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共8篇）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
非理性经济是理性经济的反面。理性经济, 微观上, 表现为生产者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消费者花费既定的收入获得最大的效用;交换双方将自己多余的、边际效用低的物品换回自己没有的而边际效用更多的物品, 使得总效用得以增加;分配上实现等量要素贡献获取等量报酬, 使要素价格等于要素的收入。宏观上, 宏观经济整体有序、结构优化升级, 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相反, 非理性经济生产者投入既定要素没有获取最大产出;消费者花费既定收入没有获得最大效用;交换没有使总效用得以增加;分配没有等量生产要素贡献获取等量报酬。在宏观整体上是没有效率的, 国家的竞争力也很难增长。
现实中, 非理性经济行为不胜枚举。如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 占有绝对优势资源, 却没有产出与此相配备的产出。因领导个人利益并不与合理决策、行动相联系, 故难做到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如面子工程, 最典型的如引渤入疆, 经营不是追求企业最大效益, 而是部分人的利益;由于垄断企业控制了产品定价权, 使消费者受到损失和价值剥夺。如医患者关系、银行与存款人关系、电信业与消费者关系, 总之, 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一些民营企业, 还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分配上, 劳动要素无法实现同工同酬。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等量资本不能得到等量利润, 尤其对于土地这种要素, 政府是该要素的所有人, 定价权归政府, 出让土地的价格不等于市场价格, 而形成生产要素不等量的价格或报酬;贷款资源大部分被国有企业获得。在经营授权上, 国有企业优于民营企业。因此, 很难说得上公平竞争。经济活动的非序状态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严重障碍。宏观管理上, 政府管了不该管、或该管而不去管的事, 如郑州的各级馒头办, 不仅没有实现宏观经济整体有序、结构优化升级, 反而降低了整个宏观经济的效率。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社会经济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政府建立的制度、机制及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使整个宏观经济产生效率。
二、非理性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理性经济增长, 首先表现是为增长而增长, 为生产而生产, 使得生产增长的目的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的错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因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目的,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目的。目前, 我国不是生产而是消费受到了限制, 生产已经过剩, 很难进一步获得快速增长。
理性经济增长就是通过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 达到既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 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或使每个人都享有或获得改革、开放及经济增长的好处。非理性经济增长不是追求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指数增加, 而是追求个人财富或货币价值数量的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 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强调, 如果出现两极分化的话, 改革就失败了。因此, 是否实现共同富裕,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成效的衡量标准。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生产力水平及经济总量已大幅度增加, 但同时很多人仍然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原因是过分强调了效率而弱化了公平;过分强调了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而弱化了实现共同富裕;过分强调了GDP增长而弱化了GDP在各个社会群体的公平分配;过分强调了精英的贡献而弱化了群众对社会经济的付出。某些精英的观点对经济也产生误导, 如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买不起房是因房价太低;腐败能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改进等等。由此导致实践上的无序经济行为, 使得我国经济变成了为GDP增长、为生产而生产的非理性经济增长方式。
为生产而生产的增长有没有临界点?我认为是有的, 其表征就是高增长的反转, 之后陷入长期萧条。2010年中国社科院的预计, 2009年中国GDP为33、5万亿元。2010年的增长率为10%, GDP将突破37万亿元。如果从2011-2020年十年间按7%的增长率计, 以2011年的39、59万亿为始点, GDP将翻一番达到79、18万亿 (实际上2011年国家统计局已调整GDP到45万亿, 按此基数计算, 2020年将达到90万亿) 。但这仅是数字计算, 没有现实意义。须知, 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折合成标准油为21.46亿吨, 人均消费能源1.61吨标准油。2010年GDP达37万亿, 按中国社科院预测, 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07亿吨和5.63亿吨。然这种预测是有问题的。因2010年37万亿的GDP石油消费量达4.07亿吨, 而2020年达到79、18万亿 (90万亿) 的GDP, 这是2010年的2、14倍, 即2020年比2010年增长114%, 而石油消费量达5.63亿吨, 仅增长38%。这是不可能性的。为什么?
第一, 除非这10年间我国生产力提高3倍以上, 每万元产值能耗降低为现有能耗的1/3以下, 但这是做不到的。
第二, 即使第一条做到, 也会因为在空间运输与交易79、18万亿元 (90万亿) 价值要增加不少石油耗费。且我国汽车消费量还在增加, 仅此就不止增加38%。
第三, 若2020年实现79.18万亿 (90万亿) 元的GDP, 设定石油也递增114%的话, 则石油消耗至少达到10亿吨左右。世界哪有这么多石油供应?须知当我国增加石油需求量时其他国家也在增加。
第四, 10亿吨中国内能够供应多少?是30%还是40%?相应进口多少?如果进口60%, 即6亿吨左右, 若价格升至200美元一桶, 我国能够支付这些成本吗?
这是仅石油消耗而言, 其他资源供给能否得以满足更成问题。所以,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否则增长是有极限的, 是不可持续的。
非理性经济增长的极限, 当前最突出的表现是:
第一、以房地产开发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已形成巨大泡沫, 挤破泡沫仅是时日问题。各级政府还未形成整体认识, 以为房价可以无限上涨下去。最近两年来房价下跌是一个否定答案。价格不论如何上涨, 最终有一个临界点。即上涨到这样一种水平, 以至于绝大部分人不愿意接受, 而少数人能够购买的房屋中, 其所得利润难以支付借入款项的利息之时, 就是临界点。试想100平方米房价达到200万, 这是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至少30年收入。还有力量改善生活和赡养老人、抚养后代?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 造成资金浪费, 而没有将资金用在技术的研发、科技进步上。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与各经济部门发展相匹配。我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缓慢,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以扩展附加价值的生产受到限制, 国内投资的资本利润率在下降 (如钢铁等冶金行业) 。制造业中出现普遍过剩;而消费率变得很低, 一直在38%左右。2015年4月达到50%。消费率过低, 表明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无法实现销售和价值。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投资。投资率不断放大, 消费率不断缩小, 结果将社会经济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形式。如各个城市都在建地铁, 但其造价高, 其后的营运成本也高, 如深圳这样人口密集城市每年都要亏上百亿。明知道要亏, 却还要大干快上。
第三、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形式对普通百姓而言, 既使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另又使收入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或者说, GDP的总量在不断扩大, 并不表现为每个人收入都增加, 而是少数人的收入急剧增加, 大部分人虽有增加, 但增加甚微, 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货币的过度发行, 产生国内流动性过剩, 而国内技术、知识的创新能力不足, 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也难以进入高薪技术产业, 逐利的资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 利润率被摊薄所致。
非理性经济增长的极限如何确定?几个限制:第一、GDP总量增长达到这样一个极限:本国和得自于国外的原材料、能源的供给难以满足GDP总量增长之时, 就达到一个极限, 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 消费率与投资率极限。消费率不可能持续降低下去, 投资率也不可能持续递增下去, 当高投资率持续性10年以上时, 就达到了极限。之后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是持续性的低迷。因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需要较长时期消化。第三、原材料、能源的购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第四, 技术进步程度难以抵消成本增加的速度, 从而利润率下降至银行利率的程度, 生产不再扩展。
三、非理性经济增长的救赎
非理性经济增长的外部极限是随世界经济周期变动的。战后1945—2000年左右是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 其下上升与下降阶段以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新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转折点。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以及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减缓了世界经济衰退的速度。日本的上升也得益中国等国的经济增长。但国内消费无法赶上GDP的增长, 即生产、投资过度而消费、出口不足;日元对美元升值过度;非理性经济增长造成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在实现了90年代的高增长, 到2000年, 经历IT产业泡沫的破裂、伊拉克战争的大量投入、国内高消费、资产泡沫的能量集聚, 以2007年的次债危机爆发为标志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 导致发达国家陷入长期萧条, 都是非理性增长的结果。欧洲经济比美国先进入长期萧条。因此, 中国高增长外部环境已经不存在。
我国实现高增长的三架马车即出口、投资与消费中, 过去出口拉动经济增长60%, 投资30%、消费10%。既然外部环境已经变坏, 投资率已达极限, 则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只能是消费了。非理性经济的破坏性在于导致经济长期萧条, 给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民族关系都带来不稳定。因此要遏制它的发展, 减少破坏性, 实现理性经济增长。
第一、改变以GDP数量扩张, 转变为质量提高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的增长方式。特别要遏制以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使其发展与经济的总体发展相匹配。
第二、要利用我国有充足的资金机会。我国的税收收入已经达10多万亿人民币, 国际储备超过4、3万亿美元, 有能力进行产业的改造与升级。运用这些丰富的资金, 通过引进、自主研发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在资本欠缺时引进外资是对的, 现在我国的资金已经过剩了。因而应引进技术、知识、管理。同时对自主研发要在政策上要给予优惠、支持, 如减税、免税, 在财力上给予支持。
第三、增加教育投入。教育是一国经济长远发展、增长的最终力量。技术的进步、知识产业的形成、管理的完善和科学化, 都要归结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这有待于教育的发展。我国教育投入连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引进外国技术、知识、管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最终力量还是本国的教育。
第四、改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避免两级分化的扩大。生产的目的是消费, 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卖不出去, 就不能获得价值。我国很多商品都生产过剩, 原因在于购买力难以与之匹配, 即生产供给超过了有购买力的需求。我国消费率太低, 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第五、构建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 削弱垄断势力。因为垄断存在使得经济无效率。只有构建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 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才使非理性经济增长得到遏制。税率已很高, 据官方公布数据已达45%。很多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至零, 如冶金行业, 今后平均利润率下降还会下降, 原因是过剩导致产品难以完成销售。
第六、最近几年应大规模减税和取消公路收费。我国的平均利润率也很低。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 很多企业的生存将面临威胁。另外, 公路收费增加运输成本, 而随着汽油价格上升, 运输成本还会增加, 企业可能很难承受。如果平均税率下降15%, 加上取消公路收费, 政府总体让出20%好处的话., 可以使我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
摘要：理性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秉持的最基本的行为假设，然而自从其概念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却众说纷纭。理性的框架应界定为：利己性、最优化与偏好一致性。对理性假设应该采取秉持实证主义思想，维持理性假设的态度与措施；当理论与现实矛盾时，谨慎地适当地扩展理论模型或环境假设，扩展的底限是维持理性的内在一致性，上限则取决于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性的权衡。
关键词：经济学；理性；利己；最优化；偏好一致性；实证主义；效用最大化；证伪原则；有限理性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09-04
一、引言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其研究建立在对人类选择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但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行为学科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以理性主义来构建整个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的。现代经济学流派众多，理论主张各不相同，但都秉持相同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理性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后诞生的，然而经济学家们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却众说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包括：（1）认为理性是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1] [2]；（2）认为理性是自利、极大化以及与他人自利行为的一致性[3]；（3）认为理性是偏好的一致性[4]；（4）理性包括完全的解读能力、稳定一致的偏好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用期望效用进行评价[5]，等等。而且大部分“非理性”是由于对理性的不同定义造成的[6]。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和辨析，建议性地提出一个统一的理性框架：利己性、最优化与偏好一致性。同时，对于和理性相关的众多容易混淆的概念：最优化、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理性、利己、偏好一致性、性状良好的偏好等，进行逻辑关系论证，从新的视角来解释新古典模型的假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另外，来自各个行为学科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对理性假设提出了挑战。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必须面对的质疑是：如果人们并不是按照理性的方式去决策，那么我们运用理性的逻辑推理与计算来解释与预测人类行为的做法是否还有意义？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 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3]。面对这些挑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做法，是本文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利己性假设
人的利己性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这一人性假设一般认为是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非常有洞察力地发现，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即自由竞争条件下，人类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然倾向将带来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像被“看不见的手”支配，达成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状态，而社会为此却几乎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可以说，自利的人性假设是斯密“天赋自由”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根据斯密的经验观察，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并广泛存在的，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而且，如果自利是合理的，能使我们用最低的制度安排成本来达到理想的资源配置效果。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斯密承认人的行为唯一的被自利性诱导。一方面，斯密的自利假设是指开明的自我利益，即追逐自我利益并迎合他人的自我利益，这不同于“自私自利”，其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利他倾向。另一方面，就斯密本人而言，其对人性的假设也是两个层次的，一是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利性，另一个就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同情心”，即社会性，也就承认了社会规范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来自行为经济学的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也表明人们存在社会偏好，主要包括利他偏好①、不平等规避偏好②及互惠偏好③，分别对应着人们的善良、公平和互助特性[7]。这些社会偏好质疑了利己假设的合理性进而对经济学的理性基础提出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主流经济学家（理性假设的维护者）给出大致两种观点：一是放弃利他假设，将纯粹的利己假设作为工具主义的假设。只要能准确解释与预测人类行为，则不必在乎与要求利己前提的正确性，而将人类行为看做仿佛是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由是利己假设具有难以舍弃的优点：能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这个观点是以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8]。二是力图证明利己前提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主张利他行为的理性化。该观点认为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启蒙了的利己主义”。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对效用函数的重构，如纳入对公平、互助等亲社会因素以及声誉等长期利益的诉求，将利他行为解释为能带来自身效用的提高——非短期直接经济利益的提高但是长期的总效用的提高。现在更多的研究尤其是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本质上倾向于后者。虽然他们主张修改甚至放弃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建立新的行为经济人假设[5]，但本质上还是理性化的思路，用最优化的数学方法来规划和解释人们“系统偏离理性”的行为。
本文基于第二种观点，主张将利己的概念由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扩展为追求自身效用的提高，从而可通过技术性手段（扩展效用函数）来维持利己假设的合理性，本文称之为“广义的利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采取技术性手段将利他行为纳入利己的范畴，但我们追求的利己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仍然依赖于对人类本性的讨论：人为什么是利己的？一种较有前途的观点来自进化生物学的证据，认为利己有利于最大化生物的适存性[4]（虽然生物受制于能力，并不直接最大化其适存性，如飞蛾扑火），从而作为基本的基因保留了下来，那些不具有利己本性的人类会被拥有利己本性的人类击败而被自然选择淘汰。基于同样的逻辑，可以解释下文将讨论的最优化与偏好一致性假设的合理性，不再赘述。
然而，我们也要提防这种技术手段的滥用：试图将所有事务都纳入效用函数，用纯粹形式上定义的“效用”，来囊括人类实际追求的任何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杨春学的观点比较典型。他同样反对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认为对利己行为进行拓展的边界在于个人行为是否涉及对个人利益的无报偿的明确牺牲[9]，但理由是经济人假说只在分析严格的市场关系与单纯的互动交换活动时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理性范式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用来解释大多数的人类行为而不仅局限于经济行为。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也说道：“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10]之所以不能无边界地拓展利己的外延，是因为这样会使理论陷入过于一般化的泥潭，导致如布坎南所说的现象：它赋予我们解释每种行为的能力，但最后却什么也不能解释。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选择哪些因素可以被“合理地”纳入效用函数。例如，前文对社会偏好的描述就在维持理性假设下，通过将与古典自利假设有着明显涵义辨识度的一些社会性情感因素纳入到效用函数中，建立了能够体现人类心理学特征的简约效用函数，从而能解释一大类现象并能够做出推断；而与之相反的是难以量化并缺乏一致性的情绪因素，表现为难以在偏好序列中被描述为特定的消费数量，并在消费束之间进行比较④，因而不宜纳入效用函数。
三、最优化假设
同理性假设一样，最优化假设也是伴随新古典经济学而诞生的。马歇尔、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思等新古典经济学代表引入几何与数学的方法来解释与验证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观点，使经济学从主观学科变为数量化的客观学科。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同时也给行为假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最优。通过最优化假设可以很方便地利用约束最优化的数学技术来分析人们的选择，奠定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建立在两者基础之上的市场理论。其后的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定理等也都以最优化假设为微观基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化假设本身——人们会选择最好的东西——并不苛刻，甚至是很合情合理的。最优化只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倾向，本身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最优的结果⑤。使最优化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并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可实施最优化的前提，即假定人们拥有并且知道一致性的偏好。新古典模型正是通过假定偏好已知从而将最优化与所需的信息分开，并且通过显示偏好原理使得可以从人们被假定的最优选择中观察到偏好信息。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地对待最优化的假设，避免将其赋予过多的内涵而导致其脱离现实，变成不可能实现的纯粹工具性的假设。
最初的新古典模型中效用最大化是在确定和非策略环境下的应用，但由于最优化假设具有优良的数学性质，有时我们需要对其作出合理的扩展性解释以保证在面临其他环境条件下依然能够使用最优化的数学工具。目前主要有两种有意义的扩展。
第一，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条件时，按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行动⑥。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人们对不确定状态的偏好，也提供了强大解释力，却受到一些经验事实的挑战，如Allais悖论。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个“悖论”应归因于受试者的表现失误而非理性⑦失灵；而更多学者则是对期望效用模型进行改进，最常见的是用主观概率代替客观概率，如Kahneman的前景理论效用模型[11]与Quiggin的排序依赖期望效用理论[12]，但本质上仍然是用最优化的思想与数学工具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期望效用最大化不是理性的必要条件，但效用最大化的思想在不确定状态下仍然有用，这也是经济学区别于心理学等其他行为科学的解释框架的本质差异。在不确定状态下，我们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改进即加权的效用函数而增加解释力。
第二，当人们面临策略环境时，会考虑其他人的自利和最优化选择，即“理性的共同知识”。它要求人们使用混合策略与逆向归纳的方法去行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经验证据挑战主要是群体中的理性个体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典型的是：（1）模型本身会出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的结果，即均衡结果使所有理性个体均不满意（如囚徒困境）；（2）无法解释实验中经常出现的违反效用最大化的配合行为。汪丁丁认为理性到此走到了尽头[3]。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基于这些经验结果来否定最优化的解释，而应在最优化的基础上寻找其他变量进行解释，如将相关均衡作为更自然的均衡概念[4]。
四、偏好一致性假设
在标准经济理论中偏好一致性被描述为三个公理：完备性、反身性、传递性[13]。实际上，这三个条件都非常合理地描述了人们的行为特征。真正使得偏好一致性显得遥不可及进而使理性显得不切实际的是一致偏好的可获得性⑧。但如果失去可获得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效用函数来描述偏好，从而失去了建模的基础。因此，新古典模型中的偏好一致性隐含了其可获得性。由于偏好与“无差异”概念包括了在无限接近的商品组合之间所作的成对比较，因此它的内省性和不可观测性，使人们在从序数效用的微积分中取得标准结果上倾注了过多的精力[14]，也使这个假设变成了理性含义中最强的。各种对理性的质疑本质上是人类受制于环境或心理因素没有能力获得其一致性的偏好。
在一致性的含义上，金迪斯（2011）给偏好一致性增加了一个新的要求[4]：无关其他选择的独立性⑨。但本文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完备性是独立性的充分条件，任何违反独立性的事实都表现为偏好逆转，而偏好逆转本身就是对完备性的否定。同样以鱼与肉例子来说明：此人原偏好为肉优于鱼，出现虾后偏好为鱼优于肉，则肉与鱼是不可比较的，完备性被打破。
许多经验事实对偏好一致性提出质疑，即偏好逆转现象，上例便是一个。一般地，我们可以通过纳入当前状态因素并增加消费束的维度来维持偏好一致性。以上例来说，我们可以加入食物的品质状态，将鱼分为优质鱼与普通鱼来改善选择集，这样偏好顺序依次为优质鱼、肉、普通鱼，满足一致性。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时间不一致性。大量的实验证明了人们表现出系统的对近期贴现率更高而对远期贴现率更低的倾向，导致两次选择发生矛盾。这种情况依然可以将时间状态考虑进来，增加选择空间的维度（将一个商品分为若干时间点的商品），解决一致性冲突问题；然而更主流的做法是通过改造效用函数（如双曲贴现模型）来维持一致性。
五、理性的内在一致性与边界
理性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为其三层含义间是相容的。关于最优化假设与利己假设的关系，一般认为前者是更强的假设[1] [2]，但将利己的概念扩展后，有必要重新讨论两者的关系。以新古典消费者理论为例，最优化假设意味着人们总是选择能够支付得起的最好的东西[13]，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效用概念来看，最好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感，因此效用最大化隐含了古典的利己目标。但自从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剔除了效用最大化的享乐主义假设，主流经济学家更倾向用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这样，效用最大化只是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从其选择集中挑出弱偏好与其他所有消费束的消费束，即序数效用的最大限度的提高，不纠结于物质利益甚至社会偏好带来的幸福与满足感，可能与传统的利己概念不吻合，但满足广义的利己假设。因此，扩展后的利己假设仍然是最优化假设的必要条件，但两者都是以假定的一致性偏好或序数效用为基础，脱离了古典和功利的意义，区别只是前者寻找上优集而后者寻找最优集。
可以从数学上证明，偏好一致性能保证至少存在一个效用函数来描述该偏好，使得人们的选择行为就像在最优化该效用函数一样[4]。因此，如果给定一个一致性偏好，行为人选择其中弱偏好于其他消费束的消费束来最大化其效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即一致性偏好是最优化的充分条件。但如果仅满足于此，人们有可能面临无穷个无差异的最佳选择，使得最优化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为了避免这种窘境，新古典模型缩小了偏好的范围，提出了比一致性偏好更严格的假定：偏好的单调性与凸性（合称为性状良好的偏好），从数学上保证了极大值二阶充分条件与效用函数的严格拟凹，保证了最优选择变成唯一的约束绝对极大值，即唯一的效用最大化选择。由此，与理性相关的概念关系为：性状良好偏好？圯唯一最优？圯一致性偏好？圯最优化？圯利己⑩，其中，后三者是理性的三个含义，是内部一致的。
通过对理性三层含义的辨析，可将其定义为行为人拥有一致性的偏好，并能在给定的偏好中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11}。它的所有含义都是在描述人们是如何做选择的，是最基础的行为假设，也是经济学的立足之本。理性是经济学的边界，如果我们脱离了理性假设，也就脱离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当理性假设面临经验事实的挑战时，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这涉及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规范主义，主张严谨的演绎推理；二是实证主义，重视与现实的一致性。两个比较极端的典型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开创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米塞斯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中主张纯经济科学是彻底的先验论，反对经验研究或历史检验[15]。这便对前提的现实性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他反对计量经济学与数学，认为是“从错误的假定推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弗里德曼认为评价经济学模型的唯一标准是其解释与预测现实的能力而不是其假设的现实性。他认为，一个理论越是重要，其假设就越不现实；如果一个理论提供足够精确的预测，那么其假设甚至可以是错误的[8]，并用波普的证伪理论{12}支持其观点。这个观点为大量使用数学与计量经济工具提供了合理性，也是目前经济学的主流思想。
笔者认为在对理性的态度上，应该秉持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思想与证伪原则。因为：（1）它本身非常接近人们的行为方式；（2）可以避免很多对理性存在性与合理性的追问；（3）最重要的是维持了经济学简洁优美的基础假设，使理论具有很强的一般性。理性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最少的假定解释大部分现实，使我们能够利用数学工具得出准确的并能进行实证检验的定量结果。对理性的质疑与修改难免会使我们丧失这种分析优势。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质疑了“完全知识”与“完美的计算与推理能力”，并由此提出以“满意度”来代替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只是对理性做了很小的背离{13}，但是也造成了分析工具的不完备[9]。正如宾默尔所言：“（理性假设）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16]。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以理性为基本信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理性是指广义的利己，最优化与偏好一致性，虽然我们可将理性作为工具主义假设，但应该尽量使其他假设更接近现实或者有心理学依据支撑，从而防止概念滥用，并增强解释力。
当由理性假设推演的理论受到经验事实的质疑时，一般有三种做法：修改理性假设（行为假设），修改其他前提假设（经济环境假设），修改模型变量。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对理论模型的适当扩展或对其他前提假设尤其是隐含假设的修改，而非修改经济学的基础假设。而且，对其他两个的扩展也不能违背理性，这应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底线，而扩展多少则取决于对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性的权衡。一般地，模型限定的前提越多，加入的变量越多，其解释具体现象的能力越强，但模型的简洁性与理论的一般性会越差，能解释的现象越少。
六、结论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进行了辨析，讨论了其三个层面的含义，并论述了在理性遭遇经验事实质疑时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措施。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经济学是理性主义的，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任何不在理性范式内的解释都不能称之为经济学解释。
第二，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利己假设、最优化假设、偏好一致性假设。利己表示自身效用的提高；最优化表示在确定环境下的效用最大化，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加权的效用最大化，在策略环境下的基于最优化共同知识的效用最大化，包括使用混合策略与逆向归纳法等；偏好的一致性指偏好满足完备性、反身性与传递性。三层含义间的关系是由弱到强的关系。
第三，经济学应当秉持实证主义思想，维持理性假设。当理性假设的现实性遭受质疑时，将理性作为工具性的假设；当理性前提下构建的理论与现实不符时，可以谨慎地适当地扩展理论模型或环境假设而非修改理性行为假设，以维持理性前提的简洁性与理论的一般性。扩展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加入其他偏好因素或向选择集中加入状态因素。扩展的底线是维持理性的内在一致性，上限取决于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性的权衡，即愿意牺牲多少一般性来换取对现实的解释力。
注释：
①经济学家对它的定义是愿意付出一定成本来提高他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自身效用与他人效用正相关。
②基于结果的不平等规避偏好认为，人们会在处于劣势的不公平和处于优势的不公平时均存在效用损失，而且处于劣势的不公平的损失大于处于优势不公平的损失。
③基于心理动机的互惠偏好认为，尽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人们仍会以善报善，以恶惩恶。
④但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存在量化情绪的方法，只是代价（理论的过于泛化）超过其带来的收益。
⑤关于如何获得最优结果将在下文中关系论证中说明。
⑥有些学者将其“升格”为理性的特征之一（吕保军，2006），笔者认为它只是效用最大化的最合理的拓展。
⑦在此指期望效用最大化。
⑧在厂商角度是技术或生产函数的可获得性。
⑨指两个选择的相对吸引力不取决于个人的其他可行选择。他举了鱼与肉的例子进行说明。假设一个人外出吃饭时喜欢肉甚于鱼，然而如果饭馆提供虾，此人会认为饭馆提供了优质的鱼而偏好鱼甚于肉（尽管没选择虾），发生了“偏好逆转”现象。金迪斯认为此人对偏好一致性的背离是由于虾干扰了其对鱼与肉的判断，违反了独立性。
⑩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
{11}厂商的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12}证伪理论认为永远不能证明任何事物本质上正确，只能通过经验观察将一理论证伪。
{13}西蒙称之为“经济人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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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那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呢？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计划的积极作用下，我国经济遏制了急剧下滑的势头，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8.5%左右。201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缓慢复苏，外需有望止跌回升，但我国经济仍面临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自主增长动力不足、银行不良资产潜在风险增大等问题，预计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CPI上涨2.5%左右，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继续改善。2010年，我国应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但是，尽管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趋于稳定，在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需要改善，通货膨胀预期徒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都需要合理并且有效地应对，因此在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政府所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何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其实它的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通货膨胀问题与民生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许多人则一味地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只有不理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去看待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二十应该理性地去面对它。
首先，我们来分析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有利之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遭到冲击，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封诸多质疑。本文从市场经济的社会性特征分析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的合理性结合，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性特征为集体主义提供了现实性条件，在现阶段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集体主义的目标，同样，集体主义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 者：周海燕 崔金贵 作者单位：周海燕(江苏现工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
崔金贵(江苏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庄子的人生哲学常被失意者当作仕途失意的安慰剂，或被视为叛经离俗的出世主义。这两种观点似乎认为，庄子的思想要么反映了“没有前途、失去信心的失败主义精神状态”②，要么便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③的自然虚无主义。若将其视为仕途失意的“安慰剂”，便意味着个体受物羁情势所束缚;若将其视为自然虚无主义，则意味着庄子的人生哲学缺乏感性判断或理性推理。事实上，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会发现以上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情实之“无情”与情势情欲之“有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无情”是无物欲之情，其自然体悟的背后蕴含着理性的运用，蕴含着对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质疑和批判，对生死情实的超越以及对至真之情的追求。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
首先，就本文所使用的理性概念而言，既不是将理性作为“名称”④，也不是仅将理性作为“心智”⑤来使用，而是主张理性是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通过抽象思维和推理，人们能够建立起有关某种非自明问题的信念[1]130。本文采用此主张，是鉴于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探索中，以“无情”为悬解之线，运用理性而至体悟，最终达至无欲无情、自然无为的逍遥境界。例如，庄子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理智思考，认识到在万事万物的运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通过将人生与个别事物的变化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东西，再在心灵中将综合起来的共同点升华为整个宇宙的本质;且将观察分析的结果带入自然体悟中，进而达到与天地共运，与万物共化的境界。其次，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类既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具有非理性的感觉和体悟能力。在非理性中，既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本文不是在感性欲望的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而是特指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情绪、欲望等外，还包括无知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在《庄子》一书中，“情”字主要有三义:一是情欲之情⑥，常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如《德充符》篇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以及《天地》篇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此五者，皆生之害也”[2]387。庄子批评纵情肆欲者会劳神焦思以至于涂灭性灵，损伤性命。二是物羁之情，常指世俗权位、爵禄之情势⑦(形势)。庄子在《逍遥游》篇明确批评了肩吾所谓的“接舆的言语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即不附世俗情势。三是指情实之情。在《养生主》篇，庄子谓丧礼上人们的哭泣是“遁天倍情”⑧，这种行为是逃避天然的本性，背离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之“情实”。与自然情实之“有情”相对的“无情”主要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最后，文章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主要鉴于庄子的思想反映出以下倾向:在个体的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德充符》篇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93在庄子的思想中，“无情”并不是说人无情感，而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郭注‘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实际上是讲‘道’因无情而无为”[3]。庄子的虚无之“道”不仅仅是超越现象界、经验界的绝对存在，“道”是有情有信与无情无为的统一体。需说明的是，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⑨。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欲望、本能之外，还包括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庄子拒绝由欲望、心知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之情进入人的心中，这样才能以内在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本质[4]218。
二、情欲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情欲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
庄子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护持恬淡素朴的心境，警惕这种心境的丧失和混乱。要保有自然素朴的心境，就要从感性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超脱的关键就在于无欲无情。就人而言，有五色、五声、五味之情，它们虽为外在之物，但不是独立自存，其对人有很大影响，能引发人的情欲，使人心迷性乱为外物所役使。“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戎序;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庄子所否定和反对的，正是这种使人心乱性迷的情，亦即人之情欲。庄子劝导人们从感性认识中抽身而返归内心，超越主观感性私欲之情而回到自然天地之情。《大宗师》篇谓“‘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正是形容个体摆脱了感性情欲的牵绊，达到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的束缚，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是因为钟情于外物会使人为外物所役，从而丧失生命之本真。庄子把社会的黑暗、祸灾的产生归咎于人受感性情欲和外在爵位的诱惑，归根于人的自然至真之情的丧失。比如，权势欲和贪婪心就是使人们的心灵不得自由的主要羁绊和束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人总是钟情于功名利禄等世俗事物，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疲于奔命，最终成了世俗外物的牺牲品。在庄子看来，“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名利、福禄等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面对世俗事物能控制感性欲望而保持“无情”的心境，解除外在之物对于人的束缚，个体精神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个体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的过程，也是其超越感性自我而获得纯粹自我的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只有摆脱感性情拥氖缚，人的感官和心灵才会处于一种纯洁、空明的心境。感官和心灵处于无情无欲的自然状态，内无瑕疵，便可洞见万物的本来面目，观审万物的本然状态。庄子从理智推理和自然体悟两条途径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故主张人的行为不应随心所欲、妄意而为，而应摆脱感性食色情欲之诱惑，追求自然之“无情”。因为“‘道’因无情而无为”[3]。
(二)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
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世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人要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除了抑制主观感性情欲外，还要摆脱爵禄势位的束缚。“故夫知效一官……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虽然，犹有未数也”。要护持自然的心境，仅像宋荣子那样面对夸赞与非议不感到奋勉或沮丧;能够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是不够的。还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人应该把握与删憷吹奈耷槲抻的素朴本性。“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至人炙以为至人，就在于能超身于物外，保守无私欲无私情的自然心境。逍遥作为物羁的对立面，根本含义也是不为外物所累。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旨在批评物对人的牵制，倡导一种自由洒脱、逍遥无羁的精神境界。人生不得自由除了受感性情欲的诱惑之外，另一原因就是受外力牵制，也就是世俗情势的约束和为政者治国方式的限制。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无人情能惩延诤枚瘛⑹欠堑任镱壳槭频氖缚。庄子要人保持无欲“无情”心境，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以“齐物之心”观照万物，便可消解事物的贵贱好坏之别。他还指出，以仁义为救世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仁义礼制随着利益的对立，已丧失本乎自然的性质，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是人获得无情无欲心境的障碍。为政者应仿效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客观规律，撇开主观的欲求，一切顺其自然。“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不追求富贵爵位，顺任自然，任凭雷声闻于耳畔，天运印于心中，自然界就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百姓就能按其固有情性生活。庄子强调摆脱世俗情势束缚，治国理民顺乎人类素朴本性，这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以及为政者不顾民情的恣意妄为无疑是一付清静剂。人生的理想状态是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庄子强调对现实生活不应做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但这不是要人孑然独立于自然、社会之外，而是要随顺于万物之自然，随顺于本心本性。庄子舍弃世俗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恢复本性，保持无情无求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天下万物有其本然真性，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要保持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获得恬淡素朴的心境，就需排除各种物欲对心灵的干扰，摆脱爵禄势位等外在物羁的诱惑。“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5。人们只有排除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诱惑，才能够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情无欲的境地。
(三)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
人间之事，大莫过于生死。而在庄子看来，生死之变正像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当然W子并非反对一切情，他亦认为人应遵循自然常情。人之本性是恬淡无为的，所以人之常情亦虚无恬淡而常因自然。庄子主张“无情”于感性情欲、物羁情势，而有情于自然之常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庄子把人的生死放到生生化化的宇宙大潮中去体验，放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去把握。正因为此，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庄子试图依从自然运行变化规律，追索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心境。首先，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气的聚散。在庄子看来，万物的不同形态甚至天地间之一切不过是气的凝聚流散。如庄子妻死，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对他的.态度深感疑惑。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为气，气变成形，形变而成生命。尔后又从生到死，这样的生死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泣，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庄子通过将人的生死与自然界个别事物的运化进行比较，把生死现象视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其次，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万物生亡的自然现象。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缝隙。《庄子》里讲到老子之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老子死时，老少哭他如此悲伤，一定是(情感执著)不必哭诉而哭诉。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长短，古时候将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子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子顺理而死，这才是自然情实。庄子将生死问题中的理智认识和自然体悟阐述得很清楚，“人能够达到齐生死的境界是通过‘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鬃佣陨死的分析是对观察的结果进行综合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理智的分析，而不仅是体悟的方法。人只有借助理性的分析和自然的体悟，把自己与生生化化的宇宙结合在一起，才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最后，庄子借他者之言指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像王骀这样有精神境界的圣人，生死不能动摇他心灵的宁静，天翻地覆不能使其产生颓丧缺失之感。他的心处于无所对待的虚空之境，不随外物的变迁而有喜乐之情，他能够顺乎自然之情实，故能保持无欲无情的自然状态。事实上，要达到与“道”契合为一的境界，就要摒弃情欲物欲，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即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空明虚静的心境。通过“心斋”、“坐忘”，遗弃外在之世俗，忘却内在之肉体，这样使心灵空静，便可与大道相通。达到无欲无情的自然心境就可超然于是非世俗之外，达到“悬解”的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养生主》)。关于“悬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悬’即困缚之义;二说‘忘生死，则悬解也’”;三说“悬解的关键是无心无情”。综合以上彩停笔者认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刘笑敢先生也认为，“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而超脱的关键也在于无心无情”[5]160。庄子从人的自然本质的理性推究，主张人们面对生死应保持无情(不喜生厌死)的自然心境。从经验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表象，从理性角度去辨析个别事物，是一般人使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方法。而要超越生死，就需要排除世俗辩说的方法，以自然体悟去把握生死之道。所以，要达到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自然体悟，又需要理性分析。
三、自然“无情”的背后
本文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既超越了感性原则，亦超越了理性原则。前者表现为从感性欲望中抽身而去的倾向，批评了流俗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后者质疑了现实世界禁锢的体制及物羁情势。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我们既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又看到二者的融通关系。其思想既蕴含着情势情欲之“有情”与情实之“无情”的对立，又展示着个体自我提升与超越的路径。庄子所追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概括，而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无欲无情、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
(一)自然“无情”弥补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6]142。庄子的人生哲学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通关系及双重价值。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洞察本体世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而暴露了工具理性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则先秦时期的庄子是在科学方法极端不发达的时代，认识到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片面性，因而诉诸非理性的自然体悟去把握本体。“虽然他们各从一个极端去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却都赞成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本体，获得了一致的结论”[4]40。东西方思想家都试图在非理性领域中寻找心灵归依的场所。但庄子强调的不是心灵的躁动，而是心灵的自然运化，他主张摆脱感情情欲、物羁情势的束缚，从食色情欲和爵禄势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将自然无欲无情的心态融入于宇宙万物，使内在的生命与万物的运化相合，在宇宙生生息息的运化中获得心灵归依的场所。庄子推崇无欲无情、自然无为，主张过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彻底的非理性者，而是说在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生活的层面，他开辟了一条损机巧、弃智虑的认识途径。自然体悟2荒芡耆脱离经验和理性。庄子批评感性情欲和物羁情势对人的束缚，推崇自然体悟，但他毕竟以“道”、“自然无情”这类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来表达他对本体和规律的认识。所以说，庄子的自然体悟保留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某些内容，同时其对宇宙万物的抽象与概括又含有自然体悟的特征。
(二)情欲、情势顺乎“无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人与自然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欲望主体的个人总是站在与客观事物相对立的角度，来区分物我彼此的界限。这种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割裂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把客体当作“天而生”的东西，忽略了“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存在着内在联系。“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从主体认识的有限性与物坏奈尴扌裕庄子提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并推崇“真人”所持的一种“真知”，以反对天人对立的认识方法。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真人”不会受感性情雍臀镱壳槭频氖缚，而是以整个生命去含蕴自然，是将人的整个生命融汇于自然的洪流中。庄子寻求精神解脱和自由的途径，对改变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状态是有启迪作用的。东西方思想家都否认以纯粹理性的方法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终极关怀问题，他们都企图摆脱陈腐观念、成见先知对人们心灵的干扰和羁绊。与西方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庄子并不把自我封闭在围墙四立的感性情欲中，而是与宇宙自然万物相融为一体。如《齐物论》的主旨便是从认识论上转变思维定式，纠正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倾向，将人的认识提高到“以道观之”的角度，从而认同万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自然物我都是混同齐一的。庄子强调人与自然在本源上的一致性，有助于增强人和自然相互为友的亲合感和认同感。针对目前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而无视自然内在平衡的现象，庄子尊重自然的态度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同时，现代人也应认识到，世界上除了名誉地位、金钱利禄的名利场之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这就是人类纯朴的自然本性。从另一方面看，庄子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的个体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是一种感性存在被升华为“道通为一”(《齐物论》)的理性观念;庄子所谓的“解其桎梏”(《大宗师》)乃是心灵的自我解脱，其自由也只能是精神上的自由;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自然无为的逍遥生活，也只是人生的理想生活。这种无任何人生负累的绝对自由的心灵境界值得人追求，但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常会被哀乐、权位、生死所搅扰，故有哀乐、喜悲、愤懑。尽管某些人能够借助理智的认识，达到齐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但世俗常人却难以达到顺乎自然之“有情”(情实)和保持世俗之“无情”的境界。也许正因此，才有陈鼓应先生的如是评价:“庄子思想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勇于改变现状的“奋斗精神”，他的愤世嫉俗、远离政治“充其量是完成他自己个人的完善的生活，对于社会大众是无补于事的”[2]。
1 循环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循环经济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 (Kenneth E Boulding, 1962)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其特点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 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2) 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 资本在循环, 劳动力在循环, 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 考虑生态承载能力, 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 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3) 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 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 更加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4) 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创造社会财富, 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
(5) 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 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 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2 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
(1) 实行绿色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起点。
推行循环经济要求在产品设计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充分注意到物质的循环利用, 尽量采用标准设计, 使一些装备便捷地升级换代而不必整机报废。在产品使用生命周期结束以后, 也易于拆卸和综合利用;同时, 在产品设计中, 要尽量使之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不使用或尽可能少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科学合理的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 是循环经济的首要环节。
(2) 推广清洁生产是推行循环经济的保障。
清洁生产的实现途径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即源削减和再循环, 包括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重复使用原料、中间产品和产品, 对物料和产品进行再循环, 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 采用对环境无害的替代技术, 使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中等。推行清洁生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3) 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是推行循环经济的方式。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成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 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工业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和食物链网, 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 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可以用作另一个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 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开发利用, 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调查显示,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废料和垃圾中, 至少有60%的材料是可以再循环加以利用的。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都是利用费、旧资源生产的。实践证明, 建立工业生态园是实现循环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
(4) 引导绿色消费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
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绿色消费的概念是广义的, 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 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注重环保, 节约资源和能源, 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 实现可持续消费。
(5)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必然。
要建立循环经济关键就是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 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 核心是改变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方法, 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绿色统计, 会使我们看到很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扣除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遭破坏的损失而大大减少。从而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走经济、社会和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甘肃位居黄河、长江上游, 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 生态功能影响全国, 同时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原料地和重化工基地, 区域位置重要。但是我省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条件恶劣, 环境污染严重, 要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 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1) 特殊的区域位置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区域位置看, 甘肃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地理交汇处, 是蒙新、黄土、青藏三大高原会合区, 位居黄河、长江和四大内陆河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哈尔腾河的上游, 是一个生态功能特殊、影响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
(2) 有限的资源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自然资源看, 甘肃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也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甘肃地处内陆, 干旱少雨, 植被特别是林木覆盖率低, 水资源居全国第30位, 人均水资源为全国人均拥有量的1/2, 是全国严重缺水的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9.08%, 低于全国13.92%的平均水平。从矿产资源看, 甘肃作为西北老工业基地, 是国有老企业相对集中“东北现象”和经济欠发达“西北现象”的叠加, 一直以来, 以矿产资源为依托, 重工业占绝对比重的工业经济结构使我省走上了一条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之路。由于长期对资源的大量消耗, 我省已由原来的资源大省, 演变成资源结构性短缺省份, 矿产资源除几种有色金属外其余均缺乏, 我省煤炭探明总量86亿吨, 人均低于400吨, 低于全国人均拥有量600吨, 居全国第15位、西部五省第5位;石油储量3.62亿吨;铁矿石、水泥石灰石的年产量居全国第30位;资源滥开采导致服务年限缩短, 靖远铁矿为50～60年, 金川矿产为50～60年, 华亭煤炭储量五亿万吨, 年限最长为60年, 白银部分矿种已枯竭 (甘肃省信息中心, 2004) 。
(3) 发展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甘肃的自然环境十分脆弱, 目前, 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荒漠化仍在继续, 草原超载过牧, 城市空气质量处于严重的污染水平。甘肃是一个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致“结构性”污染突出的资源开发省份。石化、有色冶金、建材、电力等支柱产业是主要污染物排放行业, 对环境压力很大。据调查, 目前全省工业废渣堆积约1.7亿万吨, 而且以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递增。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无论从恢复甘肃的生态, 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 还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看, 甘肃的生态建设都需要加倍努力。
(4) 生态经济系统的相对封闭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能值分析看, 有关专家[8]用能值分析方法对西北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甘肃经济运转投入能值的90% 以上来自于本区。这一方面说明我省经济运转的自给能力较强, 另一方面也说明有限的资源对于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封闭的、不具活力的、可持续性很低的系统, 因此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工农业产业结构, 小心谨慎的利用资源, 最有效地发挥资源能值的作用, 使整个系统的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化, 同时又不破坏环境, 是建立我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世纪头20年, 我省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如果继续沿用目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资源将难以为继, 环境也不堪重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 有利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选择。
4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问题
近几年, 甘肃省依靠技术进步, 通过依法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推动, 倡导由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 使原本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发展循环经济仍面临许多问题。
(1) 认识问题。
循环经济的理念意识淡薄,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投资者只注重投资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 对废弃物的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关注不够, 使本来可以通过循环利用所得的经济利益流失。另外狭义地理解循环经济, 认为循环经济只是保护环境、改善生态, 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新世纪绿色文明背景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是一种追求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2) 企业规模小而分散, 发展循环经济缺乏规模支撑。
“五小”企业在污染密集型和资源型行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技术装备落后,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经济效益不佳, 负债率偏高, 科技基础薄弱, 自主开发能力差, 基础管理薄弱。由此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难以自觉地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3) 单株移植企业多, 极大地限制了资源跨产业循环利用。
甘肃省大中型企业大多为中央各部委建立的单株移植型企业, 这些企业不仅与地方经济关联度弱, 而且企业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也很弱, 其根源在于我国仍延续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发展循环经济这一整体战略与我国长期实施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并不相融, 不仅使资源在我省范围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遇到了体制性障碍;而且使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难以通过协调实现循环利用。于是, 尽管中央在甘企业的生产废弃物堆积如山, 但地方企业很难以较低的价格收回对其加工利用。
(4) 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工作滞后。
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于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 市场运作具有效率, 能够产生足够的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 由于外部性, 导致市场失灵, 几乎完全不起作用。因此, 必须严格立法和执法, 可以说法律是市场经济最有约束力的手段。由于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还未完全系统化的开展起来, 目前在这方面只有一些单项法规或条例, 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节约能源法》等。我省也只相应制定了类似的单项条例, 而循环经济本身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全新经济模式, 仅仅依靠单项法规或条例, 就会留下循环经济的真空地带, 这些真空地带可能会抵消单项性法规所发挥的效用, 甚至引发单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 增加彼此之间的协调成本。
5 发展我省循环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首先,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变透支资源求发展的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 必须把资源保护和节约放在首位, 即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 创造相同的财富甚至更多的财富,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回收各种废弃物。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 辩证地认识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加大合理开发资源的力度, 努力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要着力抓好节能、节材、节水工作, 实现开源与节流的统一。
其次, 应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规划, 分阶段逐步实施循环经济战略。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证明, 一个国家或区域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要制定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包含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基于目前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的缺乏, 有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并分阶段逐步实施。其次, 应按循环经济的思路建设工业园区, (相当于区域循环经济, 即丹麦的卡伦堡模式) , 组建共生企业, 促使资源在工业园区内各企业之间的反复利用, 进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再次, 应逐步完善建立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体系, 结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战略, 把建设新工业化循环经济纳入未来我省经济长远规划之中。
第三, 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 (Reduce) 原则, 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产品的再使用 (Reuse) 原则, 即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并在多种场合使用;废弃物的再循环 (Recycle) 原则, 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 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 实现资源再循环。同时, 在生产中还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 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农家肥等, 使生产合理地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 以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 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使人类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真正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最后, 必须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 促进资源的有序、高效开发和利用。 第一, 要加快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综合性法规体系, 抓紧制定各项专项法规。要致力于建立涵盖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的研讨工作, 尽早出台我省地方性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条例, 为实现从污染的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根本性转变提供法律保障。第二, 明晰环境产权, 调整资源价格体系, 建立绿色国民账户, 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走入市场, 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同时进行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 设计一种制度框架, 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 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第三, 通过政策调整, 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 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摘要：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传统经济模式、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 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 促进资源的节约, 降低资源的消耗,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关键词：循环经济,区域经济,甘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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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兴鹏.薛冰.基于能值分析的西北地区循环经济研究[J].资源科学, 2005 (1) :52-59.
为什么不论男女失恋了都会容易陷入抓狂的境地?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恋人争吵的时候, 女性更容易哭泣? 这些常见的情感现象我们需要把人作为一个感性的个体去考量,或是从男性女性不同的身体特征等角度去考量。
但是, 为什么大学的校花往往嫁不了特别出类拔萃的老公? 为什么男生经常说女博士是不能娶的? 为什么女明星往往会嫁男明星或是选择豪门呢? 为什么在国外取不到好妻子的外国男性在中国往往会有市场呢? 面对这些常见的行为模式, 我们需要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抽丝剥茧地去考虑背后的动因。
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 希克斯(John Hicks) 说过:“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多读读与经济学有关的书,做做智力体操, 能够帮助我们明了爱情和生活中原本解不开的一些疙瘩。
有一次, 太太告诉我, 她的一个好友提醒她, 跟我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会不幸福。朋友的理由很简单, 说我这个人整天和财经打交道, 肯定很理性,不知道怎么去浪漫地对待爱情。
听罢, 我会心地一笑。之所以“会心”, 一方面是因为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一种看法, 那就是认为经济是纯理性的学问, 而爱情是纯感性的范畴, 两者水乳交融的概率极低。另一方面, 正如梁小民在《活学活用经济学》中指出的那样,“人不能纯理性地生活”, 我时常提醒自己, 任何人, 尤其是一个喜欢经济学的人, 都应该学会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视角来看待生活, 尤其是生活中最绚烂的爱情。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事实一再证明, 男性制造浪漫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往往会得到“溢价”回报。热播连续剧《奋斗》中继承母亲“铁算盘”衣钵的杨晓芸竟然在向南破财买了束香水百合之后, 一感动脑热之际, 把自己的1万元私房钱都掏了出来。因此, 聪明的男性知道, 在爱情世界中制造浪漫会得到物超所值的收益, 因而懂经济的人会有更强制造浪漫的意愿。我也知道, 爱情的甜蜜往往来源于双方感情的契合、世界观的合拍、相处中的克己自律和坦诚沟通的努力。
正如知名经济学者梁小民写到的那样: 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 有成本( 恋爱、结婚的金钱与时间支出, 婚后个人自由的限制及责任), 有责任( 通过婚姻获得财产与责任等), 也有收益( 通过婚姻获得财产与地位, 家庭生活的乐趣, 两个人共同生活比一个人生活更为节约资源)。
爱情经济学
经济学把人看做“理性经济人”,如果基于这个逻辑来研究人的爱情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蔚泓在《如何让我遇见你——爱情经济学随笔》中提及的那些问题: 女孩为何越优秀越难嫁? 巧妇为何常伴拙夫眠?到底是找“期货男人”好, 还是找“现货男人”实在? 为什么在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独身的女性人数比例反而越大呢? 这些让人感到困惑的情感问题, 通过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的解释, 让我们知道看似迷乱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有章可循的, 这就给迷茫的人点亮了一盏灯, 也让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自己和把持自己。
就以为什么男生经常说女博士是不能娶的这种看法为例。如果把爱情看做一个市场, 我们每个人都是商品, 商品质量的高低自然影响着销路的好坏, 因此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精品, 在适当的价格下求得畅销。但是, 我们一旦变成了超级精品, 就难以逃脱橱窗精品的命运了。有学问、有气质而且收入颇丰的女博士往往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爱情对象。
如果说婚姻的收益包括实际收益( 两人一起生活降低生活费用、增加家庭收入等效用) 以及心理收益( 浪漫、温馨、稳定感) 的话, 一个人是否需要组建家庭取决于结婚形成的收益大小,而结婚形成的收益取决于男女双方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差别以及各自的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智力条件、身材、相貌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女博士本来就得到相当高的收入, 也具有很好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条件, 因此对方能带来的心理收益就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与女博士相处男性也往往有不如人的受挫感, 因此往往优秀的女博士不容易嫁, 男性也不敢要。
还有, 对于为什么在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独身的女性人数比例反而越大这个问题, 蔚泓把这个“自由婚姻市场”比做一个“易货贸易市场”,交易的各方都要付出调研成本( 包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经济学家认为新郎新娘掀起红盖头才知庐山真面目的情况, 往往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时代, 当时当地的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善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
但是现代女性追求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精神层面的, 经济因素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因此, 现代女性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气质、涵养、脾气、习性及是否忠诚、值不值得付出全部的爱, 而这种调研不仅时间漫长, 而且调研成本会很大。最后的调研成本之大甚至会导致谁也看不惯谁而且谁看自己也都不合适的地步, 而且也付出了耽误很多新机会的机会成本, 落得自己孑然一身, 最后“独身”成为自己必须负担的巨大成本。
说到底, 人的举动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 以自己的心理解读作为支撑,是以追求效用实现为动力、理性与感性特质兼有的综合行为体。董志勇在《行为经济学中》一书中谈到, 要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为理性的经济分析提供忽视已久的心理基石, 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 以更准确地把握经济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