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提纲201
第一、西周至战国：
1． 商王自称“余一人”，表明已经有了与其他被统治者对立的王权意识。
2． 宗法制度是西周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的社会继替制度。3． 西周礼治思想的原则是亲亲和尊尊。
4． 周公旦的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中。5． 西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6． “克己复礼为仁”，是要把“礼”的规范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过程。7． “为政以德”是孔子的社会管理准则。8．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是对后代学者影响最大的人性论观点。9．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映了孟子关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的思想。10． 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强调后天学习、社会化的重要性。
11． “隆礼重法”的实质是把刑罚纳入礼治范围，体现了荀子的王道思想。12．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的社会平等观。
13． 墨子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天志、明鬼、尚同”主张中。14． “道法自然”是老子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15． 老子的理想治世模式是“无为而无不为”。16． 庄子的“在宥天下”，是追求宽容自在，提倡无治主义。
17． 庄子认为文明的发展就像“骈拇枝指”一样，都是无用的赘生物。18． 管子学派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为政之本、首在富民。19． “四民分居定业”是管仲社会组织思想的基本内容。20． 在商鞅看来，“立法明分”是治国的不二法门。21． 韩非认为，人人都有“欲利之心”，人人都以“计算之心相待”。
重点概念：宗法制度；《洪范》五行说；“复礼”；“性善论”；“性恶论”；“道法自然”；“尚贤”；轻重之术
要点归纳：孔子的人际关系准则；孟子的“仁政”；荀子的“明分使群”思想；韩非“法、术、势”相济说；老子文化演进论
思考与分析：周公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为政以德”社会管理思想的内容和意义；比较儒家与法家社会思想的异同得失。
第二、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
1． 贾谊《治安策》提出的社会整合方案是礼法并用、以礼治为主。2． 《公羊传》提出“春秋当新王”，是说孔子借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3． 董仲舒的“性三品”，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综合。
4． 董仲舒的灾异符命说，是借以戒惧人君，达到限制君权的目的。
5． 《礼运》用“天下为公”来概括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6． 王充的《论衡》，致力于批评肃清谶纬思想的谬误。
7． “饥寒致乱”是王充分析社会问题产生基本原因的判断。8． 《太平经》的理想社会是：“财产公有、人人劳动、互爱互助、刑罚不用”。9． 玄学的“三玄”，是指《周易》、《老子》、《庄子》。
10． 何晏、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君主应该“无为而治”。
11． 阮籍批评名教的虚伪性，指责“君子”们“假廉以成贪”。12． 嵇康提出名教致乱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13． 郭象的《庄子注》提出“名教即自然”。
14． 葛洪《抱朴子》中，社会控制理论的特点是“内道外儒”。15． 葛洪思想中最值得珍视的是社会进化思想。
16． 鲍敬言主张消灭君主制度，认为君主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重点概念：《淮南子》；天人感应；董仲舒；谶纬之学；玄学；《抱朴子》
要点归纳：《礼记》论“礼”的社会功能；董仲舒关于春秋决狱的基本思想；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太平经中的“承负”说
思考与分析：《盐铁论》中的儒法之争；“天人感应”学说；王充的社会思想。
第三、隋唐至明末清初：
1．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是吸收佛道思想来改造和复兴儒学。
2． 韩愈极力批评佛教盛行带来的社会问题，主张恢复保存儒家道统。3． 柳宗元认为社会产生于人们的生存需要和利益争斗。4． 李觏提出人类生活需求为“礼之大本”，乐、刑、政为“礼之三支”。5． 王安石提出“法先王之意”，作为变法活动的指导思想。6． 张载提出“渐复三代”，目的是变革当前的现实。
7． 《西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想社会构想，突出普遍的人类之爱。8． 程颢、程颐（二程）的思想学说被称为“洛学”，融儒、道、佛与一炉，使新儒学——宋代道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9． 二程对“仁、义、礼、乐、忠恕”等儒家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是传统社会规范思想的新发展。
10． 二程强调“尊师重道”，希望学术能够指导现实政治。11．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用意在于“格君心之非”。12． 朱熹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认为个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之本。13． 在处世态度方面，朱熹特别强调“中庸”原则。14．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理论。
15． 王守仁的理想社会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6．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就是“天理”，要靠“良知”和“心”去灭人欲。
17． 王守仁提倡实行“十家牌法”建立社区组织，并订立“乡约”强化管理。
18． 陈亮是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并行不悖的，义理就在欲利之中。
19． 叶适是浙东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注重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永嘉学派重视“功利”的特色。
20．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强调社会控制措施与契约的重要性，被学者称为中国的“民约论”。
21． 假托对上古“三代”的回顾，黄宗羲描绘了一个君主为民兴利而不享其利的理想社会。22． 黄宗羲肯定人欲的合理，认为让民众“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是天经地义的“大公”，反映了时代性的进步要求。
23． 顾炎武崇尚务实精神，主张“经世致用”，对宋明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学风进行了尖锐批评。
24． 顾炎武以拯救社会为己任，揭露和批评“生员制度”的社会弊害，建议“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
25． 在顾炎武的理想社会里，氏族宗法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作用，同时还能发挥贫富相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26． 王夫之主张性善，但提出“人性”是“日生日成”和“习与性成”的观点，因此必须注重人的社会化过程。
27． 王夫之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欲”的主张，并据以提出实行“均平”以解决“偏欲”的方案。
28． 王夫之批判社会循环论和社会倒退论，提出了“后胜于古”和“理势合一”的社会进化论。
重点概念：柳宗元的进化论；李觏的“周礼致太平”；张载与《西铭》；二程思想；朱熹评价；王守仁心学；异端李贽；黄宗羲的社会契约思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王夫之的社会进化论。
要点归纳：韩愈的“儒家道统说”；熙宁新法的主要内容；朱熹的“修身”方法；叶适论人的社会性
思考与分析：试论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思想；比较王守仁与朱熹社会思想的异同；比较黄宗羲与顾炎武社会思想的特点。
第四、鸦片战争以后：
1． 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极力呼吁变革，并根据“公羊三世说”引申为“据乱世”、“升平
世”、“太平世”的思想，证明社会变迁的必然性。
2． 针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龚自珍提出“农宗方案”，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3．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编撰《圣武记》《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4． 为了匡时救世，魏源继承经世致用学术传统，提出了系统的社会改革主张。
5．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是基督教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结合。6．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天国”的理想社会方案。
7． 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基本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8． 《资政新篇》还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福利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9． 曾国藩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认为“小仁”是“大仁”之贼。10． 曾国藩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设机器制造局和译局。11． 严复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的学者，《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传统思想有巨大冲击。
12． 《群学肄言》翻译自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强调人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治。13． 戊戌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积极主张变易进化，把“公羊三世说”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三种制度联系起来，形成“三世”的社会进化模式。14． 康有为批判洋务派的“变事”不“变制”的局限，主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同时“变法”。
15．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实行“公养”、“公教”和“公恤”的福利社会。16． 谭嗣同以“仁-通-平等”社会观的基本原则，展开对当时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17．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体现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18． 章太炎反对改良、主张革命，驳斥康有为的保皇思想。19． 章太炎提出“合群明分”，是希望民族团结，建立新的社会秩序。20． 邹容的《革命军》，主题是批判专制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号召开展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重点概念：魏源的中西文化观；拜上帝会；《资政新篇》；康有为的“三世说”；平均地权
要点归纳：龚自珍的“农宗论”；严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义和团爆发的原因
一、司法独立思想
司法独立, 是指法院 (法官) 只依据宪法、法律以及公平正义的理念, 裁判各种法律案件, 而不受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外生性事物, 它在近现代西方国家被广泛运用, 我们国家要运用司法独立原则, 必须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本土化, 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兼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独立思想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监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检察院独立行使监察权, 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涉, 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有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对于这一点, 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 加强执法监督, 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 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2]从这些话语中, 我们可以看出, 司法独立是被作为了我国法治的基本准则之一。第二, 司法独立, 要正确处理好司法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不能独立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 换言之,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 但是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人事管理权。采取事前防御、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方式来督促和完善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第三, 要理顺司法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宪法规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这种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因此, 司法机关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也就成为了必须。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党能随时干预司法。怎样做到行之有效的监督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思想, 在司法过程之外保持支配力, 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影响力。首先, 通过立法程序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具体的法律条文, 法院和法官通过执行法律而贯彻党的意志;其次, 是通过制定司法政策, 保证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 我国的司法工作必须还要担负起适时调整社会关系, 控制社会和稳定社会的责任, 在党的司法政策的指导下, 集中审理某类性质的案件。最后, 通过设在法院和监察机关的党组织, 督促党员司法人员依法审判案件, 执行国家法律, 如果发现任何人有违纪违法行为, 要给予严肃的处理。
二、司法公正思想
司法公正思想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在行驶司法权的过程中严格依法独立的和不偏不倚的进行司法活动。司法公正为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力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司法公正思想主要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一是实体公正。实体公正就是司法机关对于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者处理是公正的。即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要保证实体公正, 第一要有“良法”, 所谓良法, 就是所立之法的内容是公正协调的。邓小平就曾经指出, “法律内容所包含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应是各种利益协调一致的表现。”[3]第二, 司法人员本身具有优秀的法律综合素质, 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一支数量充足而且质量高的法律工作者队伍,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 条件很严格, 我们更应该严格, 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外, 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4]因此,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养, 让司法人员在裁量时公平公正, 是司法公正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法官独立和中立。胡锦涛指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保证审判机关、监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驶审判权、检察权。”[5]法官在司法活动中, 只对法律负责, 而不受任何领导的干涉, 也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法官中立则是要求法官同争议的事实没有联系并且对一方当事人不能有任何的偏见。其次是法院要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驶, 要让国家的公权力在“阳关下运行。”[6]让整个司法过程置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从而督促法官增强责任感和公正心, 以确保审判程序的公开。
三、司法和谐思想
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 “和谐”被运用于司法, 为司法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笔者认为, 司法和谐就是指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权威与认可的有机统一。司法和谐思想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司法公信力, 即司法权威和司法认同。司法权威是指法律以及依据法律所从事的司法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 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 并且这种公权力是为公众所信赖的。司法认同是指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活动的认同。因此, 司法公信是司法活动的根基, 是社会主义司法建设的根基, 如果根基不牢, 后果不堪设想。第二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运用到司法活动中, 即是要求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司法程序的公开性;二是裁判人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四是司法过程的参与性;五是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六是案件处理的正确性。[7]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 是人们评价社会司法文明的一个标尺。第三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最大限度地使社会矛盾和争议得到解决、最低限度使用国家公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这就是司法和谐的终极目标, 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强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31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34页.
[3]蒋传光.《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6页.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1页.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页.
关键词：民生思想；理论来源；内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12
民生就是民众的生计与生活，民生问题是与一个国家的兴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是对改革开放进程中民生实践的理论升华，既与时俱进又独具特色。深入分析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近代资产阶级民生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资源极为丰富，悠悠万事，民生为重，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主张仁政，仁者爱人，将仁爱精神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建议统治者通过实施仁政达到利民、裕民、养民、惠民的目的，同时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体现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光辉，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近代中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西方的“人本”思想和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也逐渐传播到中国，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将西方的先进理念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即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对民生作了全面的概括和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一论述阐明了民生不仅是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还进一步揭示了民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民生问题，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和现实追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本思想，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生思想，实质上都是想解决人民的生计与社会的生存问题，使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起来，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思想
关心人的存在，关注人类的未来，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的初衷和全部学说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社会物质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个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民生的基本内容即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又强调追求人本身的自由发展才是全部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批判更是倾注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人的自由的渴望，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劳动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损害人的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就因为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并且以这些财富做基础，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途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目标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
(三)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生观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人民利益至上是他一生执着的价值追求，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他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他缔造的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是靠切实注重民生。解决民生，保障民生赢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改善民生提供了前提条件，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对自然界开战，以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让人民富裕起来。面对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实际，毛泽东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做起，他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他开始规划现代化的蓝图，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左”倾，使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到阶级斗争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丰富思想和成功经验以及后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生建设方面的重要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丰富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寻是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作为切入点的，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物质利益。他针对我们党过去轻视物质利益原则的“左”倾做法，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改
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发展生产和增加人民收入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人民主体的思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谈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第一次从人民利益的角度界定了社会主义本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回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民生，保障民生；只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人民才能共享经济和社会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人民创造的财富，一定归人民所有，归人民共同分享。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存在的目的，根本的原则和最大的优越性来看待，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生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
到20世纪末，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困扰中国多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总体小康基本实现，民生得到极大改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成为民生建设的标志性成就。但是先富不是目的，一部分人富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为共同富裕时代的到来设定了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总体小康实现之后就要考虑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创立者，其共同富裕的思想和实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新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与时俱进。面对新世纪党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实现总体小康之后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将执政与为民，治党与治国相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先进文化的发展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和归属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应该和必然是成果的享有者。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繁荣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是在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求，维护人民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江泽民这一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主题就是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十六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民生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表明了执政党对新世纪民生问题内涵变化的准确把握。江泽民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角度阐释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生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的现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突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2003年，在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阶段性目标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新阶段，新旧体制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过分注重效率，与民争利，忽视甚至践踏社会公正公平。这些事关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新世纪我国民生问题的集中表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分析认识我国改革发展新变化和时代发展催生的民生问题，从执政、发展和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建设民生改善民生。
胡锦涛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充满了亲民爱民的真挚之情。他的“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警示，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升了执政党解决民生问题的政治高度。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执政党对民生问题赋予了越来越浓的政治意蕴，民生问题解决的能力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针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全方位建设民生。在经济建设上，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民主政治上，强调扩大人民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文化建设上，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在社会建设上，强调就业、教育、卫生、分配、社会保障等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课题，找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科学方法和途径，标志着我们由注重追求GDP增长注重效率向追求人民幸福和社会公平的民生时代迈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极大地鼓舞了民心，为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导。“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中共十七大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社会建设部分的标题，进一步强调了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明确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开启了党代会政治报告专章部署解决民生问题的先河。成果共享，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成果的享有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是对实现共同富裕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和谐社会由人民创造，成果由人民共享，就必然带来共同富裕，离开了成果共享，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成果共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的民生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但是实现成果共享应该首先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人手，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改善民生的五大具体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共建共享，共仓中和谐，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回归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目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对这一价值目标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存在非人化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突出从形式上建设社会主义，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忽视甚至漠视了这种制度背后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理想，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解释成为物质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权利、个性、价值等问题被搁置一边，甚至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使“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从解放思想与共同富裕的意义上强调人的价值，抓住了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力和文化创造主体地位，又高扬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共同富裕，为实现人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和空间。三代领导集体的民生思想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点都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尊重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认识的不断觉醒。
(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关注民生，解决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但是以何种方式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对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讲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结果使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曲折，人民没有过上好日子，各种生活用品凭票供应成为那个年代人们最深刻的记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判断我们一切工作的准则，极大地凝聚了民心党心。江泽民在党的发展史上首次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拓展了邓小平的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以人民为根本的执政思想。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强化了为民执政，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升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的执政目标。从阶级斗争时代到生产力时代，再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新时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由必然不断走向自由。人是主体，人是根本，人是归属，人民利益的实现是一切发展过程的最终价值取向，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就是不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三)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民生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和愿望进行了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生思想。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表达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贫穷的渴望，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富的方式使亿万人民由温饱而小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我国社会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现实出发，顺应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分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从执政、发展和社会建设全方位关注民生，解决民生，特别是将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
前段时间有幸听了XXX的报告。本次教育思想会议主讲人较多，报告组只给了他三十分钟的时间。上台后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听众讲述着他们学校由低谷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起初他的报告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可三分钟之后情况发生的变化。他幽默风趣语言、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事例很快抓住了所有听众的心，规定的半小时不知不觉他讲了近一个小时。赢得了听众阵阵掌声。
为了记住他的教育思想，其间我一度把手机调至录音状态一起聆听报告。回家后把录音转移到电脑上，心想要多听几遍、慢慢消化吸收。由于我手机质量较差，近一个小时录音效果很差，根本听不清楚。也许是我坐得较为靠后的缘故吧。庆幸的是我在笔记本记录了一些他的教育思想。写出与大家分享： 成绩让别人说，不足让自已找。课堂上要人人参与，各个做主。
教师要相信学生，发动学生，依靠学生，发展学生。老师为公就是最大的为私。
表现就是人格，工作就是道德，无功就是过。一所学校成在教师，败在校长。……
管理教研部
裴义强
导
言
最近，北京天安门广场又多了一个文化亮点，广场树立了一个高达9.5米的孔子青铜像，意义何在？它是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文化。以往这里只有毛主席和孙中山的画像。中国过去二千年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从胡总书记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它象征性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意义在于要用中国文化来凝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现在信佛教、天主等宗教的特别多，虽说我们这些年抓的越来越紧，但从文革后信仰危机，表现这样一个大国五千年历史可供使用的文化资源不多，没有一个文化资源做积淀，怎样提炼民族精神？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怎样在世界名族之林中站立？这个问题已至关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不能光抓经济，它必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所以，胡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中全面发展就涉及到文化。因此中华文化作为传统文化需要有个再认识的过程。
孔子像塑于天安门广场具有象征意义，还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于此。当时提出打到孔家店，就是对孔子开刀，原因在于十九世纪，中国在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国家一天天坍塌崩溃。国人的心理就觉得西方人是我们的老师，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全面拥抱西方文化，短短的七十年中，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百八
十度的转变。一个人可以，一个民族的思想认识发生这么巨大的转变是没有的。“五四”运动经过了近一百年，我们发现向西方学习，学到最后我们并没有掌握西方文化最精髓的东西。我们仍旧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同事又把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给摈弃了，我们又落到了中国文化的边缘，所以，在中西文化边缘这个地方滑落，这是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后出现信仰危机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找起。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下意识它是融汇在民族的血液中的不可能被铲除，要铲除就得铲除这个民族。所以说这些年我们抓经济，一时顾不了文化，但它仍然默默起作用，只不过今天重新认识它了。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去批判、弘扬、发扬，就能把整个中华民族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事业而奋斗。
（一）儒家和谐的基本含义
1、是事物生成转化的本因和依据
《说文解字》说“和，相应也”即和顺、谐和、和睦、和平之意，可以概括为和谐
西周太史史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相同的事物重复相加不能产生新事物，只有一种味道就不能成为美味佳肴，只有一种声律就无动听的乐曲，只有一种颜色就构不成绚丽的图画。不同事物相反相承，相辅相济，才能生生不已，使万事万物日新月异。
春秋齐国政治家晏婴也以烹调喻和：要烹调出美味羹汤，除了水、鱼、肉等原料还需酱、醋、盐等调料，用火烧出来才会可口。如果用清水
来调和清水，谁能吃呢？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政治局面的产生也只能由“和”而来，而并非由“同”而生。“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以成其可”。一味顺从君主，没有不同意见，一个头脑，一种声音，就不能拾遗补缺，形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清平的国家政治。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观点，是儒家和谐思想产生的根基。
2、和谐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最佳状态
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指天地阴阳，是太极的初分。天地产生四象即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万物播收与二十四个节气。八卦则是八个方向或方位。时间交替，月之圆缺，周而复始，运转不息，各得其位，各当其时，又和谐有序。“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万物的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不仅自然界如此，心平气和，对于人自身和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礼记》上说：“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血气和平，志意广大，心中斯需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出入矣”。凡正常的事物，其内心外部必定呈现和谐有序状态，也是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万物机会充满生机，就兴旺就进步，和谐受到破坏，事物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无论生态事态还是身心状态，都会失调、失序、失衡，影响其发展和进步。
3、和谐是人际关系的良好氛围
儒家把宇宙万物的和谐原理引入人际领域，认为和谐是人际关系良好的体现。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和为贵”。孟子则认为，人和是事业
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应从家族内部做起，“父子不和，家室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所以首先应“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然后是“尊尊亲亲，以亲九族”，实现六亲和睦。在与周围人的相处上要处好邻里朋友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提倡四海一家，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
4、和谐也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
和谐思想首先集中反映在儒家小康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中。《礼记·礼运》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社会秩序安定祥和，人际关系亲密友爱，人人公而忘私，献身社会，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大同社会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社会阶段。
在“大同”社会实现之前，首先要建设一个稍低层次的“小康”社会，它的特征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尚存在贫富贵贱差别，社会具有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这种尚未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存在阶级等级贫富差别的社会，虽不如“大同”社会完美，它毕竟有正常的政治、经济和伦理秩序，各循规范，团结和谐，安居乐
业，所以称为“小康”。“小康”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的现实社会目标。
（二）儒家和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晶
1、是对西周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西周特别是周公的思想中早已生成。周公是儒家学说的真正创立者，孔子则是这些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儒家所继承的西周政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敬德，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二是保民勤民，体察民情。儒家经典《尚书》中有大量的论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勤于民事，体恤民众的痛苦，“知稼穑之艰难”，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知所欲，天必从之”。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
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人的修养，用伦理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来实现社会和谐。其主要包括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两个方面。观念方面强调以教为先，不孝不友。伦理方面强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多行不义必自毙”等都已产生在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
（《郑伯克段于鄢》）
此外孔子系统的整理了《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并创办私学，使儒家思想广为传承
2、是对诸子百家优秀思想的吸收
《周易》为群经之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
孔子问老子礼。老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查而于死者，好议仁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臣者勿以有己。”（《孔子世家第十七》）“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以朽易，唯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威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易于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离开周以后，告诉他的学生说：“鸟，我知道它能飞天；鱼，我知道它能藏深渊；走兽，我知道它能奔于旷野。在旷野跑以用网去捉；深水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在天空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乘驾风云而升天的。今天我看见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二 儒家的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新世纪开始以来，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与自然即“天人”矛盾更加突出。“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历代国学大师如 钱穆、季慕林、张岱年等 对之有过高度的评价;“中国之文化几千年履代屡起，绵延数千年不断，他也是今天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 政治上的“天人合一”，“敬德保民”
夏商时期，人们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经管人间一切活
动，如 征伐、狩猎、地产、建邑等吗，“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 西周人也信天命，敬上帝，认为天乃万民之主。天命由“天子”表达，即“文王受天佑大命”《诗经·大雅》。但周人与商人不同的是认为天命可以转移，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即夏商后来违背了天的意志。周人从夏商两代天命得而失的教训中产生了天命易改的恐惧心理，同时也看到了民心在改朝换代中的巨大作用，为能“忻天永命”，西周统治者提出来“敬德保民”的思想。有民则有政权，失去了民心，则天命终结，政权丧失。所以“民之处欲，天必从之”。夫民，神之主也，圣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至于君权天予，用君权压制民权则是汉代董仲舒以后的事情。皇天无私惟德是辅
君王既然是至高无上天的代理人，就应该具有上帝那样高尚的德行，否则社会失去天心民意，导致亡国灭身，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那么，君主应该具有哪些上天的品德呢？
一曰仁。君主必须像天那样，养滋万物，化成天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爱民、利民、安民、富民。孔子云：“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二曰公。执政者应与天同道，大公无私。不为一物而枉其财。三曰诚。以诚待臣，以诚遇民。四曰明即明察秋毫，敏于诸事。效天施政，天人感应。
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生产生活与天文地理息息相关。体现在
政治制度方面，《周礼》所设定的官制就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样设定各司其职显然就是为了与天相适应。后来“三首六部制”也由此继承。“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皆是效天施政之义。
“天人感应”运用于施政领域，就演变成这样的意义：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家将兴、心有祯祥。国家将亡，心有妖孽。（”《礼记》）夏将亡有孔甲乱夏。殷之兴有伊尹辅汤，周之亡有褒似乱政。天灾是上天的警告。封建时代天灾总是与人祸相伴而行，政治越黑暗，压榨越残酷，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越大。以为多数的天灾是由人祸引发来的。所以有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和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悲愤。现在中的人讲的“人不报天报”“天助我也”即是如此。
2、生态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当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忧患的今天，人类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地以自己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自居得意，而是在为解决环境与发展的未来问题而苦苦思索，寻觅人类自救的良方。这时人们蓦然回首，发现中国的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竟是人类最早的生态理论。
3、经济上的天人合一
儒家经典《周易》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意为繁育万物，使之生生不息，是天地最高的美德。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的生生法则，效法天地的好生之德，尊重生命，厚德载物，普利万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环和全面和谐。《周易》这一思想，是儒家生态观的重要思想基
础。
儒家这种仁爱万物的思想源于上古时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尚书·尧典》记载 舜的时代就任命伯夷为虞官掌管天下草木、禽畜、负责生态和环境保护了。夏代的《夏小正》也多有所记载。商代文献就有弃灰于市斩手的规定。《逸周书》上也说；“山林非时不开斧，已成草木之长。非择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躦，以成鸟兽之长。狩猎准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鸳，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干不失其实。”秦代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也有大量有关环保的法律条文。
现在生态理论学家把生态理论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善的本质是 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隔生命的发展。人类应该敬畏生命的伦理，促进人和人关心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
我们今天肯定“天人合一”的价值并不是否定科学。发展现代科技并没有什么过错。改造自然是先让二者的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人顺从于自然地原始社会，人试着征服自然的阶段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阶段。
（二）家庭和谐 家齐而后国治
儒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而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
首先，儒家从“仁”的高度，认为“仁者爱仁”有个一由近及远，推
己及人的过程。
爱人 首先要从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既符合人为天性，也比较容易做到，然后才能推广开来，达到最终人类一切人。
很显然，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在学校才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社会才能与人友善，爱护集体。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都不爱的人，能够对社会其他人充满爱心。正如孟子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其次，儒家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认为和睦幸福的家庭式人获得发展事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即家和万事兴。
再次，儒家以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角度，认为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家庭不仅是生产、生活、生育的共同体，而且是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基础单位。家庭伦理是社会道德的生长点。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必须从家庭开始。所以《礼记》等儒家经典中，从配偶、结亲、立家、奉养双亲、养育儿女、和睦亲族、祭祀祖先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
又次，儒家从实现社会理想的角度，认为“齐家”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内容、前提和基础环节。
《礼记·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里特别强调那些负有治国教民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的家治理的如何，对民众影响极大“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万事不能从自己家做起，就不够从政的资格。一句话，“家齐而后国治。”
儒家的这一思想，几千年来未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后世儒家撰写了许多反映儒家家庭伦理的著作，如《颜氏家训》、《朱伯生治家格言》、《先贤集》、《弟子规》等，得以广为流传。
2、夫妻和谐
家庭成员是社会的构成基础，主要包括左右上下，前后三方面的关系。左右是指夫妻关系，即夫妇；上下指供养关系即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前后是指手足关系，即兄弟姐妹亲情。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家庭自然和谐。儒家要求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指“五轮”就是这种关系。
就家庭关系而言，夫妇关系局首位。《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子女……”家庭中一切关系均从夫妇关系开始。
儒家关系夫妇和谐有四个要点：
一是互敬互爱。
先秦以前，夫妇关系基本上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关系。
如《诗经·小雅·常棣》中所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即和，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意思是：你和妻子的感情深，好此鼓瑟和弹琴。兄弟大家很和睦，团结快乐好尽兴。组织你的好家庭，爱你妻儿用真情。既能深思多谋划，岂有如此不相信？ 又如《国风·谷风》所言：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意为：暴风吹得哗啦啦，乌云满天雨又下。
同心合意过日子，不该动辄把怒发。
拔了萝卜拔蔓菁，不但要叶也要根。
过去恩情莫忘记，愿同谐老不变心。
据《左传》记载，执政者那时也对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十分推崇予以褒奖。晋国大夫臼季出使路过冀邑，看见郤缺在田里锄草，他的妻子给他送水送饭，彼此相敬如宾，臼季回朝后，对晋文公说：“敬，德之聚也。能敬心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晋文公于是提拔郤缺做了下军大夫，后来成为晋国的大将。
即使在男人地位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儒家也强调，丈夫显贵为天子诸侯，对妻子也一定要敬重。
“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五羊大夫百里奚的故事也更为动人。
二是相依互补。
先秦儒家认为：阴阳相须互补，万物才能繁衍。
由于男女的生理特点不同，从而导致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所擅长的事物确有很大的差别。根据这种差异来明确男女所适宜担负的职责，合理地安排夫妇各自在家庭中所扮角色，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抹煞男女在生理素质上的各种差异，片面强调夫妇在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同，必然产生矛盾和对抗。夫妇之间“和而不同”是合理的。“同而不和”则是有害的。所以俗语言“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先秦儒家主张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乎外”男有其职，女有其份，内外有别，相依互补的理论，一定程度体现着客观规律，包含着先人的经验。这种意义上的“男女有别”不能和秦汉以后的“男尊女卑”相混同。
“夫为妻钢”要妇女“三从”，恐非先秦儒家本意，而是封建专制将其推向极端的结果。
三是夫义妻贤
夫妇婚前并非骨肉之亲，其组成家庭是一种情爱和道义的结合。所以要做到夫妻和谐，就要夫行夫道，妻行妻道，像个丈夫的样子；妇守妇道，尽到妻子本分。儒家注重夫妻之间的道义，即“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左传》）夫妻要以义和。夫妻相配要以礼相和。四是专一持久
《易经·恒卦》解释夫妻之道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爱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夫妇要做到长久，做丈夫的首先
要讲“夫之义”“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之义主要包括：
第一，丈夫要努力提高自身素养。
“身不一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干》
第二，要有事业心，具备安身立家的能力。即“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荀子·君道》 ”第三，尊重妻子，不搞大男子主义。
“夫不下于妻，是为夫亢。夫亢，则内不和。”使为夫妇，终为仇佳谁，一伦灭矣。（《潜书·内伦》）
第四，反对见异思迁，色衰而弃。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孔子说敬重的齐国宰相晏婴有个段故事。有人问晏婴：“你贵为中卿，食田七十万，何以老妻为？”晏婴回答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夫见色而忘义，处贵而失伦，谓之逆道。婴可以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伦，逆古之道乎？” 对于“妇道”先秦儒家强调贤、顺、贞、正。
“清闲贞敬，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汉书》）上述中讲到做妻子的要端庄文静，忠贞有耻，举止得常，语言文明，服装整洁，善于持家，以礼待客等，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贤妻良母”现在仍是衡量夫妇优劣的重要标准。以上关于夫妇关系的要求，有许多合理成份，今天仍可借鉴。
应当指出，儒家“五伦”中，夫妇伦理又不是平等因素最多的伦理规范。伦理上名义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特别是秦汉以后男尊女卑思想更加突出。
首先，表面上标榜“男主外”“女主内”，实际里也是男人至高无上，妇女并无多少地位。
丈夫可以以各种理由遗弃妻子。如《大戴礼记·本命》上说的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反之丈夫有此者，甚至无恶不作，妻子则无权休掉他，由此造成了《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等无数悲剧。
其次，要求妇女恪守贞洁，从一而终。
从周秦到清初董家遵先生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仅被朝廷旌表的节妇就有36867人，这只不过是朝廷所树立的少数典型而已。反之，对于丈夫男人而言，却无贞洁之说。
三是妇女，无任何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秦汉之儒先将先秦男女分工和差异观点绝对扩大化，提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男不主内是假，女不预外是真，从根本上剥夺了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3、兄弟友爱
在家庭中，兄弟是仅次于夫妇、父子的最主要的亲情关系，对于家庭和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儒家经典中，兄弟也代表了家庭中其它
同辈关系，如姊妹、妯娌等。
《尚书·周书·康浩》上说：“若弟弟不尊重哥哥，哥哥不关心弟弟，常法就会大乱，应同父不爱子，子不敬父现象一起予以处罚。”兄弟亲爱不仅是“仁”在家庭内部的体现，也是友邻诸侯搞好政事的内容。
《诗经·小雅·常棣》一诗中集中而生动地歌颂了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和乐融融的感情。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译为：常棣花开白如银，鄂树花开同根生。
试看如今一般人，有谁能如兄弟亲。
死桑对人是威胁，唯有兄弟最关切。
原上聚土埋葬了，兄弟寻求心肠热。
纵有亲密好朋友，只会教人长声叹。
兄弟在家不和睦，有敌一同去御侮。
纵有亲密好朋友，总是不会来相助。
兄弟乃同根所生，非朋友可比。平时相亲，危难相助，友好相处实乃人生一大幸福。
兄弟和谐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兄弟之情乃手足之情，应当亲密无间，互相爱敬，一心一意，各尽其力，祸福相当，优乐与共，努力做到情意完美。
哥哥要有当哥哥的样子。即亲而爱之，宽以诲之，谦而让之，体以念之，表而常之。如事事为弟弟做出榜样，不能挟其长而欺弟弟，要善于诱导，亲切耐心，而不宜以父亲对待儿子那样的心态对待弟弟；父母早逝，兄长应该负责抚养教诲弟妹之责。
第二，多为对方着想，互相体谅忍让，共同赡养父母，不能自私自利。
不要由于自己有了妻子儿女淡薄了兄弟情谊；不要因为妯娌之间不和而伤害了兄弟和气；不要由于争夺钱财而辱没父母，让人耻笑；兄弟之间产生误会隔阂应主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取得和解，不宿怨记仇。
第三，兄弟互敬德根本点是帮助对方的成就荣誉而喜悦，为对方的毛病与耻辱而忧虑并帮助他改正。帮助还要讲究态度和方法，不伤害兄弟感情。
第四，兄弟姊妹中，男性有责任保护女性，而姊妹也应尽力有益于兄弟。
当然，儒家的“亲亲尊尊”“兄弟之仇不反兵”等，不分是非，亲情高于国家法制是显然不足取。
4、父慈子孝
按照儒家的观点，夫妇关系先于父子关系。但就其在家庭中的作用而言，父子关系重于夫妇关系和兄弟关系。儒家视孝慈为仁德之根本，礼仪之核心，称为“人伦之公理。”不仅将其视为调节父子和家庭关系的规范，而且作为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普通行为准则以及社会教
化的基本内容，以至成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
由于父亲在父子和所有家庭成员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父不慈则子不孝。”慈就是爱，多指父母对子女的爱抚。父慈在子女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
第一，养育未成年子女。
《左传》上讲，“子即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人不如此，不若禽兽。只要子女不坏到杀人放火虐待双亲的地步，就不能弃之不管。这不仅是对子女的责任，也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中屡屡发生的遗弃虐待子女行为，既属伤天理也违背公德，有害于社会国家。
第二，对子女要宽惠慈爱。
《荀子》上说：“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即父亲对子女要宽宏耐心，循循善诱，慈惠疼爱。对于天质贤愚不同的子女应一视同仁。对于天性愚钝的子女不仅不应该嫌弃，还应该给予更多的爱心。不能重演“郑伯克段的悲剧。”
第三，教育子女做人成材。
儒家一向把教子育人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爱其子而不教，尤为不教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战国策》）“不怕饥寒，畏无家教”这些至理名言，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凡明智的父母，无不在教育子女方面呕心沥血，努力使其成为有德行、有志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光大祖业，报效国家。
教育须得法，教育不得法，必定影响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的和睦。所以儒家强调“教子有方”。“励之以志弗利以词；劝之以正，弗劝以作；主之以检，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劝以财。“授之漁而弗授之鱼””。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堂前教子，枕边教妻。这些即是对教子有方原则的发挥，也是千年教育子女的总结，大有发掘利用之价值。
孝；《尔雅·释亲》上说：“善父母为孝。”即善事父母。这方面的准则叫孝道，这类德行叫孝行，通此二者即称孝子。以后，孝的含义逐渐拓展，包括所有至亲长辈，对已逝的父母事死犹生，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等等。
商周时期的孝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死去祖先的孝敬称为“死孝”、追孝，在隆重虔诚的祭祀仪式中，与祖先的神灵沟通，得到他们的福佑。二是对在世的父母的孝敬，称为“生孝”。先秦儒家虽未完全弃商周孝道中迷信祖先，祈望神灵保佑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但已将“孝”的核心转移到“生孝”上来，使之更加和乎“孝”的本意，加强了“孝”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作用。
儒家所倡导的孝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从物质生活上赡养老人，关心父母身体健康。
孔子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父母有需要做的事，子女应当去代劳；有了酒饭，让父母先吃好。做儿女的还要特别为父母的疾病操心。
第二，尊敬父母，使其精神愉悦。
孔子认为，对父母的孝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供养，还应该上升。“敬”这样高一级的精神生活层次。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为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为对父母尽衣食之养，即与饲养其它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有发自内心地恭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敬的核心是“无违，”不做违背父母意愿的事。其中经常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不易做到的。即所谓“色难。”
第三，提高自身素质，不辱其亲。
儒家认为，所谓孝，并非仅指尊敬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子女应严格要求自身，在社会上受到赞誉，从而祖宗荣耀，给父母带来好名声。
第四，重视丧事与祭祀，慎终追远。
儒家认为，办好丧事，重视祭祀，这是对死者尽孝的继续。反之，办理老人丧事不认真，神情不衰痛，过后不虔诚祭祀，是违反人性常理不孝行为。“生则敬养，死则敬厚，视死如视生。“丧则观其情，祭则”观其敬。（”《礼记·祭义》）儒家主张举办丧祭，应量力而行。最重要的是要有哀痛真情，反对活着不孝，死了乱叫，讲排场沽名钓誉。
第五，继承先人遗志，完成未竟事业。
这是孝子更高层次。孔子主张“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其精神就是要求子女能继承遗志，使之开创的事业绵延不绝。
（三）人我和谐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和物质财富，也包括思想文
化力量和精神、文化、道德素质。衡量某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看它的物质力量，还要看他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是这个民族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即内部是否和谐、团结。胡锦涛总书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篇讲话中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之中首先举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可谓抓住了要害。中国儒学即是人学，它以人为本主体为核心，为追求家庭关系和谐而提出家庭理论观，为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而提群己观。
儒家人我和谐的社会理论包括：贵和、仁爱、诚信、忠恕、宽厚、礼让、谦敬、礼教八个方面，称为八德。
1、贵和
人类在“和”与“斗”的矛盾中走过了漫长艰苦的历程，“和”也是人类几千年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素以“贵和”而著称。几千年来以成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
《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的是尧帝发扬才智美德，使九族亲和睦，百姓平顺，万邦协调，是后世效法的榜样。《左传》也说：“师克在和，不在众。”说的是军队打胜仗不在于兵多，而在于上下团结一心。《论语》中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实行，以和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荀子》对人与人之间不顾廉耻，互相争斗更深恶痛绝。他怒斥“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为事利，争财货，无辞让，轻死而暴，属之鸟禽兽。愚莫大焉，害莫大焉，辱莫大焉，危莫大焉。人之有斗，我甚丑之。”（《荀子·荣辱》）但他认为正义争斗不在此列。《易传》也说：“人同心，其利断金。”《说苑·敬慎》上更从反面道出不和之害：“不知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到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总之，和则家兴国治天下平，不和则一事无成。
2、仁爱
仁爱，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仁与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爱是仁德核心，指的是尊重人，热爱人、理解人、同情人、帮助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仁与爱是统一的，爱属于仁，出自于仁，离仁则无爱，无爱就无所谓仁。
《论语》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人而亲人。当学生问起孔子的志向时，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把天下普遍和谐做为向往目标：“四海之内皆兄弟。”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把仁总结为：“仁者爱人。”爱人所应达到的高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特别要尊重那些有缺陷有困难的人，把他们的难处当做自己的难处。
儒家讲爱人的同时又主张把爱人与姑息区别开来，掌握善恶是非 的标准，爱其所当爱，恨其所当恨。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也以姑息。”他告诉我们不能爱一切人，姑息不是爱，只有爱人以德才是真正的爱。对所爱的要分析全面对待，反对“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片面性。
诸子百家中墨家也是倡导“兼爱。”与墨家相区别，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层次的。主张有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远而近。从最近的双亲开始，然后是家人，再后是家乡，国人和天下人。
3、诚信
诚信是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总要准则。
诚信，即忠诚和信义。许慎《说文》云：“诚，信也；信，诚也。”诚的内容就是真实不欺，即不自欺也不欺人。
不自欺，即对自己要真心实意地追求道德修养，存善去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欺人，即是对他人不存伪诈之心，不说假话、不办假事、开诚布公、以诚相待。一个人只有具备既不自欺也不欺人的优良品质，才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至诚可以感天动地。
信，本为“人言”，即“人言为信，”其含义也是诚实不欺，但主要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该讲究信用，遵守诺言。
《易传》上说：“和兑之吉，行为疑也。”说只有相互信任，无所猜
忌，人际关系才能和睦，行事才能吉祥顺利。孔子极为重信，他强调人要“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即车子无车辕与横木相连的木销子，则不能行进；人若不讲信用，就无法做人行事。孔子把信义联系在一起说：“无信即无义”而无信无义，何以处人？
儒家的这些论述表明，处理一切人际关系都必须以诚信为本，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不仅朋友之间要讲诚信，而且子女、兄弟、姐妹及亲属之间，上下级、同事之间、家庭、社团、乃至国家之间，都要讲究诚信；不仅处事待人要无欺，而且从事各种职业均需“以信成之。”当教师的要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误人子弟；做医生要讲医德医术；经商要讲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政则更需要把“取信于民”作为立政之本。如此等等。
4、忠恕
忠恕是儒家仁爱思想在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所谓忠，就是尽己之心，尽自己之力为人做事。而恕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忠恕合用，是指孔子所指明的忠恕之道，它是儒家所主张的处理人我关系的道德准则。
《论语·学而》上说：“吾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每天多次反省检查自己，为别人筹划办事尽心竭力了吗？忠恕之道，从积极意义方面说，就是“已欲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已及人，由己心推知人心，通过角色互换 的心理体验，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儒家的忠恕之道，包含了三种品格： 一是宽广无私的胸怀。
一个人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凡事只想到自己，心里没有他人，一看到别人好了，心里就会不舒服，更不容忍别人超过自己。这种人往往嫉贤妒能，甚至搞阴谋、耍手腕，千方百计踩别人，把自己突出出来。结果是孤立了自己，而且搞坏了人际关系。君子的风度是：“君子已善，亦乐人之善也；已能，乐人之能也。”这种人并非缺乏竞争意识。他的竞争观念是：我希望你超过我，但我要通过正当努力，取你之长，争取比人你更强。这样大家都进步，人际关系亦能和谐。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乐于助人胜过自己的人，必定是出以公心，希望社会更加美好。有这种思想做主宰，才不会鼠肚鸡肠，任狭偏私，排斥贤能。三是助人为乐精神。
别人强，自己不仅高兴，而且帮助他“立”和“达”。这才是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君子之德。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行为距此尚远，原因在于： 首先，是心地不忠，难以行恕。
一些人素质很低，极端自私，既不存念他人，又不顾及社会，心
中唯有自己。这种人如何能设身处地，以心比心，尽心竭力地为他人做事呢？
其次，是把无原则的原谅和迁就，当做忠恕之道去实行。对于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恶行劣迹，不谴责，不斗争，予以包庇和姑息。
5、宽厚
宽厚，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待人接物方面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不刻薄，能容人。
《周易》上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言大地广袤深厚，养育万物，无所不享受它的恩德。君子也应当像大地那样，具有宽厚的胸怀。唯有宽厚，才能兼容万事万物，与人友好相处。故孔子曰：“宽则得众”。“君子莫大乎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儒家在宽厚待人方面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不以恶意猜测别人。
孔子云：“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要不、先为主地怀疑别人在欺诈，不主观猜测别人不诚实；即使面临也能及早察觉，这种人就是贤人了。孔子承认社会中有人心地不善，需注意提防，但不应该事先毫无根据怀疑一切人，因为那样人与人便无法以诚相待了。
第二，别人有优点，要崇人之德，扬人之善，师人之长，切勿嫉妒。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之”。已善，亦乐人之善；己能，亦乐人之能也。”
第三，对他人的短处和过失，勿求全责备，勿言人短，既往不咎，责人勿刻。
孔子主张对人不要求全责备，“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攻击人家的短处，子贡问孔子：“你最憎恶是什么？孔子说：‘称人之恶者’。”爱揭人短，说人坏话是不宽厚的表现，有损君子之德。批评人不要过于刻薄。人与人可以展开批评，但要与人为善，注意分寸，不要伤人太甚。《荀子·荣辱》上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对人错误，要“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帮其改正。反对以怨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者，公而无私也。即对待仇怨要从原则和大局出发，该怎样对待就怎样对待，不以对方与自己是否有仇怨为转移。孔子还主张大容人，尤其要容纳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君子以容民畜众”。严于责己，宽以待人。遇到问题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春秋谷梁传》云：“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反其知。（”《僖公·二十二年》）意谓礼貌待人，人家却不这样待我，就要反问自己：我对人家是否做到了恭敬 ？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就要反问自己：我对别人是否真正做到了仁爱？我管理别人，却
没有管理好，就要反问自己，我是有足够的智能？如此反躬自责，而不是一味埋怨别人，人际关系当然会和谐。春秋就有蔡人浇田的故事流传。
儒家所倡的宽厚，并非无原则的原谅迁就，姑息养奸。强调宽而不纵，遏恶扬善，把宽厚与放纵区别开来。与道家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是儒家与之其最大的不同之一。
6、礼让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这个大家庭之所以能以友好和睦著称于也，维系长期的统一与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几千年形成的重礼仪、讲礼貌、尚礼让的优良传统。说礼让，首先须说礼。
礼，为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
一、“四维”（礼义廉耻）之首，地位十分重要。礼的内容涵义十分丰富，略而言之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之礼，泛指以政治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及一切道德标准；狭义之礼，则是指礼貌、礼节、礼仪和礼则。
中国古代《周礼》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
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是丧乱和祛病消灾之礼；军礼为军中之礼节；宾礼是朝见迎宾之礼；嘉礼为饮食、婚嫁、庆贺之礼。每种礼都有详尽的规定。儒家认为，是否知礼、守礼、体现着人禽之别。《诗经·庸
风》上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不仪，不死何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儒家进一步强调，礼是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季比》）若不懂礼，不讲礼，不守礼，就难以做人，难以立足于社会。人只有知礼，才能免于粗野，成为文明人。只有以礼待人，才能形成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
让，《左传》上说，“让，礼之主也”，让是德行的根基。让就是不接受。
荀子认为，人群之所以纷争，是由于“争”“胜”“贪”等毛病。要通过礼义教育，使人“劳苦之事皆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荀子修身》）争则不足，让则有余。礼尚往来，人我相报，是儒家推崇的宽厚礼让美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待人处事，和谐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诗经·卫凤·木瓜》上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永认为好也。”讲的就是礼让。
儒家讲“礼尚往来”，但反对看重于财物，来往中主张以情为主，量力而行。“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礼记·中庸》）受思必报，施人勿念。（如三国中的关羽）中国人讲的“施思图报非君子”“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此意。
7、谦敬
作为个人而言，应具备恭敬之心，谦虚之德。一切礼仪礼节的实
行，都必须以敬为前题。敬，即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恭敬。有敬才有礼，才有让。
《左传》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对人要有恭敬之心，是讲道德、讲文明的集中体现。没有敬，礼就无法实行。孔子反对貌似有礼而内心虚心假意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 ·公治长》）比如，在丧祭活动中，形式再隆重，礼节再周到，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悲哀之情和恭敬之心，也是不可取的。
儒家还认为，真诚与恭敬，应当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身份尊卑，财高多寡。要特别恭敬天下之父母，天下有德之人。
总之，一个谦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自然能做到恭敬礼让。具备谦虚的美德，对人就会真心实意的恭敬，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才会有礼让文明的行为。大至让权、让位、让名、让利，小至让路、让座，都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8、礼教
“礼教“并非指封建纲常名教，而是指儒家所倡导的道德礼仪的教化。儒家的主张是：
第一，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是内心的思想情感，礼仪是思想情感的外在表现。
孔子认为有仁始有礼，如同先有白纸，然后才可以在上面绘花。
所以，思想道德教化是根本。
第二，建立健全礼仪规范。儒家认为，只重视礼仪的外在形式不行，而没有礼仪也不行。各种道德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表现。没有礼仪，道德就无法落到实处。第三，从小抓起，循序渐进。
《礼记·内则》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岁，首先“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即传授少儿应知应会的各种礼节，通过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小打下礼仪基础，养成良好习惯。到十五岁，再进“大学”。学习四书五经，从理论上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使之通经明理，不仅懂得应该怎样做，而且懂得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了更好地进行道德礼仪教育，古人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编写了许多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易懂易记的启蒙实物，如人们所知的《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朱子家语》等，教育效果良好。
第四、从上面做起，率先垂范。
孔子提出，行礼义的关键在于“上好礼”，“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四）上下和谐
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亲情关系，社会伦理关系外，还表现为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否开明健康，往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君臣、君民关系是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中国儒家关于君臣、君民和谐的某些合理主张，对于当今社会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者，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促进上下和谐，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客观地分析儒家政治关系中的消极成份，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封建残余的根源和危害，彻底铲除其影响，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君臣相和
先秦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有较多温合、合作、平等、亲睦等合理成份，而较少秦汉以后被膨胀强化起来的专制、奴役和冷漠色彩。1．君臣关系上互敬互信。主要体现在互辅、互通、互信、互敬四个方向上面。
互辅。《易传·比》上说：“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候。”把君王与诸侯关系比喻为水附大地，地纳江河，相辅相依，不可分离，患难与共。
互通。《易经》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与地不交感，万物将闭塞窒息；君与臣不交感互通，国家就要衰微灭亡。
主张君臣要敞开襟怀，坦诚相见，消除彼此疑惑。
互亲。《易传·家人》上说：“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亲其所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
互信。君主应信任臣下，臣下也应信任君主，国事方有可为。反之，“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荀子·王霸》造成上下二心，分崩离析。
互敬。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之所以应尊重君主，是因为君主应该有必要的权威。反之，是因为贤臣有功于国家，在百姓面前也应该有一定的权威需要维护。故汤之尹伊，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2．和而不同
意为互相和作，相互补充，不简单相加。世间万物都是“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不相质的东西相互结合互补方能化生万物，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必然导致事物灭亡。君臣关系也是如此，君主远离那些与自己思想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左的臣子，只听奉承顺服之言，国家的事情必定办坏。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西周史伯，春秋齐的晏婴发展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和而不同”，并将其做为上下级和谐的基本原则。一次，齐景
公感叹说：“所有大臣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处和谐。晏子纠正说：“他与您是同不是合。”齐景公不解其意。晏婴就以羹汤奏乐为例，说明君臣之间应当是“和而不同”。孔子也吸收了上述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为政》）3．从道不从君
意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是否服从君主、以及长辈、权威，要看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道义和真理，而不能盲从、屈从。
孔子主张“以道事君”。认为君主有过错，臣可以批评规劝，“勿欺也，而犯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违背执行君主的命令屡谏不听，可以出走，不与之合作。不过孔子还没有提出对于昏君可以采取革命或暴力的手段。
孟子则有所发展。认为对不贤之君，“残贼”之君，不听规劝的昏君，可逐、可废、可伐、可诛。公孙丑问孟子：“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回答：“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珠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武王讨伐商纣是救人民于水火，而不是什么造反纂权，所以才受到民众箪食壶浆的欢迎，孟子在“从道不从君上”，比孔子较为彻底，但与民主意识相距仍远。
4．虚怀纳谏
要上下和谐和，国不失政，执政者必须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听到正确的意见而不采用，执政者就会有失政德。君臣二者关系中，君是主导方面。君主不能广开言路，使下属畅所欲言，上下政治和谐关系就会受到破坏。
《孟子》说：“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则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之也之也，予既已知之矣！’之也之也之声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谀之人居，国可治乎！（“《孟子·告子下》）
荀子也说：执政者应认识到敢于提意见的下属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家庙不毁。（”《荀子·子道》）《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也是说，听不到反面意见是因为“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缘故。
总之，执政者若不能广泛听取下属意见，势必造成耳目闭塞，愚而自专，贤人远遁，谗人当道，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政事由是而败，国家因此而亡，哪里还有什么上下合谐之言！5．任贤使能
任用品德高尚，使用有能力的人称为用贤使能。执政者能否任人唯贤，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上下和谐、政通人和的主要因素。首先，用人的问题，关系国家安危。
《易经》上说，“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荀子》上也说：“能用当一个则天下取，失当一个则天下危。”
其次，出以公心，任人唯贤。
孔子认为，用人应当像晋国祁黄羊那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荀子·王霸》）而不能把官职当做私礼送人情。
再次，是强调用人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要重实绩，重公论。用人方法上善于扬长避短，才尽其用。实现群贤毕集，人尽其才，君臣相得，上下和谐的局面。
（四）实现和谐的思想方法 1．中庸的本义
中庸是表现人的行为质量的形容词，是人认识处理事情的根本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时机分寸，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格的完善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中庸误解为不偏不倚，骑墙调和的折中主义，息事宁人无是无非的老好主义，反对斗争忽视竞争的保守主义，这些都曲解了中庸的本义。实际上，它是一种包含科学合理性和辩证色彩的思想方法。
中庸思想创于上古，源远流长。《尧典》上讲，如何治理国家？尧答：“允执其中”。盘庚也主张治民要“各设中于乃心”。周公也倡行“中德”。《周易》里讲的“正中”、“待中”“行中”中等不胜枚举。
儒家中庸思想涵盖范围和应用价值有三个方面：
其一，它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万物只有当其位和其轨才能健康运行，正常发展。“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其二，中庸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凋预矛盾选的正确思想方法。中庸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度的界限，即超过度或未达到一定界度都要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方面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做事掌握分寸，不走极端，正如孔子说“过犹不及”。
其三，中庸也是对人道德要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甚至矣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要求人发自内心真诚实意地做人做事，要求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修养，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态度，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37
不冲动，不偏执，不做过头过份之事。如，质朴而不粗野，文明而不虚浮，有正当欲望而不贪婪，泰然自信而无傲气，威严而不凶猛，宽和而不放纵，庄重矜持而不固执，合群而有原则等等，这些非有很高的道德不能做到。所以孔子称中庸为“至高至德”。
2．中庸与和谐
和谐标志事物之间平衡稳定，协调有序的关系。中庸是强调行事时把握正确之点，以便对问题处理得当。和谐状态是人们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中庸是实现和谐的思想方法和手段，这是二者的区别之点。
二者还有相似、相依、相渗、相趋之点。
首先，为了保处理问题的正确性，中庸需要研究事物间的关系。每个部分，每个方面的度，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从整体和谐和的要求出发，才能把握。尤其对事物两极（过与不及）进行分析研究以后，才能判断选取其间的正确之点。
其次，和谐要研究“度”。事物要达到和谐，它的各部分，各方面之间就必须保持一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规定了它们各自所应有的“度”。同时和谐本身也是对失“度”、失“衡”状态的否定。
第三，各种相异要素之间所以能够相“和”，并非盲目、无序的拼凑组合，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与苟和，而必须以某种正确性为其存在标
准；而中庸所要达到的正确性则提供了这种客观标准和恰当的方法，使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都能达到“中“的状态，都能在“度”的规范下健康地运动发展，从而事物才能实现总体上的和谐。
总之，“和”作为关系结构体现事物状表层状态“中”作为理性精神深藏于事物 深层之中；“和”是“中”的目标和结果，“中”是“和”的前提、灵魂和保证；无“中”便无“和”，求“和”需要“中”，二者是互相区别，互相联系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3．中庸的基本要求。
儒家不仅提出了中庸方法论的原则，而且对其在人生及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在政治方面主张以德治、礼治为主，刑礼相参，宽严相济。执法方面刑罚得当。行政缓急得当，欲速不达。
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
二是，经济方面，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得中，敛从其薄”。施惠于民要“惠而不费”，役使民众应“劳而无怨”，满足上下欲望时要“欲而不贪”，取民有度，救济民众要济急不济穷，“周急不济富”。做生意要严守中庸之道。
三是，伦理道德方面：在忠君问题上，儒家既主张尊君忠君，又
强调“和而不同”，“从道不从君”，反对愚忠愚孝。
四是，文化娱乐方面，提倡从事身心健康的活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对“乐极生悲”。
五是，个人修养方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恰当得体，不逾分寸。不做过头之事，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不要乱插手乱干涉。君子“思不出其位，”分清可行、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4．求“中”的方法
一是，因事取中。首先要区别时、环境、对象、上述不同则其“度”也各不相同，不能用一个要求和标准来作为所有关系的“度”。
其次，“中”的含义是指正确、恰当，所以取中不是两端距离的居中之点，而是恰当正确之点，如“救急不济贫”。
二是，因时取中。儒家称之为“时中”。其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与时偕行。人只有与时俱进，当行则行，当上则止，做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其次是见机而作，掌握火候。
三是，权变得中。即应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把握“度”，不能死守教条，僵滞不化。
四是，礼仪达中。儒家把“义”做为“中”即正确性的前题，把“礼”作为达到“中”的外在规范，循礼守义，才可言“中”。
孔子说：“君子于天下也，天适也，无莫也，又与之比”。如他在义
利关系上，他并不反对富贵，而主张“义然后取”，反对“为富不仁”“不义高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舍生而取义”以及忠孝不能两全等皆有现代意义。
五是，以节致中。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有有节度，才能达到“中”才能正常运行和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无论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还是人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个人心理都须加以节制。如汤不盐不可食。多了更不可食。贪得无厌，不加节制，就会走向衰亡。
节制的办法
首先是守礼，加强个人修养，其次是不做超越现实条件（不合乎）的非分之想。
儒家中庸之不足，首先是追求目标至善，手段至当，效果至佳，过于求纯。其次是坚守事物限度的同时，没有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打破限度，促进转步，三是儒家学说太投机，太近人情，太正确，难以做到。
三、传承命脉，开拓创新，重振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社会文明进步与其和谐程度成正比。当人
类处于野蛮蒙昧阶段时，互相残杀，弱肉强食，虐待环境，人际倾轧，使社会到处充满着不合谐。而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必定是各方面高度和谐的社会；反过来说，只有高度和谐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和谐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和重要标志。
（一）时代呼唤和谐，世界正走向和谐。1．世界的多元化呼唤和谐
当我们进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发现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都反映出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一元性被多元性所取代，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新世纪将是多元化的世纪。
一是政治发展多元化。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立淡化，“党同伐异”已不合时代，不得人心。善于宽容和谐调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的美德。
二是经济发展多元化。单一的所有制、经济体制、分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
三是文化发展多元化。“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将被打破，不同文化、文明互补，争奇斗妍。
四是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多元化。宽容成为公认的美德，人们更加强调差异强调同一。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愈加自由，愈少清规戒律，对以往被视为异己的行为司空见惯。个人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行为方式，人们很少干涉。前题是只要他们承认遵守公共领域的社会规
则和法律即可。
世界以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接纳各种异类、异相、异质的事物，实现共生、共立、共达、共荣，这恰恰是中国儒家所倡导的普遍和谐精神。
2．工业化商品经社会中的人类渴望和谐
首先，当代发达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物质丰裕、精神痛苦。人成了物质、金钱、商品的奴隶。由此造成色情、暴力、赌博、吸毒等“社会病”。
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恶化，从而使科学变成毁灭自身的武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水土流失、气候变异，严重危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1992年世界环境大会宣言》）
三是人与人、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个人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严惩扭曲。
3．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和谐
一是持续发展，即现代发展兼顾未来。
二是整体发展，即把经济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精神文明统一发展起来。
三是协调发展，即人与自然、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科学与
人文之间协调发展。
四是平等发展。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城乡、所有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都应有共同生存发展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
4．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失序、失衡、失调、失范尤其需要和谐。
一是当前社会发展主流健康，但社会失序问题严重。二是经济领域失衡矛盾突出。三是分配领域失调矛盾加剧。
四是精神生活、文化建设失范较多。（拜金、享乐、纵欲主义）社会转型期这四种现象有些难以避免，有的则是人为造成的。若不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和谐就难以实现。
（二）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具有意义深远的伟大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所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石之上。
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的种种“破”和立的经验和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可以凭借某种理由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这并不很难，但要按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的道德、新宗教、新文化却极其艰
难，往往造成破而不立，青黄不接的状态。我们伟大的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信仰、规则、价值等等，已经在当代人心中渐渐淡化了。这对一个伟大民族来说，不是吉祥的征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说：
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第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作为“经济动物”崛起，更应该是这个伟大民族精神文化的重振和复兴。
2．正确认识和对待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文明课题。“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分别走“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
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抱肯定的态度和挚爱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们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一切都好。
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以道德目标代替政治目标，夸大道德的作用，以群体性代替自主性，培养封建奴性；以义务代替权利，轻视个人权利，以民本思想代替民主政治，实行愚民政治等等糟粕，需要
批判、发展的维承。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一些遗产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在不断更新淘汰，而贯穿始终的是基本精神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 社会福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第二, 社会福利价值基础与价值观念;第三, 社会福利服务的对象与资格界定;第四, 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第五, 国家职能以及在社会中角色和定位;第六, 人类基本需求满足的途径和定位。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思想进行研究时, 依然以探究这几方面的问题为主线, 在中国福利改革实践经验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定位。
二、社会福利的内涵与地位
福利是一种人类生活的美好状态。社会福利就是探索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生活状态。仅仅从福利和社会福利基本的内涵来看, 这种美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包括繁荣的经济、稳定的秩序等在内的。那么在地位上也应该是与经济政治等位的。但是, 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自英国“济贫法”时代开始, 就被认为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 其使命是通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工业化生产模式可持续创造必要条件, 自此无论是社会福利模式中的救助传统还是保险模式, 社会福利的“工具”功能一直放在首要位置。
哈耶克看来, 以高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是走向奴役之路和对自由莫大伤害的体制[1]。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影响必要广泛, 对于效率狂热追逐浪潮中, 福利似乎只是社会主义粉饰自己的幌子, 一旦牵涉到经济发展问题, 就立即站墙角。当然, 经历80年代的制度调整, 以及90年代以后制度的调整, 社会福利改革提上日程, 只不过, 总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和应急手段出现。
因此, 无论是追溯西方福利发展的历史, 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来看, 社会福利都扮演着修补市场经济缺陷的工具或是政权的镇定剂的角色。这种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目的”与“手段”倒置。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使社会成员能够获得物质的、精神的和服务的福利需求的满足, 其中有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方面, 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相一致的方面, 又有救助弱势群体、尊重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弱势群体的福利满足, 是不能依靠经济手段、竞争机制来实现的。如果社会福利制度不能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做出改革, 仍然维持计划经济时期的运行模式, 就无法获得出路;社会福利制度如果完全成为经济体制的附属物, 就失去了其本来效用, 也无法获得发展[2]。再者, 北欧国家的经验证明了国家提供慷慨的福利和社会服务非但没有导致“奴役之路”, 相反它是国家形成实现公平、经济平等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社会福利的本质决定了它的任务和地位, 澄清对社会福利的内涵和地位的认识是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前提, 并且这些正确的认识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同。一方面要引导纠正认识误区, 澄清增加社会福利投入或发展全民的社会福利项目是导致经济不景气或影响经济发展的狭隘认识误区。另一方面要引导大众对社会福利地位和实质的认可:一是现代国家是由福利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构成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应是政府在建设领域的一项基本职责;二是社会福利的本质和目标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质量。
三、社会福利价值观
社会福利价值观指的是社会主体就社会福利议题, 运用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 表达和反思人类福利需求, 追求福利改进所形成的关于福利“好”与“坏”、“应然”与“实然”的判断和认识。[3]福利价值观的这种导向性决定了其在社会福利实务领域的思想支配功能。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福利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是为这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可持续提供思想共识, “促使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使人们在社会福利系统中自觉地进入角色。这种共识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自行运转的福利系统, 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制度运行和变革的成本。
过去30多年中, 伴随着体制转轨、利益调整和社会结构变迁, 我国的福利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 主要沿着四个层面的展开:由生存福利观向生活福利观转变、由普遍性福利观向选择性福利观转变, 由增长型福利观向分享型福利观转变, 由道义福利观向权利福利观转变。这些转变来自于改革带来了两种实事:一方面改革释放了生产力, 带来了经济增长, 使人民群众总体福利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 为社会福利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改革中也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困难群体, 不仅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众, 还出现了城镇下岗职工、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弱势、边缘群体。这两种实事的结果,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加剧, 在政治层面体现为社会分层多样化, 在社会福利领域则出现了福利分层, 即一部分物质富足的群体要求更高层次的福利内容, 譬如说精神方面。而还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群体在呼吁基本生存质量的满足和提高。因此在中国这种所谓福利价值观的转变并不是彻底的革新, 而是应对社会分层, 对原有观念的补充。
社会福利分层出现也有历史的原因。在改革之初, 社会福利就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统筹, 并且发挥预防性作用。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下, 我国的社会福利往往不是以“积极议题”的形式摆上决策议程, 而更多的是作为“消极问题”的形式而受到关注和应对。这种地位上的偏置, 最终导致整个福利事业的发展缺乏连续性, 也没有合理统筹的可能。
因此, 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 福利体制发展思路和战略上的调整意味着:在社会建设等位于经济建设这种发展思想确立的过程中, 指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观念必须从被动应对问题解决转变为主动调整的积极发展。另外, 对于已经得到学术层面认可的社会福利价值观除了作为统筹决策层的工具外, 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发送到群众中去, 形成全社会的福利共识, 才能够为福利体制的健全, 具体福利措施的开展奠定基础。
四、社会基础重塑
从内涵、地位以及价值观层面, 我们对社会福利有了认知上的调整后, 另一个关系社会福利体制发展的问题就是实施主体的问题。通常,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视角, 譬如, 争论国家在福利领域职能界定, 政府与社会的大小定位, 政府和市场之争等等。熊跃根先生, 将这一系列因素的定位及其关系的界定统称为社会基础的重塑。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来思考重塑社会基础的问题:第一, 建立和发展新型福利体制的责任共担的模式;第二, 通过风险管理确立国家、非营利部门与家庭的福利三角关系;第三, 建立和发展新型社会契约下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理解, 做两方面的阐述。
(一) 福利三角的转变
传统的福利三角, 即, 国家、市场与家庭, 最初各自都被假设是功能完备的, 并在资源提供方面保持着等距的社会联系的单位, 即一旦某一系统出现问题, 其中另外的系统就会提供辅助功能或替代功能。而实际上,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社会干预领域,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是不可避免的, 前者基于任何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性, 而后者则是由于它本身的内在缺陷进而不可能修复。而家庭虽然是天然的对个人情感和其他照顾需要的提供者与问题解决者, 但它本身也会面临因外部资源配置不公和自身系统缺损而部分地失去照顾功能。另外, 实践证明, 市场与福利不等位, 政府对经济依赖, 反而位于三角重心的社会福利成为了稳定市场和政权的工具。因此传统的福利三角不可能为社会福利的建构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新的福利三角, 即, 国家、非营利组织、家庭, 将家庭照顾功能强化, 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职责, 并且通过非营利组织为民意诉求和实践开辟了窗口。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 我们要根除所谓政府退出社会福利的错误观念, 强调政府在福利中的主导地位, 明确其在社会福利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直管、直属、直办”的模式,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政策制定和福利规划、社会投资三方面的职能。对于“非营利部门”, 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政府也要在这个时期做好鼓励政策制定和扶植投资, 孵化一大批专业化、多元化的、自主的社会组织, 在具体的福利项目实施推广上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实现以福利建设为核心, 良性互动的新的福利三角模式。
(二) 契约关系优化社会基础
独立的活动主体不能够完成推动福利体制高效运转的任务, 必须依赖于良好的互动关系。熊跃根先生在艾斯平·安德森指出的社会风险论三个轴向关系的风险 (阶级 (或阶层) 风险、生命历程风险和代际风险) 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活动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 即公私 (国家与公民) 契约;代际 (年老与年轻一代) 契约;富裕阶层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协作 (贫富) 契约。三者紧密联合在一起, 共同织就应对社会风险的“安全网”。
公私 (国家与公民) 契约, 主要是通过政府或国家公信力的制度重建以及通过管理社会风险的善举的实践, 来形成新型的公私契约关系, 一方面保障国家或公共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和纯洁性,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公私两个领域的必要边界, 以减少权力过度渗透导致的权力腐败现象。代际契约关系强调了家庭的功能和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恢复, 同时通过政府或国家的积极干预与资源配置, 促使老年人与年轻人建立广泛的协作和互助关系, 这不仅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安排来实现, 还可以通过就业的弹性制度和社会服务的新传递模式来实现。富裕阶层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协作 (贫富) 契约关系的建立, 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也是我们的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变迁加速的时代里,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而一些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和缺乏社会公益心无疑又加深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心理对立。因此, 政府应在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领域, 通过更有效和更弹性的立法和制度安排 (如税收制度改革) 来刺激富裕阶层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刺激社会捐助的力度和范围, 而这对社会公益事业, 刺激社会服务对贫困阶层的社会保护是积极意义的。促进福利主体之间的互动, 形成良性的发展关系, 是整个社会福利能否运行的关键, 对于整个福利体制构建意义重大。
在立足发展实践和国情的基础上, 建立巩固社会福利建设的关键地位, 形成广泛的福利价值观, 明确福利主体, 重塑推动福利机制高效运转的社会基础, 这些都是社会福利思想形成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发展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
摘要：社会福利机制长久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成熟的社会福利思想。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思想形成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改革的历程, 分析中国福利建设的经济、政治基础、社会基础, 并且借鉴吸收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在此基础上, 我们运用历史比较、宏观比较等方法, 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几个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思想,内涵,地位,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熊跃根.中国福利体制建构与反战的社会基础:一种比较的观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5.)
[2]成海军.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转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京, ) 2011, (1.)
关键词：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思想；近代
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是社会急剧动荡、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内外矛盾尖锐复杂的时代。通过变革以谋求自强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一以贯之的主要原则和线索，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使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近代思想家们在反思导致中国落后、贫穷原因的同时对中国旧的传统、观念、秩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将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教育等思想介绍到中国，以期“师夷长技以自强”。许多思想家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与其社会福利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由此，近代思想家们在与西方思想的接触中开始了对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和建构。
一、社会福利的内涵
“福利”的概念具有宽泛性和模糊性。“福利”一词在英文里，是由well和fare两个词语组合而成，通俗来讲，可翻译为“好的生活”或者“过好的日子”。在中国，“福利”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卷四九》，其意指代幸福和利益。大体说来，福利就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条件，以公共性或社会性的援助和服务项目为表现形式，既包含物质福利条件，也包含心理、智力等因素的精神福利条件。社会福利指的是政府为满足国民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多元现实需求而提供的各项公共性服务和援助项目的总和，包括社会福利制度、政策以及一系列措施，其目的在于帮助国民释放社会生活的各项风险，旨在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实现人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率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并为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实现其强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历史分期
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维护西方国家之稳固、实现西方国家之富强的现实意义，将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介绍到中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结合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传统，提出了理想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建构。大体看来，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阶段，主要表现为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的介绍。鸦片战争惨败以来，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进思想家通过在西方各国游历、访问等形式对西方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将其先进的政治、教育、社会、科学等思想介绍到中国。近代改良主义先驱人物冯桂芬在《收贫民议》中记载了当时荷兰实施“养贫局”的社会救助制度，“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 。太平天国主要领袖之一的洪仁玕曾游历于香港，对西方文明接触至多，其在《资政新篇》中对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有过概括性介绍，“花旗邦即米利坚……其邦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教习各技，更有鳏寡孤独之亲友甘心争善事者，愿当众立约保养。国中无有乞丐之民，此是其礼仪，其富足也”。晚清政论家王韬曾漫游法英等国，其在《纪英国政治》中对英国济贫院制度进行了描述，“国中之鳏寡孤独，废疾老弱，无不有养。凡一入境，其地方官必来告曰，若者为何堂，若者为何院，其中一切供给无不周备。盲聋残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呜呼！其待民可谓厚矣” 。此外，一些驻外公使、官员也对西方各国的济贫院、养老院、教养局、医院等公共福利机构状况有所记载。
第二阶段是理性建构阶段，主要表现为先进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福利模式及其制度的构想和设计。洪仁玕在观念上所建构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国中对社会福利制度有过设计和阐述，主要体现在兴慈善公会、跛盲聋哑院和兴鳏寡孤独院，对国民正常生活给予基本的保障和援助：“兴士民公会。富贵善义，仰体天兄好生圣心者，听其甘心乐助，以拯国扶危，并教育等件。”“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 “兴鳏寡孤独院。准仁人济施，生则教以诗人各法，死则怜而葬之。因此等贫民操心危，虑患深，往多有用之辈不可不以恩感之也。”王韬根据出游欧洲的经历，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实质在于发展国家实业，在实业中农之为农、工之为工，以至“厚其生”和“恒其产”而满足国民的生活需求。王韬的实业福利思想认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生。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尽驱而归之于农，以辟旷土，垦荒地，给以牛种犁锄，居以蓬寮，时课其勤惰，而递岁分收其所入。” “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
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人康有为通过对《礼记》所描述的社会从“乱世”开始，经过“小康”最后至“大同社会”的三个进步阶段的细致研究，描绘了理想福利社会的图景。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的根本表现在于公共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化和福利财富的社会化，即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社会所提供了的各项福利，通过建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养老院等达到“去家界为天民”的大同社会的福利状态。“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故大同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兹幼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俗美种粮，进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维新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梁启超的福利思想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灾害发生频繁的历史现实，其实质在于免除社会灾害给每个人所带来的极端损害，认为社会福利就是社会救助，并将中国古代赈济思想与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相结合，确立了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意识。“万事皆可忍受，而至于饥寒迫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面对社会灾难，社会救助能够做的就是广设善堂，赈灾救济，让每个人在堂内学得手艺，“学成者听其出堂自谋生路” 。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社会福利思想见于其民生主义的理论之中，其民生主义思想之形成源自资本主义在欧洲近代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与劳资对立的流弊，因此，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 “贫富均等”是实现社会平等、促进福利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其主要措施在于“平均地权”，通过“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等一系列平均地权的手段以达到“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同时，孙中山极为重视福利的社会化和国家化，认为社会福利的目标在于使国民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和享受国家给予的福利，“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可不须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与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
三、结语
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镌刻着中西融合、新旧交替的历史烙印，存在着历史的合理性，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其合理性在于近代思想家看到社会福利制度在稳定社会、巩固国家统治政权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大多数近代思想家所提出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都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国传统宗族式的社会保障模式未被打破，以致新型社会化救助福利机构的建立条件还未成熟。同时，近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介于中西福利制度之间，具有中西融合的特点，既有传统中国的厚民思想，又有西方福利社会化的印记。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在理论上建构了不同于旧传统的、带有近代色彩的理想社会福利制度，为未来中国社会福利的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引，为近代中国谋求自强提出了民生领域的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熊月之.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冯桂芬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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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思想史提纲201】推荐阅读：
中国社会年度舆情报告20111-19
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11-22
入党思想汇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06-0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小论文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