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精选7篇）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篇1

企业如何结合工作实际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以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论述，都在北图文化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着学习贯彻的逐步深入，作为我国文化产业深具活力、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企业，我们充分结合自身特点，把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到实处、融入实践，进一步强化作为文化企业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成为北图文化人在新时代主动履行的文化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5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4.2%，占同期GDP的比重从3.48%上升到4.14%，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新引擎。与此同时，一批国有领军企业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迈向支柱性产业的坚实基础。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十九大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进一步坚定了北图文化建设 “文津百家”平台，推进数字内容战略的信心，强化了我们将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虽然目前文津百家平台在文化垂直领域的优势不明显，提供的文化产品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但是，我们在组织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后，将继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发扬匠人精神，深入挖掘国图馆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并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布局，以文津百家为载体，讲好国图故事、传播好国图声音。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在给馆里提供的部长讲座服务、行政楼与综合楼会议服务过程中，我们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更看重作为馆属企业的文化价值观的表达，告诫参与服务的员工，一定要弘扬正能量，一定要通过服务对周边的人、周边的事物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判断服务水准的金线，也是国有文化企业应有的担当。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让我们看清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了进行文化创新的信心，坚定了走出去社会化运营的战略。淮安文广新局将文化新三馆整体外包给北图文化运营，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推动配套公共政策落地的很好示范。专业化的外包服务，可以使各级地方政府能够明确自己应该担当的文化责任，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对北图文化而言，这是布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运营体系的一次大胆创新，对于公司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互动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篇2

1 认真组织, 原原本本地学习十八大精神, 突出学习效果

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 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摆在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作为煤矿企业来讲, 认真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 把十八大精神实质真正融入渗透到各区队、各班组以及每名职工的脑中、心中, 可以有效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 更可以提高团队的整体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所以, 煤矿企业要围绕这一目标, 花更多的时间, 下更大的功夫持续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 专题研讨十八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尤其要把握好报告的主题和灵魂, 进一步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把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 统一到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上来。学习中采取“紧扣主题、分层实施、联系实际、强化落实、加强监督”等手段提高学习效果, 保证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其次, 也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 周密安排部署, 突出学好十八大报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新党章, 要做到原原本本的学、由少到多的学、深入浅出的学, 过程中要把十八大精神吃透弄懂, 注重方式方法、抓好重点,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断章取义的敷衍了事、应付学习, 保证学习效果。

2 深刻领会, 把握精神实质, 科学融入实践

贯彻学习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把十八大精神渗透到各项工作中, 起到指导和指引的作用。所以, 各级领导干部、党员职工都要潜下心来、开动脑筋, 认真研读、反复思考, 真正做到学深学透、弄懂弄通;要全面理解、积极引导、学以致用。众所周知, 煤矿属高危行业, 脏、险、苦、累、差是煤炭行业的重要特征, 尤其是对于水、火、瓦斯、煤尘、顶板、地热、冲击地压“七大”矿井自然灾害俱全的平煤股份十三矿来说, 实现安全生产、科学发展、和谐稳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困难, 如果想要顺利实现安全生产、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的目标, 就必须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狠抓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高产高效上来, 着力激发各类生产主体发展新活力, 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员工素质、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不断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

3 全面动员, 扎实搞好宣传教育, 做到入脑入心

十八大会议内容涵盖了党的十七大以来五年和十年来的基本工作,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 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 重点突出, 思想深刻。报告全面系统总结基本经验, 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 是一种持续, 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要力求广泛多样、生动灵活、深入持久。煤矿企业的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利用不同形式、不同载体、不同方法和不同途径向广大干部职工进行宣传教育, 动员学习, 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 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建设好干部队伍, 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 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为我们新时期的专卖队伍建设明确了方向, 指明了道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 不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通过学习、落实和总结三个阶段性的工作, 进一步完善工作目标、任务、思路, 从思想上改变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

4 狠抓落实, 扎实干好本职工作, 服务于安全生产大局

如今, 十八大的精神有了、指导思想也有了, 各项工作目标、管理标准和管理制度都逐步健全, 形成了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剩下的只有如何抓好工作落实的问题。平煤股份十三矿长期坚“布置工作+不落实=零”的理念抓工作落实。为了保证各项工作切实落实到位, 促进安全生产, 十三矿把2013年定为“落实年”, 要求全矿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认真按照本矿提出的“三实三讲” (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讲大局、讲奉献、讲协调) 、“四个明确” (明确目标标准、明确责任主体、明确考核时间、明确考核部门) 和“六有工作法” (工作有计划、目标有标准、实施有措施、过程有控制、结果有考核、整改信息有反馈) 的要求, 努力在做人做事方面、转变作风方面、规范管理等方面不断提高。同时要求全矿干部职工都要原原本本的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 认真落实平煤神马集团提出的“三不四可”思想和“三基三抓一追究”安全管理模式。真正把十八大精神与各个岗位的工作有效结合, 杜绝出现“两张皮”现象, 做“无用功”工作, 努力把十八大精神的实质融入到本职工作中, 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从综合素质、技能水平等方面逐步提高, 以建设本质安全型矿井和本质安全型员工为宗旨, 以“三零” (零死亡、零超限、零事故) 为目标, 做到“从零开始、向零奋进”, 助推企业顺利实现安全稳定发展。S

摘要：作为高危行业的煤矿企业来说,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真正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吃透弄懂, 科学合理地把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工作实效, 促进各项工作得到更好地开展,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在煤矿企业如何把十八大精神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有效把十八大精神转变为助推煤矿企业顺利实现安全稳定发展, 提出了一些粗略的认识。

企业性格与亮剑精神 篇3

作为一个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你们必须不是一般的人，因为你们得到的不是一般的待遇和地位，所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你们与众不同，就是要有高水平、高付出、高效率和勇于承担高风险和重责任，高回报、高薪、尊敬与威望是由你们自己的高素养、高水平、高职业化来匹配的。

所以，公司高管们的职责，一定是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匹配自己的职责：

要求员工做到的你们自己做到了没有?是替公司、客户、员工着想还是替自己着想?

是怕得罪人，是老好人思想，还是高标准严要求，敢于坚持原则?

看到下属工作不到位，是马上、非常敏感的及时培训和耐心教导，还是不耐烦、不上心、不作为，放任自流?

是既给员工鼓励空间，又给高标准和适当的指导，还是打压下属，搞武大郎开店——自己不出头还压抑下属的成长?

是勤奋敬业，还是偷懒耍滑?

是勇于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还是推卸、敷衍?

是认真研究战略文化讲解案例，严格执行战略文化、策略，还是反其道而行?自己的本职工作、素养、专业水平和技术，是不是自己不

仅仅能做，还能当别人的表率、老师和导师?

是认真调查研究细节、不耻下问，还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还是独裁?

工作是有计划有条理，有检讨、有改进，严格按PDCA来做，还是一头雾水，自己不明白，下属更糊涂?

是重工作品质、产品品质、管理品质、员工成长品质、团队建设的品质，最终反映到客户的服务品质，还是相反?

2008年过去了，我们在2009年需要的就是一种创新、一种超越、一种洗心革面，而这种变化是要从高层管理者开始的。

我们很多人思想固步自封，没有高标准，没有远大的胸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情况很严重。我告诉大家，企业可以死可以活，但不可以不死不活。企业可以前冲可以退出，不可以既不退出也不往前冲，死拉硬拽还在原地打转转。我就是大家的一个标杆，永远要前进，永远不满足，永远要有实现自己伟大抱负和理想的决心和雄心，永远要与众不同。

一个企业的性格是由一把手决定的，由创始人决定的，但是如果这种性格不传承，就是一把手创始人的责任，我要求我们的高管们有这种传承，挑也得挑这样的人，否则企业就要把你们塑造成这样的人，鼓励成这样的人，打造成这样的人，只有前进，只有往前看，不管别的。

热点人物关注

王学武：上世纪60年代生，浙江淳安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科技日报》记者

关注理由：中国IT安全市场最大丑闻的关键人物。2月17日，《科技日报》刊发署名记者王学武一篇题为《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何以大难不死》的文章，指出3年前瑞星曾存在贿赂监管部门领导，打压竞争对手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行为。2月19日，瑞星发表声明称，王学武与瑞星的恩怨由来已久，他是在编造假新闻恶意诽谤，瑞星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截至目前，最新进展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已被北京市纪委立案调查，瑞星副总裁赵四章已被批捕。

丁磊：1971年10月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网易公司首席架构设计师

关注理由：“养猪”秀是以口水换眼球。在“高盛养猪”等一系列怪异的“跨行业经营”事件后，2月19日网易也开始鼓吹“养猪”，从华尔街分析师到中外媒体记者，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部门，都纷纷给网易打电话关注丁磊“养猪”一事。日前丁磊对媒体说，网易不仅要养猪，还正考虑办一个“养猪网”。有人认为此番大谈“养猪”噱头，意义远大于实际行动，而丁磊也说了真话：“仅是对新农业的一次探索，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黄秀虹：生于1973年，广东汕头人，北京鹏润投资集团董事长

关注理由：黄光裕胞妹接管国美“百亿帝国”。黄光裕去年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查后，外界曾认为其胞妹黄秀虹将“临危受命”执掌国美集团。2月12日国美集团内部消息称，经过一番调整，黄秀虹一周前已正式出任北京鹏润投资集团董事长，同时成为国美电器决策委员会委员。知情人士分析，黄秀虹上任意味着黄光裕被警方调查之后，包括国美电器在内的全部家产仍由黄氏家族掌控，黄秀虹已承担起家族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曹德旺：生于1946年，福建福清人，初中文化，福耀玻璃执行董事兼首席行政总裁

将“讲话”精神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篇4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组织工作战线的同志要带头深入学习，在工作中切实贯彻。笔者认为，作为一名组工干部，立足当前工作和自身建设学习贯彻好“七一”讲话，应该要做到“四个结合”。

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加强组工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相结合。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在选人用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组工干部只有全面学习、全面了解，才能深刻理解其讲话精髓，开阔视野、拓展知识面。要将《人民日报》等三级党报的社论文章及其它与“讲话”精神有关的内容列为学习重点，通过专家讲座、集中学习、专题讨论、撰写心得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从而真正将组工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在抓好组织系统内部学习宣传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组织部门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的职责，将学习贯彻“七一”讲话精神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把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作为近期创先争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安排专门时间学习研讨、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开展专题情况督导等形式，迅速在各级党组织中掀起学习宣传“讲话”精神的热潮，进而推动创先争优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

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相结合。今年是换届之年，如何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直接影响组织工作满意度。组工干部要不断提高知人善任的能力，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要求作为学习贯彻好“七一”讲话精神的着力点之一，坚持和发扬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组工精神，把选好人、用好人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事业追求，为各类人才提供创业平台和发展空间，努力把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人才凝聚到党的事业中来，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篇5

二是制订实施细则深入学。研究制订《关于实施党建强基创新工程的实施细则》，将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规划，改进党组织设置形式，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纳入“东洲英才”实施计划，培养一批社科理论、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行业中的拔尖人才。

三是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学。利用远程教育系统、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及时、准确、充分的宣传报道，做好六中全会公报、相关理论文章、学习文章等的刊载、刊登工作，报道各乡镇、各部门以各种形式学习的动态新闻，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篇6

先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起。书，是不是读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

这个问题，自己早在一两年前都想清楚了。可是，今天在和同学散步时又谈起这个话题，我用“二八法则”来解释了这个观点。纵观古今，能有多少个读书人探得做学问的真谛，能有多少读书人历经寒窗苦读之后成为真正地智者。少之又少，姑且20%吧，另外80%的人都成了平庸之人——平庸的凡人。不是他们不够刻苦，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只是他们选择了不该选择的路，这个世界上本不需要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试想一下，如果当今大学生全都成了学术大师，难道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吗？一个人的未来，不仅仅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也和大势息息相关。多读书，要么成为智者，要么成为庸人，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可言。进而观之，眼下那些勤勤恳恳钻研学术的人士，大多数人性格上都是有缺陷的。如果不信，你可以仔细留心观察。

之前，有所谓“一流的人去当官，二流的人去经商，三流的人去教学”，不无道理。搞学术要费很多精力去看文献、读专著、写文章，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花在这种和文章作者书面交流上的时间多了，必然花在与人面对面沟通的时间就少了。但是，与作者交流是一种动对静的半互动式交流，而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的交流则是动对动的全互动式交流。可想而知，久而久之前一种人的脑子肯定没后者的好使，不过前提是这里是指那些80%的未来将会成为庸才的人，少部分人可能会成为通透“做学术”和“做人”的智者。所以说，书读的不是愈多愈好，有些人不适宜读太多的书。平心而论，随性而生，倒是一种不错的活法。

《新亮剑》虽然拍的不如原汁原味的《亮剑》有水平，但是又让我重新回味了“亮剑”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难而上、遇敌敢于亮剑的男儿血性，貌似离我们这些苦读数十载的学子很遥远了。在大学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曾经想过要去当兵，但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即使有也不由得自己选择。就这样，本来应该血气方刚的男儿，现在被软化得经不起和风细雨的轻抚。

这几个月来，总算是体会到了在国家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我们这些大学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残酷竞争。惨烈的现实，深深地暴露了大学教育的不足，暴露了大学生身上所匮乏的元素。在校园的温室里生长不出任他东南西北风的劲松，象牙塔的美好幻想就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迎面而来的是与你竞争的千军万马，你的表现是怎样的？你是勇敢地亮剑，即使牺牲也勇往直前；还是默默地退缩，辅之以“低调”的名义或者各种借口苦苦守住仅有的一丝尊严，否则虚荣的一面成了他人攻击的活靶。狼的精神，早已被人们忘的一干二净；狼的故事，早已成为饭后漫步时讲述的传说。

目前的处境，我们太需要这种“亮剑”精神了，可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当你网申了若干个单位却如石沉大海，当你走完所有招聘程序最后却杳无音讯，当你突然收到一封来自HR的拒绝信，当你表现很优秀却因他人走后门而丧失心仪已久的良机，当你并不比别人差却出身不如别人……你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气馁，也不要抱怨，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保持内心的那份勇气和自信，因为这是我们奋战到底的最后王牌。

现在回到是否该多读书的问题上来。李云龙，一大老粗，没什么知识，斗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他一讲话，部下准会冒死往前冲锋陷阵，他领导力、号召力很强，其实就一点，他脑子好使，能从精神上唤醒战士沉睡的意志；赵刚，燕京大学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格沉稳，保守有余，血性不足。就像他们说的，过于保守的人难成大事，也不会出大错；敢于冒险的人，很可能成大事，但是他们酿成大错的几率也大。很明显，或许二者的中和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样，就与孔子所言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道理不谋而合。

群狼的野性，“亮剑”的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需要，在和平时代也需要。作为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也要具备这种宝剑出鞘、敢于亮剑的勇气和迎难而上、不畏艰辛的意志。不要让书本消磨了你的战斗力，不要让书本主宰了你生命的轨迹，走出教材，恢复生命自然的本性。

方/2011-12-30

首

军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相关研

究综述 方首军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广东 广州

510642）

内容提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化解“三农”难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目前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组织发展、创建主体、产业分布、农户分布、登记注册和服务内容六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同时，从组织成员因素、区域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品特性因素、组织运行机制这五个角度对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是综合各文献资料进行简要述评。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现状

影响因素

综述

一、引言

合作经济是当前农民通过互助达到自助的主要方式，合作经济组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载体。目前，我国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傅晨，2008）。其中后者是本文的综述对象。由于农民从来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他们借以改变其处境的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建国初期表现为以农业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生产合作社为依托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后期推行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后来出现以社区为单位、以集体财产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形式的农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近些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在全国遍地开花（傅晨，2001）。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的合作组织的产生有赖于上述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值社会转型之际，研究者们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黄祖辉等（2002）以浙江省为整体样本,基于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调研，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状和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实证分析。国鲁来（2001）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理论、实践等多层面分析如何降低合作社的组织成本。苑鹏（2001，2007）通过案例分析、中外对比的方式对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政府在合作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虽然对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出重要研究的研究者甚多，但多是就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从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角度进行综述的研究成果相当少。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领域，下面主要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并指出有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笔者能力有限，望读者批评指正。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农民扭转其弱势地位，农业克服其双重风险，农村摆脱其落后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各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对其现状有足够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一）从组织发展来看，发展速度较快，农户覆盖率有所提高但仍较低

发展速度较快主要表现在组织的数量和社员数量均有所增加，由此，农户覆盖率会有所提高，但相对中国分散众多的小农户总数来讲仍然相当低。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势头较猛。至2000年底，浙江省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2667个，参加农户201794户，平均每个专业合作组织为75.66户，但参加农户仅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88 %（黄祖辉等，2002）。到2000年底，江苏省有专业合作社1965个，专业协会3586个，共有合作组织社员146.35万，占全部农户的9.8%（孙亚范，2003）。到2006年底，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6410个，组织成员200万人，占全部农户的12.8%，带动农户30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18.6%（孙亚范，2008）。四川省也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到2006年底，四川省遂宁市建立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02个，组织成员12.6万人，带动农户12.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0.6%（胡碧玉等，2007）。截至2007年年底，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11647个，比上年增加1209个，组织成员达167万个，带动农户394 万户，分别占全省农户总数15.2％和35.9%（王芳等，2009）。

（二）从组织的创建主体看，外部力量参与的多，农民自己组建的少，总体呈创建主体多元化的特点

由于大部分农民不具备创建专业合作社的条件，即使少数群众具备条件做起来或许也是不经济的。由此，外部力量的介入，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不过是常态。除农民以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办主体主要有供销社、信用社、基层政府、农业部门、科协、大学生支农志愿者、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相对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由农民自己兴办的少，而由农民以外力量“领办”的多，外部力量的介入及其程度，事实上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傅晨，2004）。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的情况的研究显示，目前浙江省以企业为依托以及不同依托同时并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约占5.32%，农业部门组建的占45.14%，供销部门组建的占3.38%，科协部门组建的占12.75%，政府其他部门组建的占13.57%，完全由农民自己组建的占19.84%。每一种依托的介入都有其特定的利益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联系度的疏密以及这种专业合作组织生命力的强弱。在郭红东等（2004）调查的浙江省164个农户参加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 实际由政府领办的占54.5%, 由农技部门领办的占22.7%，由企业领办的占9.1%，供销社领办的占4.5%，由专业大户领办的只占9.1%，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根据王芳等（2009）对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可知，由技术服务部门领办成立的合作组织有3226个，占总数的27.7%；依托龙头企业组建的合作组织共有1142个，占总数的9.8%；由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带头办起来的合作组织共有4461个，占总数的38.3%；依托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组建的合作组织共有2051个，占总数的17.6%（其中后两种不排除有外部力量的参与）。

（三）从产业分布来看，行业分布广而不均，主要合作领域集中在商品率较高的种养业 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情况的调查显示，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种植业占35.66%，养殖业占16.50%，两者合计达到52.16%。据我们对广东省湛江市的调查，截止2003年7月，该市58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种植业29个，养殖业16个，加工运输业6个，其他7个（傅晨，2004）。据广东省农业厅的统计，至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按行业划分，种植业485个，占46.5％，畜牧业137个，占1 3.2％，渔业86个，占8.3％，农机28个，占2.7％，其他306个，占29.3％（傅晨，2007）。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福建省当时的1700 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 从事种植业的占50.4%、养殖业（包括畜牧业和渔业）占23%、其他行业占26.6%。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在商品率较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成立的合作组织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在这些行业联合起来对抗市场风险的意愿充足。

（四）从农户分布来看，地域跨度较小，主要基于乡村范围以内，但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范围较小，经济实力大多较弱，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范围大多是本乡本村，一般不超过本市(县)，跨省的就更少了, 不到6 %（孔祥智等，2006）。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2000年底2667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在乡镇范围内的有2230个，占83.61％；跨乡的412个，占15.45％；跨县的25上，占0.94％。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有些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开始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 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2002年4月成立的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养猪协会；但全省大部分合作经济组织的区域跨度较小，有的仅仅局限在邻近的乡或县。顾剑明等（2009）对浙江省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省有55个市、县（市、区）经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民政部门登记，依法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笔者也曾在2006—2009年下乡支农期间，目睹河南兰考县和社旗县的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由弱到强、由原先以村为单位的农民协会扩展到如今的以县（镇）为单位的联合社。这些表明，近些年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分布地域跨度较小，多数是基于乡村范围成立的，这主要由于大区域范围的合作组织存在管理和协调上的困难，而小范围内的合作组织基本上就能满足农户的合作需要。不过，部分合作组织发展较快较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合作区域。正如黄祖辉等（2002）所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形成之初通常是不太可能跨区域的，多为封闭性运作，目前也不可能有大的改观，但以后它们必将走向跨区域的开放的经营格局。

（五）从注册登记来看，登记管理不规范，法律地位不明确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管理还很不规范，仍然存在未注册、注册机构混乱、注册登记的单位名称混乱和性质不明确等问题，但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善。黄祖辉（2002）指出，就法人登记来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该具有法人地位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究竟是按企业法人还是按社团法人对待，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据孔祥智等（2006）对23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76家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有117 家进行了注册登记，占调查总数的66.5%，未注册的有59 家，占33.5 %，超过了调查总数的1/3。这次调查显示，在工商局注册的合作组织数量最多，有73家，占登记的61 %；其次是农业局，有24家，占20%；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19家。另外，周建华等（2005）也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立法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六）从服务内容来看，服务功能主要以技术信息服务为主，但随着组织的不断完善有多样化的趋势

据黄祖辉（2002）对浙江省2000年底2667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以提供技术、信息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占65.24 %，而提供加工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只有11.51%，提供供销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为11.21 %。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分为技术服务型、采购型、销售型、加工型、综合型等五种基本类型，其中技术服务型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傅晨，2004）。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福建省已进行规范运作的1176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从事产加销综合服务的有403个，占34.3%；加工服务为主的有65个，占5.5%；仓储、运销服务为主的有134个，占11.4%；技术、信息服务为主的有276个，占23.5%。这些研究表明，前些年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信息服务主导非常明显，因为农民最注重的是追求增收致富的信息和技术把产品及时地卖出去；而近些年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地走向为成员提供综合服务，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风险力争取胜。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离其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解决问题、缩小差距就需要对造成这些问题或阻碍问题解决的因素进行分析。本部分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依次从组织成员因素、区域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品特性因素、组织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来综述。

（一）组织成员因素

组织成员作为组织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组织综合发展的核心。黄祖辉等（2002）根据对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组织成员因素，他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关键成员（通常是发起者、领导者和大股东）与普通成员之分；许多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组织成员分为“核心会员”和“联系会员”，甚至会员之间股份也不同，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专业合作组织“全体成员所有型”中的“部分成员所有型”阶层；组织成员的经济实力通常决定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实力。孙亚范（2008）基于对江苏省84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发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由农村民营企业家、乡镇干部和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等外部组织或部门的人员兼任的有59家，占样本总数的70.3%，他们在管理中不能代表社员的愿望和利益，再加上农民社员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另外，他还发现84个样本中只有15.5%的合作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完全由农民社员构成，真正体现了农民自我管理的原则，其余84.5%的组织有理事会成员异化，其中21.4%的组织基本上背离了由农民社员民主管理和控制的原则。这种理事会成员严重异化的现象必然会影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活动，不利于农民社员利益的保护。刘婷等（2008）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以及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素质；在以入社自愿为合作社首要原则的条件下，农户的合作意愿也是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并且认为农村“能人”（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合作经济组织成功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傅晨（2004）也提出“能人”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甚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衰与成败，都拥有着突出的影响力。另外，邓桂梅等（2007）也认为合作组织成员素质低下，农村人才稀缺是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不难看出，组织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的发展状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农民不断学习农业现代化知识，不断改造传统小农意识从而培养合作精神、合作意识并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

（二）区域制度因素

这里所谓的区域制度因素，主要从区域经济体制、政府的影响、法律法规几个方面来阐述。

从区域经济体制方面着手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黄祖辉等（2002）在对浙江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迅速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的同时，国家流通体制和对合作组织融资限制等因素目前依然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刘婷等（2008）也认为在农产品商品经济发达和内在凝聚力较强的农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都比较容易，良好的市场环境对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邓桂梅等（2007）认为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融资渠道不畅造成的资金来源不稳，土地的分散性和流转制度不健全，计划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赵慧峰等（2009）基于对河北保定市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产品市场化率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重要的因素。

从政府的影响角度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主要观点是政府应该明确合理地把握其角色定位，并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合作组织大力支持。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的研究认为，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行政组织的介入与影响（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对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自身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把握不准；另外，他还认为很多合作组织资金不足就是因为信贷政策不完善。傅晨（2004）认为很多基层政府部门事实上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人或者指派领导人，导致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致使农民的主体地位虚置，这严重扭曲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苑鹏等（2007）从美国政府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出发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整合各部门资源，完善合作社公共服务平台，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提供大力支持。邓桂梅等（2008）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引导而不参与，扶持而不干预”的双重身份，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应该给予优惠。孔祥智等（2009）根据调查的情况认为，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仍显不足，此次调查的33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多达54.5%的组织没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近79%（频数26）的受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表示资金不足是其发展面临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郭红东等（2005）基于对694个农户的问卷分析认为，政府的支持对于促进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些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处的法律法规环境经历着很大的变化，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逐趋完善，例如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但是法律法规的出台总是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所以法律法规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其法律地位未被明确，在法人登记、征缴赋税等方面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这不仅给其经营活动带来种种不便，而且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黄祖辉等，200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登记注册的混乱，不仅使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身份”（性质）的认定产生歧义，享受不到应有的优惠扶持政策，而且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性受到破坏，导致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去寻求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庇护，独立性受到影响（傅晨，200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前，周建华等（2005）就专门研究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滞后的现状、原因及其后果，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邓桂梅等（2007）也曾提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带来的组织性质不能明确界定，登记注册困难重重等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着文化环境中人的认识，并调节着人们之间交往的行为规则。其实，文化也属于广义上的制度因素，但在此把它独列出来，以突出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大影响。

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情况的研究，他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比较容易在两类地区兴起，一是具有比较深厚的合作组织传统的地区；二是区域亚文化与社会主文化整合度不高，且区域亚文化中的商品经济成份和内在凝聚力较强的地区。孙亚范（2003）基于对江苏农村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地调查，发现受传统体制、自身素质、合作意识淡泊的限制，农户普遍缺乏对于合作组织及其制度特征的了解和认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合作组织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和组织成本。建国初期，我国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改造个体小农，但是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由于采取了行政命令和财产“归大堆”的错误做法，伤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了合作经济的名声，相当一部分人至今还“谈合色变”（傅晨，2004）。这是对合作文化和合作意识的一种扭曲，而且农民的思想观念中新的合作组织的概念还不是很明确。邓桂梅等（2007）认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对农民合作是否重视等，还有农民的小农思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落后的文化意识都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婷等（2008）认为政府关于合作思想方面的宣传、教育，以及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息技术等都有利于深化农民的认知，转变农村文化传统，这些有利于改变农民潜在的合作行为，进而有利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四）产品特性因素

黄祖辉等（2002）很早就把产品特性因素列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认为就产品特性因素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常率先兴起于农产品商品率较高、农业剩余较多、市场风险较大、单个农户博弈弱势较明显的情况下，同时也兴起于具有较明显季节或时间约束、易损性较强的农产品领域内，以及规模经济较显著、专业化程度较高、资产专有性较高的行业中。其实，农产品的很多市场特性取决于农产品本身的特性。对于具有保鲜期短、不易运输、易损性等特性的农产品，通常较易率先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在以生产蔬菜、水果、花木、水产、家禽等为主的农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较早，数目较多，而在以粮食生产与经营为主的农区合作经济组织分布极少（刘婷等，2008）。

（五）组织运行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是这个组织能否健康发展下去的关键。邓桂梅等（2007）认为组织规范化程度低，运行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带动作用的发挥，为合作组织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傅晨（2004）认为合作组织存在组织名称不规范，制度安排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孙亚范（2008）认为合作组织内部的产权制度问题和治理结构异化使得民主管理仅仅流于形式，这严重破坏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机制，不利于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孔祥智等（2009）的相关研究认为，合作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缺乏，民主管理尚未落到实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残缺，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

四、简要述评

综上，研究者们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应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角度和研究成果雷同，缺乏创新和应用价值。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个研究主题上，很多学者都是从历史变迁、性质、模式、意义、制约因素或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发展方向、内部运行机制、制度分析、国内外对比经验借鉴等方面去研究，其中很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早已达成共识，如何开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向仍值得进一步去探索。

（二）研究结构不平衡。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基于省份或者县市的局部研究和案例的分析，而对全国合作经济组织整体发展现状的研究则偏少，更多的是侧重从局部研究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这些案例研究能否代表全部、个性研究能否有效上升为共性研究是个问题。但是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例如类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样一般性的政策措施都是基于全国合作经济组织整体形势出台，从这个角度考虑，基于实证的宏观研究明显缺乏。

（三）目前国内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属于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数据资料的收集难度较大，而且有些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非经济变量（例如社会文化因素等）难以找到统计资料，很难被量化到计量模型当中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个方面，研究者们应该大力提倡并努力尝试在农业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理论的发展，相关的实证研究会越来越多。

亮剑精神结合企业实际 篇7

1 抢抓机遇, 夯实档案管理工作基础

1.1 抢抓战略机遇是谋取发展的首要条件。

我们通过深入分析, 在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作出准确判断基础上, 抓住机遇, 大力宣传《档案法》, 增强全员档案法律意识和责任感。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档案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者要改变传统的、固有的、封闭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 充分利用档案服务于企业, 利用振兴机遇寻找档案创新发展。档案工作就是服务, 围绕服务的主题, 尤其振兴老工业基地档案工作责无旁贷, 超前服务, 创新服务, 不断丰富馆藏, 拓宽服务领域, 扩大知名度和利用率, 促进档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1.2 夯实管理基础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保证。

长期以来, 我们在档案管理工作中, 坚持做到了“四服务”, 即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社会服务;在工作作风上, 坚持做到了“三热情”, 即为领导决策主动热情、电话调卷积极热情、接待查档人员周到热情;在服务质量上, 坚持做到了“两到位”, 即档案管理达标到位、提供利用诚信到位;最终达到“一个满意”, 就是让所有符合规定查阅档案的人员都满意。同时, 我们本着管用原则, 注重档案深加工, 变死档为活档, 组织编写多种两次或三次加工材料, 使档案由零散为整体、由横向到纵向、从微观到直观, 从而分析其成因, 掌握其规律, 指导工作实际。

1.3 完善运行机制是创新档案管理的需要。

档案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工作,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转变“看堆守摊”的老作法, 不断加强机制建设。一是加强管理机制建设。改变过去单一收集管理, 走向全面了解掌握社会和企业活动, 重点抓依法治档, 保证档案收集的齐全完整, 组织协调为社会和企业服务。改变过去疲惫追踪收集、管理, 转向以法制为核心的间接管理, 改变过去笼统的管理范围和模式, 做到分层次、分级别、分重点进行管理。二是加强制约机制建设。转变条块管理模式, 将档案管理纳入有关专业、技术管理的工作职能、范围、程序之中, 纳入相关的法规之中。三是加强效益机制建设。档案工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开展提供利用, 通过提供利用实现档案的自身价值, 及时总结交流开发信息资源成果, 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克服困难, 超常规完成档案管理任务

档案馆成立以来人员始终不多, 随着时间推移, 一些老同志相继退休。截止2004年, 又有两名同志借出编写原矿务局局志, 实际工作人员只有8人, 其中7名女同志, 除完成本职工作外, 还要负责基层28个单位业务指导、检查, 工作量可想而知。

2.1 在企业发生变动情况下,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 富安公司解体要把现在的办公室腾出来, 馆长接到公司领导的通知后, 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赶到办公室, 对富安公司从成立到解体一年多的时间所形成的文书档案, 财务档案等进行清点、接收。在改革过程中, 搞好分离企业办社会单位档案移交。2000年5月, 原矿务局所属财经学校、师范学校成建制划归市教委管理。按档案管理要求, 档案应随产权变动而变动。我们积极配合两所学校, 认真整理财务档案, 办理移交手续。搞好破产重组煤矿档案管理。2000年12月, 原新一煤矿破产重组为益新公司。根据该矿实际情况, 请示集团公司领导, 继续保留原有档案室, 并按档案标准化管理, 属于大井部分档案移交局档案馆。2002年12月, 兴山矿、振兴矿破产重组为兴煤公司、振兴公司, 对其全宗号改变, 全宗档案分阶段保存。2003年12月, 大陆矿、岭北矿破产, 档案仍按兴山、振兴两个公司的模式进行管理。另外, 认真搞好合并单位的档案划转。1998年2月, 原矿务局煤建处与建安公司合并, 成立鹤煤建安集团公司;2002年9月, 建安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归中国煤炭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2004年3月, 又成建制划回鹤矿集团公司;2004年5月, 建安集团公司又分离成矿建公司和建安公司。在每一次变动之中, 我们都对该单位档案进行全宗号变动。

2.2 在完成本职工作基础上, 超常规完成其他任务。

2003年6月档案馆由原办公楼搬迁到矿区救护大队办公楼, 2004年6月又由矿区救护大队办公楼搬迁到矿区文化宫图书室, 13个月中搬迁两次, 给档案馆的正常工作增添了很大困难, 更主要的是全馆在人手少, 6名女同志克服天热、身体有病等困难, 每天坚持从早7时工作到晚7时, 搬迁期间又赶上雨季, 搬迁速度加慢、难度加大, 搬迁前要分箱分架进行打包, 搬迁后又要拆包整理装箱上架, 还要接待查档人员。在两次搬迁中, 共动用20吨卡车往返50余台次。她们克服困难, 起早贪晚, 放弃双休日, 舍小家顾大局, 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受到集团公司有关领导的好评。

2.3 在搞好档案管理前提下, 切实履行好服务职能。

全馆同志牢记服务宗旨, 紧密围绕企业中心工作, 切实做好档案工作, 不断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 广泛收集, 精心整理、开发利用好档案。大力弘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弘扬档案工作者吃苦耐劳、淡泊名利、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精益求精, 对档案事业倾注满腔热情和心血, 赢得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信任和理解。由于我们的努力, 近几年为集团公司平均每年创造效益5万余元。

3 加强培训, 提高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3.1 加强业务培训。

大家知道, 档案管理方面的人才奇缺, 自学成才的较多, 真正学习档案专业的高学历人才, 在企业档案管理方面的人才尤为奇缺, 导致企业档案管理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 我们从2004年开始, 采取每年集中两次办档案员培训班, 每次办班时间不少于5天, 每月下发两期《档案培训教材》, 及时把上级文件、法律、法规、整理办法等下发给基层档案员, 做到上情下达, 统一管理标准。

3.2 强化检查指导。

利用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的机会, 现场讲授档案管理知识, 手把手的教给基层档案员整理、装订、输入技术, 每年至少下基层两次, 由于档案、文秘工作基层单位都归属办公室, 因此基层的档案员都是兼职的较多, 除积极参加省、市档案局组织的业务培训外, 还采取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集中培训和现场培训相结合, 选择工作有成绩、有创新、有特点的单位办现场学习班, 采取直观方式加深感性认识, 理论联系实际, 做到抓好一点带动一片。

3.3 搞好比武练兵。

从1984年以来, 我们坚持每年一次文 (文书) 、密 (保密) 、档 (档案) 、调 (调研) 四项工作竞赛检查, 自1996年以来, 为响应国家档案局开展的目标管理升级活动, 企业办公系统竞赛检查纳入到岗位技术练兵活动中。2004年档案工作岗位技术练兵活动, 参加评比的31个基层单位, 评出甲级25个, 乙级3个, 出席集团公司状元2名, 能手2名。几年来, 档案馆共出席集团公司状元12人次, 能手16人次, 激发了公司档案工作者学专业管理知识, 争一流、站排头、强素质的热情。

以上是我们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不成熟的做法。但客观地说, 我们还处于落后地位, 特别是在信息化推广利用上, 我们要借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东风, 加倍努力、迎头赶上, 在振兴鹤矿集团公司发展实践中发挥档案管理部门的作用, 为企业争做新的贡献。责任编辑:杨帆

摘要：结合实际, 简述如何开展企业档案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