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精选2篇）

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篇1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隋唐时期佛教美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隋唐时期佛教美术的艺术特点 授课过程：

社会历史背景

从隋代581年建国开始到唐代907年灭亡，300多年间是封建社会繁荣的阶段，隋代建国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接受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取得了统一，社会向前发展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唐代开国以后吸取了隋代灭亡的教训，调整了一些政策，唐初的一些皇帝都是非常具有政治才干的，所以在100多年中取得了社会长期的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富足，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文化交流也非常平凡。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取得了唐代美术辉煌的成就。唐代美术成就为各方面，在绘画方面，题材表现有了多方面的发展，虽然是以人物画为主，如有初唐时期的阎立本为代表的表现重大政治题材的人物画，盛唐时期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壁画，中晚唐时期以周肪为代表的表现宫廷妇女精神状态的侍女画，何以盛唐以李思训、李召道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以及以韩干为代表的鞍马画，在花鸟画方面唐朝已经走向独立。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第一节

隋唐佛教美术的产生发展背景

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思念释迦牟尼佛，只用隐喻的法轮、足印及菩提树来代表佛陀说法、住世与成道，我们看到早期印度的浮雕，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小乘教义盛行的时候，佛教文化是朴素的，和早期基督教以及历来的伊斯兰教一样，是反偶像崇拜的。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希腊文明经西亚传入印度,造就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将佛陀塑造成具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人称犍陀罗也是中国佛教雕塑的源头。（犍陀罗又作健驼逻、干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

有人将佛教美术分为三个体系: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②以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像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的一支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从题材来看，中国的佛教美术可分为：菩萨像、明王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忿怒像）罗汉像、高僧像、天龙八部像、佛传图（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本生图（表现佛前生事迹）、佛经变相（将佛经内容图像化）、佛教故事图、水陆画（佛教举行法会时悬挂的条幅式绘画）、供养人像（供养人即捐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等13类。（刘晓路，“佛教美术 ”）

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古印度别称），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在东汉永平年中，当时的楚王英盛斋戒之祀，尚浮图（佛陀旧译）之仁祠，可见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记载透露出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明帝夜梦金人早得多。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白马寺乃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据《魏书•释老传》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其旁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即古印度），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外交家，这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又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世界上的宗教，后来逐渐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重视美术的教化作用。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 我国较为可靠的佛像，以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最早。贺云翱教授则认为，一直到三国之前，中国未出现独立供奉的佛教造像也是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可以说，除西域之外，中国最早制造独立供奉佛像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已经出土的这类资料有3件，一件出土于鄂州，一件出土于南京，一件旧藏于故宫博物院，专家推测其出土于浙江境内，它们均为瓷质的佛像。

佛教传入，引起了我国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于宫内乐贤堂画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唐代是我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无论在佛教思想或佛教艺术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北宋时，佛教绘画在画坛中的地位仍十分崇高。宣和时期(1100-1125 年)所编集的《宣和画谱》，将徽宗朝内府所藏魏晋以来的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并特别将道释画冠於十门之首，推崇这些作品「禀五行之秀，为万物之灵。」 该书卷首说：「画道释像与夫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 元代以后，文人画兴起，大部分的画评人认为道释画乃出自工匠之手，乏善可陈，道释画的地位遂日渐衰微。佛像的造像虽有《造像度量经》，但过去却从来不会有统一的佛、菩萨的形象。今日华夏，许多地方大修寺院，但所供奉的佛教雕塑，大同小异，而且匠气太重，在艺术上并多少无可观之处。大江南北，除古代石窟和墓葬外，在新修庙宇中，能使游人驻足的佛画，更是鲜见。

第二节

佛教美术的分类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佛教绘画早于佛教雕刻。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一、佛画

三国时曹不兴，善画人物，与晋顾恺之、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曹不兴学绘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曹氏以“佛画之祖”载于画史。顾恺之也善画佛像。相传他２０岁左右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他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在梁代，张僧繇也以善画佛像名世。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武帝崇信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像。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他因来自中亚的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华民族风格。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

隋唐时期，是我国人物画的顶峰。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擅长道释人物画。他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他一生单是寺观壁画即作三百多堵。《唐朝名画录》说他在长安景云寺画《地狱变相》，竟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而畏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其感染力可想而知。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也即是指吴道子等人对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自有图画以来，是先有人物画，次有佛像画。最初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到了后来，山水独立成宗，文人便以为南宗山水为画的正宗，连北宗也被摒斥在“画匠”之列，不只是将人物佛像花卉，看作别裁异派，甚至也认为是匠人画。到后来，曹、吴之作不可见，而一般画人物的，又苦于没有学问，不敢和山水画争衡，所以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之后，这一下子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才把人像画的地位提高，将人物画的本来价值恢复。

二、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 130窟和第 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窗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指描绘净土佛菩萨、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设等，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绘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三、雕塑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云岗佛像归纳有三式：

一、为伟丈夫形，束发怒目，与犍陀罗式相近，惟衣服稍异，著法自身后分披两肩；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桑奇大塔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二、形像柔和优美，有笈多式衣褶；

三、效中土（古代中原地区）贵族形。其中以第二式为主。龙门佛像亦可归为二式：

一、以柔美胜，容颜丰满，与唐人画像一般趋势相同（奉先寺像）；

二、以雄伟胜（香山寺像）；但第一式最通行。

盖我国习俗不同，佛像避讳裸体，所注意者仍在颜部，而偏重于女性的优美，文字记载亦悉以丽质或丽像形容之，以与印度佛像贵在全裸表白相好者比较，固大有差别矣。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纻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莫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最惊人的发现是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分外引人注目。台北故宫《雕塑别藏展》中也有数件是出自青州的作品。青州附近临朐县也曾出土成批造像，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对这些造像的整理与深入研究还在进入之中。

四、藏传佛教美术

藏传佛教或称“喇嘛教”，有人指出应称“藏语系佛教”。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壁画、雕塑、堆绣、建筑装饰图案彩画与酥油花等。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藏传佛教艺术继承西藏本土的传统技艺，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有其自身的仪规,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造型艺术。西藏佛教艺术造像众多，从释迦牟尼到西方之圣，从普贤、文殊、观音到密教的本尊、护法，形形色色，千姿百态。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域很广，杭州是藏传佛教元代在内地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为元大都（今北京）。杭州飞来峰的石刻是藏传佛教在江南保存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真迹。藏传佛教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很多见，但是关于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作品常给人威慑骇怖的宗教视效，塔尔寺酥油花则恬静优美,佛容亦似乎很适合用酥油来表现,这是真正的肤如凝脂,用美学取代神学,藏传佛教故事由此美丽如花,纯洁如脂,清香如酥。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然使佛教酝酿、发酵、挥发成一最精纯，且又超脱于印度式佛教，成为世界各人类精神信仰上永不终止的佛教世界，是中国大僧，使佛教达于文明的极致点，同样地，中国大僧致力于佛教美术的创作表现，是世界第一的；而其留存下来的美术遗例作品，不论其数量与品质，也是世界上最丰富且又最精致的（林保堯语）。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可以称作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期为我国留下大量珍贵的艺术瑰宝和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万分珍惜这份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现代人们也希望塑造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体现出时代特征的佛教造像作品。

第三节

隋唐的宗教雕塑

一、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十三公里处，它同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三大宝库。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直至北宋。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七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北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孝文帝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有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释迦多宝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共用了四年时间。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其中，武则天曾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助建。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

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及太子诸王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大势至、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大家会看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那样子生动极了.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的，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那样子你看了也会害怕三分,可能是金刚力士在怒视着偷盗他的贼人,这一尊尊佛像惟妙惟肖.龙门石窟中的洞也很著名.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二、莫高窟彩塑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座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隋唐时代在经历了延续约 3个半世纪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从而促使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新高峰。经过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融会了南北朝时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艺术到盛唐时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朽杰作。最具时代风格的作品，首推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晚唐时期，由于王朝统治的衰微和经济的凋敝，雕塑艺术也失去发展的势头，丧失了原有的风采。

隋唐雕塑作品的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也有供玩赏的小型雕塑艺术品，如儿童玩具等。此外，用于建筑或器皿装饰的工艺雕塑，也有精美的作品。

隋唐雕塑的题材、技法和风格,特别是宗教造像,对日本、朝鲜等国的古代雕塑有很大影响。

陵墓雕刻 唐朝皇陵的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县,在18座陵前至今都保存有大型陵墓石刻群，可称为唐代大型纪念性群雕的艺术宝库。最初的高祖李渊献陵和太宗李世民昭陵的石刻（见昭陵石刻），由于处于王朝初期，尚未形成制度,故与以后诸陵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1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排列石犀和石华表各1对,造型浑厚,雕工古朴。昭陵原只置有李世民生前所骑 6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马的姿态或伫立、或缓行、或急驰，仅“飒露紫”一件上有人物浮雕，为唐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初唐大型浮雕的代表作。此外，在司马门内还有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陵前石刻形成制度，内容按性质不同分为6类，即①狮子,②石人、石马和马□，③翼兽和北门6马，④蕃酋像，⑤华表,⑥碑石、无字碑及述圣记碑。其中蕃酋像只有少数陵前置有。其排列位置以乾陵为例，除内城四门各置 1对石狮和北门置有6马（今仅存1对）外，其余石刻都排列在南面第2、3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驼鸟各1对,石马及马□5对,石人10对，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和蕃酋像61身。石刻组合制度化，气魄雄伟，与建筑群相配合，形成肃穆、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唐以后，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的石刻,因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日趋衰落,因而无法与盛唐石刻相比，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渐失原有的雄伟风格。晚唐的章、端、贞、简、靖5陵，虽仍保持着墓前石刻群的设置，但体态瘦小,雕工粗率，显示出衰微破败的气氛。至于创造唐代陵墓雕刻的艺术家，因系当时身份低下的匠人,姓名多不可考,仅在献陵的石犀上，留有题铭,为“武德拾年(627)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这位小汤二，是唯一留下名字的唐陵石刻艺术的作者。

唐代顺陵天鹿之一

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篇2

1. 佛教氛围浓厚。

隋唐时期共有三百多年, 在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 可以说是一部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时期。据记载, 每逢集市, 长安的每个巷道便汇聚了四面八方的商人, 一片热热闹闹的景象。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发展, 佛教文化氛围便相应地被营造起来。商人在长安等都市来来往往, 这种繁荣的经济景象可以说是历史上很多朝代所不能超越的, 而正是由于经济的繁荣才使隋唐时期的文化得以迅速地发展, 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 最不能忽略的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据记载, 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被称之为“黄金时代”, 它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中国, 隋炀帝在位期间, 注重各种文化的融合与学习, 在对待周边民族问题上一直秉承着兼容并蓄的方针。据历史记载, 隋炀帝为了学习吐蕃族的佛教文化精神, 将自己心爱的女儿嫁到吐蕃联姻, 一方面促成了一段姻缘;另一方面加快了民族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隋唐时期的文化底蕴深厚, 它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文化精神三个方面建构起了隋唐时期专属的文化气质。佛教作为隋唐时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对当时的美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美术作为隋唐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其繁荣发展也正传承与发展了佛教文化。

2. 南北佛学统一。

佛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由于当时中国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状态, 因此从东汉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 南北佛教文化差异都比较明显, 历史中只有在西晋时期佛教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据记载, 西晋时期佛学的统一对古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它的统一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更重要的是一种传承与发展的标志。隋唐时期, 政治上社稷稳定统一, 南北间的文化隔阂逐渐被消除, 南方的佛僧到北方, 北方的佛僧到南方, 呈现出南北交流学习的状态。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与来往, 南北佛学逐渐被统一了起来。对于南北佛学的统一, 唐玄宗大加赞赏, 认为佛教的存在不仅仅可以稳定社会, 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文化的发展。唐玄宗倡导佛教要用自身的优势引导其他文化的传承, 其中强调的重点就在于佛教与美术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隋唐时期, 南北佛学统一对于美术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南北佛学的统一与融合, 很多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 延伸到绘画、手工工艺与壁画领域, 成为隋唐时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而这段历史的背后最主要因素之一还是受到南北佛学统一的影响。可以说, 南北佛学的统一对隋唐时期的美术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佛教宗派创建。

隋唐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位皇帝对佛教的重视, 在隋唐这300年间的历史中, 几乎每一位皇帝都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 他们都将佛教文化放在文化传承的首要位置。武则天时期, 她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佛庙并命人建造佛像,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佛教活动,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上, 武则天还要亲力亲为到场参加跪拜仪式。

唐太宗时期, 为了更好地管理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大力宣传佛教文化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来约束人们对佛教文化的认同, 随着佛教文化的不断深入发展, 佛教宗教派别便产生了, 但这种佛教宗派的创建并非是脱离本质意义上的佛教宗派, 而是因为宣传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流派, 这些宗派的实质核心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隋唐时期的宗教派别非常多, 其中最典型的有十个, 以天台宗最为出名。据记载, 很多佛教弟子在听闻了天台宗派宣传佛教以后倍受感动。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建对美术发展来说是让美术体系更加完整起来。

二、隋唐时期美术发展的特点

1. 佛教文化与美术艺术相互融合。

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与以往几个朝代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融合性。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圈是一个以皇帝为中心, 大臣为外圈的结构模式, 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系统里最重要的影响力之一, 而美术艺术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佛教美术最表面的功能在于它的审美功能, 在一些佛教活动上起到弘扬佛教精神与净化心灵的作用, 隋炀帝时期, 他为了更好地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大力宣传佛教文化, 让宦官跟百姓感受从意识到佛教文化魅力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统治。佛教美术的创作可以说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佛教活动, 据记载, 佛教的佛事活动环节特别讲究, 每一环节都需要严格的把关, 而这些佛事活动场面更是繁多, 由此很多美术作品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些美术作品中, 大多是以还原佛事活动的场景与佛教活动中佛僧的表情为主。隋唐时期, 百姓为了表示对佛像尊重, 在艺术创作时会用一些珍贵的金属材料制作, 从这些美术作品中可以清晰地发现, 隋唐时期的佛教对于美术创作来说至关重要, 佛教活动的外延正好是美术艺术创作的内延, 两者相互融合成为隋唐时期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点。

2. 政治经济与美术创作相互促进。

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的繁荣发展是美术创作发展的基础。根据历史的记载, 隋炀帝期间, 长安地带到处都是商铺并且商贾贸易发达, 经济一片繁荣, 到了景龙元年前, 长安地带有很多商铺就开始在原来的老店铺基础上进行扩建规模,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 商铺店主也不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进行扩建, 这种繁荣的景象充分说明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隋唐时期, 政治经济与美术创作的相互促进是一个发展过程, 正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 那时期的美术创作才显得生气勃勃。隋唐时期, 很多画家除了关注佛教作品以外, 也重视生活中的百态。唐太宗在一次游玩时, 看到商贸市场的繁荣便不禁提笔作画, 将长安一条街巷内商人来来往往的情景画得惟妙惟肖, 这也成为隋唐时期经济发展的最好见证。

3. 外来文化与本土美术相互渗透。

隋唐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视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体现在方方面面, 但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还是佛教的文化与美术文化的交流。在当时的外来文化中, 佛教的文化交流主要以学习为主, 唐玄宗时期派出唐玄奘西天取经并翻译出的大量佛经著作对于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它不仅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发展, 而且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友好交往[4]。这种外来文化的渗入对于本土的美术发展来说丰富了本土美术的艺术创作形式。隋唐时期外来文化的传入对当时美术艺术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隋唐时期的美术艺术有着自身的特点, 它以隋唐时期的百姓生活为圆心, 将艺术创作渗入百姓之中, 有着明显的本土气息。外来文化的交流学习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本土美术的创作形式, 在一些美术创作中, 很多画家就将外来的文化元素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中, 在还原本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创作的意境, 而这种意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通过绘画表达出来。据记载, 在长达300年的历史长河中, 隋唐时期的美术艺术创作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

三、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

1. 隋唐时期佛教对绘画美术 (绘画艺术) 的影响。

隋唐时期绘画艺术已经成为美术艺术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而佛教文化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最大, 主要原因是由于那时候的绘画艺术作品大多数都是以佛像为主, 已经成为画家们共同的表现题材。隋唐时期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 成就了很多著名的绘画师, 最典型的绘画大师有吴道子、杨庭光以及王维等, 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可以说在那个时期随处可见, 被誉为画圣的吴道子最擅长的就是佛像的创作, 他从小没有父母, 只身一人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坚持才成为唐朝时期有名的画师, 他所创作的佛像栩栩如生, 深得唐玄宗的喜爱。据记载, 唐玄宗曾说吴道子所创作的佛像, 不是呆板的, 也不是灵活的, 而是有灵魂的, 这一段记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赞扬了吴道子绘画艺术上的造诣, 这对于当时的绘画艺术有着颠覆性的作用。

2. 隋唐时期佛教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由于隋唐时期手工业的繁荣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承, 佛教工艺创作开始深入人心, 隋唐时期, 由于佛教文化氛围浓厚, 百姓开始在手工工艺创作中引入佛教艺术, 这种带有佛教艺术的工艺品在当时被誉为“小金库”, 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小金库”主要是由于佛教文化的深入大大地提高了工艺艺术的存在价值, 这种价值的提高一方面宣传了佛教文化;另一方面丰富了工艺美术的创作。

隋朝年间陶塑工艺盛行, 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建造石窟为主, 因此佛像造业极为盛行, 在这种佛教盛行的背景下, 工艺创作中佛像成为了首要选择的创作对象。隋唐时期各个帝王笃信佛教, 这对于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据记载, 武则天时期, 她曾命人绣制出净土经变图近五百幅, 这对于隋唐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隋唐时期佛教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可以说意义深远并且影响巨大, 佛教作为那个时期主要的文化符号, 大大地促进了美术创作发展的进程。

摘要：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被誉为“黄金时代”, 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美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隋唐时期美术发展的原因以及特点的基础上, 探究隋唐时期佛教对绘画、壁画与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隋唐时期,美术,佛教,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云鹏.盛唐气象[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3]张皛.略论隋唐文化的主要特点[J].兰台世界, 2012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