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国的民主进程（共8篇）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1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沧桑的历史；一段迷茫的历史；一段摸索的历史；一段执着的历史。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前途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未来的方向。他们已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但是青山不改，绿水长青，能穿透岁月的帷幕擦亮后人眼睛的，永远是那些与民族同在尊严，因为他们为黑暗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民主之灯，积极地宣传民主，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与希望，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地解读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意识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其实，真正关心个人前途命运的有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个人该走向何方？关心物价就业看病的无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共产党该走向何方？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大问题：中国该走向何方？有产之士在移居海外，以备中国内乱，无产之士在多存钱物，以备忍饥挨饿，防备经济危机，有识之士该怎么办？能不能讨论出一个社会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让所有诚实正直的中国人，所有勤劳富裕的中国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能够恢复对社会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强食的竞争信条，形成共度危机的强烈愿望，从而化危为机，甚至成为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真正的和谐社会。

为了这一愿望的实现，我们必须解读历史，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回首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步履蹒跚却异常坚定地向我们昭示着两个字：民主。民主乃立国之根本，只有民主的道路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民主的原意是“民众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主要是指政治民主，现在指由公民选出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制度。民主分为两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又称纯粹民主，是指公民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古希腊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他只有在人数及地域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行。代议制民主，又称为间接民主，是指公民不直接通过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通过自己所选出来的代表参加政府实体或会议。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㈠民主竞选，指国家或地区领导人通过由选民定期自由公正地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有选民罢免的职责。民主竞选是民主的主要方式和内容，也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志。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权利之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因此选举的制度决定了官员是对他的领导负责还是对百姓负责。㈡分权制衡，为了保证主权在民，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民主的实质就是制衡政府，保证公民的各种权益，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制约政府，防止独裁和腐败的办法。㈢舆论监督，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物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也是人权的根本，所以有了舆论自由公民才能享有言论自由。㈣结社自由，即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自由地组织社会团体进行活动的权力，它是维护人权和制约政府的重要机制。㈤地方自治，即地方官员不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制定地方宪法的基础之上由当地公民普选产生，并划分地方和中央事权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㈠民主是民权的保障机制，其目的是保护人权，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权，而没有人权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一个人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㈡民主能产生巨大生产力，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根源于每个公民之中，而民主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使个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力等能得

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竞争力，最大的创造力，最大的生产力，没有民主的国家是没有创造力的国家：㈢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没有民主最最大的害处就是腐败丛生，因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铁的法则，是政治学第一原理，诚然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但民主国家出现的是个体腐败而非集体腐败，即使出现个体腐败，人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及时揭露并通过选举把他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及时有力的遏制，正如金大中总统所说：民主是维护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㈣民主能提升人的道德素质，由于不存在实质性约束，专制下当权者人性的丑恶就会肆意释放，极大地破坏社会道德，而民主政治能充分体现人权、人性、博爱、宽容，实现人人平等相处，公平竞争，容易培养人的诚实、正直、坦荡、勇敢、务实、负责、宽容的品质并且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公民的道德文化水平；㈤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在民主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利用军队国家化维护国家统一，利用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充分地体现民主的强大意志。民主他并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它所带来的巨大价值，给我们敲响时代的警钟。正是民主自身的这种特殊价值和政治功效，所以成为世界各国强烈追求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地奋斗。

站在历史的海岸，漫溯那一道道历史的沟渠，我们可以发现先贤们已经达成共识：民主乃立国之本。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然而只是从经济上进行改革，无法也不能避免旧瓶装新酒的悲剧。洋务运动的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1898年的戊戌变法，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除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几个问题展开。进行了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把民主之风带到中国；清朝的预备立宪使中国形成了民主社会的雏形，立宪就是以宪法为根本，以民主为核心，以保护人权为目的的社会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派人考察西洋宪政，设立专职机构，颁布宪法大纲，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等。预备立宪失败了，却瓦解了大清专制的统治，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为中国民准备了资源积累了条件；1912年到1928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被称为“大陆迄今为止最民主的时期”，议员和总统由选举产生，并在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全国首次国会议员选举，这次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的真正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制度，颁布的宪法都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保障；正是由于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民主的启蒙，涌现出大量进步的思想，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民主深入人心；1920年到1925年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联邦制是若干单位组成的多中心、非集体的统一的国家的制度，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因为它把权力合理地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防止了专制独裁的发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却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价值的政治尝试，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病源；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主张并进行实践与创新，提出主权在民，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探求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其说是共产党的胜利，不如说是民主的胜利。

漫长而短暂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然而对民主的探索和追求永远没有过时，今天我们走进民主国家，了解民主，解读民主并不仅仅是满足一种合理地 好奇心，我们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可以从中受益地启示，不是单纯地看到一个民主空壳，而是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真实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因为民主的崛起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其实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这些机制，我们早已通过课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从小受到的道德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视。西方的民主全部都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寻找任何理由还因此而洋洋得意。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了，许多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留学、旅行和出差，但是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仍然认为民主是可怕的。精神和思想的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去接受，去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和一点好奇心，暂时搁置政治、地域和阶级上的判断，真正出于对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务上去了解，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发现它的闪光点，为我所用而不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当今中国存在很多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争，生存权和人权之辩，可是这些往往是假问题，如果左派真想治理腐败，推进平等，维护民主，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右派所倡导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由权问题。自由之不存，平等将焉附？其实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不是自动出现的，都经历了无数来自民间的抗争，而不是来自开国之父和开国元帅们的恩赐，这种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节节胜利，也依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可以说这空间就是自由的空间，自由是平等之母，正是斗争的自由才使得平等的成果变为实实在在真实存在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如果想走上民主的道路就必须提供一种自由的制度。政治自由和市场自由并鼓励竞争，鼓励多元，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让自由之花开遍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而今天的中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分化的利益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理由也更有条件生长民主。

对中国民主我们要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展望中国的民主，相信有一天：㈠中国会有权力的制衡机制，有类似于国会、政府、法院的三权分立，形成各个权力的相互掣肘的局势，政府可以提案，但是国会必须比准，国会可以立法，但是国会可以宣布法律违宪独立判案，但是法官却不由自己任命，这种未来的格局形成了“你拽住了我的头发，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脚，他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拧住了她的脖子”的复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权利都不敢恣意妄为，轻举妄动，而通过权力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使政治矛盾缓和；㈡中国会正视政治的集团利益，而不是再单纯的使用“人民群众”这一模糊概念，因为农民是人民群众，企业员工同样也是人民群众，北京市民是人民群众，保定市民同样也是人民群众，永远不可以，也不能够用一个整体概念代替所有的人。所以民主的中国必将不再用一个政治势力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而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团体都可以自由的表达心声；㈢类似于联邦制，会有联省自治来制约中央政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权力分工，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交给地方政府，不再去干涉地方自治，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必再保持统一步调，可以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㈣民主的中国会有活跃的公民组织，因为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能正常运行，公民组织越发达，民主越健康；㈤民主的中国，媒体和文化产业会迅速发展，让记者不再敢怒不敢言，可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敢于发现问题，并且敢于说出来，在自由的土壤上，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呈现，这样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㈤民主的中国，投票机制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作用，而不是内定，暗箱操作之后，采取形式主义的投票，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见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的过程所激发的公共生活，它可以带动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促进草根民间的公共意识，并加入其中，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真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过程，这过程对中国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土壤。

我们今天可以对中国的民主进行合理而美好的展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的挫折，民主也会有失灵的时候，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不断的完善，其实很多今天在中国引起民怨沸腾的现象都曾惊人相似地在民主的美国上演过，美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过示威游行的群众（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18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印第安人拆迁法）美国煤矿工人也遭遇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出现过买官卖官的现象，这一系列的事件，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往往忘记了白天鹅也有丑小鸭的历史。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些挫折，坚持不懈地为民主为自由抗争。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对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充满信心，而且要认识到途中的艰辛，坚持民主，关心国家的命运，心系社会的发展，树立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是产生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的动力，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努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站在人民的立场，拒做“愤青”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不再为专制独裁辩解，不能“逢西必反”应该认识到民主的普世价值，拒饮“狼奶”。

我们感谢中国近代，各位先贤对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各种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历史为中国树立起民主的灯塔，给了后人鉴往知来，以史为鉴的机会，为后世的民主指引了光明的方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民族的脊梁，沿着为民主而奋斗的先辈们的脚步，不懈的追求民主，担负起实现百年民主之梦的历史使命，每天都要反省自问，我为民主的实现做了点什么？贡献了什么力量？承担了什么责任？相信通过你、我以及更多有识之士的努力，终有一天中国会走上民主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2

一、女报人与近代民主的历史契合

媒体是舆论的公共场合。一个时代下, 社会之热议、先进之思潮总是借助媒介的公共空间进行交往、批判, 进而催生出话语伦理, 形成公众舆论所遵从的基本演说规范和论证规则[1]。而话语伦理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人的意识与理念, 在近代新闻事业中报人作为传播者占有绝对的主动性优势。因此, 报人一方面接受时代先进思潮, 另一方面又利用报刊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主动性言说, 影响着思潮的演变。

纵观历史, 19世纪40年代, 近代思想与文明开始在“闭关锁国”的围城中萌芽, 随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开始进入酝酿阶段, 近80年的中国近代民主历史就此开端。在短暂的旧民主主义时期, 一批近代报人积极投身民主事业, 使作为“舆论之母”“时代之利器”的报刊媒体成为舆论的前沿阵地。可以说, 中国近代报人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演进达到高度契合。而随着民主思想的日渐深入, 女报人开始进入新闻视野, 鉴于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2], 她们与民主的互为选择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

女性话语权提高的民主性要求。话语权是潜在的现实权力, 其强弱影响着传播内容、传播力度与认知程度。作为民主进程的重要环节, “女性解放”思潮虽自维新变法便有了一定的呼声, 但究其传播主体多为改良派男性, 因此报刊上的“兴女学”“戒缠足”往往夹杂着男性色彩, 女性依旧是被动的“被解放者”。而民主思想则要求女性走向社会, 自觉自醒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变被动为主动, 成为自身意识的解放者。同时, 通过女性话语权的提高进一步明确“男女平等”的核心, 肯定女性的独立人格、社会性与职业地位。

新知识女性的形成。自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以来, 中国女性便只是以“妻”“妾”“母”的身份遵从着“顺从以外无道德, 脂粉以外无品性, 井臼以外无能力, 针绣以外无教育”的意识暴力。在传统伦理下, 女性价值完全是通过其依附的男性地位与财富进行衡量, 其社会性几近被剥夺。尽管在19世纪中期, 西方先进思想冲击了落后的“天朝上国”, 但中国女性依旧被禁锢在深闺秀阁, 充当着顺婢良仆的奴性角色。直至早期维新派将改良目光投向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新式女子教育”“反缠足”等一系列主张逐渐改变着上层知识女性。在民主思潮的影响下, 她们留学国外, 接受新学, 走出家庭, 涉足社会职业, 社会人格逐渐独立, 一批新知识女性就此诞生。她们意识到此时的女界仍处于懵懂状态, “自觉”“自醒”的新女性依旧屈指可数。因此, 她们用自身“新女性”的群体力量高呼“女性解放”, 在民主思潮的重要支流中逆流而上。

新闻事业的不断完善。自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以来, 资产阶级思想不断深入, 中国的新闻事业也相应地得到完善。一方面, 报刊媒介的认知功能浮出水面。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批改良派将报刊作为维新思想表达的“耳目”“喉舌”, 认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时代下报刊是公众认知的主渠道, 承担着“育人才”“开民智”的社会功能;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为重视报刊宣传在鼓吹革命思想、教育民众方面的关键作用。随着媒体的认知功能被逐渐开掘, 报刊成为新知识女性与民主思想的连接点。另一方面,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冲破了“言禁”“报禁”, 使办报的条件一度放宽, 这也就为女性办报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从代表性女报人解读中国近代民主的阶段性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中国民主思想的核心。“女性解放”从“戒缠足”“脱压力, 抗阻扰”到“兴女学”“议参政”无不贯穿着“平等”的民主内核。因此, 从女报人的研究来解读近代民主进程主要是通过其对“女性解放”的影响来探究。以下, 笔者将通过对女报人的整体共性与典型代表性进行列举, 并从其生平、办报经历、社会活动以及思想形态来进行全面分析。

(一) 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民主理论的实践发展阶段主要集中在维新变法时期, 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宣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 推动民主思潮不断高涨。在改良派的民主思想影响下, 中国女性开始办报, 但人数极少、隶属上层知识分子, 并多为维新派成员家属, 对男性的依赖性较强。此时期比较著名的女报人当属康同薇、李蕙仙等《女学报》的创办人以及中国第一位女报人裘毓芳。

1898年7月24日, 康同薇、李蕙仙与李闰、黄谨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妇女报刊《女学报》,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对象的专业报纸[3]。作为办报人之一的康同薇生于1878年, 其父康有为。受思想进步、学识渊源的家庭环境影响康同薇成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其从小便免去缠足之苦, 切身受益于近代文明与“平等”思潮。她广泛涉猎新知识, 对历史地理、西学文化及日语有较深造诣。而此报的另一位创办人李蕙仙, 生于官宦大家, 是维新派大臣李瑞棻之堂妹, 从小便饱读诗书。在其嫁于梁启超后, 深受维新思想浸染。1896年跟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实务报》, 并创办上海女子学堂,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综合李闰、黄谨娱的生平, 可以说四位创办人都为新知识女性, “新学”“女权”给了她们涉足社会的充足动力。在她们的指导下, 《女学报》开设“新闻”“论说”等栏目;在出版的12期中大力抨击腐朽的传统观念, 宣扬“平等”和“独立”, 主张女性摆脱夫权, 参与到救亡图存的保国浪潮中。1897年, 李蕙仙、李闰、黄谨娱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女学会, 为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呐喊助威。

其次是裘毓芳。她笔名梅侣, 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1887年, 她用白话编写《格致启蒙》一书;1895年5月, 与其叔父裘廷梁主持《无锡白话报》, 开设的《中外记闻》《海国丛谈》《海外奇谈》等栏目介绍了各国变法维新、鼓吹变法。百日维新前后, 她还主张办通俗报刊, 一改文言当道之局面, 用白话阐维新之本。因此在该报上大量刊载口语化的政论、文艺及西学知识, 以多方面的新知使农、工、商“人人而阅之”[4], “广开民智”。此外, 她所译介的《国富策》《农学院法》《治国要务》等西方名著, 力图从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渠道为维新变法提供有力支撑。其中的《俄皇彼得变法记》就借外国之事言中国之道, 强调变法的必然。1898年, 她成为上海《女学报》的主笔之一, 撰写的《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等文章以期争取女权与平等。1898年8月, 她又发起我国第一个白话协会, 力求推翻文言八股等腐朽观念, 倡白话、重新学。

在此阶段, 妇女们走出闺阁, 步入社会本身就是民主思想的一大进步, 并且她们都属于上层知识分子, 较早接受了维新派宣扬的民主思想。她们往往主动接受新学, 舍弃腐朽的传统观念;其次, 在她们所创办的报刊中充盈着“戒缠足”“兴女权”“求女学”等主要妇女解放观点;最后, 她们还通过办女学, 发起白话会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推动民主思想的传播。

(二) 民主思想的成熟阶段

20世纪初,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民主思想推向成熟, 报界也掀起了妇女办报的高潮。据统计, 从1902—1912年, 全国创办的妇女报刊共约43种[5], 多为妇女创办。随着民主革命的高涨, 鼓吹民主的女新闻工作者日趋增多。在此时段的女报人中, 比较著名的有陈撷芬、秋瑾等。

首先是陈撷芬, 有“楚南女子”之称, 是《苏报》馆主任陈范之女。1899年曾在上海创办《女报》, 大肆鼓吹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后, 在章士钊影响下倾向革命。1902年, 停刊3年的《女报》再次出版。《女报》围绕“女性”主题设有论说、新闻、女子教育论等栏目, 包揽中外女性与女权之事。1903年2月27日, 其撰写的《独立篇》登载在《女学报》上, 其中“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受制于外人”提出要使妇女解放必须与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相结合, 并且女子不仅要达到“脱压力, 抗阻扰”的肉体独立, 更要做到“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的思想独立。1903年, 她与秋瑾改组共爱会, 以“奋发以救祖国, 以援同胞”为宗旨, 积极参与“拒俄运动”;1905年又与秋瑾加入同盟会设立的弹药机练习。

其次为秋瑾。她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女革命家, 也是新闻界的著名报人, 用报刊发民主之声。1904年她在东京创刊《白话》, 先后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 呼吁男女平等。1906年, 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 共两期, 但影响颇大。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 秋瑾简述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与男女平等之希望, 通过新闻, 论说, 调查, 尺素, 译编等内容倡导革命与女性解放。并且, 秋瑾认为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其译介的《看护学教程》为女性职业做出率先指导。

在此时期, 女报人的快速增加体现出民主思想下女性地位与社会化的提高。陈撷芬、秋瑾、燕斌、唐群英、林宗素等一大批女报人的民主思想日渐成熟, 她们强调“新式教育”“精神独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 在1915年女学生已达18万余人, 女教师、女革命家日趋增多。

三、从女报人看近代民主思想演进

依据近代女报人的活动时间及近代民主的发展, 该思想演进主要表现在辛亥革命时期之于维新变法的民主变化。

强国救国到女性发展的立足点转变。康同薇等人创办的《女学报》一直强调“天下兴亡, 匹妇亦有责焉”, 女性要承担起保国保种的义务。她们将“妇女解放”作为“维新”的手段来看待。而民主成熟时期的女报人则更强调女性的自身发展与权利。秋瑾曾指出女性“不能自己挣钱, 又没有本事, 于是一生荣辱必然要依靠丈夫”。陈撷芬在《女学报》上译介的《女子教育论》《斯式女德新说》强调了女性引导的“新式教育”;秋瑾的《看护学教程》则侧重女性的职业教育, 通过“学艺”与“合群”完成女性发展。

“新贤妻良母”向独立女性转变。维新思想下的女报人虽然高唱“女权”“女学”, 但仍然是从“戒缠足”等肉体、感性层面进行宣传, 她们的思想与报刊内容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新贤妻良母”形象。在《女学报》上女作者不再刊印已婚名字以期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但《女学报》从筹办、赞助、发行等都过多依靠男性, 并呈现协助其夫的“贤内助”倾向。而自辛亥革命以来, 女报人通过社会交往、新式教育努力自创报刊, 一改“男子代为立言”的局面。秋瑾通过入股投资的方式获其赞助、创办《中国女报》;而创刊于1907年的《新女界》同样以借股形式, 并兼及广告推动报刊发行。

“女国民”形象的塑造。在较为成熟的民主思想影响下, 女报人突出女性要通过家庭革命、参政议政、参与革命实现“新女性”的人格重塑。1904年, 丁初我在《女子世界》发表《女子家庭革命说》一文, “纵观女权削弱之原因, 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 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侵淫”, 利主摆脱旧家庭。除却办报, 1912年3月, 唐群英、陈撷芬曾上书孙中山, 要求在《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女性的参政权。而谈到革命一事, 女报人更是可谓共赴国难:陈撷芬、秋瑾、唐群英等曾加入同盟会;秋瑾组建皖浙一带的“光复军”;《神州女报》的报人唐群英还加入红十字军, 在1911年回国参战。

尽管近代女报人的数量不多, 历史也只有短暂的三十余年, 但她们为中国女性解放与民主进程发展的贡献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

摘要：清末民初, 在民主思想的强大洪流冲击下, 中国女界呈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批新知识分子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 利用杂志报刊“兴女学”“倡女权”“述女政”,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为女性解放与民主思想的深入推波助澜。本文将以近代女报人为切入点来探析大众传媒及女新闻工作者对中国近代民主进程的贡献。

关键词：女报人,报刊,女性解放,近代民主

参考文献

[1]方平:《从“耳目”、“喉舌”到“向导”、“证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学海》, 2007年02期

[2]张娟娟:《晚清民初妇女解放思想的演变》, [D].安徽大学, 2007年4月

[3]方汉奇:《报史与报人》, 新华出版社, 1991年12月

[4]鲍欣:《中国第一个女报人裘毓芳和她的〈无锡白话报〉》, 《枣庄师专学报》, 2000年月, 第3期

从这里感受中国民主进程 篇3

你们好!

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农村的民主进程,也了解一些农村民主选举的规则。但是看了《记者观察》2009年11月(上)刊登出的《230万元“贿选”村官事件》之后,还是感触很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农村选举的全过程,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看到几百万元“贿选”真相后,真的让我既吃惊又感慨。但我以为,不管中间出现什么问题,这都是民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在实践和探索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公开竞争,在竞争中展示自己的本领;第二,群众有了对比有了鉴别有了选择,选举权实实在在得到体现;第三,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施政纲领。以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值得我们珍惜。

《230万元“贿选”村官事件》文笔幽默生动,细节具体详实,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是纪实,但更像是一部小说,非常精彩,非常好看。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农村民主的现实,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值得一读。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这篇文章,大家一起共同见证中国基层民主的进程。

最后,希望贵刊多登载一些这样的文章,能够让我们对中国农村有更深入更具体的了解,看到农村民主进程中真实的一面,以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谢谢你们!希望贵刊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4

2009-04-07

——答新华社记者问

记者：自去年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以来，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金融改革过程中赢得更大发言权和决策权，以赋予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认为本次伦敦峰会会推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吗？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方有助于减轻负面影响？

张宏良：指望本届G20峰会能够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举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会只要能提出几条减轻金融危机打击的有效举措就已经属于奢望了。就当前而言，能够有效减轻目前金融危机的打击，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最大的帮助。虽然本届G20峰会还不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成为主角，都说明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不仅适合于国内，也同样适合于世界，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垄断权利的结果，那么G20峰会取代8国首脑会议成为主角，则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初步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金融垄断权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他们又无法控制和摆脱危机，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付危机的状况，由此便让G20峰会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为主角的G20峰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眼里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发达国家看来，G20峰会不过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肯来，G20峰会是一个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国际平台。这是G20峰会与8国首脑会议具有不同性质的地方，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虽然就长期来看，G20峰会作为世界民主化发展的产物，必然会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讲，G20峰会还很难摆脱受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的状况，短期内不要指望它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明显利益。

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问题，应该说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就是灾难永远打在穷人头上；就国际社会而言，灾难则是打在穷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次金融危机的灾难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二是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这两个灾难发生在美国，灾难的结果却是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

首先，就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来讲，美元对于美国自身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意义完全不同。美国手里的美元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而发展中国家手里的美元是用资源和劳动收入换取的。美元贬值，对于美国来讲只不过意味着印刷厂多增加些产量而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则意味着十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付诸东流。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最为典型，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相当于半个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是中国60年经济建设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按照众所周知的5%的外贸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同时，为世界主要是为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超过80%），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财富，即便利润构成商品价格的一半，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万亿美元，相当于近20个中国的总产值。用如此天文数字的资源和商品换取的外汇储备，一旦发生损失哪怕是损失掉一半，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损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从7.8元贬值到6.8元人民币，贬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万亿外汇的70%美元资产计算，损失近1800亿美元，超过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超过美元贬值损失的投资美国股票债券的损失，财富损失相当惊人。

其次，就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来讲，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实际上损失的是别国财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产。虚拟经济取代实体经济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本来是社会历史的伟大革命，它解决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集中管理和财富共同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使人类终于看到了消除彼此争斗杀伐的希望。可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完全变成了少数精英和资本集团进行金融欺诈的手段。反映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就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虚拟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实体经济主要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虚拟经济完全是吸纳商品价值，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财富，而发达国家占有和消费财富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如同国内中小散户与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小散户把钱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从公司中把钱拿走（即所谓占有上市公司资金），当大股东拿走的钱远远超过中小散户的投资，公司经营难以为继时，就会陷入破产。表面看上去，是大股东的控股公司破产了，是大股东的损失，而实际遭受损失的却是广大中小散户。今天美国大量金融公司的破产，给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自身造成的不同影响也是如此。

比较目前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明显看出真正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拥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拥有相当于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中国社科院统计）。中国拥有的1.95万亿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虚拟资产；而外资拥有的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主要是工厂、超市、房地产、银行、保险等实际资产。现在金融危机一来，中国拥有的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在不断破灭，资产大幅缩水，据美国外交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的15%都是股票垃圾债券等虚拟资产，大约2900亿美元，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投资时间恰恰是2007年9月美国股指14100多点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点，跌幅近55%，由于中国投资的大都是大型金融类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类股票，跌幅几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跌幅超过90%，花旗银行跌幅超过96%，美国银行跌幅超过93%。跌幅90%以上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剩下一个零头，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场数十年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期间已尽数灰飞烟灭。目前中国那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的股票类投资，究竟还剩下多少甚或还有没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晓。而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却在大幅增殖，因为外资投入的大都是拥有暴利的垄断性行业，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获利能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果就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遭受损失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实体公司盈利，赚钱的却是美国人。

至于说如何减轻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损失不同，应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没有适合各个国家的统一应对方法，比如东欧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难，中国面临的是内需乏力和外汇损失的困难，各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减轻危机损失的措施。如果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共同任务而言，包括本次G20峰会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关注和解决以下2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要逐步改变二战后由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金融体制，建立与世界一体化相适应的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和繁荣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世界结算货币问题。世界货币必须由世界统一发行和统一监督，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来决定。美元要继续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脱离美国控制，不能由美国单独印刷；美国要继续单独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继续成为世界货币。世界民主化进程必须从这里开始，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货币必须是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的货币，现在这种一家随便印钞票，大家生产商品换钞票的荒谬制度，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荒谬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荒谬制度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不过，在新的世界货币替代美元之前，中国首先要实现美元外汇资产的安全着陆，把现在的美元资产变换成其他资产，最好是资源资产和商品资产。

二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农业社会人们遭受政治精英组成的权利集团的控制，工业社会人们遭受经济精英组成的资本集团的控制，现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开始遭受知识精英的组成的管理集团的控制。但是，与能够有效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法律制度相比较，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知识精英造成的。突然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将极少数知识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复杂性，又在客观上废掉了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的制约，不受任何制约的知识精英只拥有权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为了安排好将来退路，专门制定了“金降落伞计划”，所谓“金降落伞计划”，就是规定公司高管将来离开公司时，有权获得一笔巨额补偿金的计划。如此一来，这些知识精英便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开始了各种闻所未闻的金融欺诈活动，把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深渊。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知识精英乘着“金降落伞”飘然而去，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最后离去时还发了一大笔财。把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搞到破产境地、成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两房”高管，就是在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携带着上千万美元的补偿金离开了公司。这个月，美国30个洲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席卷法国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由精英集团的不负责任引发的，与民众收入下降和劳资纠纷等传统的抗议因素完全无关。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现代管理集团，越来越类似于中世纪的僧侣阶层，只拥有巨大权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不接受社会任何监督（还没有找到有效监督方法），公众的不满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能否建立起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监督体制，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能否顺利发展的历史关键。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平安保险老总马鸣哲（年薪6800万，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股权收入）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寻常的巨额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会公众接受，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不再是指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不均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只要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相均等，即便是贫富差距再大，社会也能够接受。中国民众对马鸣哲6800万年薪不满意，但是对于科学家袁隆平的亿万资产却只有钦佩没有不满；美国也一样，AIG公司发放1.65亿奖金引发全国抗议，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拥有数百亿资产，却没有引发任何社会不满。所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的，从来都不是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不良方式，是违背社会基本道义的巧取豪夺。

记者：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均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欧美一些大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可能通过加大印钞推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做法会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国家？是否会给中国自身造成压力乃至损失？

张宏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确放过了许多历史机会，有些历史机会如亚洲金融危机，属于主动承担风险，牺牲自己，挽救邻居；有些历史机会如美军侵占阿富汗，则属于战略失策，任凭美国在中国西部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形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但无论怎样，在别国遭受危机和灾难时，中国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受灾国摆脱危机，的确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升值，其实质是向中国转移危机，由中国主动承担危机的风险和后果。这对于外贸比重超过GDP70%的中国来讲，压力和牺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特点。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唯独中国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发展的础上，绝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就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说，换做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贬值货币，放弃保卫港币，让一路凯歌的对冲基金带领国际金融资本，乘胜杀向已经风雨飘摇的日本，迫使日本抛售美债回国救市，让美国这个当时世界唯一的资金避风港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可以乘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国却摈弃了西方社会流行数百年的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法则，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帮助亚洲各国共度难关，对亚洲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大国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正在进入经济民族主义时代。危机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又必然加重危机，这是危机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会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渊，但是又争先恐后地构筑贸易壁垒，想让危机的浪头打在别人身上。这种时候，正是大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正是G20峰会应该承担协调作用的时候，消除保护主义的群体自杀政策，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目前世界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保护主义：一种是各个国家能够普遍选择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诸如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以及许多国际规则、惯例等，就属于发达国家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目前，不仅要反对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要反对发达国家拥有的单向保护主义，后一种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因为发达国家拥有的所谓知识产权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场定价机制，是垄断方单向形成的的垄断价格，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般贸易商品，则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人为操纵现货价格，或者拉高或者压低价格，人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损失。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价机制，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财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本国手中。所以，对于目前世界来讲，比垄断美元印钞权更可怕的，是对于规则、惯例的垄断，对规则、惯例的垄断所形成的单向保护主义，已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繁荣的最大枷锁，成为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现代翻版。包括中国在内的俄、印、巴等“金砖四国”，必须联合G20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普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和改变发达国家单向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

在当前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仍然拒绝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国。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格局不变，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极大地稳定了世界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这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最大贡献。当今世界经济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预期决定价格，预期决定市场，预期决定经济走向，就稳定心理预期和提振人们信心而言，中国正在对世界克服金融危机做出着巨大贡献。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中国外贸占GDP比重超过70%，是世界上外贸比重最高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家。西方大国纷纷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至少在结果上对中国的伤害最为严重。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最根本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结构，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把目前中国庞大的生产机器转向主要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停止出口退税等补贴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在外汇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出口换汇已没有必要，并且还会加剧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人与己都越来越有弊无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做法，成立国家贸易公司，包下出口企业的产品，如此一来，企业开工、商品销售、国民就业等问题，都将会一并得到解决。

记者：在金融危机肆虐，发达国家日益减少对发展中国投资之时，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并承诺继续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发达国家未偿还的全部中国债务，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中国在自身面临挑战的时刻为什么会采取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信号？这些措施会对受援国产生怎样影响？

张宏良：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谓“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国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标志。许多人总以为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是说给西方国家听的，是对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安慰，其实不是，中国和平崛起影响更主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要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再次回到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其标志就是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那句话：“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新的外交准则，取代以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那个旧的外交准则，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重新恢复了新中国曾经拥有的大国尊严和正义形象，再次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信赖的真诚朋友。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继7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了新的历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就相继出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反映了中国新的世界经济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和有序展开。

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风雨相伴的数十年，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中国需要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中国。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风雨坎坷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穷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商品等，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改变造成世界贫富分化的不合理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中国承诺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实行零关税，本身就是在带头创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制度和新规则。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决反对那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小人战略，鼠目寸光地以蝇头小利来衡量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关系，绝不能仅仅以经济互惠的要求，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要从战略互惠的高度，从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待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记者：商务部今年2月派团赴欧洲采购，达成150亿美元协议合同，为经济严冬下的欧洲国家带来暖意。在一些国家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时刻，中国的欧洲采购之行向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表现了怎样的姿态？

张宏良：在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危机情况下，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的确是引人瞩目。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与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行为，都在向世界发出完全相同的一个积极信息：就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气定神闲，充满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摆脱危机的困扰。相比之下，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倒是一幅小家子气的显出了暴发户的无底心态，连议会都在叫喊要“购买美国货”，喊得奥巴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喊国家崛起，现在比较一下各个国家在危机面前的态度就会发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的开始崛起了。大国如同家长，当所有家人都在危机面前手忙脚乱时，家长必须能够依然有条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这样才能形成家长的地位和资格，目前中国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这种大国的角色。

谈到这里，肯定会有许多国人不以为然，担心中国不是在扮演大国角色，而是在以身饲虎，引火烧身。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国只能率先跨出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时代。况且目前中国的大单采购，与数年前大单采购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美元正在贬值，越来越不值钱，并且还以国债的形式攥在美国手里。与其我们挣钱让美国花，还不如买成商品我们自己用，只要大单采购回来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处不大的商品，就是减轻外汇压力和减少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在大单采购、挽救欧洲经济的同时，还可以换取欧洲市场对我们也更加开放，努力维护世界贸易关系的良性循环。

要知道，目前最让中国人举国揪心的，就是手里的美国国债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贬值的经济损失，而看不到其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综合损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最终会被分成四份：一份变成了美国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购买中国的廉价商品，增加美国人的日常消费；一份变成了中国周边美国十大军事基地的军费，用来威慑和打击中国；一份变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用来培养伪自由派颠覆中国；一份变成了进入中国的外资，用来收购中国企业和控制中国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在欧洲大单采购，即便是在美国大单采购，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把中国的外汇资产，尽可能变成能源和资源资产。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2009-03-29

中国现在是经济大国，而且称之为经济强国，国家富有了而百姓生活的改善却很有限，说明政府剥削了百姓。2009/11/2 14:30:19 [1楼] 评论人： 宏微观察您好！

阁下所言极是。美国狼能够成为世界人民的牧羊人该多好啊！O(∩_∩)O哈哈~；问题在于，美国狼纯粹是“子系中山狼”而已。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思想依然是明珠暗投了。2009/4/16 15:28:59

张宏良先生，您那篇在乌有之乡的 “捍卫人民信仰是实现国家稳定和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础” 真是好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您应该将它发到草根来。我特别喜欢/有感触的是其中这么几段：

1)当今世界的国界不再是一个国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界不再是设立在土地上，而是设立在国民的心目中；摧毁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文化、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信仰，就是在摧毁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国防。

2)大家回顾一下30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发现，其根本特点就是只允许少数人侮辱人民信仰，而绝不允许人民捍卫自己信仰。几乎所有法律都规定：侮辱一个人是犯罪，而侮辱一群人是自由；诽谤一个人是犯罪，诽谤一群人是自由；造谣诬陷一个人是犯罪，造谣诬陷一群人是自由

3)通过军警而不是通过群众来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根本不能实现稳定，还会把中国变成世界人权法庭上的永久被告，把中国永远锁定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紧张状态，永远成为西方国家随时敲诈的对象，社会稳定就会永远成为岌岌可危的首要目标。

4)20世纪国内外反动派掀起的反毛运动，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毁灭中华文明的文化灭种运动。从八十年代的《河殇》到现在的所谓普适价值，一脉相承的不变宗旨就是毁灭中华文明，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运动。

5)。普适价值的要害就在这里。它不仅是要彻底刨掉共产党的祖坟，彻底刨掉社会主义的祖坟，甚至是要彻底刨掉中华文明的祖坟，彻底刨掉中华民族的祖坟；它不仅是要打掉共产党的合法性，打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打掉人民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是要打掉中华文明存在的价值，打掉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这完全是一场不流血的种族大屠杀，与当年美国灭绝印第安人、德国灭绝犹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性质.6)如果是站在西方感官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仅仅看作一个物质现象，就会认为精神屠杀不是犯罪；而如果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精神现象，就会理解精神屠杀和肉体屠杀同样属于犯罪。推行所谓普适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屠杀的犯罪行为，是一种种族文化灭绝行为。

2009/4/16 15:03:24 启发团结依靠民众力量，支持国家力量，反对买办势力-----博主的政治主张。

写作本文体现了博主的策略----支持国家力量，促进国家力量与民众力量的结合。2009/4/7 21:15:04 感谢宏良的精辟分析！

就中国现在世界的位置，我们有了一个定位。但是有点危如累卵。我们的这种做法是否奏效？是否可以改变被人卖掉还帮人数钱的窘境，取决于我们我们的领导层是否团结（毛主席说过：团结就是力量；换言之，不团结自然无力可言），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推翻这个旧社会，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开天之举？（游戏中的人永远都只能按照游戏规则去玩，无论你是怎样的高手，都逃不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手掌心。唯有思想跳出规则，仅以中国古代之万分之一之智慧再创“国际潜规则”，想必也不是难事，关键在人）2009/4/7 17:36:31 祝愿而已，其实对于形势，博主心里明镜似的。

博主一直是力挺当今领导的，但嫌其力度不够，所以当领导采取一些力度大一点的动作时，就会引来博主的喝采声，无非是鼓个劲加个油，促其推出更大动作罢了。

所以对博主的赞赏鼓励之辞，不必较真。2009/4/7 15:18:03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黄粱春梦何时了，无刀何与虎谋皮？

G20墨迹未干，看看美国又在干什么——修改会计准则。

网上诸友不妨多留心一下，此举大有玄机，甚至有可能制造出道指的虚假繁荣出来，从而增强战胜衰退的信心——令人恶心的信心——但对政客们而言，许多东西重复多了，谎言也会成为真理。

2009/4/7 14:35:58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取消

原文网址: http:///blog/Infor_detail.aspx?ID=10&articleId=13704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5

郑森

村级监督委员会是该镇针对“民主管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的大胆创新，是在完善村级民主管理上作出的有益探索。

山东章丘市白云湖镇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五句话”要求中的“管理民主”，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探索改革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创造性地建立了村级监督委员会，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五句话”中的“管理民主”这一要求，促进了民主管理化进程。

架起干群“连心桥”

近年来，山东省章丘市白云湖镇高度重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强化村级管理和村务公开工作，各村普遍设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和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等村级配套组织，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较好地发展和完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和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在民主管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村“两委”换届以来，村干部兼职率大大提高，白云湖镇22个行政村，有18个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兼职率在80%以上，如何实现民主管理的科学、规范，避免一人独揽村里“党政”大权的现象？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农村的资金投入和工程量都是空前的，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和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农村矛盾主体也在不断变化更新，怎样才能从根源上抓住和缓解主要矛盾，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面对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才能更好的适应新农村 建设形势下民主管理的新要求，从而使民主管理达到一个新水平。

白云湖镇现有22个行政村，每村每年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集体收入，可这些钱怎么花，花在哪里，群众非常关心。用好这部分资金，可以为群众谋福利，用不好，反而会成为村里的不稳定因素，诱发各种矛盾。该镇党委、政府从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民主管理进程的角度出发，大胆构想，深入研究，创造性地建立了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在郑码村、苏码村先期搞试点。

郑码村、苏码村在该镇属于经济强村，近几年来，两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力度也有所加大，多项工程项目都开工建设，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郑码村先后投资70多万元，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既方便了村民生活，村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但是，不少村民心中存有疑虑，村里搞这样大的工程，村干部很可能从中得到了好处。因此建立村级监督委员会，就是有效监督村干部特别是村一把手的施政行为，凡是涉及村里花钱的重大项目工程，监委会都要参与讨论，议事监督。监委会成立四个多月以来，认真履行职责，从根本上消除了村民的猜疑，有效地促进村级政务财务公开，避免了村里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启示1：白云湖镇建立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创新民主监督机制的做法，是对村级工作机制的深化和升华，是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加强农村民主管理、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促进农村小康社会进程的有效途径。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真正实现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智囊团”

3月21日，章丘市白云湖镇小会议室里讨论气氛浓厚，该镇党委、政府的决策者们正在就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制定的章程、工作流程以及此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看法。最后达成共识，决定在郑码、苏码两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在全镇推广。

村级监督委员会代表村民对村里重大事项进行监督，让村“两委”能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对集中民智、发挥民力、凝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村“两委”亲切地称为“智囊团”。各村推选出的村级监督委员会成员，都是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群众非常信任的老同志，他们积极关心支持村里的各项工作，对村里的重大事项的决策能够提出合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苏码村采纳监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在新农村建设中，制定了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的规划。被推选为苏码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的李传木，深有感触地说：“当选为村级监督委员会成员，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切实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发挥出监委会最大最有效的作用，不辜负村民的期望。”

村集体承包合同是各村出问题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合同不规范、程序不合法、个别干部说了算的现象普遍存在，村级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有效杜绝了这些问题的发生。今年3月，苏码村对外承包30多亩速生林，在村级监督委会的监督下向全村公开承包，并将监督情况在全村进行公示，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目的。监督委员会在集体生活中发挥了监督作用，既维护了群众利益，体现了民主，又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了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启示2：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的建立，能够使村里的重大决策受村民监督，村事严格按照流程办理。一方面，村级重大事项监督委员会帮着村“两委”出主意、当参谋，是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智囊团”。另一方面，它参与村务监督等重要环节，杜绝了工程建设中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避免了“一言堂”的现象。

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近期，白云湖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和各村村支书在苏码办事处召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现场会，大家参观了云湖南路的各条主要街道后，惊喜地发现各家门前的杂物全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统一种植的绿化苗木。苏码村中心的文体广场更是小喷泉、绿化带、休闲椅、健身器械一应俱全，杨南村在云湖南路与潘王路交界处建设了休闲娱乐文化广场等等，这一处处场景绘织了一幅新农村的样板图。

白云湖镇是全省最大的再生资源集散地，每个村从事再生资源经营的业户不在少数，环境整治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比较突出。为适应新农村建设形势的需要，该镇充分发挥村级监督委员会在新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的作用，一方面监督村“两委”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度，石东村、石北村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村，在监委会的监督下，按照整治工作进度要求，做到了一天一小步、一周一大步，两村大街小巷悬挂的100余块广告牌一周之内已全部清理完毕；另一方面宣传有关政策，积极发动村民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石西村、石珩村的监委会成员发动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工作，清理占道经营业户30余户，有效推动了环境整治工作。说起村级监督委员会发挥的作用，郑码村支书刘丕喜感受最深。前不久，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郑码村有7户乱搭乱建的“钉子户”拒不拆除违章建筑，村级监督委员会的同志主动靠上为其讲解上级政策精神，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没几天，违章户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自己动手拆除了违章建筑，像这样的情况不只在这个村，在云湖北路涉及高桥、西张、韩码、李码等9个村的80余户“钉子户”已全部清理完毕，有效推动了全镇环境综合整治的顺利开展。

启示3：白云湖镇从加强对农村重大事项的监督出发，建立了重大事项监督制度，它的建立适应了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促进了村级管理民主进程，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监督制度，这台“新机器”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6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肯定了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且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所以，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在中国引起了政府与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原因在于推进协商民主与中国国情是相符合的。第一，民主的要义即是通过对话、磋商、讨论、审议等各种协商的形式，实现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以及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第二，作为近代民主的基本形式的选举民主或代议制民主本身存在着内在的不足，这就促使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第三，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商议、讨论、对话、咨询元素与协商民主精神是契合的。第四，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坚定地推进民主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这也成为推进协商民主的动力之源。

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它是中国特色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中国的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我国政策框架的一个前提。其次，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环节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选举民主的重要场所，而各级政协是实现协商民主的主要场所。因而，应当从国家的层面上，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上，对政协承担或推动协商民主的责任给予授权，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也不同于咨询民主。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多元的，而咨询民主主体只有掌权者;协商民主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咨询民主的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协商民主的议程实际上是法律和制度来确定的，而咨询民主的议程实际上只是由掌权人决定的。

中国的民主进程 篇7

(一) 什么是政府信息化

政府信息化的思想由来已久, 发展到现在已有60多个国家颁布了类似信息自由法或政府信息公开法的法律, 其法制化进程也在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政府的日常工作、政策规章制定等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促进传统政府向电子智能政府转变。[1]这一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形式, 在政务信息公开化、决策民主化、政府运行高效化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 政府信息化对我国民主制度的作用

1.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 有助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实现需要信息化的强大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决定我们的政府工作必须符合信息社会的要求。政府如果能故做到相关信息的公开将有利于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为我国政府职能向服务性改变, 这一点是由于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所决定的。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能够使政府密切与公众的联系, 有利于规避一些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抵牾。

2.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 有助于解决公众的“信息困境”

政府的服务性与公众的社会性需要信息化的手段来统一起来。由于我国政府的信息还无法做到有效的公开, 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导致公众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 由此也引发很多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谣言, 公众在确切信息与虚假信息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最终导致对政府公开信息持怀疑态度。

3.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 有助于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

政府信息化充分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的真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订能更好地依法行政, 政府信息化是贯彻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4.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 有助于扩宽公共管理公开性渠道

政府信息化的建设包括政府间电子政务的建设、政府对企业电子政务的建设、政府对公民电子政务的建设, 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包含了统一的网络平台、统一的数据环境、重点业务系统建设。[2]政府间电子政务的建设, 使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信息传递过程更为快速高效, 同时也避免了在传统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传递者的刻意或疏忽而造成的上下政策不一现象的发生。

二、影响民主化进程的消极因素1.公共管理者态度消极

政府在信息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与引导的作用, 并且在选择接受政府是否信息化时同样具有决定权。同时, 许多公共管理者认为目前能够接触、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公众人数还不够普及, 不具有代表性, 不值得或者至少目前不适合进行这项改革。

2.公众素质水平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接触一直是人们轻视这种技术的民主化潜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只有在客观环境上减少这种差距或者消除不平衡的存在, 才能够为这种技术促进民主化提供条件。

3.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冷漠

公众参与能力的提高、参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公民属性的养成已经有所改善, 但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属性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改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 政府官员腐败等负面新闻已经成为刺激公众的信息来源, 从而导致公众又寻求传统的路径依赖———采取漠然的态度。

三、如何消除障碍因素

(一) 管理者应转变观念, 强化政府公共关系的服务意识。

政治的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在这个大前提下, 公众的民意对于上层建筑的稳固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 公众心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但这种看法很容易被负面的消极信息所左右。因此, 政府在展现自身服务者的形象时要和公众保持信息交流上的顺畅, 争取保证公众对政府的评价能够实现正向迁移。

(二) 唤醒公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意识

应通过向公众传授参与知识, 让公众懂得如何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了解如何通过参与政治事务, 切实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 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 公众和政府管理者应深刻地体会到政府信息公开化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公众和义务主体、政府需要相互积极影响。总之,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 政府与公众应当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摘要：政府信息化对我国民主制度中的政府管理透明度、公民参政程度、公民的知情权、依法行政和公共管理公开性等方面具有深层的影响和作用。分析我国民主进程中出现的不利情况, 说明政府信息化在我国民主制度中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寻找消除政府信息化对我国民主制度障碍性因素的途径。

关键词：政府信息化,民主制度,途径

参考文献

[1]刘飞宇.王丛虎多维视角下的行政信息公开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几内亚民主化进程浅析 篇8

关键词：几内亚 民主化 进程

几内亚系西非小国，但多年来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比较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与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国家相比，几内亚的民主化进程颇具特色，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

一、几内亚民主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一）塞古·杜尔领导下的第一共和国（1958-1984）

1958年9月28日，几内亚人民在公决中以95%以上的压倒多数否决了戴高乐宪法，10月2日，几内亚宣告独立。这其中，几内亚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u Guinée）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几内亚独立后，塞古杜尔宣布实行一党制，几内亚民主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并很快发展为党政合一和党国一体化的政权形式与政治体制，被置于宪法之上。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都受民主党相应机构领导。1982年颁布的几内亚第二部宪法更强调党国合一的国家体制。塞古杜尔为党政军一体化的最高领袖，一人担任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国家民主党总书记、革命最高负责人、武装部队总司令。

（二）军政权掌控的第二共和国（1984-1991）

1984年3月，塞古杜尔在美国病故。4月，陆军参谋长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发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宣布由军人组成的“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开始第二共和国时期。军委会由17名军人组成，孔戴任主席、国家总统、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政府内阁成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1985年7月，孔戴总统挫败总理特拉奥雷发动的政变，决定解散议会，终止宪法，取缔几内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所有群众组织，禁止组织政党和任何政治组织，一切权力归军政权。

（三）由军政权向多党制文职政权过渡期（1991-1994）

1990年，当多党民主浪潮冲击非洲时，几内亚仍禁止组织政党和政治组织。迫于各方压力，1989年10月，孔戴宣布几内亚由军政权向文职政权过渡的计划，提出在5年的过渡期内在健全的法制下组织多党参加的民主选举，选出文职政府。后来孔戴又做出让步，将过渡期由5年缩短到3年，同时放弃两党制计划，接受多党制。

1990年，几内亚制定《根本法》，规定过渡期内由全国复兴过渡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1991年初，孔戴解散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成立全国复兴过渡委员会，亲任主席。1991年3月，孔戴组成了以文职人员为多数的政府，并担任文职政权的最高统帅。

1992年4月，几内亚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组织政党和开展竞选活动，但一切党派和竞选活动都必须在《政党法》、《群众游行集会法》等法律框架内进行。1993年12月，几内亚在总体平静中完成了首次多党选举，孔戴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总统。1994年1月，孔戴正式宣誓就职，由军人总统成为几内亚第一位民选总统，开始第三共和国，几内亚也成为在90年代非洲多党民主运动时期法语国家中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的少数国家之一。

（四）统进党一党独大的第三共和国（1994-2008）

为应对反对派的挑战，确保政权稳固，孔戴动用政府行政资源，大力扶持几内亚统一进步党（简称统进党），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很快成为唯一覆盖全国范围且包容各部族的政党。1995年和2002年，统进党连续两次赢得立法选举，成为掌控议会的第一大政党，该党总书记出任议长。1998年，统进党推选孔戴总统为该党候选人参加第二次总统选举，孔戴蝉联总统。2001年11月，统进党推动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连选连任次数和候选人年龄的限制，为孔戴总统再次参加总统大选扫清了障碍。2003年，孔戴再次作为统进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第三次当选总统。

在统进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下，几内亚各主要反对党处处受到压制，难有作为。为打破被动局面，各主要反对党尝试联合起来与当局抗衡，先后成立多个联盟，但由于各怀心事，龃龉不断，加之孔戴政府的分化、诱拉，均以失败告终，始终未对孔戴执政构成实质性威胁。

（五）后孔戴时代的军队掌权及民主选举

2008年12月22日，孔戴总统病逝。6小时后，一个自称“民主全国委员会”的军方组织宣布发动政变，政变领导人穆萨达迪斯·卡马拉（Moussa Dadis Camara）任该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军政府领导人卡马拉暗示有意竞选总统，引发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和大规模抗议示威，军警在首都科纳克里向示威群众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欧盟和非盟都对几内亚采取了武器禁运、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几内亚军政府内部不和和分歧加深。同年12月，军政府领导人卡马拉遭袭受伤到国外治疗，军政府副主席塞古巴·科纳特（Sékouba Konate）取代其执掌政权。科纳特迫于国内压力和国际斡旋，接受了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倡议的《瓦加杜古和平协议》，承诺军政府不参加大选。

2010年6月27日，几内亚举行“后孔戴”时代的首次总统选举，24名候选人参加角逐，几内亚人民联盟候选人阿尔法·孔戴（Alpha Condé），前总理塞卢·达莱因·迪亚洛（Cellou Dalein Diallo）进入第二轮。11月15 ，几内亚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最终结果，阿尔法·孔戴以52.52%的得票率击败迪亚洛。迪亚洛及其支持者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国内发生严重骚乱，军政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边境。12月3日，几内亚高等法院最终裁决孔戴获胜，迪亚洛阵营表示接受裁决。12月21日，阿尔法·孔戴宣誓就职新任总统，几内亚民主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关于几内亚民主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一）应历史地、公正地评价塞古·杜尔和兰萨纳·孔戴在几内亚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纵观几内亚独立5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史，一党专制、军政权、强人政治等非民主政体可以说是主调。塞古·杜尔和孔戴坚持集权与独裁，对反对派采取强力打压政策，严重阻碍了几内亚民主制度建设，但二人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还是应予肯定的。

1、塞古·杜尔：推动民族独立、强化国家认同感。塞古·杜尔领导下的独立公投，应该说是几内亚历史上第一次体现几内亚全体人民意愿的民主行动，实现了民族独立。几独立后，塞古·杜尔领导几内亚人民，面对西方国家长期制裁、敌视乃至外敌入侵威胁，为保卫独立成功、巩固政权进行了艰苦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几内亚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时至今日，几内亚人仍对此感到荣耀和自豪。这种国家认同感对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至关重要。

2、兰萨纳·孔戴：把握民主化节奏、维护政局稳定。90年代初，孔戴吸取其他非洲国家民主化教训，冷静应对外来压力，坚持以既定方针进行多党政治建设，设立向民主化过渡期，健全政党、新闻等法律，规范和掌控民主化发展方向，多次化解重重危机，维护自身执政地位，保持政局的总体稳定，被列为非洲民主化“由乱到治”的典型[1]。这也为几内亚民主化进程缓慢推进提供了基本前提和保障。

（二）应全面地、客观地看待部族因素的影响。

部族矛盾特别是颇尔族（Peulh）、马林凯族（Malinké）和苏苏族（Soussou）这三大部族间的矛盾是影响几内亚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孔戴执政期间，三大部族间，特别是苏苏族和马林凯族之间，在权力分配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苏苏族在三大部族中人数最少，却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却居于主导地位，马林凯族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却沦为从属，心理落差较大，反对孔戴的情绪也最强烈。

尽管如此，部族矛盾在几内亚政治生活中并不十分突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届几内亚政府都比较重视保持部族间权力均衡。比如，孔戴执政期间，比较注意吸收其他部族的人参政，1996年7月以后孔戴任命的5位总理中，马林凯族和颇耳族各占2人。2000-2005年政府部长中，马林凯族和颇耳族数量保持在35-40%。这虽不能根本上改变政权以苏苏族人为主的现实，但对于缓和部族矛盾、扩大政权基础却有积极作用。

二是狭隘部族观念受到抑制。几内亚政党法的规定，政党必须在全国四大自然区都有地方支部才能办理登记手续并获得合法地位。几内亚的几个主要政党，虽然都是以某一大部族为主体，有一定部族色彩，但都努力吸引吸收其他部族人士参加，在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方面差异也并不大。强调民族团结、反对部族主义已成为各政党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极少有人敢于违反。

（三）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在民主化问题上的两面性。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一直是影响几内亚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外力。多年来，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不断对孔戴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遵照西方标准实行“民主、良政”。但同时，由于西非次地区安全形势堪忧，几内亚在维护次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的作用凸显，西方国家从维护自身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保持与孔戴政权的联系与合作。

西方国家的两面性还表现在舆论导向上。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新任总统阿尔法·孔戴称为几内亚历史上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实际上，1993年和1998年几内亚两次总统大选，也都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法国更是两次率先致电祝贺孔戴当选。这次之所以改变口径，无非是为在几内亚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推波助澜，引导几内亚民众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和思路推进民主化进程。

经过50多年的摸索，几内亚终于走进了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诚然，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同时，几内亚民主化建设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要建设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和机制，几内亚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其前景不容太过乐观，甚至不排除出现某种倒退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贺文萍著：《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

[2]吴清和著：《几内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