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哲学

中国的教育哲学（精选8篇）

中国的教育哲学 篇1

曹玲

（学前教育2班学号：111001167）

摘要：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思维上的问题，是一个被动思维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碰撞与交流，正在使这种思维方式逐渐地走向瓦解，这对于中国适应日益开放的宇宙环境来说是件必然的好事情。所以，在此关键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哲学反思，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尽管这是一篇枯燥的文章。

关键词：舶来品康德独断论历史前提根基批判性对话

人类，总体对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今天。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证券交易以及如何维持交易的稳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在整部人类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类若想长久维持种族的延续，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就一刻也离不开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像风一样有着自由的个性，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貌，它却无处不留下智慧之影。笔者坚信任何一个忽视哲学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会走得长远。从词义上分析，教育更倾向于动，热心地实践和再实践；哲学更倾向于静，冷静地旁观与迫近事物本质的沉思。

所以，不可想象教育一旦离开了哲学会发生什么悲剧。中国哲学历来强调辩证，阴阳相抱，动静和合，自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已是不必再质疑的了，对于人类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教育哲学更好地服务于宏大的教育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其进行展开哲学反思的前提。

一、“教育哲学”是舶来品吗？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从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哲学”下的各种定义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

1中的根本问题。” 黄济先生在此尤其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却略显空泛，完全按照研究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将教育哲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本身，似乎有些不妥。这显然是没有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完全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界各家之言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真正的哲学灵性。

无独有偶，中国教育哲学家桑新民先生认为：（1）“从定义来看，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从研究的对象看，哲学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1 黄济著：《教育哲学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系，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括总结，概括总结不是要形成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而是要揭

2示贯穿其中的普遍规律。” 桑新民先生更是直接将教育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暂且不论这种定义正确与合理与否，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另有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范寿康先生“把‘教育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石中英先生认为：“范寿康先生之所以作此定义，实在是深受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哲学界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完全来自西方，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教育哲学”是从西方来的，中国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但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的。

2.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教育哲学。石中英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琐碎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的角度来论述。”4 而笔者也有幸读过儒家经典之菁华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宋代朱熹和吕祖谦主编的《近思录》。因而对此深有感触。譬如《近思录》有言：“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5 另有“教育学家陈元晖把《中庸》看成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6 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哲学之冰山一角的显现罢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古代圣贤的很多教育主张都是极具哲学智慧的。

只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方法，并以此来强行评价和衡量博大的中国教育哲学，在对教育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所固有的哲学精髓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启迪。

因此说，回答“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这一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坚信：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暂时属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实存，中国自古就有，不会为西方概念而生或灭。在此笔者想请教一下中国当代的教育哲学界，照搬西方的分类法和概念定义来对自家本有的教育哲学实体进行划分评价，会不会发现太过于牵强和简单化了？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许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二、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历史前提的澄清桑新民著：《当代教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第14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3456

乍一观，教育哲学与历史前提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联，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尽管笔者也认为教育哲学，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的，而且不存在单一的铁的规律体系是人必须完全去遵循的。当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柏拉图、亚氏、卢梭等等西方大哲那里得到来自不同时空的启迪和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说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教育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不同教育哲学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东方与西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体系，本质上的差别是显然的，可以向资本与市场屈服的一直是一些人，而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在强调教育哲学哲学性的永恒性的同时，忽略其各自产生的前提——时空背景的不同。二者不可不兼顾着来考虑。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中提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是：（1）“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实践”；（2）“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狭隘，参与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太少。”7 这虽然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但笔者认为原因是同一个。抛开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单从学者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一是我们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活动中依旧受五四语境的干扰，我们总以为来自西方的都是极好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在我国也是可以效仿的。我们忽略了自家的实际，中国即不是德国，英国也不是美国，十年文革已经险些断了中华的文明之根，而我们的双目却至今仍旧一直在盯着西方，忽视了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二是我们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哲学逻辑训练的，很少有经过训练而怀有彻底怀疑态度的，我们当前关于一切教育哲学理论的批判看似都是很辩证的，但没有几个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来对外来物进行批判性考察的。

其次，在我国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性。西方有许多好东西。但凡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须承认，更需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历史前提，既然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那么也就无必要认为古与今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导致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思维再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的水平了——非黑即白，流于表象分析，陷于独断主义，对一切新事物盲目热情地推崇，不加以彻底严谨地考察和批判。当下，我们对自家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哲学缺乏深刻地探索，然而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又都有着中华的血统，离开自己的文明根基，而简单地依靠研究西方的教育哲学来发展教育哲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去转身挖掘和继承自古就有的教育哲学实体，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也难以有愈加广阔的哲学视野，难以真正参与到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中去。

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才能让西方全面认识中国的教育哲学，才能展开深刻而公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即是坚信跟随西方教育哲学亦步亦趋，就可以拯救中国的教育哲学。但是笔者仍然坚信只有自家能救得了自家，旁者也许可以推你一把，但不能代替被助者走下去，否则，被助者既不能获得拯救，也会彻底丧失自身，永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使人类优秀的文化得以幸存、延续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8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当下的任务便是先让其自身获得彻底的哲学反思，澄清前提，获得教育哲学应有的独立个性以及研究者思维上的解放。

参考书目：

【1】.《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当代教育哲学》，桑新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近思录》，朱熹，吕祖谦合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的教育哲学 篇2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 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 乃至风俗习惯, 等等, 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 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 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 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 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 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 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 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 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 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 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 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 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 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 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 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 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 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 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 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 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 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 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 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 揭示其规律和特点, 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 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 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 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 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 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 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 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 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 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 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 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 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 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 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 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 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 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 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 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 组织讨论、交流, 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 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 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 《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 《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 《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 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 报告之后,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 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 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 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 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 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 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 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 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 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 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 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 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 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 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 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 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俄然觉, 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 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 不逆寡, 不雄成, 不谟 (谋) 士, 若然者, 过而弗悔, 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 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 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 仰天而嘘, 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 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 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 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 “堕肢体, 黜聪明, 离形去知, 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若一志, 无听之以耳, 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 心止于符;气也者, 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虚者, 心斋也。”最后, 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 “与物为春”, “万物复情”, “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 水流花开”、“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 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 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 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 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 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 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 《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 超越这些困境,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 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 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 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 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 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 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 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 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 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 梁启超曾说, 《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 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 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 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 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 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 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 迄今为止, 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 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 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如何逐渐由浅入深, 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 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 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 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 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变通比执著更重要, 人无无虑必有近忧, 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 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 坚持力行是有志, 轻诺必寡信, 勇于不敢, 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 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 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 礼乐教化的智慧, 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 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 逍遥的智慧, 超越物欲, 超越自我, 强调得其自在, 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 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 无执的智慧, 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 消解心灵上的偏执, 破开自己的囚笼, 直悟生命的本真, 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 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 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 启迪智慧, 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 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 注重启发式教学, 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 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的教育哲学 篇3

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的生成

源自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教育，首先与近代发育出来科学教育，然后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于20世纪初形成现代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培养，凸现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教育新文化的重建，首先是教育理念的重建，教育哲学的重建。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教育理念开始得到传播和生长。

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的理念，从科技、器物、制度到人，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起点。认为西方列国之强盛，“曰非物质，曰重个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强烈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1920年代，深谙西学之道的蔡元培热情洋溢地鼓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1]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2]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进入20世纪之后，超越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传统立场，确立了“儿童中心”的价值。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是对西方18世纪之后建立的规范教育学的反动，它打破了“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的金科玉律，主张依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非知识体系——来组织教学，使儿童重新成为教育的中心。而五四运动的新教育观的引进和形成过程中，现代的“儿童中心”的教育观也被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者所广泛接受和倡导。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五四”教育文化联系的典型代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儿童中心”的教育哲学，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书本为中心，是“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主张培养活生生的人。

另一个杜威的学生，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目的是教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地，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

近代教育脱旧入新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22年新学制。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要求，并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运动接轨。新学制确定的“七项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3]从其中“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条款，不难看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表现。1922年确定的美国式“六三三” 基本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在新学制制定过程中，本土教育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建立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此后，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以及金陵、沪江等教会大学均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基本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制度，以及实行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这一变革的突出成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本土扎根生长的实践，显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其所具有的普适性，而且不存在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后来全盘移植苏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变革中，这一方针很快就被遗忘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5]

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到19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最后在文革中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6]在1950～1960年代形成“党的、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

19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大致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教育价值也发生了宏观的转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7]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服务性、从属性，而且明显偏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两个时代教育价值的折衷调和。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迁中，民办教育的兴起，消失已久的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传统开始恢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和发育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官本位价值的回潮。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并行，人的目标乃至国家的目标在现实的运作中逐渐模糊，教育价值观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异变。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的提出，将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以及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宏观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

一、传统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与此相连的，是著名的科举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另一个特别值得认识之处是书院制度。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功利主义、陈腐刻板，成为富有活力的学术和研究中心。

传统教育的弊病也很突出，如教从政出、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读书做官的功利主义价值，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僵硬刻板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劳心与劳力相脱离等特征，它们都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1960年代，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激烈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这些改革教学的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大致合拍的。

80年代以来，全民族高涨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应试教育”的强大动力，而且失去了批判和制衡的力量。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一是应试教育的现实，一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和教育政治化的遗留。它提醒我们，未经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

当下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最重要的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即教育的“人性化”。 从而将人格陶冶、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等放在教育的中心地位，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它所要制衡和抵御的，是强势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价值，以及行政化、商业化等对教育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侵蚀和伤害。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真正被打倒的是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法伦理；而非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后者正是今天我们足以珍惜和传承的。在各级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传承“文化中国”的特质，培养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确立文化立国的概念，促进形成多元一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不仅是学习古代经典，而应转化为一系列操作性的安排，如提倡书法、象棋、京剧、民族乐器、国画、武术、中医，乃至剪纸、对联、灯谜之类的传统技能和艺术，以增强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与当代生活合拍、或者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获得价值的生活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的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等等。从而使“中国人”具有一整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使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而非商业化的、恶俗的“世界公园”。

二、重温“五四”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建立之初，一直有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非驴非马的批评；但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的西方教育资源民族化、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的“中体西用”是一种模式；1920～1930年代蔚为大观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以及1922年新学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成功实践。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革命教育，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多元的文化生态。“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与民主、科学、平等、发展个性等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民间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的形成，教育组织、教育社团成为教育变革的主体，构筑着现代教育新的生长机制和发展空间，实现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阵容强大，团体和组织众多，并且形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具有共性的人格特质和价值系统，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重视躬行和实践的践行精神和平民性。在千年儒家教育的大传统之后，“五四”教育文化构成了一个晚近的“小传统”。重温和接续这一中断已久的“小传统”，对于21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与教育哲学。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当然需要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另一方面，每一种区域的文明和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出发并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而言，民族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如果不同民族不是自觉地、强烈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文化，所谓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并不会自动到来。

现代教育在“民族化”方向上的生长，可能有这样两个比较重要的源头：一是对传统文明、传统智慧的承继和借鉴，如上述的两个重要传统；二是对地方化、地区性、民间性的知识、经验、智慧的吸收，因地制宜和融会变通地使用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实践。这对于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特别重要。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方针的表述，尽管表述还可以完善和准确，但仍具有某种可继承性；因为它是为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接受的，而且此后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将这一对历史的补课作为当前新的出发的起点，不失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前述在“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融会中西教育理论，在中国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践中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

与许多更为微观的、分门别类的教育理论（如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生活教育理论是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它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如“教学做合一”），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基本问题，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实施民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

与“素质教育”的概念相比，“生活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理论性，对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学校教育应当转变为“学生中心”而非“学科中心”； 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但却是本土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曾在中国长时间、大范围地实行过，不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社会主义教育有很重要的“亲缘性”，曾被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8]

但是由于1950年代对陶行知、胡适、杜威的错误批判，使得这一“五四”教育文化和民族教育文化的瑰宝长期蒙垢，不为人所知，至今仍远没有成为教育理论的主流。这一局面需要改变，需要重新认识陶行知，认识生活教育，使之成为引领中国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哲学。

中国的教育哲学 篇4

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便读出了冯先生的一份责任。这本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一本书，而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一本书，是冯先生用英文，向西方人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的哲学史。中国有哲学吗？大家知道，哲学的故乡不在中国，在西方，德国是哲学的故乡。所谓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换而言之，是一部中国文化史。冯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非但是写，写的目的是为了讲，这是冯先生的一部讲稿，是冯先生在美国大学开讲座的讲稿，在那个西方文化偏至（鲁迅语）的社会里，他大讲特讲中国文化，这便是一份勇气，一份责任感，甚或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这在六十年前的西方社会里，冯先生所做的这份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不是学哲学专业的，只是喜欢，正是因为喜欢，在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之前，我阅读过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陈志良的《与先哲对话——世纪转换中的中国与传统文化》等，对中国哲学思想多少有些了解，但始终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就是道家和道教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去过一些道观，也有把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聃）作为道教祖先的，那么道家和道教是统一的吗？这回读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才拨开迷雾见天日，原来道家和道教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是一种宗教。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道家把生死都看作是顺乎自然的事，而道教却千方百计要为人们寻找长生不老之术，是反自然的。我们以往总是说，中国没有严格的宗教，而儒家在中国长期的发展中就形成了宗教，叫儒教，所谓中国文化，最终的结局是儒、释、道的统一，而冯先生却认为，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这些观点对澄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模糊认识是颇有帮助的。

哲学家总是用哲学的眼光来解释世界的。中国的“五经”之首《易经》，即用变化的眼光来解释世界。此后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杨朱、韩非子等等，都是大哲学家，他们都用不同的眼光来解释世界。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顶峰，此后的哲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到了汉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哲学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所谓禅宗哲学；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侵入，中国哲学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格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为我打开了中国哲学的一扇窗，使我对中国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哲学的根本是一个“和”字，即便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儒家、道家等各哲学流派也不是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而是相互融合，也正是相互融合，才使中国哲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另一部书——《大国崛起》，让我思考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往何处去。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化中有精髓的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当然也有内闭和保守的部分，阻碍着我们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扬弃。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和合”，它能够容纳来自世界各个方面的文明。所以，只有当我们坚守自己的文化，在与海洋文明不断碰撞的过程中，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篇5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北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 关键词： 

哲学视角下的中国梦 篇6

五千年民族魂，生生不息；一代代炎黄种，风雨前行；挥汗水洒热血，为国强盛；一人梦民族梦，中国崛起。梦，是一个人头脑中的虚幻；中国，是我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中国梦”，则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给梦以现实的依存，又赋予中国美好的畅想——不过，每个人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每个人的立足点、着眼点也不同，所以，“中国梦”也因人而异。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地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梦，也是每个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下面就结合我所学的哲学原理来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梦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层不变的，一切物体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指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丧失历史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东西。

人类社会一直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

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随后，人们意识到了封建制度已不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它已经是腐旧了的事物，更认识到了以前的夜郎自大、“天朝上国”的想法不可取，应该有一种新的体制来代替旧的封建制度。于是不少仁人志士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图存之路，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这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有了如今的“中国梦”。

哲学原理指出：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先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一方面，质变体现并巩固着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质变又可以转化为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体现着事物的永恒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即实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这就要求人们要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

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这证明了一个铁律：落后就会挨打，生存必须自强。中华民族犹如一头沉睡的雄狮。在唤醒中华民族萌发出中国梦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屡踣屡起，不懈探索奋斗。真正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从蹒跚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从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到井冈山的星火燎原，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经过万里长征后在抗日烽火中再起，从奋起反击国民党军的全面内战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整整走过了109年，才迈出了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步。在这一百余年的前80年间，中国人民始终在黑暗中探索。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奋斗，才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在整个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国梦”牺牲了数百万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英烈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这都表明了在实现中国梦途中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同时也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

从哲学上来说，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在矛盾群中又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首先，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主要矛盾解决得好，次要矛盾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次要矛盾解决得如何，反过来又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其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即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严峻，阶级斗争普遍且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一直以阶级斗争为主，导致了对经济发展的忽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衰退；但是后来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那动荡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前进，甚至反而倒退了，而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这十年中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跟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此时，在中国阶级斗争不再

是主要矛盾，燃眉之急是要发展经济。于是，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使得中国梦得以往下发展的可能。从哲学原理的角度上讲，中国梦不仅是一种奋斗方向，也是一种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这种理论的形成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顶层设计上的指导思想，形成我们在复兴中华民族大业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解释，是一种思想价值在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各种层面上的理论原理的确立。中国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表述，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顶层设计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

中国的教育哲学 篇7

一、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地位的讨论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 使其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和结果, 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斗争、此消彼长, 但同时也相互借鉴吸收, 并且最后走向融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继续、深化以及不断地升温, 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大讨论。大致分为两大观点:“马冠儒心”和“儒冠马心”。

1.“马冠儒心”

很多学者在“中学强于西学”或者“中学不输于西学”的理念支撑下, 希望能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人文精神严重贫乏的时期, 能够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向传统回归, 寻求精神寄托, 重建民族文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中国哲学, 并把它当做一种“主义”, 用来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 以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思想, 改变当下西方学术文化盛行的状况。他们认为要坚持“马冠儒心”, 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单纯的外来文化, 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就必须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就会失去了它的存在载体, 没有依托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吗?所以, 国学者们认为应该是“马冠儒心”, 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优秀成果来激活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从而使传统文化再度复兴起来, 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

2.“儒冠马心”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的、辩证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儒冠马心”, 因为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循环文化, 体现为一种“超稳定结构”, 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的守旧。坚持“儒冠马心”, 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鉴辨, 继承和发扬, 然后将经过“扬弃”的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由上所述, 可以看出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

任何哲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也就是说, 它是关乎人的, 它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人所用, 文化也就是人化, 哲学也可以被视为是“人”的哲学。

人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大属性。人具有自然属性, 是自然机体的存在, 具有生命力和自然力, 也是具有生命机体所不可缺少的自然需要, 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 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才能够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 才能有劳动生产活动, 人是社会中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精神属性是人超越自然生命和社会本质的意识的属性, 它的产生根植于人的社会生活, 是人获得了社会本质之后才具有的, 它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心灵的境界和修养。

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数学教育 篇8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中庸；阴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数学教育

用“中庸”作为数学教育的指导思想

顾泠沅教授指出：寻找中间地带是一种智慧，一种不走极端而达到集大成的智慧. 这个不走极端的“智慧”，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一“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其核心思想是“执两而用中”，“执两”是指要控制住事物发展变化的两极或两个维度，“用中”是指要促进这两极的“和合、和谐”，而不是简单的“折中”. 《中庸》第一章“天命章”盛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西方似乎恰好相反，爱走极端，从美国摇摆多变的数学教育改革就可以看出. 20世纪60年代，受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影响，美国发起了“新数运动”数学教育改革，结果是过于强调数学结构思想的理解，忽视了数学基础的掌握，脱离了学生的认知实际；“新数运动”失败后，反思中美国在70年代提出了“回归基础”的口号，认为只要通过反复的讲授，大量和机械的练习，就可以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所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过度“回归基础”又导致了学生数学能力发展的不足，反思中美国在80年代提出了“问题解决”口号，强调要通过“问题”来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但这样又容易忽视数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使美国的数学教育仍未得到理想的效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数学教育界的最响亮口号是“大众数学”，但对此的过度追求又导致了数学教育的要求和水准普遍下降，忽视了数学优秀学生更高层次的培养.

可见，教育走向偏极必将是顾此失彼，这是把非常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后果.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已经试行了十年，新课程标准吸收了不少美国“先进”的数学教改思想，但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存在不少争议，试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为了促进现在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2014年郑毓信教授撰文提出“数学教育改革十五诫”：戒条之一——数学教学不应只讲“情境设置”，但却完全不提“去情境”；戒条之二——数学教学不应只讲“动手实践”，但却完全不提“活动内化”；戒条之三——数学教学不应只讲“合作学习”，但却完全不提个人独立思考；戒条之四——数学教学不应只提“算法的多样化”，但却完全不提“必要的优化”；戒条之五——数学教学不应只讲“学生自主探究”，但却完全不提“教师的必要指导”……，这些都是要求“执两而用中”，避免教学的失衡. 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庸”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教学指导思想，教学的效果和艺术性就体现在“用中”的水平上.

用“阴阳学说”作为数学教学的操作指导

“执两而用中”是宏观的教育指导思想，而《易经》中的“阴阳学说”就可以作为具体操作的指导了.

教育是复杂多变的，存在许多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两极，一极称为“阳”，对立的另一极则称为“阴”，这阴阳两极相对运动变化的关系在我国古老的“阴阳八卦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形象描述.

图1内部的“阴阳鱼”（白为阳，黑为阴）的寓意是：万事万物都存在阴阳对立的两极，这两极是辩证统一的，其一是“阴阳对立”，相互制约，即“阴消则阳长，阴盛则阳衰”；其二是“阴阳相生”，相辅相乘，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和合而生”；其三是“阴阳平衡”，即事物的阴阳两极总是处于不断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之中. 若能阴阳中和平衡，则“万物育焉”，即事物处于生生不息的发展状态；若阴阳偏极失衡，则事物将处于败坏状态，甚至趋向毁灭. 外部的八卦图实际上是对阴阳两极此消彼长变化过程的“量化”表示，是一种古老的数学符号.

阴阳学说是中医的基础性指导思想，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处理数学教学中矛盾对立的两极. 例如：

1. 基础（阴）与创新（阳）

阴阳对立——中国的数学教育过于重视“双基”而影响了创新能力的培养；美国的数学教育重视创新，但又忽视了数学基础的夯实.

阴阳相生——“没有基础的创新是空想，没有创新的基础是傻练”.

阴阳平衡——采取问题驱动的数学课堂教学和变式训练等方法，可以在“双基”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训练也必然会巩固和发展数学基础.

2. 应试教学（阴）与能力发展（阳）

阴阳对立——“统一的、稳定的、闭卷定时的笔试，能够考查的实际上只能是‘知识’，能力是很难检测的. 尤其是创新能力，几乎无法用这样的笔试进行检验”. 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数学应试教学的原则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结果往往是“仅仅把解题作为‘知识’学习，不提高到‘创新’高度加以重视，就会异化为刻板的套路，成为单纯应试的工具. 有些学生把题目做完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阴阳相生——“无知者一定无能”，能力强的学生基础肯定好，考试成绩也不会差. 2014年7月21日的《参考消息》摘登了2014年7月18日的《纽约时报》刊登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亨利·L·勒迪格的研究文章表明“考试能让学生聪明”，其实验研究发现“经过测试后，学生调取知识的能力增强，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而“学习的重要挑战便是避免遗忘”.

阴阳平衡——学生能力的发展当然有利于考试成绩的提高，只不过能力和素养的培养难以短期见效而已. 现在数学高考的改革越来越着力于数学能力和素养的考查，使急功近利、机械训练的“题海战术”越来越难以取得好成绩. 应试和能力发展其实并没有本质的矛盾，问题是在于心态和实际教学操作，只要不急功近利，制定好学生能力发展的长远计划，改进数学教学，就能够既完成“应试”的社会任务，又促进了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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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奠宙教授强调：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辩证统一，打好基础与创新发展的有效平衡，接受学习与自主探究学习的适度对接……等，都是要求我们教师要努力把握好复杂的教育系统中“阴阳”两极的平衡. 而阴阳两极是不断运动变化的，阴阳平衡是个动态的过程，要达到恰到好处的“阴阳中和”是不容易的，所以“教之道在于度”，以致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说：“教育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用“道法自然”理念来把握数学教育的自然本性

“道法自然”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经》的一个核心思想. “道”之意有二，一是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二是指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既指自然规律，也包括人类社会规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指出“道”的规律是遵循自然的本性. 数学是自然的，数学教育之“道”也应“取法于自然”，即要“以人为本”，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 教育是要服务于社会需要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以致教育常被违背其自然本性的功利性目的所异化，“应试教育”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教师要注意识别和排除被异化的教育教学，以“道法自然”，“教育自然”的理念，回归教育教学的本来面目，即如《庄子·山木》所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意指要讲究方法和技巧，努力去雕琢修饰，但最终追求的是回归事物本质的自然本性“朴”. 主要的任务有：

1. 把数学知识的“学术形态”转化成“教育形态”，使学生经历知识发生、发展的“再创造”过程.“学术形态”的知识记载的往往只是理论成形后的结果，忽略了知识形成的发生、发展过程. 若教师不理解教育或为图便利，简单地告知数学的知识结论，然后进行模仿训练，这就犯了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所言的“违反教学法的颠倒”错误，数学教学被异化为学生难以理解的“填鸭”.

2. 用“阴阳学说”协调平衡好影响教学的各个因素和矛盾，避免教育教学走向偏极而异化.

3. 借鉴理论，以实践为准绳，避免因机械套用教学理念或理论而发生的“为教改而教改，为形式而形式”的教学异化. 郑毓信教授指出，与传统的“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相比，广大一线教师应当更加重视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应盲目地去追随潮流，并应通过积极的教学实践与认真的总结与反思不断发展自己的“实践性智慧”. 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应用理论，但不能以理论为标准，而是要以实践为准绳，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的成功更多地是依赖教师对学生学习数学真实“自然”过程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教学实践经验.

用“天人合一”系统论来促进数学教学的整体优化

《周易大传》把人和自然看作是有机的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一气相通，一脉相承，“天人合一”是其所推崇的重要“易道”. 天道、地道、人道和谐一致，成为中华民族千年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 教育教学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有层次的大系统，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系统性整体思维来促进数学教学的整体最优化. 这首先要着眼于数学及数学教学系统的高度设计教学，要让学生在系统中认识局部的知识，其次要协调好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促进教学系统整体的最优化为目的. 下面就以高中数学必修一的《函数的单调性》的教学设计为例进行说明.

从高中数学教学的大系统来看，必修一“函数的单调性”是高一新生第一次学习（且要求应用）用抽象的形式化符号语言来刻画几何直观形象的变化. 高中数学最难之处就是抽象的形式化语言的理解及其推理. 所以这节课要着眼于学生抽象的形式推理能力培养的长远计划，定位于这个长远计划的开端，即这节课的境界要高，起点要低，难度要小. “境界要高”就是这节课要充分展示数学化的过程和思想，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形式化定义和推理的意义及必要性，做好学生能力发展和单调性应用的奠基工作.

从本章节的子系统来看，函数的单调性一般要上三个课时，第一节课的重点是单调性的意义及其形式化定义的理解和初步应用，第二、三节课则重在单调性的判断和应用.

第一节课子系统的教学环节和设计要求是：（1）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引入环节从属于配角地位，一般要在情境中直奔主题，不要纠缠过久，耗时太多. （2）问题引导，形成概念. 此环节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最有教学价值之处，可以不惜“笔墨”，要充分展现逐步数学化的过程、思想及其必要性. （3）说文解字，精确掌握. 这对函数单调性概念的精确理解是必要的，要结合正例和反例让学生准确理解概念的关键词. （4）练习巩固，形成技能. 单调性的形式化定义难以理解，也难以掌握，经过前三个环节的教学，学生对函数的单调性形成初步的较完整的认识后，就应该趁热打铁进行初步的应用训练，这也是增进单调性这种操作性概念理解的必要环节. （5）综合练习，反思总结. 这是本课的“收官”，是完善学生认知结构的“点睛之笔”. 本课的一环节是引子，二、三、四环节是核心和重点，五环节是总结和提升，这五个环节逐层递进，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优化的教学系统.

代钦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思维中整体思维独占鳌头，分析思维相当薄弱，整体思维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直观性、模糊性、牵强附会的神秘性等严重缺陷. 而西方擅长分析思维，欧美的数学教育理论具有实证、精确、逻辑等优点. 所以我们若能以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宏观指导，又善于实践中的反思分析和妥当应用欧美的教育理论，则必将会奏响“中西合璧”的美妙的数学教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