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通用8篇）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篇1

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亟待改革，这是广大法律工作者和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共识。其原因是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混乱无序的局面，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秩序，妨碍了审判工作的效率，甚至对司法公正造成了损害。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正确理解司法鉴定的概念与性质是改革的前提

关于司法鉴定的概念与性质问题，学术文献中多有论及，可谓众说纷纭，要进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就要解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认识问题。司法鉴定的概念严格地说，司法鉴定应定义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或代理人（辩护人）、公诉人的申请，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评定的活动。司法鉴定与其它鉴定不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第二、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三，由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具有公权属性，其决定权、委托权和组织监督权均由审判机关行使。因此，我国的公安、安全、检察机关，虽也被通称为司法机关，但为了避免概念混乱，特意将其在刑事案件侦查、起诉阶段的鉴定，命名为刑侦技术鉴定、检察技术鉴定，以示区别。

（二）司法鉴定的性质

司法鉴定是依靠科学的法律活动，鉴定人运用专门性知识、技能和经验，对诉讼过程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为惩罚刑事犯罪、追究侵权人责任和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证据。就审判工作而言，司法鉴定首先是审判工作的组成部分，司法鉴定权从属于司法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司法鉴定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次，司法鉴定是辅助性的，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时提供科学依据，对审判人员起辅助认证的作用。再者，司法鉴定是被动性的，服务于司法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宗旨，因审判工作的需要由人民法院决定而启动，在审判工作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从属的学科范围内开展工作。由此，也决定了司法鉴定工作范围的广泛性和鉴定对象的复杂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司法鉴定的内涵不断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日益广泛，因此司法鉴定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三）司法鉴定结论的特性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共同规定的。司法鉴定结论与其它诉讼证据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特性。它与其它证据一样，都是人民法院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认证。它与其它证据的区别，表现为以下特性：

第一，司法鉴定结论产生的时间是在诉讼过程中，是对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物进行鉴定后得出的结论。

第二，司法鉴定结论的产生须通过特定的程序，其中以人民法院的委托程序为其特别成立要件。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所提交的鉴定材料等证据，通常要求经过庭前展示、证据交换或庭审质证。

第三，司法鉴定结论源于程序公正、方法公开的科学鉴定活动，由中立的鉴定人独立完成，其表现形式是具有基本格式和内容要求的文书。

第四，司法鉴定结论与待证事实的关系是相对的。这是因为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理论、标准和技术条件是相对的；鉴定人主观的学识、技能、经验和认识问题的角度是相对的；鉴定对象或送检材料在时间性、真实性、完整性等方面是相对的。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篇2

一、当前法医司法鉴定工作现状

在2005年以前,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实施的是以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司法鉴定部门作为主体, 而其它的如各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设立的司法鉴定部门作为辅助的模式, 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2月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实施之后,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经历了近10年的实施之后, 决定对司法鉴定的程序过程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促进了司法体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大力支持了司法诉讼工作。

(一) 当前两类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划分

当前我国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分为职权和社会两种, 隶属于侦查机关的, 在该部门职权内进行鉴定工作的机构属于职权类鉴定机构;科研部门, 部分高校以及民间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属于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

(二) 两类鉴定机构联系与区别

无论是职权类鉴定机构还是社会类鉴定机构, 鉴定都是由鉴定人依据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 以为诉讼工作提供鉴定意见为基础的活动。两者的鉴定无优劣之分, 存在同等法律地位, 在法官的采纳上都必须以质证确定真实性为前提。尽管两者工作且法律地位相等, 但仍然存在一定区别:首先, 两者运作体质不同, 职权鉴定机构下属于侦查机关部门, 其领导由上级任命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 而社会鉴定机构基本没有国家财政支持, 运作主要依靠鉴定收费;其次, 两者工作对象不同, 职权类鉴定机关仅针对所属侦查机关展开鉴定工作, 而社会鉴定机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 在其业务范围内的鉴定都可以受理。最后, 两者占有鉴定资源比重大, 且差距明显, 尽管社会鉴定机构发展迅速, 但与全职鉴定机构相比, 其承担鉴定工作比重仍然较低, 职权鉴定机构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

二、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 大致经过了从加快推进积极落实, 到平稳发展, 再到不断完善深化改革, 这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中, 我国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在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可靠性以及权威性方面都得到了良好提升, 这充分证明当前我国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是适应我国的基本现状的, 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体现。《决定》的实施促进了司法鉴定体系的完善, 但反观我国当前的法医司法鉴定体制, 特别是公安系统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 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才能促进我国司法鉴定体系高效发展。

(一) 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系存在的普遍问题

1. 鉴定机构多且复杂

根据《决定》精神,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主体面以社会服务为主旨, 从最早的由公、检、法三家司法鉴定机构为整体的鉴定管理体系转变为当前由公安刑侦部门的法医鉴定机构和社会诸多经营性质鉴定机构为主体的司法鉴定体系。从而造成了当前司法鉴定机构繁多的现象, 特别社会鉴定机构, 尽管占整体鉴定资源的小部分, 但人员复杂, 如存在有职权法医司法鉴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高校教职人员、部分医务人员等。这就导致了当前法医司法鉴定水平的参差不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质量, 影响了办案效率。

2. 法医司法鉴定程序不规范, 管理不健全

在程序上, 由于诸多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的情况, 因而必须更换鉴定机构, 但在更换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鉴定机构修改之前鉴定结论的现象, 办案单位难以为其对错下定论, 从而造成办案的负担。如若重新鉴定环节无机构高低层次之分, 那么就难以科学有效的进行鉴定, 造成重新鉴定说服力的缺失。

当前司法主管部门仅在机构审验及审批上存在管理, 在具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并没有直接的进行监管;在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中, 由于其经营性质, 为了经济效益往往降低鉴定质量, 多种结论的现象时有发生, 就造成了其鉴定结果难以采信的问题。由于当前的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并未存在由上而下的监管体系, 其监管仅属于行业内部的管理, 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 从而也就造成了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不完善。

3. 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当前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基本人员职称情况比较混乱, 医院基本上都是把医院的科室领导集中起来, 组织在司法管理部门下设的培训班学习一定时期, 之后获得副主任法医师头衔;其他社会鉴定机构的法医鉴定人员多为退休医生, 或是自谋职业的医务人员, 其取得副主任法医师的职称相对职权鉴定机构相对简单, 大多数未有法医工作经验, 从而造成了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混乱, 如若不进行改革, 将不利于整个司法鉴定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 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机构存在的问题

1. 当前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体制情况

当前我国的公安司法鉴定机构主要分为四个行政级别, 分别为国家级、省级、厅地级和县处级, 根据行政级别的不同分属与各自刑侦部门, 其上下级法医机构之间无隶属关系, 对于案件存在疑难问题, 该级鉴定机构无法承办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鉴定部门通过技术支持或直接移交上级鉴定机构承办。

2. 公安法医队伍素质较高但待遇相对较低

与社会鉴定机构相比, 公安部门的法医技术素质普遍较高, 大多数法医受过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教育, 但是收入却相对比较低, 这也就造成了“工作干劲不足”的局面。由于公安部门法医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 其待遇高低仅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 与业务水平、劳动强度并不直接挂钩, 这样难以形成激励机制来提升工作效率, 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法医的工作积极性。

3. 自侦自鉴设计存在不合理性

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是存在较强主动性的, 未必然会倾尽技术手段来加速案件的侦破, 但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应确保较高程度的中立性, 必须以事实数据来呈现, 从而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 决不能先能为主, 造成侦破工作影响鉴定工作的状况产生。当前的公安部门集侦查工作和法医鉴定工作为一体, 这无外乎就是要求公安部门既要保持中立, 又要确保工作积极进行, 这样的管理和工作机制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3.基层法医技术装备较为落后

先进的技术设备, 高标准的人才队伍, 严要求的鉴定监控体系是确保法医鉴精确性、科学性的重要基础, 但当前基层公安机关的法医队伍很难达到此标准, 除了省级以上法医鉴定机构拥有较为先进的设备外, 基层在技术装备上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法医存在于刑侦部门, 但刑事侦查系统经费往往比较紧张, 技术装备更新较难;其次, 公安机关的法医机构无法进行有偿服务, 仅能靠国家财政, 但由于机构设立较多, 有限的财力也就被分散, 造成了基层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机构经费不足, 从而导致装备较为落后。

三、对当前我国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建议

(一) 改变机构繁多现状, 统一机构管理

当前的法医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首要解决的就是结构繁多的问题, 必须要在鉴定工作上捋清管辖关系, 在提升可信度的基础上做到使当事人能够对鉴定结果有章可循, 为此, 可借鉴西方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将法医司法鉴定机构集中起来,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 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 设立单独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 使机构间存在隶属关系, 从而提高鉴定效率, 排除多方鉴定, 多种结论的现状。要提出权威鉴定这一概念,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不仅能在鉴定工作上提高效率, 同时在国际上提升我国法医鉴定工作的形象。

(二) 法医鉴定业务要进行划分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就必须要改变以往公安部门及时办案主体又是鉴定主体的现状, 排除办案部门的部分行政干预, 体现法医司法鉴定工作的独立性。建议基层鉴定部门处理本行政区域内尸体、活体等检验及鉴定工作, 公安部门的法医负责现场勘查、物证提取及送检工作, 同时可以协助基层鉴定部门进行鉴定, 但不承担鉴定责任。

(三) 提升司法鉴定人员整体业务水平

在法医鉴定人中实行统一的主体资格准入机制, 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监管制度, 对法医从业人员的权利及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要建立起明确的职业标准, 特别是在资格考试上, 把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放在第一位, 杜绝不符合业务水平的人员从事法医鉴定工作, 提升法医鉴定工作质量。同时建立健全法医工作人员培养机制, 实现高效培养法医与用人单位的良好对接, 为法医鉴定机构提供优质人才。

(四) 提升公安法医队伍薪酬, 提升装备科技含量

公安部门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统一管理下实现人力、财力、物力的重新整合, 统筹规划,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提升装备科技水平。在薪酬上, 实施公务员薪酬的同时注重与业务挂钩的奖惩制度, 使法医的奖励与自身业务能力水平相关联, 鼓励钻研业务技术, 鼓励多劳多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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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篇3

什么是司法体制？ 我们绝大多数人把司法体制理解为司法制度。这并不准确，这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了那么多的司法制度，但司法公信力仍然不高的根源。体制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体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中国古人大多从体裁、框架的角度来理解体制，如东汉末孔颖达为郑玄著的《诗谱·周颂》作的疏中写道 ：“然《鲁颂》之文， 尤类《小稚》， 比之《商颂》，体制又异” 。三国稽康著的《琴赋》中也有： “ 历世才士并为了赋颂， 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这里的体制就是体裁和框架。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裁和框架，不能通用。比如，散文的体裁和框架就不能用来写论文。同样，不管什么国家的论文，都有相似的结构和框架，没有这些结构要素，就难以写作好的论文。论文如此，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相似的体制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司法，司法体制应当有如下特点：1.司法体制是司法的基本结构。所谓基本结构，是决定司法走向、司法制度和司法结果的结构。比如近期司改中推进的员额制，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员额制能否促进司法公正，还要有良好的司法体制的保障。司法的某种共同性，决定了司法的基本结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并构成了司法与政治、文化、经济体制等的不同。2.司法体制的性质与司法的目的有关。司法的目的是公正，司法体制必须具有正义性质，即保证司法活动能够通过司法体制实现司法正义。司法体制是约束司法活动使之实现司法正义的结构和构架。正是这一特点使司法体制与科学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区别开来。如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科学体制要着力于保障人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而民主政治虽然其目的也是正义，但民主政治实现正义的体制是通过保障公民的参来实现。3.司法体制的核心要素是确保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司法活动是否独立的体制性要素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及其他司法制度的运行，不独立的的司法体制无论如何操作都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中国人所谓“体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必须看到，司法体制的上述内容迄今还没有引起根本的重视。虽然我国宪法已对司法有明确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宪法规定的我国司法的这一体制性要求和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通行于我国司法的体制性习惯是向领导负责，司法运行的框架是权力主导下的司法机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官们往往服从司法领导的意志，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都是领导的意志决定。特别是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虽然设计者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办案，目前还要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开会要有纪录、票决制度等，但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为特点的司法系统，官本位的惯性力量要远远大于规范性制度的约束。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某些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承办法官审理之后经常需要就审理情况向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这些有官职而未参与审理的特殊法官或者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判决。二是某些特殊的案件，基本上是通过政法委由法院之外的某些机构决定，在这情况下，“事实”可能被“证明”出来，也能被“决定”出来，判决只是走走形式。由此导致中国司法机关出现了大量“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三轮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司法体制。即使目前正在尝试的合议庭共同负责下的主任法官责任制等，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的体制要求仍有较大距离。其核心是对我司法官之公平正義的素质没有信心，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质疑。其实，司法官的素质是司法体制的产物。司法官的素养不好正是不好的司法体制的结果，岂能倒果为因，用结果来遏制原因的改革？

司法体制得不到改革的后果从两个方面特别表现出来。一是我国宪法对司法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被扭曲，我国主流司法理论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整体，司法官个人是不适用的，即所谓“整体独立”的说法。[“西方国家所讲司法独立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检察官的独立”见陈光中：《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 年第2 期。]。其实，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既包括司法机关整体行使独立司法权，也包括司法机关的司法组织和司法官个人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没有司法机关的个体和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整体独立行使司法权就不存在。因为整体要通过个体来体现，没有司法官个体的依法独立，岂能有司法机关整体的依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也是整体和个别、外部和内部的统一。必须指出，以整体取代或否认个体在思想方法上包含的价值导向是极为负面的。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把国家、集体的价值片面拔高到无限的高度，不仅大大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严重扼杀了社会的进步。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指出，集体否认个体正是“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3版，第473页]

二是司法机关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受到司法以外因素的不当干扰，比如法院系统的“司法为民”。依法独立办案就是向法律负责。明明已经有法律而且规定也非常明确，为什么不严格依法办案？诚然，有时向法律负责与并不有利于一时一地的“民”，但这是法律的规定，是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更大范围的公平正义。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与群众利益抵触，就破坏法律的权威，更不能以“司法为民”为理由不适用法律。如果法律和群众的利益不一致，应当通过法律的解释让群众理解法律的道理和正义性。何况民与民之间，民与商之间，民与官之间的争议有事都涉及到具体的利益，更要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为民”而排斥向法律负责，结果只能导致司法不公，侵害的是更大的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同时，“司法为民”等导向在向法律负责之间挿入了一个原则或环节，这实际上变相在司法机关引入了一种先入价值，这对于要求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行为同样是不利的。依法独立的本质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司法保持中立，除了法律，任何东西不能影响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更不能用其他价值破坏法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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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种种问题，导致我国司法至今仍然乱象群出。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综治委2015年还在定抓捕黄赌毒任务数（精确到2，491人）。[ 南都记者张东锋：湖南新化发文定综治抓捕任务数 回应称无强制性 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04月28日]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理直壮地将目标对准向领导负责不向法律负责的司法体制，并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体现人民的广泛参与。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都明确提到：“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这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是人民，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体现广泛的人民参与。但从我国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看，人民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人民群众所想的、所希望的和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之间有一定的隔阂，也是现行司法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体制”之外的原因。司法公正是人民的要求，司法不公带来的伤害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司法体制改革中没有人民群众的声音不但不合理，也不公平。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人民广泛参与的机制问题，能够让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变成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力量。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官向谁负责。必须以向法律负责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我国宪法规定明确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的司法逻辑。司法官对谁负责基本上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和结果。司法官对法律负责，才会有司法公正； 司法官对领导负责，司法就不可能公正和有公信力。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关键。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官办案向法律负责就是向人民负责。“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了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0-181页，]“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1页]而是属于法律和人民。反过来，司法官办案不向法律负责而向领导负责，在法理上和政治上是极不严肃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已经明确提出要解决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我们的司法官能不能向法律负责的问题，即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改变为向法律负责。由此才能全面有效地贯彻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司法官向法律负责这一体制变革的严峻性。从向领导负责到向法律负责是中国司法真正的体制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而这种以官本位为特点的管理模式就是一种对上负责的传统。但司法系统具有完全不同于行政系统的依法独立的特点。在依法独立的原则下，司法官之解决纠纷是中立的裁判官，它不是官，不应用官的上命下从模式和习惯去对待司法官，更不允许司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唯领导的指示是从。法官唯一的上司是法律。法律是法官、检察官办案的唯一依据。古罗马正义女神的座右铭上就有“为了公平正义，哪怕天翻地覆”的格言。任何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首先就是对司法向法律负责的原则的破坏。而当司法官不能向法律负责的时候，也就是司法公正受到冲击之时。所以，丹宁爵士说：法院“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秩序的地方，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 147页。]诚然，不同的国家，司法体制并不相同，依附在司法体制上的司法制度也不一样。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时代，司法之體现民主和向法律负责的精神是相通的，否则司法就会背离民主法治的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有理由也有政治道义在司法官向法律负责的体制创新方面做得更好。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篇4

按照区委深改委《X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X年工作要点》文件要求，我局作为司法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中“落实《关于加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任务的牵头单位。根据工作安排，现将我局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一）“X”热线服务及时专业。安排值班律师专职负责接听，对群众的来电严格做到“有人接听、有人登记、有人解答、有人统计”，确保“X”法律服务热线平台运行畅通。自热线服务开通运行以来，共接听咨询电话X人次，接通率达X%，保质保量完成专线值班工作。

（二）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初步建立。

目前，X已基本完成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建成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X个，镇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X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X个。X法网、X公共法律热线平台已于X年X月底上线运行。广大群众可通过X法网、手机APP、微信公众号、X法律服务热线等方式，快速准确地查找到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并实现网上咨询、网上申请、网上办理、网上查询、网上监督等公共法律线上服务。

（三）规范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区级中心完善服务窗口，在窗口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础上，深入开展“优质服务质量、优质服务态度、优质服务环境”的三优品牌创建，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等措施，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中心接待人员安排专职律师轮流值班，专门负责接待咨询工作，确保每个来电、来访均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解答，来访咨询事项在法律援助信息系统登记。X年以来共接待咨询X人次，代书X份。

（四）法律援助服务优质高效。

为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应援尽援、应援优援。X年,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X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X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讨薪X万元。

（五）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X年X月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借鉴前期试点的有益做法，制定本区试点工作方案，加强工作沟通机制。区司法局、法律援助机构统筹调配律师资源，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截止到目前共办理刑事案件全覆盖案件X件。

二、存在问题。

（一）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和热线平台使用推动不平衡。X法网、X公共法律热线平台已投入使用，但仅在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使用，并没有通过镇街一级开展大范围宣传，群众对X法网、X法律服务热线知晓率偏低，一定程度上导致X法网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二）部分实体平台规范化建设存在一定难度。

《司法部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对实体平台的建设标准作了新的规定。虽然区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已经按照标准建成，但实用面积也比较小，镇街、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主要依托司法所、社区人民调解室。由于大多数司法所仍没有业务用房或者业务用房老化，部分司法所只有一间办公室，完全按照司法部的标准来建设还不具备条件，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规范化建设存在一定难度。

（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平衡。

开展公共法律服务的主要力量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目前，我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布不平衡，此外，司法行政部门人员相对偏少。我区司法所大部分为X人所，甚至有的为X人所，承担日常工作已有很大压力，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

（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经费存在缺口。

运行经费还未纳入财政预算，在经费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缺口。没有公共法律服务方面业务经费，社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公益服务补贴主要是从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支出，法律援助案件今年大幅增加，经费十分有限。

（五）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要依靠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社会律师、人民调解员值班，有些法律服务人员的法治素养、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值班受限于面对面服务方式，效率不高，日常咨询群众较多，目前只有X名律师进行值班，回复解答、代书都应接不暇，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加班处理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群众的等候时间。

司法体制改革问答 篇5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去年底，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经党中央批准下发执行。一年来，改革组织实施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拥护。

??? 为全面了解今年司法改革工作的进展情况，12月17日，《》专访了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鲍绍坤。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请您谈谈今年改革组织实施工作情况？

鲍绍坤：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2004年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的继续和深化，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政法事业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保障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良好有序的司法保障和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承担改革任务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高度重视，普遍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工作班子，抽调专门人员负责，及时研究制定方案，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改革组织实施工作。各省(区、市)也都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中央改革方案，有些省还积极探索出台司法工作机制改革措施，中央和地方推进改革的两个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

：中央提出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4个方面改革任务，请您介绍今年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鲍绍坤：经过司法体制改革各牵头单位、协办单位一年来的共同努力，中央提出的4个方面60项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启动，改革总体进展顺利，有的改革事项已经完成，有的改革事项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明后年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方面，主要是在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建立党外人士对司法工作行使民主监督职能的工作渠道和机制、推进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完善司法公开、公开听证、舆论监督制度等方面出台了改革措施，以进一步完善执法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切实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主要是在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等方面出台了改革措施，以进一步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转化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使之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又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在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方面，按照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要求，本着“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的原则，主要是在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政法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对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等方面出台了改革措施，以切实解决政法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在加强政法经费保障方面，主要是在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和管理制度、建立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等方面出台了改革措施，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基层政法经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政法经费实际保障水平。

：今年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第一年，请您谈谈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鲍绍坤：主要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通过落实警务、检务、审务、狱务等公开制度，完善公开听证、舆论监督制度，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推进网站建设，规范利民、便民服务活动，实行开放日等形式，进一步增加政法工作的透明度，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进一步接受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善了对内监督制约机制，将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分由不同业务部门承办，理顺了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加大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渎职犯罪的力度，加强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倒查，注意透过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现象特别是冤假错案，深挖严查涉案背后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平稳推进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全国有3137个检察院开展了试点，占总数的86.5%，共选任人民监督员2.1万多名，监督三类案件(不服逮捕决定、拟撤案、拟不起诉的案件)和不依法办案情形共计2.8万多件。人民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正在全国100多个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实施，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得到制约和规范，有利于减少“不当量刑”现象。改变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分由不同的内设机构行使。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对不当干预法院执行工作的纪检监察力度，使“执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据统计，2007年12月31日前受理的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基本执结，全国法院累计执结有财产积案33万多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进一步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全国有1074个基层法院实行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占基层法院总数的35.75%。全国人大常委会运用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多种监督形式，改进完善监督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统战部门建立健全了司法机关与党外人士的沟通、通报、联络和联席会议制度，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人员，进一步发挥了党外人士监督司法工作、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取得了新进展。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批捕权上提一级，既解决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由同一检察机关行使侦查、逮捕、起诉权力的问题，又保障了职务犯罪嫌疑人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在各地党委政法委的领导、协调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全国半数地方陆续推开，帮助了一大批因受犯罪侵害生活困难的群众走出困境，彰显了国家的关怀和温暖，增加了社会和谐因素。社区矫正试点已在全国27个省(区、市)开展，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

员35.8万人，解除矫正17.1万人，正在接受矫正人员18.7万人，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仅为0.2%左右，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决定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不断提高矫正工作水平。通过修改刑法，进一步完善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加大了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案件、网络犯罪的查处力度。

三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政法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新的提高。为适应基层政法机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法机关对警力和素质的需求，中央部署选择部分政法院校进行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在去年招录4000多人的基础上，今年扩招2万余人，立足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主要充实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法机关，解决政法人才短缺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修改了考试大纲，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列为专章，使考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了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继续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考试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分数线的政策，使西部12省(区)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及享受扶贫开发政策的县、市得以覆盖，今年报名考生达1.4万余人，进一步扩大了西部地区法律人才储备。通过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司法统一考试试点，使今年参考人员达到4200人，将有效缓解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相对短缺问题，对加强和巩固基层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央编制部门决定为地方政法系统增加政法专项编制，将有效缓解部分地区基层警力不足问题。四是加大政法经费保障力度，政法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今年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大幅增加，使我国东、中、西部基层政法机关的实际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有效保证了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经费需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收支明脱暗挂等现象明显减少，政法机关执法形象得到进一步改善，促进了司法廉洁，维护了司法公正。

：从您刚才介绍的情况看，即将过去的一年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请您谈谈对下一步改革工作有什么考虑？

鲍绍坤：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明年是改革的攻坚之年，任务艰巨繁重。在今年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调，积极开展工作，及时在规范自由裁量权、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完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完善上下级司法机关的关系、加强司法职业保障、修改部分严重犯罪的法律规定、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执纪有效衔接机制、规范司法警察管理机制、完善政法业务装备配备标准等方面出台新的措施，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等重点工作上取得新的进展，在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上实现新的突破，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丰硕的改革成果，感受到更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体会到更充分的社会和谐。中央政法委、中央司改办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及时掌握各项改革事项的进展情况，加强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评估工作，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初探 篇6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是人民法院直接管理使用的一支司法武装力量，在保障和服务审判工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纵观近年来法警的实际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法院审判工作的不断扩展，法院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入，现有的司法警察体制的弊端也不断的显现和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警工作乃至审判工作的发展。因此探索改革现行的司法警察管理体制，解决实质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结合河南南阳法院法警工作，试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做些探索。

一、关于司法警察职责的法律定位问题

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从立警之初就一直被责权不定、身份不明、管理不顺等问题困扰：有法定警种存在的明确规定，无履行法定职责职权的具体规定；有履行警察义务的相应规定，无执行司法警务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明确规定；有保障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司法警察的特殊要求，无实现保障的职责范围内的司法警察权能行使的规定。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具体规定了司法警察具有八项职权，但实为八项工作内容，而非职权。司法警察作为一支警察队伍，在司法过程中拥有哪些强制权却无从规定，由于规定不明确，导致法警在司法过程中措施手段也不明确.法警现阶段的职权仅限于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要在审判长的指令下，才可以对非法行为人强行带离。在报请院长批准后,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审判长如果不及时下指令制止，那么法警不应擅自制止，更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这致使法警的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如果出现人犯脱逃或者旁听人员哄闹法庭等重大事故，审判长和法警所负责任将会混淆不清。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法院非开庭的场合下，扰乱法院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也日益增多。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只是概括性地赋予了司法警察全面承担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职能，对于具体权限却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司法警察在实施警务保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其有限，有时甚至显得力不从心。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活动和审判机关的法律保障，除部分由法院自身承担外，更多的保障责任还依赖于公安机关。如出现当事人在非诉讼期间冲击哄闹法院办公场所的行为，直接或间接针对法官进行违法或涉嫌犯罪活动时，由于无法律明确授权，法警无法对非法行为人采取留置、盘问、临时约束等必要措施，只能采取说服、劝导或以身相阻等方式进行制止。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由法警直接对非法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这种处置方式是经不住推敲的。而如果拨打110报警求助，公安机关往往认为法院机关内应由法院法警负责，拒绝处理。这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办公秩序和人民法院的形象。同样法警在执行安检任务时，发现了违法行为，法警也只能收缴其违禁物品，无权对其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其实，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已经基本囊括各种主要的妨害诉讼行为，并已形成相对完整诉讼处罚制度体系，对妨害诉讼行为实施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将分散的妨害或影响诉讼的处罚规定集中起来，形成与三大诉讼法能有效衔接的系统，由法律明确授予司法警察履行职能所必须行使的相应职权，从而保证司法警察履行职责有法可依。更好地行使保障职能。

法律应有条件地授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的职权：对可疑人员，司法警察可以留置、盘查、询问等；对不听劝阻的，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如具结悔过、收缴物品、罚款、拘留等；对突发犯罪案件或其他突发事件，可以先行处置，然后再按规定移送，必要时可按有关规定使用警械或武器。增加法警此项职权和职责，对充分发挥司法警察的警力资源，维护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促进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是十分必要和非常迫切的。在此背景下，完全有必要对司法警察警力资源进行整合，授予司法警察有条件地行使治安处罚权，以及对涉嫌与诉讼有关的刑事案件侦查等相关职权，从而为司法警察全面履行职务提供完备的法律舞台。

二、关于司法警察的编制问题

以南阳法院为例，南阳两级十四个法院自1998年开始实行法警编队管理，现有八个法警队、六个司法警察局，在职法警216人，占干警总数的近12%，其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205人，党团员占80%，学历均为法律大专以上。南阳中院法警局现有正式干警20人，已授衔19人，均为法律本科以上学历，9人具有审判员职务，党员20人，法警人数占全院在编干警人数的7.4％。在我市各个区县院中达到最高院法警编制配备标准的屈指可数，有个别区县院正规在编法警仅有1人，法警“单位”配制严重不足，难以形成整齐警力，受进入渠道约束，法警队伍人员老龄化，文化结构偏低化，专业技能普通化，综合素质一般化，难以胜任司法警察机动性、警务性、专业性的保障职责。从目前法警所承担的任务和面临的形势看，以前最高法院规定的法警占全院人数12%的比例已经远远过时，照这样的比例配备法警队伍已无法完成保障审判的繁重任务。法院的编制没有增加，法警占法院人数量12%的比例没有扩大，补充法警编制更是无从谈起，加上入警和授衔条件严格，使不断加大的法警工作量和人员编制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繁重的工作迫使各级法院采取变通措施增加力量应付工作需要，或者采取地方编制补一点，或者聘任部分合同人员从事法警工作。这种应急作法导致现在法警队伍的成分十分复杂，有中央政法编制、有地方行政编制、有通过人事部门履行正式手续聘任的、正式授衔的、有虽然有编制，但因其它原因没授衔而从事法警工作的。有的法院警队虽然有十几名法警，但只有部分符合法警条件，具有执法资格。如宛城区法院十几名法警，只有队长一人授衔。依据法律规定，法警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严肃的执法活动，法警享有的职权是任何其它人员不能拥有的，法警的作用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让一些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有效证件的人行使法警职权，与党和国家严肃执法的要求极为不符。

三、关于司法警察队伍进出口问题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死刑案件的二审及复核程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阳中院司法警察除了完成本院一、二审刑事案件的押解、看管、值庭外，还要担负起省高院和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审理和复核的押解、看管、值庭任务，工作量比原来增加了三倍多。加之最高法院规定庭审法警值庭的人数应不少于被告的2倍，我们现有的警力相差甚远，司法警察保障审判的工作量猛增，现有机构和警力根本无力保障。由于警力不足和机构不健全等因素，法警的保障作用差，我院法警支队的现有机构和人员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工作需要。

1、人员进口

一个法院按什么比例配多少法警的决定因素应是法院受理案件多少，受理案件多的法院应多配法警，反之则少配，但决定案件的多少又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辖区人口多少以及法制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依据法院现有人数，扩大法警占有比例，或者按辖区人口设置法警所占比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河南省法院系统多次增编，用于加强审判队伍，法警队伍却没有得到一个增员编制。为了加强公安力量，河南省五年内招录50000名公安干警补充其队伍，而作为人民警察一个警种的司法警察，同样承担着巨大工作压力的法警队伍，却没有得到一个长远增编补员的计划。在中央政法编制不能满足需要时，一些地方法院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争取到了一些地方事业编制，但也多用于招录审判人员或书记员，给法警队伍增编补员几乎没有。由于法警队伍多年来不能通过正规渠道和正规手续补充警力，因而造成了队伍年龄结构很不合理，普遍存在老化现象。关于录用法警应参照的基本条件和录用标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没有受过刑事处分，志愿从事法警工作；年龄在25周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男性身高在1.70米以上，女性身高1.60米，双眼裸视为1.0以上，无残疾。重点可考虑退役军人或警校毕业生。

2、人员出口

从法警工作特点看，35岁以后，一般就难以适应法警工作（法警领导干部和少量骨干除外），一般情况下干法警工作干至年老，干至退休。从年龄结构看，一些法院法警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年龄偏大，难以适应法警工作对抗性、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强的工作特点，影响战斗力和工作效率。许多年龄大、体质差的老法警需调离法警岗位，但又因为没有审判职务，不能走法官序列，不得不继续在法警岗位直至退休，这就形成了需要进的没编制，需要出的出不去。这是制约法警队伍健康发展，影响队伍正规化、年轻化建设的致命因素。应结合法院实际情况，实行定期招警制度，这样有人走，有人进，流动性较大，年龄大的法警可以退警到法院综合部门工作。理顺司法警察的“进出口”渠道。为了增强司法警察队伍的活力，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就必须研究解决好司法警察的来源、更新和出路问题。由于司法警察属于技术性、对抗性、风险性较强的职业，对于从事司法警察工作达到一定的年龄和年限的司法警察，可以根据其政治级别、警衔级别分别给予安排转岗分流，有的可以从一线法警工作退居二线法警工作，从事对抗性较弱、风险性较小的工作，如负责送达、警务管理等工作。

四、关于聘任制用人机制问题

根据司法警察工作性质和特点的要求，采用司法警察任用制与聘任制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司法警察警力不足的问题。这一举措对增强法警力量，实现法警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保证聘任人员具有较高质量，从应届高等院校毕业生、军队和武警退役军人中聘用。同等条件下，公安、政法院校的毕业生及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优先聘用。聘任制司法警察聘任期为三年，年龄达到35岁一般不再续聘。

五、关于警务管理体制问题

实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把分散在各基层院的法警统一纳编，集中归口，统一调用，使上下级警队间的沟通联系更加紧密，跨县市区的警务协作更为顺畅，能够成倍地增强两级法院法警的力量，有利于发挥司法警察的职能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审判和执行工作，促进法院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将法警部门负责人备案任免制度变更为任命制度，干部任免权高管一级，地方各级法院在任免本院法警部门负责人时，须将有关材料上报上级司法警察部门征求意见，经审查同意由上级法院直接下文任免。每年年底各县市区法院法警局（大队）负责人采用当面或书面的形式到中院述职，接受中院评议。同时，法警的入退警、衔级变动、奖惩须首先由法警部门内部按照权限审查、批准，再由政工部门最终把关。这种管理模式有助于上下级法警部门间警令通畅，更好的实现双重管理。建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健全管理机构，理顺队伍管理体制。1997年颁布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局，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总队，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支队，基层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大队。”根据以上规定，各级法院相继建立了总队、支队、大队，职级规格均为院党组直接领导的二级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没有设立司法警察局，而是把对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权，放在政治部的警务部，职级规格相比院二级部门还要低半格。这导致司法警察队伍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正规、权威的管理机构，管理权限不够，管理力度偏软，“双重领导、编队管理”难以落到实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警察队伍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了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针对该问题，建议将警务部从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分离出来，按照《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要求，设立司法警察局，直属院党组领导，实施对全国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领导和管理。

六、关于司法警察的职级配备问题

长期以来，司法警察地位、待遇问题极大地挫伤了法警的工作积极性。法警的职级待遇问题已成为影响法警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主要领导的级别，参照执行机构的做法，可以高配。关于法警管理部门机构规格问题，《<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中明确规定，法警部门的机构待遇应与公安等警种同级相同。现在公安部内设的总队为副厅级，支队为副处级，大队为副科级。据此建议，高级人民法院法警总队应定为副厅级，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应定为副处级，基层法院法警大队应定为副科级。

七、关于司法警察经费保障问题

由于经费不足，全市不少法院司法警察工资偏低，执行死刑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根本无法兑现。司法警察工作和训练所需经费应当得到保证，并列入本院财务预算，不得挤占、挪用。建议司法警察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警衔津贴外，执行死刑津贴、值庭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这些补助应由省法院统一管理，直接拨付。

八、执行实施工作警务化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篇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司法体制改革与法官的“法感” 篇8

“法感”

耶林所谓“法权感”（Rechtsgefühl）——也被译作“法感”、是非感、正义感、权利感、正確情感等——是其“目的法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耶林的法权（recht）概念，“是在双重意义上被使用的，即客观意义和主体意义。客观意义的法，是由国家执行的法律规则的总和，即生活的制定法秩序，主体意义的权利是抽象规则具体化为个人的具体权利。”[ 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因此，相应地说，其“法权感”，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客观意义的“法感”，一种是主体意义的“法感”。前者是指法律形成和发展中的“法感”。后者是指具体权利实现过程中的“法感”，主要包括普通民众的“法感”和法官的“法感”。

法官的工作，就像诗人一样——也是源自情感的创造——即实现公正。一方面，法感，作为其精神的一个部分，始终伴随着他，影响着他的工作过程；另一方面，法感，作为一种情感事实，又成为其审判活动的材料，从而影响着他工作的内容。在耶林看来，法官“法感”，因其源自人格——因此具有一种高贵的批判性力量，从而——对法律的实现乃至发展产生实质的影响。

法官“法感”机制的培育

简单说，法官“法感”是指法官对法的源自人格并付诸实践的道德确念，用耶林的话说——就是法的“人格的诗歌”——即人格在法的实现中的情感展现。

关于法官“法感”的心理过程，耶林曾简要提到敏感性（Reizbarkeit）和行动力（Thatkraft），但并未详细展开[ 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本文据此进一步阐释为三：即蓄势、敏锐、行动；构成一个完整的心理学联动机制——以便更加仔细地观察——“蓄势”如水库；“敏锐”如闸门；而“行动”如灌溉，反过来它又为“水库”提供不竭的水源。

1.蓄势。所谓蓄势，就是“法感”的积累——即“法感”的来源。[ 见[德]鲁道夫·冯·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王洪亮译，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3期。按该文主要探讨客观意义上的“法感”来源。]荀子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见《荀子·劝学》。]——这是德行的积累。耶林说：“未经自身或他人痛苦者，不知权利为何物，即使他能把民法大全倒背如流。”[ 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这是法律或权利实践的积累。法官所积蓄的这种正义精神，无论是来自法官的人生阅历、专业训练还是个人修养，他都因此而孕育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内容极其复杂，有理智，也有情感，有些是哲学智慧的沉淀，有些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有些是宗教信仰的确念，有些是艺术形象的召唤，还有些是由德行习惯而直觉到的公正卓识，所有这些精神支流，汇成一股意识的洪流，充盈其身；就像高峡上的积潭；一旦引发，势必倾泻而下——作为一种综合性事实——淹没并浸透他所审理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当他面对一个案件或一场纠纷的时候，却要让他处于一种没有情感的法律机器的状态，那是绝无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正是其中的正义情感，为他照亮了“解纷”过程每一角落，为他确定前进的方向。

即便是法官不办案件，其“法感”也是存在的；……它只是处于某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而已。在这一点上，耶林甚至将“法感”与爱情相提并论，他说：“犹如爱情，自己经常全然不知，一有风吹草动，才被充分意识到，‘是非感’常常也是在完好的状态下不知自己为何物、包含着什么，然而，侵权是一个迫使人表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力量显示出来的痛苦的问题。”[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可见，“法感”犹如人们对于恋人的情感，在拥有时——幸福地沉浸其中——甚至不会察觉它的存在，而一旦受损或有失去的危险时，就会感到巨大的痛苦。法官的“法感”也是如此，当它——充盈全身、蓄势待发——之时，似乎不觉得什么，而一旦与具体事件交接，便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2.敏锐。所谓敏锐，是指“法感”的广度和深度。“法感”既然是一种情感，相对于理性而言，自然会更敏感、更激烈一些；但耶林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特别将“法感”与“人格”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所谓敏锐的“法感”，就不仅更广，而且更深了。从广度上说，法官的“法感”，不再仅仅是作为立法者的“代言人”的——效忠感，还应包括：（1）对当事人感同身受的同情感——法官想象自己是案件的当事人；（2）作为解纷者的是非感——法官想象自己是两造之间的中立者；（3）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的客观感——法官想象自己以旁观者的地位观察自己与两造当事人的三方互动；（4）源自良知的公正直觉感——法官想象自己是正义的“代言人”……从独立人格上说，法官似乎由立法者的“代理人”变成了它的“信托者”——他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适用法律。从深度上说，与人格相关的敏锐“法感”，还要求法官具有一种羞恶感——即他会因违背自己的人格去判案而感到羞耻——这是一种痛苦感或行为上的压力感。这样一来，“法感”就不仅仅是想象力的辗转腾挪了，更主要成了法官的人格责任。耶林的这种高度敏锐的“法感”，或许堪比卢梭的那种独特“敏感”——休谟形容说——卢梭好像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并在这种情况下，去与猛烈的狂风暴雨搏斗。[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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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指“法感”的实践或实效。与理性不同，理性即便停在观念状态不去行动——例如公式、原理等——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法感”却必须行动。其实，“法感”本身即具有行动的天然倾向，情感的蓄积和敏锐所带来的第一个自然效果，便是冲动——即情感的迅速、直接、强烈的爆发。应该说，在这种激情中，包含着许多极其珍贵的东西，宗教上的顿悟、认识上的直觉、艺术上的灵感、道德上的卓识，都与此相关；——在情感冲动的瞬间，如同夜空的闪电，万事万理，无所遁形。然而，就像鲁迅先生论诗所说的：“……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见鲁迅：《两地书·第一集》。转引自《鲁迅警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法官的“法感”也是如此，节制——是驾驭“烈马”的前提。而教养和理性，正是将其上升为一种高级的正确情感的重要途径。[见[德]鲁道夫·冯·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柯伟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然而，教养或理性，却只是为了保育，而不能像所谓“伯乐治马”那样——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庄子·外篇·马蹄第九》）——势要将“法感”扭曲、甚至抹杀；高尚的“法感”，无论怎样去节制，都必须跟从，都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不去行动，“法感”仅仅满足于在封闭的内心轰轰烈烈的燃烧，就像暖水瓶里滚烫的开水一样，终归要冷却下去，不会产生丝毫的效果。耶林非常担心这种因缺乏行动而产生的麻木趋势，他说：“……是非感的本质是行动（That）——在缺少行动的情况下，是非感日益枯萎，且慢慢地完全消沉下去，直至最后很少能感觉到痛苦。”[ 见[德]魯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法官“法感”的价值

耶林提出“法感”概念，主要用来抵制当时德国法学的两个片面倾向：一是法官适用法律时的“涵摄机器”倾向；一是权利主体面对侵权时的庸俗“物质主义”倾向。

对普通民众而言——“法感”是要他抛弃肤浅的物质利益算计，避免陷入人格上麻木、懒散的庸俗“物质主义”——这是受害人“为权利而斗争”的源自人格的义务感。

而对法官而言——“法感”是要他抛弃对制定法的迷信，避免将法官“自身以及其思想、感受，托付给贫乏、死板的制定法”，避免沦为“法律机器中一块无意识的、无感情的零件”。[见[德]鲁道夫·冯·耶林、[德]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7页。]耶林说：“在我眼里，正义的理想，并非要法官扑灭心中的法感……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死板的规则并不能取代人类；世界并不是被抽象的规则统治，而是被人格统治。而这样的人格——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希望保有它。……法官不仅应进行思考，他也可以而且应该要去感受，也就是说，在对制定法进行适用前，他应该先让制定法受其法感之批判。”[见[德]鲁道夫·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2页。]——这是法官对正义所负的源自人格的义务感。

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为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法官人格、特别是情感建设，批判性地研究和借鉴耶林的“法感”理论，推进我国对法官“法感”的研究，应是大有裨益的。

（卢鹏，法学博士，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