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流量的来源

分析流量的来源（精选4篇）

分析流量的来源 篇1

一、流量来源分析详解

1、搜索行为：主要指淘宝站内搜索，即淘宝主站、一淘网及其他可以连接到淘宝宝贝页面的搜索引擎中，输入宝贝名称寻找宝贝的行为，自然搜索流量是淘宝最优质的流量，他们是由用户自身的需求产生的，如果因此顾客产生购买行为且满意后，店铺会有较好的回头率

2、社区软文转化：指通过淘宝内外社区软文的引导，产生购买的行为，一般此时买家容易受到情绪性撩动和专业咨询知识的影响

3、社区互动工具：通过淘宝站内外社区互动工具，在互动中产生购买行为，此时买家有很强的人群属性，这与社区工具的形式和人群有关系

4、淘宝上各种能引流的促销活动

5、直接访问店铺：这部分流量来源于收藏店铺的老客户，将店铺宝贝加入到购物车的客户及自身店铺员工；再有就是跟直接推广店铺链接地址引来的浏览量有关系

6、硬广：所谓硬广一般指花钱进行推广，比如直通车、钻展等，也指跟店铺内促销活动关联

7、手机访问流量：店铺开通手机访问流量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智能手机风靡，放弃这一战场是绝对的失误

淘宝店铺的流量可以分为站内流量和站外流量，我们首先看一下站内流量

1、免费流量：包括淘宝搜索、淘宝类目、淘宝店铺搜索、商城搜索等，其他免费流量包括活动流量，这些在我们量子恒道，数据分析里面能够详细的看到

对于缺少流量的掌柜，一定要关注要自己免费流量，这部分流量和什么相关？1、2、3、4、宝贝标题关键字引流 上下架时间 宝贝类目相关性 宝贝属性相关性

5、店铺内功：宝贝描述、店铺装修等

2、付费流量：品牌广告、淘宝客、钻展、直通车、阿里旺旺广告、定价CPM3、老客户流量：做好这部分流量就要在销售过程中，维护好新客户，转化成老客户，收藏店铺、收藏单品、加入购物车等方法

4、站外流量

分析流量的来源 篇2

1 孔板流量计的组成和原理

1.1 孔板流量计的组成

标准孔板流量计由截流装置, 信号引线和二次仪表系统组成。其中节流装置是使管道中流体产生静压力差的装置, 主要由标准孔板, 取压装置和上下游直管段组成。

1.2 基本原理

充满管道的流体, 当它流经管道内的节流件时, 如图所示, 流速将在节流件处形成局部收缩, 因而流速增加, 静压力降低, 于是在节流件前后便产生了压差。流体流量愈大, 产生的压差愈大, 这样依据压差来衡量流量的大小。如图1所示。

2 孔板流量计的计算方法和参数变量分析

这种测量方法是以流动连续性方程 (质量守恒定律) 和伯努利方程 (能量守恒定律) 为基础的。

2.1 流量计算公式

根据《天然气流量的标准孔板计量方法》 (SY/6143-2004) 给出的天然气在标准参比条件下的体积流量计算实用公式:

式中:

Qvn为天然气在标准参比条件下的体积流量;

Avn为体积流量计算系数;

C为流出系数;

E为渐进速度系数;

d为孔板开孔直径;

FG为相对密度系数;

ε为可膨胀系数;

FT为超压缩系数;

FZ为流动温度系数;

P1为孔板上游侧取压孔气流绝对静压;

△P为气流流经孔板时产生的差压。

2.2 由参数的确定分析流量测量的误差源

1) Avn确定方法:视采用的计量单位而定

秒体积流量 (m3/s) Avn:=3.1795×10-6;

小时体积流量 (m3/h) Avn:=0.011446;

日体积流量 (m3/d) Avn:=0.27471。

2) C确定方法:里德-哈利斯/加拉赫 (Reader-Harris/Gallagher) 公式

式中:β=d/D——直径比;

Re D与D有关的雷诺数;

A= (19000β/Re D) 0.8

M'2=2L'2/ (1-β)

L1=l1/D——孔板上游端面到上游取压口的距离除以管道直径的商;

LL''22==ll'2/D——孔板下游端面到下游取压口的距离除以管道直径的的商商 ( (符符号L'2表示自孔板下游端面为起始位置的有关下游间距, 而而LL22表表示示自孔板上游端面为起始位置的有关下游间距) ;

D——mm;

对于角接取压法L1=L'2=0;

对于D和D/2取压法L1=1, L2=0.47;

对于法兰取压法L1=L'2=25.4/D

3) ε的确定方法

ε=1- (0.351+0.256β4+0.93β8) [1- (P2/P1) κ]

(1)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κ为等熵指数, 等熵指数是压力和温度的函数, 必要时采用κ=1.3;

P2为孔板下游侧绝对静压P2=P1-△P。

(2) 涉及到的独立变量

P1为孔板上游侧绝对静压;

△P为差压, 计量仪表的实测值。

4) d的确定方法

d=d20[1+λd (t1-t20) ]

(1)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λd孔板材料在20℃~t1范围内的线膨胀系数, 根据孔板材料为确定值

(2) 涉及到的独立变量

d20为孔板开孔在20℃下的实测值

t1为天然气流过节流装置时的实测气流温度。

5) E确定方法

(1)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β=d/D

(2) 涉及到的独立变量

d20为孔板开孔在20℃下的实测值;

D20为管道在20℃下的实测值。

6) FG的确定方法

(1)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Gr——气体的真实相对密度;

(2) 涉及到的独立变量

天然气的摩尔组分值

7) FT的确定方法

(1)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T1=t1+273.15

(2) 涉及到的独立变量

t1-_气体的实际测量温度

8) FZ的确定方法

Zn为然气在标准状态下的压缩因子,

Z1为然气在工作状态下的压缩因子

涉及到的中间变量:

Zn、Z1这两个变量都可以通过计算和测量两种方法来确定, 可以遵照标准GB/T17747.2天然气在工作状态下的压缩因子《天然气压缩因子的计算用摩尔组成进行计算》和标准GB/T17747.3《天然气压缩因子的计算用物性值计算》来计算。压缩因子和密度互为函数关系, 一般只需测定一个。

由以上参数的确定方法可以看出, 在参与计算的参数中, 有些是无法实测的, 称为统计量, 例如流出系数C, 可膨胀性系数ε, 其他的参数都可以通过测量单独变量计算得出, 这些单独变量包括测量管内径d20, 孔板开孔直径D20, 差压△P, 天然气流动的热力学温度t1, 天然气流动时上游测的压力P1, 相对密度, 天然气压缩因子。下面就针对这些参数和变量的性质, 分析其误差产生的原因, 在实际应用中, 采取相应的措施, 使天然气计量误差得以降低。

3 天然气计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3.1 统计量的误差分析

1) 流出系数C

对于流出系数C的研究, 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 通过丰富和充分的试验数据, 人们对影响流出系数的因素有了许多的认识, 影响流出系数偏离的原因[2]:

(1) 仪器本身产生的误差

(1) 孔板入口直角锐利度超出标准规定; (2) 管径尺寸与计算不符; (3) 孔板厚度误差; (4) 节流件附件产生台阶、偏心; (5) 孔板上游端面平度; (6) 环室尺寸产生台阶、偏心; (7) 取压位置; (8) 焊接、焊缝突出; (9) 取压孔加工不规范或堵塞; (10) 节流件不同轴度。

(2) 安装误差

管线布置的偏离, 管线布置的偏离造成的安装误差是普遍性的, 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场不能满足直管段要求的长度。

(3) 使用误差

(1) 孔板弯曲 (变形) ; (2) 上游测量管沉积脏物; (3) 上游端面沉积脏物; (4) 孔板入口直角边缘变钝、破损; (5) 雷诺数范围不符合标准规定; (6) 管道粗糙度影响 (管道粗糙度增加、管道粗糙度变化) 。

2) 可膨胀性系数ε

可膨胀性系数ε是对流体通过节流件时密度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流出系数变化的修正, 它的误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常用流量下ε的误差, 即标准确定值的误差;其二为由于流量变化ε值将随之波动带来的误差。一般在低静压高差压情况, ε值有不可忽略的误差。当△P/P≤0.04时, ε的误差可忽略不计。

3.2 实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

1) d20、D20误差产生的原因[1]

对于δd/d及δD/D的数据, 应是一种在严格的检定条件下 (人员、设备、方法、环境等符合有关标准) , 认真按照有关检定规程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对新制造的或使用中的孔板及测量管进行检定时所允许的测量不确定度, 即δd20/d20≤±0.07%、δD20/D20≤±0.40% (下标20表示检定状态) 。但由于要考虑现场的实际工况条件, 因此这种检定要求忽略了如下一些影响因素:

(1) 未对d20及D20进行实际工况条件下的温度修正;

(2) 现场配备的长度计量器具 (如游标卡尺) 往往不能按期送检, 现场计量人员也未进行长度计量测试方面的专业培训;

(3) 对在用中的测量管, 几乎都未考虑腐蚀、变形及积尘附着等对其实际内径产生的变化;

(4) 由于测量管内部结构的特殊性, 部分生产厂家目前只选择了分别距孔板上、下游端面0D (或0.5D) 的两个截面进行内径测量, 并将平均值刻在铭牌上供用户参考, 一般的标准都要求至少测量4个截面。

这些因素导致了实际工况条件下孔板孔径及测量管内径的测量不确定度往往会超出标准规定的范围, 即δd/d>±0.07%、δD/D>±0.40%。

2) P1、△P、t1误差产生的原因

这几个变量, 都属于二次仪表测量数据, 根据这些参数的产生和测量过程, 误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数据的产生

对于差压和压力信号, 正确的取压孔及引压管线的制造、安装及使用是保证获得真实数据的关键, 这些影响因素很多是难以定量或定性确定的, 只有加强制造及安装的规范化工作才能达到目的。对于温度数据而言, 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被测流体内部的温度是数据真实的关键, 主要是感温元件与气流的接触是否良好, 包括感温头的安装位置、插入深度、方向以及表面的清洁程度等[1]。

(2) 数据的测量与传递

仪表选型是否合适, 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运行是否正常都是数据测量和传递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

3) 相对密度, 天然气压缩因子误差产生的原因

相对密度, 天然气压缩因子都属于气体的物性参数, 天然气组成分析数据是用于物性参数计算, 并通过物性参数间接影响流量计算结果。天然气物性参数测量的准确度, 取决于天然气取样技术。天然气取样技术是关系到所取样品是否有代表性总是不但影响到天然气组成分析结果, 也影响到物性参数的测量结果。取样技术由三个因素组成, 即取样点分布、取样方式和取样周期。

(1) 取样点分布

取样点的分布决定了所取的天然气样品是否有代表性。

(1) 对于多气源的输配气计量站, 可在气体入口下游与流量计上游之间能使天然气充分混合的汇管处设置取样点; (2) 对于单一气源的输气计量站, 可在气体入口处设置取样点; (3) 对于流量大的用户, 如果用户需要, 可在流量计的上游或下游不影响流量测量准确度的管道或汇管处设置取样点。

(2) 取样方式

取样方式有边连续取样、累积取样和单点取样3种。连续取样是与在线分析相结合的。累积取样要求有控制流入取样钢瓶的流量控制装置, 注入钢瓶的流量与钢瓶的容积、气源压力、计量点流量大小和收集样品的周期有关, 技术比较复杂。单点取样是最简单的取样方式, 在国内被广泛地应用。

(3) 取样周期

对于连续取样方式, 取样周期取决于在线分析周期, 在累积取样方式中, 大多是一周收集一次。在单点取样方式中, 国外大多是一天取一次, 国内一般是一个月或一个季度取一次。

4 实际应用中的控制措施

1) 节流装置设计, 制造和安装规范化;

2) 加强对重点设备的检查维护和保养:

(1) 孔板

检查内容包括:

(1) 定期检定;

(2) 定期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

(3) 上游端面无可见损伤;

(4) 上游边缘无卷口, 无毛边, 无目测可见的异常现象当孔板大于或等于MM时, 目测检查, 将孔板上游端面倾斜, 用日光或人工光源射向直角入口边缘, 边缘无反射光束;

(5) 下游边缘无毛刺, 划痕和可见损伤;

(6) 定期排污和清洗。

(2) 气路

主要检查从孔板阀到各个变送器的气路是否有泄漏、堵塞等现象, 气路中是否有液体存在, 主要是引压管的接头、三通、针形阀、放空阀以及三阀组等各个部位

(3) 二次仪表

在保证仪表选型和精度等级正确的基础上, 定期对仪表进行维护和保养。主要包括:

(1) 定期检定;

(2) 检查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的零点。

(4) 流量计算机

主要是对流量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参数设置及计算的准确性进行检察, 主要有以下内容:

(1) 通道的检查;

(2) 参数设置的检查;

(3) 计算准确度的检查。

可通过一些简便实用的流量计算软件在相同条件下的计算值与流量计算机的计量值进行对比, 分别计算机组数据, 观察结果是否相近。

5 结论

总之, 只要从设计、安装、使用等方面都严格执行有关标准, 用孔板流量计计量天然气的准确度将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罗明强, 张金鹏.对天然气流量测量不确定度问题的认识.

[2]陈朝书.天然气计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油气储运.

现状偏好的来源和成因分析 篇3

关键词：现状偏好；不确定性；决策；来源；成因

一、 现状偏好的定义

现状偏好现象对人们的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即以行为经济学的这一主题作为关注对象，着重分析其来源和形成原因及其现实中的体现，旨在为选择和决策的行为研究拓宽视野。

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倾向于什么都不做或者保持现在或之前的决定不变。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定义是：“个人的更喜欢保持现状的倾向”。Samuelson 和Zeckhauser（1988） 把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或选择时倾向于保持已有选择的行为定义为现状偏好。

现状偏好意味着人们在做出某些选择时，并不总是根据传统经济理论的最优化假设来决定或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是倾向于依据过去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选择的影响。因此，现状偏好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微观假设的一种修正。

投资者现状偏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一个典型问题。例如，一个人过去投资于某只股票， 那么现在他也倾向于投资于这一特定的股票， 即使这个选择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最优的。投资者现状偏好主要来源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获得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易观测的评价阶段。

二、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状偏好现象开始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Knetsch和Sinden（1984）做了一个有关现状偏好的实验，他们将参加实验的学生分为两组，分别让他们做了一份简单的小问卷，然后给了其中一组学生每人一个精致的小瓷杯；给了另一组一大块瑞士巧克力作为小问卷的礼品。最后两组学生被放到一起，并告知他们可以通过举一块写着“交换”小卡片来与另一组交换礼品。尽管与这种交换相关联的成本非常小，接近90%的参与者仍选择保持自己的礼品而不交换。

Samuelson和Zeckhauser（1988）第一次将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引入到了现状偏好现象的研究中。他们的现状偏好研究涉及道路行车安全、商业竞标、职业选择、政府决策、汽车颜色、农业灌溉和公司选址等方面的选择问题。此外，他们还运用实验的方法分析了哈佛员工的养老金计划， 发现这些人都表现出显著的现状偏好。

Kahneman、Knetsch和Thaler（1991）从禀赋效应、厌恶损失等角度研究现状偏好的来源。Hartman、Doane和Woo（1990，1991）在针对加利福尼亚电力的消费者的调查中发现了现状偏好现象。Schweitzer（1995）通过研究，发现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财务决策中，人们也存在显著的现状偏好倾向。Roca， Hogarth和Maule（2006）研究了现状偏好倾向与模糊搜索的关系；Burmeister和Schade（2007）针对企业家的决策行为展开实验研究，证实存在现状偏好现象；Pietro Ortoleva（2010）则从应对不确定性视角对现状偏好现象作了理论解释。

在现状偏好研究中，投资者现状偏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一个典型问题，很多学者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Patel、Zeckhauser和Hendricks（1991，1994）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们倾向于投资那些过去购买过的基金。Agarwal、Daniel和Naik（2004）在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中同样发现了现状偏好现象。Kempf和Ruenzi（2004）的实证研究显示， 美国共同基金市场存在现状偏好现象， 而且其现状偏好系数的大小与这一基金类别的可选择数目成正比。此外，Ameriks和Zeldes（2001）研究了家庭的投资组合， 发现他们投资组合的构成很少变动， 即家庭投资组合同样存在现状偏好现象；Madrianh和Shea（2001）研究公司雇员参与一个特定储蓄计划的行为， 发现雇员在选择储蓄计划时存在着现状偏好的惯性现象；Agnew、Balduzzi和Sunden（2003）在研究美国投资者养老金账户时， 也发现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存在现状偏好现象。

国内关于现状偏好的研究并不多，多以实证为主。

郭杰、洪洁瑛（2008）以国内基金市场过去现金流入的增长对当前现金流入的增长的影响来衡量现状偏好， 并选择2001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国内基金市场不存在显著的现状偏好现象。作者认为，市场投机氛围浓厚是基金市场现状偏好不存在的重要可能原因。

任广乾、李建标等（2011）利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框架效应、投资者情绪和信息结构对投资者现状偏好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差值投资组合框架中被试的现状偏好程度高于比率投资组合框架中被试的现状偏好程度，三种情绪组中均存在投资者现状偏好，被试者选择信息结构确定选项是选择信息模糊选项的5倍。

张晓慧、肖斌（2011）选择国家的能源安全预期和现状偏好两个变量来解释大国的能源外交决策行为，文章认为，若对能源安全的预期低，决策者对国家现状偏好更倾向于损失，为避免更多的损失，决策者更有可能选择进攻型能源外交；如果对能源安全的预期高，则决策者对国家现状偏好更倾向于收益，为维持现状，决策者更有可能选择防御型能源外交。

三、 现状偏见的理论解释

现状偏好作为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或来源是复杂多样的，对个体而言，也是存在差异的。其中，既可分为理性的、自利的因素，也可分为非理性的、由复杂人性所影响的因素。对于现状偏好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三大类， 即转变成本和不确定性、认知偏差、心理因素。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现状偏好的来源和成因进行了归纳，也作为必要的补充。主要包括：

1. 不确定性决策。在经典的搜索理论中，可能的选择集合是未知的，即使没有搜索转变成本，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存在也会导致现状偏好现象的产生，因此，现状偏好的出现是与不确定性息息相关。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不完全。正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决策者不能对所有的选择做出全面的评估，进而导致了对其他选择后果的不确定，从而有可能倾向于不改变。

不确定性情境产生了几种主要的决策理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信息耦合理论、权变模式理论、归因理论等。其中，对现状偏好的解释最能得到学界认可的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前景理论将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估两个阶段。用函数方程表示为：

Ｖ＝∑π（ｐ）*ｖ（ｘ）

其中π（p）是决策权重，v（x）是价值函数，价值函数v（x）反映后果ｘ的主观感受值。前景理论分别以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替代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函数和主观概率模型。

Kahneman 和 Tversky（1979，1984）发现， 投资者的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是S型的，即对于收益，价值函数是凹（Concave）的；对于损失， 价值函数是凸（Convex）的。在决策过程中，人们赋予损失的权重明显大于赋予获得的权重。通俗点说，等量的损失带来的痛苦要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Kahneman和Tversky（1991）通过研究证实，人们对损失的价值感知通常是相同数量所得的两倍。

当人们需要在保持现状和重新做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以现状作为参考点（Reference Point），人们把潜在的损失看得比潜在的收益要重，所以更加倾向于保持现状。因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状偏好现象的产生。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也可以用来解释现状偏好的形成。Thaler（1991）认为，人们在拥有某一样物品之后对这样物品价值的评价要远大于没有拥有其之前。也就是说人们更加看重自己的物品的价值（类似于敝帚自珍效应）。当面临选择时，人们对自己原先的决定的评价往往更高，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对其正确的利弊权衡。一定程度上，禀赋效应也可以说是损失厌恶的一种极端情况。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也对现状偏好现象有一定的影响。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出评估时，会不自觉的将一些初始的信息作为“锚”，以“锚”为基准进行评估。在做决策时，人们往往过分看重初始信息的作用。而现状（Status Quo Aalternative）就是起到了“锚”的作用，使得保持现状在决策衡量时占据着不对称的优势。

2. 转换成本。虽然行为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假设过于理想化，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人们往往还是能做到有限理性的。在现状偏好的成因中，也有人们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理性决定的因素。当决策者考虑到改变决定所产生的成本可能大于改变选择之后产生的正向收益之后，他就会保持原有的决定不变，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转变成本（Transition Costs）是指人们在下一时期做出与上一时期不相同决定时所花费的成本， 比如信息搜集成本。一般认为，如果人们在不同时间面对的是相同和独立的选择集的情况下， 那么他们会在相邻两个时期做出相同的决定。然而， 在更多的情况下， 人们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选择集是非独立的。转变成本的引入使得现状偏好变为合理的选择， 当转变成本大于不同决定所带来的收益时， 人们会理性地保持与上一期一致的选择。

3. 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新经济史先驱诺斯（Douglass C. North）提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认为，在给定的环境下，一个人面对一系列的决定所做出的选择受限于他以前所做出的决定，即使以前的环境可能与现在的毫不相关。诺斯认为，路径依赖就好像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中，就有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即使之后决策者有意对路径做出一些调整，但这样的调整往往不足以摆脱原来的路径。在做决定时，现状选择往往就是“路径”，决策者容易保持路径不变，即产生现状偏好。

此外，心理学和经济学实验也表明，行为人受过去经验的影响，经验增加了行为人对现状偏见的敏感性，从而让人更加偏好于现状。Brockner和Rubin（1982）做了一个关于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现状偏好的研究。他们发现， 在连续的决策过程中， 人们不愿意放弃过去的损失（Cut His Losses）。这就是说，与传统的“经济人”模型不同，个人在决策中会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沉没成本是指的是已经发生或承诺的，无法收回的成本支出，不会影响当前决策。但人们实际在做决策时，往往会不愿意放弃已经投入的成本，或对过去的损失总是难以忘怀，或者希望证实过去决策的正确而做出连续的一系列表现为现状偏好的选择。这就说明了沉没成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现状偏好现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在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入是最终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一大原因。一般来说，在现状决定中投入越大，该决定被保留的趋势就越强烈。

4. 个性心理因素。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家发现人的行为模式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不同。现状偏好的产生可能由许多心理因素造成， 如避免后悔（Regret Avoidance）、避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或是使事物显得可控（Feel in Control）等。

Kahneman和Tversky（1982）的研究发现，避免后悔（Regret Avoidance）的心理对决策会产生影响。Gleicher 等根据行为人有无采取行动把后悔分为两类：一是对已经采取行动产生某种消极结果的后悔；二是对没有采取某一行动产生消极结果的后悔。人们对于新的决定所导致的坏结果所产生的后悔情绪要大于不做新决定（保持现状）而导致同样的坏结果所产生的后悔情绪，换句话说，改变现状可能比保持现状带来更大的后悔感。避免后悔的心理支持了现状偏好和常规行为， 也强化了人们遵从社会习惯的做法。所以，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免后悔的心理是现状偏好产生的一个原因。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是许多行为学模型的核心，即人们很难同时维持两个相互冲突的想法和连续保持认知的一致。根据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狄更斯（William Dickens）的理论观点，在个人决策领域，个体会尽量追求决定的一致性，个体在决策中避免认知失调也是现状偏好的成因之一。

使事物感到可控的努力（Efforts to Feel in Control），力求掌控全局的幻觉也是现状偏好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Langer（1983）针对足球卡牌的价格评估问题做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第一小组（自己选择）的平均报价是8.67美元， 而第二小组（非自己选择）的平均报价是1.96美元，这说明，人们通过保持自己的决策可以给自己带来控制的幻觉。

5. 群体互动和从众行为。社会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具有从众心理（Conformity），当决策者行动时，常常考虑他人的判断和行为，即使知道其他人是一种从众行为，完全理性的人也会参与其中并采取类似的行为。如果脱离了大多数，会让人产生不安感，尤其是对自己缺乏自信的时候，这种心理效应会更加显著。

从众，是人类由于其社会性而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经常在一起交流的人由于互相影响，因此他们往往具有类似或者相近的思想和行为。具体来说，从众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寻求社会认同感和安全感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倾向，即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较大的群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以便得到群体的保护、帮助和支持。

因此，从群体互动的视角来看，从众行为也会让人宁可维持现状而放弃改变，从而形成现状偏好。

6. 现代脑科学的观点。美国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克拉琴斯基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要求正值青春期的学生评估与他们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重金属或者乡村乐）有关的论点，实验结果表明，学生会捍卫他们喜爱的音乐，在推理上存在偏见。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漫长的进化过程造就了人类现在的大脑，人脑的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进化年龄，功能也存在差异。进化年龄较老的大脑区域——下皮层和边缘区——往往与情绪或者无意识反应有关；进化年龄较年轻的大脑区域——例如前额皮质——负责抽象推理、语言以及意识性更强和目标导向程度更高的行为。进化年龄较老的大脑区域被较年轻的区域包裹，两者之间紧密联系。

这种进化上的顺序意味着偏见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情绪往往凌驾于有意识的想法之上，即感性支配理性；在意识到自己开始理性思考前，我们的情绪往往先一步做出决定；并且，大脑会捍卫已有的信仰，抵制与其相反的言论和观点，从而导致我们产生偏见而不自知。

参考文献：

1.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1979，47（2）：263- 291.

2. Loomes， Graham & Sugden， Robert， 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 nomic Society，1982，92（368）：805-824.

3. Knetsch， Jack L & Sinden， J A， Willingness to Pay and Compensation Demand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an Unexpected Disparity in Measures of Valu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IT Press，1984，99（3）：507-521.

4. Samuelson， William & Zeckhauser， Richard，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Springer，1988，1（1）：7-59.

5. Hartman， Raymond S. & Donae， Michael J. & Woo， Chi-Keung， Status quo bias in the measurement of value of service， Resources and Energy， Elsevier，1990，12（2）：1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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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立明，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

分析流量的来源 篇4

关键词：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03-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1

Chinese Elderly’s Main Economic Resource and Cohort Change

DU Peng， XIE Lil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data and analyzing method， previous studies of elderly’s main economic resource are insufficien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first， when does transition begin before 60？ Second， how does the economic resource change as the 2000 cohort of elderly growing older？ This study uses the 6th census data to demonstrate the transitional trend of economic resource by analyzing data from the age of 45. Moreover， trace the 2000 cohort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main economic resource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elderly rely on pensions experienced a ladderlike transition； 2） 60 to 69 was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change and gradually became stable after 75. In urban area， the rank of labor income and pension switched at 60 forming “scissorlike” distribution， while in rural area， the rank of labor income exchanged with family support forming “sandglasslike” distribution； 3） the older people had better selfsupport capabil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older people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 but also embody the national level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older people； main economic resource； cohort study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从1994年开始关注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变动情况，现有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运用横截面数据比较老年群体内部的主要生活来源差异。如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1～3]、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差异等[4～5]；二是运用不同时期的数据比较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不同学者们利用1994年、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6～8]，发现老年人对子女供养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从单一来源转变为三大支柱，且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在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勾勒出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致结构，但或因为数据，或因为分析方法的限制，两类研究在分析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利用横截面数据开展的研究中，大多采用60岁作为分析起点，这对于分析进入老年期后主要生活来源的状况固然没有问题，但却不能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例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一半（47%）的60岁城镇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但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具体是从何时开始低于离退休金的我们不得而知，而两者的交叉点对于研究提前退休现象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例如城镇女性在60岁时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家庭供养和离退休金，仅为18.4%，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转变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需要将现有的分析年龄往前推移，并且采用单岁组进行分析，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做到这么细致。

另一方面，在分析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时，已有研究是将不同时期的相同年龄组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更多体现的是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带来的变化。例如，由于新进入60岁的老年人在早期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比10年前60岁的老年人有所改善，使得依靠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批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会发生变化？例如，2000年60岁的老年人活到2010年70岁时，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保持不变？依靠子女供养的比例是否会提高？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针对上述发现的两点不足，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普查数据，以45岁作为起始年龄，采用单岁组分析不同性别和城乡之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差异，以期呈现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结构的整体趋势和转折点。此外，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将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视为一个队列，分析该队列老年人10年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二、数据与定义

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分析起点。在2010年的调查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其他，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失业保险金、财产性收入和其他归为一类，最终划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五大类。

2000年的调查中规定“未工作者主要生活来源”问题一共有6个答案选择，分别为退休金、基本生活费、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为了跟2010年进行对比，将基本生活费归为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都归为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调查中只针对没有工作的老年人调查主要生活来源，而本文考虑的是全部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因此只能将劳动收入作为仍在就业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一推论虽然不是直接调查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果，但从各方面的数据分析看，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9]。

三、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现状

1.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由家庭供养（40.7%）、劳动收入（29.1%）和离退休金养老金（24.1%）组成，以这三种形式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93.9%。虽然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仍然集中在家庭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这三大支柱上，与2000年的普查结果相同。但与10年前相比，各部分所占比例出现了明显变化。依靠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的老年人比例与2000年相比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值得注意的是，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例比2000年的19.6%增加了4.51个百分点。此外，依靠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比例从2000年的1.6%增长到3.9%，提高了一倍多，成为各种主要生活来源中变化最大的一类[10]。

图1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数据来源：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不同年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异。劳动收入是低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如图1所示，随着年龄增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相交于67岁左右，之后家庭供养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与2000年相比，离退休金养老金呈现出“阶梯状”趋势，分别在50岁、55岁和59岁前后有明显的提高，这主要是受我国退休制度的影响，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一般是60岁退休。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退休制度不断完善，新进入老年期的人口年轻时工作的比例会提高，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阶梯状”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会逐渐减小，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会逐步提高。

2.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性别差异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最高，达到36.6%，其次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比例分别为28.9%和28.2%。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有52.6%的女性老年人生活主要来源是子女或者其他家人的经济支持，比男性老年人高出24.3个百分点，见图2。可见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相比男性更低一些。

图2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从分年龄情况来看，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更加突出。男性在69岁以前都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而女性从62岁开始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就超过了劳动收入。在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60%的男性高龄老年人依靠家庭供养生活，而女性高龄老年人则高达78.3%。在离退休金养老金方面，男女也有显著差别。男性从50岁开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出现缓慢上升，从58岁左右开始经历一个陡然上升的过程，60岁以后增长趋势又趋于平缓，维持在30%左右。这种变化正好印证了提前退休现象的大量存在，排除一些特殊工种允许55岁退休，有超过10%的男性至少在57岁左右就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不仅加剧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矛盾，还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讨论延迟退休的同时，首先应该整顿提前退休现象。相比之下，女性提前退休的现象并不突出，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比例在49～50岁之间经历快速提高，之后便趋于平缓，维持在20%左右，直到70岁左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主要跟过去妇女工作参与率低有关。

3.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城乡差异

在城镇，全国以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比例依次占老年人口总体的12.9%、50.1%、31.4%和3.1%。农村各主要生活来源相应的比例为41.2%、4.6%、47.7%和4.5%。从图3可以清楚地看到，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构成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城镇，是由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形成的三根支柱，而在农村则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两大生活来源。

图3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在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人数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在45岁到73岁之间呈上升趋势，之后趋于平缓，两者在60岁交汇形成“剪刀型”分布；而以家庭供养和低保为主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中国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以家庭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两种来源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各占大约45%）。以离退休金养老金或低保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涨，但其基数和上涨幅度都非常小，其比例在各年龄段中均低于10%。

从城乡分性别的情况来看（见图4），城镇男性中老年人生活来源更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各个年龄对家庭的依赖都低于城镇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城镇男性的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构成的“剪刀”开口比城镇女性大，交汇点在60岁左右，比女性的55岁延后了5年。农村男性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了一个左大右小的“沙漏”，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的交汇点在70岁，之后，家庭供养为主的比例取代了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成为农村男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与农村中老年男性基本相似，但与农村中老年男性不同的是，农村女性“以劳动为主”和“以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变化呈一个均匀的“沙漏型”分布，两者的交点比男性年龄低，大约在65岁左右，在此前后，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比例此消彼长。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的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弱，其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甚至低于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因而农村女性老年人应该成为最受关注的老年人口群体。

四、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在过去的分析中，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研究者往往使用图5的方法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但是这种比较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年龄的影响作用，因为使用横截面数据的比较，不能排除时代和老年人口代际更替的影响。例如，在利用2010年的数据比较60岁和70岁组的老年人生活来源的变化时，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女性老年人年轻时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进而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待遇的比例可能更高，经济独立性更强。尽管从图5和图6来看，两种比较方式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但是用图5这种方式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并不准确。更好的方式是使用图6中的相同队列进行比较分析，例如2000年60～6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与2010年70～7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相比，可以更有效地排除老年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的影响，减小误差。

为了进一步说明两种分析方式的区别，笔者在表1中将队列变化与截面数据变化进行了对比。其

图4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5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6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变化

中，“队列变化”是指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与10年前相比发生的变化，“截面变化”是指2010年各年龄组与同年上一个10岁组相比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两种方式比较出来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以队列方式分析时，各年龄段劳动收入的减少比例比用2010年截面数据分析减少的比例更大。以70～74岁组为例，2000年60～64岁的老年人口活到2010年时，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为18.1%，比10年前减少了31.9个百分点。若同2010年60～64岁组的老年人相比，则比同年年轻10岁的老年组低30个百分点。虽然从百分数来看差异很小，但这说明，2010年新进入60～64岁组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较2000年60～64岁组的比例小，结合离退休金养老金比较就会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有所提高而产生的。因此，如果单纯看年龄的影响，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减少幅度更大。其他类型的生活来源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变化，如果以队列分析，各年龄组的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可能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普及有关，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原来没有社保的老年人获得了社会保障。而如果以截面数据比较，整体变化并不明显且有减少的趋势，这是因为新进入各个年龄组的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更强，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新进入各年龄组的老年人。又如依靠家庭供养，虽然从队列和横向的比较来看，比例都是随着年龄提高有所提高，但是截面的变化明显大于队列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大的变化，则可能夸大年龄提高对家庭供养依赖性增大之间的关系。可见，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误差，使用队列的分析方式更为准确。下面笔者就以队列的方式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如果把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作为一个队列来分析，将其与2000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25.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明显提高，比10年前提高了16.7个百分比。相比之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比较稳定。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75岁以后逐渐保持稳定。在此之前，主要是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此消彼长的变化。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老年人由于健康可能出现较大变化，使得其参与劳动的能力减弱，主要生活来源从劳动收入转变为家庭供养，其中农村老年人受此影响更为突出，尤其是农村高龄老年人。从表1可以看到，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生活来源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依靠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的同时，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提高幅度最大，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高龄农村老年人由于健康问题不得不停止劳动后，转为依靠低保生活，这部分老年人面临健康经济状况差、无子女供养的多重危机，政府应该给予重点扶持。

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间，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都有大幅度下降（见表2），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变化最为明显，比10年前下降了26.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女性退出劳动的时间都早于60岁，这与前面分析的女性收入来源转折点吻合。对于女性老年人而言，尤其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仍然十分突出，但75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10年后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减少了2.8个百分点，这主要与高龄女性老年人丧偶率高，以及女性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对老伴的依赖有关，可见婚姻对女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些变化主要与近10年来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城乡低保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密切相关。但由于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筹集资金难，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依靠这部分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起始年龄，分单岁组对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结合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队列的角度分析了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总体而言，2010年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但是与2000年相比，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有所改善。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退休制度影响，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都呈现出阶梯状变化趋势，男性在58～61岁之间快速提升，女性在50岁左右快速提升。

在城镇，离退休金养老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农村则依靠自主劳动收入。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相对过去都有所增强，但增强的方式不同。随着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城市老年人的社会养老程度提高，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来维持日常生活。但在农村，由于养老观念改变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的原因，许多老年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因而，他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可能较差。从分年龄的变化趋势来看，城镇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排位在60岁时出现交换，形成“剪刀型”分布；而农村老年人来源单一，以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

通过比较两种分析方式，文章指出，考虑到老年人口内部的代际更替，以往利用同一年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存在误差，虽然总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会夸大高龄老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从队列分析的结果来看，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与老年人的健康变化有一定关系，而农村高龄老年人受此影响最为突出。75岁以后，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逐渐保持稳定，但由于女性丧偶率高于男性且对老伴经济依赖强，因此，高龄老年妇女丧偶后如果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很容易陷入贫困和老无所养的困境。

此外，分城乡的分析结果为提前退休现象提供了数据支持。队列分析发现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比10年前有一定提高，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扩大了参保条件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障。可见，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不仅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体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今后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可以进一步挖掘主要生活来源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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