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罪犯信息查询系统

监狱罪犯信息查询系统

监狱罪犯信息查询系统 篇1

江苏省现有23个监狱，其中2个女子分监。常年关押罪犯7．5万名左右，其中女犯3300余名，占押犯总数的4．2％，少年犯560余名，占押犯总数的0．75％，外国籍罪犯3名，港、澳、台罪犯11名。现有监狱人民警察1．2万余名，担负着惩罚和改造罪犯以及发展监狱经济和办社会的任务。

近几年来，全系统认真贯彻执行《监狱法》和国务院1995年4号文件的精神，以“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为指导，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监狱工作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监管安全工作创历史最好水平。罪犯脱逃、狱内发案逐年下降。2000年全省实现了无罪犯脱逃，连续3年无重特大案件的新突破。受到了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取得新进展。“九五”以来，全省有2所监狱被司法部命名为现代化文明监狱；2所监狱通过司法部现代化文明监狱验收；有4所监狱、10个监区被省局命名为省级文明示范监狱和监区。与之相适应，我们把罪犯权利始终作为监狱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依法治监工作的关键环节来抓。以《监狱法》为准绳，提高认识、努力工作，积极构建罪犯权利保障的新机制，极大地调动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为稳定改造秩序，提高改造质量奠定了基础。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统一思想，打牢罪犯权利保障的认识基础

罪犯权利不是一个新概念。长期以来，我们把保障罪犯人权作为改造罪犯的一项重要原则，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1994年《监狱法》颁布后罪犯的各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身权利、社会生活权利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保障。在此期间，我们的认识也呈现出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针对少数干警“不打不骂没有专政味道”的传统认识，反复对干警进行“罪犯也是公民”的意识教育，引导他们从尊重人的观念出发，认识罪犯权利；针对少数干警的“罪犯有权利，我们的权利谁保护”的认识，反复阐明罪犯处在被监管改造的不利地位，其权利是防御性的观点，使大家自觉尊重罪犯权利；针对少数干警“向罪犯灌输权利意识，我们还怎么干工作”的错误想法，以司法部提出的“568”工程为契机，全面提升监狱人民警察总体工作水平，从根本上维护了罪犯权利。在去年和今年刚刚进行的由省厅、省局组织的公开选拔监狱长、副监狱长的考题中，都将《监狱法》第14条规定的监狱人民警察的九种“不得有”的情形作为重点考题，反复强化干警的“保障罪犯权利意识”，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由于思想认识的到位，自《监狱法》颁布以来全省没有发生一起监狱人民警察体罚虐待罪犯致残致死的事件，一般性的打骂体罚也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二、公正执法。营造罪犯权利保障的制度防线

罪犯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需要的是早日获取自由。近几年来，江苏省监狱系统把以减刑、假释为重点内容的执法工作摆到了生命线的位置。公正执法，文明执

法，确保罪犯权利的实现，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监狱安全稳定，保证了改造质量。

一是不断加强建章立制。以《监狱法》和上级的一系列政策精神为依据，对涉及公正执法的各个环节，制定了20余项规章制度，规范执法工作。如针对个别监狱过去实际存在的对原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罪犯管理失之于宽的问题，制订了《关于加强对原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罪犯管理的暂行规定》，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公正执法的精神。如针对在改造中努中探索新的离监探亲、特优会见、与亲属共餐、打亲情电话等犯人关注的权利实现形式，也作出了操作性的制度规定，确保不发生问题。再如近两年个别监狱在劳务加工中实际存在的“超强度、超时间、超体力”现象，从维护罪犯权利的高度出发，调整了劳务加工政策措施；同时，把杜绝“三超”作为考核“三好班子”建设的突出内容，与奖罚挂钩。目前已基本杜绝了“三超”现象。长期以来，对罪犯工伤致残致死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由此引起的纠纷、上访不断发生b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补偿标难偏低，罪犯劳动中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省局参照《劳动法》的规定，制定了《罪犯工伤致残致死经济补偿暂行办法》，提高补偿标准，规范了鉴定、补偿程序。这一规定出台之后，纠纷、上访明显减少。

二是全面实施狱务公开。1999年以来，按照依法治监工作的总体部署，在《监狱法》颁布5周年之际，向全社会、向罪犯实行狱务公开，内容包括罪犯权利与义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程序、劳动保护以及监狱人民警察权利、纪律等10项内容，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为配合这项活动，省局和各单位在办公室、会见室以及生产区、生活区等醒目位置设立了宣传灯箱，同时向新闻界发布了有关内容，公布了举报电话，设立了局长(监狱长)接待日。这项工作被誉为“阳光工程”，受到全社会普遍欢迎。

三是认真改进执法监督。以维护罪犯权利为重点的执法监督工作始终是我们执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几年来，他们结合执法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认真改进执法监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第一，不断增强罪犯的权利意识。各监狱在法制教育中不定期向罪犯进行权利义务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当遇到监狱或干警对其侵权时，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促其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与此同时，省局还组织本系统的法律专家深入监所，广泛开展送法下监活动，回答罪犯提出的各类法律问题近千件，受到罪犯普遍欢迎。去年底，编写了《特别人生指导400问》，发给犯人，其中的内容不少都与罪犯权利有关，被称“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犯人手册”。第二，不断创新执法监督形式。执法监督是促进公正执法的重要环节，其实质是保障罪犯权利。他们以维护罪犯权利为着力点，除搞好内部监督外，努力探索，不断创新执法监督的新形式，收到了较好效果。层层建立执法责任制。省局每年将执法目标、任务、要求、责任，明确落实到各单位，并在责任制中拿出20％的奖金额度与公正执法挂钩，问题严重的实行一票否决。使公正执法工作与各项业务工作二并落实、一并检查、一并考核奖罚。改变了少部分干警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公正执法软任务，凭感觉的状况。去年6月，省局聘请了16名由省人大、省政协、省妇联和新闻界等部门人士组成的执法监督员，先后2次视察·监狱，对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全系统各监狱也按省局要求聘请当地党政部门、社会团体知名人士270余名作执法监督

员，不定期视察监狱。引进科学的手段，推进执法监督向纵深发展。聘请江苏省医学界的17位知名专家成立专家咨询组，对罪犯伤残鉴定以及医疗中的疑难杂症等由专家出具权威鉴定结论，以作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和伤残补偿的依据，从根本上解决了罪犯医疗、伤残鉴定的公正执法问题。这一做法在全国属首创。全面推行了罪犯刑释前谈话制度。谈话由纪委、法制等部门的同志参与。主要通过谈话了解干警执法情况以及对监狱执法的建议和意见，从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罪犯权利。

三、改善条件，加大罪犯权利保障的工作力度

随着监狱经费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监狱生产的发展，还从改善物质条件上加大工作力度，确保罪犯实际享有的权利的不断扩大与提高。

一是重视罪犯生活设施规范建设。仅去年全系统就投资1000余万元用于改善罪犯基本生活设施。改建了罪犯食堂，并推行规范化达标工作，不仅做到食物量达标(实际上多数单位都超标)，而且吃得热、吃得卫生，罪犯食堂设施、环境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绝大多数监狱建起了特优会见室。在确保监管安全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实行48小时会见。所有单位都安装了亲情电话，便于罪犯随时和家庭沟通。多数单位还实行了亲情共餐。以上活动，凡收费的项目，都低于物价局核定的价格。即不以赢利为目的。费用有节余的，用于改善罪犯生活，不允许挪作它用。上述举措，不仅是罪犯权利的合理延伸，推进了罪犯的家庭和睦，也稳定了改造秩序。

二是加强对涉及罪犯物质采购的管理。去年全系统推行了罪犯生活物质和药品的招标采购，累计采购总额达到5000余万元。通过招标，节约经费427万元，堵塞了管理漏洞，维护了罪犯合法权益。

监狱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 篇2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严重的欠缺和法条分布的不均衡。即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以及审判程序，规定的比较详细完备，共124条。占刑诉法225条的55％。但是，执行程序却只有17条，只占刑诉法总法条数的7、6％。这17条执行程序是针对全部已决犯犯的。仅从监狱关押的罪犯看，涉及监狱中关押的罪犯的执行程序的，只有8条，占刑诉法总法条数的3、55％，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已决犯是关押在监狱中服刑的，这8条执行程序远远不能涵盖监狱刑罚执行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减刑也不例外。

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减刑，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减刑条件）。第七十九条“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第八十条，规定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计算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条件。第三十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减刑案件的审核裁定期限（一般情况一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个月）。裁定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一条，规定了死缓、无期徒刑情况减刑的审核级别限制（监狱管理局）和裁定法院级别限制（高级人民法院）。第三十四条，是不得减刑、假释限制及人民检察院抗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织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从三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有关减刑法条的内容看，减刑程序过于简单、粗糙。

各监狱在办理建议减刑案件时，具体操作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监区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监区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监狱政科初审。狱政科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核后，在监狱开庭，宣布减刑裁定。

（二）以上这一减刑的操作程序，存在以下不足：

1、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完全由监狱一家包办。

虽然监狱的减刑会议有驻监检察室派员参加，减刑材料需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并裁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多年以来，上报减刑案件被否决的微乎其微。监狱包办减刑，带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痕迹。

由于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和应当减刑的条件过于空泛，因而，各监狱都自行制定了一套考核、奖惩罪犯的规章制度。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等。一般情况下，罪犯经这些制度的考核，达到某些标准，符合“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才有可能获得减刑。然而，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是不可诉的。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监狱法没有规定和保障罪犯的行政诉讼权。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因为“是强制改造”。这是监狱考核、奖惩罪犯的惯例。否则，就会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狱法应当减刑规定的条件过于苛制，大量的是“可以减刑”案件。“可以”在司法解释上就存在“不可以”情况，因而，减刑带有随意性空间。而行政奖励是司法可以奖励的前提，行政奖惩的不可诉性，导致罪犯在受监狱考核过程中，“队长给你几分就是几分”，基本权利缺乏程序保障。

2、在整个减刑的全过程中，罪犯个体主张权利，无任何必经的程序来保障。罪犯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

从减刑的全过程看，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监狱包办的，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

依据监狱法，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那么，罪犯在监狱通过什么程序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样的程序，迄今没有。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减刑是由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罪犯不能说：“依据监狱法，根据我的表现，现申请减刑”。

从另一个方面，被减刑后认为不公平的罪犯也不能说：“我减刑减亏了”，不能提出异议。一但哪一个提出，就是“表现不好，思想不稳定”，“下次不给他减刑”。这也是监狱工作的一个惯例。没有任何不服后的申辩、申请复核、申请复议、申诉、公示质疑、乃至听证程序。

任何罪犯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任何程序保证他们发表个人意见，无论减刑公允与否，任何人提出质疑都有“对抗改造”之嫌。

一名罪犯在监狱中表现怎么样，最有发言权的是罪犯的同类。罪犯与罪犯相互最了解。有的罪犯在干警面前积极，干警不在时却是另一套。这样的罪犯干警往往认为“表现好”。其实恰恰相反。

目前各监狱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于，罪犯不能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形成的习惯和风气。只允许赞歌，不允许异议。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入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很难真实、公充。

3、减刑的全过程实质上均为暗箱操作，随意性大，不利于监狱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不利于监狱法治，易产生各种腐败。更不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纵观减刑的全过程，从分监区制定减刑计划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减刑计划是保密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入计划，不知道谁将被减刑。就是分监区干警，除了直接把握减刑计划的分监区管教、指导员外，多数干警对罪犯减刑计划知之甚少。虽然开过减刑计划讨论会，至于哪一名罪犯为什么可以减刑，干警除对自己主管的对象外，对其他罪犯一般不甚了解也从不过问。直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了，方得见庐山真面目。

这种暗箱操作，为使某罪犯纳入减刑计划，有的平时考核中就被追加奖分，有的罪犯有了违纪也不了了之。暗箱操作，可以追溯到对罪犯的日常考核中。

这种作法，无法律监督可言。人民法院收到监狱上报的减刑材料，从不来监狱进行复核，也没有任何机关能对减刑材料的真伪提出质疑，因而，一路绿灯。人民法院制作个裁定书，盖个图章，减刑裁定就生效了。

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监狱系统发生的多起干警违法办理上报减刑、保外就医等，均与目前各监狱申报程序上的一家包办和暗箱操作有关。

4、减刑从执行机关提出建议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这一过程，时间周期过长。

安徽警官学院孙雯的观点很符合实际①，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建议，一般至少也要两个月办一批。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般情况是自收到执行机关减刑建议的一个月内作出，特殊情况要二个月。这样，监狱提出减刑建议到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这一段时间，如果这名罪犯的行为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执行机关就十分被动。从另一方面，监狱建议的减刑期限往往由于周期过长而不得不由人民法院在做出裁定时更改。那么，这种被迫更改减刑期限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过罚相适应及公正、合理性的法理原则？

分监区制定的减刑计划的时间跨度，一般为一年，跨度过长。而且是分批上报减刑。减刑应当符合条件一个，及时减一个。从另一个方面，减刑计划应当是动态的，谁也不能保证计划对象在未来的一年内能持续表现积极、稳定。这个计划应当是指导性的。这一现状，与目前我国监狱和人民法院奉行的减刑制度有关，需要改进。

5、我国目前的减刑制度有悖于基本的法理常识和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立法原则。

这主要表现在：（！）减刑应当对预防和减少犯罪起积极作用，但是，多年以来刑释人员减过刑的要比未减过刑的重犯比例高。（2）减刑程序，刑诉法只有2条中提到了两句。法院在办理减刑案件时，客观上变成了由监狱操纵的橡皮图章机器。（3）减刑条件，监狱法过于粗糙。以致于各监狱都制定了各自的一套做法，象高家庄的地道很不严肃。（4）减刑比例，画蛇添足。减刑应当符合一个减一个，而不应当凑比例。（5）减刑裁定书，未规定诉权。人民法院一不小心把被减刑人的上诉权给忘了。（6）减刑裁定由人民法院作出，不伦不类。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罪刑相适应，可是，作为定罪量刑的法院把刑减了，怎么能罪行相适应？其实，减刑是减刑机关的事，人民法院不应当具有裁定减刑权。

（三）对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必须是真实的。

罪犯应当有权对考核不服提出异议，应当有权对行政奖惩提起行政诉讼。罪犯行使提出异议权、申辩权、申请复核或复议权等必须是考核必经的救济程序。做到这一点，监狱对罪犯的分级处遇、计分考核、等级工制度等，必须是统一的、详细的。即罪犯本人依据考核条件对照自己的改造表现，对考核结果能形成客观、公正的意见。这是监狱依法办理上报减刑的基础。

2、减刑条件，必须是明示的，详细的。

监狱对可以减刑，应当减刑的情节，应当有严格详细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应当被全体干警和全体罪犯所熟知。应当在分监区公布。这样，干警在筛选减刑对象制定减刑计划，办减刑材料，制作、上报减刑建议书时有明确的依据。罪犯对照明示的减刑条件标准，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减刑条件，知道其他罪犯的减刑是否公允、恰当。罪犯行使申辩权，申请复议权、申诉、上诉权时，也有明确的依据。

3、要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

（1）告知权利。

监狱应当向全体罪犯定期告知罪犯在获得减刑全过程每一环节中的具体权利。如：知情权、个人申请上报减刑权、申辩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或复议权、质证权、质疑权、请求听证权、申诉权、上诉权、获得公正减刑权等。对罪犯在具体程序环节中发生疑问时，监狱还应当告知该犯行使该具体权利的途径和时限等。

（2）本人申请。

减刑最初应由罪犯本人提出申请。

获得减刑既然是罪犯的权利，那么，就应当允许罪犯个人提出权利主张。监狱应当向罪犯告知申请减刑的方式、方法。

（3）监组讨论。

罪犯提出申请后，由罪犯所在监组讨论。讨论意见报分监区。

（4）分监区干警召开减刑会议集体讨论。

分监区干警根据罪犯本人申报和罪犯监组讨论意见，对照减刑条件，评审罪犯的改造表现，列出分监区的上报减刑计划。

（5）公布减刑计划。

减刑计划对分监区全体罪犯张榜公布，规定有不同意见者，可在3日内向分监区提出。分监区对提出的不同意见，实事求是，注重证据。3日满，经全体干警讨论，修正减刑计划，上报监区。监区上报监狱审核。

（6）公布建议减刑的事实和理由材料。

减刑计划启动、制作减刑材料完成后，每一批罪犯上报减刑，分监区应当向全体罪犯公布上报减刑的事实和理由的书面材料（侦查方面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并规定有不同意见者，自公布之日5日内提出，满5日，对没有异议的减刑材料报监狱，对有异议的，实事求是地复查。能否公布详细的减刑事实和理由材料是减刑能否公正和鉴别当前许多假“狱务公开”的标志。克林顿的考科斯报告都能向全世界公布，你监狱罪犯减刑的事实和理由为什么要暗箱操作？

（7）监狱减刑会议集体讨论。

监狱收到减刑材料后，应当向全监狱干警和罪犯公布上报建议减刑名单。允许罪犯5日内提出异议。满5日后，召开监狱上报减刑集体讨论会议，对通过监狱会议讨论的罪犯，方可以将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

（8）征得被害人同意

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对该罪犯减刑有一票否决权。人民法院只对被害人书面同意减刑的案件作出减刑裁定，应当成为减刑的必经程序。这一程序对保障罪犯减刑后避免与被害人的矛盾有重要意义，避免因减刑引起民愤和罪犯行使减刑权利带来的隐患。

（9）公示“拟裁定减刑罪犯名单和减刑幅度”。

中级及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前，应当提前七天将拟裁定减刑罪犯名单和拟裁定结果向全监狱干警和罪犯公示。满7日后，对无异议的作出减刑裁定。

（10）检察监督。

驻监检察院除行使抗诉权外，在“拟裁定减刑名单”公示后7日内，应当深入每一名拟裁定减刑罪犯的监组，搜集、听取其他罪犯的意见，听取该犯主管干警的意见。并应当在日常工作中监督和保障提出异议的罪犯不受打击报复。

（11）赋予被裁定减刑罪犯的上诉权。

减刑裁定书，应当增列罪犯不服此裁定的上诉方式和期限。现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所制作的减刑裁定书均未规定被减刑罪犯的上诉权。这是法治的疏漏，也是中国特色。法院制作减刑裁定，有一点儿天马行空、自说自话、行政命令的味道，实质上是在办减刑案件的过程中，历史上“监狱多年领导法院，法院形同虚设”形成的忘记改掉的旧习惯――“站

时间长了不会坐”。

（12）告知罪犯在减刑考察期内的权利、义务。

对减余刑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减刑考察期内的权利与义务。据某市监狱管理局1995－1997年对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情况的调查，被减刑的重犯比例要高于未被减刑的刑释人员3－5个百分点以上。减刑设定考察期（如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告知考察期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对约束再犯罪行为有重要意义。如：街道居委会、工作单位或当地警察署的撤消减刑建议权等。否则，减刑的重犯比例高是有悖于基本的法理常识和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立法原则的。

浅议罪犯监狱化人格的成因及矫治 篇3

摘要： 监狱特定的环境、罪犯自身对所犯罪行的主客观认识、刑罚威慑因素等都是罪犯形成监狱化人格的原因。罪犯人格监狱化无疑是对监狱制度的动摇，监狱对罪犯形成监狱化人格具有某种意义的催化和摇篮作用。对罪犯的监狱化人格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矫正，社会对罪犯的主流文化要进行改善，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罪犯，加强罪犯心理健康教育，完善社区矫正，把罪犯改造成为既知法守法又同时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关键词： 罪犯 监狱化人格 文化 社区矫正

前言：人格(personality)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是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特有模式，这个模式包含一个人区别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固定心理品质是，一个人在生理特征基础上所逐步形成的各项比较重要的和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张雅凤：《新编罪犯改造心理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监狱化人格是指罪犯因长期生活在监禁环境中，将监狱生活经历内化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人格，其主体包括在监狱服刑的人员（包括监外执行）和已经刑满释放的人员、假释的罪犯两类。

罪犯监狱化人格的形成对罪犯个人和监狱的监管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罪犯来说可能会形成不同症状的心理症状包括精神分裂症、幽闭抑郁症和不满、恐慌生活的思想，恐惧身体患上疾病，罪犯一旦患上此类心理问题往往情绪极易失控、暴躁，不能正确理解别人，互相产生摩擦、打骂，更有严重者会有自杀倾向、越狱；罪犯的消极、扭曲心理一方面不利于被监管单位改造为遵守社会法制、公德标准的正常行为人，另一方面不利于监狱的内部秩序稳定和安全。

本文主要分析罪犯监狱化人格的影响因素、特征，探讨矫治罪犯监狱化人格的对策，以期能对监所对罪犯的改造起到参考作用，更深入、更彻底的从罪犯内心矫治、改造。

一、罪犯监狱化人格的特征

监狱化人格发生的一个重要心理机制是对剥夺和痛苦的逃避或补偿。监狱化过程是一个犯罪化过程和烙印化的过程。其特征主要有：

（一）个体性格的依赖性和屈从性

罪犯从入狱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份，穿上囚服，剃了光头，被编了囚号等等，认识到警察有绝对的权威，形成了犯人的身份意识，被动的按照监狱所限定的生活环境、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逐渐地使他们变得失去了原有的个性特征，一切听命于他人，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罪犯长期按照监狱提供的“格式化”生活方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产生人格障碍，对监狱形成心理依赖，凡事都惟命是从，依赖他人，惰性增强，对外在事物漠不关心，反应迟钝。有些罪犯甚至在刑满时也不愿出狱，对刑满出狱感到担心、害怕，甚至恐惧。

（二）罪犯人格的多重性

罪犯在其自身的改造过程中，就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一方面，它是受到法律惩罚的罪犯，必须屈从于管教干警的管教，以期达到缩短刑期的目的。因此，在监

狱领导和管教干警面前装出一副惟命是从的面孔；另一方面，在和其他罪犯交往过程中，又会不经意的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背后说管教干警的长短，甚至凌辱、欺侮比自己更弱小，或处于困境的其他罪犯，更有甚者，在取得管教干警信任之后，假借管教干警名义，在服刑人员群体中横行霸道，充当牢头狱霸。同时，他们为了取得家庭和社会的同情，往往在从事某些活动或家属接见中装得可怜兮兮。总之，在这些罪犯身上，并存了善与恶、反抗与屈从、常人与罪犯等多方面的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从而构成了罪犯监狱人格的多重性。

（三）心理活动的被动性

由于罪犯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因而导致了心理活动的被动性。

1.在监狱里的惩罚改造，限制其人身自由和罪犯自身渴望自由的主观愿望相冲突。

2.严格的监视和监管改造措施，与罪犯飘浮散漫不求进取的主观愿望相矛盾。2 姜祖桢：《中国监狱学刊》2005年第3期，第20卷

3.生产劳动的现实因素与罪犯好逸恶劳的脆弱意志相对立。

由于种种原因，使罪犯在改造过程中总是有一种处处被动，处处不自由的心理。

（四）行为动机的隐蔽性

罪犯在其在监狱再社会化过程中，往往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掩盖得严严实实，平时很少暴露自己的想法，既不轻易相信管教干警，也不轻易相信其他罪犯，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相当时间的观察，没有一定的把握，决不冒然建立推心臵腹的朋友关系。而这种人格的隐蔽性常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唯唯诺诺，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卖力，反映情况积极主动，对管教干警察颜观色，投其所好，而实质上并不一定真心地接受改造，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监狱人格具有行为动机上的隐蔽性。这一现象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可以很形象、真实的体现。

（五）社会意识的偏执性

个人的社会意识是以自我意识、环境意识、个人与环境关系意识等为内容，一些罪犯社会意识偏执，心理严重扭曲。

1.自我意识膨胀。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的认识与评价。监管改造中发现绝大多数罪犯存在自我意识膨胀的问题，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需要为最高标准，“私”字作为衡量评价事物的价值，自傲，自满，缺乏责任心和羞耻感，并且带有严重的享乐主义思想，生活中遇到困难不从主观方面找原因而是千方百计的为自己开脱，责怪他人，埋怨环境，甚至迁怒法院、仇视管教干警，不认罪，不服法，直接对抗国家法律制度。

2.厌世心理严重。有些罪犯没有真正从内心悔改，对自己入监存在“倒霉”心理，认为法律执行不公正，愤恨社会、仇富心理严重，对自己的家庭突然发生的变故，如妻子离婚、孩子无钱上学、社会非议等问题抱怨是社会对自己的不公。由于长期的监狱服刑生活，部分罪犯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都已经监狱化，出狱后很难适应正常的生活，导致性格畸形发展。

二、罪犯形成监狱化人格的影响因素

（一）监狱的“亚文化”和罪犯的监狱化从本质上深刻影响着罪犯特定人格的形成

1.亚文化又称副文化，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社会亚群体在其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与社会主流偏离的一种文化。亚文化与犯罪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但由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是偏离的，因而它与犯罪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里所指的监狱“亚文化”是指服刑罪犯在监狱特定环境下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表现为监狱中罪犯群体所持有的同社会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包括罪犯纹身、行为规范、罪犯角色、反社会意识，罪犯暗语、监禁反应、狱内同性恋等。监狱是亚文化特质最密集的地区，是亚文化的集散地，许多亚文化的积淀、适应、传承、整合及分化都在监狱进行着。罪犯在服刑期间，既受监狱所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受监狱内部所存在的不良监狱亚文化的影响。罪犯监狱人格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碰撞和较量的过程。

2.监狱化（Personalization）这一概念，是由现代监狱社会研究之父之誉的美国社会学家克来默（D． clemmer）提出的。他认为监狱化意味着受刑人对于监狱内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独体的价值观的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克来默认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监狱化的过程，这包括一些情况：了解监狱的非官方组织，接受下等角色，发展新的生活习惯，学习各种新的生存技能，采用新的语言，通过这些活动，罪犯逐渐适应监狱生活，被同化为一个持反社会态度和思想的人。

罪犯监狱化的过程就是在监狱服刑过程中被监狱亚文化所施加影响的过程也就是亚文化所产生的副作用影响的过程，罪犯的监狱化是同罪犯的再社会化相抵触和背离的过程，对罪犯健全人格的成长和重返社会的目标的实现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罪犯的监狱化人格无疑是对监狱制度的一种动摇，它大大动摇了可以通过监狱而使罪犯重新社会化这一传统的信念，迫使人们对监狱制度重新加以审视。

波）布·霍维斯特：《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

（二）监狱环境是监狱化人格形成的直接效应因素 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历来重视外在的环境因素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罪犯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触犯法律性和应受惩罚性，把他们关押在特定的场所进行劳动改造，其心理状态只能是个性心理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表现，也必然留下特定环境条件的烙印，而监狱这个特定情境条件在改造罪犯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有影响罪犯正常人格形成的负面因素：

1．刑罚威慑作用的双重性

在罪犯的整个改造过程中，刑罚是影响罪犯监狱化人格形成的关键的因素。正是由于法律的惩罚性，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社会引起了反响，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社会评价的否定，这种报应性打击，不可能不在罪犯心理上产生威慑效应。在这种因素影响下，使得罪犯只有老老实实服从改造，以免遭受更为严厉的打击，445 恩格斯：《恩格斯选集》

邱兴隆：《刑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罪犯的天生个性受到压抑，阻碍了常态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2．监狱的强制性对罪犯正常人格形成的压力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法定的地位与职能所决定了罪犯和监狱领导、管教干警之间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也不是一般人与领导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强制与被强制、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一方面，监狱领导、管教干部代表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惩罚职能，对罪犯依法惩罚和改造；另一方面，罪犯是社会的罪人，被剥夺其人身自由，被强制性的关押在监狱场所，是接受改造者。监狱领导，管教干部和罪犯之间，罪犯居于服从的地位。这不可避免会对罪犯心理及人格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罪犯心理不够稳定或者有障碍极易影响罪犯正常人格的发展。

3．消极的人际关系

在罪犯的改造生活中，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和自己一样受到法律惩罚的罪犯个体和群体。而这样的个体和群体共同具有消极的心理因素，因此，在罪犯的矫治过程中，罪犯不可能不受到同类的消极心理因素的影响。

监狱是一个大染缸，各类犯罪，各种思想意识无所不有，各种丑陋行为，直接影响着罪犯个体的思想追求和变化。在监狱里，罪犯彼此传习犯罪技巧和其他恶习，或叫人崇尚暴力、弱肉强食，或教人偷奸、尔虞我诈，或教人损人利己、贪赃贿赂等等，使罪犯由原来的“一面手”变为“多面手”，道德观念倒退，追求满足个人畸形发展的低级需要。被监狱化了的罪犯接受了罪犯社会的非正式的价值、习惯和规范，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导价值和监狱当局的正式规则的自动抵抗，使它们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的发生，不仅可能使罪犯改造和重新社会化备加困难，而且可能加深罪犯的反社会性程度，产生众多的惯累犯。4．监狱生活环境的限制性

为了彻底消除罪犯故有的心理结构，建立新的心理系统，就必须限制罪犯的生活环境，制定罪犯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以期对罪犯心理施加良性影响，这样就使罪犯总是处在被动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效应，加之监狱是个封闭的环境，罪犯在监狱强

制服刑接受劳动、教育改造，长期单调、模式化的生活，可能会使罪犯丧失求知的兴趣，性格变的抑郁、冷漠。

5．受限制的主观能动性

罪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正是由于罪犯在某些方面没有完成自身的社会化，存在着社会化缺陷，因此我们对罪犯的改造实质上是对其再社会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与在自由环境下，比如在学校、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在监狱，罪犯是在强大的强制性压力下，进行的一种重新社会化过程。监狱的职能是惩罚和改造罪犯，以改造人为宗旨，为达到这一目的，对主观恶性比较大的罪犯，监狱需要一套严厉的行为规范和狱内纪律，在封闭的监狱环境中对罪犯进行强制性约束。这样，虽然使罪犯的反社会的自我行为受到了限制，并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同时也弱化了罪犯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6．劳动改造与渴望自由的矛盾

罪犯到监狱服刑后，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劳动改造和自由。因为要想缩短自身的刑期，提前获得自由，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而法定条件又是与劳动改造密切相

关的，罪犯不愿劳动，又想缩短刑期，其内心就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内心在劳不劳动和强烈的减刑愿望间反复斗争，但最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罪犯的心理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波动。同时，罪犯在监狱的劳动不存在按劳取酬的问题，是带有惩罚色彩的劳动改造，这就易使罪犯产生冷漠情绪，导致其人格变异。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一系列影响，才使得罪犯心理在监狱这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消极效应，直接地淡化了刑罚执行中对罪犯所实施的各种措施的积极影响，是罪犯监狱化人格强化的催化剂。

三、罪犯监狱化人格的矫治对策

罪犯的监狱化人格是一种常态人格的变异，它不仅不利于罪犯的彻底改造，同时也会造成其重返社会后不能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竞争机制相适应的情况，所以矫治罪犯的监狱化人格对罪犯改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文化改革，转变社会对罪犯的角色定位 中国有着数千年专制封建文化的历史，人们对监狱、对罪犯抱有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总是将野蛮、愚昧与罪犯、监狱联系起来，实际上，监狱是重新育人的地方，罪犯并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改造好的罪犯一样是社会中有用的一员。本文认为社会文化的改革势必成为克服或减轻罪犯监狱化的必要途径。用文化的方式改变社会上人们对罪犯的认识和态度，摒弃对监狱封建的、落后的、野蛮的认识，改变对罪犯憎恨、恐惧的心理，逐渐树立、蕴育对改造好的罪犯以宽容、仁厚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以理性、辩证的观点对待出狱后的服刑人员。在罪犯在押期间，社会给罪犯以一定的关心与帮助（如社会帮教），罪犯解教以后，社会予以热情的接纳（如社会安臵、复学、接茬帮教等），这是一项很深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经年的努力，方可见效，在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宽容理性的社会文化既有助于抑制犯罪，又对狱内罪犯保持一种应有的同情和宽容度，有助于防止和疏缓罪犯监狱化人格的形成及发展。

（二）以文化人，运用监狱文化环境矫正罪犯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是惩罚和预防犯罪，教育和改造罪犯的重要场所。为了有效的教育改造罪犯，促进罪犯的转化，监狱需要有安定祥和的人际环境，幽雅

洁净的工作环境和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监狱文化环境可以解释为，凡监狱执行刑罚所处的一切外部条件，包括监狱的自然地、物质的环境以及工作、生活环境，也包括社会的、人文的环境，其主要特征为主动性和制约性、群众性和自觉性、社会性和功能性。无形的文化氛围，具有潜移默化的“同化性”，对教育改造罪犯，弱化罪犯的监狱化人格具有强烈的正作用。

1.加强监狱的软硬件建设，突出文化氛围。监狱的建筑、绿化是监狱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监狱的精神风貌，不仅可以激励警察职工热爱监狱，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对改造罪犯具有独特、积极的作用。如在监区广场上雕塑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时刻提醒罪犯改过向善，追求新生；举行一定的仪式，比如饲养鸽子，每当罪犯召开减刑假释宣判大会时，举行放飞仪式，寓意罪犯的新生和希望；对监狱内的道路、具有年代历史的树木等命名，提升监狱文化层次，时刻提醒、教育罪犯积极改造。

2.加强教育改造环境建设，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监狱教育环境的不断改善，能有力的推进监狱改造质量 6黎赵雄：《文化监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的不断提高，降低重新犯罪率。监狱应该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提升罪犯的文化水平，强化其道德观念；对罪犯进行技术技能培训，增强罪犯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其适应生存的能力。

3.进行品牌建设，打造文化监区。监狱以文化力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创新活力，进而促进监狱职能作用的发挥。如佛山监狱开展创建的艺术育人品牌、恢复性行刑品牌、指导就业品牌、节庆文化品牌等在监狱改造罪犯中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了罪犯的改造活力，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罪犯监狱化人格的发生机率。

（二）建立罪犯再社会化预警机制

所谓再社会化就是指罪犯个体原来的思想、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与社会环境的要求不协调，甚至发生了冲突，必须断然改变，而形成对他本

人来说是全新的思想、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这个过程是一个罪犯与改

造环境的长期互动过程，是罪犯通过有意（接受教育）、无意（潜移默化）的社会学习，了解角色行为的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并“内化”为自身行为，从而使个体行

为与社会规范取得一致的过程，而不是单纯接受外界环境因素，接受灌输。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实行对罪犯人格障碍的教育，就应该建立罪犯再社会化预警机制。要设法激发罪犯接受分级处遇的欲念及对监狱警察的信赖，排除罪犯的焦虑和敌对心理；防止偏重于监狱教化的说教，培养罪犯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公德精神，注重对罪犯人格障碍或心理问题的治疗；训练和培养罪犯谋生的技能，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改造成为知法、守法同时又能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公民。

（三）强化刑罚惩罚职能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目前，我们对罪犯改造的基本的内容，是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生产劳动改造等，体现的是刑罚的强制性，而忽视了对罪犯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康德曾说过：“道德命令是内在的、自觉的；法是外在的、强制的。”对罪犯进行道德教育，在矫正不良品德，启发内在改造自觉性，恢复其人之良知，遵循社会道德准则，树立道德观念等方面都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在刑罚惩罚的前提下，深化道德教育，强化道德对罪犯自我意识的调节功能。

（四）加强罪犯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

罪犯心理健康教育是罪犯改造和心理矫治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通过对罪犯心理健康教育，使其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深入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学会把握克服心问题、心理障碍的技能，能够在自我改造和心理矫治中，主动预防各种心理疾患的产生，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自觉抵御各种不良诱因对其心理状况的干扰，使其在服刑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况，正确地面对改造生活。这样就能有效地克服监狱化人格的产生。

（五）开展社区矫正，不断发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他通过积极整合各项社会资源，各方面力量，对罪行比较轻、主观恶性比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实具有悔改表现，不致于再次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改造工作。与监狱封闭式管理教育罪犯相比，通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解决社区服刑人 7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员的问题，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矫正对象树立自尊、自重的心态，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健康发展，实现其做为人的价值，让他们彻底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同时也有效的降低了行刑成本、缓解监狱监管压力。

1.实行社区矫正激励行刑模式，发挥罪犯主体性作用。社区矫正激励模式注重通过发挥警察的主导性的激励作用，让罪犯发挥主体性作用，可以有效的避免监禁行刑中罪犯的被动性、依赖心理，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主动改造，激发罪犯主体的内在潜能，达到改恶向善、重新做人的目的。比如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公益劳动制度、分类管理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建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和职业培训基地，让服刑人员在学习技能中自信、自立，在社会劳动中感受社会责任，在义务劳动中明白社会美德，并建立社区服刑人员评分系统，根据其在评分系统中的成绩给予嘉奖、表扬、记功、减刑等不同程度的奖励。

2.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个别心理辅导。通过开展集体活动，指导社区服刑人员心理

矫正方面的知识，学会自我分析，自我反省；对有明显心理异常的服刑人员开展个别心理辅导，一对一辅导，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抓住社会中的典型进行反面对比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知道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明白尊尚法律的重要性。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着眼点对社区服刑罪犯进行心理干预和改造，可以使罪犯懂得自由的真正含义，强化其独立思考、正确判断的能力，从内外两个方面不断推动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

社区矫正采用开放式管理和社会性教育使罪犯能够有条件的保持与家庭、社会的联系，维护了罪犯的自尊心、人权，有利于罪犯真正从心理接受，主动积极改造，有力的减少了罪犯在监禁环境下形成的监狱化人格，强化了罪犯的再社会化，同时也对潜在的犯罪分子、青少年给予了警示，有效地消除了犯罪隐患，提高了居民的法制水平，为社会的良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满足民众的报应心理需求。在我国传统行刑文化里，国家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形成了重刑主义思想。受传统行刑观念 的影响，重刑主义、报应刑思想在我国仍然是主流，导致相当多的民众认为，罪犯是和监狱划等号的，只有把犯了罪的人关到监狱里服刑改造才是安全的，才是真正受到了惩罚。正是上述思想的存在，所以要求在执行社区矫正行刑时必须考虑民众合理的报应心理需求，在满足服刑人员一个公正合法的环境的同时，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控制和管理，适当限制其权利，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合理限度。

社区矫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被作为罪犯心理矫治的重要手段。无论对罪犯的社会化进程，还是对罪犯的心理矫治，都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对服刑罪犯的观护，能够有效地关注罪犯心理的发展状况，并注入新的活力因素，抵御不良诱因对罪犯心理健康的侵蚀，同时，又使罪犯监狱人格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在罪犯服刑期间，社会公众应通过社区矫正体系和其他各种途径，对罪犯给予关心和帮助，参与对罪犯的改造工作；罪犯刑满释放后，社会予以热情地接纳，给以妥善地安臵和继续教育，保持应有的同情和宽容态度。

参考文献

监狱罪犯信息查询系统 篇4

作者：佚名 监狱学人来源：中国监狱学刊 更新时间：2007-11-16

一、冲突的表现及其调适途径

“监狱警察权是指监狱民警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的权力。”“罪犯权利是指罪犯作为‘特殊公民’享有的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法律对罪犯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权利冲突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通常来讲，权利冲突应该发生于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法权利主体之间。”在基层执法实践当中，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权利冲突”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狱保障罪犯人身安全的法定责任与罪犯人身安全不可控性之间的冲突；第二，监狱保障罪犯健康权资源的有限性与罪犯遇重病超额治疗之间的矛盾；第三，罪犯因生理自然规律导致的疾病、伤残、死亡与刑罚执行规律之间的冲突；第四，监狱现有的狱政管理制度与罪犯会见权、通信权、带入物品权等受限制之间的冲突；第五，监狱警察权与罪犯其他未被法律剥夺或推定享有权利的冲突。如罪犯的被选举权如何行使，结婚权与生育权如何保障等。上述权利冲突的存在引起了诸多的执法困惑，直接影响到刑罚执行的有序开展，同时也为寻求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理论探讨空间。

目前，理论界在研究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上主要集中在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两个方面。立法途径是指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从法理上明确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属性和界限，从而解决引起权利冲突重点环节的法律问题。司法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的解决争端机制，起到及时排解矛盾，息诉止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调适途径在解决权利冲突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立法途径的优点在于能从根本上解决一部分权利界限的问题，缺陷在于受到立法技术和程序的限制，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司法途径的优点在于具有“中立性、权威性和终局性”五，但往往要牵涉监狱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同时司法途径本身又受到法律不健全的制约。相对于以上两种途径而言，通过行政调适来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的冲突将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首先，通过行政途径可以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合理引导执法主体主动防范各类执法风险，预防和减少各类权利冲突的发生，因此更具针对性；其次，通过制定和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填补因立法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空白，而且更具操作性；第三，通过监狱工作社会化，可以引入社会机制来解决权利冲突的矛盾对象，提高调适的效率，所以更具现实性。

二、行政调适的基本原则(一)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

近年来，由于在某些地区过于强调人性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狱的惩罚功能，罪犯当中逐渐出现了义务观念淡化、功利心理突出的不良倾向。与此同时，一些监狱在粗放式管理阶段延续下来的传统惩戒手段，如静坐反思等，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使少数基层民警产生了“不愿管理”和“不敢管理”的执法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前者运用行刑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往往会受到对方的质疑，而后者往往借助社会舆论或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方式，突显其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程度，使正常的调适手段难以介入。因此，首先要坚持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既要维护罪犯作为服刑主体的合法权利，引导他们将各类权利诉求通过正当的途径加以反映和实现，又要充分重视监狱警察作为行刑主体的地位，对于罪犯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惩处，以体现监狱的惩戒功能和法律的威慑性，达到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目的。(二)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

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是监狱工作两个重要的行政手段，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协调一致，能够发挥“l+1>2”的功效。目前，在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教育手段与制度保障不相协调的情况。如在处理罪犯工伤和医疗事故的过程中，民警的教育工作由于缺少相关制度的支持，说服力和可信度受到很大影响。又如在狱务公开工作中，虽然从制度上，明确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各地认识不统一加上地方财政保障不平衡，在教育工作中出现偏差或滞后，容易引起罪犯及其家属的误会和怀疑。因此，要坚持教育转化和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一方面，在制定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保证制度执行的严肃性，使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罪犯生活、医疗等物质保障水平和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监狱对于罪犯的物质保障主要体现在生活实物量供给、疾病医疗、劳动报酬、教育资源等方面，这往往也是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争议焦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日益广泛，罪犯权利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其原有的权利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必须注意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并不是一味地提高罪犯的物质水平，罪犯的物质水平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就当前而言，罪犯的物质保障水平(特别是生活、医疗方面的保障水平)应平衡于或略低于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否则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威慑力和惩戒作用，也不利于争取社会对监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三、行政调适的具体做法(一)理清权利价值属性，找准权利行使标准

对各自权利价值的片面理解和认识，是导致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狱警察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认识不清，容易引起执法不作为或是执法乱作为；罪犯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夸大理解，就会对监狱警察权的正当行使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公开对抗。因此，首先要使两类权利主体理清各自的权利价值属性，找准各自的权利行使标准。

就监狱警察权而言，根据《监狱法》和《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监狱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严格保障，并且具有强制措施执行权。这些权利价值属性不因罪犯权利的伸张而改变或削弱，即“罪犯基本权利的实现不能导致监狱警察权的放弃，超越此界限的罪犯基本权利不能得到监狱警察权的积极保障”@。就罪犯权利而言，由于其人身自由权已被剥夺，因此其权利具有“相对性”；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对罪犯权利采取的是基本的保障模式，因此其权利又具有“有限性”。同时，在目前法律尚未明确划分两类权利界限的情况下，应强调罪犯权利相对与监狱警察权利的“从属性”，即罪犯服从管理、履行改造义务在前，伸张权利在后，这样有利于建立起一个相对顺畅的管理秩序。

(二)制定和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

造成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保障不到位。表现在：一是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概括性和抽象性；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不完善以及立、改、废工作的滞后。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文件。监狱的行政相对人是罪犯，涉及罪犯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理应可以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但由于受到上位法的限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订立和修改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笔者认为，要善于从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利的执法依据，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变被动为主动。虽然《监狱法》作为监狱制度体系中的一项上位法，存在着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影响着下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这同时也给基层执法者留出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监狱法》第四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了“罪犯有其他危险行为需要采取防范措施的”，可以使用戒具；第五十八条第八款规定了罪犯“有违反监规纪律的其他行为的”，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这些“其他情形”的规定，可以作为我们制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依据。从规范执法的角度来讲，用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定，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准确行使。

当前，尤其应该在通讯、会见、邮汇、劳动报酬、工伤补偿、疾病医疗等涉及罪犯合法权利方面，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运用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和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是一项根本性的办法。(三)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有效防范各类执法风险

实践表明，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大都发生在监狱的执法领域当中，因此，要按照“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的要求，对有可能引起权利冲突的几个重要执法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1．对于罪犯普遍关心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工作，要严格执行相关的合议、公示、申诉等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教育解释工作；2．对于罪犯日常的奖惩考核，要对自由裁量权设定统一合理的执行标准，使罪犯的改造成绩不因监区的调动而改变，不因监区管教领导的改变而改变；3．要加强对事务犯使用的管理、监督、考核工作，对部分事务犯拉帮结伙、打击报复、勒索他犯财物、对民警交办的各项任务不尽责尽力等行为，要给予相应的扣分、行政处罚或撤销其事务犯的岗位。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营造起一个安全稳定的改造秩序，使引发权利冲突的对立情绪消除在萌芽当中，从而也将各类执法风险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四)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

目前，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罪犯因狱内案件致害引发的争议、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争议、罪犯看病医疗的争议”。这三个问题或是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或是由于内部标准不被罪犯家属认同，使监狱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多种行政力量，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和渠道。

在处理狱内案件致害的问题上，应该明确监狱对罪犯人身安全所负保障责任的合理范围，在该保障范围以内，如发生罪犯人身权受损，监狱应负国家赔偿责任，超出该保障范围以外，则可以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设立相应的险种进行投保。在处理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问题上，要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商，合理提高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标准，确定伤残等级鉴定的权威解释部门以及争议的最终裁决机关，使监狱给予罪犯的补偿金额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防止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在处理罪犯医疗争议的问题上，要积极利用地方医院做好监狱危重病罪犯的救治工作，走罪犯重病、大病、疑病到社会定点医院治疗的新路子。另外，设立“重大疾病保险基金”是目前西方监狱比较普遍的做法，根据我国监狱的实际情况，该保险基金的来源可由罪犯现有医疗标准、监狱生产利润中的一部分以及罪犯或其家属自愿储蓄的方式组成。同时，对因监狱机关职能所限而无法自身承担处理的刑释人员和罪犯亲属上访闹事等问题，应该争取纳入当地党政机关的管理范围。(五)完善狱务公开制度，创造和谐的外部执法环境

狱务公开是监狱机关在依法治监的过程中，将刑罚执行的内容、依据、程序、结果等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予以公开，并主动接受罪犯、罪犯亲属、社会各界广泛监督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从理论上分析，狱务公开的法理基础首先在于罪犯“知情权”的正当诉求，与罪犯“知情权”相对应的是监狱通过狱务公开满足这种“知情权”的义务性，推行狱务公开可以视为监狱在依法治监的进程中在维护罪犯合法权利方面所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其次，狱务公开是保障和救济罪犯基本人权的重要程序性条件。被监禁的罪犯依然具有受宪法认可的“公民”这一法律身份，依法享有未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狱务公开是罪犯获得自身合法权利的现实路径和程序性保证。从狱务公开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有利于沟通监狱与社会的关系，淡化监狱工作的神秘感和封闭色彩，消除社会各界对监狱执法的偏见或误解，从而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狱务公开制度，首先，要使公开事项的栏目设置保持整齐统一，特别是会见室和监内公示栏的内容要保持一致，以避免罪犯和家属出现误解；其次，公示内容的依据要充分、用语要规范，公示的程序和救济措施要明确；第三，要严格把握公开内容的范围和程度，不应将生产和劳动的情况在会见室里向罪犯家属公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同时，要严格落实狱务公开栏中涉及保障罪犯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政策，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提高狱务公开的公信度，显示监狱维护罪犯合法权利的诚意和决心。

四、行政调适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应对警囚矛盾激化的处置预案

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中，罪犯的权利保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监狱应充分预见到因权利冲突引发警囚矛盾激化的各种可能性，并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以实现平安、和谐的工作目标。一般而言，矛盾激化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罪犯在刑满出狱后，通过各种信访途径要求监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是刑释人员及其家属通过非正当的途径向监狱施压，以达到“赔偿”的目的，如静坐、闹监、在监狱大门口烧纸钱等；三是制造一些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相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后两种方式都是以损害监狱的执法形象为间接目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要建立起四个环节的处置预案：一是罪犯在服刑期间要求手术治疗的，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自行承担手术风险，必要时可以邀请公证机构参与；二是对于因工伤和疾病造成后遗症的罪犯，且监狱确实存在管理过失或过错的，因努力争取在罪犯出狱前达成补偿协议，并建立个案台账记录；三是针对各类上访事件，抽调业务部门人员组成应急处置小组，分工明确谈判、保卫、协调、信息公布等事项，各司其职，有序应对；四是争取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利用主要领导“包案息访”等有利时机，联合地方政府的力量，及时化解和消除矛盾。(二)有效动员和科学配置监狱的警力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演练、考核和调整 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就权利属性而言，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就某一具体的冲突现象而言，则往往是发生在警察个体与罪犯个体之间。在基层管理实践当中，由于个别民警的法律意识不强、管理方式简单粗放、过于依赖事务犯、遇事相互推诿等原因，侵害了一部分罪犯的合法权利，引发冲突和矛盾。这里面有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也有警力配置上的问题。我国的大多数监狱，警力资源主要集中在机关办事机构和生产管理部门。现代化的监狱，应当在监狱警戒设施自动化、电子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腾出编制，尽可能将优质的警力资源配置在改造罪犯的第一线。首先，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管理和改造罪犯的需要，然后进行有计划的演练、考核和调整，使民警队伍结构和整体素质能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考验。其次，要积极落实从优待警的政策，完善各类教育培训和疗休养制度，使有限的警力资源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能够得到休整和补充，使民警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持久的战斗力。

(三)整合政法机关职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监狱工作“三个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