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再读《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精选2篇）

再读《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篇1

那些看似和平安宁，实则**不安的年代里，作者——一个地道的，“动物”似的乡下孩子丰富的童年生活。没有可以随心挥霍的零用钱，没有大把的高科技玩具，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贫穷背后的富有，无聊背后的快乐，贫瘠背后的丰富。。。。作者同样以孩子的视角描写出对羊的幻想，对马的期待渴望，对牛的可怜与哀叹。

我格外喜欢“桑树”的章节，那时的孩子或许贫穷，但也不会胡乱的玩，他们虽没有像样的玩具，却仍玩得十分讲究，爬树时，也会将树分个三六九等，挑选着爬，既要矮小安全，又得有弹性，不易断;既得能做“会场”，可供众多玩伴相聚，又得有“美味”。桑树因有果，又是“好吃的玩具”，孩子们便偏爱它。这仿佛也在明示，那个年代里，没有充足的食物，有趣的玩具，但桑树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完成不小的愿望，却不失为一个“好玩具”。

我的爷爷家在山上，父亲与哥哥特擅长爬树，一个极陡的山崖，三步并作两步便也跃过去了。我自然是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

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实在枯燥了，玩具想扔即扔，愿扔即换，越不懂满足，越不能感知快乐。那些乡下孩子，无忧无虑，有的是比富裕胜万倍的快乐与幸福。

作者对牛也表示了深深的同情，牛的眼睛是所有牲畜中最清澈明亮的。它温顺却固执，卖力干活却得不到好的回报，只能年复一年辛苦的耕耘，它仿佛就是那个贫困年代里的农民们，只有劳作才能勉强过活，为生活挣口饭吃，他们还必须任劳任怨。

那村里一种“分享”的习俗，也令人深思，越是贫穷，越是彰显人性中的善良。大家相辅相成，互相扶持，共渡难关。反之，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却自私，无情，失去了同情的心，又何谈富裕、快乐和幸福呢?

作者有一句话说得极妙“乡下孩子都是动物”。他们是野的，捣鸟蛋的，偷粮食的，无“恶”不作的。。。可他们的心是不掺一点儿杂质的，像水一样洁净，即使是长大了，当父母回想起童年，也总是怀念与怀恋。

是的，那些年代里贫穷，物资贫乏，食物少见，**不断，但这些乡下的人们却能在苦中作乐，在艰难中品出幸福，从苦衷中开出花儿来，在幻想里看到光明。。。

再读《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篇2

关键词：苏童,毕飞宇,少儿文学

同为江苏籍作家,同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同样有着较强的历史情绪,苏童和毕飞宇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在“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6部作品中,有两部是男性作家所作———苏童的《自行车之歌》和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两部叙述作者成长的带有纪实性的作品,针对的主要读者群是青少年。少儿文学是两位作者极少涉足的领域,但正因为此,使得两位作者的作品显现出了与当下少儿文学大不相同的诉求。虽然苏童生长于苏南的城市中,毕飞宇生活于苏北的乡村,但相同的“文革”背景,以及在他们少年时期同样具有的敏感、细腻的情感,使得这两部作品呈现出许多相似点,这些不约而同的相似点也成了今后少儿文学创作新的探索方向。

一、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态度

“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用编者陈丰的话说:“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这是一部不同时期的作家写给如今青少年的有关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读物。苏童和毕飞宇代表着60年代作家与青少年的对话。诚如苏童在《六十年代,一张标签》中所说的一样:“生于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抱憾,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会和我姐姐一样上山下乡,在一个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农村度过青春年华;假如我晚生十年,我会对‘毛主席语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名词茫然不解。”[1]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文革”的旁观者。虽然他们在经历“文革”时,尚还年幼,也许当时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他们的作品中很少会出现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描写文革对人们最直接的伤害,但是这并不表示在苏童和毕飞宇的小说中缺乏对“文革”的关注,相反,他们的作品中对文革反思的层次更为丰富。

不过短短的半个世纪,却磨灭人们的记忆,很多人和事宛如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已渐渐把那段岁月淡化;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又往往会把那段岁月浪漫化;到了当下的青少年,已对那时那事无知化。苏童和毕飞宇在作品中,没有将那段时光神秘化、荒诞化。这次在作品里描写“文革”有着与以往作品里完全不同的诉求,两部作品的共同点便是呈现出生活的画面感,文章篇幅短小,文字感性。他们深知,这部作品的主要阅读对象不是同辈人或者上辈人,他们这次是以父辈人的身份带着责任感、使命感讲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曾经经历过的事。两位作者希望可以通过对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所经历地那段特殊时期生活的描写,向现在的孩子们传递着“文革”的信息,他们很想让现在的孩子们知晓、了解并且记住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曾经经历过那么一段荒谬的生活。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平淡如涓涓细流般的语言把他们那一辈人所经历过的生活娓娓道来。他们平和地述说着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样板戏”……这样做并不是要让现在的孩子们去憎恨那段岁月,也不是要孩子们去对他们的生活感同身受,他们所做的只是要孩子们了解并且记得。如果说以前苏童和毕飞宇在作品中对“文革”或隐或现的描写是对自己生活的宣泄,希望得到一种情感上的认同的话,那么这次在《自行车之歌》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对“文革”的描写则是出于长辈对青年人的一种责任,要把他们那代人经历过的事告诉下一代。

二、与青少年间的平等对话

《自行车之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苏童和毕飞宇是以一个平等的姿态与青少年们对话,但这种平等不同于俯下身来充当小读者的知心哥哥姐姐的角色,倾听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让小读者们学会“站”起来,不要只沉浸在自己身处的小环境里,而是把自己置于更为广阔的天地中,与大人们平等交流,倾听更为复杂的世态人情。

阅读了《自行车之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之后,想起了汪曾祺那篇纪念他父亲文章的题目“多年父子成兄弟”。苏童和毕飞宇也是在和小读者们平等的对话,但这种平等不是去降低自己的姿态以求和读者的“平等”,这里的“平等对话”是指在充分相信当下青少年的心智和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将他们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两代人间的对话。因为相信他们的理解力,所以不用遮遮掩掩地回避一些问题,也不需要费尽心机地用“孩子们的语言”讲故事以此“讨好”读者。因为毕竟是两代人,所以即使不在孩子们面前端起家长的架子,但依然保持着两代人间应有的距离感。小读者们在阅读到这样的作品时,不会有矫揉造作之感。孩子们需要大人们的平等相待,但这种平等更多的应该是人格上的平等,而非得“姿态”上的平等。孩子也知道自己是孩子,他需要得到大人们的指导与帮助,如同毕飞宇所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喜欢听父亲和别人聊天。父亲的话不多,却总是说得恰到好处。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孩子的一生其实就在父亲的嘴里,尤其是男孩。父亲在无意间不停地强化什么,孩子最后就真的成了什么。”我相信很多孩子都喜欢与大人有着坦诚又随性的交谈,这样的交谈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大人们的观察视角与处世态度,以及对所见所闻的分理解、分析与感悟。他们的言语如春风化雨,引导着孩子们去观察、去思索。大人是孩子的精神导师,他们的阅历可以帮助孩子去独立思考。

60年代生人,有过奋斗的青年时期,他们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他们过上了他们幼年时无法想象的富足生活。他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呈现出的是对现在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同时,他们也想告诉现在的孩子们,不能只知道富裕而忘记贫穷,不能只接受光明而不接受黑暗,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且五光十色,而我们能做的,唯有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三、再现了许多逝去的画面

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有时候,几十年前的事要比几百年前的事难以理解。因为几百年前是古代,理所应当和现在的生活不一样,所以很多和现在差别很大的事情、世情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不光短短几十年,他们的父辈小的时候的生活与现在的差距要超出他们的想象。《自行车之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描绘了许多已远离现在的生活画面。

苏童和毕飞宇那代人的童年与自然间的关系是亲密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常识、技能。因此,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多的是来源于自然和社会。在与自然和社会发生亲密接触的过程里,累积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沉淀下来的是全面而又健康的情感。这种体验和情感势必会长久地影响人的一生。

我们还是在文字中感受到了作者们下意识中的得意与忧伤。得意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拥有了比现在孩子更有有趣的童年;忧伤的是,这种有趣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这里的有趣,一部分来自于接触到了广阔的自然与社会,另一部分来自于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丰富的情感。他们努力地想告诉现在的孩子,其实生活也并不只是你们所见到的那么窄小,童年的生活可以更丰富,这种丰富和物质无关,和情感有关和认知有关,这些东西的获得,其价值要远远高于物质。因此,他们极力地要把自己曾经的生活告诉现在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对生活的认知不要有时代的局限性。

四、结语

童年的生活是作者创作的源泉。相对于现在的孩子,之前的中国孩子都是自然化的生活,这种生活造就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和坚韧的性格。出生于60年代的两位作者在不经意间,又给出了少儿文学创作的新方向,那就是以一颗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前辈的身份与孩子的平等对话,通过自己曾经的生活过往及人生阅历,传授着处事经验与态度,同时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与性格。

参考文献

[1]苏童.自行车之歌.济南:明天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