体系，倡导并规范微博举报、网上发帖曝光等行为，使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最大的保障。
（四）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发挥惩治的预防和治本功能 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查办腐败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当前，重点是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等。对于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手软。同时，要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纪律的综合治理作用，立足于惩治、教育、预防这三个关键点，在惩处的同时做好教育和预防工作。
（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崇尚廉洁的文化氛围
一、加速和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进程是反腐败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同志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3]这就为我们反腐败指明了方向, 在立法中, 我们应该把“反对腐败, 实行廉政”写入宪法, 使其具有我国上下一体遵行的效力。保持反腐败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对腐败的定义和腐败行为的范围予以界定, 为全社会反腐败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尺度。“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 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4]这是对腐败的基本特征 (谋取私利、侵犯公众利益、破坏社会关系) 和构成腐败行为基本要素 (目的、行为、后果) 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就腐败行为的特征而言, 可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 就腐败行为的主体而言, 应界定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腐败行为的工作人员。第二, 就腐败行为的实质而言, 应界定为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 具有违法性, 侵犯社会主义法律反保护的社会关系等行为;第三, 就腐败的表现形式而言, 大都涉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舞弊、以权经商、权钱交易、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失职渎职、道德沦丧等内容。
虽然我国刑法从第三百八十二条至第三百九十六条对腐败问题有了明确规定, 但仍然不够完善。如对受贿和行贿的处罚没有加以区别, 受贿和行贿往往是两人之间的事, 往往难以侦破, 应该对自检者从轻或免于处罚, 由于第三人揭检的应从重处罚, 有罚有奖。反戈一击者应视为立功, 这样才能有利于侦破行贿、受贿案。立法应注意有利于侦破案件的问题, 注意案件从内部攻破, 这对于我们反腐败, 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中, 权钱交易、以钱买官、行贿受贿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实际上能揭检和处罚的还是极小量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现象处于极隐蔽的状态, 我们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来防治, 使这类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并又长期存在。因此, 当前加速关于攻破“堡垒”方面的立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要制定廉政法, 公务员法等廉政基本法规, 对各级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从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法律义务。建立和健全正确执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具体程序和有效机制, 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用时还要切实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坚持依纪依法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堵塞各种漏洞, 真正做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 公开透明、规范有序。
二、加强和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 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搞特权、特殊化, 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 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他又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特权, 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这就揭示出, 权力失去法制的约束就会导致它的滥用, 也就会导致腐败。
当前, 我国社会中滋生的大量腐败现象, 本质上都是执掌权力的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 搞权钱交易, 用钱买官, 以官经商, 由于收受了贿赂, 本不应提升的干部得到了提升, 本应受到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受约束, 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会滋生腐败行为。如何使权力正确的运用, 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实践证明, 必须加强权力的制约机制。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 都有家长式的人物, 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 别人都要唯命是从, 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又指出:“克服特权现象, 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教育, 这是内在的作用, 是最根本的。当前, 思想教育尤为重要, 在新旧体制和机制的碰撞, 摩擦和冲突中, 已有不少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扭曲了, 把为人民服务, 勤政于民, 廉洁奉公, 指责为思想不解放, 没有本事发财, 而对行贿受贿, 权钱交易, 贪污腐化加以赞赏和崇拜。因此, 扭转扭曲的道德观念, 加强思想教育是反腐败的重要环节, 也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腐败的产生主要是精神上的堕落。因而, 邓小平强调, 反腐败斗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法律。”
权力的制约主要靠完善健全监督机制, 要加强党内监督。1926年, 我们党的就制定了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 毛泽东又亲自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50年代, 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来说, 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 犯了错误, 影响也最大。”应该完善党内监督的法制建设, 对敢于揭检搞腐败现象者应加以保护和奖励, 严禁打击报复, 使党内监督落到实处。现在, 有不少的人把行贿受贿, 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看成是顺乎潮流的事。此外, 也有互相包庇、掩盖的现象, 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胆大妄为。因此, 党内监督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如中纪委曾三令五申机关干部不准经商, 不准在企业参股, 但事实上, 以权经商, 垄断市场, 方方面面开绿灯的现象依然存在, 我们有关部门也听之任之, 或纵或枉。这里因素很多, 但我们应该承认, 党内监督的制度还不配套, 最主要的弊端是对于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还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 更没有把敢于揭发腐败现象的人视为反腐功臣。“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 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5]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加强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既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又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本质要求。因此, 邓小平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 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凡是搞特殊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 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 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 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在我国, 还有专门的监督机关, 纪律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监察审计等部门, 它是消除腐败的组织保证, 应大力加强。只有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 才能有效的约束权力, 才能使权力运用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
三、加大和完善监督力度及政务公开, 是反腐败的可靠措施
对权力制约不仅体现在加强监督机制上, 而且体现在提高政务的公开性上。当监督客体处于隐蔽状态, 监督主体力量再强也无济于事, 比如权钱交易、用钱买官、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堡垒”不从内部攻破, 是很难侦破的。因此, 增加各种政务透明度, 推行政务公开, 对滥用权力是一种有效的约束, 是增强监督效果的重要途径。“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 也是最可靠的措施。”[6]应建立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等方面的法律,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我国在六十年代进行的“四清”、“社教”曾采用过财产申报制度 (在农村) 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提高政务公开性,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消除腐败的有力措施。没有猫腻是不怕公开政务的, 自然也就不怕监督 (当然, 涉及国家机密的除外) 。只有那些弄虚作假、搞腐败行为的人才怕公开政务。“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 是一面镜子……在我们党内, 任何人都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权。”[7]增强政务的知名度, 让群众知情和参与, 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把法律交给群众, 才能真正使反腐倡廉成为千百万人民的事业。我们当前的主要弊端就是监督的主体与监督的客体相脱离。家长制作风依然存在, 专制式的现象还很普遍。而腐败行为又往往都是在暗地里进行, 如果能分门别类的对政务公开以及对财产申报立法, 就能让千百万人掌握法律, 形成有效的法律监督, 遏制腐败行为。因为现在存在特权, 民主建设还较薄弱, 有此领导干部“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即使是身边的同事也很难知道腐败行为, 自然群众监督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现在的揭发和检举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知情者才举报, 大量的腐败行为处于隐蔽状态, 仍然逍遥法外。其根本原因是很难知情或知情者不愿或不敢举报, 反腐败没有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 没有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
此外, 要严格执法, 加大执法力度。邓小平指出:“腐败的事情, 一抓就要抓重要案件。”[8]“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 有的是省里, 有的是全国范围的, 要雷厉风行地抓, 要公布于众, 要按照法律办事。”[9]当前, 我们往往被“人情网”“关系网”所左右, 该撤的不撤而异地上任, 该判的不判而只限于罚款, 这样就给一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他们采取“世路难行钱作马, 悉城欲破色为军”的策略。我们应建立健全严密配套的法律制度, 特别要有政务公开的立法制度, 用法律形式对政务公开进行确认, 并且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 采取措施让人民群众真正发挥监督作用, 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总之,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 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必将使社会更加和谐, 经济更加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十六大”报告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4]田心铭.反腐败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第33页
[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6]江泽民.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论“三个代表”.2000年12月26日, 第114页
[7]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1月25日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
从一定意义上讲，“雷声大”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大和声势大。这些年来，党中央每年都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制定了一个个专门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用“雨点小”来形容反腐败成效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党不但高度重视反腐败，而且是雷厉风行、坚决打击，不但是“雷声大”，而且“雨点也大”。
一是“真打”，对腐败分子动真格。反腐败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中。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960461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35934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二是“狠打”，严查深挖抓“老虎”。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绝不姑息。2011年查处了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元、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等一批大案要案。2011年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包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广东省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裁张春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等。
三是“善打”，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是对反腐败动真格产生质疑的话，那么，“腐败越反越多”的说法则是对反腐败前景表示悲观。然而，腐败真的是越反越多吗？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正在呈现逐步深入、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一点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
因而，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现状，要坚持用全面、客观的眼光来分析，既要看到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又要对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各级官员更应该对于腐败现象有清醒的认识，自觉抵制腐败、远离腐败，但遗憾的是，有些官员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清楚。有的认为“别人捞，我为什么不能捞”，甚至认为“现在社会就这个风气，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岂不知，贪腐者落马最终只是一个時间问题。
从大量官员忏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落马官员之所以落马，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就是——对腐败问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没有在思想上厘清这些误区，在错误的思想观念指导下他们一步步走向犯罪之路。
2009年9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不少成绩,抓捕惩治了诸如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浙江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湖南高法原院长吴振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等等一批贪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2008年工作报告中说，5年来，高检立案侦查省部级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 930人。
我们不妨回头研究一下这些贪官“事迹”,那一个无不跟“企业”有关联呢? 陈绍基、王华元受国美电器黄光裕经济案牵涉;刘方仁利用职权和职务的影响，为私营企业主陈林、刘宫女常谋利;吴振汉东窗事发于“深圳大世界商业城执行案”,原于李小平的拍买公司;王有杰与河南乾坤置业有限公司的瓜葛;刘志华与其情妇王建瑞，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郑筱萸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王钟麓为浙江置地联合公司、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在资金借贷、土地转让、土地加价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可见我们反腐败无不与企业有着深深的渊源啊!俗话说,无商不活,在新的形势下没有企业的“经济支撑”,腐败何以能得逞?优秀的企业文化怎么能让腐败风气的蔓延?所以,反腐败应从企业腐败抓起!
一我国企业腐败现状.据全球性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刚刚公布的一份“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 BPI）调查报告称，在占全世界出口额的80%的30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包揽“最有可能行贿”的前三甲（《环球时报》报道）。
我国市场经济的质量因商业贿赂的普遍存在而大打折扣！《反不正当竞争法》把商业贿赂定义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其他物品进行贿赂，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以争取交易机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商业贿赂行为。这种定义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我看来，商业贿赂就是一种腐败；虽然腐败专指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公职人员的腐败，似乎不太全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22条，将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同贿赂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侵犯财产、滥用职权等并列起来，视为犯罪，作为腐败行为来对待！商业贿赂在某些领域和行业中成为了行业惯例，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潜规则”。在生产经营和商业活动中，一些不法经营者往往通过行贿手段取得主动权和竞争优势，排挤打击其他诚实经营者。由此，促使许多的经营者不愿再在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而是对商业贿赂趋之若鹜，败坏了社会风气和行业规矩，形成恶性循环和竞争！
从2004年的“朗讯门”、2005年的“德普门”，到2006年的CCI行贿案，中石油、中海油、东方电气、华润电力、定州电力、大唐电力等企业无不牵涉其中，再到09年力拓“间谍”案，首钢济钢莱钢均涉案！据统计，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17084件，涉案总金额45．06亿元；2007年全系统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7450件，案值21.15亿元，罚没款4.66亿元,其中,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商业贿赂案件19件。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外
资企业贿赂丑闻的重灾区，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数据显示，近1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五十万件腐败案件，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引自南方都市报）。
我国在商业贿赂上存在一些制度空白。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修订的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中包含了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但均很灵散！“商业贿赂正是对权力的寻租，中国的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很多，给寻租提供了空间。”《国际先驱导报》引用一位法律界人士的经典话语！
目前我国企业腐败大有越来越猖獗之势，国有，民营，私营一个个被拖下“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死刑；中国信保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唐若昕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公职 ；以原董事长王效金为首贯穿古井集团采购、经销、广告甚至改制等各个环节腐败窝案；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多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腐败案；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偷税漏税，违规上马项目等等。有人说，私营企业不腐败，此话差矣。腐败与体制无必然的联系，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姜伟的飞龙集团的倒闭，与腐败就有很大关系；巨人集团在其鼎盛时期訇然倒塌，究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廉政建设不力，导致内部腐败，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私营企业腐败比国有企业更厉害，有人说民营私营外企业已是我国腐败的主力，其言不无道理。可口可乐亚洲最大的瓶装厂和销售公司--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被曝涉嫌受贿千万元；宝洁公司的“玉兰油事件”揭开该公司内部员工贪污成风等等！私企正在成为我国权力关人员腐败的后花园！
企业腐败可分为纵向腐败和横向腐败。纵向腐败是企业内部组织或母子公司之间产生的腐败；横向腐败是指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相关国家职能管理机构或部门、企业与能影响到国家职能部门和企业相关事务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腐败。企业腐败就像一张网，已经纵横交错，犬牙渗透！
二我国企业反腐败的必要性
其一企业反腐败是我国工业化的要求
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素质的高低，企业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状况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工业化的时代,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企业强则国强,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企业的现代化快速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已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最终产品和价值占GDP的60%.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先进生产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由此腐败企业根基的损蚀,必然会导致国家机器的根基的损坏!
其二企业反腐败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企业管理的实践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其中经营腐败就是管理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运动形态。
1.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市场主体不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产权，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必然促使企业经营管理层想尽办法，不乏用贿赂的手段，拉业务，抓定单！由此才会孳生出非法的“回扣”，“佣金”，“分成”！
2.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交换只能在等价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等价交换对于实力不强，经营不灵活的企业提出了生存的挑战，要被淘汰出局的形势逼迫他们采取不正当的手法，进行内幕交易，暗箱操作，利益输送！
3.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都力图使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必然存在竞争。市场竞争的惨烈，一部分频临出局的企业那能甘心，他们必定要抓住黑暗中的“第三只手”这根救命稻草；腐败低成本的代价换得巨额回报让那些企业屡试不爽；劣质产品的“合法化”堂而皇之流行于市。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做到企业产权明晰化、企业经营自主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运行法制化、政府调控间接化。由于我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有相当数量的政策缺乏透明度；部分政策不统一，甚至自相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备（特别是监管体制），需要不断完善！当然，腐败在我国市场经济中起不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市场经济要想健康发展，必须反腐败！有监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本质上不会带来腐败现象！
其三我国企业反腐败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近些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中国香港廉政公署等执法机构，已经向中国的司法机关移送了大量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受贿赂的案件证据材料，有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绳之以法。但是，这种依靠外来力量肃贪的做法，多少有些令人感到尴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曾撰文如是说。
据《财经》报道，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显示，美国控制组件公司从2003年到2007年，在30多个国家行贿约236次，由此获得约4650万美元巨额利润。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在美国控制组件公司的贿赂名单中，中国石油业三巨头中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员工赫然在列。此外，中国的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国华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也忝列其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愈来愈猖獗，已经成国际社会最大祸害。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多样化的跨国性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的空间，一些腐败犯罪日益呈现出组织化、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由于腐败的主体、方式方法呈现国际化的特点，所以反腐败不再仅仅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面临的局部性问题。腐败的全球化决定了反腐败斗争也从国家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
联合国为适应和解决这一国际形势和国际难题，制定并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方略，形成了全球性打击腐败犯罪的基本准则！
对企业腐败，世界各国都在行动！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世界上最早对包括跨国公司腐败在内的商业贿赂行为做出惩罚规定；1977年出台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全球各国制裁商业贿赂最严厉的法律之一；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反腐败的司法制度，并为公众的举报行为专门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2001年，韩国制订了《腐败防治法》，成立总统直属的腐败防治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家清廉委员会；新加坡对商业腐败有着严苛的制度规定。新加坡现行的《反贪污法》共35条，重罚和重赏相结合，如同编织了一个严密的法网。
其四企业反腐败是遏制不正之风，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的需要
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内涵应该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管理上的器物层文化，还应该包含政治意义上的精神层的文化！反腐败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当是廉洁的企业文化！
人人乐连锁公司总裁何金明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一次，一名管理人员主动上缴了三个供货商的贿赂款3万元。公司根据这三家供货商提出的减少扣点要求进行计算发现，如果采购员接受了供货商开出的条件，那将会给企业带来100多万元的损失。于是，该公司将反腐败列入企业发展战略，在企业文化宣传中打出了这样的口号：“腐败行为是企业最大的危害。”
当然，对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来说，他们的“江山”或许就是靠腐败打下来的！所以他们想洁身自好恐怕很难，守住这份基业，让它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就更难了！“文化的力量，深刻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生生不息永远长青的源泉！当一个企业文化中参进了砂子，就如同栋梁中钻进了蛀虫，整个身体的血被一点点的吮吸待尽！
加强企业反腐败，大力开展廉洁文化建设，带动家庭，社会廉洁自律健康的风气，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一个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必将影响到以企业为中心的家庭，社会组织，相关企事业单位等等一大圈子！
企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反腐败可以促进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同时优秀的企业文化又可以遏制腐败发展和扩散！
综上，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改变策略，改变方式，从企业的腐败抓起，梳理整顿一个一个的腐蚀的细胞，组织让它们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只有加强企业反腐倡廉，才能给我国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资本动作环境！
三企业腐败的形式和对策
企业腐败可谓是五花八门，形态万千啊，按其方式不同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1.行贿受贿，给予或者索取收受别人钱财物等，这一类也是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几乎覆盖企业所有层面、环节和关系网！
2.“家外有家”，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企业的资源，成立自己的公司，利用职权高价销售产品（包括工程施工）给企业；或者低价收购，买断企业闲置或“变卖”的资源、资产和产品。这种现象在企业中高层较多！
3.利益输送。母子公司为了逃避税收，减轻某种处罚而进行的不等价交换；两公司间为了达到某种不寻常的目的而进行的不对等交易；为了洗黑钱、刷脏款而进行黑幕交易等！
就企业内部腐败而言，差不多可以涵盖了企业所有的管理层面：CEO、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财务相关负责人、市场部总监、销售区域总监、广告策划总监、各级主管专员、采购经理及采购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分公司经理、客户服务经理、项目经理。所以说腐败的发生是不挑选岗位的。企业内部腐败发生的环节几乎涉及了企业所有的业务过程设计研发过程、采购过程、生产过程、销售过程、营销管理过程、广告策划过程、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客户服务过程等等。
那么出现企业腐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监督机制不全，或者根本没有监督，昏暗的灯光让你朦朦胧胧，也让大家迷朦；第二，创业初期，百战艰难。所以出了些
怪招，偷税漏税，虚假注资，拉拢官员；某些岗位员工是直接参与者，导致不良影响。第三，也是关键的一点，腐败成本太低。仅仅是企业内部处理，辞退或者开除了事！现在出现了一些“打游击”的职业经理人，这里做几个月捞一笔就走，那里干一年填充点荷包又走路！第四，法制不健全，惩罚力度不够！仅仅靠职务侵占罪是不够的。
企业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那么如何遏制这些腐败呢？
第一，强化“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监督体制！改变那种“牛栏关猫，进出自如”的格
局；当然也要有效防止“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的情况。第二，完善企业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把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视为同等罪刑量刑处罚，或者取消职务侵占罪，扩大贪污罪范畴。同时加重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第三，实行金融实名制，领导干部和重要关键岗位员工及家属财产申报！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 反对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亡党亡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腐败。
那么腐败的定义是什么呢？从广义上讲，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从狭义上讲，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众利益，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
其次，要明白引起腐败问题不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方能对症下药。以中国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进行分析。政治上，第一，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市场寻租活动高涨和政治腐败猖獗；第二，权力缺乏监督和制度性缺陷导致权力腐败；第三，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第四，强国家弱社会的非均衡导致政治腐败。经济上，第一，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我国必须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特有的两重性的消极影响失去警惕和防范，这种影响就会逐步侵蚀到党政机关和公务活动中来，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等原则被扭曲，容易产生权力商品化等问题；第二，官员具有滥用权力的能力与滥用权力的经济动机（比如效率工资），并且行贿者和受贿者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及其强大的贿赂市场，造成反腐工作阻力大；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扩大和蔓延，首先是由于改革为其提供了实现的机制条件，由于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具体决策人数量相对较少，再加上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激励明显增强，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大大加剧，再加上其他条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泛滥起来；第四，成本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明显低于收益，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腐败和贿赂发生；净收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越严重。由于中国目前对贪污惩罚力度不够强，也使得几乎每一年必有一件大贪案的情况发生。文化上，第一，官本位文化心理的影响，官成为了全社会价值判断的中心，这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造成人的价值取向扭曲，官尊民卑意识产生，使得官员产生特权意识，民众的公民权利淡薄，让一些官员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这样不利于反腐败。第二，从众心理对腐败现象的催化，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泛化与社会从众心理就有密切的联系，正所谓“法不责众”，有些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团体压力所造成的。第三，中国的人情文化的影响，我国人情文化特别的浓厚，人们常常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即使是法律、制度、纪律也在人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最好的写照。第四中庸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在问题面前，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皆走中庸之道，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腐败之风也长期得不到整治。
最后，我们该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以求获得较大的成效呢。第一，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狠抓思想教育，防止思想上的堕落。第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使其成为生活工作的准则。第三，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用宪法代替一把手专制。第四，加强打黑反腐的力度，防止管黑勾结。第五，政府工作透明化，加强人民对其工作的监督，推动各种监督渠道的发展，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尤其是加强对网络反腐的引导力度。第六，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高薪养廉，从经济上防止并对其进行监督。第七，加大对腐败贪污的惩罚力度，使其以权谋私的成本提高，这个时候，任何人在行事的时候不得不掂量一下后果。第八，进行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反腐败。
总而言之，腐败是一切终结的开始，也是一切美好的终极病毒。所以反腐倡廉，不仅仅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还是我们的党必须严抓的工作，更是国之大事。参照资料：
2012年4月6日，中央军委成立全军审计领导小组。这标志着，审计作为预防性举措，正在深度影响中国依法治军。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专家丛文胜注意到，根据2007年1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军队审计部门设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日常工作则由总后勤部领导。此次在军委层面设立专门的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虽然人马班底不动，但无疑意味着军队审计监督工作“将更上一层楼”。对于成立由中央军委领导的审计小组，中央军委委员、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表示，“提高军事经济效益、促进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依据审计小组的工作部署，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部（局处）长等则是重点监督对象。
纯洁，成了军队建设的新关键词。全军审计小组的成立仿佛是一系列事态的结果。2012年两会期间，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提到了要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稍晚一些，《解放军报》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3月16日在全军学雷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在公布的2000字新闻稿中四次提及“纯洁”。“纯洁”，再次成了军队建设的关键词。而同样在两会上，数位“红色后代”都提到了反腐。“老百姓很怀念毛主席时候干部的廉政和社会风气。”2012年3月3日，毛泽东惟一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少将首度在两会上拿出反腐提案。
“我即使丢官也要与腐败斗争到底。”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也誓言要坚决铲除军队中的腐败行为。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近10年来至少有9名少将以上军官被惩处，其中两人被判死刑。
国内党建门户网站“七一网”2012年1月下旬转载了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一则消息。今年春节前，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对六百多名总后勤部高级军官发表了反腐讲话。刘源发出警告，“腐败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无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后台有多硬，我都不会善罢甘休。” 刘源此番讲话被视为有明显针对性。“社会的各个系统都出现了腐败现象，军队自然也在所难免。”先后在军队纪委、中纪委工作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腐败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从2月10日开始，总后勤部机关展开了“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学习教育活动。据《解放军报》透露，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要求总后干部“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刘源政委则亲自给干部上党课，主题是《自觉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腐，不再遮遮掩掩。
迄今为止，因腐败问题落马的军官中，职位最高的是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王守业1943年出生在河南叶县一个贫寒的农家。21岁那年，王守业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考入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入伍。2001年，王守业升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后升至海军副司令员。直至2005年落马。据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的报道，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道德败坏”、“涉嫌严重违法乱纪”，已经被中央军委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发布公告，终止了王守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距王守业被“双规”大约半年时间。第二天，《中国日报》对于新华社通稿中的“道德败坏”进行了注解。文章说，根据军方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一名未婚年轻女子向高层告发王守业的违法乱纪问题，并承认与他有“长期的不正常关系”。最终，王守业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同涉案的还有4名少将和7名大校。“后勤基建这一块都是管钱管物的，往往会受到物质和金钱的诱惑。”军事法学专家钱寿根说。以往，中国一直在密切监督军队内部的经济活动，但对军内腐败案大多内部消化，鲜有对外公布，更不会轻易提及“腐败”二字，大多用“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之类的模糊说法代替。王守业
案是一个分水岭。自王守业案开始，军队反腐不再遮遮掩掩，“腐败”也不再是军内的敏感词。
2011年11月，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究中心在国防大学成立。《解放军报》报道说，该中心具备教学、科研、咨询、服务“四位一体”功能，将在总政治部的指导下，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地方有什么问题，军队也会受到影响而染上不良习气，要根治就要从法制开始。”钱寿根教授认为，只有通过法治，形成内在约束力，才能使部队走上廉政建设的正轨。惩防结合的战争 王守业案之后，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廉政建设舞台上唯一的曲目。通俗地说，钱只有在不断的暗箱中流转，才会有被贪官吞噬的机会。反腐，最重要的就是让权力的运作见到阳光。
2007年春，胡锦涛签署命令，要求军队后勤体系实行更加广泛的市场经济原则，进一步社会化，凡不涉及军事机密、秘密军事工程的非敏感项目都要向社会招标。这些主要集中在营房建设、运输、电力和通讯领域。这被认为是继江泽民1990年代关闭部分军办商业项目的深化。当时，腐败苗头初现，中国军方就迅疾严厉整顿军人经商问题。那也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初现魅力和诱惑力的时代。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就在那时萌动。1990年12月，江泽民主席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二十字方针，特别强调最根本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其中就不乏针对腐败。
2006年2月，《军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若干规定》出台，这意味着军队预防职务犯罪走上法制化轨道，从“德治”走向“法治”，不再单纯地依靠党风廉政思想政治教育。2007年9月，《军事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下发。规定要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军事检察机关执法活动走向科技规范化的道路。在技术层面，“程序正义”、“技术保障”也逐渐成为军队纪检监察部门的行为关键词。当前，军事法学界也在谨慎地探讨军事行政复议、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对军队建设稳定的影响。
所有行动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则是，2007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实施。“军队各单位主官和承担军事斗争准备专项任务领导干部，是审计的重点对象，其中军、师、团级单位主官的比例要占据30%以上。”审计对象范围下探至团级军官，最初审计范围仅限于大军区级高官任职和离任前。“现在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要经过经济责任审计这一关。在实践中，审计工作通常与纪检、保卫部门联合行动，一旦发现迅疾立案处理。”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中心教授丛文胜说。
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顽疾, 虽不能将其彻底消灭, 但必须将其控制在公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否则会危及政府的正常管理秩序, 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 致使整个社会制度崩溃。同时腐败还会影响到国外机构对本国的投资, 影响本国经济的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国是世界上较为清廉的国家之一, 但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国进入了向市场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改革时期, 在这一时期, 由于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相关制度的不完善甚至缺失, 加上巨大经济、权利各方面利益的诱惑, 失去制约的权力变成了为一己谋利的工具, 腐败现象在我国迅速地滋生并蔓延开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始终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腐败的斗争, 但是, 今天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和普遍, 已经成为关系着我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的生长, 已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权力导致腐败, 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正如卡洛斯·艾伯特·罗赞斯基所说:“腐败是一种所有社会都出现的症状, 它既可见于最庞大的上层建筑, 也可在最微小的团体中找到痕迹。”权力与腐败, 犹如月光下人与其影子, 凡权力所在之处, 腐败必定形影不离。为了反对腐败, 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 国际社会也为反腐败出谋划策。透明国际、世界银行、联合国等许多国际民间组织和政治组织纷纷出版反腐刊物, 建立反腐网站, 公布各国的腐败情况以及廉政建设, 指导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世界各国在政府以及这些国际民间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指导下, 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采取反腐败措施, 开展反腐败斗争。
一、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主要原因
权力 (指公共权力) 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关于权力的含义, 学术界虽存在不同的认识, 但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 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的能力。相较于权利来说, 权力要更为现实、更为强大、更为坚韧、更具诱惑力, (2) 因此, “权力运行的效应是双重的, 它既会对社会带来利益, 也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它既可能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也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以至于制造奴役和恐怖。” (3)
权力是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权力最基本的特征是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 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 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 (4) 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 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 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 他就有权力, 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 则会丧失权力。“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 权力的可交换性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 而权力异化之所以能够产生, 又与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相联系, 即“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因此可以说, 权力的可交换性奠定了“权钱交易”的基础, 而“权钱交易”则必然导致权力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不仅是一种理论, 而且是一种经验。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异化, 这是由权力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但腐败现象之所以在我国当前能够扩散, 关键仍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没有界限和不受制约的权力, 产生腐败的危险也最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二、深入反腐败的关键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反腐败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对政府公共职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对公职人员的公共权力给予应有的定位规范, 并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使反腐败实现从治标向标本兼治的战略转换。如在经济管理工作中, 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基本原则, 把一部分政府不该管的权力坚决下放, 尽量减少具体干预, 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让企业充分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又如, 在党政事务工作中, 要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 更要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制的有效制约之下, 用法律、制度、党纪、政纪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减少权力运作的随意性。从目前来看, 需尽快建立党和国家机关事务活动公开法案, 以增强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公开化、民主化、制度化, 减少或杜绝权力滥用。
坚持教育与监督有机结合, 加大监督力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目的在于提高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 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线, 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是防止腐败的一项根本措施。教育和监督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者的目的都是预防。只是前者具有启迪性, 后者具有强制性。在一定意义上说, 反腐败更重要的还是要靠监督, 即制约机构和机制的建设。在我国, 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基础是人民群众,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是党中央一贯的重要方针。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不论干部职位大小, 其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群众给的, 必须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好权力。因此, 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实行监督,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监督, 才能最有效地防止腐败。实现群众监督的途径有许多:一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干部进行制约。二是通过实行政务公开进行制约。以公开办事原则、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岗位轮换等方式制约权力。三是通过舆论进行制约。对那些贪官污吏的腐败行为, 要运用舆论工具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反响, 从而有效抵制权力行使者的不良。
加强监督制约, 完善廉政责任制度。监督可以分为两类: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包括国家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以及本单位以外的权力主体的监督, 主要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外部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一环。就内部监督而言, 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 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强化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充分发挥党代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的双重功能;完善党委会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责范围、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认真实行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 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坚持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和罢免制度等。 (2) 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负有监督责任。目前应当抓紧制定《监督法》, 明确人大监督的职责权限和手段, 规范监督程序, 促使人大监督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督机制, 他们包括:审议批准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政府预算和国民经济发展执行情况报告, 选举和任免一府两员组成人员, 组织执法大检查, 开展调查、视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察活动, 实行代表质询制等。要充分发挥好这些监督机制的作用。 (3) 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坚决纠正严打政治斗争中习惯采用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和提前介入等错误做法, 纠正逮捕、起诉和审判一条龙的做法, 公检法之间要各守分工, 依法相互制约。监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机构, 应当履行好侦察监督、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和职务犯罪预防监督的职能。人民法院应当做好行政诉讼的审判工作, 制止行政侵权行为, 监督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4) 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廉政监督, 这种事前监督比事后监督更有效。利用行政复议制度纠正下级的不当行政行为, 利用行政处分制度制裁下属的行政违纪行为。其次, 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相互监督。最后, 行政机关内部下级对上级的违法实质性为也可以检举揭发、申诉控告。 (5) 强化各种专制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审计机关分别负有纪律监督、法律监督和审计监督的职责, 是专门监督机关。为强化这些监督机关的监督功能, 应将双重领导改为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 增强其监督的独立性;依法赋予他们更大的调查权限。
三、中国反腐败的现状
就中国而言, 根据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属于腐败情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 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新中国成立后,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 并总结和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当然也有许多不足。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了更加重要的议程, 提出了“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战略构想, 提出了制度反腐的新思路, 以“制度创新”来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使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是我国的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需要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策略, 形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合力。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随着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 对于依法治国的要求和规依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6) 公民的民主权利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权利、制约权力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去主张权利、维护权利、实现权利, 这是法治和法治国家的强大推动力;对权利的无知、护权意识和护权能力的低下-不知道权利为何物, 不知道权利有多少, 不知道权利的内容和界限, 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怎么办, 却正是实现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
四、结论
坚持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既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 腐败现象及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还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 反腐倡廉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反对腐败,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加强监督, 既是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又是遏制腐败现象的需要。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完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行政监督, 是政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促使党内监督机制、人大监督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协同一致, 建立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监督运行机制, 才能有效防止权力运行失范, 切实有效地治理腐败问题。完善党内监督机制, 重心在于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构建科学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与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完善人大监督机制, 重心在于正确处理人民代表大会对党的监督、对人民代表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的关系问题。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重心在于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完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坚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增强监督功能, 发挥监督作用, 必须坚持权力制约原则, 突出重点, 不求一劳永逸, 但求取得实效,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产生的各种腐败问题。我们坚信, 只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必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腐败问题,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摘要：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 其主要原因就是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改革旧体制的弊端, 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 减少权力运作的随意性。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权力制约与反腐败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 有力的打击腐败现象。
关键词：反腐败,权力,权力制约,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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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对弗吉尼亚前州长夫妇提出的14项指控，是FBI经过数月调查后发出的，此时，距麦克唐纳从州长一职离任仅仅10天。如果这些指控最终成立，麦克唐纳及其妻子莫林可能面临数十年监禁，麦克唐纳也将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州长。
麦克唐纳2012年差点成为罗姆尼的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搭档，并被视为2016年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之一。如今，他绊在了共和党政客常栽倒的“钱”上。
《华盛顿邮报》详细披露了麦克唐纳夫妇与弗吉尼亚州以生产营养保健品为主的星科公司CEO琼尼•威廉姆斯之间的“猫腻”。FBI长达43页的指控文件列举了麦克唐纳夫妇的种种贪腐行为，其中包括从威廉姆斯那里收受了13.5万美元现金、价值数千美元的高尔夫活动费用、多套高档时装和一块在背面刻有“第71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字样的劳力士手表。
威廉姆斯也坦白称，他以多种奢侈礼品和贷款向麦克唐纳夫妇行贿，其中不少是莫林主动索要，并承诺她和州长会对其公司予以帮助。2011年，莫林要求威廉姆斯为她在纽约购买奥斯卡•德拉伦塔牌女式礼服，以便盛装出席一个政治集会。为此，莫林向威廉姆斯许诺届时可安排其坐在麦克唐纳身边，以示“恩宠”。同年，莫林对威廉姆斯说，麦克唐纳一家投资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房地产出现资金困难，希望得到5万美元的贷款。威廉姆斯马上同意借钱给她，并说：“请告诉州长，不必考虑这笔贷款的文件程序。”威廉姆斯還为麦克唐纳女儿婚礼贡献了1.5万美元的酒席费用。作为对此的回报，莫林同意乘坐威廉姆斯的私人飞机前往佛罗里达为其公司产品站台宣传。麦克唐纳在随后写给威廉姆斯的一封电邮中说：“感谢你对我们一家的所有帮助。莫林对于能去佛罗里达并更多地了解你的产品感到很兴奋。”
在麦克唐纳的“指令”下，州政府卫生部长要求其政策顾问与威廉姆斯见面，而威廉姆斯则要求弗吉尼亚公立大学将其产品的相关科研成果介绍给投资者。还有一次，麦克唐纳几乎是赤裸裸地“推介”，当就如何减少医疗费用问题会见一名州政府官员时，他当场从兜里掏出威廉姆斯公司的产品，要求该官员拿着这一产品去与民众见面。
好在，FBI在其还是州长时，就将他拿下，使其无法再一边道貌岸然地为民众服务，一边快马加鞭地为家庭的钱包服务。
“流氓式的政治举动”
照说，在美国，卖官不是件能够得逞的事。然而，卖官的大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前治安官迈克尔•S•卡罗纳，数年间收受富商唐纳德•海德尔价值超过35万美元的贿赂。作为交换，卡罗纳任命海德尔为负责一处自然保护区的助理治安官，他的家人、朋友和商业伙伴也得到了类似任命，他还动用职权让行贿者之子免受牢狱之灾。
自然，也不仅仅是卖官，贪污受贿是最基本的“动作”。
2009年，新泽西州就发生了一起“简直无耻得不能容许”的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44人，其中包括3名市长、2名州议员和数名犹太教士。这数名犹太教士搭建了一个案值上千万美元的洗钱和工程回扣网络，3名市长和2名议员便在其中获得不菲利益。
同年，时任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带两名助手、儿子和儿子的一个朋友去看了一场世界棒球职业赛。如果是自掏腰包，没话好说，问题是一行5人的门票都是纽约扬基队赠送的。5张门票，每张价格425美元。显然，这是变相的受贿。“偷鸡不着蚀把米”，2010年12月，帕特森因这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被判罚款62125美元，而且，这名政治前途不可限量的全美首个非裔盲人（非全盲）州长，经此一“票”，光环尽失，黯然“出局”。
2012年，美国媒体披露了数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这年6月，芝加哥市政府两名官员因受贿被起诉，他们接受了一家医药公司的回扣，以保证该市的公立医院从这家公司采购用品。7月，联邦政府移民机构一名负责人及其3名下属，因虚报上班天数和差旅费贪污50万美元被判刑，其中该名负责人一人贪污钱款近19万美元。
不仅仅是贪腐丑闻，还有滥用职权报复政敌之荒唐事。2013年8月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竞选连任州长期间，他的副幕僚长凯利为报复不支持克里斯蒂连任的民主党籍利堡市市长，与港务局官员串通，限行该市乔治•华盛顿大桥的部分车道4天，给数十万人造成了不便，其中一名九旬老妇因救护车未能及时送医心脏骤停猝死，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则造成4名伤者延误送医。对此，克里斯蒂也在记者会上形容封路为“流氓式的政治举动”。幕僚的“流氓式的”报复，也断送了上司的大好前程。2014年1月《纽约时报》社论宣告克里斯蒂问鼎白宫的希望“几乎泡汤了”，并称他将“被斥责和奚落为一个品格恶劣、判断力糟糕的人”。
“腐败史即改革史”
美国官场的腐案，虽然案值一般都不是很大，很少有过千万美元的案子，但其社会影响恶劣，尤其是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及政界人物的不信任。这一点，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之时更加突出。2010年4月皮尤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的民众不信任政府，政府甚至与华尔街、国会、媒体并列为民众厌恶的“四大恶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际，民众更是宣称“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对于美国官场的贪腐，美国社会也有理性的探讨。比如，在对布拉格耶维奇案的法庭裁决和新闻报道中，就使用了“花钱表演”一词。该词原本用于演艺界，移用于政界，便被引申为：政坛成了可以套取知名度和资本的表演舞台，有人跑官买官，送钱、赠红包、给大礼；有人卖官鬻爵，收钱、贪赃、受贿。学者弗雷德•麦克切斯尼甚至称：“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现状：以前，当资本家是当官的唯一途径，现在我们已危险地进入另一阶段——当官是当资本家的最快途径。”
当然，公允地说，美国在预防腐败方面做得不赖。各级权力在多个维度被切割、被监督，又通过周而复始的选举不断洗牌，即便是“合法投资”，某个政客也要冒其落选的风险。而且，为了查处贪腐案，政府往往会不惜血本。在新泽西州腐败案中，3名市长总共受贿4.5万美元，而FBI居然卧底10年，花费了2000万美元。
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有句名言：“腐败史即改革史。”从腐败行为被揭露、贪官被判刑，到新法的制定、新政的实施，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一种改革、一种进步，从而使法律更趋严密，政策更加成熟，贪腐也更加困难，贪官也更加如过街老鼠。
（摘编自《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