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精选7篇）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篇1

新加坡建筑管理学院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属建设局设立的一所专业建筑管理学院。学院建立于1984年，30多年来为新加坡建筑企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学院的师资除包括专家学者外，也包括新加坡的政府官员。课程内容新，实效行腔。在校学生近4000人。

据立思辰留学360介绍，学校校园占地面积5公顷，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学校具有条件优良的教学条件，基本设施齐备，图书馆，研究室，计算机教学室，大型讲堂，健身室，篮球场，学生休闲室等。

学院设有大专文凭科，单科专业文凭科，及多项继续进修及证书课程。由于学院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设局属下专业管理学院，无论教学还是实践都在建设局领导下，得到建设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建设局通过管理学院，将其科研成果与建筑行业的参与者分享，提高建筑技术和管理来促进新加坡建筑行业的发展。新加坡建筑局推行的革新计划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

学院优势：

1、新加坡建筑局推行的革新计划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建筑局及学院经常同外国专家、建筑同行以及著名大学教授进行学术交流。许多著名学者及专家曾在建筑管理学院授课。因此学生能有很多机会接触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专家和学者。

2、新加坡政府建筑局是新加坡房地产和新加坡国土资源的主管政府部门。新加坡建筑管理学院为新加坡建筑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学院的在职学生有很多社会实践的机会。据此该部局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在新加坡就业率高，就业前景十分广泛；学生有资格申请绿卡，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3、毕业后可直接继续到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攻读本科，优秀毕业生还可以直接升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就读本科。

4、学制短，费用低。实际学习时间为2.5年，第三年有半年的带薪实习（400—600新币），因此节省了大量的费用。

5、学院从2012年开始开设奖学金和助学金计划。奖学金获得者可享有本地公司赞助全额免费学费和包括内每月900新币的生活补助费（高达新币2万每年）助学金获得者可获赞助金每年新币7000新币，奖学金获得者需为赞助公司服务两年。赞助金获得者需服务一年。

6、优秀毕业生可直接申请就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科廷理工大学、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等继续深造。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篇2

一、新加坡大学自主政策的期望

从新加坡的大学的自主政策，我们与欧洲大学的国家控制和美国的大学自治精神相比，新加坡的自主政策具有自身的特点，其正式国家宏观调控和大学自治精神的结合。具有典型的新加坡文化特点。这种政策既是新加坡面对当今世界现实的重要的教育战略的调整，同时也是东西文化的有机结合在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体现。这种以政府和大学之间协约形式体现大学自主政策，实质上是解决政府该管什么，大学该管什么的问题。自主的新加坡大学将有如下的期望。

(一) 大学的责任将更大

目前至少需要确立这样一些大学理念，即:1．大学应当履行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义务;2．大学必须担负起引导社会进步的责任;3．大学应当具有探索真理的学术意识和学术氛围。为了确立这些大学理念，政府在继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发挥宏观调控和监督的职能，规范高校办学行为，促使高校做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大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必须留意市场的需求与学生的要求作出应变，在运作上必须担负更多的责任。自主意味着大学需为学府的运作负责，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也必须花更多心力协助校长策划与管理大学的事务，为大学筹款。大学自主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有这群愿意奉献的大学成员。

(二) 崇尚全面、个性、独特价值———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分数不是一切，南大和国大分别把10%学生名额给拥有学术以外特殊才华的学生，显示了校方勇于肯定社会上的另类精英。在鼓励多元发展的新加坡，体育、音乐、艺术、母语、创业等领域拥有过人的才华或骄人的成就的学生终于得到实际意义的认同，是对创意、冒险和开放进取精神的肯定。德、智、体、群、美的多元领域因人而异的不同价值必须凸显。这10%的学生，可能是成绩相对较差但凭着其他才华挤入窄门的学生，也可能是学业成绩和其他才华都很特殊的学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两所大学表扬分数以外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也让另类精英继续走自己的路，不必完全向考试妥协。南大校长徐冠林教授说，我们要向学生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优秀的高中成绩并不是鉴定你是否合格进入大学的唯一标准。具体而言，南大将以“领导才能，创新与冒险精神，热忱”三方面作为入学标准，目前正在制定对此的权威判断。国大校长施春风说，大学教育是个旅程，一个寻找你自己的旅程。寻找你的兴趣，你的才华。国大的任务就是协助你找出自己最喜爱什么，充分发挥你的专长。

(三) 为社会提供一种宝贵精神

南大校长徐冠林深知要把南大办好，除了借助南洋大学的力量和经验，还需要他们哪个时代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勇于接受恶劣环境挑战的精神，来改变当今学生冷漠待事的态度。于是他积极谈复兴南大精神，积极推动复名为南洋大学。1971年物理系毕业，南大理事会理事，惠普亚太服务集团高级副总裁连萧思讲:踏上成功之道的种种条件，“热忱”最重要。大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要自由自在地去做梦，去创新，去探索，去发明、去想象，去领导潮流，只有敢于做梦的人，才是世界在转型过程中最需要的人才。当一个创建明天的革新者，而不是一个重复昨天的无名者。教育是百年数人、是无私的事业，一个人不期盼个人私欲回报，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最大的收获是心灵的满足，体会到自己今天所付出的最好的，学生日后因此将收获更大。南大校长徐冠林说:大学无法容纳目光短浅、剥削别人、只为己利、权利欲膨胀、只为物质回报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倒转大学架构，以学生为中心。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大学是无法找到容身之所的。南大将为学生提供包括三项内容的大学教育:一个有多元选择的全面教育，一个抖擞焕发的学生生活，以及一个具有世界观、前瞻性的视野。而通过这种努力，南大将成为一所有理想、有热忱、独树一帜的优秀大学。我们要成为一所关爱学生，把学生当作子女培养，充满温情的学府。他呼请学生们把大学当自己的母亲。她随时帮助你，支援你，教育你，启发你。当你明白大学就象你的母亲时，你就尽力回来帮助她，为她增添光彩，带给她荣耀。每一个毕业生将这种精神带到社会中，这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二、大学自主后问题思考

新加坡是一个有着亚洲价值观的社会，国家整体的步调统一是其显著特点，大学自主政策刚刚启动，未必一定成功，前路茫茫，我们须在行进中探索。

(一) 大学与政府良好的配合打破

新加坡大学典型特征———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规划而改革课程设置，扶持重点学科。尤其是1965年以后，教育一直为政治和经济服务，而且教育是典型的国家的事务。例如;信息技术行业已约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3%，它已成为新加坡的支柱产业。为了配合新加坡要成为亚太资讯中心、商业中心和生命工程中心的规划，新加坡各高等院校这两年来全面改革课程，开设新的课程。自主后，大学会以新的姿态和模式去塑造自己，其更强的独立性是否与国家的配合产生错位?

(二) 大学有这个文化和能力吗———对大学素质的怀疑

新加坡大学历史很短，从一开始就没有自治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教育是国家的事情，大学的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氛围。因此，新加坡大学在自治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管理的特征。自主之后，大学也可能出现没有自主的素质，无法完成自主政策下的自由运作，无法完成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任务。无法形成自主情况下的可行的宏观战略。无法有效使用政府所赋予的自主权利。

(三) 大学会发展成什么———大学会成为第二个社会

大学在自主的情况下会发展成什么，大学会强大的无法想象，所有的科技硬件都在大学，最重要的是最重要、最多数的人才在大学，大学是国家核心人力资源的集中地，大学是国家创新的摇篮，大学是社会思想的发源地。但大学因其巨大的力量和其缺乏国家思维的矛盾性将愈来愈深。因此，大学自主后，大学以其险要的战略位置而维系着国家的安危。而新加坡又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因此自主后的大学会发育成一个特殊的重要力量和利益集团。

(四) 政府和大学都达不到目的

由于以上的分析，大学自主后可能造成大学和政府的目的都不能达到。第一，大学是政府的事情与政府的无法控制;自从教育从教会中脱离之后，教育是政府的事情，已成为共识。因为教育无论其功能如何发展，其有一个基础功能就是提高国民素质。这是教育永恒的问题。大学自主，就意味着政府对大学大管制将越来越少，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想管还管得了吗?第二，大学的变异和大学精神的缺失;

大学自主之后，大学就不能只躺在政府的财政上睡觉，要不断地去到处筹款，加之大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大学的精力绝对会分散，也可能因财政困难，而依附于商业机构，本来自主政策是为了其更好的发展，去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但实际上能做到吗。我们有一个担忧:大学和政府都能把握得很好吗?

(五) 违背大学自治精神可能性

大学自治的核心具体体现是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其内涵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任何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它是大学成员的自由，这些成员以代表的资格而非作为个人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它涉及的是在学校内部所必需的自我管理学者群体的权利。大学组织之所以必须拥有自治权利，主要基于大学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的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面对众多的自由，政府与大学之间能有一个恰当的纽带吗?

三、应对思路———关于自主政策科学管理模式的建构

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监督和制约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对立的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确立大学理念促使大学更有效地发挥和恰当地使用自主权，促使高校更健康、更迅速地发展。那么，在管理实践中又怎样有效地发挥和恰当使用大学自主权呢

(一) 要端正对自主权的认识

认识的偏差对办学自主权的发挥会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有人认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最终就是要争取实现“大学自治”;还有人说，扩大高校自主权就是扩大校长自主权，等等。这种认识不仅会引起政府的不安，也会引起大学内部不同社群的不安，从而影响到自主权的有效发挥和扩大。我们认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既不同于西方的“大学自治”，更不是为了实现“大学自治”。它是高校依据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了最有效地完成国家所要求的培养任务，并达到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自身功能和目的所需要的必要的权利。在这里，政府与高校的利益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政府对高校的放权行为也是主动的。所以说，这是具有本国特色的高校管理模式。

(二) 要注重培植大学自身的使命感

大学应始终坚持把育人作为第一目的，把探索真理、追求知识和学术研究作为立身之本，把自主权作为担负国家振兴的重任和履行社会发展职责的利剑。这种使命感不仅是历史赋予大学的一种神圣权力，而且也是确保大学兴旺发达的永恒理念。是否具有这种使命感，决定着大学能否有效地发挥自主权。特别是大学校长，是否具有这样的使命感，会直接关系到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进而影响到大学自主权能否得以扩大。

(三) 寻找政府与大学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种合理关系

在我们看来，政府与大学的最合理的关系，就是在“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使二者之间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和谐发展关系。为了实现这种和谐的关系，政府需十分清楚实现自我超越更重要;政府对大学具有充分的信任感，给大学学术自由的空间;面对大学学术的“出格”情况，政府具有一定的包容态度。作为大学，需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大学的教师、学者，能明白自己的言论对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能以对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自己的每一句良言。就此方面，我认为洪堡在19世纪初为德国大学管理建立的一套观念体系可资参考。洪堡以文化国家观为基础，把整个高等教育管理分为国家行政管理和学术自我管理，产生了一种双轨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一方面，大学直接归于政府管理，政府提供“外在的组织和经费”;另一方面高校作为社团组织享有学术自治权。当然，即使学术自治，也必须是有条件的，如克拉克·科尔所认为的，大学必须在党派政治和校外公众的论证中确保中立、高质量地履行职能等等条件下才有可能。

(四) 国家的教育法规与民主法制制度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毕竟无法脱离社会孤立存在，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的资源支持。在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干预力量面前，单凭大学的学术自治与“教授治校”传统是很难保证学术自由的，因此，学术自由的长久实现必须由社会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国家政府，用具有普遍社会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保证其强制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和维护。在现代社会，国家保护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教育法规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最根本保障。西方各国为了保障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在依法赋予大学自治权力的同时，对大学解雇教师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日本《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为了保障教学、学术自由，校长、教师和部局长，不经大学自治机构审查同意，不得违背本人意愿调动工作、降职或免职。”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重申要保证避免无充足理由而解雇学术人员。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是保障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教授组织。该协会1970年规定:“正式聘用的全日制教授在退休年龄之前，其聘任期要得到保护，除非学校财务危机或教授不能胜任或道德败坏，不得解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关于学术自由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对全社会都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

其次，政府和社会对大学办学自主权要有一定制约和监督。实践证明，如果大学缺乏必要的制约，就会产生对社会盲目适应的倾向。政府的必要制约对大学来说是一种富有价值的“制衡力”，它的作用是确保大学办学方向不发生重大偏离。同时这种制约还具有“刺激”作用，正像所有有机生命体一样，没有必要的刺激就不可能健康生长和发展。对大学办学行为的制约也是提高大学责任感的有效举措。我们知道，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必须与大学应承担的责任结合起来。如克拉克·科尔所说，“通常的格言是:权利相当于责任，”如果大学只强调自身办学的自主权，却不重视自身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就会导致办学行为的偏离。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誉为智慧箱、技术库、思想城的大学在国家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显显重要，规模也越来越大，受环境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为了获得发展的大量资金并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客观上决定了大学不能脱离政府的制约和帮助。而为了让大学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政府也必须在大学自主的领域保持沉默。

摘要：本文分析了对新加坡大学自主政策的期望。着重阐述了新加坡大学自主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中, 试图找到大学与政府之间合理的结合点, 从而真正彰显大学精神和担当社会责任。

关键词：新加坡大学自治,问题,预测与思考

参考文献

[1]许美德, 查强.追求世界一流: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大学.复旦教育论坛, 2005, (3) .

[2]林莉, 谭南周.国际化和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中国教育报, 2004, 3.

新加坡是怎么收拥堵费的 篇3

已征收拥堵费多年的新加坡，采取的是一整套治理拥堵的政策体系，并非是一“收”了之。

新加坡的拥堵费怎么收？

新加坡是全球第一个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央商务区域出现严重拥堵，平均车速低于18公里/小时，政府就通过发放区域许可证的方式来限制车辆每周进入市中心的时间。1998年，新加坡正式开始实行公路电子收费系统（ERP），按照道路实时拥堵程度对车辆进行收费。这便是大家如今所熟知的拥堵费。

简单说，ERP系统就是在较为繁忙的道路和高速路上设置收费闸门。车辆只要经过闸门，就要缴费，而且是按次收费。对于不同类型的车辆，缴费的数额也不同。

ERP是一套经过周密计算的系统。其数学算法是根据实时车速不断对收费数额做出调整，也就是说，在不同日子的相同时间经过同一个闸门，缴纳的钱数不一定相同。

系统会根据该区域的平均车速来计算收费标准。如果市区的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或者高速公路（相当于北京的快速路）的平均时速低于45公里，拥堵费就开始调高（新加坡陆交局认为，市区公路时速20-30公里，高速路时速45-65公里才是保持交通顺畅的最佳车速范围）。速度越低，价格越高，繁忙时段每个闸门每半小时调整一次收费。为了尽可能合理化收费，新加坡ERP的计算公式每三个月会进行调整。

按笔者的经验，在8时至9时以及18时至19时之间，市区繁忙道路的ERP会高达每次3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最高达到6新元。而一般来说，车辆通过繁忙道路不会只通过一个收费闸口，所以每天的拥堵费着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ERP在新加坡也被有车一族戏称为“Everyday Rob People”（每天抢劫人民）。

拥堵费征收了，关键要看疗效。据统计，ERP征收以来，新加坡市中心的车流量减少了13%，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提高了20%。2014年，新加坡高速公路的平均时速为64.1公里/小时，CBD和市区主干道车速为28.9公里/小时，均达到陆交局所制定的标准。

据统计，ERP征收以来，新加坡市中心的车流量减少了13%，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提高了20%。

仅靠拥堵费是不够的

新加坡这一让北京车主羡慕嫉妒恨的车速，并非仅仅是ERP的功劳。新加坡治堵还有一剂猛药——那就是拥车证。

在新加坡，拥车证每月拍卖，目前小型私家车的车牌大概是5万新元左右（约合30万人民币），有效期只有10年，到期需要重新购买。再加上新加坡购买车辆的价格也并不便宜（车辆的进口税高达市场价的45%），所以对普通民众而言，私家车还真是一件奢侈品。

从1990年开始实施拥车证制度以来，新加坡每年机动车数量的增长率很快就从6%降至3%，目前则维持在0.5%。依靠拥车证和ERP，新加坡保有车辆的总数一直控制得很好，2014年的机动车总量接近100万辆。实际上，北京在2014年的机动车总量是537万辆。相比之下，北京每平方公里的车辆密度其实要比新加坡更宽松。

背后的系统性支撑才是关键

新加坡的交通，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条道路在短暂的高峰期出现拥堵，的确可以用顺畅来形容。在这背后，是由严谨的土地规划和人性化的公共交通体系所支撑的。

新加坡地小人多，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但道路并不像香港显得狭窄和局促，这便是规划的力量。早在建国初期，新加坡就聘请联合国专家，用四年的时间编制了整个新加坡范围概念性的未来30至50年城市空间布局、交通网络、产业发展等规划，其街区和道路设计合理、规范，一步到位，同时考虑车辆和行人的长远需求。1991年，政府又在现有规划的基础上进行修编，此后，每隔十年，政府都会修编一次城市建设规划，并制定新的目标。

目前，新加坡有约12%的土地用于建造道路，而用于建造住屋的土地则只占14%。换句话说，政府在规划时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居住和生活，同样也有更多空间应对随着城市发展而需要对城市交通规划做出的调整。去年8月，新加坡宣布兴建一条南北高速公路，这也是这个国家的第11条高速公路。前交通部长吕德耀当时称，这“相信将是新加坡兴建的最后一条高速公路”。他说，“我们不可能一直扩建道路，如果要为居住环境增添更多绿意，提供更多空间给人们步行、骑脚踏车，或为家庭提供更多活动空间，就得做出取舍。”

既然政府为公路占地面积设置了上限，就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据统计，新加坡公共交通在高峰时段所承担的出行总量比例达到60%左右;而北京全时段选择公共交通的整体比例则在50%。

从笔者体验来看，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总体而言非常舒适便捷。每个组屋区都设有地铁站，相隔大约500米;为了应对新加坡炎热和多雨的天气，政府为从组屋步行到地铁及巴士站的通道修建了顶棚，让民众搭乘公共交通的过程不再那么煎熬;巴士站均设有座椅，供民众在等车时休息;商场和地下通道与公共交通相互连接，极大减少了公共交通站点所占据的陆地空间;公交及地铁之间的换乘线路设计非常科学，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拥挤。此外，政府还给每个公车站安置了感应器，民众从手机软件即可查询下一站乃至下下辆公车到站的时间，有无座位等信息，从而调整出门时间。

为鼓励公众搭乘公共交通，政府推出非繁忙时段地铁月票，比正常票价便宜三成。政府每年还对车资是否合理和公共交通的运营状况进行评估，对于不符合服务要求的业者处以高额罚款。

例如，陆交局规定，巴士业者（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服务为私营，受政府监管）必须确保早晚高峰时段所有巴士服务间隔时间不超过15分钟。其中至少一半的巴士必须每10分钟内开一趟，支线巴士则6至8分钟穿行一趟。对于服务不达标的业者，陆交局可对其处以高达常年服务费10%的罚金。去年7月，新加坡发生大规模地铁瘫痪事故，造成约41.3万乘客受影响。陆交局在调查后发现地铁公司SMRT在维修机制与事故管理方面出现失误，随后对其开具了高达540万新元的罚款。

新加坡公共交通乘客量连续十年取得增长，民众对公交系统服务的满意度也高达91.8%。正是科学的规划以及公共交通的舒适便捷，才是ERP和拥车证可以发挥治堵作用的前提保障。反观北京，交通系统能否承担征收拥堵费之后的人流，有车一族是否愿意弃车而选择搭乘体验差距较大的公共交通，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篇4

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怎么申请？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是一所著名私人培训的权威机构，致力于发展终身教育。因此许多的学生都想知道，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怎么申请，下面就这个问题由立思辰留学360为大家进行介绍。

智源教育学院成立于1988年，是一所著名私人培训的权威机构，致力于发展终身教育。经过多年来发展，智源教育学院作为终身教育的地区领导，已经建立起了卓越的声誉。从证书到学士学位水平的课程项目涵盖了儿童早期教育，特殊教育、中英文语言培训项目以及新增设的酒店和旅游管理课程。

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申请程序： 1、6张护照大小标准照（只接受白色背景照片）

2、申请人护照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复印件

必须清楚显示照片，个人资料，护照到期日和签名（如果护照曾经延期或者更换过护照，需要把护照第二页注明护照延期和更换的页面清楚复印）[如何办理护照]

3、申请人出生证明的公证书原件（中英文）

出生公证可以到户口所在派出所开证明，证明信上写清什么时间出生、出生地、父母姓名，是否健在，由派出所盖章再拿到当地公证处，需要一张照片，另带一张照片给公证处留底，切记带上你的户口本还有你的身份证。

4、申请人最高学历毕业证的公证书原件（中英文）和申请人成绩单的公证书原件（中英文）

A、大学/大专毕业生：请准备大学/大专毕业证公证，大学/大专全部成绩公证，请确认成绩单上明确注明了在校就读的 时间；

B、大学/大专在读生：请准备大学/大专已修科目成绩单公证，高中/职高毕业证公证，高中/职高三年成绩公证，请确认成绩单上明确注明了在校就读的时间；

C、高中/职高/中专毕业生：请准备高中/职高/中专毕业证公证，高中/职高/中专全部成绩的公证，请确认成绩单上明确注明了在校就读的时间；（范例：高中毕业生，准备高中毕业证公证，高一高二高三成绩公证）

D、高中/职高/中专在读生：请准备高中/职高/中专已完成学年成绩单公证，初中毕业证公证，初中三年成绩或者会考成绩公证，请确认成绩单上明确注明了在校就读的时间；（范例：高二在读生，准备高一高二成绩公证，初中毕业证公证，初中三年成绩或者会考成绩公证）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篇5

超低入学门槛：

留学专家表示，入学门槛低也是国内学生倾向新加坡私立大学的一大重要原因。目前，包括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在内的新加坡著名私立大学，都能为学生敞开门户。因为在入读本科之前，学生都须先修语言，所以这些大学可以无入学语言申请，而且每个月都有开学时间。

留学费用很合理：

新加坡私立学校的费用也很低，私立学校的.研究生一般都是一年制的，学费在10万元左右，加上生活费的话15万左右，一般最后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高一些12万到15万不等。

与国外大学战略合作：

留学专家指出，新加坡是中国学生留学欧美等国的黄金跳板，当地很多学校都和国外的大学合作办学，学生选择这些项目后，可以获得欧美大学认证，一些项目是直接到欧美国家继续就读。在新加坡留学同时也等于欧美国家的预备留学。

专业实用性强：

新加坡私立不但拥有一流的教学水准，而且优良的学习、生活环境，也为学生深造成才提供了便利。很多新加坡私立大学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服务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这就赋予了新加坡私立大学具有就业决定专业的特点。如目前全球热门的酒店管理、金融、物流管理、多媒体传播和计算机等。

O/A水准课程可进公立大学：

新加坡私立大学怎么样 篇6

从新加坡到日本再到中国, 从政论家到记者再到学者, 从观察政界到蜚声报界再到投身学界, 卓南生用“吾道不孤”来纪念他羊肠九曲、栉风沐雨的追问之路。 而陪伴与慰藉他的, 除了高山流水的同道知音, 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相、真知、真理的求证精神与敬畏情怀。 从就读命运多舛的南洋大学到力排众议、选择不被看好的赴日求学, 在谈及早年人生转折的最初心路时, 卓南生神思凝重, “我们所处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 你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 对你的身份认同有自己的定位”。

“我们那个时代经历了身份认同的挣扎”

“我出生在新加坡, 我的父母是20 世纪30 年代从中国广东省的潮汕到南洋谋生的, 先到泰国, 后在新加坡定居。 1942 年2 月15 日, 日军攻陷新加坡并且改名为昭南岛, 我就是在这两个月之后诞生的。 虽然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军占据时期, 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 但是小时候, 家长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都会说‘日本兵来了’‘宪兵队来了’。 长大一点后, 我从左邻右舍或长辈们的聊谈中, 从小学同班同学丧失亲人的遭遇中可以肯定, 日军的南侵行为和‘大检证’的屠杀事实是铁证如山的。 日军占据时期是新加坡的一场灾难。 所以, 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日本兵为什么会来到新加坡, 我从小就多少想要了解了。 ”

“在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 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一直是作为一个单元 (即马来亚) 来讨论的。 那时候,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群众大会。 特别是1955 年召开了万隆会议, 那年我十二三岁, 正读小学六年级, 但是在学校的课堂里, 同学们已开始关心时事。 1957 年, 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1959 年, 新加坡获得自治;1963 年, 马来西亚成立;1965 年, 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 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所以在那个大背景下, 我们这些青年人都很关心政治, 因为你不管政治, 政治会管你。 同时, 大家都比较有抱负, 都会有一种‘梦’, 都有‘理想’———该怎样为新生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

卓南生说道:“我在新加坡接受的是比较完整的华文教育, 小学换过几所学校, 1956 年到1958 年读初中, 1959 年到1961 年读高中。 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所以像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都看过。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文化, 虽然教科书中介绍得不多, 但基本的脉络还是有所了解的。 我从小就比较倾向文科, 对政治、经济、社会都比较关心, 对记者这个行业也非常感兴趣。 万隆会议那一年, 我的一位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 讲印尼的苏加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总统、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我的第一本剪报集就是关于万隆会议的。 ”

“我们这一代人, 是经历过身份认同的挣扎、矛盾和心理斗争的。我出生的时候是日本昭南岛市民;1945年日本走了, 新加坡又变回了英国殖民地;1959 年新加坡获得自治而非独立, 因为英国不太放心;1963 年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成员后, 我们又有了马来西亚的国籍; 等到1965 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我们又成了新加坡公民。正是因为这段历史, 我们对华侨、华人、华裔分得很清楚, 并且能够说得很清楚。万隆会议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所以初中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争论, 你究竟是中国人、是华侨, 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既生于斯, 就应该留下来为新生的国家去奋斗和努力。 当时非主流的思潮就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 所以我有一些小学和初中同学 (为数不多) 悄悄地跑到了中国。 ”

卓南生停顿片刻道:“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因为在那个年代, 经过了二次大战的洗礼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 我们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思考, 思考自己应该为新的时代、为新生的国家做些什么。 像‘为谁读书? ’‘为何读书? ’这些问题, 虽然那时候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来, 但是大家心里都在想, 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

1962 年, 卓南生进入南洋大学学习政治学, 两年多之后, 就走上了留学的道路。 但他并没有选择当时学位受官方承认的英联邦国家, 而是执意去了日本。卓南生回忆道:“其实我高三时就想过要留学。 20 世纪60 年代初, 在‘哥伦坡计划’ (Colombo Plan) 的推动下, 日本派专家到新加坡来免费讲授日语, 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学校推荐去学了几周的日语课程; 到了南洋大学后也一直在学日语。 后来我申请到日本留学, 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关系。 ”

“我是带着问题留学日本的”

卓南生解释说:“我之所以选择去日本,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哥伦坡计划’下学过一些日语, 我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是中学时代看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些有留日背景的作家写的东西,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很好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对英语世界多少有种抵触感: 为什么一定要到殖民地宗主国留学? 为什么只有去英国或者英联邦国家才能获得认可? 我想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 去看看一个不同的国家。 此外, 更重要的是, 我坚持认为, 在亚洲去看亚洲问题, 会与去欧美看亚洲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 所以, 我决定试一试。 ”

尽管有父兄师长的劝阻, 卓南生还是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比较追求梦想, 没有太多从现实去考虑。但是亲朋好友的劝阻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探讨问题的起点, 那就是:我去日本究竟要看什么? 我想, 我要看的, 就是它的变与不变。 ”

在深思熟虑之后, 卓南生萌发了他最早的“问题意识”:战后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别于战前? 日本是怎样看待亚洲的? 促使日本国策变与不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留学日本的。 并且一到日本, 我就培养起了善于观察的习惯。 ”

1966 年, 卓南生成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二年级的插班生, 他饶有兴致地谈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我一进早稻田大学被接纳为新闻系学生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我, 这个系要关门了, 你是最后一个学生。 等到我本科毕业时, 这个学科就真的关闭了。 这种现象跟日本的特殊情况有关:日本新闻教育与新闻实务界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 日本的传媒机构并不指望新闻教育界为其培养人才, 而是希望每个进入传媒机构的新人都是一张白纸, 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其调教成听话的‘雇员’。 所以, 日本的新闻学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么蓬勃发展, 在战前日本的主要大学也一直没有新闻系。 比如东京帝国大学 (现为东京大学) 就认为新闻学只是一门实用的学科, 并没有深厚的学理, 不能登大雅之堂。 因此东京帝国大学只是在1929 年成立了一个新闻研究室, 直到1949年才升格为新闻研究所。它的创建人就是日本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 他也是我老师的老师。 ”说到这里, 卓南生亦不无自豪。

1969 年本科毕业后, 卓南生准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由于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已经关闭, 所以只好转校。 最初, 他曾考虑师从记者出身的殿木圭一教授。

“殿木老师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他会说一点中文和马来文, 对留学生也非常好。 他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 (共同社前身) 派往马来半岛, 所以我曾向他表示想要研究有关日本占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时期的新闻史, 他说那得去打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 但是一个星期后, 殿木老师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存在, 建议我换个题目。 ”

结合殿木老师的反应和一名曾目击新加坡沦陷的前《朝日新闻》从军记者, 也是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酒井寅吉战后写的文章, 卓南生认为, “要想从与战前的‘亚洲’及‘战争’关系颇深的日本新闻学者口中获得相关信息, 是不可能的”。

几经辗转后, 卓南生只好放弃他最初的研究计划, 转而将视角投向了日本学界因为并不关心所以也不会敏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 当然, 他最初的关心点, 仍然是放在与新马关系密切的近代华文报起源史。 1970 年, 他最终进入立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并且师从以研究“瓦版新闻”而闻名的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平井隆太郎教授。 也正是在平井老师的引荐下, 卓南生有幸两次拜访日本新闻学泰斗小野秀雄, 并对他日后的研究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踽踽独行, 摸索中国新闻史研究”

“小野秀雄是日本新闻史学的开山鼻祖, 相当于中国的戈公振。 平井隆太郎是小野秀雄的嫡系大弟子, 在平井老师的推荐下, 我得以拜访了当时已年逾八十高龄的他。 ”卓南生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第一次去, 小野先生就从衣柜里取出了用布巾包裹着的他在大英博物馆查阅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时做的手抄读报笔记。 他还拿出了一册私藏的《遐迩贯珍 》原件给我看, 并且建议我最好从资料较易找到的汉文报刊着手研究。 ”

正是因为这次见面, 卓南生“萌发了步中国报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及日本新闻史学者小野先生后尘, 前往英国伦敦查寻早期报刊原件及相关资料, 以便整理近代中文报史的念头”, 并最终在跑遍日本、英国的各大公私图书馆, 查阅多份中文近代报刊原件后, 分别于1972 年和1986 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发生史 (1815-1856) 》与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 (1815-1874) 》。

卓南生说:“小野秀雄很追求新闻的发生史, 戈公振也很重视这一点, 但由于戈公振英年早逝, 小野秀雄在这方面的成果和影响要比戈公振大些。 在一些交叉性的史料中, 我发现戈公振还留下不少可让后人探讨的空间。 我的研究重点就是解析中国近代报纸从何而来, 它与传统的‘邸报’等之间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 其实就是在小野秀雄和戈公振的基础上填补或者纠正了原有史料的一些混乱。 ”

在谈及论文撰写的过程时, 卓南生毫不讳言当时的孤寂与隐忧, “我在写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 可以说是完全在孤立的环境下自娱自乐, 因为在日本没有任何的中国新闻史专家或者同学可以交流, 虽然起步研究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地向日本新闻史学界的老师学习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论, 他们也会对我给予鼓励, 但基本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 而即便是在论文完成之后, 卓南生依旧心存忐忑, “我的研究在80 年代末期以前都是孤军奋战, 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正式的反馈。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曾对我说:‘真正的考验要在中国’。 ”

幸运的是, 内川芳美教授 (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 在70 年代末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 就与中国新闻史学界常有交流并将卓南生的研究介绍给了中国。有一天, 他很高兴地向卓南生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新闻史学界特别是方汉奇先生对卓南生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原来在80 年代, 卓南生有关中国新闻史几篇论文的日文稿经由复旦大学的张国良教授翻译成中文, 先后刊于《新闻传播》 (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闻研究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等学术刊物上, 开始逐渐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关注, 复旦大学的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更是热情地为他撰写了推荐文。

在获得中日学界广泛认可的同时, 卓南生也于1986 年9 月获得立教大学首个社会学 (主修新闻学) 博士学位, 他也是当时日本新闻学界少有的博士。

“那时候日本对学术看待得很崇高, 据说早年东京帝国大学要颁给小野秀雄博士学位, 但是被他婉拒了, 因为他怕玷污了新闻学的招牌。 就连小野秀雄都不肯要博士学位, 所以他的学生们, 其中包括我的老师———平井隆太郎、内川芳美、香内三郎、荒濑丰, 也就没有一个人提交博士论文。 ”卓南生说, “当时日本的学术风气非常严谨,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平井老师几次催我提交论文, 我都推辞了;香内三郎老师要我把其中的《遐迩贯珍》那篇发表出来, 并且学术刊物都为我联系好了, 但我还是以必须到大英博物馆补读完整原件为由婉拒了。 ”所以, 卓南生在1986 年拿到新闻学博士学位算是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

“因为我是社会学研究院第一个提交博士论文的学生, 审查答辩的时候立教大学也没有什么程序经验, 请来了东京大学的内川芳美和立教大学的三位老师, 大家就是喝茶、聊天, 讨论要怎么跟出版社谈条件出书, 因为百利坚出版社的社长早在两年前就曾从东京打电话到新加坡表示有意出版。 ”卓南生举重若轻地笑道。

实际上, 从1972 年开始读博, 到1986 年2 月完成博士论文, 再到同年9 月获得博士学位, 卓南生的留日求学生涯不可谓不艰辛。 子曰:“君子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卓南生也终以他令人敬服的才、学、识、德赢得了中国学界的尊重。

“与日本相比, 中国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

回忆他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结缘, 卓南生说:“1992 年, 我来北京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大会, 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的有关《循环日报》的考究论文, 并结识了不少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 能和这么多的同行进行交流, 对于长期寓居东瀛, 在中国报刊史领域踽踽独行的我来说, 感受是十分强烈和新鲜的。 ”

实际上, 卓南生真正投身学界是在1989 年, 而此前, 他一直在为报社撰写社论和时评。 “我从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 算是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1973 年正式加入报馆后, 我担负起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的社评工作, 并且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 (简称《联合早报》) 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 ”

卓南生继续回忆, “大概是在1987 年夏天, 我那时已经接获香港浸会学院 (现香港浸会大学) 传理学系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 可是报馆又准备派我去做东京特派员, 考虑到一方面特派员制度是我曾向馆方极力建议设立的;另一方面, 我总觉得, 只是写评论, 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 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 所以1987 年我选择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 重返东京”。

卓南生说, 一年半后他能进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 成为该研究所的首位外籍教师, 还得感谢当时已从东大退休到私立大学任教的内川芳美教授。“有人告诉我, 是内川教授极力推荐我到东大任教的, 因为80 年代以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聘请外籍人士, 所以我算是一个突破。 ”当时, 不仅 《朝日新闻》 刊登了卓南生的就职新闻与照片, 《读卖新闻》还在头版以显著的版位刊载了有关专访, 卓南生一时成为东京大学“国际化”的象征。

可说到这里, 卓南生却难掩遗憾, “从1989 年到1992 年, 我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担任副教授的三年间, 所里一直都在讨论寻找出路的问题。 在东京大学弱肉强食的学科博弈中, 作为校内的一个小单位———新闻研究所必须求新求变才能生存和发展”。卓南生说:“其实, 当时新闻研究所虽然只有20 个人, 但它却是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的研究所之一, 因为这里名师荟萃, 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是新闻学相关领域的最高权威。 可是1992 年, 新闻研究所改组为社会情报研究所, 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了, 并且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媒体与跨学科。 2002 年, 日本教育部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十年来成果欠佳, 于是就宣布解散了, 当年还举行了闭所仪式。 尽管有人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的命运归结于时代的潮流, 但也有人认为, 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情报研究所失去了新闻研究所时期对学科本身的明确定位, 失去了研究的主体性。 在这一点上, 东京大学的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

“ 我第一次从新加坡来中国是在80 年代后半期, 也就是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邦交之后。 1989 年转到东大新闻研究所之后我还专程去过上海与复旦大学洽谈办学合作。 ” 卓南生回忆说, “第一次来大陆时,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觉得很新鲜, 毕竟与我们是同一种文化。 ”1992 年, 卓南生再次来到北京, 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 当他看到中国有成百人都在搞新闻史的时候非常兴奋, “我在日本生活了那么久, 面对的都是日本学者和学生, 我写的中国新闻史基本上也都是给日本人看的, 没有对话的环境, 更谈不上相互切磋和交流。 看到中国新闻学界的盛况, 这使得我很想过来”。 1994 年, 卓南生开始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执教, 1998 年, 他以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研讨会, “这次行程让我觉得来北大也会很有意思。 所以2000 年, 我利用学术年假, 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在这里教了一年书。 当时学校安排我住在未名湖畔的‘健斋’专家楼, 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卓南生欣慰地说道。

“那时候北大学生很想了解世界, 我也很想了解北大和中国, 所以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当时北大正在筹建新闻学院, 在这过程中我也有所参与, 包括在《亚洲周刊》《联合早报》上广加介绍, 也通过老同学、老同事联系《南华早报》, 促成多项合作计划等等。 ”谈及与北大新闻学院的渊源, 卓南生兴致盎然, “2005 年, 我将自己客座教授的关系转入已经成立了的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0 年我提前从龙谷大学退休, 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北大。 ”

就此, 卓南生成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时任新闻学院副院长, 也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的领导和卓教授的共同主持和推动下, “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和“北大新闻学茶座”两项系列学术活动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交口称赞的亮点。

“毕竟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受益者, 心中还有一份北大情结, 我和程曼丽老师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将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 我感觉这里和日本相比, 又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 ”卓南生无比珍惜。

“我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

正如当年带着问题留学日本一样, 旅居中国的卓南生同样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国度充满了他的观察与思考。

“起初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模式, 基本停留于教科书。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就显得比较单一、比较粗浅。 但是我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知识分子求知欲很强, 有很大的动力。 再往后呢, 我慢慢发现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 就是随着学科视野的扩展, 对西方的理论学说有些饥不择食、生吞活剥, 甚至造成了历史观的模糊与混乱。 同时, 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与思维也存在一些偏差的问题, 比如在过去一切都跟着计划走, 而现在呢, 一切都跟着市场走, 或者围着课题转, 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 说得严重些, 在某种程度上, 学术水平不但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到来而提升, 相反, 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更加彷徨与混乱的时代。 ”

对于这些问题, 卓南生深感忧虑, “1968 年我刚到日本不久,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开展了一场针对明治维新百年的大辩论, 也就是如何评价日本的近代史, 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走上侵略道路之间的关联。 可惜的是, 1968 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有关明治维新的论争没有传到中国, 日本学界对近代化的反思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共鸣。 像中国现在的公害问题、雾霾问题、官商勾结问题等, 认真分析, 其中不乏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翻版。 日本当年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过于相信近代化、相信武力, 导致物质上虽然进步了, 精神上却失去了仁义”。

除此之外, 卓南生指出, “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似乎有从细枝末节中断章取义的倾向, 形成了‘历史解构’热。 这种学风显然有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和提高, 是不应该提倡的”。

即便如此, 卓南生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与敬意。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我基本上是在日本看到的。 从‘海瑞罢官’到打倒‘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 的每个动静我都很关心, ‘两报一刊’的所有东西, 我也非常关注。 中国的学者失去了一个十年, 但真正的影响可能还不止十年。 那时候, 我们这些华裔人士在不同的国度, 可以自由地吸收知识, 写我们想写的文章, 看我们想看的书籍, 思考我们想思考的问题, 是相对比较幸福的。 所以我总觉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的话, 我很佩服他们, 至少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做学问。 假如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比他们的认识稍微深刻一些, 看到的问题多一些, 或者比他们多读了一点书, 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优越的。 相反, 我认为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些互补, 特别是这些年跟年轻学者在一起交流, 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少, 挺有意思。 ”聊到这里, 卓南生不无期盼, “我对自己有过这么一个总结:作为时事评论家, 或者作为研究者, 在日文世界里和海外华文圈, 基本上我能做的事情, 都尽力而为了。 但是作为教学者, 我觉得自己还很欠缺。 我46 岁才转入教育界, 不像方汉奇老师培养出了众多弟子, 这一点我觉得方老师是令我望尘莫及的。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 还是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 作为教育者, 我自认为还有一些剩余价值。 ”卓南生笑道。

在程曼丽、 卓南生和能干的青年秘书团的共同努力下,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复会以来招收了五届共100 名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学员, 每年暑假, 这位谦谨儒雅的老先生都会奔忙于特训班的前前后后, 将他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学者。 “师资特训班的学员, 不一定是来自名校或者有很多成果的精英, 而是要他们带着问题, 愿意求学才过来的。 我们这100 位学员来自中国的60 多所院校, 我的想法是, 提供条件、不求回报, 假以时日, 如果这些学员能在各自的园地里开花结果, 我们作为教育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

在谈到育人理念和选才标准时, 卓南生强调, “我的第一要求是学生必须脚踏实地地做事, 先去大翻书乱翻书, 再从中寻找灵感。 研究新闻史的学生要去看原件, 还得能找原件。 第二是必须认真, 安心向学同样重要。 还有就是我一直教育学生, 历史一定要做得很细, 只有在别人无懈可击的时候, 才有办法站住脚。 这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毕竟只有足够的严谨细致才能保证历史的信度。 ”卓南生语重心长地说。

“主体”与 “定位”, 是卓南生在谈吐间虽不经意却频繁触及的词语, 这与他极力倡导的“问题意识”似乎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 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 个体身份的曲折归属, 多元文化的交织撞击, 历史定论的莫衷一是……这些在70 余年的过往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 造就了卓南生对于“我是谁”“我为谁”这些关乎存在与价值的问题, 保持着慎始慎终的思考。 透过他的累累硕果, 卓南生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定位”如影随形般地渗透在他的政论时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中。 无论是当年在新加坡拒绝盲从欧美风潮的他, 还是后来在日本摆脱“国际化装饰品”身份的他, 或是如今在中国希图超越自我、实现育人宏愿的他, 这位已然功成业满的老者, 仿佛从未放松过对自我的认识与诘问。

正因如此, 从出发到回首, 人们眼中的卓南生, 始终一面在彼岸, 一面在起点。

【卓南生简介】

新加坡两所私立学校倒闭等 篇7

最近，新加坡私立学校AIT ACADEMY (中文名：新加坡澳洲理工学院) 和AIT UNICAMPUS宣布，因流动资金不足已于9月1日倒闭。这两所学校现有学生900余名，其中中国学生424名。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协调下，学校现有学生将分别由Informatics College、Learning Vision International 和Nanyang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等私立学校接收。

为此，我驻新加坡使馆教育处紧急提醒:赴新加坡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不要再申请这两所学校，各自费出国留学服务中介机构不要再介绍学生到这两所学校留学。

留加学生接连受袭

最近，加拿大东部圣约翰市（Saint John）的中国留学生接连受到带有种族歧视的侮辱和袭击，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据当地报纸《电讯日报》报道，中国学生已发生数起被鸡蛋袭击事件。

种族歧视

《电讯日报》的记者曾在事发地点的一家便利店和袭击人相遇。他们十分轻松的承认他们其中一人朝中国学生大喊大叫，以及做出粗鲁的手势。不过，那个年轻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完全没有悔意，他甚至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个玩笑。”而那件事，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新布朗斯维克大学圣约翰校区主管学生服务的伯纳和PRUDE（Pride of Race, Unity, Dignity throughEducation）的主管斯巴克斯都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可耻。“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难过，也对此事非常关注。总的来说，这个城市非常欢迎国际留学生，”伯纳说。

对于这种事件斯巴克斯则表示自己并不惊讶。今年春天，在PRUDE主持的亚洲之夜（Asian Night）活动上，她已经听到过受到歧视的人们的抱怨。“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很多外来学生，不能因此而令他们却步。其实，许多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令人难过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她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如果这些孩子回到家里，跟其他人说，别去那儿，那里有种族歧视。我们怎么样才能增加人口呢？”

学生担心人身安全

据报道，扔鸡蛋事件发生在某星期一晚上10点左右，一辆坐满了年轻人的红色面包车开过的时候。他们开过去后，又折了回来，开始扔鸡蛋。星期二下午，破碎的鸡蛋和蛋壳撒了满地。一个留学生的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警察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然而，就在此前的星期日，他和一些朋友们在停车场也遇到一群年轻人，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滚回中国去。大概两星期之前，朋友们又被投掷点燃了的焰火。

自从这些事件公布在圣约翰的中国网上社区后，已经至少有4个人指出自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人说去年曾被10几岁的孩子用苹果砸。“人们说他们支持长期的移民政策，然后就这样做。今后怎么敢一个人在路上走呢？”留学生们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