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金融危机演讲稿索罗斯――索罗斯

面对金融危机演讲稿索罗斯――索罗斯（精选7篇）

面对金融危机演讲稿索罗斯――索罗斯 篇1

我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反射性特点,并且在某些时候,他们会与所谓的市场均衡相去甚远。尽管金融市场总是具有反射性特点,但是金融危机只是偶尔,并且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发生。通常来讲,市场会自动修正本身的错误,但有些时候市场上会出现某些错误的观点或认识,这些错误观点或认识会寻找一种方式强调正确的趋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了这些错误观点或认识本身。这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可能导致市场远离均衡。除非能尽快消除这种反射性的互动,否则这种趋势将持续,直到这些错误观点或认识足够明显,而必须被人们所意识到。当上述情况发生时,当前的错误趋向难以为续,发生逆转。因而当这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反向运行时,将造成市场灾难性下跌。

市场繁荣和危机爆发总是不对称的。市场总是逐渐进入繁荣阶段并逐渐加速发展。市场危机的爆发总是在非常短时间内发生,并会迅速造成大幅的经济下滑。这种不对称性是由信用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当价格上涨时,同样的抵押品可以获得更大额的信贷,而不断攀升的价格也创造出乐观的市场气氛,鼓励人们更多地利用信贷。市场达到繁荣的顶峰时,抵押品价值和财务杠杆的利用肯定也达到了极致。而当市场价格开始下降时,市场参与者无法承担追加保证金,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抵押品被迫清盘导致市场发生灾难性下滑。

由此,市场泡沫由两部分组成:现实的趋向和对这种趋向的错误认识。最简单和最常见的密斯例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的趋向是,一方面是贷款方不断提升的贷款意愿,另一方面是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这其中存在的误解是房地产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贷款意愿的。这种错误观念促使银行家在价格不断上扬以及抵押贷款违约率减少的情况下放松了对贷款程序的管制。这就产生了房地产泡沫(包括美国最近发生的房产泡沫)。尽管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有很长时期,但这种错误观念仍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着实令人吃惊。

市场泡沫不是金融市场反身性的唯一证明,但却是最显着的。市场泡沫总是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和收缩,并且带来灾难性的恶果。由于金融市场容易产生泡沫,而泡沫会扰乱市场,因此金融市场大多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在美国设有美联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家金融监管机构。

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一样,利用曲解的市场观点做出判断。而金融监管机构可能尤甚于市场参与者,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然人,同时也十分官僚,而且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互相影响也具有反身性的特点。与偶尔爆发的市场泡沫不同,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猫鼠游戏一直在持续,因此反身性的特点也一直存在,而忽略它的影响是错误的。但是当下普遍的金融理论恰恰忽略了反身性的特点,因而引发了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

我在出版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中,曾经阐述过我总结的金融市场理论。最近出版的《金融市场新范式:2008年信用危机及其意义》一书中,我又更新了这一理论。在该书中,我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与以往发生的很多金融危机不同。这个论断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更大的“超级泡沫”。

房地产泡沫十分简单;但超级泡沫则复杂得多。超级泡沫的发展趋势源于信贷和负债的不断增加。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NP。可是,当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后,市场被错误认识所笼罩。因此,增长率不断加速,并在80年代呈现了泡沫的特点。

错误认识来源于当前的金融理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趋向均衡,偏离均衡只是由偶然的外部因素引发的。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追逐自我利益不应受到约束以及市场应放松管制是合理的。我把这种说法称作“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且我认为这种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论据基础上的。仅仅因为监管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并不能说明市场是完美的。

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源于错误的前提,但是它却符合财务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促使资本自由流动,也为单个州政府的征税和监管带来困难。金融交易的放松管制以及对创新采取的宽松环境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金融业创造的利润都达到了所有企业利润总和的三分之一。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基于错误的假设,因此20世纪80年代将其作为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做法必将带来恶果。实际上,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但是这些恶果对处在全球金融系统最边缘的国家造成了重创,而不是处于金融系统中心的国家。因为整个金融系统由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享有否决权的美国控制。

一旦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繁荣产生威胁(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1998年对冲基金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政府就会出面干预,制定政策,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在经济活动放缓的时候出台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因此,阶段性的危机实际上成为成功的测试因素,鼓励了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以及金融市场应独立运行的错误认识。当然,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干预,而不是金融市场修正本身错误的能力使得这些测试获得成功。但是投资者和政府倾向于自我蒙蔽。与出于金融系统边缘的国家相比,美国的相对安全和稳定促使美国极力吸引全球其他国家的存款,使得经常账目的保持赤字。200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常账目赤字达到了占GNP7的顶峰。

最终,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放弃了监管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了解,正是他们的决策促使美国经济保持平稳。艾伦·格林斯潘尤其相信,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将带来巨大的利益:而相对于创造的生产力,拯救偶然发生的金融灾难只是需要付出的很小的代价。当超级泡沫依然存在的时候,他对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并未完全错误。直到现在,他才被迫承认他的论断存在缺陷。

金融工程包括为利用财务杠杆创造出人为的金融衍生工具,例如,债务抵押证券和信贷违约掉期等。它还包括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而利用日趋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风险。这些金融工具的复杂程度之高使得监管机构无法计算风险,转而依赖金融机构自己的风险管理模型。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估认为创造的金融工具时也采用了相似的做法:依赖于发行机构提供的数据信息,而评级机构在不断增加的业务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神秘的金融工具和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都是依赖错误的前提,即市场均衡的偏离总是偶然发生。但是金融工程不断向市场注入持续增强的信贷扩张的理念,打乱了所谓的市场均衡,并最终导致了危机。起初,偶发的金融危机只是成功的测试。但是次贷危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成为超级泡沫发展的顶峰,或者说是泡沫破裂的转折点。

必须强调的是并非一定要按照我的反身理论来分析解释这个超级泡沫破灭的现状。假使金融当局能够成功控制次贷危机(在他们认为本来能够控制次贷危机的时候),这也只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而非实质性的逆转。我的反身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目前的现状而非预测。他不像以前那些理论这么张狂。他并不像均衡理论那样所宣称的可以决定结果,但他可以断言一个繁荣最终会危机爆发,但是他不能决定繁荣期的范围和时间。事实上,对于承认房地产泡沫的人都希望其更快破灭。如果真是这样,危害会相对小很多,而且政府当局可以有能力让这个超级泡沫继续下去。绝大多数危害都是由于过去两年房地产泡沫终于按揭有关的证券所造成的。

新情况的发生并不能预测未来的解释了为何现在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最近的经验表明,但是这一现象不能再继续被忽视。我们必须认识到,反身性理论将“不确定性”这一其它理乱所忽视的因素引入了金融市场。反身性理论可以用于建立数学模型来计算风险,或将捆绑次贷转换为可交易的证券。但是,反身性理论所涉及的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被数量化的。过度的信赖那些数学模型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我的书里,我曾预测如今的这场金融危机将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而整个危机的发展进程甚至超出我最坏的预期。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金融体系崩溃了。一家大型货币市场基金由于投资雷曼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损失了其部分资产,使得“货币市场基金中的投资永远是安全而具有流动性的”这一潜在保证被打破了。这引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恶性循环,并迫使作为商业票据市场中最主要买家的货币市场基金开始停止购买任何商业票据,从而导致了整个票据市场的失灵。因此,所有商业票据的发行人(即使最大、最有信用的公司)都被迫降低了他们的信用额度,这又使得银行间拆借处于停滞状态。信用利差(即高于无风险利率的风险溢价)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导致股票市场充斥着恐慌情绪。而这一切都发生于短短一周之内。

世界经济仍被后续的影响持续拖累。各国政策制定者都注入大量的资金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活力,把这一点定位为重中之重。联邦储备的资产负债表短短几周时间从8000亿美元膨胀到了1.8万亿美元。当这样还尚显不足时,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政策制定者都空开许诺,他们决不会放任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

这些前所未有措施开始显现一些效果:银行间拆借恢复,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所改善。金融危机开始显现消退的迹象,但是对于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不会倒闭的担保正在引起一个新的危机,而这还未引起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比如东欧、亚洲、拉美地区的国家,他们并不能做出同样的担保,因此,金融资本正在从国际金融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流动。相对于美元和日元,其他货币的开始贬值,其中一些贬值程度非常巨大。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新兴国家利率飙升。对于信用违约的保险费用也不断上涨。对冲基金和其它杠杆工具投资者承受了巨大损失,追加保证金通知及被迫抛售蔓延到了中心国家的股票市场。最近,信贷市场又重新开始恶化。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一般总是后知后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设立一个新的信贷机构专为财政健康的金融边缘国家无条件提供5倍于年配额的贷款,但已经杯水车薪为时晚矣。重新稳定市场需要更多的资金。即使实力稍强的边缘国家可以渡过难关,那么国力弱小国家又将如何呢?拯救国际金融系统的战斗还在继续。即使最终成功,消费者、投资人、产业都已经收到巨大的冲击,这对国际经济活动已经产生全面而长久的影响。深层次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造成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也并非毫无可能。

这种严酷的形势对中国会产生何种影响呢?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情况要比其它许多国家要好得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主要的受益方。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中国外汇储备充足,银行体系并未收到严重损失,中国政府相较别国政府参与了更多的政策选择。但是,中国却无可避免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出口大幅缩减,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库存增加,股票市场比其国家下跌更加严重,而且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裂。中国需要刺激内需,但这还是远远不够,中国还需要在推动全球经济方面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否则,出口方面不可能有所好转。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也有了新的职责:保护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免受位于该体系中心的美国所产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他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职责。幸运的是,美国的新总统非常清楚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我们非常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也同样能看清这种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超级泡沫源于美国的消费超过其生产能力。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美国GDP的7。而这一高额赤字是通过中国和其它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和其它石油生产国越来越大的美元贸易顺差所支撑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现在已经结束,美国的消费已经不能再继续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动力。这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要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内需。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正在受到金融资本外逃冲击的其它国际金融系统边缘国家无法做到。我们必须努力停止这种资本外逃,而且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为这些边缘国家的财政赤字筹集资金。如果没有顺差国家和大量国家主权基金投入的支持,这就不可能实现。即使这样也许还远远不够,信用系统的崩塌和财富减少的如此严重,可用资金已经非常不足。或许有必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等形式提供更多的资金。无论如何,刺激消费者需求也许最终仍并不是正确的方式,因为它包括了为支持信贷消费而产生的信贷扩张,而信用应该主要用于支持投资。

我相信会有其它的解决途径。世界正在对抗全球变暖这一严重紧迫的难题,为使环境问题得到控制,需要在节约能源和寻找替代能源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这应该可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需要针对巨大的碳排放制定一个国际准则,要求为燃烧煤炭产生的碳排放定价和支付费用。当然这样的国际准则制定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实现的。

面对金融危机演讲稿索罗斯――索罗斯 篇2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直接怒斥他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与环球投资家的身份相比, 他的慈善家身份的曝光率并不高, 但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 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慈善事业;在很多场合中, 他喜欢以哲学家自居, 宣讲自己的反身性理论, 并用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金融市场的变幻, 尽管其理论并未获得严肃的学术界的认可;他已经出版9本著作, 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并在每暴赚一笔后必写一本心得;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 次贷危机以来, 他的很多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将如此之多的身份把玩得风生水起, 当今金融界怕是难以找到出其右者。今天, 我们称他“千面索罗斯”。即使在约翰·保尔森等新面孔瞄准对冲基金行业收入榜前三甲之时, 现年79岁的乔治·索罗斯, 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 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

“纵火犯”

索罗斯喜欢隐于幕后, 他曾长期有意避开新闻媒体, 不愿抛头露面。因为在他看来, “经营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 一旦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 他们就会先于你去做, 这样, 就会打乱公司的投资计划。所以, 名声有时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并非好事, 而只会带来灾难。”

但成功“狙击”英镑之后, 这名“隐于市”的神秘“狙击手”就连举手抬足都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之后, 索罗斯确信处于衰退中的英国无法维持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 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用于这场天量级豪赌, 其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 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 同时, 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 (升值) 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 (下跌) , 他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 并卖掉巨额的德国股票。果然, 英国政府在利用提高利率、动用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捍卫英镑未果之后, 于1992年9月15日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这一天也成为了英国人记忆里难以磨灭的“黑色星期三”。

这张英镑狙击战中最大的赌单, 仅从英镑空头交易中的获利就将近10亿美元, 英国《经济学人》直呼他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这一年其基金增长了67.5%。

“坏孩子”的大胆冒险永远不会是无准备之战, 他一直将耐心和敏感视为成功的第一要素。他擅长对国际政治、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从中挖掘投资的机会。1997年震撼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1997年3月, 索罗斯基金开始放空泰铢, 随后在国际游资的推动下泰铢狂跌不止, 索罗斯管理的基金从中获取了暴利。之后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 再狠捞一把。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 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意犹未尽的索罗斯将触角又伸向了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 却不曾想被香港政府和其身后挺立的中央政府打乱了算盘, 只得放弃港币悻悻而归。

尽管有人将索罗斯称为“金融杀手”, 却依然无法掩盖在这两次货币狙击战中他所展现出的非凡金融才干。将那些质疑声置于一边, 不可否认索罗斯的确是金融领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头号人物。然而索罗斯并非圣人, 虽有“狙击”英镑和泰铢的辉煌, 却也经历过几番如同西楚霸王般沉痛的铩羽而归。他坦言, 1998年投资俄罗斯国家电信公司Svyazinvest“是我投资生涯中最大的败笔。我自己满怀希望, 结果被它骗了”。

慈善家

去年12月某个寒冷的周一晚上, 索罗斯驱车一个小时, 从曼哈顿赶到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布鲁斯博物馆, 为学者救助基金募集资金作演讲。从2002年起, 该计划已向来自40个国家的266位受迫害的学者提供了安全庇护。

1981年, 当索罗斯在为投资债券疯狂集资时突然领悟到, “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死去, 我将是失败者。”于是他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索罗斯的财富为其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后援:自1993年起, 人权活动家阿里·奈尔 (Aryeh Neier) 就开始运作开放社会基金会, 据他的计算, 索罗斯向其慈善事业捐助的总额已超过50亿美元, 主要通过其基金会进行捐助。

打理索罗斯慈善事业的干将们说, 他的慈善运营策略和其基金经理所观察到的投资风格惊人的相似:他知道如何下大注, 如何具有原创性, 而且当一个项目不行时, 他不怕斩仓。

哲学家+作家

很多学者认为, 索罗斯更像是哲学家而非金融投资家;其著作则更具有哲学特色而非单纯的投资技术指导。

从1997年的《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开始, 中国读者逐渐了解了索罗斯, 其出版的著作已有9本, 其中包括《金融炼金术》以及最新的《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从1985年8月开始, 索罗斯坚持写投资日记。他把日记作为测试自己预言证券市场的变化能力的依据, 也同样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机会。由于有日记, 从1985年8月至1986年11月, 索罗斯的观点和投资战略就有了详细的记载, 并收入了索罗斯1987年写的《金融炼金术》一书。在该书中, 索罗斯首次提出了反身性理论。

在最新出版的《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 索罗斯曾以“一个失败的哲学家”自居, 深受卡尔·波普哲学思想影响的他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以自己的反身性理论指导投资, 即一个“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 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 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然而这一理论却一直未被学界所认可。

他认为, 金融市场动荡无序, 股票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 而是心理。跑赢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群体心理。而眼下这场危机则被他视为“反身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市场并未反映客观“真相”, 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 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晦涩难解的金融工具, 确实配得上“3A”评级, 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 “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 于是就出现了2007年的信贷危机、2008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等。

建言者

2008年11月5日, 在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 索罗斯坐在桃红色沙发上, 左边是约旦王后努尔, 右边椅子上端坐着智囊机构New America的史蒂夫·克莱蒙斯。他们周围则聚集着一大群各色宾客, 其中许多人还在为奥巴马在格兰特公园的成功演讲激动不已。

索罗斯很早就认定奥巴马会胜出。2004年索罗斯前往芝加哥时, 还是参议院候选人的奥巴马和索罗斯有过短暂的会面, 索罗斯对奥巴马“印象深刻”。他支持奥巴马的决定, 与他一生都喜欢彻底变革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我感到美国距其立国之本越来越远, 是要停下的时候了。”

2008年以来, 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月,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 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月初, 美国国会仍在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 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

此后, 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 10月28日, 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 次日, 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

今年1月, 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 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 而会扭曲价格”, 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摘自:《投资者报》2009年4月10日编辑:张小玲) 中

●乔治·索罗斯档案:

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1947年移居英国, 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

1956年去美国, 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1979年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

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

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 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 遍及中欧和东欧, 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 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

索罗斯还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 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藏在两次金融危机之中的索罗斯 篇3

在《货币战争》中，他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融阴谋家，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马前卒；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口中，他是以抢劫为生的强盗，吃人不吐骨；在他自己眼中，他似乎更像卡珊德拉——美丽的特洛伊公主，身中阿波罗的诅咒，言中了不断发生的所有灾难，预言却永远不为世人所信。

而据索罗斯前中国事务私人代表梁恒的观察，一个真实的索罗斯就藏在两次金融危机之中。

《英才》：有人说，索罗斯是邪恶的金融强盗，有人说，索罗斯是操纵整个世界的精英集团的代言人，在你看来，他到底是什么人？

梁恒：一切阴谋论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索罗斯就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管理人而已。他无意制造任何政治事件，所做的一切只是对他的投资者负责。这个世界的金融舞台有不同的参与者，政治制度不同导致少数人无法操纵。欧美国家，每一笔资金的调动都有据可查，游戏是透明的。反而是那些金融体制封闭的国家，体制不透明，上市公司明里一本账，暗里一本账。

《英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扮演了什么角色？

梁恒：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怪罪索罗斯，将所有罪恶加在他一人身上。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次金融危机中，索罗斯一直强调，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存在体制问题，才让投机客做了这些事。他一贯的原则是：在金融市场做投资，没有道德可言。所谓道德只是在法律底线之上的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对索罗斯而言，他只为投资回报负责任，不会考虑市场本身的道德问题。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并不觉得内疚，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说过，如果他的行为对这个地区的人民造成了伤害，他深表遗憾，但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更应该自找原因。

《英才》：传闻说，索罗斯一直意图做空中国？

梁恒：索罗斯是懂政治的，对于港币，索罗斯没有恋战。当时，香港回归了中国，金融体制却与大陆不同。所以，索罗斯最初认为香港也许有机可乘。身为一个投机客，他的风格就是，在机会出现前不会深思熟虑，看到机会马上扑过去，如果发现问题，便马上撤离。之后，索罗斯也总结说，早认赔，早止损，傻瓜才会硬碰硬。

《英才》：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接下去的这些年，索罗斯在做什么？

梁恒：索罗斯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总是比市场要快一步。2006年，索罗斯就对金融海啸有了预感。2007年的夏天，索罗斯在他的海滨别墅，召集了全美国最大的20家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开会，专门讨论次贷问题。但会场中只有2个基金经理同意他的看法，别人都不同意，说没那么严重。索罗斯后来对我感叹：“我说危机要来了，可惜没有人听啊！”

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未来的路》 篇4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12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12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2年还是2012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 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 “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XX/2012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罗斯福就职演讲稿 篇5

Franklin D.Roosevelt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3.4.演讲者简介：

罗斯福在1933年成为总统当时美国正陷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罗斯福以他的能力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去援助。罗斯福的许多施政观点至今仍是美国治国方针的一部分。

罗斯福就职演讲稿英文 篇6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with this the power to purchase the output of our cities. it can be helped by preventing realistically the tragedy of the growing losses through fore closures of our small homes and our farms. it can be helped by insistence that the federal,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forthwith on the demands that their costs be drastically reduce. it can be helped by the unifying of relief activities which today are of ten scattered, uneconomical, unequal. it can be helped by national planning for, and supervision of all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and of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utilities that have a definitely public character.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it can be helped, but it can never be helped by mere1y talking about it. we must act, we must act quickly.

and finally in our progress toward a resumption of work, we require two safeguards against the return of the evils of the old order; there must be a strict supervision of all banking and credits and investments; there must be an end to speculation with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there must be provisions for an adequate but sound currency.

these, my friends, are the lines of attack. i shall presently urge upon a new congress in special session, detailed measures for their ful

重温索罗斯金融新范式 篇7

［美］乔治•索罗斯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定价：29.00元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有一次在抬头观测天象时掉进了面前的深坑，被大家嘲笑说：“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还有人说“泰勒斯既然很聪明，为什么发不了财，只是整天研究些无用的东西？”为了回击这些人的嘲笑，泰勒斯运用自己的气象知识，预测到第二年橄榄将大丰收，于是在春天时以很低的价格租下全城所有的榨油机。第二年橄榄果然丰收，泰勒斯以高价出租这些榨油机，狠赚了一笔。泰勒斯向世人证明，如果他将心思去赚钱，将比其他人赚得多，只不过不愿意这么做而已。

今天，索罗斯的经历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诠释。索罗斯早年在伦敦研读哲学并服膺波普的开放社会理念，后来感到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哲学家而投身金融市场。没有想到的是，索罗斯利用自己的哲学在金融市场上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就使他的哲学慢慢传播，但是，由于他的这套哲学和主流观点水火不相容，一直不能得到它应得的影响力。不过，当下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彰显了主流观点的谬误和偏见，从反面证明了索罗斯反身性理论的正确。在这个恰当的时机，78岁高龄的索罗斯立即撰写出了《金融市场新范式》（中文译为《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他认为当前的局势是证明自己的理论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的良机”。也许是他生前成为世人认可的哲学家、实现其一生梦想的最后机会。

索罗斯的这本新著探讨的是金融市场的新范式，但实际上他的核心观点只是20年前《金融炼金术》的老调重弹，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这次金融危机恰恰说明索罗斯20年前提出的反身性理论的深刻，也表明索罗斯对市场本质的思考超前于时代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