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转让申请书(推荐8篇)
1.转让申请日应为一个非还款日/结息日且至少在下一个还款日/结息日的3天之前;
2.债权出让人申请转让价格应等于该借款债权本金余额;
3.债权出让人在提交转让申请后72小时内未达成转让的,债权出让人同意陆金所自动撤销该转让申请;
4.债权出让人在提交转让申请后,有权在转让未达成前,手动撤销转让申请;
5.债权出让人提交的转让申请属于要约,除依上述第3款、第4款的约定撤销外,转让申请不得撤销;一旦债权受让人接受债权出让人提交的转让申请,转让交易即达成,对债权出让人和债权受让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一)债权转让概念
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债权全部让与第三人,第三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原合同关系的新的债权人,原合同债权人因合同转让而丧失合同债权人权利,债权部分让与第三人,第三人成为合同债权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之中,成为新的债权人,合同中的债权关系由一人变数人或由数人变更多人。新加入合同的债权人与原债权人共同分享债权,并共享连带债权。
(二)债权转让条件
1.必须有有效存在的债权,且债权转让不改变债权的内容。
2.被让与的债权须具有可让与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以下三类债权不得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2)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特别约定禁止相对方转让债权的内容,该约定同其他条款一样,作为合同的内容,当然具有法律效力。(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3.让与人与受让人须就债权的转让达成协议,并且不得 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
4.债权的让与须通知债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转让通知是债权转让的一个必备条件。
二、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代位权纠纷案为例分 析债务转让纠纷在现实中的处理
(一)案情介绍
1999年7月20日由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四川港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债务关系转移合同》。根据《债务关系转移合同》约定,招商局公司欠武侯国土局土地征用费21 833 446.50元债务全部由四川港招公司承担。后四川港招公司与武侯国土局先后于2000年7月20日、2001年3月29日签订两份《交款合同》,分别约定:四川港招公司应于2000年9月30日前、2001年12月20日前各向武侯国土局支付800万元、1 000万元。而后在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遂诉诸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2002年6月28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针对与四川港招公司拖欠征用土地费两案,分别作出(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民事判决。该两份判决均认定:1999年7月20日由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招商局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但四川港招公司并未履行付款义务,故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上述两份判决书中分别判决四川港招公司支付武侯国土局1 000万元、800万元。该两份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28日发出(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民事裁定,对该两案进行再审,并于2003年10月15日作出(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该院(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民事判决,确认武侯国土局与招商局公司、四川港招公司于1997年7月20日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无效。宣判后,招商局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04年12月1日作出(2004)成民再字第42号、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招商局公司继续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于2006年7月5日分别作出(2005)川民再终字第41号、42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了(2003)武侯民一再字第3号、4号及(2004)成民再字第42号、4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01)武侯民初字第1924号、1925号两份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两份再审判决中,确认了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三方签订的《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以及武侯国土局与四川港招公司签订的《交款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同时认定四川港招公司为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办的公司,而成都港招公司未按规定将注册资本金注入四川港招公司,应承担投资不实的责任。2006年9月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前述两案过程中,分别作出(2006)武侯执裁字第69号、70号民事裁定,认定成都港招公司在向其开办的四川港招公司投入注册资金时,未将其应当投入四川港招公司的价值21 441 941元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转移到四川港招公司,构成投资不实,故裁定追加第三人成都港招公司为被执行人,成都港招公司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21 441 941元范围内对武侯国土局承担责任。
1.案件一审情况。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武侯国土局的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117 220元,诉讼保全费110 520元,合计227 740元,由武侯国土局负担。
2.案件二审情况。武侯国土局不服上述民事判决,遂向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 220元,由武侯国土局承担。
3.再审情况。武侯国土局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是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终字第90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成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二是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支付21 441 941元;三是上述给付义务履行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四川港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各117 220元, 诉讼保全费110 520元,由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案件分析
1.三方《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以及双方《交款合同》。1999年7月20日,武侯国土局、四川港招公司、招商局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债务关系转移合同》,在该合同中三方当事人达成如下约定:招商局公司欠武侯国土局土地征用费21 833 446.50元债务全部由四川港招公司承担。此后,四川港招公司与武侯国土局先后于2000年7月20日、2001年3月29日签订两份《交款合同》,分别约定:四川港招公司应于2000年9月30日前、2001年12月20日前各向武侯国土局支付800万元、1 000万元。
根据上述三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债务转移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在本案中,债务人招商局公司对债权人武侯国土局负有支付总计21 833 446.50元土地征用费的以金钱为给付内容的债务。四川港招公司作为债务承担者承担了此项债务,并以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取得了债权人武侯国土局的同意。因此,这一债务承担关系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债务关系转移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在《债务关系转移合同》中,三方当事人对合同生效的时间问题并没有作出特别约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此也未对此特别规定须经审批手续,因而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即在1999年7月20日四川港招公司成为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负有向武侯国土局支付21 833 446.50元之债务,招商局公司至此从与武侯国土局的债权债务关系中脱离出来,不再对武侯国土局负有清偿义务。
2.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房地产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所查明的事实,招商 (蛇口)进出口贸易公司于1993年投资设立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总公司,又由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公司投资成立了招商局公司。1995年,招商局(蛇口)成都实业开发总公司改制为成都港招公司。1999年2月,成都港招公司投资开办了四川港招公司。1999年8月,招商局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另外,成都港招公司于1998年4月12日与招商局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主要约定了两个方面的事项:一是招商局公司将占地13 241.4平方米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 441 941元抵偿给成都港招公司,用以抵偿招商局公司欠成都港招公司的3 481.55万元欠款,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全面结清;二是招商局公司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第二日将土地交成都港招公司开发使用。但该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并未转移至成都港招公司名下。
上述《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是对原先欠款的一种变更, 将合同的履行方式由给付金钱变为给付土地使用权。根据中国《合同法》第77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在本案中,自1998年4月12日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时起,二者的债权债务关系即由给付三千余万元欠款转为由招商局公司将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转移至成都港招公司名下。
3.武侯国土局的代位权。招商局公司拖欠武侯国土局土地征用费总计21 833 446.50元,通过债务转移方式将全部债务转给四川港招公司承担,即招商局公司从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中脱离出来,四川港招公司作为武侯国土局的新债务人对其负有给付一定款项之债务。因成都港招公司作为四川港招公司的出资人,存在出资不实之情形,在四川港招公司无力偿还的范围内需对武侯国土局承担补充责任,继而成为武侯国土局的债务人。如上文所述,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招商局将占地13 241.4平方米的泰丰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 441 941元抵偿给成都港招公司,用以抵偿招商局公司欠成都港招公司的3 481.55万元欠款。换言之,招商局公司是为成都港招公司的债务人,进而成为武侯国土局的次债务人。
三、债权转移在实践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企业改制后是否仍然是次债务人:根据《合同法》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同理,企业的改制也只是企业变更的一种形式,变更设立后的公司除和债权人另有约定之外,应当承继原企业的债权债务。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根据上述规定,改制后的公司应承担原企业的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代为权行驶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而《合同法解释(一)》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第13条第1款规定“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行使代位权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先,需要债权已到期;其次,需要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像对方主张债权;再次,债权是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
摘要:债权转让指不改变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的情况。由于债权转让在实践中涉及到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转换,因此容易产生纠纷,以最高院在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债权转让在现实中产生纠纷的原因以及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013年7月8日,被告某旅游公司因资金周转向第三人丁某借款,双方在公证处的公证下,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8000000元;期限2个月,即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13年9月7日止;月利息2分。同时被告某旅游公司用两套住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13年9月7日止,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费、律师费等)。合同签订后,丁某通过银行网上转帐的方式向某旅游公司转帐8000000元,旅游公司亦出具借款借据一张,再次注明借款本金、期限及利率,并由被告胡浩以及被告某旅游公司分别签章确认。同时,双方亦在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9月12日,胡浩出具担保书一份,称自愿为被告某旅游公司向丁某的借款本金8000000元及借款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3年9月17日,该笔债权由丁某转让给原告汤洋,约定被告某旅游公司原借第三人丁某8000000元并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现丁某将《抵押借款合同》中对某旅游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汤洋,同时该债权的所有从权利一并转让给汤洋。合同签订后,三方均在合同中签订确认,丁某亦将抵押借款合同等相应附件的原件转交汤洋。
法庭上,原告汤洋诉称,2013年9月17日,我接受了丁某转让给我的某旅游公司的欠款,三方均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签章确认,约定第三人对被告在原《抵押借款合同》中的债权转让给我,同时将对第一被告债权的所有从权利一并转让。上述《抵押借款合同》及《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但时至今日,两被告仍未履行支付利息和归还借款本金的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00元及利息640000元;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告胡浩口头辩称(电话记录),借款、债权转让均属实,但利息是按每月5分5算,太高。同时借款本金并非8000000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7100000元。
第三人丁某述称,借款给被告某旅游公司转帐金额就是8000000元,该笔债权转给了原告汤洋属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旅游公司欠原债权人丁某借款8000000元,经原债权人依法转让给本案原告汤洋,并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后,原债权人丁某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即依法由本案原告汤洋承继,原、被告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虽未对付款期限作出明确,但原告汤洋可随时主张。被告胡浩作为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原债权人将主债权转让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胡浩口头主张仅收到借款7100000元以及利息按每月5分5计算,因其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法庭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双方约定未违约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诉请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据此,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遂作出了上述判决。(吴云 张涛)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徐硕友律师、邓乐律师认为:
债权转让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合同转让,即合同权利的让与,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债权的转让仅存在于合同当中。《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人的同意并不是这种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就甲方对大庆市顺威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法享有的536万元债权(详见【2017】吉0702民初6005号民事调解书)抵偿乙方对甲方享有的ZJ40钻机剩余设备款506万元一事,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保证转让的债权合法有效,至于执行进展和效果不承担任何保证义务。同时,甲方保证冻结大庆市顺威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为第一顺序位。
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在宁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相关手续。甲方办妥上述手续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
三、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ZJ40钻机剩余设备款506万元。同时,甲方亦不得向乙方主张超过506万元的执行款,双方交易风险各自负担。
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债权转让证明
2006年10月1日,我司委托上海市雄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运输3个集装箱货物,货物品名为环氧大豆油,集装箱号为ABC001、ABC002、ABC003,发票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该票货物在“海燕”轮承运期间因船舶碰撞事故全损。我司现将上述货损债权人民币100,000元转让给上海市雄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由该司对相关责任人行使诉讼权利。特此证明。
编号:
买方(甲方): 身份证件及号码: 住所: 电话:
卖方(乙方):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负责人:王玉杰
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浮阳南大道22号 电话:0317-5671823
债务人(丙方):刘月国
身份证件及号码:***4014779 住所:沧州市开发区顺合小区东区308 电话:***
担保人(丁方):
沧州临港忻亿泉化工有限公司(保证人一)法定代表人:刘月国
住所:中捷产业园区工业北路东头聚贤街东侧 电话:***
牛会云(保证人二)身份证件及号码:***1144728 住所:沧州市开发区顺合小区东区308 电话:***
刘月国(抵押人一)身份证件及号码:***4014779 住所:沧州市开发区顺合小区东区308 电话:***
鉴于:
1、乙方与刘月国(以下简称“借款人”)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了编号为DK***3的《个人借款合同》,乙方向刘月国发放了金额为人民币70万元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期限为2015年4月27日至2018年4月26日。
2、牛会云、沧州临港忻亿泉化工有限公司均于2015年4月23日与乙方签订了编号分别为BZ***
8、BZ***9的《保证合同》,为借款人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刘月国于2015年4月23日与乙方签订了编号为DY***6的《抵押合同》,以其位于运河区育红西路贻成御景国际1#楼1-704的房产为借款人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3、甲方已自行对标的债权进行了所有其认为必要和适当的独立调查和分析,甲方基于其独立的调查和分析做出签署本协议及相关文件的决定。
4、甲方已经知悉标的债权瑕疵,即标的债权存在抵押物被查封后或同时,乙方向借款人放款,甲方自愿承担因抵押物被查封导致抵押权效力以及无法进行变更抵押登记等所有风险。
5、乙方以标的债权现状转让,不对标的债权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和商业价值等提供任何有约束力的判断和承诺,甲方同意依债权现状受让标的债权,且认可该笔债权、担保权利可能存在着所有风险特性和瑕疵。
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具体条款:
第一条
转让标的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将2015年4月23日乙方与刘月国签订的编号分别为DK***3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一切担保权利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现状受让标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益。
第二条
债权交割日及转让价款的确定
2.1甲方应于
****年**月**日支付全额转让价款,自乙方收到全额转让价款后,向甲方交割债权。
2.2转让价款为截止资产交割日第一条所述债权的本金、利息(含借款期间的利息、复利、罚息)之和。
截止 2018年11月 21日,该笔债权本金为 肆拾壹万陆仟陆佰贰拾陆元贰角肆分(大写)¥416626.24(小写),利息(含借款期间的利息、复利、罚息)为 贰万贰仟贰佰零玖元贰角陆分(大写)
¥ 22209.26(小写),本息合计为
肆拾叁万捌仟捌佰叁拾伍元伍角
(大写)¥438835.5(小写)。债权本金和利息以债权交割日乙方账面记载数额为准。
如甲方在债权交割日未能向乙方交付全部转让价款,则债权交割日顺延至乙方收到全部转让价款之日,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款依据借款合同的利息计算约定相应增加。
第三条
债权转让相关手续
3.1甲方应于债权交割日之前或当日向乙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3.2债权转让价款划入乙方以下指定账户: 户名:业务资金清算往来
账号:***01
开户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3.3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价款,且与实际交割日乙方账面记载本息数额核对无误后,乙方将标的债权转移至甲方所有。标的债权转移后,甲方依法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享有和行使与该标的债权有关的一切主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债权给付请求权及其他相应的合法权利等。
3.4在债权交割日后十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完毕有关文件和档案资料的交接工作。在办理移交时清点并核验无误后,甲乙双方签章确认。
3.5乙方应在债权交割时向甲方就标的债权提供以下文件:(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DK***3)(2)《保证合同》__贰__份(编号分别为BZ***
8、BZ***9)
(3)《抵押合同》_壹__份(编号为 DY***6)(4)借款凭证壹份(编号为DK***300001)(5)他项权证壹份(编号为房他证沧市字第DY00025537)(6)其他资料:
。3.6甲乙双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与本协议相关的税款和转让费用,但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无论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是否完成,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其因谈判、签订和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而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第四条
与债权交割日有关的约定
4.1债权交割日前标的债权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和收益由乙方承担或所有,债权交割日(含)后标的债权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和收益及现金回收由甲方承担或所有。
4.2债权交割日(含)后乙方不再对标的债权进行管理处置。第五条
债权转让通知/变更权利申请人或变更权利登记 5.1乙方应对债权标的所涉及的当事人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5.2本合同项下转移债权需要办理登记、备案等手续的,应由甲方自行负责办理相应的登记、备案等手续,并承担有关费用,乙方可予以支持协助。如涉及登记机关或担保人协助配合的,登记机关、担保人不配合,导致无法办理变更登记的,甲方认可该瑕疵,承担最终法律后果。
第六条
声明与承诺 6.1共同声明和保证
6.1.1双方均已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或者签约资格,以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的人已得到合法授权签订本协议。
6.1.2双方在签订和履行本协议时,将不会违反本人意愿、现行法律、本公司章程或公司其他的组织性文件,以及其他以前签订的任何协议或文件。
6.1.3该转让行为不可撤销。6.2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6.2.1甲方确认已对本协议转让标的债权的性质、金额、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利益的可实现性、有无实现权利的障碍等一切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同意按照标的债权的现状予以受让,甲方自行承担签署本协议后的一切风险、责任和损失。
6.2.2甲方确认在订立本协议过程中不存在对标的债权及相关事实的任何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
6.2.3甲方了解并接受所受让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缺陷,可能会影响到甲方预期利益的实现。
6.2.4甲方确认乙方未曾针对提供给甲方信息的充分性和完整性,以及标的债权的性质、状况或回收可能性等情况,作出任何种类或性质的明示的或暗示的承诺或保证。
6.2.5甲方受让标的债权后不得因为在主张权利过程中出现的障碍或风险,向乙方提出抗辩或瑕疵主张或提出退回所受让债权的要求或提出赔偿请求。
6.2.6标的债权的主从债务人在信贷债权转让后不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致使甲方得不到足额或部分清偿,甲方无权对乙方追索,不能另行要求乙方承担偿还债务的风险。
6.2.7甲方已认可“乙方的声明与保证”中的所有条款。6.3乙方的声明和保证
6.3.1标的债权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以及清偿困难性。
6.3.2标的债权及相关担保存在以下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抵押物涉诉且被查封;担保效力可能存在瑕疵,实现担保权利可能存在障碍;债权不能办理有效权属证明或证书、凭证或过户手续;债权的权利证明文件被有权机关或部门撤销或变更;主债权以及从权利未办理或者无法办理有关权利登记变更。乙方无需对此负责。
6.3.3 乙方仅在手续上协助甲方办理变更权利申请人或有关权利登记变更,但并不保证甲方的申请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如因登记机关、债务人或担保人不配合等因素导致无法进行权利登记变更,乙方无需对此负责,甲方承诺自愿承担无法变更登记风险。
6.3.4乙方是债权的唯一合法权利人。乙方向甲方转让其债权权利时不附带任何债务负担,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权利、权益或有效的主张。
6.4丙方的声明和保证
丙方已知悉并同意乙方将第一条所述债权转让给甲方,并承诺继续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向甲方履行偿还义务。
6.5丁方的声明和保证
各担保人已知悉债权转让的事实,并承诺将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承担担保责任。
第七条
保密约定 7.1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其对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得到的一方的有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非因履行本协议需要或非经当事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披露;双方进一步确认,将各自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其任何关联公司、雇员、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人员非法使用或披露任何保密信息资料。未经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何其他方不得将本《协议》有关交易情况向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披露或者发表声明。
7.2保密义务因以下情形而免除:
7.2.1保密信息非因保密义务人违约而公开;
7.2.2在诉讼、仲裁或者配合政府行政执法等活动中依法知悉或者披露的;
7.2.3应主管、监管等部门要求披露或报告的。
7.2.4为履行对债权标的所涉及的当事人债权转让通知义务而进行公告的;
7.2.5为对债权标的所涉及的当事人进行催收而公告的。7.3 任何一方违反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
特别约定
鉴于本协议签署前乙方已实际对标的债权进行管理处置及为了维权等需要进行了相关工作,对于债权交割日前乙方对标的债权进行的全部或部分处置行为或为了维权等需要而采取处置方式、处置措施及相应的处置结果,甲方予以认可。甲方在受让该笔债权后将该笔债权再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的行为与乙方无关。
第九条
其他约定
9.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本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即使本协议生效,只有在债权交割日(含)甲方履行完全部付款义务后标的债权才转移给甲方。本协议生效并非意味着甲方直接对标的债权取得法律上的债权、收益权、受益权、所有权等。
9.2本协议生效后,如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司法解释等发生的任何变化,均不应成为任何一方主张本协议无效的理由。
9.3本协议双方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对本协议及附件的实质含义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日支付全部转让价款,每迟延一日,按转让价款的 0.05%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 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协议。
10.2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均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并支付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11.1 本协议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双方可通过协商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1.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3本协议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甲方:
(签字并加摁手印):
乙方: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公章)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丙方:
(签字并加摁手印): 丁方:
(保证人一)
(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保证人二)
(签字并加摁手印):
(抵押人一)
(签字并加摁手印):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一、未来之债抵销权行使之困惑
关于债权转让过程中的抵销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 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据此, 债务人对受让人行使抵销权包括两个条件: (1)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于转让通知时业已存在; (2) 债务人对让与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该规定对于现实之债的抵销问题不存在问题, 但对于未来之债的抵销则考虑不周。何为未来之债?本文所指未来之债, 特指已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 但必须在将来有特定事实的添加才能发生的债权。
2014年1月21日, A因与B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结欠B货款700万元。2月10日, B向C借款200万元, 并要求A为其提供担保, 约定的还款时间为同年6月9日, A考虑到自己结欠B的债权, 认为担保无风险故同意。4月20日, B向A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 告知A将700万元债权转让给D并要求A向D履行还款义务。6月9日, 因B未能及时归还C200万元借款, A作为担保人向C还款200万元。2014年10月20日, D起诉A要求支付货款700万元;A则要求对要求200万元部分予以抵销。
上述案例中, 首先, 债权转让通知之时, A对B是否享有债权尚不能确定, 因此时, 虽然A已作为担保人为B向C的借款提供了担保, 但B是否会如期归还借款, C是否会免除B的债务或是否会向A催讨都存在不确定性。其次, 债务人A对让与人B所享有的债权系其在承担担保责任之后对B的追偿权, 到期日至少是在A承担担保责任之后即6月9日, 而转让债权早于1月21日即已到期, 只是受让人D一直到10月20日才向A主张, 故第二个条件亦不能满足。由此,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A不得就其已经支付的200万元要求抵销, 其必须向D支付货款700万元, 并自行向B追偿。若此时的B穷困潦倒、无任何清偿能力, 则A只能自担风险。
若A在一般情况下成为B债务的担保人, 则其自当权衡风险, 接受追偿不得的命运;然其是在对B负有700万元债务的情况之下为B提供担保, 若B未将该债权予以转让, A即使承担担保责任后亦得向B主张抵销, 而正是因为B将全部债权予以转让, 致使A陷于被动, 极大地损害了A的利益。那么在此情境下, 如何保护A的合法利益呢?
二、债权转让的利益博弈:以债务人利益保护为中心
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中会涉及三方利益:让与人 (原债权人) 、债务人、受让人 (新债权人) 。
(一) 让与人。让与人在债权转让中处于绝对的主动者地位。让与人是原债权人, 在与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处于权利者角色, 其有权决定债务人是否清偿、何时清偿、向谁清偿;让与人又是债权转让的启动者, 其对于转让债权的内容、金额、是否附有其他抗辩等完全知情, 在与受让人的债权转让关系中亦处于优势地位。
(二) 债务人。债务人法定的命运即为接受债权转让通知并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其并未被赋予选择、拒绝或撤销债权转让的权利。债务人一旦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 其必须向通知所指向的新的债权人履行债务, 无论其是否同意。此时, 债务人原本添加在让与人之上的信赖、期待和原本对让与人的信用审查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因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任债权人 (即受让人) 是否会对此全部买单。
(三) 受让人。受让人因未参与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致使其受让的债权可能面临来自未显见的债务人的抗辩或抵销。当然, 这样的交易风险从法律角度来说, 是受让人自行选择交易对象即让与人所带来的风险, 但受让人是否接受债权转让的行为仍可以由其自行决定。若受让人选择的让与人是诚实守信之人, 则自然会在债权转让中如实陈述受让债权的风险或在风险后予以赔付。因此, 受让人的风险虽然可能自债务人出, 但法律上的风险应当归结于让与人。
从以上三者的利益博弈分析不难发现, 债务人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 其受到让与人与受让人的债权转让行为所驱使, 不得不配合后二者的步伐前进。也正因如此, 在债权转让中必须更注重保护债务人利益。债权的让与性是公共利益, 无须对债务人课加额外的不利益。[2]因此, “受让人不能享有比让与人更优越的权利”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债权转让时的帝王原则。我们应当按照以债务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原则来定制债权转让的规则。
三、未来之债的抵销权利益
在债权转让通知之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虽然并未产生或并未确定发生, 但债的原因已经发生,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未来之债。
首先, 债务人对让与人负有现实之债, 让与人对债务人负有未来之债, 债务人与让与人间不再只有单向的债权债务关系, 若将两种法律行为合并, 似乎可以认为债务人与让与人之间存在双务合同关系, 虽然其中一方的权利不一定会产生, 但仍不妨碍双方互负权利的事实存在。若允许让与人仅就其权利部分进行转让, 又不允许债务人就其债权进行抵销, 显然有违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原则, 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
其次, 《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 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 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该条明确了债务人向受让人提出抗辩的时间是接到转让通知后直至受让人向其主张债权之时。有学者认为, 无论受让人在债权让与时, 是否知道抗辩权的存在, 也不管这些抗辩权是在让与通知前还是其后产生的, 债务人都可以对抗受让人, 不能因为让与通知还是让与时间的原由来限制抗辩权。该制度保护的主要是债务人的信赖利益。[3]那么关于抗辩权和抵销权的关系?抗辩权是一个与请求权相对应的反对权, 目的是为了阻止请求权的实施或者减弱请求权。[4]抵销权从本质上就属同时履行抗辩权, 其行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请求权向己履行。因此有学者指出, 我国合同法关于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中的抗辩权和抵销权的法律规定, 都属于广义的抗辩权。[5]此种抗辩要求债权让与时在债权关系的内容中该抗辩的发生原因业已存在, 或者说可能事由发生的基础在让与通知时存在。[6]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债务人得以主张抗辩的事实并未明确截止至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之时, 则相对应的抵销权亦无须在该时截止。
再次, 倘若没有债权转让的事实发生, 债务人在债务到期向债权人清偿时, 对于债权人此前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显然具有要求抵销的权利。而转让的债权本身来源于债权人的债权, 不应当突破债权人原有的利益范围而额外增加债务人的负担, 若债权转让后不允许对在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前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担的债务进行抵销, 则无疑增加了债务人的成本, 使得其不得不另行向债权人主张债权, 更可能面临着无法清偿的风险;于此同时, 债权转让又无需经过债务人同意,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四、未来之债的抵销时点:与《合同法》八十三条的商榷
当然, 要赋予未来之债相应抵销权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 需要分门别类予以规划。
情形一:未来之债发生的原因即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于债务人接收债权转让通知之前, 实现于债权转让通知之后、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请求权之前或同时 (如本文案例之情形) , 则债务人应当享有对受让人的抵销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为何未来之债的到期时间要截止到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之时呢?一般债权转让过程中存在三个时间节点:一是债权转让通知接收之时;二是转让债权到期之时;三是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之时;前两个时间节点的顺序存在不确定性, 因让与人既有可能将已经到期之债转让, 亦有可能将未来之债转让。目前, 各国学者对已发生债权基础关系的将来之债权的让与性均予以承认。但无论前二者是何种顺序, 第三个时间节点必然是位于前二者之后。按照《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逻辑, 无论前二个时间点是什么, 其与第三个时间点之间到期的债务人的债权必然不得抵销。
但未来之债则不一样, 其最早也只会在第二、三个时间节点之间到期, 若将未来之债的时间节点放置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第二个时间节点之前或同时, 则就无所谓称之为未来之债。是为其一。其二, 如上所述, 抵销权的实质为同时履行抗辩权, 而所谓抗辩权正是授权在让与人提出请求权时提出, 若对于在此之前已经到期的未来债权, 债务人自然可以在抗辩之时提出。当然, 因为这种抵销权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债务人的权利, 故必须要求该未来之债形成的原因系在债权转让通知之前。
情形二:未来之债发生的原因存在于债务人接收债权转让通知之前, 但直至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请求权后仍未发生甚至仍未确定是否会发生, 因此时, 即使债权未转让, 债务人对让与人亦未有抵销之权, 故应当不赋予债务人抵销权为宜。
情形三:未来之债发生的原因存在于债务人接收债权转让通知之后, 则无论其何时实现, 因债权已在债务人接收通知之时对其生效, 则其再行选择对让与人享有未来之债, 则应当由其自担风险, 故亦不应当赋予债务人抵销权。
《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对债权转让过程中的抵销权行使的规定体现了基本法理。债权转让在通知到达债务人时对债务人生效, 则债务人与让与人间的原债权归于消灭, 债务人与受让人间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此后, 若债务人再行向让与人享有债权, 则应当自行审查让与人的信用条件, 自担法律风险。然而, 《合同法》恰恰忽略了前文所涉案例中的情形, 即:虽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发生于债权转让通知之后, 亦晚于受让债权到期, 但该债权产生的原因早于债权转让通知之前且早于或等于受让人实际主张之时。由此, 对照《合同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 似乎应当增订, 即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 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款:“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虽未到期, 但基础法律关系已经存在, 并且在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请求之时已经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摘要: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对债权转让中现实之债的抵销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规定, 然未来之债适用该规则进行抵销时则遇到诸多困难。从债权转让的各个当事人的利益博弈中应当树立以保护债务人利益为中心的立法原则, 享有未来之债的债务人应当享有抵销权益。当然, 该抵销权行使亦应符合相应条件。
关键词:未来之债,抵销权,抵销时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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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2P债权转让 刑事风险 非法集资
[基本案情]被告人林某某为宜信普惠(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福清分公司负责人,该分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模式向不特定多数人融资。2014年6月23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决,宜信公司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经营金融业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判处责任人林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一审判决后,林某某提出上诉。2014年12月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针对‘P2P模式目前尚无明确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意见,故对于林某某犯非法经营罪于法无据”为由,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某某无罪。
排除本案因证据不足无法达到定罪标准等程序法因素,单从刑法实体法角度来分析,林某某所实施的债权转让模式是否应当为刑法所规制?
一、P2P网贷行业现状及其风险概说
P2P(Peer-to-Peer)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其基本流程是,借款人通过平台提交借款需求,平台进行审核后发布借款标,出借人再进行投标。近年来,P2P网贷平台在国内快速兴起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截至2016年10月底,P2P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为29650.33亿元;2016年1-10月累计成交量达到15998.12亿元,是2015年1-10月累计成交量的2.24倍。[1]然而,一方面是平台数量和业绩的攀升,另一方面是相关政策的模糊、法律的空白、监管的缺失都使得这个新兴行业风险日益累积。
有学者指出,P2P平台可能面临如下的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2]数据也印证了上述学者的判断,网贷之家统计,截止2016年10月底,全国P2P平台累计达4335家,其中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总数已达到2181家,占全部平台数量的50.31%,这些问题平台的表征为提现困难、跑路、涉嫌非法集资等。[3]尤其是2015年12月,“e租宝”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引起了行业巨震。因此,研究P2P网贷平台面临的刑事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平台,其本源在于其业务模式已经与P2P网贷原初的定位严重偏离。对于P2P网贷的性质,多数学者借鉴国外P2P理论,将其定位于信息中介,平台只是担任纯中介角色,并不参与到借贷的资金交易中,对于借款人逾期对贷款人的损失,平台也不给予垫付。国内出台的一些行政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也强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15年7月18日公布的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2016年8月17日颁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再次明确了信息中介的定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该类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即贷款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仅仅靠撮合借贷双方并收取服务费的纯信息中介模式几乎绝迹,相反,现有的P2P网贷平台或多或少地“异化”为各种本土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池模式”、“担保模式”、“专业放款人+债权转让模式”等等。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专业放款人+债权转让模式”(以下简称债权转让模式)。
二、债权转让模式的运作流程——以宜信模式为例
债权转让模式,是指网贷平台以某个专业放款自然人(一般为网贷平台老总或关系密切人)与借款人签订相应借款协议,并将资金先出借给融资客户(借款人)取得相应债权,专业放款人取得相应债权后,网贷平台将专业放款人手里的债权进行金额、期限的拆分,包装成固定收益的“XX宝”等理财产品,借助网贷平台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投资人(债权受让人)。
回到文首提及的林某某一案中,这种债权转让模式具体运作流程如下:宜信普惠公司向社会招揽有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贷款人),并帮助办理借款手续;宜信惠民公司向社会招揽有闲散资金出借的出借人(投资人),并提供还款管理服务;宜信普诚公司居间出具信用审核意见。三个公司分别向借款人,收取咨询费、服务费、审核费,三项费用合计月费率约0.6%左右。借款人与宜信普惠公司、宜信惠民公司、宜信普诚公司签订《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出借人与宜信惠民公司签订《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宜信普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某以个人名义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款人民币1万元至50万元不等。所借款项,从唐某的银行账户汇入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并经借款人同意和授权,唐某将借款本金数额在扣除替借款人应交给上述三公司的咨询费、服务费及审核费后,由唐某将剩余款项支付到借款人的专用银行账户。之后,借款人按照等额本息还款的方式,每个月需支付约1%左右的利息,将所要还贷的钱存入本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由宜信惠民公司委托第三方支付公司(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负责按期扣划及代收付。期间,唐某又分别与多名出借人签订《债权转让及受让协议》,将其对单个或多名借款人享有的债权分成多份转让给不同出借人,承诺预计债权年收益率在12%左右,出借人须将对价款项存入本人银行账户,由宜信惠民公司按协议负责,将该款项划转给唐某。
在这种“专业放款人+债权转让”模式下,基本的法律主体有四个:出借人(投资人)、专业放款人、借款人(贷款人)、P2P网贷平台。在四方主体中,专业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专业放款人与投资人之间是债权转让关系,P2P网贷平台为相应交易提供居间服务,从而形成了“民间借贷+中介+债权转让”的复杂法律关系。
债权转让模式,解决了“点对点”模式投资人与借款人不好匹配的问题,实践中尤其是线下“地推公司”的大量介入,使得这种模式的交易量得以成倍增长。然而,宜信首创的这种模式却在实际运营中频遭质疑:2012年12月,宜信公司退出了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除业务开展不佳之外,与其“线下债权转让模式”跟当地监管政策有重大冲突不无关联。[4]2013年7月,重庆监管部门在发布的官方调查报告中指出,北京宜信普惠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发行理财产品,涉嫌无照经营和非法从事金融业务,但作出了宽容处理:不给予行政处罚,并免予追究相关刑事责任。[5]学界更是从未停止对宜信模式的质疑。那么,以宜信为代表的这种债权转让模式是否面临着刑事风险呢?
三、债权转让模式面临的刑事风险
P2P平台可能面临的刑事风险中,最易触发的便是非法集资犯罪风险。由于非法集资犯罪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罪名,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非法集资犯罪可能触及的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及合同诈骗罪等。其中,与P2P网贷直接关联罪名主要集中在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集资诈骗罪等。那么,债权转让模式是否涉嫌构成上述犯罪?
(一)是否构成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有学者认为,“平台对债权打包转让的过程,涉及资产切割,组合拆分,期限、流动性和资金错配,涉嫌建立‘资金池,出售‘理财产品,已经违背了P2P网贷的互联网中介服务性质和‘金融脱媒的本质,实为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如果份额超过200份就触犯了证券法规定,涉嫌非法发行证券。”[6]《刑法》第179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构成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那么,是否意味着债权转让模式可能构成此罪?
让我们先来厘清相关的概念。股票,是指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公司法》规定,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公司债券的发行人是依照《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由证监会核准。企业债券,是指企业按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其他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企业债券需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准并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会签后,才能进入具体发行程序。显然,债权转让模式由于系自然人个人取得的债权,在进行转让时这种债权收益显然不属于股票或公司、企业的债券,故虽然在实际发行中投资人可能会超过200人,但是仍然不能适用该条罪名予以规制。
(二)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么,这种债权转让模式是否会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林某某一案中,一审法院就认定了林某某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这种认定思路存在着较大问题。依照《刑法》规定,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而我国《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债权转让模式中,平台向投资人出售的收益权份额,既不属于股票、公司债券或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也没有被我国《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范,其不属于我国《刑法》中的“证券”。故依照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不能债权转让的行为属于擅自发行证券经营证券业务,进而不能认定该企业构成非法经营罪。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针对“P2P”模式目前尚无明确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意见,故对于林某某犯非法经营罪于法无据,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某某无罪,在不排除本案还存在证据不足、人员分层处理不均衡等因素的情况下,单从刑法实体法角度来看判决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本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不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现有《证券法》对于“证券”的含义规定过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受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约,蓬勃涌现的诸多具有投资性质的保险产品、银行理财产品、集合投资计划等未被纳入证券监管的范畴,导致对同类证券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勃兴的今天,很多投资形式其实质都是证券投资,但是《证券法》没有为其正名,使得很多的正常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7]我们注意到在《证券法)》修改草案中,“证券”的含义得以扩张,“本法所称证券是指代表特定的财产权益,可均分且可转让或者交易的凭证或者投资性合同。”如果以这种定义,那么债权转让模式完全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
(三)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债权转让模式难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这并不代表该种模式就隔绝了其他的非法集资犯罪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理论界一般将上述四个要件概括为“四性”,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P2P网贷平台的债权转让模式,极易触犯“四性”,从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让我们来逐项分析:
1.是否符合公开性要件
由于P2P网贷平台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属性,所以其天生便具有向社会公开宣传的特征,公开性要件在此类案件中不难证明。
2.是否符合利诱性要件
实践中,对于大多数已经实际返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案件,P2P平台往往辩解称,给予投资人的利益回报,是正常投资活动带给投资人的红利,并非来源于“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返还;还有的辩称,在与投资人签订的协议中载明回报为“预期年化收益率”,并非定期利息,因此在有益地规避利诱性的特征。那么,如何正确区分合法投资活动应得报酬与非法集资的利益回报的界限呢?对此,我们要借鉴金融学上的“穿透式监管”理论和刑法解释学上的“实质解释论”,对利诱性要件的本质予以揭示。本文认为,认定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承诺回报,应限于行为人承诺“只要出资即可通过出资行为获得回报”,而不是指承诺出资人在出资后通过生产等行为可以获得报酬。[8]反观这种债权转让模式下,实践中签订合同时常常有附带无条件回购借款本息的约定。专业放款人通过设定回购条款保障投资人投资的安全,这种回购实际上是向投资人承诺保本付息的变相承诺,投资人只要出资后基本没有风险而坐等回报,并非是一种正常的基于一定的风险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故符合利诱性的要件。
3.是否符合社会性要件
宜信回应称其所采用的债权转让模式中所有的资金往来以及未来收益权也都是基于每一个特定的债权合同,而且所有的债权合同的唯一性都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认证。本文认为,从单一的合同上看,上述解释确实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民法的合同相对性原理。但是,如果“穿透”其模式进行就可以看到,这种模式通过拆分债权再进行期限和金额的错配向不特定多数人宣扬时,业已背离了“一对一”的债权债务转让的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对多”的融资法律关系。在平台不设投资人资质门槛、不区分投资人是否为“合格投资者”的情况下,这种债权转让模式的社会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4.是否符合非法性要件
认定这种模式是否具有非法性,要紧密结合这种业务内容所显露出的风险进行综合判定。本文认为,债权转让模式至少具有以下风险:
(1)存在资金池的风险。实践中,专业放款人一般会在债权转让与受让协议中通过格式条款来取得投资人不可撤销的授权,来代为收取和管理借款人的还款。那么在债权转让完成后,借款人并不是直接将钱还给新债权人(投资人),而是由专业放款人代为收取和管理,并向投资人兑付。如此,专业放款人的账户作为一个中间账户,所有资金都在这个账户中流转,专业放款人的账户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形成了资金沉淀,触犯了不得形成资金池的红线。
(2)存在自融的风险。债权转让模式下,专业放款人这个角色往往是平台的实际控制人或高管,与平台都有明显的关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不是直接将钱借给了借款人,而是购买的专业放款人的债权。专业放款人和平台方的关联关系,也为自融和庞氏骗局的运作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3)金额、期限的错配导致流动性紧张的风险。将债权进行金额、期限错配,包装为理财产品,是这种模式的核心。虽然现行监管体制下并不完全禁止金额拆分,但是禁止对期限进行拆分,否则会出现“借新还旧”的现象,流动性风险加大甚至导致资金链断裂。
(4)债权虚假的风险。对于债权的真实性,目前主要依赖于平台及专业放款人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信用,监管严重滞后。分析司法实践中的已决判例,采用债权转让模式的非法集资犯罪,几乎大部分的债权都是虚假的。
本文认为,债权转让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类资产证券化的行为。所谓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一个或一组流动性较差但是预计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安排和组合,对其风险和收益进行分割和重组,并实施一定的信用增级,从而将资产的预期现金流转换成流通性和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我国,以主导模式标准将资产证券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央行和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主导的资产支持票据(ABN)。[9]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而且规定了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单位必须是金融机构。因此,债权转让模式只能属于类资产证券化的性质。但是即便是这种类资产证券化,也是需要受到严格监管的。如美国著名的网贷平台Lending Club也是采用这种对债权进行拆分并销售的模式,[10]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P2P网贷涉及证券的发行为由,要求从事P2P网贷的平台向SEC注册,以此严格监管该行业。
因此,债权转让模式存在极大的风险,却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行政监管。但是在实质上,这种模式有可能属于变相地吸收存款,从而触发《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因此具有非法性。
综上,这种债权转让模式完全可以符合“四性”,从而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当然我们注意到,宜信下的宜人贷(现已改名为宜人理财)网站上主打的“精英标”、“宜定盈”等理财产品,目前基本上实现点对点,这种专业放款人式的债权转让产品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故已经基本摆脱了非法集资的风险。然而,宜信公司的众多“信徒”们,在模仿“债权转让模式”过程中,由于风控措施不到位、债权虚假等因素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都有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例,彰显了刑法对这种债权转让模式的否定评价。
正是如此,《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及时地叫停了这种类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模式,其第10条第8项规定:“不得从事或者接收委托从事: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通过上述分析,应当说这一规定具有正当性根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8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除依法报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许可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虽然这一《条例》尚未正式实施,但其规定代表了主管部门的基本意见。根据该规定的精神,如果以放贷为业的话,必须经有关部门的批准,且必须是机构,不能是个人。如果《条例》得以实施,则作为债权转让模式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种模式也必将寿终正寝。
注释:
[1]网贷之家:http://shuju.wdzj.com/industry-list.html,访问日期:2016年11月6日。
[2]杨涛:《真实的P2P网贷:创新、风险与监管》,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3]同[1]。
[4]邓娴、庞华玮:《线下债权转让触红线宜信公司温州被出局》,载《中国经营报》2012年12月8日。
[5]沈厚:《重庆宜信等5家P2P违规无证发理财产品遭整肃》,载《时代周报》2013年7月25日。
[6]张影:《P2P网贷债权转让模式的法律风险与防范》,载《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7]李曙光:《证券法修改的方向》,载《中国金融》2014年第12期。
[8]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
[9]林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过去、当下及未来》,载《时代金融》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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