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红楼木（通用2篇）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属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它的原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作者曹雪芹。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作家
王国维
又名：静安，静安先生，观堂（1877～1927）近代文学家、目录学家、考古学家。字伯隅，一字静安，号观**、永观。浙江海宁人。乡试中举，奔上海投汪康年、罗振玉等人，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任通州、苏州等师范学堂教习，主讲哲学、心理学等。1908年随罗振玉入京，任学部图书馆编译。辛亥革命后逃居日本，用4年之功整理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书籍，考释“流沙坠简”，先后写有考古学论文多篇。归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后由胡适推荐为清华研究院教授，主张用地下史料考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一定影响，对图书馆学亦有建树，积极介绍国外学术，译有《世界图书馆小史》，介绍了上古、中古、近世图书馆的发展、演变等，广泛介绍了英、法、德、意等20余国和地区图书馆概况，推崇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另撰有《库书楼记》、《传书楼记》。其《敬业堂文集·序》述清代300年来海宁收藏家概略及宋至清末私人藏书源流。目录学深有造诣，校勘有《直斋书录题解》、《文渊阁书目》、《千顷堂书目》、《经籍跋文》、《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铁琴铜剑楼书目》、《藏书纪事诗》等书，主编有研究金石之主要目录书。作《剧目》6卷，收剧目3018种，是数百年来剧本总目。经地所编校之书，被称为“集诸家之长”和善本。文学上以研究词曲为主，著有《人间词甲乙稿》、《人间词话》、《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史》等
背景资料。
本单元所选《红楼梦评论》，节选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主要阐释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及其价值。作为“红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论文，王国维借鉴了叔本华的哲学及悲剧学说，力图从哲学的角度把握
《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
课文解析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我国国民的精神，是现实的，乐天的，所以代表国人精神的戏曲、小说，无处不附带着这种乐天的色彩：开始于悲剧结束于欢乐，开始于离散结束于复合，开始于窘迫结束于通达；（如果）不这样而想满足读者的心意，困难啊。
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着之一例也。
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与柳梦梅结为夫妻），《长生殿》中（李隆基与杨贵妃在月宫）重新团圆，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
所以国的文学中，那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的，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罢了
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注1）之中所索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
而《桃花扇》的解脱，不是真的解脱：沧桑巨变，亲眼目击并且亲身经历，不能自己醒悟，却被张道士的一句话点醒；并且（侯方域）跋涉数千里，冒无法预测的危险，被囚禁在牢狱之中，所寻找的女子，才得以见面，却因为张道士的话，一下就舍弃她，如果不是三尺孩童，那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呢？
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所以《桃花扇》的解脱，是来自外界的约束；而《红楼梦》的解脱，是来自自我内部的约束。况且《桃花扇》的作者，只是借侯、李的故事，来写故国的悲戚，而不是以描写人生为主。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作品）《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作品）。这就是《红楼梦》大大违背我国国民精神的原因，而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啊。
第一段从国人的精神入手，指出传统的戏曲、小说多“乐天”色彩，多大团圆结局。如《牡丹亭》《长生殿》。进而对比指出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红楼梦》。随后对比分析《桃花扇》《红楼梦》，指出《桃花扇》的解脱，“非真解脱”，是“他律”；《红楼梦》的解脱，是“自律”。《桃花扇》重在写“故国之戚”，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红楼梦》则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这样，便得出结论：《红楼梦》的价值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悲剧性。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
《红楼梦》一书，和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啊。„„按照叔本华的学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的区别：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的人，极尽他所有的能力来互相构陷而成的。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
第二种是由于不可知的命运而造成的。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 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
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而不得不这样的，并非一定有蛇蝎的本性与意外的变故，只是由于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逼迫它，不得不这样。他们明明知道悲剧的害处，（却）互相实施并且互相承受它，各自加以力量而各自不承担它的过错。这种悲剧，远比前两者更为感人。
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们显示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例外的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缘故啊。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忄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
像前两种悲剧，我们对像蛇蝎的人物和不可知的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但因为它罕见的缘故，还庆幸我这一生可以避免，而不必寻求躲避（痛苦）之地。
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
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但在第三种，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同寻常的势力，足可以破坏人生的幸福，无时不可落在我们面前。况且这等惨烈的遭遇，不但时时可能自己忍受，而且有时可以加之于别人，亲身遭遇这种残酷之事，却无不平可以鸣告：这真可说是天下最为惨烈的事啊。
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囗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
像《红楼梦》，则正是第三种悲剧啊。在此就以宝玉、黛玉的事来阐明这种看法：贾母爱宝钗的温顺娴静，而害怕黛玉的孤僻，又听信金玉良缘的邪说，而想着要压下宝玉的病 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
王夫人本来就与薛家相亲近；凤姐因为管家的缘故，妒忌黛玉的才华而担心她给自己带来不便
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
袭人鉴于尤二姐和香菱的事，听到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话，害怕祸及自身，而自己与凤姐（的倾向）相同，也是自然的形势。
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宝玉对于黛玉，信誓旦旦，却不能对最爱他的祖母讲，则是普通的道德使他这样；更何况黛玉一个女子呢！
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 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因之合，木石因之分离，又哪里有蛇蝎一类的人物、不同寻常的变故，在其中作怪呢？
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不过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造成这样的悲剧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啊。
第二段在第一段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红楼梦》的悲剧性质，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作者援引了叔本华的观点，把悲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恶之人相互构陷而成；第二类是由于不可知的命运；第三类是由于普通人物、普通境遇逼迫而成。随后，对三种悲剧进行了比较，指出前两种悲剧因为罕见，对于我们而言或可避免，而第三种悲剧却非偶然之事，时时会出现于眼前，也许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是加之于别人。亲身遭遇却无处鸣不平，因而是“天下之至惨也”。随后，作者又对《红楼梦》的悲剧缘由做了具体阐释，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例，阐明在这场悲剧里无一人是“蛇蝎之人”，亦没有“非常之变故”，却因为种种“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因此是“悲剧中之悲剧”。
综上，文章阐明了《红楼梦》的精神实质是悲剧，论述了悲剧之中悲剧的惨痛。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以回顾的同时，兼顾了西方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彻头彻尾之悲剧”，虽然不见得完全符合实际，但这种从哲学角度出发把握《红楼梦》精神实质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写作特点
文章具有说理透彻的特点，对比论证、举例论证运用得当。对比论证如第一段与《牡丹亭》《长生殿》对比，突出《桃花扇》《红楼梦》以“厌世解脱”为精神实质；又对《桃花扇》
《红楼梦》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红楼梦》的悲剧价值；第二段将三种悲剧产生的原因、危害进行对比，突出了第三种悲剧的悲剧性。举例论证如对《红楼梦》的具体阐释，能从贾母、王夫人、凤姐、袭人、宝玉、黛玉等各自立场出发，分析悲剧缘由，突出“第三种悲剧”的“至惨”之处，很好地为观点服务。
1，选自（《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姚淦明、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的价值。”2.屡（yan）满足。3.（《牡丹亭》之返魂）《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描写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返魂”指剧末杜丽娘起死回生与柳梦梅结为夫妻。4.（《长生殿》之重缘）《长生殿》是清代戏曲家洪昇的代表作，它描写了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重缘”指二人在月宫重新团圆一事。
5.（《桃花扇》）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代表作品，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城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他们先是一见钟情，情定终生，后因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天涯分离。二人历尽劫难，终于相见，正欲白头偕老，张道士点化道：“当次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风月情根，割它不断吗？”于是二人醒悟，双双出家。6.缧绁（lei xie）捆绑犯人的绳子，借指牢狱。侯方城为避祸，前去投奔史可法，后来回到南京，却被奸臣阮大铖囚禁。7.（他律）来自于外界的约束。8.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立者，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意志》等著作。9.（交）互相。10.（任其咎）承担它的过错。11.（息肩）使肩膀得到休息，比喻去掉生活之欲所带来的痛苦。12.（躬丁其酷）亲身遭遇这种残酷之事。丁，遭遇。
13.（婉慝te）温顺娴静。14.（惩）恐惧，害怕。15.（金玉之邪说）薛宝钗带一金锁，贾宝玉戴一“通灵玉”，贾府中人说他们是金玉良缘。
首先从形式上看,在着手分析《红楼梦》时,王国维先借由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理论对人生在世的意义做了一个总括,他认为生活的本质不过是欲望,这明显脱胎于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人生本质是痛苦”这个观点。叔本华认为人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生命意志作用下,盲目、持续、不自觉的冲动,生命意志为生命提供行为动机,驱使生命不断追逐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欲求,就算我们实现了此刻的欲求,新的欲望又会来临,那种实现欲望短暂的快乐又被新的不满所填充,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黑洞,永远需要填满,却又永远无法填满,而在追求中所付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有这样的表述:
“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
可以看出,王国维对人生的理解和叔本华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这段表述也可以看作《红楼梦评论》的一个总纲,即王国维整篇作品的理论中心。接下来各个部分的阐述都紧紧依据这一思想来行文:第二章谈到《红楼梦》之精神是“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2,从而寻求解脱;再由第二章“美术之务“引出《红楼梦》”“第三种悲剧”的美学精神;而后以伦理学上的价值继之。先不论王国维阐述的内容是否有偏颇和局限,我们只需将目光锁定在这样一种文学作品批评的形式上,可以发现这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一种全新的开拓。从横向上看,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原理和王国维自身对生命的痛苦体验相结合,构成了王国维悲剧观的理论大厦;从纵向上看,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分析层层递进,由人生本质到美学到伦理学,可以看到其自我升华的内在逻辑。不仅如此,还可以发现其理论和阐述并不各自为政,譬如在第四章谈到《红楼梦》的伦理精神时:
“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这,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3
在这里王国维谈到了苦痛的解脱,但是这个解脱仍为“伦理学者之梦想”,因为他认为“生生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福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世界是有限的,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无穷的,在这无数的人中必然有一些人“不得遂其生”,且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时,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限度就只能达于最小限。就此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并没有跳脱其总纲中的论述,全然是围绕着“生的有限,欲的无穷”来展开,横向和纵向之间仍是不断的碰撞和对话,在第四章尾声上升成一个辩证的思考。从形式上看,相比较之前脂砚斋、戚蓼生分散点评式的批评方法,王国维系统的用西方理论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批评体式,这是其理论价值的突出表现部分,非常值得肯定。
再从内容上看其理论价值。现代社会中悲剧性的作品层出不穷,似乎悲剧性的东西才能更好的诠释人生中的幻灭无常,成为心理缺口的一种安慰性填补,对此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但参考王国维写就这篇文章的时间,是清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在当时,这样一种观点的提出,或者说是引进,无疑和当时的主流精神是全然相悖的。哪怕是放到现在,也一定会引起乐观主义者的反感。对于当时社会伦理和文学作品的主流思想,王国维在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里下了一个定义:“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4;而反映到文学作品里,则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就以清末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举例;“私定终生后花园、金榜题名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创作模式长期占据市井文学的主流。在这种氛围的支配下,人类所体验到的痛苦和折磨变成了走向成功路途中的考验,变成了一种具有偶发性、不确定性、并最终会被人为克服的挑战。笔者认为,乐观往往是无害的,但于人生来说也并非全为益处。它会演变为现实中的一剂麻药,掩藏真实存在的痛苦和空虚。相反,悲观则是怀疑和否定精神的养料,对社会和个人多多少少起着瓦解和销蚀的作用,然而正是如此,人类才能重新看清内心,更加真实的体验人生。王国维通过对人生苦痛本质的新解来反对传统乐天的精神和审美趣味,建设一种新的悲观主义的人生/美学精神,这便是其“悲剧说”的开创意味。这和鲁迅“瞒和骗”的说法不谋而合。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如此道:
“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5
悲剧假设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来给乐天灌注下的社会加点调料的话,或许正是王国维所推崇的“人生本质是苦痛”的悲观意识了,以悲剧之“壮美”表达对人生和世界的悲观主义体验比具体再现出的社会生活本身更有意义。
但王国维并不限于此,在《红楼梦评论》中,他还进一步表述了叔本华哲学观点中的“第三种悲剧”概念。
悲剧的定义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用悲剧来给《红楼梦》加注脚,王国维并不是第一人,脂砚斋在《红楼梦》书中“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皆空”这一句旁批注道:“四句乃一部之总纲”6。可以看出,脂砚斋是承认《红楼梦》的悲剧性的。而王国维进一步的表述了这种悲剧是叔本华哲学观点中的“第三种悲剧”。正如叔本华所表述的那样,“第三种悲剧”不需要有一个巨大的谬误,或者闻所未闻的偶然事件,也不需要一种人物,其邪恶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只是具有普通品格的人物,在普通的环境中,彼此处于对立的地位,他们的地位逼使他们明知故犯地相互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他们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即是这样的悲剧。这或许和现在文坛中一些主流的看法不尽相同,比如认为宝黛悲剧是由于贾母、王熙凤、或者其他人物制造,认为是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对于青年男女自由追求情爱的压抑。王国维认为其悲剧“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7”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王国维忽视当时封建社会历史背景和朱门大户生活环境的佐证,相反,他是清楚的看见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正是因为熟知这样一种伦理观念,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在人际交往,为人处世时的行为话语才是符合“人之常情”的,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伦理准则。既然肯定了封建道德的价值及表现,那里面的人物行为也就并不是刻意为之了,相反,不过是通常之道德、人情、境遇使然。这一点和鲁迅的观点一致——“《红楼梦》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8”在这里,王国维用“第三种悲剧”来阐释《红楼梦》的悲剧,将一些偶然的,外在的,人为的因素转向事件本身的必然性,人性之间相互纠葛的固有矛盾等内在因素上,这无疑是对悲剧认识的深化。
当我们关注到事件和人性本身而抛开那些外部条件的干预时,其实也就随之抛弃了作品本身裹挟的说教意味。《红楼梦》中的悲剧不是封建家族的残害,也不是某一个极恶之人的外力作用,我们无法从这部作品中提炼出供后世学习的经验教训,也不能将其当成政权另类的“说客”。这个时候的作品才是最纯粹的,无需附会,只是作品本身。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的解释和提炼变成了多余,因为我们只需去体会作品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即可。“第三种悲剧”将文学的审美引向纯粹美学,摆脱了自古“文以载道”的生硬政教,将其看成是细碎社会生活机制自身的运转造成的悲剧,这能带来更愉悦的审美体验。也就是王国维提出的“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概念。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在余论中将此悲剧升华到一个普世的层面,是人类共有的悲剧:“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在探索纯粹的艺术这一道路上,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最后,关于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阐释是否可靠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发表了不同见解。让我们来看看王国维本人是怎样说的:
“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理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然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9
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解读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的,客观实证部分稍有欠缺。但是他在整体上以西方的理论系统的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评论形式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对《红楼梦》悲剧色彩,人生的苦痛本质的把握也没有违背原作者的本意;“第三种悲剧”的理论更是在一定意义上对艺术赏析进行了拓展,对后世的警示开拓作用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高小康.领悟悲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研究[J].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6.
[3]张洪波.《红楼梦评论》的现代方法论意义[J].河北:红楼梦学刊,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