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安全感（推荐8篇）
一是严阵以待抓部署。一是立即行动，迅速部署，科学调度，排兵布阵，把提升公众安全感工作做细做严做实。二是要全面梳理，查补漏洞，始终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始终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加强专项治理，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加大社会治安整治力度，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比如说偷盗行为等。四是要加强宣传，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宣传单、标语、走访等多种形式，集中反映我乡平安创建的新举措、新成效，积极争取群众支持和参与，为全面做好公众安全感测评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是严格纪律抓落实。一是责任到人。该项工作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主要领导要负总责，乡村干部责任到户。二是保障到位。从人、财、物三个方面做好保障工作。三是任务到岗。要将本项工作任务逐一分解细化，做到定岗位、定任务、定进度、定责任。四是督查到底。对不能按要求安排落实工作、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工作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应付差事的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警告，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责任人，严厉追究其相应责任。
三是严肃认真抓整改。对于在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开展整改，及时解决到位。要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撒手，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综治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职能，及时整合各村各线力量，加强协调，加强沟通，各村、各部门单位既要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也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凡涉及公众安全感工作中的问题，要及时通报、互通有无。
四是严密防范抓安全。一加强治安巡逻，特别是加强对学校及其周边地区和重点区域的治安管理和巡逻，提高见警率。二加强科技防控。以“天网工程”为抓手，加大投入，提升技防水平，不断扩大科
技防控的覆盖面。三加强社会防控。要不断加强农村的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邻里守望、户户联防等活动，营造人人都是治安员、处处都有警戒线的社会治安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四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种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抓好生产人员的安全知识培训，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当飞机起飞后, 我们就认为这条命不属于自己了, 而是属于蔚蓝的天空或者是上帝。其实这种观点是有些消极的, 除去航空公司必须保证的飞机质量和飞行技术外, 我们每位乘客的表现也与飞行安全息息相关。
去年12月11日, 从泰国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一位大陆女乘客与空姐发生矛盾, 把泡面的热水泼向空姐, 她的男伴还声称要“炸飞机”。飞行员认为这位中国女士的行为属于“飞行危险”, 航班因此折返曼谷, 之后重新起飞, 比原计划延迟5个多小时到达南京。涉事中国乘客遭到泰国当局罚款处理。
12月17日, 重庆飞往香港的航班, 前后排乘客在7500米高的天空大打出手, 到达香港后, 香港警方立即介入处理。
以上两个事件集中发生在一周之内, 在民众之间掀起了一个讨论高潮。为什么“机闹”总与中国乘客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 但这个答案并不是笔者形成此文涉及的内容。今天想谈谈飞机危机中的“乘客作为”。
不论是载客30-50人的小型飞机还是载客200人以上的大型宽体飞机, 不论你是回家还是出差抑或出游, 飞机就是所有乘客的家, 是一个飞机安全人人才得以安全的家。而我们每个乘客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这个家在危机来临时是容不得切割处理的, 一安俱安、一毁俱毁。所以我们每个乘客都有保证“家庭”安全的责任与义务。
危机应对的方法之一就是积极沟通。
在飞机上不论谁是谁非, 不论是乘客与空乘人员之间的纠纷, 还是乘客之间的纠纷, 一旦放大, 都会使危害膨胀, 直至变成危机。在以上两起“机闹”中,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同机乘客对纠纷进行劝阻的消息。这种行为是对“机闹”者的纵容和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漠视。危机管理讲的是运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和措施把危机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我们同机的乘客呢, 任凭暴力之火燃烧, 任凭自己接近“熔化”。
懂得了积极沟通的重要性, 下面就是沟通的方法了。旁观乘客尤其是最接近“机闹”者的乘客, 是最清楚事件过程的。这时要明白你的劝阻可能会及时化解一场愈发扩大甚至失控的危机。有人会问, 作为乘客我为什么要出面劝阻?我会告诉你:因为你的生命安全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得破坏!相信所有“万米俱乐部”成员都有同感吧!
飞机上对“机闹”进行劝阻的“乘客作为”仅是权宜之计, 根本上还应从制度上规范, 把对破坏飞行安全行为的惩治落到实处。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 美国《联邦航空法》规定:如果乘客在机舱内的行为被认为危及航班和其他乘客安全, 机长有权采取包括强行制止、约束和紧急降落在内的应急安全措施;如果认定乘客威胁机组安全, 机长有权使用武器。违反规定的乘客很可能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名起诉, 最高可以判处20年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
加拿大由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TSB负责规范航空运输安全行为, 如果认定乘客在机舱内的行为危及航空器安全, 并扰乱公共秩序, 机长有权采取强制措施, 并在认为需要时积极降落, 肇事乘客会被追责或起诉, 理论上最高可获判无期徒刑。
而在我国出现的威胁飞行安全事件的处理上,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暧昧态度甚至是不了了之, 这样的处理结果只会催生更多相同或者类似危机的发生。
飞机质量与飞行技术是安全基础, 空乘的优质服务是保证, 法规的严谨缜密是约定, 乘客的懂礼谦让才是和谐的主体。
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有时需要政府和社会去调节贫富失衡。问题是中国的各级政府本身就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主体，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让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中国法制建设的薄弱、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特有的圈子文化，渐渐的形成了牢固的特殊利益阶层。更可怕的是，下层向上跃升的通道也被堵塞。本来教育是自古以来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而如今大学毕业生沦为蚁族。因教致贫的案例也不鲜见。在一个撕裂的公共空间里，穷人和富人都感受不到安全。穷人担心未来的经济保障，甚至进行一些极端的抗争。富人害怕财产被剥夺。越来越多的入选择移民。
蒙蔽——
不安全感源于未知和不确定性，当公共空间里的信息不透明。真相总是在蒙蔽中，人们就常会感到不安。同样，当市场规律常被扰乱，人们无所适从，也难以有稳定的感觉。
毒奶粉、矿难、包括非典刚爆发时的瞒报。都曾在公众中引发恐慌。由于官本位思想依然在中国根深蒂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导致对于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习惯于遮遮掩掩，认为控制了舆论就能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在目前的信息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反倒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挤压——
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被我们压缩在三十年内完成，必然造成急功近利思潮的泛滥。无度的攫取资源、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政府大搞GDP崇拜，一切为经济增长数字让路，民主法制和道德文明建设严重滞后。折射到个人身上就是拜金主义盛行、信仰缺失、寡廉鲜耻。
三氯氰胺、地淘油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最能体现社会上普通存在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心态。为了钱。其他人的性命都可以牺牲，这完全遵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在极度压缩的空间里，人类的动物本能充分暴露。
您好!
家住青山湖，平安就是福。为了您的平安，为了我的平安，为了青山湖区的平安，让我们共同参与到平安青山湖创建活动中来。
平安青山湖创建活动正在全区如火如荼开展，为了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从现在开始到明年春节前后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一是区公安分局正在开展“社会治安百日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黄赌毒”、抢劫、偷盗、销赃电动车(机动车)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安装视频监控探头482个基础上，扩大视频监控的覆盖面，进一步织密治安防控网络。二是深入开展三官(法官、检察官、警官)、四员(司法调解员、公证员(律师)、综治特派员、民政助理员)进社区，为村(居)民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受理和转办急事、难事。三是治安巡防队、和谐平安服务队正在加大辖区巡逻防范工作力度，利用“110”巡逻警车、警用电动车和警用自行车强化巡防工作，加大辖区主干道路面巡逻频率，提高街面见警率，做到“白天见警力，晚上见警灯”。四是区消防大队正在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活动，加大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五是区教体局正在开展“保障学生安全，创建平安学校”活动，学校、家庭、社会联手保平安。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提升公众安全感，创建平安青山湖”需要您的广泛参与、积极参与、共同参与，广大居民要看好自家的门、护好自己的.院、户户搞联防、邻里相守望、矛盾齐化解、平安共创建。
公众安全感是辖区居民对民意调查部门电话测评的一种综合评价。为了全面提升我区公众安全感，我们盼望您的良策，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需要您的支持!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努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创建平安青山湖!
2、只要公民遵纪守法，就是参与了平安创建
3、儆守法的公民，积极参与所在街道综治办的平安创建活动
4、严防范、重打击、强调解、努力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5、防盗、防抢、防火，就是参与了平安创建活动
6、0771―12340，是自治区社会公众安全感调查电话
7、严防自己的财物被盗，也是参与了平安创建活动
8、当您接到0771―12340调查电话，请耐心客观地回答问题
9、没有“太家”的安全，哪来“小家”的幸福!
10、请你为海城区的平安创建活动注人正能量!
11、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全力维护公平正义，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12、严打“黄赌毒”，净化社会环境，创建平安家园。
13、坚持打防并举、综合治理，全力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14、深化平安建设，构筑和-谐全州。
15、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积极调解矛盾纠纷，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16、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共同参与平安创建。
17、只要公民遵守法律、不违法犯罪，就是参与了平安创建。
18、创建平安社区，建设美好家园。
19、向遵纪守法的公民致敬，警民携手共创平安全州。
20、扎实开展社会治安重点整治，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21、揭发检举违法犯罪有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必究。
22、严打击、强防控、大调解，努力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23、广大群众勇于揭发检举，政法机关重拳打击黑恶势力，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24、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和-谐家园。
25、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积极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大力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26、一心一意谋发展，真抓实干保平安
27、抓基层打基础，保稳定创平安
28、创建平安社区，建设温馨家园
29、幸福你我他，平安靠大家
紧紧围绕建设“和谐平安xx”的总体要求，以严打整治为主线，以安全防范为重点，以平安宣传为基础，综合施策，整体推进，实现辖区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治安秩序明显优化、安全隐患明显消除、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本单位积极开展“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迅速部署，确保“提升公众安全感”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本单位及时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为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工作强调几点认识：要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提高知晓率；要打防结合，夯实基础，提高安全率；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提高满意率；要着眼长远，常抓不懈，提高持久率。
二、扩大宣传，延伸触角。
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学习宣传活动，是进行公众安全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利用科技下乡、科技网页等一系列措施进行公众安全宣传，提高对公众安全的重要性认识，积极参加、及时传达贯彻上级维护稳定会议精神，并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安排部署，做到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并自觉遵守，不利于公众安全稳定的话不谈，不利于公众安全稳定的事不做。在宣传活动中，做到了“五落实”，即经费落实、资料落实、时间落实、人员落实、阵地落实。开展街头宣传、发放宣传单活动，力求把公众安全等有关精神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三、强化措施，集中整治。
..为了确保稳定，我们根据“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既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政法部门的“严打”等专项治理工作，又按照“三好”原则，挖掘内部潜力，强化内部管理，建立起预防机制，实行值班制度，随时做到大事有人抓，小事有人管。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二是对网络上的舆情舆论做到有专人负责，确保社会和网络稳定无事故。
四、结合“三送”，积极进行大走访活动。
我国食品安全正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食品安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成为影响食品决策和行动的一种重要力量。
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 食品安全问题是公众的普遍性的问题, 是公共安全问题, 任何个人都无法在食品安全面前单独出击而获自保。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中, 每个人都易受伤, 为了一个人的自我生存, 由此产生了对其他人和社会的责任。食品安全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 孕育着一种公众参与和责任文化。食品安全的公共性, 要求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而非处于被动消极地位。食品安全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监管, 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围观和舆论压力。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一)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现代市场化的食品生产方式, 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品, 同时在繁荣的食品供给背后, 由于工业的过度生产, 食品安全问题重重。“在发达的现代性中, 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社会的风险生产”[1]。随着公司和组织的扩大, 社会共同生活中的危险来源由单个人之间的个人侵权, 逐步过渡到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危险活动。作为复杂组织形式的企业, 其经营活动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危险来源[2]。
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 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 风险取决于决策, 以工业方式被生产。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 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 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 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1]。对消费者来说, 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1]。针对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 应该建构一种动态的参与机制, 强调公众在平等、理性基础上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形成食品公共决策和进行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必须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开放。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有利于团结处于风险地位上的受害者, 增强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 最大限度的纠偏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中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促使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在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前提下追求利润,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 开放性和理性化是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制度的基本理念
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食品安全风险?答案是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通过建立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有效地控制风险, 开放性以及理性化是建构新制度的内在需求。
1. 开放性要求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
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在公众、专家和政府这三个角色之间, 改变政府对去权力的垄断, 承认多元的权力, 以协商的模式做决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不能单纯依靠专家和决策者们关起门来进行协商, 而应由政府、公众、专家和企业充分参与决策过程, 即公众以一种审慎的方式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食品安全治理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 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 强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强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
2. 开放性要求食品安全决策程序公开, 要求食品信息公开, 公众、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互动平台, 可以让迥然不同的行动者——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政府、企业和员工——通过互动谈判来寻找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食品安全预防为主的理念, 要求关注食品安全风险制造的因果条件, 而不只是注重处理它们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一项决策不是官方公告和辩论的产物, 也不是科学家们投票的结果, 而是经由公共讨论的力量而实现的, 通过各种民主程序将公众的观点融入食品安全和技术创新计划之中。
3. 公众理性是公众参与的内核, 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力。
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理性化, 公众参与理性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 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 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
二、公众参与及其功能
(一) 公众参与释义
近年来, “公众参与”一词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治理、学术界及公众中日渐盛行, 但其含义、使用角度不同, 甚至是模糊混乱的。公众参与, 又称为公民参与, 公共参与。贾西津副教授认为, 公民参与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 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 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民参与内涵在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 公民参与的法定性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第二, 公民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扩展, 公民主体性资格增强。第三, 公民的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 体现强势民主的发展[3]。公民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参与的主体。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 也包括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各种民间组织。二是参与的领域。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三是参与的渠道[4]。公众参与是一种决策和治理机制。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公共问题。公众参与的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参与”。“公众”是参与的主体, 包括个人和组织。“公共”是参与的事项范围, 即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就是让公众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到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行为, 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方法是参与双方能产生互动的各种行为。公众参与主要是从参与的事务范围, 而不是从参与主体来理解的一个概念。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事务的公共性”, 如果某个事务属于公共事务, 那么公众就可以参与到对该事务的观点表达、讨论、评价、协商等活动之中。也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出公共事务的公共性[5]。
公众参与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 是政府与公众互动决策和治理的过程, 强调政府的开放有诚意听取并吸纳公众的意见,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过程。公众参与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鼓励、引导、规范, 也离不开社会自下而上的推动、自觉、理性。公众参与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从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回应, 也是社会治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的回应, 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模式。
(二)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显示出, 公民及其私人组织被摆在了与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上, 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指公众 (包括消费者、律师、NGO、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 , 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的决策和行为过程, 参与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各种活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社会组织。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立法和决策层面, 对公共决策者和法律政策的影响, 包括立法参与和公共政策参与, 是经典公众参与的基本方式。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 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共决策, 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如食品产业政策和规划中的参与。第二个层面是食品安全执法层面的公众参与, 主要是食品安全监管。第三个层面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主要是发动食品安全诉讼和损害赔偿。
公众参与对于确定食品决策的目标的公共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的价值判断总是和事实紧密联系, 他们不仅追求形式合理性, 也追求实质合理性。公众直接代表公众健康的社会公共利益, 参与食品安全决策, 会使得政府决策能够全面考虑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政策执行的成本。公众参与权体现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 而非治理的客体, 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决定的信任感和主动配合。公众参与是推动食品行业法律法规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价值理念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协调, 以社会公平、公正为首要价值取向, 关注公共利益, 注重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和谐统一。
(三)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功能
1. 公众参与是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系统的基础性支架。
食品安全是极其复杂的, 食品安全治理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个复合立体形的法治系统工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在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的理念下, 政府、企业、社会 (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 分担不同角色, 协同合力, 综合利用市场、政府和组织等资源配置方式, 发挥外部的他律和企业自律的作用, 构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积极协作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终化解从而形成良性秩序的基本途径。多路径的监督有助于被监督主体受到多方位的监督, 使其时时处处受到监督, 从而促使被监督主体遵循法律。食品安全一靠企业 (食品生产经营者) , 二靠政府, 三靠社会公众。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最为直接的有效制衡, 是推动政府制度向善的不竭之源, 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路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架作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问题治理, 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2.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
政府被当作维护社会公正、效率、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性工具, 政府监管是解决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公正问题的合法途径, 在平衡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民主、效率与质量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 政府监管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主导力量。但是, 政府监管不是万能的。实践中, 基本上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 我们都能发现食品监管盲区的影子。可谓常见“事件”, 常见“盲区”。其实, 这种现象是政府失效的典型体现。如果片面追求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控制, 不仅不会带来食品安全, 还会导致更大的食品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只要联邦政府, 以‘老大哥’的角色, 命令什么食品能或不能生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不是政府的角色。‘不适当’的控制、限制和公开禁止生产不会起作用, 历史证明了极端主义措施的失败……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它是靠需求推动, 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6]。
公众是食品安全监督的直接动力。社会公众, 尤其是消费者, 是最直接、最有动力的食品安全监督主体, 是主动的监督主体。公众的监督, 是作为私权、社会权的监督权。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政府监管, 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不足, 是食品安全监督不力, 执法不力、法制不彰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 监督动力的获得直接导缘于监督利益的归属, 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无任何相关, 则监督动力就会缺乏。监督动力的大小程度由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的相关程度所决定, 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之间的相关度很弱, 则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就会趋于不足[7]。消费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公众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 作为私权的监督权的动力激励完全可以采取与监督利益挂钩的形式, 利益的强相关性可以带来强大的监督动力。因而对公众的有效经济激励是食品安全公众监督的动力之源。
3. 公众参与改变食品公司决策和行为, 推动经营者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众健康之间公正平衡。
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过程,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导致食品产业链中的利益不均衡, 在食品安全决策中, 若欠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 往往导致决策忽视消费者和公众健康, 而惟钱是瞻, 导致商业利益凌驾于消费者利益之上。“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 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8]。食品安全治理必须着眼于以社会的方式去反对食品公司的游说、销售活动及其对个人的教育。
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体概念强调消费者是食品产业链的终端, 消费者的利益在食品产业链中的公正与平衡决定食品产业链的存亡。因为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它是靠需求推动, 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每一个消费者微薄的力量加起来可以改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改变食品行业不负责任的经营行为。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法治方面
公众参与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的体系, 涵盖了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食品安全治理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 将使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决策不偏离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轨道, 将使执法部门的监管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
(一)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
首先, 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的需求者, 政策和法律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公众。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 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和法律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公众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 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 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 施加压力。公众关注和质疑是推动政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向善的力量。公众是促使立法机构制定通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推动了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对市场的外部性恰当地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消费者利益团体大众之声 (Public Voice) 负责人艾伦?哈斯 (Ellen Haas) 呼吁不应认为食品安全仅是“厨房的问题”, 倡议公众“用你的餐叉来表决”。由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促使国会破纪录地出台了30多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法案。美国2009年的《FDA食品现代化法案》, 也是在震惊全美的“花生酱事件”发生后, 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及FDA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提出严重质疑, 在公众关注和质疑下通过修改的, 是70年来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的最大的修正, 是消费者的胜利。
其次, 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利益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过程。食品安全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是社会公众。通过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法律制定, 迫使决策者、立法者倾听公众的意见, 并且按照公众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 从而使相关政策和法律变得更加符合公众健康的利益。如果公众能够实质性地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决策过程, 通过公众的参与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这样的政策和立法就体现了食品安全真正的利益归属者的利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强调社会共同决策, 以实现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强调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互动性。在立法过程中, 充分听取和吸纳有关利益团体及各方人士的意见, 做到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关注规范的制定过程, 特别是不同社会角色 (企业、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媒体等) 对相关法规出台的态度及其原因。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 公众作为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利益的直接代表者,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程序, 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由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它们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 及其牵涉利益程度广泛性, 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 因而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的特质, 公众参与的精髓在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也具有公共性特质。二者在公共性上相契合。
再次, 公众参与使食品决策具备基本的公共性。公共性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 公共管理注重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 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9]。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 要得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 公众参与是最为直接的途径。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 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允许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决策的制定程序, 表达其价值倾向, 在必要时鼓励参与者内部协商和讨论, 以达成某些基本共识, 这种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 使食品决策的制定具备基本的公共性。政府公开立法和决策过程, 提供多种平台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 允许国内外的任何个人和单位获得政府决策依据的信息, 并进行评论, 确保法规修订是在公开、透明、交互的方式下进行的。重视公众在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充分听取公众的建议, 确保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真正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利益。
(二)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为食品安全治理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但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状况的自然改善。“徒法不足以自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食品安全取决于制度的制定, 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1.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补充。
消费者能为政府监管提供必要信息, 使执法机构拥有尽可能多的食品质量信息, 实现有效监管。执法机构的执法是决策活动, 食品质量信息是执法的前提, 没有这类信息就无法对劣质食品进行深入执法, 充分信息可以促进食品质量执法。信息的不足或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执法的质量。由于我国食品经营者众多, 而且以分散经营为主要形式, 加之政府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技术力有限, 由此决定, 政府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信息的掌握上难以保证全面。政府的执行能力受到时间、资源和人力上的限制。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 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 (1) 。由于食品的种类太多、数量巨大、业态十分复杂, 针对每种食品全部逐一检测, 没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能做得到, 抽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数量远少于数量众多的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因而发动食品安全相关各方的力量, 提高各方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 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力不足的出路。消费者可通过实际消费获得经验性信息并将其反馈至政府监管部门, 从而弥补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给予举报者奖金, 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获取食品质量信息。这比执法部门通过抽查的方式获取这种信息所需的耗费要少。执法机构与社会上众多食品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分布越不对称的领域, 就越需要悬赏举报制度。在公权机构获取信息越存在困境领域, 也越需要运用这种民众力量获取食品信息。公众参与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经费缺乏问题的化解, 公众参与对于弥补现行分段监管机制中的监管漏洞和重复监管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2.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制衡。
公众监督是政府监督食品安全的强有力的压力。政府的监督, 是作为公权的监督权, 其中, 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除了对监督主体疏于监督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监督主体错误监督没有规定适度的法律责任外, 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现实压力。消费者可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从而起到监督“监管者”的效果, 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的发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多头监管, 部门之间是见利勇为, 有利相争抢, 有责互推诿。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应重罚执法者违法, 但是执法者违法除了体制内的约束之外, 更为现实可行的机制就是公众监督的制衡。总之, 要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就必须要充分挖掘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 充分发挥公众的制衡作用。
(三)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司法
社会公众以公共领域的手段和“弱者的武器”捍卫着自己的利益, 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消费者的诉权和损害索赔权是政府在最低层次上对食品消费者的保护。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 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 法院在保证公众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
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 “应该用公民的权利来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要用公民的诉讼权及索赔权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这个方法是治本, 政府监管只能治标, 行业制约只治末。把司法的刑事惩处与民事赔偿两大功能同时发挥出来, 才会实现公民的‘食品安全权’。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 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 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 而年年问题不断”[10]。
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机制保障
有效的公众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 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 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等。因而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治, 一要从源头上完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这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二要从末端完善公益诉讼、大规模侵权救济、惩罚性赔偿等诉讼救济制度, 保障公众的维权救济机制。同时注意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优势;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开展消费者教育等等。
(一)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 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 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使公众在食品安全侵权中可以并便于进行诉讼。具体措施主要有:
1. 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
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 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面相当大, 涉及的消费者常高达数千人, 一些重大的案件涉及范围有时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 食品安全诉讼具有群体性和公益性。团体诉讼是指, “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 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 (2) 。团体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 效力及于遭受侵害的所有受害人。建立食品安全团体诉讼制度, 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提起公益性团体诉讼的权力, 代表消费者打官司, 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制约。团体诉讼是实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制度的有力监督手段和法律救济方式, 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维权积极性。
相对于食品经营者 (尤其是大型食品企业) , 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以及诉讼能力通常处于劣势, 个人消费者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跟一个庞大的食品公司打官司, 由此导致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消费者不能很好的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一对一的诉讼中, 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 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这种状况下, 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 往往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11]。完善立法, 对小额诉讼做出特别规定, 设立小额法庭, 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 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
2. 惩罚性赔偿和民事责任优先。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是食品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和功能, 一是惩戒失信企业和不良商家, 防止再犯;二是鼓励和支持消费者运用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通过鼓励消费者行使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 该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 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 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宗旨在于维护受损害的消费者的利益, 体现以人为本和向弱者倾斜的理念。
3. 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在侵权问题上救济不足, 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消费者面临着艰难漫长的索赔之路, 问题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 消费者向生产企业索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 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 保障受害者的赔偿。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以下简称“补偿基金”) 是指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强制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者国家以财政拨款以及以其他方式向社会筹措资金后形成的资金集合, 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用以先行垫付受害人的医疗救治费用以便于其及时治疗;或者虽经司法判决受害人胜诉但因加害者执行不能后, 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 而由基金向受害人补偿本应由加害者承担的部分赔偿金额[12]。建立补偿基金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外, 通过责任保险机制, 保险公司介入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赔偿、救助和责任处理, 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给受害人更加迅速合理的经济赔偿, 切实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 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食品质量信息公开制度, 增进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分布不均匀, 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率。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掌握程度, 被监督主体往往拥有垄断性信息而使监督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所以法律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13]。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公众在基于对信息的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 才可能作出恰当的选择。增加消费者食品信息的拥有量, 应该从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以及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两方面展开。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
1. 推进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
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规律是:防治结合, 预防为主, 食品安全法治应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建设,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消费教育是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方面的基础教育。1985年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就规定, 应该在健康、营养、因食物致生疾病的防止及食品添加剂、商品危险等方面展开消费教育;应视适当情形, 使消费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基本课程的主要部分, 最好成为现有学科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应鼓励消费者组织及其他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利益团体从事消费教育及信息工作, 并应特别顾及在乡村及都市地区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 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 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 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01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了内容, 增加了项目。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经费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总结性地写下:“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 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政府应设专门机构开展食品知识教育、食品风险教育、食品健康教育。开展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知识教育活动, 提高依法维权能力, 增强食品安全消费意识, 树立科学消费观念, 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引导全社会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安全消费、健康消费。
2. 完善食品信息公开方式, 确保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
信息公开是有效的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公众在充分了解食品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根据的基础上, 才能作出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理性判断和行为。一项有意义的讨论只能在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 方才能够达成, 要使得公众在讨论中采取一种负责任的立场, 必须使公众能够获得与决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政府应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 强调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 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开展食品安全信息监测和收集工作,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联络机制和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机制, 定期编发食品安全信息动态。构建从中央到地方, 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 建设遍布全国的信息采集、风险分析以及综合的信息反馈等基础设施。
(1) 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渠道。通过政府网站、公报、发布会、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 逐步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布平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阅相关信息, 一是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大众媒体;二是各级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如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等主管部门举报, 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2) 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范围。政府应建立一个信息披露机制, 通过多种媒体向公众通报食品市场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处理意见, 对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的分析评价, 食品认证信息和食品 (企业) 品牌信息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态质量监测信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信息, 使得正规企业的良好行为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同时增加违规企业的机会成本, 从而约束其道德行为。
(3) 食品安全信息分类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分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信息和各监管部门日常监管信息。卫生部负责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重要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发布,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影响仅限于其辖区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统一发布。各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各自职能依法发布日常监管信息。
(4) 信息发布需多部门协调联动, 实现信息共享。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多部门的监管模式, 这些部门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并非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机构。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中, 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应建立起联动机制、信息通报的工作机制, 保证各类食品安全信息得到及时发布, 统一信息公布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 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三) 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力量
政府、企业、消费者各方能力的不均衡是食品安全问题深层次的根源, 完善平衡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手段, 处于权力、财力、信息力的优势地位, 而消费者因社会原子化状态而带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因而消费者的结社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机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 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个人具备专业能力, 能够对所有问题进行分析, 为复杂的社会政策和监管流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 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 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 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 社会组织是连接散在的个体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主通道。从法律角度而言, 组织化问题的核心, 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消费者团体是有组织的, 这种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发挥出集体力量和政治影响, 以确保相关部门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能够听到普通消费者的呼声。
社会组织有助于集中舆论, 有助于制定政策并使决策者负起责任。在我国, 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小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中国食品安全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中, 应当赋予社会组织以更为重要的角色。挖掘消费者协会、食品质量检测协会、食品认证协会、食品风险评估协会等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技术优势, 信息的非对称程度相对较小, 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倡导作用, 促使公共政策和立法不偏离公众健康的公共利益, 促进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向善。
总之, 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积极参与分不开, 通过消费者个人行动, 消费者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参与, 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 也能影响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民以食为天”，似乎已成为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莫大讽刺。而“用美食犒劳自己”，更像是一个奢侈的叹息。近日，在中国发生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过期肉”事件，又引发了一轮对食品安全的讨论。与此同时，媒体曝光的一块块发霉的肉制品，又继续加深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在指责不良企业的无良行为，质疑政府的监管无力之时，我们除了恐慌“还能吃什么”外，又该做些什么来保证“食以安为先”？拒绝食用是直接有效的方法吗？在食品安全这项复杂庞大的工程面前，每个“小我”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舌尖上的“霉味”2014年5月，《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4》发布的数据显示，公众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依次为假冒伪劣、违规使用添加剂、农药残留、过期变质和转基因。其中，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率为17.8%。此外，近1/3受访者表示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在衣食住行各项民生大事上，食品安全问题始终排在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前十位。刺痛神经的各类事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在其博客发表署名文章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在市场经济中是非常普遍的行为。由于利欲熏心，不仅是小商小贩，连知名大厂家也涉足其中，已成为当前食品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问题。”回溯六年前中国的乳制品三聚氰胺事件，再到目前的台湾“地沟油”事件，无疑不刺痛着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那根紧绷的神经。这些因经济利益驱动的食品掺假背后，是无辜的儿童因毒奶粉患肾结石，是提及“易粪相食”的人人自危。而就在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发生后不久，媒体又曝出北京一家烤肉餐厅存在的下列行径：客人吃剩的肉，端回后厨整理后再次摆上取餐台；在过道和垃圾桶之间被来回踢的死鱼，最终变成了鱼片被顾客吃下；厨师用菜刀铲完地上的垃圾后再切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许身健教授无奈地告诉记者，“当下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谓防不胜防。”对于国外的食品安全问题，许身健用他的亲身经历举例。他表示，之前在参加国际教育研讨时，美国教授也曾自曝该国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所历经的“长征”。“想当初，在我们美国，死老鼠、发霉的火腿，甚至机器切断的手臂都进入香肠原料，最后端上饭桌。当年老罗斯福总统在吃早饭的时候，读到开美国新闻史扒粪运动先河的辛克莱在《屠宰厂》中对芝加哥肉类加工厂上述肮脏场景的描述，气得将餐盘里的香肠甩了出去。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食品安全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是国会通过食品和药品法案、肉类检查法案这两部联邦法律以及成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之后的事情。”该教授向许身健讲述。而2013年，欧洲马肉冒充牛肉事件也将食品安全问题赤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据外媒报道，用马肉冒充牛肉制成的肉酱千层面、肉肠和肉饼被端上了餐桌，而马肉被填入各种冷冻面、肠、饼，贴上欧洲冷冻食品巨头瑞典芬德斯公司及其供应商法国可米吉尔公司的品牌标签，在各大超市大行其道。 公众疑问的此消彼长正像前文所述，公众对于食品安全表现了极大的关切。但与此同时，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公众的一些其他观念。诸如对于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持有“地沟油还不是照吃、PM2.5还不是照吸”观点的消费者人数并不少，而“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以后该怎么吃”的观点也有人附和，另外“连这么大的连锁店都用劣质肉，那些小餐馆更脏，还都不吃了吗”更有消费者直白地表示。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看似公众对于食品安全事件持有的是无奈态度，但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此类事件的纵容。一些无良企业正是抓住消费者的这种心理不惜以身试法，在监管部门的执法过程中采取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做法。”模棱两可的意识来自某商业资讯网站对816名网民进行的“是否敢光顾有黑历史餐厅”的调查资料显示，回复“哪个餐厅不都是半斤八两，只要好吃无所谓”及“不一定，餐厅整顿好也许会再去”的比例几乎达到1/5。在陈君石的署名文章中，他语重心长地提出，“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击和防止食品掺假？鉴于食品掺假确实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特点，必须全社会参与才能有效应对。消费者发现线索，要积极向监管部门举报。”但与此同时，由零点指标数据公布的调查显示，当问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时，20.4%的公众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由质检总局统一管理；仅有10.4%的受访者能回答出负责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标准，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等工作的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而2012年1月即已开通的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31”，仅10.1%的公众表示听说过，43.6%的公众不知道投诉举报电话的存在。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仅为公众熟知，公众还可对其发起责难。其中，在震惊全美的“花生酱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及FDA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提出严重质疑，也由此促成了相关法案的修改。草木皆兵的焦虑某国企行政工作人员小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他的困惑，“究竟什么是食品添加剂？其标准是多少？是只要吃就会影响身体健康还是吃进去多少的量会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是不是就可以定义为食品安全事件？”像小高一样存在什么是食品安全困惑的公众并不在少数。正如前几年在中国引发的“绿豆神医”神话破灭一样，公众对保健养生、健康饮食充满了热情，但“绿豆能治百病”、“薯条能致癌”的疑问他们并不能快速地作出判断。而由此带来的焦虑在《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书》（2013）中有明显指向，该蓝皮书指出，2012年媒体曝光的1942起食品安全事件中，1195起为非质量安全事件。对此，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王灿发教授于公开场合表示，按照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在中国境内销售和生产的食品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但以欧盟标准来判定在中国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合格，则判定依据有误，不属于食品安全事件。许多所谓“食品安全事件”，绝大多数属于解读不科学、标准引用有误或是没有具体依据的推测。这些态度并不利于食品安全向健康有序方向推进。据悉，在美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达到80%。但在中国，知晓率还不足30%。而在日本，食品卫生教育从小即开始进行普及。我们，还能做什么？回溯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记者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管和打击，企业自身进行的自律自纠之时，食品安全风险所亟需的“自下而上”公众参与及责任意识更需由被动向主动方向转变。加强科普宣传中国国家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严卫星曾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全社会都应该加大力度。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重点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要将专业术语变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使大家理性看待食品安全问题。”他也强调当前中国对应机关在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时，以新闻发布的形式居多，而对食品安全的具体状况涉及的并不够。也正缘于科普、宣传力度的欠缺，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的交流反而让公众认为是欲盖弥彰。资料显示，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告诉公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劣质食品的危害，并定期举办食品包装知识小测验，其中测试得分高的人可以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在德国，食品与农业部专门开设了“我们吃什么”网站。通过浏览网站信息，公众可以及时去掉自己购物清单上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的食物；日本电视、报刊则通过公益宣传，呼吁公众购买食物时，要“运用嗅觉和视觉来鉴别食物，而不是依赖保质期标签”。此外，在日本的小区和超市里，经常会有免费向公众发放的小册子，就食物安全和饮食卫生等实用知识进行形象讲解。增强维权意识“维权？没吃死人怎么维权？”记者在随机采访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数并不少。许身健也向记者坦承维权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使得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并消极。在食品安全事件最关键的举证环节，公众对留存相应消费凭证、腐败食品证据也没有足够意识。“小票？留着有什么用？我已经当垃圾扔了。”经常光顾快餐厅的白领李欣告诉记者，而“食物都腐烂了，我还留着做什么用？”的答复也不鲜见。对于在维权体系中存在的欠缺，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也对外表示，将着眼于探索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引入经济利益相关方的有效监督；着眼于调动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积极性，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有奖举报措施，提高风险交流和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权威性，创新支持民事诉讼的行政服务手段。众所周知，让企业的行为受到监管和市场的双重惩戒方面，美国公众维权意识则显得较为强烈。有关食品中毒的官司往往是美国各州律师事务所的最爱，因为这种官司被公认为“赢面很大”。此外，律师事务所网站也会详细告知公众若发现食物中毒后应进行的索赔程序。正像警钟究竟为谁而鸣一样，对于食品的安全，是所有人的期待。但同样维护食品安全，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nlc20230904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