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通用7篇）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 篇1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主管，是指人民法院受理一定范围行政争议案件的权限，即确定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在解决行政案件上的分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是行政诉讼法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一大特色制度。

一、对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认识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理论上行政案件的审判权应由人民法院行使、但由于行政职权的广泛和普遍，行政纠纷案件数量繁多且数量庞大，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交由法院审理:同时行政诉讼涉及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两者的关系，而行政行为的公益性、专业胜和紧急性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司法审查。为了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因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有利于国家权力架构和运作机制的平衡，也使得行政相对人明确可提起行政诉讼的争议范围，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有效地运用行政诉讼这一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关于受案范围内容的规定集中于第2条、第11条和第12条，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方式上采取的是混合概括和明确列举的综合方式。其中第2条使用概括的方法规定了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基本框架界定为“行政具体行为”，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看作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性规定。而第11条的第1款以肯定列举式方法规定出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明确界限，并在第2款中概括性的规定了除上列举之外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案件范围。第12条则以否定的方式排除列举了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的范围。

通过对法条的分析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对将受案范围的对象紧紧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等其他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不是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都会受到司法审查，而是只限于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提供司法救济。

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修改的迫切性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对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只可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对象的规定将大量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政行为都排除在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虽然有《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即“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作为兜底性条款对第1款的列举的做了补充，但其对“其他行政案件”的.表述过于笼统，却导致受案范围本身存在广泛的灰色地带，成为司法实践中的自区。

行政机关作为我国行使权利最为广泛的国家机关，每年要做出数以万计的行政的行政行为，然而行政案件的受案数却与所做出的行政行为及其不成比例。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3. 6万件，同比上升5. 1，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2年来受案数最多的一年。但是，即使是这样，其与民事案件的受案数也完全不能相比:20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的一身民事案件(含知识产权案件)达662. 5万件，是行政案件受案数的48. 7倍。形成如此夸张对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门槛的过于狭窄，即使行政相对人愿意提起诉讼、行政主体愿意作为被告，法院也无法受理，从而导致许多行政法庭门前“门可罗雀”，不得不同时从事其他类型案件的审理。

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弊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增加的纠纷类型而日益突出起来。理论上看，抽象行政行为是不针对特定人和事物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不会对行政相对人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但实际上许多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除了针对事项、人群的多寡和产生时间存在先后之分以外，实质上并没有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往往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更大的侵害。同时，由于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许多行政机关将本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事项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成为逃避司法审查、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无审查抽象行为职权，便无从审查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根源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如果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无从判断。

除此以外，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保护的相对人的权益范围仅限定于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也是不合理的，相对人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又岂仅仅只有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项?局促的规定使得相对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如教育权、选举权、劳动权、休息权、相邻权等无法得到有效地法律保障与救济。

三、如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扩大与重构?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具体行政行为”标准的出现是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初级阶段相一致的，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认识，也反映了我国当初司法审查和救济能力的有限性。然而，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标准体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单一性，己经无法满足公民对在行政领域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救济的要求。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与重构的问题己经不容拖延。

(一)改变我国行政诉讼法上对受案范围的立法方式，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即对可诉行为予以概括式的规定，而对不可诉行为予以明确的列举式规定。同时，立足于我国当今的发展现状，随着行政方式与手段愈加地丰富，因此也应该将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数量较为庞大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合同等新型的执法方式通过概括式的立法模式纳入到司法救济的范围内。这样，既可以明确行政诉讼的目的，以保证没有被列举出的行政行为不会因为立法技术和立法者的主观因素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济。

(二)将界定起诉权的界限由“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为“行政争议”，完善《行政诉讼法》用词的准确性，取消对非法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直接进行司法审查的限制，并且将不作为行为、事实行为等囊括进来。然而在抽象行政行为中，行政法规和规章是被宪法和有关组织法所确认具有法源性质的行政立法，因此对于这两类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应当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交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所以对于范围广泛和数量庞大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纳入只是有限的纳入，只能将规章以下的直接影响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受案范围。这样一来，对于非行政立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在保持现行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制的基础上，还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使我国国家机关间的相互制约、监督的机制更加完善。

(三)由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现有的保护范围框架己经不敷使用，对于合法权益的保护应不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应继而扩大到教育权、选举权、劳动权、休息权、相邻权等其他合法权益“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法律权利的核心要素。公民在行政领域内所享有和可能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绝不只有人产权和财产权两项，如此一来，将行政司法救济限制于这两项权利之内未免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虽然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己经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做出了扩张性解释，将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纳入了司法保护的权益范围之内，但由于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使得更多的合法权益仍旧无法得到有效地救济。因此在对受案范围进行修改时，应当明确只要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当被列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去。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 篇2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三农”,社员,合作性

一、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经营范围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在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 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宗旨、服务对象、地域范围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突出的问题。

(一) 服务对象的扩展, 使服务社员的经营宗旨被突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目的开始从原先提供互惠互助的金融服务转向赢利追求, 商业化色彩浓厚, 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与此同时, 服务对象已不限于传统的社员, 而是任何符合条件的客户。

按照《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 (示范) 的规定, 信用社的宗旨是:为本社社员服务、为本社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其经营活动, 除中国人民银行有特别规定外, 均在本社区内开展。信用社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在充分满足社员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剩余资金可运用于非社员。作为示范章程, 本来就只是起示范作用, 指导信用社制订正式的章程, 信用社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因此,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 示范章程都不能产生很好的约束效果。

根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的要求, 农村信用社对社员的贷款不低于50%。50%贷款能否可以理解为主要为社员服务, 似乎也值得疑问。事实上由于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即便是50%往往也无法落实。如果某个信用社的存款都来源于农村, 50%就意味着有一半从农村吸收的存款将有可能用于非农村。实践中城市市民和企业能够便利地获得各种金融服务, 在他们资金有富余时, 一般都不会放弃便利的商业银行而将款项存入较偏远的农村信用社。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对社员的贷款比例仅占50%, 其结果很可能是, 另外的50%的存款将流出农村。

(二) 地域范围突破, 与服务“三农”的基本准则相悖

根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第27条, 该条规定, 农村信用社对本社社员的贷款不得低于贷款总额的50%。其贷款应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 资金有余, 再支持非社员和农村其他产业。从服务“三农”的视角解读本条, 50%面向社员的贷款比例, 体现了服务农民的思想;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则体现了服务农业的思想;资金有余再支持非社员和农村的其他产业, 则体现了服务于农村的思想。首先, 服务社员占50%, 意味着另有一半可以服务于非社员, 而非社员是否必须是农民, 则没有明确。如果另一半可以是城市的非社员, 则导致该资金有可能流入农村以外的地区。这一规定实际上突破了信用社业务的地域范围。优先满足种养业的规定虽然体现了支持农业发展的思想, 但何谓“优先”, 一般来说,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 利润率普遍低于其他产业, 其他产业基于其高利润率, 在通常情况下都能提供更好的贷款利率。如果贷款利率稍高, 就可以将资金转向其他产业, 那么, 信用社筹集的资金流出农业产业似乎是必然的。本条规定实际上无限地拓展了农村信用社经营的地域范围。由于地域范围的拓展, 资金流出农村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服务“三农”虽然被提到农村信用社经营宗旨的高度, 却没有任何的保障性措施。既无责任约束, 也无激励机制, 只是一种原则性要求, 根本不具有法律规范应当具备的强制性。正因为如此, 农村信用社尽管肩负着解决农民融资困难和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资金需求的重任, 却很难实现这一基本的目标。

(三) 业务范围过小, 难以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根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 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国内结算业务和相关代理业务和保险箱业务等。这些业务虽然对解决社员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有一定的作用, 但对解决农村投入问题, 则作用甚微。按照现行规定, 农村信用社却不能开展担保业务。担保服务是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获得外部资金的有效渠道, 由于商业银行普遍开展了这项业务, 城市市民和企业也可以获得这种服务, 而对于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来说, 却不能获得这种服务, 即便他们通过合作的方式, 设立农村信用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却未得到法律的许可, 对于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是极不公平的。实际上, 尽管担保可能使信用社的资金安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 这种影响是可以控制的。

(四) 基层信用社与联社经营范围雷同, 关系不顺

从性质上说, 信用合作联社是基层信用社为解决单独经营的困难而联合设立的金融组织。对基层信用合作社来说, 它不可能希望通过设立联社的方式, 创设一个与自己竞争的超级对手, 或对自己进行约束和控制的管理人。联社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根本的原因是信用社在经营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通过共同设立联社, 当这一问题出现时, 便可通过联社, 调剂资金, 解决其经营困难。联社由不同的基层信用社投资创设, 它必须服务于投资创设它的信用社, 不应从事任何可能对基层信用社带来利益损害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 农村信用社应当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 从事金融服务活动, 决定其内部事务, 包括人员聘任, 奖惩、考核等。而现行的立法则颠倒了信用社和信用联社的关系, 不仅将信用联社设置为信用社的竞争对手, 还将其定位为信用社的业务主管部门。

(五) 经营缺乏特色, 不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

农户一般生产费用贷款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其他贷款, 要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周期确定, 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不得超过一年限期的规定, 已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求。以薯芋等经济作物为例, 其生长期限一般在2-3年, 贷款期限的不合理不仅增加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逾期数量, 而且导致了农户信用等级和信贷需求满足率的下降。此外,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限额最高为1万元, 最低为2000元,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此类贷款限额的设置只能适应扶贫性需求, 难以满足农户多元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需。这些规定, 虽然比较具体,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但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除此以外, 我国农村、农民、农业经济组织融资难的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担保财产缺乏, 农民个人和农业经济组织不能提供银行能够接受的担保财产, 是其不能通过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最重要原因。因此, 担保问题的妥善解决是解决农村投入问题的关键。由于弱势农户大多数从事传统的单一种养业生产, 经济基础较差, 致富技能匮乏, 根据有关行业政策, 部分基层信用社在小额信贷推广过程中存在“嫌贫爱富”、“抓大放小”的思想, 以控制信贷风险为由, 降低弱势农户的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 抑制了农户贷款有效需求。每发放一笔小额农户贷款, 必须有固定收入者作担保。在农村, 一方面有条件作担者不敢去担保, 如公办教师;另一方面贷款户本身无力提供有效的担保 (抵押资产) , 致使相当一部分想贷款的农户因无担保而难以获得贷款。农村信用社要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 必须允许其根据本地农村的情况, 开展特色的经营。

二、完善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范围的对策

(一) 严格经营范围的地域限制

如果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活动限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其金融风险的影响也就限制在该地域范围内。地域限制阻断了它与商业金融系统的联系, 不会因为其经营不善等问题, 引发金融体系的风险。基于这些考虑, 我们认为, 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实行地域限制, 不仅必要, 而且应当加强。在制度设计方面, 应改变目前的规定,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农村信用社只能在其所辖的区域范围内开展金融服务, 并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对违反的给予严厉的制裁, 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二) 提高农村信用社为社员服务的比例

为保障社员能够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 保证农村信用社在解决农村投入问题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保障社员和信用社的财产安全, 鼓励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积极参与, 50%的比例规定应当调整。我们认为, 可不以固定比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而应规定社员的优先权和优先权的保障措施。如可以规定, 农村信用社资金应当优先满足社员的融资需求, 同时, 对优先满足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社员的投资, 规定最低限额的基本金额, 社员在基本金额内提出的贷款申请, 信用社必须满足。在基本金额范围外, 社员申请贷款的, 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保障。

(三) 允许农村信用社经营担保业务

为了有效通过信用社解决农村的资金投入问题, 应当赋予农村信用社担保经营权。

担保毕竟是有风险的, 在允许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经营担保业务的同时, 应当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在制度安排上, 应当允许农村信用社经营担保业务。但要符合以下条件: (1) 农村信用社只能为社员担保 (即作为社员对外借债的保证人) , 而不能对非社员提供担保。 (2) 对社员取得担保的额度进行限制。如, 一般不超过基本融资金额的2倍。 (3) 社员在农村信用社有存款的, 不超过基本融资额的一定倍数在加上存款金额。 (4) 农村信用社提供担保时, 可要求社员以其存款账户为农村信用社利益提供反担保。通过这些制度安排, 一方面, 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可以以农村信用社的信用获得用于农村发展的资金。另一方面, 农村信用社经营担保的风险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四) 理顺基层信用社与联社的关系

联社不应当成为基层信用社的领导机构, 而应当是其服务机构。农村信用社在人、财、物和经营活动方面, 应当取得与其他金融机构相当的权利。我们建议, 应当及时修订农村信用社和联社的示范章程, 取消其中的有关联社管理权和基层信用社服从联社管理的相关内容, 特别是联社示范章程第四条的规定。使农村信用社取得充分的用人自主权, 以及对其资产的支配权。农村信用社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领导和监管, 由金融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考核。至于该条规定的信用社职工的退休经费问题, 则统一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解决。

(五) 完善以小额信贷为主的经营业务体系

我国农村信用社应建立以小额信贷为主的经营业务体系, 通过测算确定盈亏平衡点, 再加上正常利润, 制定出小额信贷的合理利率水平。国家还可以通过减免税费, 以及配合小额信贷项目, 经常性地给农民以培训, 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来帮助小额信贷, 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式, 以解决农户居住分散、信用意识不强的问题。实践中, 小额信贷的具体业务可与村委会密切合作, 对农户进行全面的信用等级评定, 由村委会帮助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催收贷款。同时, 应该尽量防止政府部门对小额贷款的过度干预。地方政府部门还可能在推行小额贷款过程中, 过多地干涉银行机构在挑选贷款户、确定投资方向、投资项目的权力, 这往往会造成项目的失败。总之, 针对广大农民的的小额信贷, 在扶助农业的同时也帮助了农民弱势群体。在合理的利率水平和税费水平下, 它可以达到农民与农村信用社双赢的局面。这与其他的金融工具相比, 是一种能使大部分农民受益, 特别是中低收入农民受益的一种好形式。

(六) 建立不同等级的业务发展模式和风险控制模式

借鉴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现代银行的项目管理方式和风险管理办法, 进行严格的授信调查和审贷分离, 建立完善的贷款审查机制和贷后管理机制, 严格按照流程操作, 有效管控较大数额的贷款风险。对项目的调查和评价, 要严格按照现代银行的规范模式来进行, 分析客户的还款意愿、还款能力。要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规范管理模式, 来逐步建立农村信用社在县域经济中服务较大项目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任蓉.对于我国农户小额信贷问题的探讨〔J〕.特区经济, 2007 (2) .

〔2〕薛婷婷.浅议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问题与对策〔J〕.Economic&Trade Update, 2007 (67) .

〔3〕郭家万.中国农村合作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77.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学界对刑事诉讼法上权力概念的主流理解和解释，突出强调其强制性和公权力属性，这一认知存在着方法论和逻辑上的重大缺陷。第一，近乎全盘复制政治学和社会学上权力概念的定义，而未能彰显刑事诉讼法学学科自身对权力概念的独特认知和需要。第二，简单地将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力定义为一种强制力，因此无法解释本法中复杂多样的权力样态，进而导致无法准确识别某些权力的性质，产生理论上的困惑。第三，以强制力为特征解释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力，遮蔽了部分公权力的特征，从而造成人权保障上的盲区。第四，将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力概念等同于公权力，不当限缩了其内涵和外延，并使得我们对于该法上的诸多权力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重构刑事诉讼法上“权力”概念，有利于从理论层面澄清若干认识误区，才能确保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性，应对刑事诉讼司法操作中的难题。基于此，学界实有必要抛弃传统的权力概念，而代之以分析实证法学派所提炼出的“法律所赋予主体的一种创设法律关系的能力或资格”这一概念，进而解决若干立法、司法和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其一，刑事诉讼法上权力概念的语义核心，不是强制性，而是一种规范关系。其二，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力主体，既可能是国家专门机关，亦可能是诉讼参与人。其三，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力，可能同时构成主体的一项义务，此时该权力即为职权。

民事诉讼与仲裁业务范围 篇4

1、民事诉讼(包括:损害赔偿、债权债务、婚姻、继承、赡养、赠与、房屋拆迁、租赁、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纠纷等),接受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调解和诉讼。

2、行政诉讼(包括:行政处罚、产权确认等行政纠纷),接受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3、经济诉讼(包括:各类合同、房地产买卖、投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票据、保险、招投标、反不正当竞争、联营等经济纠纷),接受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调解和诉讼。

4、刑事诉讼: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委托或由人民法院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5、再审和各类案件的申诉(包括民事、经济、行政、刑事案件),接受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委托,代理参加各类案件的再审和申诉。

二、国内仲裁(各类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仲裁),接受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各类合同和劳动争议的仲裁活动。

三、涉外及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与诉讼

1、涉外经济贸易仲裁(各类投资、买卖、运输、保险、知识产权、国际招投标、海事、海商等),接受国内外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各类投资、贸易等合同纠纷的仲裁活动。

2、涉外民事诉讼(包括:婚姻、继承等),接受国内外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涉外民事诉讼。

3、涉外经济诉讼(各类合同纠纷),接受国内外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各类投资、贸易等经济纠纷的诉讼活动。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反思与重构的研究论文 篇5

刘亚林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法律规定的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制度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之一。受案范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受案范围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

第二受案范围决定着法院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解决行政争议上的合作分工。第三受案范围对法院正确履行应有职责和对当事人正确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保障。

第四受案范围同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获得司法救济的的范围以及他们诉权的范围。

鉴于受案范围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对受案范围作深入分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由若干变量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变量：

第一行政行为的种类。这是影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重要的变量，因为法律可以规定某一种行为具有可诉性，另一种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在一些国家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制很少，公民几乎可以对所有涉及其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的国家只规定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诉讼，例如中国。而大部分国家规定对统治行为不能提起诉讼，对非统治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行政行为的性质。即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还是不当的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的性质对受案范围的影响更多的是二次界定，是在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后，对行政行为的一种考量。

第三受行政行为侵害的权益性质及损害程度。侵害权益的性质就是行政行为侵害哪种权益才可以提起诉讼；损害程度对受案范围的影响即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程度需要达到什么样程度，才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对损害程度的要求的越多，受案范围就相对越小。

第四原告的资格范围。即谁拥有起诉的资格，行政相对人还是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相关人。这也是影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次级变量，因为只有行政行为先作为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之后，才会对原告的资格问题进行审查。

在上述若干变量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政行为的种类。所以准确界定行政行为的种类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行政行为种类来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前提就是要对行政行为进行法律上的准确界定，否则必然导致受案范围的偏颇。而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准确的界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在总体上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划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原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提出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开始也只是法学上的术语，但自从《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规定为法律术语而且涉及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以后，细致精确的厘清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就显的十分必要了。行政行为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行政法学，但作为一个紧密特定的理论概念最早却是由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迈耶运用概念法学的方法而提炼概括出来的。奥托．迈耶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具体行政事务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单方行为。此后它超越了国界和法系，并经过许多法学家的不断锤炼而成为各国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和概念性工具。然而，对什么是行政行为在理论上却仍然有着不同的学说。

第一 行为主体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凡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所做的事实行为和没有运用行政权所作的私法行为，都属于行政行为。该说流行19世纪初期行政法学产生的阶段。

第二 行政权说。该说认为只有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即运用行政权的所做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行政权说是以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即对行政权的界定为前提的。因此又称为行政行为的实质界定说。第三 公法行为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法（公法）意义或效果的行为。公法行为说一致认为应将私法行为和实施行为排除在行政行为范围之外，外延上却存在不同的观点：

1､全部公法行为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包括全部有公法意义的行为。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既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为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设定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为特定行政相对人设定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行为。全部公法行为说是我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在德国和日本早期的行政法学界也颇为盛行。

2､立法行为除外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包括除行政立法以外的全部有行政法意义的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立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但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3､ 具体行政行为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就具体实践所做的公法行为。该说认为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所做的抽象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具体行为说是当今德、日和我国台湾省行政法学上的通说，在法国行政法学界也有一定支持者。我国行政法学者杨建顺也支持具体行为说。他认为对行政行为的界定必须从行政诉讼的现实需要和国际上主流学说一致的角度进行。“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针对具体事项或事实，对外部采取的能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使具体事实规则化的行为。”

4合法行为说。该说认为行政行为应当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合法行为。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少有支持者。

行政诉讼是政治文明的产物，行政诉讼是一个司法救济的过程，其主要动因乃行政相对人认为其合法权益被行政主体的行为所侵害向人民法院提出了给与法律救济的要求。行政诉讼设立的目的是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权的侵害。因此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决定行政行为能否纳入受案范围在于其有无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可能性，而不在于其种类。不管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只要其可能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就应该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

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不应成为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理由。因为二者的划分并不是以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标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分类依据通说认为是以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

有人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是对处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法律事实的一种规制。它规制的仅仅是一种将来的可能性，而并非现实的发生，而且将来这种可能一旦发生成为事实，相对人即特定化，从而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抽象行政行为最终发生作用必须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来实现。抽象行政行为不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都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即可起到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作用。

这是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重要理由之一，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缺陷。一切权利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滥用”一词并不当然具有坏意、恶意这样的贬义，政府部门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容易误解它们的法律位置，同时他们所制定实施的法律通常是复杂不明确的。所以滥用权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法律提供各种方法去制止滥用尤为必要。无论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做出的，也就是说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就必须予以救济而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司法审查。并且基于抽象行政行为对象的不特定性，其造成的侵害可能更大，因为它涉及面会更广，适用的人会更多，如果仅仅只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就好比是在一起犯罪中将策划的主犯不予追究，而仅仅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进行惩罚一样无法想象。

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国的政治制度，我国是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全力机关，最高法院、国务院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律没有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审查权。依照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行政复议法》等的规定，确认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正确、合法并予以撤消、改变的权力，只能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这一点目前是无法改变的，只能期待以后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但从理论上却可以进行探索，目前我们已经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实际上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了制约，而无论是做出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行政权，既然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同样可以接受审查。以上的规定或出于对宪法的误解或出于立法的滞后，实则是人为的为法治进程设定的樊篱。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呼声加强，况且中国必须与国际潮流接轨以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范围问题上实行的都是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政府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属于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建立的是一种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我国实行的则是不予审查的假定原则，人民法院不享有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权力，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可以受理行政案件以及受理哪些类型的行政案件全取决于法律规定从而才有法律明确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原本只是学术上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分类，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把它们引入之后，则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带来了很大影响：

第一，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极大限制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模糊性，导致在现实中的复杂案件让法院和法官难以定夺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为法院、法官在受理案件过程中，必须首先确定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确定其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的标准就是区分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但是对于二者的区分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且从理论上区分二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情况势必导致法院、法官受理行政案件的困难。

第二，为行政机关逃避行政诉讼大开方便之门。由于《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并且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线。所以行政机关往往以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做出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从而逃避司法审查。

第三，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虽然法律规定了其他途径的救济渠道，比如权力机关的监督、上级机关的行政复议等，但在事实上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很难启动这些救济途径。即使这些途径得以启动，这些救济方式也很难发生实际的作用。况且还有一些名为抽象行政行为实际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是无论从那种救济途径都无法实现救济的，从而造成了救济的盲区。

第四，使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虚置。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导致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困难。我国行政诉讼审查的标准是合法性，判断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但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的行政法规，和参照的规章等则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并没有审查权。所以当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时法院并没有权力进行审查，而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本身。但仅从合法性原则出发对这类案件是没有办法审理的，行政诉讼因此变得软弱无力。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篇6

【摘要】行政机关是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是一个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机关，行政的过程中经常涉及到公民、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例如人身权、财产权等。

而这些权利对公民、法人、组织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行政救济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可是行政法又是一个复杂的法，普通民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部门的侵犯的时候往往不明白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如何享受权利，因此本论文将浅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而使行政行对人懂得合适能通过行政诉讼为自己维权。

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 篇7

摘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际上是法定的由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本文阐述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的限制，分析了在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确定时要考虑到司法能力和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现状等因素，提出应当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考虑因素出发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键词：受案范围；缺陷；完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至今已有21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此部法律为中国“民告官”的诉讼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某些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存在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述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即法律规定的法院受理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它不仅确定了人民法院对哪些行政行为享有司法审查权，同时也圈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哪些权利受到行政主体的侵犯后，可以要求法院依法进行审理的范围。综上两点便能够比较明确清楚的把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本质意义。

《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二是列举式。概括式的表达方式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做出的统一的、完整的、原则性的规定方式。列举式的表达方式是具体指明了哪些事项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列举的表达方式又可分为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两种方式。

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首先，人民法院只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不予受理。其次，人民法院只受理对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一般不受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益造成侵犯的行政争议。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缺陷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方式存在不足

概括式的表达方式的优点在于其可以全面的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做总的规定，而不会漏掉相对人的某一项权利。其不足之处是此种表达方式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哪些事项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具体实施。采用列举式就是把应当或者不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逐一列出，这种方式的优点：可以把某一具体事项明确的写进法律条文。但其也有不足之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形形色色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侵犯的情况很多，在肯定式列举的情况下，很难将所有事项列尽，有些合法权益就被排除在了行政诉讼法的保护之外。

（二）行政诉讼审查对象的局限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 条规定，行政诉讼审查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可是，作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行政抽象行为却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一些违法的行政抽象行为侵害相对人权益的机会也越多范围也越广，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抽象行为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实际上致使大量的、主要的行政侵权行为处于司法审查的真空地带。

（三）受案范围所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出现真空状态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才可被起诉。人身权和财产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公民的两项基本权利，但是此规定却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更何况还遗漏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基本的人权。

三、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一）合理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为了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应当采用概括方式规定法院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即凡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时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形成公法上争议的，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即使为了原告起诉方便需要列举受案范围的，也应当本着科学、统一的原则加以列举，而且应当以概括性条款作为兜底条款，使得没有被列举的行政行为应进入行政诉讼范围，只要未在排除事项之列，原则上均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

（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通过借鉴和比较，只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行政相对人的诉累，同时督促行政机关在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时做到依法行政。抽象行政行为虽然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做出的，可以反复适用的，但有时也会侵犯到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出现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情况，所以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监督。

（三）扩大受案范围所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司法资源也日益丰富，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也具有多样性，所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具有开放性，要在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的同时要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能够回应社会的需要，不仅仅是局限于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更应当考虑把抽象的行政行为囊括在内，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这些基本的人权也能够体现在行政诉讼的权益保护目的之内。因此，应当确立法院要对个人和组织的提起的行政诉讼都应当受理的原则，只有在少数的保护人权需要的例外情况下，法院才可以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不予受理。在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模式选择中可以选择概括和排除模式，即对应当排除的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列举，而对起诉主体、被告资格、行为作高度抽象的概括，这样就能最大可能地实现对公民的权益的最大程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