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腐案例
新加坡不仅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人刮目相看，而且廉政建设、精神文明亦闻名遐迩，堪称典范。
严厉反贪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厉的反贪污受贿措施。反贪污受贿之事直接由总理亲自过问，在总理公署下设有反贪污调查局，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不受有关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涉嫌人；无公共起诉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或任何有关警方调查的特别权力调查大的犯罪；有权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有权检查和冻结受嫌人的银行帐户和保险箱；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和雇员提供调查人员认 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新加坡有关法律还规定：拒不作证的知情者或未能向调查人报告、提供所需情报、银行帐目、文件物品的任何人，都被视为犯罪，可被处以两千元罚款或一年以下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法定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姝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赦，决不姑息。新加坡政府训令明文规定，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酬劳所指并不局限于金钱、商品、财物等有形物质财富，而且包括任何职位、就业合同，或任何贷款、债务和任何义务以及任何其他服务、恩惠或任何种类的利益，包括庇护不受任何惩罚或官方权力、职责的实施或实施的延缓等等。新加坡政府平时不断检查工作程序中容易发生贪污受贿的环节，每隔几年要进行全面的检查防贪反贪措施实施情况。
严禁收礼
新加坡政府对于公职人员明令规定不得收受礼品，其规定颇为详细：不得接受下级人员的邀请出席娱乐活动；在不便于拒收礼品的情况下，要将接受下来的礼品上交，如本人需要此礼品，须经上级批准后按礼品价格付款；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所受礼品不得超过50美元；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每人月工资的2％。新加坡有关法规规定：任何人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或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去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作为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或容忍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应被视为犯罪。凡作为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者，应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公私分明
新加坡政府严禁官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从事任何牟利活动。政府规定：任何官员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职权，或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企业或
民间团体牟利；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官方信息或官方地位牟取私利；不准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家属、子女借其名声、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任何政府官员均不得做兼职工作，从事“第二职业”，以使官员公私分明，奉公廉洁。
高薪养廉
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政府给予官员优厚的薪金和良好的待遇。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也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认为，与其让官员们通过非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优厚待遇，以养其廉。另外，新加坡实行退休养老金保险制度。如果公务员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开除或判刑，其养老金亦一并取消。因此，公务员一般都珍惜职务，勤政清廉，绝不甘冒囚贪污受贿而被剥夺养老金之风险。教育促廉
一、新加坡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国情且高效可行的反腐倡廉机制。用几个词概括起来就是:制度生廉、监督督廉、教育倡廉、高薪养廉。对新加坡反腐倡廉的优秀成果加以借鉴吸收,有利于增强我国廉政建设的实效性。
1.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使公务员不能贪
首先,新加坡素以严刑峻法、铁腕护廉著称于世。在制定法律方面,新加坡严密、详细的对法律文件里面包含的概念和条文进行尽可能完美的诠释,把对公务员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尽可能全面、细致的列举出来,以防止他们试图利用法律的缺陷贪污腐败,却不为人所知。其次,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其它机构且办事高效的反腐调查机构,即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该局直接隶属于内阁总理,局长和副局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亲自任命,不受到任何不受外界的干预和影响。”[1]最后,该国还制定一系列约束和规范公务员的行为的相关法律文件,如《公务员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公务员惩戒规则》,使公务员在“不能贪”。
2.建立腐败惩治机制,使公务员不敢贪
一方面,完备腐败惩治的立法,为惩治腐败提供法律依据。1960年6月公布的《防止贪污法》颁布至今已进行了七次重大修订,内容严密、详细,是新加坡严惩腐败行为的最基本最基础的法律。此外,1988年还特别制定了一部反腐败的程序性法律,即《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该法律有详细的对贪污所得利益的规定及认定,并且可执行性特别强。另一方面,对各类腐败现象严厉惩治。“新加坡反腐调查局行动快,在一周以内就必须对群众所举报的腐败现象进行正式答复,必须在48小时内对正式立案的案件进行全面侦查,必须在三个月内结束一般的案件。”[2]同时,新加坡强调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这种极为严重的惩罚,对想要贪污的公务员有很大的威慑力,而且有助于提升全民参与反腐斗争的热情以及对法律的信任感。
3.建立廉洁教育机制,使公务员不愿贪
公务员发自内心的“不愿贪”是反腐倡廉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对公务员廉洁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廉洁教育从娃娃抓起,在中学普遍设立了廉政课程,使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全民心中。受良好社会氛围的影响,新加坡公民不仅守法意识强而且道德素质也很高,此外,新加坡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浓厚,克己奉公精神强烈。同时,加强对公务员的廉政培训。每年都分层次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让他们在形成反腐意识的基础上,能够认识到腐败的后果,避免他们陷入腐败贪污的泥潭。另外,政府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倡廉宣传作用,推动全社会反腐文化和良好舆论氛围的形成,激励全民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来。
4.建立廉政激励机制,使公务员不用贪
一方面,选拔任用既廉洁又能干的公务员。在新加坡,公务员被正式录用后,还要接受内含是否廉洁的品德考核。反腐调查局有权力对所有公务员进行暗地调查,并对其日常行为活动进行追踪。这套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形成了良好的用人导向,激励人们不必采取非廉洁的行为方式考取公务员。另一方面,“以丰厚的待遇激励公务员。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金都很高,如果政府发现公务员的工资低于各行各业的平均工资,那么就会给公务员加薪,保证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处于中上层。”[3]高福利伴随着高要求,国家对公务员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旦发现公务员有违反国家法律和工作准则的行为,结果只能是开出或刑罚,且取消全部公积金和退休金。所以,新加坡公务员极少出现腐败行为,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
二、新加坡反腐倡廉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虽然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斗争已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廉政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形式却不容乐观,因为国情的明显不同,我们不能直接照搬新加坡的反腐倡廉举措,但是借鉴吸收其中优秀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不断推进我国廉政建设进程。
1.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建立并完善了与惩治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我国廉政建设逐渐步入正规,但与其它廉政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足,尤其是法律的可操作性较弱。因此,一方面,必须把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我国整个国家的立法体系融为一体,促进监督法、国家政务活动公开法、家庭财产申报法、专职反腐机构组织法、从政道德规范等相关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使法律更具可执行性。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的约束国家公务人员行为和规范的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廉洁奉公的制度环境氛围。
2.严厉惩治和大力激励并用
趋利避害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反应。人们会因害怕受到严厉惩治不敢试图腐败,而通过大力激励廉洁,可以诱发人们廉洁的内在动机。对腐败现象惩治力度不够、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的现象依旧存在,而对廉洁行为激励却相对不足,是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形势依旧严峻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有益经验,我们不但要坚决严惩腐败分子,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提升反腐败的威慑力,真正使腐败分子没有胆量腐败。而且还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公务员廉洁行为的激励力度,对那些勤政清廉、德才兼备的各行各业公务员,进行多种激励,不仅要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行为进行宣传表彰、对其本人进行提拔重用,而且要给予其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奖励。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廉政氛围,开创廉政建设的新局面。
3.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衡量一个国家反腐倡廉的效果如何,不在于这个国家拥有多少反腐监督的机构,而在于该国监督治理腐败的效果。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新加坡之所以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其独立而强有力的反腐监督机构毋庸置疑的起着关键性作用,是遏制和打压腐败现象的有力工具和手段。而一直以来,我国对制度的执行监督相对软弱,落实不足。这就需要我国建立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高水平反贪机构,形成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完整有序且运行高效的监督体制,并通过赋予其特殊的独立于其它机构,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权力,从而增强其监督和惩治腐败的权威性。“推进权力运行更加公开、规范化,完善各个领域公开制度如党务、政务、司法等,健全质询、问责、罢免等相关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4]
4.促进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
新加坡反腐倡廉之所以取得一系列成就,是与本国公民守法意识强和道德素质高密切相关的。新加坡公务员不仅具有良好的为民服务意识,而且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引导整个社会促成以腐败为耻的良好社会氛围。鉴于此,启示我国一方面,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加强我国对公务员勤政清廉的教育,还要加强全民的廉洁教育,以促进整个社会克己奉公精神文化氛围的形成。另一方面,“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社会氛围的形成还离不开各种各样廉洁教育活动。只有全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反腐败的良好文化氛围,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5.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反腐倡廉机制
通过分析新加坡的反腐倡廉措施告诉我们,我国需要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始终坚持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现阶段廉政建设的政治体制和反腐领导体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主要领导亲自抓、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重、注重预防的方针,”[5]此外,我国应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反腐倡廉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像新加坡这样有利于我国廉政建设的优秀成果和成功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时代性的反腐倡廉体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摘要：制度生廉、监督督廉、教育倡廉、高薪养廉构成了新加坡廉政机制的特色体系,形成了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不必贪的反腐体制。新加坡反腐机制的优秀成果告诉我们,推进我国廉政建设进程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廉政建设机制。
关键词：新加坡,反腐倡廉,廉政建设
参考文献
[1]金波.新加坡的制度反腐经验[N].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4):39-48.
[2]史小红.新加坡反腐倡廉制度考察[J].公民与法,2012(4):11-14.
[3]刘子平.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及启示[J].东南亚纵横,2011(10):58-61.
[4]陈宝剑.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J].当代法学,2012(4):151-154.
权力与腐败就像孪生兄弟,总是相生并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说:“没有任何政府能对腐败免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新加坡也曾经历过腐败肆虐的日子,但如今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世界闻名。该国能在与“腐败怪圈”作斗争的过程中成效显著,独立且“大权在握”的反贪污调查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光耀树起强势反腐大旗
“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这是新加坡反腐掷地有声的口号。
上个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加坡和许多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直到1952年之前,新加坡的所有腐败案都是由警察局的一个很小的部门——反贪污小组负责查处。可以想象,在人手不够和腐败横行的情况下,这个部门就像风雨里的小船,根本无法驾驭狂风怒涛。
1952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局徽章是一朵荷花正中间穿出一把利剑。荷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利剑表示“威严与公正”。但是,反贪局创建初期,由于民众怀疑、担心遭到报复,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贪污调查局并没有发挥很大功用。
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誓言与腐败决裂,并授予反贪污调查局莫大权力,这才真正让反贪局成为新加坡的反腐利剑。
反贪局可直接执法逮疑犯
1963年,总理公署接管了反贪污调查局,这就意味着,该局不从属任何部门,局长由总统任命,只对总理一人负责。
李光耀意识到,反贪污调查局初创不利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法律支撑。1960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该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这为反贪污调查局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反贪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
根据《反贪污法》,反贪局拥有莫大权力——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有权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有权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和雇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
此外,反贪局甚至有权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暗地调查其活动。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公务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曾为新加坡建设立下大功,深受李光耀器重。但反贪污调查局经过调查,发现他曾受贿4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并希望李光耀帮忙压下此案。李光耀闻讯后怒气冲冲,说:“我帮了你,我们的党就完了!”郑章远最终畏罪自杀。自杀前,郑章远留信给李光耀,称自己是“用自杀来表达对法律的尊重”。李光耀虽为老部下扼腕叹息,却仍然强调,“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此事对新加坡官员震慑巨大。反贪局也成了该国公务员头上时刻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被反贪局请去“喝咖啡”,滋味绝对不好受,后果也很严重。
反贪污调查局“反腐精英”仅有90余人,他们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前者由四个调查小组组成,专门负责调查工作。而后者则是情报部门,负责收集资料以支持行动部调查。
独立且权大的反贪局在反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一名在监狱工作的警员,只因帮犯人买了条香烟,收受15元“好处费”,被查出后获刑3个月。
反贪局推动社会“反腐共识”
独立反贪局的存在也推动了新加坡社会“反腐共识”的形成。有这样一个事例,一次,一名警察查处违章车辆,车主向警察塞钱希望免责,但警察一边拒绝说,“你不要害我”,一边再给车主加上一条行贿罪状。
每年,反贪局都会提交反腐报告。该局每年也会接到民众近千起投诉和检举。这也锻就了贪污调查局快速断案的作风,从报案到移交法院最快7天就能完成。
由于具有极高权限,反贪局调查可以触及任何达官贵人。李光耀本人也曾经受到指控,称他和儿子李显龙买房收回扣,消息出来公众大哗,当时的总理吴作栋立即下令调查。后经调查发现,所谓“回扣”只是正常商业行为。对此,李光耀欣慰地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人能枉法。”
经验之谈
1959年(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之后的新加坡,每前进一步,其廉洁水平就提高一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教我们深恶痛绝。原是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他们的社会因而滑坡倒退。我们受到亚洲革命浪潮的冲击,决心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却对那些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亚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齿。他们使我们大失所望。”
新加坡反腐败的努力,在《李光耀回忆录》之《铁腕护廉洁》章节中有比较精彩的描述:“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这是李光耀对反贪污工作的精辟总结。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有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者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工具。”因此,有评论家指出,李光耀最出色的政绩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新加坡在反贪污行动中“集中力量对付大鱼”。对于“大鱼”(指重大腐败分子),李光耀政府在1960年修订法律条文,扩大了调查人员的权力,包括搜查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代理人的银行账户和存折。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资料。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这样严厉的方法使得新加坡内阁中的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其他官员引以为戒,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对于“小鱼”,新加坡则简化打击犯罪的程序。
第二,高薪养廉。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内阁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李光耀曾经告诉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分和地位。”
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已经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舆论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新加坡国家发展局局长)鄭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当然,新加坡还从另一个角度驳斥了西方自由主义人士的论点:报章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李光耀曾指出,在印度、菲律宾、泰国、韩国以及日本的电视和报章可以为所欲为,却杜绝不了猖獗和根深蒂固的贪污。
此外,新加坡当局还曾提醒国人洁身自好:“在亚洲,人们对于佣金、回扣、小费、‘润滑剂’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称的贪污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它是那么司空见惯,以致人们接受贪污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部长和高官们地位越高,妻妾情妇便越多,房子也越大,女人们佩戴的首饰都跟男人的权力和地位相配。新加坡人到这些国家做生意,必须当心,不要把这种陋习带回自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防范贪污,1997年当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韩国、印尼都惨遭不幸,贪污和朋党使得不幸“雪上加霜”,而新加坡能够“逃过此劫”。
206月28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已被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陈英旭的代理律师戴梦华称，此次事发，是例行审计到浙江大学时，陈英旭自觉经费使用存在问题，将违规的款项退回，之后被立案侦查。
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原任职务: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正处级)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06年3月15日，李祖伦被达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全部受贿赃款。李祖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6月27日，四川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犯罪事实:1997年至2005年，李祖伦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中为供货商和包工头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122万元。
新闻背景:李祖伦受贿案是2006年反商业贿赂风暴中查处的典型案件之一，这篇悔过书是李祖伦在监狱服刑期间写下的。
蹲进牢房才知悔恨已晚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我顺利地走过了童年、少年，大学毕业后怀着无限期待的憧憬跨入了医生行列。
父母的含辛茹苦，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令我倍感责任重大。自上班第一天起，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医术高明、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人，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2年飞逝如电，我将毕生的激情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自己所挚爱的医疗卫生事业。我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很快在人才济济的达州市中心医院崭露头角。不知道有多少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有多少濒临死亡的生命，因我的妙手回春而消除病痛，重获新生。那种无法言传的快乐和备受尊敬的成就感，曾经久久地令我心醉。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顺理成章，我的事业也如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焕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芒。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和荣誉，我由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逐渐成长为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四川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但是，我却因贪欲膨胀，东窗事发而身陷囹圄，几十年呕心沥血筑建的事业之塔顷刻间坍塌。我悔啊，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痛心疾首，顿足捶胸。可是，一切都晚了„„
再多的“对不起”也于事无补
在任职的前几年，我也是心无杂念，对金钱清心寡欲，一心扑在医院的长远发展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权力与金钱的不断交锋，自己内心深处对金钱的占有欲开始悄悄地滋生蔓延，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最终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做了不该做的事，收了不该收的钱，落得如今身败名裂的下场。
1997年到2005年，我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中为供货商和包工头谋取利益，受贿达122万元，仅在采购药品和医疗设备过程中就受贿110.5万元。
供销商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自然会想方设法地打通关节。而身为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的我，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我，通过各种方式来拉拢我，在一次次的阿谀奉承和金钱诱惑面前，我坚守原则的信念一点点地土崩瓦解。最终我遂了他们的心愿，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心甘情愿地与他们狼狈为奸。
春节时，他们给我“拜年”;获利丰厚时，他们送来“感谢费”。对这些，我都坦然笑纳，扭曲的虚荣心竟然让我对此暗生得意。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已经陷入犯罪的深渊无法自拔了。
老实说，老百姓“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与我如出一辙的龌龊勾当将医药成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抬高。贪婪使我忘记了自己也来自于老百姓，而我也终将回归到普通老百姓当中。
面对铁窗电网，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再多的“对不起”也无济于事„„
铤而走险捞的金钱最终一分也没有得到
我受贿得来的钱，一部分由朋友代为保管，一部分交给妻子，一部分自己花销。案发后，我的122万元赃款全部被没收。也就是说，我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捞取的金钱，最终一分钱也没有得到。但是，我却因此失去了钟爱的事业，失去了荣誉，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不仅为党抹了黑，也为自己和亲人带来无限的屈辱和痛苦，实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啊!
面对办案人员真诚的教育感化和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我无地自容。曾经我也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员，忘我的工作令我快乐，给我骄傲，赋予我美好的梦想。而所有的一切，都因我的贪婪堕落而毁于一旦。
在此，我以己为鉴，告诫那些有机会贪污受贿的人们:钱乃身外之物，为之付出一生的代价真的是极其不划算。遏制住自己的贪婪之心，管住自己的手和嘴，才能始终走在幸福的阳光大道上。
彻彻底底接受改造，以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做人
当初，我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时，曾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我的人生犹如当空的太阳，光芒万丈。省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可以用更高、更远的眼光来考虑达州医疗卫生事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有一年，一批外国商人到达州进行投资考察，他们除考虑交通和通讯因素外，最看重的就是达州的卫生保健水平。在考察完达州市中心医院后，他们毅然决定将投资落户在达州。此事对我启发很大，我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仅仅是治病救人，也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形象。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改变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传统定位，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尤其是要特别关注边远贫困山区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达州市中心医院被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之时，我信心百倍，踌躇满志地打算带着自己事业的梦想展翅高飞，却不曾想到我因受贿犯罪来到了这个没有任何人向往的地方。
蹲在监狱里，走过的人生一点一滴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所有的奋斗、荣誉、骄傲都无法逆转地灰飞烟灭，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有实现的机会。我的心犹如刀割一般，痛得撕心裂肺。我恨啊，恨自己财迷心窍，没有站稳立场，经受不住考验，亲手毁掉了自己奋斗一生的成果。
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难表达我悔恨之极的心情。但如今，我唯有老老实实、彻彻底底地接受改造，以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做人。
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说明啥
据报道，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被纪检部门“双规”。河南省交通厅官方网站已删除董永安厅长简历和活动报道等。此前，河南省交通厅曾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事实，均已被判刑。（1月6日人民网）
同一个厅的四位厅长“前腐后继”，倒在同一条道上，创下罕见的腐败“四连冠”。河南省交通厅好像成了腐败百慕大，厅长一个个都像中了魔咒一样不可幸免。其中的根源何在，确实值得有关方面深入研究。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一是自律不可靠。可笑的是，之前“落马”的三任交通厅长均有各自的“廉政名言”。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这些表态和口号，当初并不全是假话。相信上任伊始，他们想过要廉洁自律，还是不想把自己套进去的。但人是有惰性和趋利的，长期在巨大的诱惑和金钱的刺激面前，难免会有松懈和心存侥幸的时候。所以说，光靠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承诺和表白，对一个贪官来说只是浮云，根本不能抑制其贪婪的心理。
二是监督不到位。现在一些部门或领域反腐倡廉责任体系严重不健全，一些预防腐败的内部监督制度大都是“牛栏关猫”，不可避免地出现“齐抓共管谁都不管，人人有责都不负责”的现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正所谓“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组织监督太软，法律监督太晚”。交通工程建设领域投资巨大，对那些廉政风险极高的具体业务活动，谁牵头主抓、谁参与配合、谁负责督导？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责任难落实，监管不到位，腐败自然来。再加上日常监督检查多半走过场，实效性不够，问题发现难揭露更难。
三是制度有漏洞。交通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本是市场监管机构，却又直接参与公路建设，掌握着巨额的资金，用与管没有分开，腐败来得太容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可见，预防腐败关键是监管体制的设置、是对可能失控的权力的制约，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开透明的工程招投标程序，让一切摊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完善审核方法，加大审核力度，设置一个制约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才可能让贪婪的企图找不到漏洞，才能从源头上有效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四是决策须民主。公路如何建，资金如何用，基层政府和群众根本没有说话权。一个省成百上千亿的公路建设资金具体运作主要由交通厅负责，而重大项目的立项、招标、发包、定价等大权又几乎都掌握在厅长手里，一个项目动辄涉及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资，其中利润之丰厚、寻租者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交通厅长受到的诱惑太大，凡夫俗子难以抵御。所以说，权力无制约，决策不民主，乃是腐败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作决策、定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可谓十分及时。
人性如水，制度如渠。邓小平说过，还是制度可靠些。当一些官员像飞蛾扑火一般重蹈腐败之覆辙，那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自律问题，肯定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推进决策民主化，实现权力透明运行，有利于从根本上扼制“前腐后继”现象的发生。
一个市纪委书记的不归路
2010年12月31日，湖南郴州一些市民在该市五岭广场敲锣打鼓，举起横幅，庆祝大贪官曾锦春被执行枪决。闻 新/CFP
2010年12月30日的一声枪响，让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2006年前后，郴州官场发生地震。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宣传部长樊甲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市长周政坤，全都因为贪腐被查。这其中，只有曾锦春被判处死刑。
法院认为，曾锦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故判死刑。
一个本应整肃官场、查处违法乱纪的纪委书记，为什么会走上不归路？
宦海沉浮使他深信“关系更重要”
曾锦春的一生其实远非众多媒体所述的十恶不赦。在其从政任职30多年间，曾有过拼命工作为国为民的经历和出色的工作业绩。他人生的转折与仕途沉浮密切关联。
196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曾锦春被安排到郴州临武县教书。他主动向组织上提出，愿意到更为艰苦的乡镇去工作。
在乡下任教时，曾锦春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很快崭露头角，并开始在省级报刊发表文章。
正苦于手中没有“笔杆子”的临武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当即提议将曾锦春调到县委办专门写材料。其仕途借此进入快车道，很快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后又调到花塘乡任党委书记。
受到组织重用的曾锦春深受鼓舞，更加努力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掀起重文凭重知识的用人之风，曾锦春亦受益这波大潮，10年间就成了临武县的县委书记，并且是当时湖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
踌躇满志的曾锦春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但缺少官场斗争经验和圆滑作风的他也惹来了不少妒忌的声音。
据曾的家人回忆，一次，郴州地区一位主要领导打电话给曾，要求他帮助自己的侄儿承包临武县工商局的一项工程。此时尚能坚持原则的曾锦春没有顾及领导意愿，而是秉公办理，得罪了领导。1987年，本有望仕途更进一步的曾被调动到郴州地区国土局任第一任局长。但据媒体报道，这次调动是因为他操纵选举。
曾锦春在郴州国土局局长位置上工作努力，出色的工作成绩再度受到省地市领导的好评，但突然又被调动到了郴州地委农村工作部当副部长。
据曾锦春的儿子曾峰回忆，那段时间，他父亲整夜唉声叹气，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而当时社会的风气已经在慢慢转型，曾在失意的时候又受到了这种拜金思潮的影响，终于使他丧失了自己的信仰。
此后，曾锦春从农村工作部调动到郴县（今苏仙区）任县长，后接任县委书记。1994年，时任郴县县委书记的曾再一次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自认为已掌握升迁之道的曾不再是静等组织安排，而是设法通过自己当年在湖南师大的一位老师向高层领导举荐，通过这位已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师的一个电话，曾锦春顺利升迁到了郴州地区纪委书记的位置上，了却多年夙愿。
仕途上的几次变故，让曾锦春深深认同了“能力固然重要，关系更重要”的说法。他曾经这样教育儿子：“工作再努力也没用，重要的是把关系搞好，如果需要钱疏通，尽管开口。”
曾峰称，升迁到郴州地区任纪委书记，更使其父亲思想到了完全蜕变的程度。这一系列的工作变动，让曾开始拿出当年给党报写稿子、干工作的劲头，深研官场潜规则。“此后，父亲也就沿着自己错误的人生轨迹，一直走了下来。”
贪欲侵蚀，防线失守
在被关押于看守所期间，曾锦春曾经联合另外两位狱友合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小说，由他口述提供素材，另一人执笔。这本尚未出版的小说记录了曾从年轻时满载着理想拼命奋发向上的热血男儿，到垂暮之年沦为罪犯的历程。
曾锦春在悔过书中承认，思想的转变、蜕化是自己到了晚年注定变质的原因。曾也力图秉持操守，自觉拒腐防变，甚至给自己制定了“现金不收；贵重物品不收；无法拒绝的收了也要退给本人或组织”的“三不收”铁规，然而“内外夹攻”之下终于破戒。
据他回忆，几次带队招商引资时，当看到那些投资老板气度不凡、盛气凌人时，心中充满艳羡，想到自己也是有钱就好，将来更气派、更风光。而他在几次去看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领导时，发现其连小孩工作都没有安排好，就萌生了“当官管一阵子，有钱才能管一生一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
1996年，曾的老熟人、临武县花塘乡科江村党支部书记李友甫到他家拜年，顺带提了一些鸡、鸭之类的农副产品。曾锦春表示不能要对方的东西，拒绝不了后便拿两瓶酒返为回礼。可到了1997年，李友甫再度携礼来拜年时，便成有来无往了。“开始对收点农副土特产品等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了。”
门户洞开，有心人便乘虚而入。
1997年春节，临武县一位干部拿1000元红包到曾家拜年，曾与妻子拒收。对方振振有词地说：“如果送两瓶酒、两条烟价值也超过千元，而书记你不喝酒、不抽烟，给你还难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曾锦春听后顿悟，由此“解放了思想”，收下了这个红包。此后，他对送来的红包一律照收不误，仅几年中便收了红包礼金100多万元。
另外，帮助曾锦春“解开思想疙瘩”的还有时任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政坤的示范效应。
身为纪委书记的他深知二人有着严重经济问题，但见两人“腐而不败”，对党纪国法的敬畏更是日渐淡去。“这时，就像大江大河垮了堤，洪水泛滥成灾，不可收拾。收钱办事收红了眼，发了疯。什么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按职用权，什么以德用权全是一句空话。我作为纪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抓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可自己却脱离本职工作，什么矿山纠纷，什么基建工程招投标，什么干部提拔等都去插手，超职越权去管，目的是以权谋私、以权谋钱、权钱交易。”曾锦春说。
知情人士说，曾放开手脚受贿时，很多老板都是直接驱车提着装钱的蛇皮袋或者塑料袋，直接送到曾的办公室。此类人众多，以至于前来汇报的郴州市纪委干部往往要等这些老板离开后才敢进门。
郴州有官员告诉记者，曾锦春总是做一些前后矛盾的签字或者批示，让下面办事的人无所适从。原因就在于两头收，哪边给钱就帮哪边，哪边给得多就帮得多。
曾锦春在被“双规”的前一天还心安理得地收下一名商人120万元。2006年9月19日下午，就在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他面前时，其公文包里面还有10来个红包。他说“这很正常”，是“这几天出席公务活动时有关单位给的误餐费”。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拆开，其中，最大的一个里面装了5000元现金，而最小的一个也有1000元。
心态不平衡滋生“杀富情结”
曾的自我毁灭与当地的环境联系紧密。
曾锦春所在的郴州有着“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也是全国19个重点产煤地级市之一。2002年后，煤炭价格开始爆涨，从200元一吨涨到2006年的400多元一吨；同时，郴州的有色金属也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一路走高。在郴州众多渴望财富的官员看来，一个崭新的分金时代就此到来。
时任郴州市市长的周政坤等人纷纷通过批条子、打招呼等方式进入了煤矿“采金”。曾锦春亦不遑多让。因此前担任过国土局局长和乡镇、县委书记，曾锦春对于资源分布、采矿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审批程序等有着非常专业的认识，可以轻松地掌握各类投机人士的要害而加以利用。作为纪委书记，曾锦春同时兼任了郴州市煤矿整顿小组组长。这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兼任，为曾锦春的敛财提供了条件。
曾锦春收受的最早一笔与矿山有关的行贿款肇始于1997年下半年。其时，矿主雷像文为承包临武县香花岭锡矿安源工区，请曾帮忙。曾接受请托后向该矿领导写条子，从而使雷如愿取得承包权。2000年2月，雷为感谢曾在其承包该矿时的帮忙，将20万元送给了曾。
曾案的最大行贿嫌疑人矿主首清文也在此期间登场。在首向曾多达18笔(次)的行贿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其经营的玛瑙山矿水湖里矿区与派安公司的纠纷有关，首曾分5次给曾送来200万元。但曾左手接受首的巨款，右手也揽进了派安公司的“孝敬”。2004年7月10日，曾锦春终于主持召开协调会议，派安公司与宏达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除了插手矿山各类事端牟利外，曾锦春在后来的悔过书中承认，他明白要想暴富，主要的途径是自己开矿。为了办矿他收受大额贿赂，投资2707万元，分红利达1000多万元。为了应付组织上的查处，他便化名朱几在、何六周、朱中华等个体老板的名义入股，欺骗组织。
而利用职权干预司法部门办案，插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也是其受贿索贿的重要渠道。
2001年3月，郴州市宜章县民营企业主王文汉将广东省乐昌市南岭铁路美光有限公司诉至县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履行联营合同，偿还70多万元。由于法院迟迟不开庭，王文汉向曾锦春行贿数万元。在曾的干预下，2002年5月，宜章县法院下达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美光公司付给王文汉人民币170万余元。但双方均不服判决，上诉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次，曾锦春倒向了美光公司这边。他甚至将曾为美光公司做过审计鉴定报告的郴州正一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叫到办公室，要求修改对美光公司不利的地方，否认审计结果。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也被曾锦春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最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文汉没有主体资格而判其败诉。
参与曾案的调查人员透露，去长沙或者北京开会办事都是曾索贿的良机。“在这个时候，他会打电话给那些老板，你给我拿多少个来。”在曾的心目中，索贿和受贿的基本单位，早已将万元计算的人民币称之为“个”，“个”数的多少决定关系的远近和其帮忙支持的力度。
前述人士称，曾疯狂地受贿、索贿，插手各类经济纠纷，甚至制造事端牟利，与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在曾的心目中，自己曾为党为国辛苦数十年成绩斐然，却仍然收入一般，而那些大字不识两个的人，却能依靠运气或者关系陡然成为家产千万、逾亿的富翁，实在是社会分配的不公。“他有一种强烈的杀富情结。遇到这样的老板，多是来一个宰一个，绝不放过。”
曾锦春的民愤被放大了
曾锦春在悔过时曾表示，他以往去外地考察、旅游时看到那些民族英雄的塑像；下乡调查研究，看到一些过去当官者留下的碑文，心中非常感慨，也憧憬着自己将来能够塑像留碑，流芳百世。在其心目中，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身陷囹圄的一天。
在曾被司法机关带走后的一两天，郴州市区有鞭炮声响起，也有人打出了横幅：“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这些成为“曾民愤巨大”的印证。
然而，实际上，上述行为都是“被曾伤害过的人士所为”。一位深谙个中原因的人士告诉记者，花费逾5万元的鞭炮是某商人组织放的，而上街游行的人员则是另一老板指挥的。
“很多人被曾所害，但这些人多是官员和商人，曾锦春有商愤、官愤，而民愤不大。”这位人士说，事实上，曾对于普通民众仍是可“亲近”的：他的办公室随时可以向市民、农户和记者敞开，对于一些百姓的冤屈他也能秉公查处，甚至督办到底。
“曾给人的印象还可以，做事扎实，不讲条件。”原郴州地委一位领导这么评价，“有一次，曾锦春下去检查工作，看到一位老农民挑着一担谷子很吃力，他便下车从老人肩头接下扁担，硬是帮老人把谷子送到家。”
湖南省委一工作人员透露，在湖南省第8次党代会期间，曾锦春列席参会。一个晚上，曾突发急性肠胃炎疼痛难忍，急切间拨打宾馆值班服务员的电话，但却无人接听。第二天，曾将此事向大会秘书处作了反映。有关领导指示将擅离职守的服务员开除。曾闻讯后，马上找到相关领导表示，当晚是自己拨错了电话，请求撤销对服务员的处分。
参与调查曾案的人士称，曾不少的“亲民”之举与其疯狂受贿、罔顾法纪并不矛盾。因为在曾的思想价值观中，对于民间的弱者是支持的，对于有钱的老板则不妨宰杀。而如果有官员挡其敛财之道，同样要无情打击。
他说，永州道县县委书记等被抓后，县城也响起了鞭炮，也有人游行。在经济角逐或者纠纷中受到冤屈的人，期望对贪腐的官员予以严惩，在经济犯罪一般不被判死刑的情况下，他们以这类方式放大了民意，客观上助推了曾走向死亡之路。当然，这同时也给了那些违规插手经济纠纷的官员以警醒。（洪克非 叶铁桥）
谁来监督监督者
“每天的不合法收入达到了两万元，这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的湖南省，是天文数字。”据公诉人评价，曾锦春的受贿金额几乎与其故乡汝城县的全年财政收入相当。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在矿产承包及纠纷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程承揽及招投标、税费的减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及诉讼案件的处理等方面，曾锦春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和子女等人收受、索取他人贿赂，收受贿赂及索贿共计3123万多元。另有952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收受贿赂数额之巨，为曾锦春赢得了“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的称号。
作为一名纪委书记职当捉鼠，而曾何以最终变成了一只令人恐惧的硕鼠？
曾锦春为何“三不倒”
在案发前几年，对曾锦春的举报如潮。彭北京、王文汉、李民主、黄远勋4人，此前并不熟识，却因到湖南省纪委举报曾锦春而偶然相遇，从此形成举报团队，各司其职，要把曾锦春拉下马。但是，多年举报却收效寥寥。
事实上，湖南省纪委曾三次查曾锦春，但曾都安然无恙。湖南省纪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说，纪委部门曾经三查曾锦春，但由于曾锦春所处岗位的特殊性，加之他反调查能力比较强，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够具体，未能查实其违纪问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肖智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曾锦春受贿的时间长达近十年，他也因为举报被查处，但都侥幸逃脱。之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甚至在反腐会议期间，他还在收受他人的贿赂。
在检察机关看来，曾锦春跟其他的腐败分子不同，他从事纪检工作多年，非常懂得反侦破、反调查的手段，面对办案人员，他完全是一副光明磊落的神态，没有一丝恐惧。他利用多年盘踞郴州结下的深厚关系，与行贿人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同时因为曾锦春对举报人无情的打击报复，使得调查工作无法取得实际证据。
这由此成就了曾锦春“三不倒”的名声。据传他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
曾被3次“双规”的民营企业家李民主也说，“为什么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屡屡得手？为什么民愤这么大还长期得不到处理？我觉得归根结底，是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由此导致明明是在犯错，却还要迁就他，甚至还为他歌功颂德。如果有一套监督体系及时出来主持正义，他也不至于下滑得这么厉害”。
出事前，曾锦春也曾撰文说，现行反腐拒变体制、机制、制度强调伦理道德性，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主体的道德感和良心、良知之上，在监督体制上，看重的是内部监督，对外部监督不敢用、也不会用，致使对“一把手”等重点对象的监督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监督机制上，重事后惩处轻事前、事中监督，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制约手段，致使监督存在“空当”和“盲区”，造成“弱监”、“虚监”和“失监”。
“纪委权力，一旦失去制约非常可怕”
在郴州，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事实是，桂阳县城有条城南街，这条街上坐落着许多政府部门，如公路局、交通局、税务局、工商局等。这条街上所有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无一例外被曾锦春“双规”过。
曾被曾锦春“双规”过的桂阳县建设局原局长胡颂才说，纪委权力很大，一旦失去制约非常可怕。曾锦春非常露骨，大小事情都要插手，干了就不怕。
在曾的受贿清单中，超过一半的现金贿赂来自矿山老板。如果仅以关联性看，则绝大部分的行贿者，均多少与矿山有关。曾案开庭时，公诉人提到，每次郴州市召开有关矿产的会议，曾锦春都不请自到，并且倚仗自己资格老，经常推翻已经由分管市领导决定的意见。作为兼任了郴州市煤矿整顿小组组长的纪委书记，曾锦春频繁地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中。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周尚红称，曾锦春多次说过，谁掌握了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财富。他知道矿产开采有丰厚的利润。因此，他多次主动要求主管郴州的矿山管理工作。实际上他利用这个职权谋取了暴利。
对于与他有经济利益争夺或对他持有异见者，曾常采用“双规”的办法予以打击和管制。近年来，中央纪委对“双规”措施的适用范围作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只能适用于党员，同时还特别要求被采取“双规”的党员必须立案。
据曾在看守所回忆，担任纪委书记十多年期间，共查处级以上干部150多人，科级以上干部上千人。其中有些确实是他故意在整那些不听话的干部。更有甚者，“双规”措施甚至被他直接用到了非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上。
郴州市纪委的一份报告披露：在曾锦春担任纪委书记期间，郴州市纪委立案、“双规”从不开会研究，曾锦春说立案就立案，说“双规”就“双规”，说放人就放人。自2000年至他案发，基本上没有专门召开过立案和采取措施的常委会。他的做法基本上是把立案、“双规”直接批示在举报信上，或口头交待办案人员。
曾锦春曾反思称，纪委的职能越单纯越好（监督、查处），不要赋予纪委其他方面的权力。诸如职能部门能管的事情，纪委不要管、不要插手。因为人的自控能力都是有限的，权力一多，自我就容易膨胀，就容易发生问题。
曾锦春反思：关键是抓落实
江西省一位检察官曾撰文称，类似的纪委书记违法犯罪绝非个案。如果说，党政干部违法犯罪了，检察机关可以查处；检察机关干警违法犯罪了，纪委可以进行查处，那么，纪委的干部谁来监督？纪委干部不是神，他们也经常受到外界的各种诱惑。要是纪委干部特别是纪委书记违法犯罪了，谁来查处呢？
他指出，国内现行的反腐败体系中，纪委处于核心地位，其他机关不可能对纪委书记进行监督。而上级纪委平时与下级纪委接触甚少，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很难了解其违法犯罪的事实。因此，要解决纪委书记权力监督的问题，不仅要依靠上级纪委的真抓实干，更重要的是从规范制度上着手。要规范平级的监督与制约，也要在制度上落实新闻媒体的监督，以及地方党委和人大的监督。
他认为，避免监督者的监督权成为新的腐败源头，应成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破之题。
身陷牢笼时，曾锦春也对“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难题，进行了悔过式的思考：党章说纪委要监督同级党委，而实际上纪委是监督不了党委的。党委书记如果对纪委书记不满意，向上一反映，这个纪委书记有可能就要被调离，干不长。同样，党委也监督不了纪委。纪委是双重领导，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反映问题，这样党委也不太愿意惹纪委，也达不到监督纪委的功能。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在总结郴州系列案件时，把如何监管一把手的权力置于研究的重心。相关的调研认为，除了私欲膨胀和领导独断专行外，上级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不得力，是导致郴州众多官员贪腐案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上级有关方面对李大伦、曾锦春这类干部的所作所为未及时掌握，对一些不当行为没有及时谈话提醒，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同级之间的相互监督更是软弱无力。郴州原市委常委班子很多成员都是李大伦一手提拔的，对他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民主集中制等重要的党内制度难以贯彻执行。
在互相监督问题上，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杨赞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叫陈云飞的行贿人，为了在汝城县承包小言镇的一个尾砂矿，找李大伦向当时的汝城县委书记打招呼，而同时，曾锦春也为了另一个行贿人想承包这个工程，向汝城县的主要领导打招呼。最后，由汝城县的主要领导来协调处理这个问题，就这样李大伦打招呼的陈云飞和曾锦春打招呼的另一个行贿人，各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李大伦和曾锦春都在运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彼此心照不宣，所谓的监督根本不存在了。
前述知情人士称，郴州系列案件的发生，反映出各级党政机关仍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切实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必须用科学的分权和有效制约来确保集体领导和民主、科学决策。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提高在诸如工程项目、资源开发等方面法规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让权力之手远离腐败的诱惑。
据悉，在曾案案发前，湖南省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娄底市原纪委书记罗子光都先后落马。在彭晋镛案发后，湖南省纪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六条禁令”，对违反禁令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此后，湖南省纪委专门成立了监督检查室，面向系统内部，加强纪律监督。
曾案案发后，湖南省纪委一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时说，随着纪检监察干部的社会地位和威信不断提高，诱惑也多了，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一方面使纪委的干部不断受到侵蚀和腐蚀，另外一方面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坏的影响。“我们不敢保证纪检干部素质都那么高，但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的。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违纪违法的问题，必须坚决严肃查处。”
近日，学习了****公司下发的《反腐倡廉案例警示教育》中的10个案例后，我的感慨万分。熟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为他们的做法我感到痛惜，痛惜他们的前程毁于一旦；为他们的做法我感到痛恨，痛恨他们不能牢记党的宗旨，让祖国和人民失望。
通过这10个案例，我觉得作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栋梁之才，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十分重视个人的廉政建设，并能始终把它放在重要位置，要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和能力，提高保持清正廉洁的自觉性，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在思想上筑起党风廉政建设防线和思想道德防线，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
我认为要做到拒腐防变，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提高自身素质。
1、提高政治素质。一是不断坚定理想信念,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面对复杂的环境,严格要求自己； 三是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增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2、提高思想素质。一是加强学习,通过学习,筑牢思想防线；二是继续提升人格修养,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3、提高作风素质。一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成为人民的公仆；二是要始终坚持实事实是的工作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 三是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4、提高廉政意识。一是要进一步严于律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二是要树立廉政的楷模,以孔繁森、郑培民为榜样做勤廉兼优的领导干部。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干净净履行职责
党风廉政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采取了强力措施，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中央连续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两个法规，充分显示了坚持不懈反腐倡廉的强大决心。对于廉洁自律问题，要把握好两条：一要干事，二要干净，也就是既勤又廉。不勤政无以立业，就没地位；不廉政无以立身，就栽跟头。要把这两条统一起来对待，经得起考验，树立好形象。
1、要警钟长鸣，筑牢防线。
任何腐化、腐败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化开始的，都有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因此，把牢思想这一关是最有效的预防，加强思想教育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策。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要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为民造福，用不好也能为自己造“罪”。
2、从严自律，管住自己。
当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不断充斥人们的思想，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越是在这种形势下，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越要从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误、栽跟头。
“常在河边走，难得不湿鞋”，这句熟语的意思就是说要时时刻刻谨小慎微。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大事上一定要泾渭分明，小节上时刻从严把握，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脑子里要有明确的界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清清白白从政，踏踏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3、自觉接受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脱离监督的干部，往往会犯错误。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职工都要正确地对待监督。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面镜子，经常地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及时加以改正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进步大有裨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常被泼点冷水，常听点逆耳之言，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
许勇男的人生之憾，让人扼腕叹息。如果他的人生没有偏移方向：许勇男不会锒铛入狱，他的家庭幸福不会毁掉，妻女不会被耻辱压得难以抬头见人；正常的工资收入，可保他生活无虞，本不至于倾家荡产，更不会有12年的铁窗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