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精选7篇）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信用卡的使用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日渐密切,但信用卡的不当使用,不仅使持卡人与银行之间产生民事责任,而且令持卡人触及刑事法律规定,无可避免地承担刑事责任,从而在其人生档案中抹下犯罪印迹,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超过规定限额透支。透支限额，是指发卡行规定的持卡人可以使用的超过其实际存款余额以上的最高限额，是否超过限额以透支后的信用卡存款余额作比较，而不是每次的透支数额，每次透支数额虽未达到限额标准，但余额超过限额的，也是超过限额透支。[5]根据《银行卡管理办法》的规定，透支限额包括单笔透支限额和月累计透支限额两种。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单位卡不得超过5万元，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5万元，单位卡不得超过发卡行对该单位综合授信额度的3%，无综合授信额度可参考的月透支额不得超过10万元。超过限额透支的，发卡银行随时都可以催收。

超过规定期限透支。持卡人虽然在规定限额内透支，但超过了允许的期限仍不予偿还的透支行为即为此类。根据有关规定，透支期限最长为60日，而个发卡行一般规定为1个月，超过期限银行就会催

收。如果透支已超过限额，就不存在允许透支的期限，更不存在超过规定期限透支的问题，发卡机构随时可以要求行为人偿还。

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后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有人认为刑法规定这一要件不合理：首先，在实践中发卡银行是否催收难以认定，持卡人往往以各种理由否认银行的催收；其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已经了解有关透支的规定，如果再附加条件无疑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再次，由于人口流动等种种因素，银行催收在操作中也存在种种困难。“催收不还”这一要件还是合理且必要的，因为一方面，“催收不还”要件使恶意透支行为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具备了此要件才确定构成了对财产权的侵犯，也是刑法对这种行为加以非难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对“恶意透支”这种本质上源于金融业的投机行为原则上应当限制使用刑罚，而“催收不还”这一要件便具有这种作用。那么，如何做到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又不致放纵犯罪分子呢？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应当灵活理解，而不应仅限于字面含义。在一般情况下，对行为人超过限额或者期限透支的，还是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由银行进行催收，经过3个月行为人仍不归还的，以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处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骗领信用卡的持卡人无法按正常程序进行催告，但是只要银行履行了相关的催告程序，经过3个月后，“持卡人”未到银行还款的，就可以认定为“经催收后仍不归还”。另外，对一些有足够证据证明的无法催收

或者不可能催收的情形，完全可以认定为“催收不还”，对其按照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处罚，也并不违背立法的精神。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篇2

2009年2月, 李某申办了X银行信用卡一张, 授权信用额度为人民币20000元。2009年7月20日, 李某与朋友做餐馆生意缺少资金, 便使用该信用卡代为他人刷卡20000元, 由此获得人民币20000元现金。X银行分别于2009年9月23日 (第2次时间是9月25日) 至10月28日多次催收李某还款, 因餐馆经营不善、资金困难, 李某一直无法全额还款。在银行催收下, 也分别于2009年10月15日还款500元、2009年11月20日还款4000元、2010年3月10日还款1500元。截至2010年7月28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李某信用卡透支款息共人民币21713元。案发后, 李某亲属代为其还款并注销该信用卡。对本案的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 李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李某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 即可推定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恶意透支数额为2009年10月28日最后一次催告3个月后未归还全部金额计算, 其诈骗数额认定为人民币15500元。第二种观点认为, 李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与第一种基本相同, 但认定诈骗数额不一致, 应当以立案侦查之日为最后截止日期, 数额认定为人民币14000元。第三种观点认为, 李某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为李某虽然有透支人民币20000元的行为, 但是主观上难以认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李某生意亏本导致资金困难, 无力履行偿还款息, 并且在银行多次催告后, 能够主动部分归还, 不属于恶意透支, 无法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本案涉及到信用卡诈骗罪中“恶意透支”认定多个疑难问题, 包括如何确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归还怎么理解、诈骗数额计算、催收时间起算等。仅以本案而言,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下文中将逐步分析整个案情。

二、“恶意透支”的界定

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一种表现形式,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6条第1款规定,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体是合法持卡人, 非法持卡人也可能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主观方面为故意, 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主要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行为;客体主要侵犯的是我国信用卡管理制度 (侵犯客体也有争论, 本文不详细论述) 。司法实践中认定“恶意透支”主要从以下四个条件把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立案追诉标准1万元、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

相对于恶意透支, 善意透支是另外一种合法透支行为。一般认为, 善意透支是指信用卡持卡人经发卡银行的批准, 超过自己的信用卡内资金余额支取款项, 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本息。正确区分何种行为是恶意透支, 何种行为是善意透支, 对于正确认定信用卡诈骗罪具有重大意义。

三、“恶意透支”认定的几个疑难问题

(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把握

在信用卡诈骗罪案件中, 认定行为人是否主观上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直是个难题。有观点认为, 只要行为人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 即可推定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 有以下情形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 无法归还的; (二) 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 无法归还的; (三) 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 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 抽逃、转移资金, 隐匿财产, 逃避还款的; (五) 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 其他非法占有资金, 拒不归还的行为。《解释》的发布, 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推定“以非法占有目的”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但也存在客观归罪之嫌, 证据收集比较困难。如第 (一) 项“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 无法归还的”, 如何确定行为人明知没有还款能力, 是不是仅仅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准。口供本身具有可变性特征, 行为人随时可能翻供, 辩解自己根本确实不存在恶意透支, 主观上并不是将透支款据为己有。即使公安机关调取行为人收入情况, 具体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同时, 针对在透支后才产生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 如果司法工作人员不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 一概认定为恶意透支, 与客观事实不符, 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 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仍然需要结合持卡人个人信用、经济情况及其主客观因素综合认定。如本文案例中李某, 透支原因是为了与朋友做生意, 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困难, 无力偿还欠款, 虽然超过银行催收期限不还款, 也无法推定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 “不归还”的认定

司法解释对于“不归还”没有明确定义, 容易引起法律适用困境。从主观动机理解“不归还”, 行为人可能是愿意归还但无履行能力, 也可能是没钱也不愿意还, 还有可能是有钱但也不愿意归还。从数额上看, “不归还”包括全部不归还和部分归还二种情形。值得研究的是, 行为人在恶意透支后部分归还如何定性。如本文案例中, 李某经过银行多次催收后, 归还了6500元, 未归还部分仍达到恶意透支立案追诉标准, 但反映出行为人具有返还的心态, 无法认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并不是所有具有部分退还行为都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很多案件中行为人透支时即产生非法占有为目的, 只在银行多次催告后, 采取零星还款方式来达到欺骗银行目的, 仍然可能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三) “催收”的含义

《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 恶意透支3个月期限起止时间是指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法律规定的二次催收过于原则, 易于产生理解分歧。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催收方式的计算, 银行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息、发邮件、信件等多种方式催告行为人, “二次催收”是不是具有是任意二种催告形式即可。二是如何确定行为人已经知晓银行催告。如电话催告, 行为人辩解自己没有接到电话怎么办?采用信件、短信催收方式是以银行发出信息为准还是以持卡人收到为准, 持卡人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收到情形如何认定。三是催收时间计算, 法律规定恶意透支以二次催收后3个月时间为限, 通常银行会多次催收, 是第二次催告时间计算还是以最后一次催收开始计算三个月, 需要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正如本文案例, 银行第一次催告李某时间是2009年9月23日, 第二次催告是9月25日, 最后一次催告是10月28日, 如何确定起止时间。对于催告时间的计算, 可能会直接影响诈骗数额的认定, 特别是透支1万元左右的行为人, 甚至出现罪与非罪的困境。

(四) 诈骗数额计算

恶意透支的数额, 是指持卡人以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 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上述案例的李某, 透支数额不能认定为人民币21713元无疑, 但是本案中存在“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数额”和“尚未归还的数额”二种情况, “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数额”是15500元, “尚未归还的数额”是14000元, 假定李某主观上存在恶意透支, 如何认定诈骗数额。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第54条规定, 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 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 情节显著轻微的, 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此规定精神, 对于立案侦查前已经退还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建议, 恶意透支的数额计算应以立案侦查之日为最后截止日期, 建议《解释》第6条第2款修改为“恶意透支的数额, 是指本款第一条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不归还的数额, 但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则立法更显得科学。

摘要：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一直是司法实务界难题。虽然《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给予了“恶意透支”明确解释, 但司法实践中, 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争议问题。笔者通过一个真实案例, 试图逐步梳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中的问题, 以解决实践中适用困境。

关键词：非法占有,不归还,催收,数额计算

参考文献

[1]吴华清.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J].中国检察官, 2012 (5) .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篇3

关键词：恶意透支 非法占有目的 催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务日趋活跃，信用卡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信用卡诈骗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又是信用卡诈骗犯罪中最常见的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时常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争议性问题较多。本文从实务的视角，分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

一、“恶意透支”的理解

一般而言，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是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的信用授权，在信用卡账户中资金不足或者没有资金时，持卡人仍然可以使用该卡进行取现和消费。信用卡透支实质上是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消费信贷，允许持卡人在资金不足时可以先行消费，以后再按照规定进行还款。正常的信用卡透支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法律和银行规定所允许的。无论是正常的信用卡透支，还是恶意的信用卡透支，银行无法进行事前或同步审查，都只能是事先授权，从而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恶意透支”，主要依据是《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恶意透支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观上的不当透支行为。正常透支与恶意透支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同，虽然客观表现上都是透支，但后者在主观上是为了非法占有透支款，通俗的说就是在透支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还；而正常的透支行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愿意归还透支款和相应的利息。因此，恶意透支的行为在客观上往往表现为超过期限不还款、逃避还款，甚至是以潜逃的方式来躲避债务。在司法实践中，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恶意透支的主观故意，往往并不是直观明了的，经常产生认识分歧，进而导致法律适用争议。

二、主观要件的理解与认定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认定恶意透支的前提，目前，对于主观故意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条第2款，该条款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第2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其中，前三项为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也是容易出现争议和分歧的类型，第（四）、（五）在实践中相对较为少见，一般会有比较明确的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在把握上相对要容易一些。本文着重探讨前三种类型。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大量透支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此情形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认识分歧的。之所以容易引起分歧，主要原因在于“明和没有还款能力”主观心态的认定。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审查案件一定要结合主客观证据综合判断，不能简单的采信其辩解。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肖某在B区、Y区等地多处经营建材生意，并承接修路工程，2011年先后在中国银行办理了2张信用卡，并使用该信用卡进行透支，用于日常生活和经营周转。在前期肖还按期还款，但后来就没有按期还款，到2013年底，肖某共欠款20多万元，经银行多次催收，肖某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在办理此案过程中，肖某对欠款未还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辩解理由主要有：一是其大量透支的资金主要用于生意上的周转，透支时经营的业务仍然存在，计划用收益来还款；二是其名下还有4处房产可保证还款；三是办卡后2年左右时间内都是按期还款，后来没有按期还款是因为生意亏本，没有预期收益；四是还款期间主动多次联系银行要求放宽还款期限。因此，肖某认为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经过补充侦查，发现肖某经营的建材门市部长期拖欠货款，入不敷出；其名下4套房产均已出售或者抵押，肖某总计收入360万元，却在银行有400万元的贷款，另外还有320万元的民间借贷，在肖某进行透支时，其共计负债700多万元。因此，肖某在负债累累、预期收益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仍然大量透支，就其行为本质而言，就是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明知自己不具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故应当认定肖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行为属恶意透支。最终该案件经过法院审判，认定肖某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与此相反，如果行为人在透支当时经济状况良好，或者经营正常，具有合理的可期待收入，但由于客观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无力还款的，在认定其主观意图时应当谨慎，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预见自己未来会无力还款，且透支当时具有还款能力，那么一般不宜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郑某在办理信用卡时经营一家皮鞋厂，平常每月有一、两万元的稳定收益，办卡后使用该卡用于购买材料及发放工人工资，前期也能正常还款。后因经济形势不好工厂倒闭，且在此期间郑某发生交通事故赔偿他人近3万元，案发时有9万元的透支欠款。郑某辩称自己经营状况恶化，加之车祸赔偿3万元，才导致无法还款，其打算在获得征地款后一并偿还。经审查，郑某辩解内容属实，其主观上不能预见自己无力偿还透支款，车祸意外加重了经济负担，但郑某有还款的规划，故认定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证据不足。

（二）肆意挥霍透支资金的情形

关于肆意挥霍的含义，由于没有司法解释，按学界一般理解，用透支资金进行与自己经济能力不相符的消费活动，即可认定为肆意挥霍。司法实践中认定肆意挥霍透支资金的关键点就是行为人是否进行了远超过自己经济收入的花费而导致无法按期归还欠款。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胡某离异后独自抚养儿子，工资月收入3000元，租房费用每月1200元，贷款买车每月需要还款1000元，无固定资产及存款。后胡某因交女友需要用钱，便到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进行透支消费。为讨女友欢心，胡某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消费了2万多元，最后欠款2万多元无法归还。在判断胡某在透支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应当结合胡某的收入及资产状况。胡某在工资收入不高，家庭开支较重，没有其他收入和资产的情况下，为了面子进行超过经济能力的高档消费，可以认定为肆意挥霍透支款。

（三）逃避银行催收的情形

在负有银行欠款的情况下，逃匿和改变联系方式，从常情常理来看，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还款。但在司法实务认定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情形时，应与正常的因工作变动、迁居、旅游等目的而离开本地、更换电话号码的情形相区分。办案时要结合客观证据综合判断，重点审查行为人的辩解是否符合常理，是否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案例四]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均在银行办理了信用卡，2年后两人离开原居住地到广州打工，此时两人卡上均有1万多元的透支款没有归还。离开原居住地后，两人的手机号码更换，没有告知银行，银行通过寄信函到两人原居住地的方式进行多次催款。案发后，嫌疑人表示自己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虽然规定更换电话号码要告知银行，但没有重视；离开原居住地是为了打工，更换电话号码也是为了便于在广州使用，并非是为了逃避还款；打工期间没有收到银行催收通知，且打工也是为了挣钱用于生活，并归还银行欠款。经审查，两人的辩解内容属实，是符合常理的，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两人主观上具有逃避银行催收的情况下，宜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断，即不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恶意透支中的时间、数额和催收要件

（一）准确把握三个月的时间条件

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这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超过规定限额，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规定或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协议所约定的透支额度。超过规定期限，则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规定或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协议约定的期限。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46条规定，准贷记卡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而发卡行一般规定为一个月。期限是针对限额内的透支而言，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允许有一段透支期限，而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则不能允许。透支超过限额，或者未超过限额但超过期限，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可。

结合司法解释中关于恶意透支期限的规定，即经银行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然不归还的为恶意透支，这里三个月的期限大于银行允许的最长期限60天，因此办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经过银行两次催收后，再经过三个月仍未归还透支款的，才能认定达到恶意透支的时间条件。针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把握两个时间节点：一是行为人最后一次还款时间，此后的催收才能作为计算三个月期限的起点。银行的催收有很多种，有的是正常情况下的例行催收，即使正常透支也有可能进行提醒性质的催收。然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中的催收，应当是在行为人最后一次还款之后，银行发现该持卡人此后再未有过还款行为，而向持卡人发出的催收通知。如果银行进行了两次以上催收，那么可以自最后一次还款后的第二次催收作为三个月的起算点。例如，犯罪嫌疑人刘某办理信用卡并使用，于7月1日最后一次还款2000元后再未还款，此后继续使用该卡，到8月1日欠款已达3万元。银行于8月30日、9月10日、9月20日、10月1日进行了4次催收，那么就可以从9月10日开始起算三个月的期限，到12月10日以后即可视为超过三个月。二是要把握好公安机关立案时间，公安机关立案时间应当是在三个月以后，如果未满三个月，还未达到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那么公安机关的立案程序就有违法之嫌。

（二）准确把握透支的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54条第2款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即达到立案标准。两高《解释》第6条第4款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但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司法解释仅明确排除了复利、滞纳金、手续费这三项，那么一般利息是否应当计入犯罪的金额，实践中存在争议。在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中，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是银行的本金，利息作为银行的可期待利息，并非是行为人通过信用卡诈骗所得。在现实中，银行所使用的软件系统往往未准确区分复利和一般利息，有的银行则存在重复计算利息的情况。如果行为人只是欠银行透支款一万元，经过两三年则可能变成三、四万元，更严重的是，行为人所欠本金不足一万元的，经过重复计算利息，则很可能超过一万元，此时就面临着罪与非罪的问题。从司法解释的表述来看，两高的倾向是只计算本金，虽然没有明确说排除一般的利息，但从表述上可以推测出立法本意是只计算本金，如果将利息也计算在内，则有违公平正义。

此外，在计算透支数额时还应当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即对银行提供的书证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可盲目采信。目前，各大银行均有较为成熟的软件系统，可随时提供持卡人交易清单以及透支情况，包括透支本金和利息、手续费等。一般情况下，银行的数据是准确的，但也不能盲目相信，在审查过程中需要特别审核交易明细，例如有的明细中出现同一时间两次同样金额的消费，而犯罪嫌疑人可能自己也记不清楚是否进行了两次消费，如果银行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应当将其中一笔消费金额作为疑点来审查。有的案件中，银行所主张的透支欠款构成十分复杂，如果银行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构成，那么就应当通过专门的鉴定、审计部门来确定金额，防止重复计算。

（三）“两次催收”的认定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篇4

作者： 魏文斌 付建国发布时间： 2011-09-20 09:35:28

【摘要】多张信用卡恶意透支，但每张卡透支数额都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恶意透支数额能否叠加达到犯罪数额较大而构成犯罪？

【案情】

被告人郝泽新（男，29岁）系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乘风街道人。2009年7月，郝泽新到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理处办理了一张可透支的信用卡并用该卡买些平时生活用品，透支超过银行的规定期限，自2010年12月中旬起再也没还过款，透支本金7472.7元，利息746.4元。2010年7月，郝泽新又到中国农业银行大庆分理处办理了一张信用卡，也是用于平时消费，透支本金7383.5元，利息1623.8元，自2011年3月后虽经催告但一直未予还款。此后，两家银行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而案发。经过公安机关侦查，上述两家银行提供的郝泽新的透支数额是准确的，且郝泽新经过两家银行的两次催收后均超过三个月仍然不归还，郝泽新亦承认上述事实。公安机关以郝某的行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刑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郝某的行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分歧】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在合议庭评议时就被告人郝泽新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郝泽新使用两张信用卡，共透支高达近两万元，已达到了犯罪数额的标准，且透支超过银行的规定期限不返，经两次催收后仍不归还，其行为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条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信为，被告人郝泽新使用两张信用卡透支，主观上具有“恶意”，总透支也超过10000元以上，表面上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是使用的是两张信用卡，每张信用卡透支都没有超过10000元，不符合此罪的立法初衷，故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评析】

笔者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有四种：一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是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是恶意透支信用卡的。本案被告人郝泽新涉嫌的是恶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及信用卡诈骗罪立法目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来看，郝泽新的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首先，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犯罪构成来看。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恶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本案被告人郝泽新使用两张信用卡透支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显然是可以认定是“恶意透支”行为，但将两张信用卡透支分别来看，由于透支的数额都不到一万元，达

不到入罪数额。但如果将两张信用卡透支相加来看，由于透支的数额达到一万元的入罪起点，因而就构成犯罪。应当相加还是不应当相加，这是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笔者认为不应当相加，其理由是：一是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即法无明文。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不归还的行为”，这里可以明确是一张卡，并没有说是多张卡的累计。在以非法所得数额为犯罪的规定中，凡是要累加的，刑法都有明确规定，例如，贪污罪，偷税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盗窃罪等；有的犯罪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要累加，但从其规定的含义中是可以明确得出要累加的，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而本案被告人郝泽新涉嫌的是恶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要累加计算，从其规定中来看，目前也不能得出有累加的意思。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为明文规定不为罪，故本案中郝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

其次、从信用卡诈骗罪立法目的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来看。从信用卡创立的目的来看，其无非就是为了给持卡人交易带来方便，鼓励消费和活跃商品经济市场。根据目前实践操作，办理一张信用卡之前，办卡银行需要审核申请人相关证明，并和申请人签订相关合同。即取得信用卡的前提是和银行有合同在先。信用卡交易还允许持卡人有一定数额和一定期限的透支，甚至超过一定数额和一定期限的透支只要在发卡银行催收后归还了都是可以的，都不认为是违法和违约行为。只有在催收后还不归还才认为是违约行为。在违约行为中，由于违约达到一定程度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对这种恶意透支违约行为达到一定程度规定为犯罪。我国也是如此，把恶意透支达到一定程度列入我国刑法中，并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恶意透支数额超过一万元经过两次催收后三个月仍然不归还构成犯罪，运用刑罚手段加以制裁。说到底，本罪是对严重违约行为的刑事制裁，以保障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允许将两次单独计算不构成犯罪的违约行为相加升格为犯罪，显然就是以刑罚的手段解决民事纠纷，以此类推的话，也可以将多次民事违法行为升格认定为犯罪以刑罚处理，岂不荒谬？另外，也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所谓谦抑性是指刑法作为惩治犯罪的手段，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刑罚不能过于广泛的介入社会生活，要本能的保持“谦虚”，不能一有违法行为就马上动用刑法对其进行处罚，必须有所抑制。两次违法行为叠加说达到犯罪数额较大，构成犯罪，显然是刑罚过于广泛介入民事生活中。

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 篇5

数额如何认定？

恶意透支与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并存时犯罪数额的认定

◇ 罗开卷

（《人民法院报》2011年10月19日，第7版，法官说法）【案情回放】

2008年9月至12月间，被告人陈某伙同他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三张信用卡，从中套取现金4.8万元。陈某还先后申领两张信用卡，恶意透支5.6万余元，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后陈某接到公安机关传唤后主动投案自首。

2010年1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伙同他人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数额较大；又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陈某具有自首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认罪态度较好，应依法从轻处罚。法院遂判决：被告人陈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追缴非法所得，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判决宣判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被告人陈某在实施“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

并使用”和“恶意透支”两款行为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对两款犯罪金额予以累加后综合量刑。即被告人陈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属数额巨大，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应依法纠正。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伙同他人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又恶意透支，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陈某具有自首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减轻处罚。原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法院遂作出判决：纠正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维持原判量刑部分。

【各方观点】

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实施的两种行为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都属数额较大，都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实践中，对被告人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没有争议，但如何量刑存在不同观点：

陈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认为：尽管“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并使用”和“恶意透支”这两种行为都属于信用卡诈骗行为，但行为性质不同，故不能直接累计两种行为的数额量刑。同时，我国的数罪并罚一般是指异种数罪并罚，在这两种行为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情况下不能并罚，而应该比较两种行为的轻重，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蔡一军（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认为：被告人陈某实施“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并使用”和“恶意透支”这两种行为，与行为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已销售行为和待销售行为并存、实施诈骗犯罪的既遂行为和未遂行为并存一样，都不宜直接累计数额量刑，而应比较几种行为的轻重，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

周智军（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尽管“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并使用”和“恶意透支”这两种行为性质不完全相同，入罪和法定刑升格标准也不一样，但都属于信用卡诈骗行为。对被告人如何量刑，主要应考虑累计两种信用卡诈骗数额后是否会导致法定刑升格。如果累计数额后导致法定刑升格的，必须累计，否则将轻纵犯罪。反之，一般不予累计，从一重再酌情从重处罚即可达到罪刑均衡。本案属于必须累计的情形，累计数额后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标准处罚，属数额巨大，对被告人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量刑。

【法官回应】

同类不同种数额可以累计并就轻认定

1．普通型信用卡诈骗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在入罪和法定刑升格上都要求不同的数额标准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四种不同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和恶意透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将前三种统称为普通型信用卡诈骗。由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普通型信用卡诈骗，而且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主要靠推定，故2009年12月16日“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改变了以前关于四种不同形式的信用卡诈骗都以“5000元以上”作为追诉标准的规定。根据《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实施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而根据《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实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可见，普通型信用卡诈骗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在入罪和法定刑升格上都要求不同的数额标准。

2．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数额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数额属于同类不同种数额

在数额犯立法中，有的只是概括性地对客观危害行为作出规定，即没有进一步细化行为类型，如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处„„；有的则列举性地对客观危害行为作出规定，即进一步细化行为类型，规定了多种不同危害行为，如信用卡诈骗罪和挪用公款罪等。由于概括性立法没有进一步细化行为类型，因此多次实施某一类型化行为涉及的多次数额，属于同类同种数额（也可以为同类数额）。而对于列举性立法，多次实施某一类型化行为涉及的多次数额，既可能属于同类同种数额，如多次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的；也可能属于同类不同种数额，如既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又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实施了“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并使用”这种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两种不同的信用卡诈骗行为，涉及两种不同的数额，但属于同类不同种数额。

3．同类不同种数额可以累计并就轻认定

由于同类同种行为的入罪和法定刑升格标准相同，因此对于同类同种数额，不论是违法数额还是犯罪数额，只要未经处理的，有的是刑法明文规定按照累计数额处罚，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中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有的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实践中一般也是累计数额处罚。同类同种数额可以累计，那么同类不同种数额是否可以累计？对此，有人认为不同种行为性质不同，不可累计。笔者认为，尽管刑法将类型化行为细化为几种不同行为，有的还对不同种行为规定了不同的入罪、法定刑升格标准，但这些不同种行为仍然属于同类行为，具有类的属性。从类行为角度，可以对同类不同种行为一并进行评价；同时，从不同种行为所涉数额角度，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可以综合反映类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因

此，不仅同类同种数额可以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也可以累计。本案中，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数额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数额系同类不同种数额，当然可以累计。

对于入罪、法定刑升格标准相同的同类不同种数额，直接累计数额处罚；而对于入罪、法定刑升格标准不同的同类不同种数额，由于不同种行为的相同数额的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累计数额后必须就轻认定，即以入罪、法定刑升格标准较高的行为（轻种行为）为标准进行处罚，同时将入罪、法定刑升格标准较低的行为（重种行为）数额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如果累计数额后以重种行为为标准进行处罚，显然会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在入罪和法定刑升格标准上低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故当两种行为并存时，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属于重种行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属于轻种行为。这样，累计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数额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数额，就应当以轻种行为即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数额标准进行处罚。

4．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后导致入罪或者法定刑升格的必须累计数额处罚

同类不同种数额累计既可能是犯罪数额的累计，也可能是违法数额的累计，还可能是犯罪数额与违法数额的累计。如果累计同类不同种违法数额（指未经处理的）导致行为入罪的，必须累计，否则将放纵犯罪。如果累计同类不同种犯罪数额或者违法数额与犯罪数额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也必须累计，否则将轻纵犯罪。对于累计数额后不

会导致入罪的，一般不予累计，直接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同样，对于累计数额后不会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一般也不予累计，采取从一重再酌情从重处罚即可实现罪刑均衡。

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实施普通型信用卡诈骗，骗取4.8万元，属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又恶意透支5.6万余元，属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也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不累计两种信用卡诈骗的数额，而是从一重再酌情从重处罚，对陈某就只能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数额与恶意透支型诈骗数额系同类不同种数额，可以累计，且累计数额后为10.4万余元，就轻认定即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数额标准进行处罚，属数额巨大，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本案属于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后导致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必须累计。否则，就会出现恶意透支10.4万余元的刑事责任，重于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诈骗4.8万元及恶意透支5.6万余元的刑事责任这种罪刑不均衡现象。

综上，本案一审对于应当累计数额处罚的没有累计而是从一重再酌情从重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对此，二审进行了纠正。本应对被告人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鉴于其有自首等减轻、从轻情节，减轻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即可，故二审维持了一审量刑部分。

论如何解决信用卡恶意透支现象 篇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12月16日起施行。由于信用卡携带方便、使用简单，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可解燃眉之急。近些年信用卡发展迅速，但是随之而来的透支过度严重扰乱了信用卡市场，对于我国信用体系的健全完善产生负面影响。将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规定为犯罪，研究这种犯罪，对于正确理解、适用刑法，完善立法规定都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是解决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

关键字：恶意透支信用卡

引言：信用卡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信用卡帐户无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信用卡从发卡银行获取短期、小额贷款用于消费的行为。银行对持卡人提供适度的信贷或透支功能，既可方便持卡人的使用，促进和刺激消费的增长，也有利于增加银行的利息收入。然布，透支过度和失控，也将产生负面作用。特别是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的透支功能，诈骗银行资金，更具危害性。为了加强对信用卡透支的管理，各发卡银行均规定了透支的限额和期限。在信用卡学说上和实践中，一般将在规定限额和规定期限内的透支，称为善意透支，而将超出规定限额或规定限期，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无效的透支，称为恶意透支。

由于信用卡的恶意透支造成的严重危害，早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第196条中就将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出于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12月16日起施行。

《解释》对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及“恶意透支”认定处罚的相关问题，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了界定，以区别于善意透支的行为。这次“两高”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一，在司法解释中，对“恶意透支”增加了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发卡银行的两次催收；二是超过三个月没有归还。这里面就排除了因为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或者其他的催款文书，而没有按时归还的行为，持卡人没有接到有关通知或者文书，过了一定的期限没有归还的，不属于“恶意透支”。

第二，因为“恶意透支”这种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该行为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非法占有”是区分“恶意透支”和“善意透支”的一个主要界限，只有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透支的才属于“恶意透支”，才构成犯罪。这次司法解释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列举了六种情形，比如明知无法偿还而大量透支的不归还；肆意挥霍透支款不归还；透支以后隐匿、改变通讯方式，逃避金融机构的追款等。这些情形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

第三，这次司法解释明确了“恶意透支”的数额，“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拒不归还和尚未归还的款项，不包括滞纳金、复利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第四，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法院未判决或者公安机关未立案之前，偿还了这些透支款息的，从轻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既依法追究那些“恶意透支”的诈骗行为，同时又发挥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尽可能地缩小刑事打击面。

信用卡是一种支付工具，有转帐结算、消费信贷、汇兑、透支、储蓄存款等功能，在犯罪的标准形态上，信用卡恶意透支侵害了银行财产所有权，这种损害是可以确定的、是有形的结果，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犯罪既遂的决定因素。从刑法理论上讲，恶意透支犯罪存在着未遂的可能性，但立法上以“催收不还”为条件进行处罚，在事实上难以处罚未遂犯，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一种形式，源于普通诈骗罪，行为人为了套取银行的资金，采取相关的手段或方法进行恶意透支，方法或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应按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理的原则定罪处罚。[1]当然，除了法律上严厉打击恶意透支者外，从制度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信用恶化，个人信用卡的恶意透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备，无法满足有效的信用需求。主要有以下表现： 个人信用制度尚为空白。随着买方市场的全面形成和社会收入的个人化分配倾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当前，信用消费发展为最强劲的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成熟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无法对个人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进行有效把握，消费信用雷大雨小，营而不销，严重束缚了银行业务的有效拓展。去年我国的消费信用仅为710亿元，占GDP不到1％，而美国的同比为55％，香港为23％。[2]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急需建立个人信用及社会担保制度，广泛链接信用需求。首先，要迅速建立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满足消费信用需求。个人信用制度是通过构建社会统一的个人信用档案，以信用记录生成个人信用级别，作为个人在获得社会信用援助的资格证。在信用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消费贷款占到全部贷款的40％，而我国不到1％。由于个人信用制度缺乏，庞大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已成为畅通信用循环的必然选择。要通过建立个人信用征信制度、个人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及个人信用担保制度，为银行深入拓展个人信用消费业务提供依据和保障。其次，要加强依德治信。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最原始、最广泛的社会规范，是铸造信用自律的根本力量。从主观层面，信用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源于人们内心的观念和意识，故信用仅靠制度保障还不够，还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让“诚实守信”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强信用教育，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二是要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使信用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素养的重要标尺，重信履信成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相信通过立法、制度、道德方面的努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信用的重要性，由于信用缺失所造成的危害将会显得愈加突出，恶意透支信用卡所带来的高成本代价将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个人信用意识的提高必将给全社会的信用制度完善带来强进的推力，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广大群众将会分享到全社会信用指数提高所带来的丰厚回报。

[1] 秦满意.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DB/OL] ． , [ 06-11-05 10:23:00 ]

信用卡恶意透支何以急剧上升 篇7

对信用卡消费的认识错误

信用卡最早诞生于美国，美国人把信用当成是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信用卡就是最好的中介，他们日常消费90%以上都是通过刷卡完成的，保持良好的信用等级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在美国，个人信用不仅关系到购买大宗商品利率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就业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我国，持卡人对于信用卡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在很多持卡人看来，信用卡意味着超前消费，意味着用银行的资金去为自己购置商品，并认为这和欠其他自然人的钱财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拖延还款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观念下，信用卡的“信用”二字已经完全丧失意义，信用卡沦为一张巨大的“欠条”。此外，恶意透支行为人普遍缺乏对信用卡恶意透支刑事法律责任的认识，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他们往往对恶意透支并拒不归还银行欠款的行为性质认识不清。在被立案后，很多持卡人又错误地认为只要将银行的欠款还清就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还有不少持卡人把信用卡作为“敛财工具”，将其视作企业经营的资金周转工具，完全扭曲了信用卡作为支付结算工具的基本功能。

发卡行风险防控机制疏漏

对于近年来恶意透支型案件数量的急剧上升，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发卡行缺乏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经营理念存在偏差。近年来银行业的飞速发展导致银行间竞争愈发激烈，信用卡业务的竞争最终演变为办卡大战，抢占市场和获取更多的利润成为银行的主要经营目的，部分银行存在信用卡发卡门槛较低、资信审核不严、过度授信等问题；另一方面，有些发卡行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风险控制及预警技术落后。有些银行违反银监会规定，仍将发卡数量与员工绩效挂钩，导致许多银行员工为了追求自身业绩，不顾申领人客观经济情况，一味以信用卡的优势和优惠活动来诱导顾客申办信用卡，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未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持卡人对未来的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甚至有员工利用银行管理漏洞和他人合谋骗领信用卡并套取银行资金。有些银行对透支频繁、收入水平较低、职业不稳定且还款能力较差的持卡人缺乏有效的跟踪监控，致使在其信用恶化时不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化解风险。

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全面覆盖

信用卡提供的是一种无担保的循环信用贷款，发卡行能否及时掌握持卡人的信用状况至關重要。如果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未能及时发现信用卡不良使用状况，“一人多卡”、“以卡养卡”的循环恶意透支将会继续大量存在，进而无限放大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不断降低持卡人的违法犯罪成本。从国外来看，正是成熟的个人信用征信制度催生了信用卡业务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征信制度，才能使得持卡人不敢轻易地将自己的信用做赌注，从而形成持卡人的自我约束机制。而我国在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征信体系。各个社会群体间的网络是封闭的，信息是隔绝的，诚信资料在区域与区域、行业与行业、甚至同一行业不同单位之间都是互不交流的。目前，我国也在不断完善征信系统，尤其是我国征信业首部“大法”《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解决了一直以来征信业发展中无法可依的问题，标志着我国征信业从此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征信制度起步较晚，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统一、规范、专业、权威的全国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也未形成，因此，信用卡领域广泛存在的失信行为乃至肆无忌惮的欺诈犯罪仍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监管主体职责不清

我国现行相关立法未明确规定国内信用卡业务的监管机关。而在实践中，目前国内信用卡的监管职责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两家机构共同行使。这种多头管理的局面一方面造成了监管职责的重叠，另一方面又使得监管容易出现盲点和真空。因此，如何从整体上对信用卡监管进行通盘考虑，分清和协调好各监管机构的职责，细化权责，强化监管责任，形成监管的合力，是现行体制下亟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信用卡业务缺乏科学统一的行业规范和制度保障，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也是日益突显的问题。

部分特约商户非法套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