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山影》原文赏读（共8篇）
一
血液里充满细小的泡沫
阳光在身边走着
石块跌倒了
跌倒了很久
一块、一块放弃了铁瓮
春天的雨很绿
夏天的泉水在深谷中唱歌
那里有树
独龙族姑娘喜欢背着身
从垂落的黑发间观看鸟群
淅淅沥沥的声音
不断响起
二
好像又过了很久
你赤着脚
点着鲨鱼的脊背
好像又过了很久
那面张开的鳍，干了
黑白相间的棘刺，干了
整个黄昏都发出腥味的光亮
你赤着脚
等着风吹过沙架
等着风吹过愿意崩塌的沙架
黄昏透着腥味的光亮
几十里盐都凝结了
铁针在探测深浅
几十里盐都是湿的
海在远处闪光
一股股银簪般扭动的海
在远处闪光
暗蓝暗蓝的珐琅海呵
三
灯，微微一动
就降落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瓦片
要有纯红纯红的焰
亮锃锃的瓦
你为什么要去碰它
在越来越黑的山窑那边
纸的火焰
纸的.烧化的人影
在边缘
那些细小的火星不肯熄灭
那些细小的火星泡沫
不肯熄灭
那些细小的火星虫
烟柱是透明的
那些细小的火星虫
节日对孩子来说
就是一块大圆蛋糕
上边落着奶油的小鸟
生气的样子非常可爱
边上还有红绿丝的草地
下面土地非常松软
一枚跟随太阳的金币
正在那里睡觉
为了寻找明亮的幸福
孩子悄悄亲了下餐刀
没有谁怪这种贪心
世界本来属于他们
我们把世界拿在手里
就是为了他们放好
我们还要默默走开
我们是不要酬劳的厨师
假如歌曲再也不重复
假如歌曲再也不重复
可爱的绿海洋就会干枯
在那蝙蝠鱼滑水的地方
就会现出一片山谷
山谷是棕黄的、没有植物
没有风在阴影中吹抚
人在干什么?悄悄地走路
用一张纱网把世界束缚
在夕阳里，飘着许多
母亲总是一大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腊月的早晨，地都冻裂了，院子里杏树上的枯枝咔叭咔叭响着。风从墙壁上的裂缝里尖溜溜地灌进来，我的脸上结着霜花，我的腮上溃烂的冻疮每天夜里渗出一些粉状物，极像白色的霜花。
“起来吧，起来吧，兰嫚，金豆，”母亲烦恼地叫着，“早去早回，赶前不赶后。”
母亲催促着我和姐姐去南山讨饭。我忘记那是什么年月了。我六岁，姐姐十八岁。姐姐带着我去南山讨饭，是我过去的生涯里最值得回味的事情。飞艇从天上掉下来，一头扎在我们村东河堤上的时候，是腊月里的一个早晨——一想起那时候比现在这时候格外寒冷的气候，我就思维混乱，说话，写文章，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头上一句，腚上一句，说着东又想着西，这是小时候冻出来的毛病，怕是难治好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都去南山讨饭，不仅仅是孩子去，老婆也去，大闺女也去。太阳刚冒红，我们村里的讨饭大军就向南山进发，一出村时结成一簇，走出半里路就像羊拉屎一样，稀稀拉拉，遍路都是了。我和姐姐总是跑在最前头。我们跑，我们用跑来抵御寒冷;我们一旦不跑，汗水就唏了，空心棉袄像铁甲一样嚓啦嚓啦响，冰凉啊冰凉!我们冻急了，我们对寒冷刻骨仇恨。我大骂：“冷，冷，操你的亲娘!”同行的人都被我逗笑了。
方七老爷的老婆龇牙一笑，说：“这孩子，好热的家伙，操冷的亲娘，把xx巴头子给你冻掉了!”
众人更笑，都唏溜唏溜的，鼻尖上挂着清鼻涕。
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跟我一起齐声喊叫：“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我们叫骂着，向无边无际的寒冷宣战。我们跟一群对月亮狂叫的狗差不多。但寒冷毕竟是有些退缩，金红色的阳光照在我们冻僵的面颊上，耳朵上，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在温柔地扎着。
我曾经多次领略过融化的痛苦。寒冷先让我的脸、耳朵结成冰坨子，阳光又来晒融这些冰坨子。我不怕冻结最怕融化。冻结，刚开始痛一点，也就是十分钟吧，十分钟过后就不痛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耳朵和面颊是否存在。融化可就不好受了，痛当然是有一些了，最难受的是痒，奇痒奇痒，比痛难受百倍。后来我曾经想过，世上的酷刑，刖足、车裂、指甲缝里钉竹签、披麻戴孝、走烧红的铁鏊子、子弹头撅肋巴骨、活剥皮……听来令人咋舌，不寒而栗，但似乎都可忍受，痛，只要能忍住第一拨，后边的都可忍受;但痒就不同了，痒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神经战，能令人发疯。当年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们发明了那么多种酷刑，但唯独没发明使人奇痒难挨的刑法，这真是个遗憾!
在阳光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耳朵一齐融化，黄水汩汩流淌，腐肉的气息在清凉的空气中扩散，几千只蚂蚁在我的冻疮的溃面上爬着，钻着。我想要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头颅上的皮肉剔除得千干净净，一定会非常舒适，当然，手背上的皮肉也应该剔除干净，脚趾脚边上应该扎针放血。我的手自己抬起来去搔脸。姐姐厉声喊：
“金豆，不许搔脸，搔毒了结紫疤!”
姐姐的脸上也有冻疮，但尚未溃烂，一个红豆豆，一个紫豆豆，几十个红豆豆紫豆豆分布在姐姐的腮上，姐姐的脸像个开始变坏的红薯。
奇痒，又不能搔，不用姐姐提醒我也知道我的脸已经不能搔了。它已经跟烂茄子、烂西红柿差不多了。我像一匹活泼的小猴子在地上蹦跳着。我本来可以哭，但哭给谁看呢?我们那儿的俗谚日：看男人流泪不如看母狗撒尿。
在我们这支讨饭的队伍里，头脸上生疮的并非我一人。一群男孩子都像我一样，在化冻的痛苦中，跳嚷成一群活泼的小男猴。
我们刚刚骂狠了寒冷，现在又要骂温暖了。
依然是我先草创，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热热热，热热热，操死你的亲爹!”我的朋友们与我一起高呼。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热热热，操你的亲爹!”我们高呼着，迎着那轮火红的太阳，向着南山跑去。
方家七老妈瘪着嘴说：“这群破孩子，冷，你们骂;热，你们还骂。当个老天爷也真是不容易!”
方家七老妈那时就有五十多岁，去年我探家时，听母亲说她不久前死了。这时离飞艇扎在河堤上已有二十多年。
在我的印象里，方家七老妈永远穿着一件偏襟的黑色大袄，袄上明晃晃地涂抹着她的鼻涕和她的孩子们的鼻涕。她的棉袄是件宝物，冬遮寒风，夏挡雨水。而且，在我的印象里，七老妈的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我们家乡的泥玩具里的母猴子永远扛着一只小猴子。七老妈吃不饱穿不暖，但保持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她一辈子生过多少个孩子，她自己是否说得清楚也值得研究。这也许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抱着孩子讨饭更能让人同情。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七老妈是讨饭行里的状元。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她是吃百家饭长老的。她一辈子没生过病。
一九六九年，生产队里开诉苦大会。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满胸。我们高唱着这支风靡一时的歌曲，等着吃忆苦饭。我特别盼望着开忆苦大会吃忆苦饭。吃忆苦饭，是我青少年时期几件有数的欢乐事中最大的欢乐。实际上，每次忆苦大会都是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吃忆苦饭无疑也成了全村人的盛典。
究其根本是，忆苦饭比我们家里的幸福饭要好吃得多。
每逢做忆苦饭，全村的女人，除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外，几乎都一齐出动。她们把秋天晒出来的干胡萝卜缨子、干红薯叶放在河水中洗得干干净净，用快刀剁得粉碎。保管员从仓库里拿出黄豆、麦子、玉米，放在石磨上混合粉碎。杂粮面与碎菜搅拌，撤上咸盐，浇上酱油——有时还淋上几斤豆油，上大锅蒸熟。我们唱着忆苦歌曲就闯到大锅里逃逸出来的忆苦饭的香气啦。
歌唱声停，队长走上台，请方家七老妈上台忆苦。七老妈抱着她的活猴般的孩子，用一只袖子掩着嘴，嚎天哭地地上了台。
七老妈的诉苦词是天下奇文：
“乡亲们呐，自从嫁给方老七，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
队长在台下咳嗽了一声。
“要饭的太多了，这群小杂种，一出村就操着冷的娘，操着热的爹，跑得比兔子还快，等我到了那儿，头水鱼早让他们拿了。”
队长说：“七老妈，你说说解放前的事儿。”
七老妈说：“说什么昵?说什么呢?解放前，我去南山要饭，天寒地冻，石头都冻破了。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刀子一样的小东北风，我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步步往家里走。腊月二十二，眼见着就过小年啦。长工短工都往家里奔。孩子们冻得一个劲儿地哭，我也走不动了。走到了一个村庄，寻了个磨屋住下来。破屋强似露天地。孩子们不哭了。从面口袋里摸出地瓜干子来，咯嘣咯嘣地吃。后半夜，我觉得肚子不大好，就让两个大孩子到人家草垛上拉把干草，孩子拉草没回来，俺那个小五就落了地。孩子们见我满身的血，吓得又哭又叫。有一个好心的大哥进来看了看，回家端了一盆热汤来，让俺娘儿们喝了。我说，好心的大哥，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方家七老妈每逢说到磨房生孩子这一段时，必定要掩着鼻子哭。台下心软的娘们儿也跟着唏嘘。
队长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杂七拉八地跟着呼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方家七老妈一说起她在磨屋里生孩子的事就没完没了。反过来说一遍，正过来又说一遍。忆苦饭香气扑鼻，勾得我馋涎欲滴。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我恨不得有支枪把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方家七老妈从台上打下去。
队长也分明是不耐烦了，他打断七老妈的车轱辘话，说：“七老妈，说说以后的事吧!”
七老妈抬起袄袖子擦擦眼睛，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撮撮，迷茫着眼说：“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啦?后来就好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共房子共地……”
队长跑上台，架着方家七老妈的胳膊，说：“老妈老妈，您下去歇歇吧，歇歇就吃忆苦饭。”
方家七老妈横着眼说：“就是为着这顿忆苦饭，要不谁跟你唠叨这些陈茄子烂芝麻的破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顿忆苦饭啦!”
大锅揭开了，人们都围上去。
队长和保管员每人手持一柄大铲子，往人们的碗里铲忆苦饭。队长的眼被蒸气烫得半睁半闭。队长说：“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多吃点，多吃点，吃着忆苦饭，想起过去的苦……”
根本不用队长嘱咐。队长也知道，要不还用他亲自掌勺分配。方家七老妈生着两只蓝色的眼睛，像天真的小狗一样的蓝眼睛。她有两个癖好，一是吮头发，二是舔煤油。
飞艇扎在河堤上那天早晨，母亲很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必须早走。“南山”，是我们对我们村南四十里外一系列村庄的统称。那里鬼知道为什么富裕，与我们这里相比那里好像天堂。南山的人能吃上地瓜干。
姐姐去南山讨饭前，进行着复杂的准备工作。
她梳头，洗脸，照镜子。她对着镜子用剪刀刮着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上流红血。她还往脸上抹雪花膏。我承认姐姐经过一番收拾是很好看的大姑娘。母亲每每训她：“拾掇什么，是去讨饭，又不是让你去走亲戚!”我同意母亲的观点。姐姐反驳道：“讨饭怎么啦?蓬头垢面，谁愿意施舍给你!”我同意姐姐的观点。
我们一出村头，就看到飞艇从南边飞出来了。太阳刚出，状如盛粮食的大囤，血红的颜色，洇染了地平线和低空中的云彩。遍野的枯草茎上，挂着刺刺茸茸的白霜。路上龟裂着多叉的纹路。飞艇在很远的地方发出过一阵如雷的轰鸣，在原野上滚动。临近我们村庄时，却突然没有了声息。那时候我们都站在村头那条通向南山的灰白道路上，我们挎着讨饭篮，拄着打狗棍(吓狗棍，绝对不能打人家的狗)，看到银灰色的飞艇从几百米的空中突然掉下来，掉到离地五六十米高时，它斜着翅膀子，哆哆嗦嗦往前飞，不是飞，是滑翔!我听到飞艇的肚子里噼哩咔啦地响着，两股浓密的黑烟从飞艇翅膀后冒出来，拖得很长，好像两条大尾巴。飞艇擦着路边的白杨树梢滑过去，直扑着我们的村庄去了。虽然机器不响，但仍然有尖利的呼啸，白杨树上的枯枝嚓啦啦响着，树上的喜鹊和乌鸦一齐惊飞起来。强劲的风翻动着我们破烂的衣衫。方家七老妈前走走，后倒倒，好像随时要倒地。飞艇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掠而过。飞艇的巨大的阴影从地上飞掠而过。我们都胆战心惊，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最丑陋的面容。连姐姐的搽过雪花膏的脸蛋也惨不忍睹。姐姐惊愕地大张着嘴巴，额头上布满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我是期望着飞艇降落到我们村庄里去的，但是它偏不，它本来是直冲着我们的村庄扎下去了，它的肚皮拉断了方六老爷家一棵白杨树的顶梢，一颗像轧场的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着小翅膀的可爱的玩意儿掉在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后来才知道那是颗大炸弹。飞艇拉断了一棵树，又猛地昂起头，嘎嘎吱吱地拐了一个弯，摇摇晃晃，哆哆嗦嗦，更像个醉鬼，掉头向东来了。飞艇的翅膀上涂满了阳光，好像流淌着鲜血。这时它飞得更低了，速度也更快，体形也更大，连飞艇里的三个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脸都是血红的。飞艇的巨翅像利剑一样从我们头上削过去，我们都捂住脑袋，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头颅是安全的。
方家七老妈双腿罗圈，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怀里的孩子像老猫一样叫起来。我也许是带头，也许是跟随着众人抱头鼠窜。我们的嘴里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怪声，准确地形容应该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在黑色的机翼下，在死神的黑色翅膀下鬼哭狼嚎。我们有的挎着讨饭篮子，有的扔掉了讨饭篮子;有的拖着打狗棍，有的扔掉了打狗棍。这时，我们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方家七老妈是眼睁睁地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去的。我们村东二百米处就是那条沙质的高大河堤，河堤上生着一些被饥民剥了皮的桑树。飞艇一出村庄就低下了头，尖锐的风声像疯狼的嚎叫，卷扬起地上轻浮的黄土。飞艇半边是蓝色半边是红色。七老妈亲眼看到飞艇的脑袋缓缓地钻进河堤。河堤猛地升高一段，黑色的泥土像一群老鸹飞溅起来。
飞艇的脑袋是怎样缓缓地钻进河堤里去的，方家七老妈亲眼看见了但无法表述清楚。根据她说的，根据她描绘飞艇的脑袋缓缓钻进河堤里去时她脸上表现出的那种惊愕的、神秘的色彩，大概可以想象到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飞艇的粗而圆的脑袋，缓慢地、但却非常有力地钻进河堤上，好像气功大师把运足了气的拳头推在一摊稀泥上。当时太阳很大很红，飞艇的`粗大的头颅上涂着一层天国的庄严光辉，它一钻进河堤，河堤立刻就拱起了腰，在那一瞬间河堤上起了一个沙土的弧桥。河堤像一条巨蛇猛地拱起了背。后来大块小块的泥沙用非常快的速度、但看起来非常缓慢地飞到空中去，直线飞上，弧线落下。
飞艇爆炸的情景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时都紧急地回头或抬头看河堤，这时飞艇尚未爆炸，艇头撞起来的泥沙正在下落，飞艇的两扇巨翅和飞艇翘起来的尾巴疯狂地抖动着。紧接着飞艇就爆炸了。
我们首先看到一团翠绿的强光在河堤上凸起，绿得十分厉害，连太阳射出的红光都被逼得弯弯曲曲。随着绿光的凸起，半条河堤都突然扭动起来。成吨的黑土翻上了天。这时候我们才听到一声沉闷的轰响，声音并不是很大，好像从遥远的旷野里传来的一声狮吼。我后来才知道“大音稀声”的道理。这一声爆炸方圆四十里都能听到，不知有多少人家的窗户纸都给震破了。几乎与听到轰响同时，我感到脚下的道路在跳动。路边的白杨树枝哗啦啦地响着，方家七老妈像神婆子跳大神一样跳跃着。
我们扔掉的要饭篮也在地上翻滚着。我看到我们的叫花子队伍像谷个子一样翻倒了，我在感觉着上边那些景象的同时，胸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掌猛推了一下子。我恍恍惚惚地看到无垠的天空上流动着鸢尾花的颜色，漂亮又新鲜，美好又温柔。
几分钟后，我从一丛一丛紫穗槐后爬起来。地上撒着一层黄土，黄土里掺杂着一些乌黑的、银灰的、暗红的飞艇残骸，黄土和飞艇残骸碰撞树枝打击土地的刷刷声还在空中飞舞不愿消逝。飞艇那儿已经燃烧起一团数十米高的大火。火光中间白亮，周围金黄，黑色的烟柱奋勇冲起，直达高天。空气中弥散开扑鼻的汽油味道和烧烤动物尸体的焦香。太阳变得又薄又淡，像一片久经风霜颜色褪尽的剪纸。
我们都灰溜溜地爬起来，怔怔地看着这堆大火，河堤都燃烧起来，我闻到了焦土的味道。堤上的桑树在炽亮的火幕上抖动着，好像舞拳张狂的鸡爪。我们这些生有冻疮的男孩子，比往日提前进入融化期，腮上、耳上，黄水汩汩流淌，不似眼泪，胜过眼泪。但我们都顾不上解冻的痛苦。我们没有人想到去侮辱热的爹。
大火过后，不，飞艇钻进河堤之后，我们这些小叫花子编出了我们的进行曲，我们高唱着进行曲向南山飞跑，飞跑到南山讨饭。事情过去了数十年，我依然一字不漏地记着曲词，儿时的创作更加刻骨铭心吧!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飞艇扎在河堤上!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烧死了一片白皮桑。
飞艇扎在河堤上，
方家七老妈好心伤，
一块瓦灰铁，
打死了怀中的小儿郎，
流了半斤红血，
淌了半斤自脑浆，
七老妈好心伤!
飞艇飞艇，操你的亲娘!
我们远远地站着，无人敢向前多走一步。火苗子猎猎作响，灼人的热气一浪连一浪逼过来，把我们脸上的黄水都快烘干了。
后来，村里的所有人都跑到村头来了。独腿的狗皮老爷虽说是拄着双拐悠来，但他的心也是在向着村头飞跑。
队长站在人堆的最前头，火光刺激得他的眼睛泪水花花。半个小时过去，火势不见缓减，队长招呼了两个年轻人，弓着腰向前走，人们都胆战心惊地看着他们。
他们到达离火堆七八十米远近时，便停住脚，仔细地观看。他们的头发像细软的牛毛在头上飘扬。
火堆又努力膨胀几下，地皮又在颤抖。空中响起刀子刮竹般的疹人的声响。我身后的白杨树干上铮然一声，响亮刺耳。众人急忙回头，见一块巴掌大的瓦蓝的钢片，深深地楔进树干里去。钢片是灼热的，杨树的干燥粗皮被烫出一缕缕雪白的烟雾。后来才知道这是炸弹皮子。飞艇肚皮下挂着两枚大炸弹，一枚掉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一枚被烧爆了。炸弹把飞艇的残骸炸得飞散四方八面。有的远点，有的近点;有的大点，有的小点;有的扎在越冬的麦苗地里，麦苗上白霜粲然，黑色的麦叶僵着，麦垄上冻土铿锵，是被飞艇残骸砸的;有的砸在堤里青绿色的坚冰上，烫得冰板吱吱地鸣叫，滋滋地融化。
究竟是第一次爆炸还是第二次爆炸崩出瓦灰色的钢铁击中了方家七老妈怀中婴孩橄榄般的头颅，至今是个疑案。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个问题是出力不讨好的营生。炸弹爆炸后，钢铁碎片像飞蝗一样漫天飞舞，大家都跌倒在地，队长趴在两垄麦苗之间，捂着脑袋，撅着屁股宛若一只偷食麦苗的鸿雁。大家都长久不动，大家伏在地上，听到死亡的灰鸟在蓝得凄凉的空中啾啾地呜叫，听到庞大的星球沿着缺油的轴咯咯吱吱旋转，大家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时，一个眼尖的人才看到方家七老妈那件铁甲般的破棉袄上沾着一层红血和白脑浆。
“七老妈，你的孩子!”那人指着七老妈怀里的婴儿说。
七老妈一低头，哇啦一声叫，扯着棉袄大襟一抖擞，那个瘦猫般的赤条条的婴孩就像树叶般飘到地上。七老妈棉袄大襟耷拉着，斜过腿胯，半个漆黑的胸脯裸露出来，三十公分长的袋状Rx房垂到肚脐附近。她咧着嘴，瞪着眼，干嚎一声，骂道：“飞艇，飞艇，操死你亲娘。”
扔在地上的孩子已经死得很彻底，那么块大铁，对付那么颗小头。七老妈跪在地上，把瓦灰铁从婴孩头上拔出来，然后试图捏拢婴儿豁开的脑袋，捏拢了也是个空壳，何况捏不拢。方家七老妈看样子也不是十分悲痛。她一面捏着婴儿的脑壳，一边继续咒骂飞艇。
大团的火焰已被炸灭，只有一簇簇的小火苗在田野里燃烧。队长他们三个大胆的汉子爬起来，腰依然弓着，继续往飞艇钻堤处靠拢。这时我们看到了河堤上那个乌黑的大洞，飞艇的一扇巨翅斜插进堤里去，青烟从翅翼的斜面上袅袅上升。
队长他们从河堤边走回来，正言厉色地说：“乡亲们，回家躲着去吧，没事别出来转悠，飞艇上的东西，谁也不许动，这是国家的财富，谁动谁倒霉。”
方家七老妈说：“队长，我的孩子找谁赔?”
队长说：“你愿意找谁赔就去找谁赔。”
有人提醒说：“方家七老妈，这飞艇是马店机场的，你去找机场的空军赔，保险比你跑一趟南山要的多哩!”
方家七老妈抱起孩子，眨巴着两只蓝眼睛，拿不定主意。
方家七老爷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淡淡地说：“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抱回家去找块席片卷卷埋了吧。一岁两岁的孩子，原本就不算个孩子。”
七老妈木偶般地点点头，跟着七老爷往村里走去。
人群懒洋洋地蠕动着，多半回家去，少半还停留在村头上，想着看新鲜光景。
姐姐说：“金豆，家去不?”
我当然不愿意回家，这时已日上两竿高，飞艇扎在河堤上，耽误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家去看什么?在村头上可以看上艇上冒出的绿烟，看飞艇翅膀斜指着天空好像大炮筒子一样，家去看什么?
日上三竿时分，几辆绿色的大卡车从南边开过来，车上跳下一群穿黄棉袄戴皮帽子的空军。他们不避生死地往飞艇翅膀那儿扑。
村里人听到汽车声，又一齐跑到村头。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找到队长，跟队长说了几句话。
那军官大概是询问飞艇失事时的情况，队长说不清。队长把我拖出来，说：“这个小孩看到了。”
那军官和气地问我：“小同学，你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的情景了吗?”
我看到他嘴里那颗灿灿的金牙，一时忘了开口说话。
军官又一次问我。我说：“我看到了，我们去南山讨饭的人都看到了。”
姐姐从后边打了我一掌，说：“金豆，不要多说话!”
队长说：“你让他说嘛!”
我就把早晨见到的情景对军官说了一遍。
军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转身向一个更胖更大的军官汇报去了。
待了一会儿，镶金牙的军官又找到队长，说首长希望社员同志们能帮助回收一下飞机的残骸。队长爽快地答应了。
几十个男人由队长带领着，把分散在麦田里的、冰河里的飞机残骸捡回来，噼哩咔啦地扔到卡车上。那根插进河堤里的飞艇翅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来，又费了好大的劲抬到卡车上。
据说飞艇上共有三个人，但我们从飞艇残骸里只找到一个肥大的人屁股。这个屁股烧得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扑鼻的焦香。
军官跟队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队长派八个精壮男人，绑扎一副担架，把那块烧焦的人屁股抬到机场去。队长又爽快地答应了。
方家七老爷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担架队，很知道担架是怎么个绑法。
两辆大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担架也绑好了。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把那块屁股抬到担架上，担架上又蒙上了一条被单子。
担架队跟着车辙印走去。镶金牙的军官跟在担架后边。
我们一群小叫花子恋恋不合地跟着担架走，好像一群眷恋烤人肉味道的饿狼崽子。
临近墨水河石桥时，队长把我们统统轰了回来。
我们站在墨水河堤上，一直目送着汽车和担架走成野兔般的影点子。汽车和担架走在我们去南山讨饭的土路上。
送屁股的人傍晚才回来，一个个满脸喜洋洋，打着连串的饱嗝，肚子吃得像蜘蛛一样，走路都有些艰难了。我们酸溜溜地听他们说如何吃掉一笸箩白面馒头，如何吃掉一盆豆腐炖猪肉，恨不得把他们的肚子豁开，让那些馒头、豆腐、猪肉唏哩哗啦流出来。我从队长的饱嗝里闻到了猪肉的香味——跟那块屁股上的香味差不多。
队长说：“乡亲们，机场的首长说了，凡是捡到飞艇上的东西，都给他们送去，一顿犒劳是少不了的。”
我突然想起了飞艇直扑村庄时，在打谷场上空掉下来的那个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小翅膀的那个可爱的玩意儿。我的心激动得发抖。
我喊：“队长，我看到了!”
队长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你带我去吃馒头豆腐猪肉，我就告诉你。”
队长说：“带你去，你说吧!”
我说：“可不兴坑骗小孩。”
队长说：“你这个孩子，被谁骟怕啦?快说吧!”
我说：“有一个碌碡那么粗的蓝东西掉在打谷场上了!”
人群像潮水般往打谷场上涌去。
打谷场边上确实躺着十几个轧场用的碌碡，但并没有我说的那个蓝玩意儿。人们都怀疑地瞅着我。
我说：“我亲眼看到它落下来了。”
人们继续寻找。
打谷场西边上耸着几百捆玉米秸子，人们一捆捆拉开玉米秸子，拉着拉着，那个蓝汪汪的大家伙轱辘辘滚出来。心急者刚要扑上去抢，听到方家七老爷高叫一声：“趴下!别动!是颗炸弹!”
人们齐齐地卧倒，静等着炸弹爆炸。等了半天，也没个动静。刚要抬头，就听到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又赶紧死死地俯下头去。又是半个时辰，那草丛里还是响。有大胆的抬头一看，见一只耗子在玉米秸里爬动。
众人爬起来，纷纷往后退。
刚吃过馒头豆腐肥猪肉的一个汉子问：“也许是个臭弹吧?”
方家七老爷说：“不是，玉米秸子垫住了它，它才没响。”
队长说：“七老爷，怎么办?”
七老爷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队长说：“咱们把它抬到机场去吧?”
七老爷说：“谁愿意抬谁就抬，反正我不抬。我在淮海战役中见过这种炸弹，美国造的，一炸就是一个大湾，湾里的水瓦蓝瓦蓝的。”
队长说：“咱们小心点抬。”
七老爷说：“怎么个小心法?美国炸弹十颗里必有一颗是定时的，炸弹肚子里装着小钟表，一到时间就炸，防都没法防!”
一听这话，大家都感到阎王爷向自己伸出了生满绿毛的手，每个人身上的汗毛都爹煞了起来，起初大家都慢慢地后退，退到场边上，不知谁发了一声喊，便一齐跑起来，生怕被炸弹皮子追上。
这一年，春天来的较早。在我满月的前几天，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是的，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象凝固了的血块。
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布幌子吹碎，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对面不见人。不能不出门的人们，象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顺着风走的身不自主地向前飞奔;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象刚由地下钻出来;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
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屋瓦被揭开，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齐被刮到什么地方去。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也中间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是黑黑的一圈。
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齐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彩，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和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象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院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窗楞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儿，土极干极细。窗台上这里厚些，那里薄些，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象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儿风。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住在九号楼七门。他们从小一块长大，在一个幼儿园，又读一个小学，都是三年级。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路。
后来，他们玩猫。他们玩过很多猫：黑猫、白猫、狸猫、狮子玳瑁猫(身上有黄白黑三种颜色)、乌云盖雪(黑背白肚)、铁棒打三桃(白身子，黑尾巴，脑袋顶上有三块黑)……李小斌的姥姥从前爱养猫。这些猫的名堂是姥姥告诉他的`。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倒。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想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了什么事?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用来壮胆的一句口令
在吹熄火把的黑风里
向前路的`过客
或后路的来人
间或远远打一声招呼
暗传一个动人的传说
说是有一座不夜城
野花绽蕊迸放的千灯
边界一过赫然就在望
从不可逼视的中央广场
迎面激射而来的
那路，原来是一道光
【余光中简介】
余光中，1928 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 LOWA )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 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至今，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小引
我已至望九之年，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亲属先我而去的，人数颇多。俗话说：“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记忆里。”先走的亲属当然就活在我的记忆里。越是年老，想到她们的次数越多。想得最厉害的偏偏是几位妇女。因为我是一个激烈的女权卫护者吗?不是的。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说不清。反正事实就是这样，我只能说是因缘和合了。
我在下面依次讲四位妇女。前三位属于“寸草心”的范畴，最后一位算是借了光。
大奶奶
我的上一辈，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老大、老二，我叫他们“大大爷”、“二大爷”，是同父同母所生。父亲是个举人，做过一任教谕，官阶未必入流，却是我们庄最高的功名，最大的官，因此家中颇为富有。兄弟俩分家，每人还各得地五六十亩。后来被划为富农。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我从未见过，他们父母生身情况不清楚，因家贫遭灾，闯了关东，黄鹤一去不复归矣。老七、老九、老十一，是同父同母所生，老七是我父亲。从小父母双亡，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母。贫无立锥之地，十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九叔也万般无奈被迫背井离乡，流落济南，好歹算是在那里立定了脚跟。我六岁离家，投奔的就是九叔。
所谓“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妻子。大大爷生过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大奶奶有过一个孙子。可惜在娶妻生子后就夭亡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因此，在我上一辈十一人中，男孩子只有我这一个独根独苗。在旧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环境中，我成了家中的宝贝，自是意中事。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在我六岁离家之前，我就成了大奶奶的心头肉，一天不见也不行。
我们家住在村外，大奶奶住在村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滚下土炕，一溜烟就跑到村内，一头扑到大奶奶怀里。只见她把手缩进非常宽大的袖筒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半块或一整个白面馒头，递给我。当时吃白面馒头叫做吃“白的”，全村能每天吃“白的”的人，屈指可数，大奶奶是其中一个，季家全家是唯一的一个。对我这个连“黄的.”(指小米面和玉米面)都吃不到，只能凑合着吃“红的”(红高粱面)的小孩子，“白的”简直就像是龙肝凤髓，是我一天望眼欲穿地最希望享受到的。
按年龄推算起来，从能跑路到离开家，大约是从三岁到六岁，是我每天必见大奶奶的时期，也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一段生活。我的记忆中往往闪出一株大柳树的影子。大奶奶弥勒佛似的端坐在一把奇大的椅子上。她身躯胖大，据说食量很大。有一次，家人给她炖了一锅肉。她问家里的人：“肉炖好了没有?给我盛一碗拿两个馒头来，我尝尝!”食量可见一斑。可惜我现在怎么样也挖不出吃肉的回忆。我不会没吃过的。大概我的最高愿望也不过是吃点“白的”，超过这个标准，对我就如云天渺茫，连回忆都没有了。
可是我终于离开了大奶奶，以古稀或耄耋的高龄，失掉我这块心头肉，大奶奶内心的悲伤，完全可以想象。“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我只有六岁，稍有点不安，转眼就忘了。等我第一次从济南回家的时候，是送大奶奶入土的。从此我就永远失掉了大奶奶。
大奶奶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母亲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号啕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前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一、金锁记】
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
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
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
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
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
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
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
【二、倾城之恋】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着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于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地浮起一些感想：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Fade)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着同等地位，是第二主题么?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流苏隔被扑抱他的时候，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柳原还有那种Cynical的闲适去“羞她的脸”;到上海以后，“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由此看来，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裘安，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和身边的这个人，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为什么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①刻画得最深的人物!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她一进绸缎店，仿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着重情节，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仿佛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脚下的泥”。西班牙女修士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我不知半世纪前香港女修院的清规如何，不知作者在史实上有何根据，但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丑史，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其实，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倾城之恋》的前半篇，偶尔已看到“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的套语;幸而那时还有节制，不过小疵而已，但到了《连环套》，这小疵竟越来越多，像流行病的细菌一样了;——“两个嘲戏做一堆”，“是那个贼囚根子在他跟前……”，“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三人分花拂柳”，“衔恨于心，不在话下”，“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暗暗点头，自去报信不提”，“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四、结论】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和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