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学校长毕业致辞(精选7篇)
自从根叔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记忆》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这几年高校校长的毕业致辞越来越引人注目,清华校长的凡客体,北大校长的咆哮体,一个比一个给力。细分析共同点,这些演讲都是由回忆和期盼两大部分构成:让学生们热泪盈眶的,正是这些动人的回忆,而给学生们奋斗的勇气的,则是律动的期盼„„
谁的回忆更动人
●让丑陋变成美丽
我记得你们的自行车和热水瓶常常被偷,记得你们为抢占座位而付出的艰辛;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我当然更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们绝不赚学生一分钱”,也记得你们对此言并不满意。但愿华中大不会忘记关于校园丑陋的记忆,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
——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
●你们让我成为“杰哥”
四年里,我们共同成长。我们一同在BBS上“潜水、冒泡”,一起观看《交大那些事》,一同拨过“饿了么”的外卖电话;一同为国之伤痛而落泪、一同为奥运传递火炬、一同为祖国60华诞欢欣鼓舞!我清楚地记得,在光明体育场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作为“跑虫”中的一员,我和你们一起分享晨跑的欢乐;我也清楚记得,在世博园中那个大雨滂沱的傍晚,你们亲手为我别上“杰哥威武”的徽章而带给我的感动。
因为交大,你们拥有了特殊的学生时代,拥有了别人无可比拟的,特殊的骄傲。同时,因为你们,我也拥有了难忘的四年回忆。因为你们,我拥有了一个永远青春的名字——“杰哥”。
——张杰,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
●忘记“浮云”就不会“伤不起”
同学们,典礼结束后,你们会依次跨过学位门。在那一瞬间,我想你们也许会下意识地回回头,看看这一路走来的过去时光:
你们一定不会忘记,29楼下那铺满银杏叶的小径、未名湖的塔影、静园的草坪,还有那电教、理教里悠然的“学术”小猫;你们不会忘记BBS上的“十大”,寝室里熄灯后的“段子”,以及在深夜依然随时满足你食欲的西门鸡翅和小白房;当然,你们也不会忘记入校时骑着三轮帮你拉行李的憨厚师兄,还有后来坐在你自行车后座的可爱师妹„„
我也希望,你们一定要忘记成绩单上的分数绩点,荣耀也好,郁闷也罢,那真的只是“浮云”;请你们忘记曾经和同学之间发生过的不愉快,多想想那些纯真的友情,你们就不会那么的“伤不起”;也请你们忘记在食堂打饭时,那略显拥挤的人群令你有多么的不愉快,还有那因为校园建设施工的噪声影响了你晚起的好梦„„忘记这些,放下这些,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们将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拥有无限的可能和无数的机遇。
——周其凤,北京大学,2011年
●虚度光阴比误用好
我相信许多学生最近都在反省自己四年的人生,感到自己在这四年当中虚度了光阴。但是我想说即便是你感到虚度光阴,也不用过分地伤感,因为卢梭曾经说过,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的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孩子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离智慧更远。因此你只要在这四年当中体验了,也思考了,那么你的心智已经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你仍然是向着智慧的方向在努力地前进。
在复旦,我们并不是生怕你们虚度光阴,而是你们被迫地去误用光阴,而让你们远离智慧。
——杨玉良,复旦大学,2011年
●爱真理也爱生活
大学的时光似乎转瞬即逝。此时此刻,大家有学业已成的欢乐与欣喜,也难免有同窗离别的惆怅与伤感;有走向未来的憧憬与忐忑,大概也有回顾过去的留恋与不舍。或许你们还在感叹文科图书馆的舒适便利,或是怀念“名厨进清华”带来的四方美味;或许你们还能记起入学时与家人在校园里的合影,而今天却穿上学士服,犹豫着究竟要摆一个什么样的雷人造型。
而在我的眼中,你们爱真理,也爱生活;爱自己,也爱公益;爱机械制图,也爱引体向上„„没有什么畏惧与不可能,你们是阳光的7字班!
——顾秉林,清华大学,2011年F10
5谁的期盼更给力
●未来被华中大记忆
同学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即将背上你们的行李,甚至远离。请记住,最好不要再让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送行。也许你会选择“胶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蜗居,成为蚁族之一员。没关系,成功更容易光顾磨难和艰辛,正如只有经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请记住,别太多地抱怨,成功永远不属于整天抱怨的人,抱怨也无济于事;请记住,别沉迷于世界的虚拟,还得回到社会的现实;请记住,“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是华中大的精神风貌,也许是你们未来成功的真谛;请记住,华中大,你的母校。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忘记根叔的唠叨与琐细。尽管你们不喜欢“被”,根叔还是想强加给你们一个“被”:你们的未来“被”华中大记忆!
——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
●只想扫一屋扫不了天下
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要说:“一心只想扫屋子的人,永远扫不了天下!”我期盼武大的毕业生,既能踏踏实实地“立地”、“扫屋子”,更有“顶天”的远大志向,树立起“扫天下”的豪气和雄心,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武大118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革命家、科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企业家„„如今,我期盼着每一位武大学子都能够闯出大事业,成就真英雄,让10年、20年、30年之后的杰出人士中有更多的武大人!最后,我用武汉大学校歌中的一句话为大家壮行:扬帆长江,奔向海洋;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
——李晓红,武汉大学,2011年
●让心灵在复旦展翅飞翔
无论你们当初进入复旦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现在更需要反省的是复旦在这四年当中给了你们什么。除了文凭以外,你们从复旦还得到了什么。哲学家怀特海说过,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的笔记,忘记了为考试所牢记、所背的一切,剩下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对于复旦,这剩下的东西应该是一颗自由而年轻、真诚而脱俗的心灵。
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心,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我们如此强调心灵,也是因为这是一所大学所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每一个复旦人都知道复旦的追求,就是要使复旦成为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要奉献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
——杨玉良,复旦大学,2011年
●坚守高尚以对抗精神的沦丧
现实的社会是不完美的,有浮躁,浅薄,腐败和虚假,这种不完美恰恰源于精神的沦丧。
所以你们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坚守大学精神,还要传播并发扬光大。我相信对高尚精神的坚守,会让你们保持对生活和社会的热忱,拥有挑战自己的勇气,向学求知的态度和无坚不摧的意志。从而战胜无数具体和全局的困难、考验。在人生、事业、成就、幸福的追求和完成中,不断向自己也向社会证明,青春四年选择了交大的正确和智慧以及被交大选择,成为交大人的幸运和责任。
——张杰,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
●我们的背景是北大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北大的学生,要保持这种胸怀。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舞台上,善于学习,善于合作,始终保持胸怀祖国、心系苍生的抱负。
同学们,不管你们走得多远,你们永远是母校最牵挂的孩子;不管你们走了多远,未名湖、博雅塔、五四路一定会在你梦中“依稀重现”,那是母校对你们的召唤!
北大于我们来说,它的恩泽既表现为它曾经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人品,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又表现为它始终作为一道背景,永远地矗立在我们身后的苍茫之中。同学们,请永远记往:我们的背景是——北大!
——周其凤,北京大学,2011年
●未来是时间的至爱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的未来一定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没有完全趟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那条河。未来,前面是否还有石头可摸?党和政府号召创新社会管理,我们如何能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未来是否有你的一份责任?
同学们,请你们关注,科技的发展会给社会的未来、你们的未来带来何种变化。你们是否准备好了如何面对未来波澜壮阔的能源革命、不可思议的生命科学?还有似乎无止境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或许,不久的未来,你们就可能得到物联网、云计算而致的享受,你们就可能尝试器官再生、个性化医疗的成功。这些技术可绝不是浮云,相反地,能够很好地运用它们、驾驭它们,你们或许真如“神马”,能驰骋在天际,遨游于云端。
(在2011年的毕业晚会上,根叔又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未来》,最后一段传诵最广:“抖落着,纷纷雪花——寒梅早报,欢笑着,丰收果实——生息静待。忍耐着,烈烈酷暑——干实稷穗,滋润着,绵绵细雨——火热情怀。春夏秋冬——未来,原来是时间的至爱。”)
朕私下想, 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众爱卿均是高帅富, 众爱妃均是白富美。但是, 请你们记住:事业有成的、当领导的, 往往都是矮矬穷———我们的领导除外。因为, 法律只评价客观行为, 而不关心主体形象。最后一刻, 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浙大精神和之江印象, 好不好?
竺校长曾经问过两个问题, “到浙大来干什么, 将来毕业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们说, 到浙大来混, 将来要做一个混混。但是, 浙大毕业生不能做个小混混, 要做个敢爱、敢恨、敢裸奔的文艺混混。潘靓超同学有这样的气质———身材那么差还敢光着出来混。他的行为, 充分的阐释了浙大的草根精神。记着,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混……要不然, 竺校长会去找你商量的, 老校长可伤不起啊。
紫金港、西溪、玉泉、之江、华家池, 浙江大学每一个校区都带着水字, 浙江二字一半是水, 所以, 浙江大学是中国最水的大学, 但是, 我们的毕业生绝对不能做水货, 我们今天不能做富二代, 我们也不要去当屌丝。
事实上, 浙大绝对不是水校, 在各大排行榜中, 我们常年排第三。在江湖, 人称小三。这种小三精神, 也是浙大人特有的人生哲学:只做不说, 明知没地位, 坚信有机会。而且, 在武书连的流行排行榜中, 浙大已经排第一。至于你们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了。
其实, 第三还是第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浙大从来没有二过。但是, 即使有一天浙大二了, 我们也会死心塌地地爱她, 这就是母校。
紫金港校区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大一的女生数量多, 质量好。
玉泉校区是一个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工科猥琐男钱多人傻好管理。
之江呢, 山高、林密、路远, 是一个来了, 想走都走不了的地方。虽然有Y5公交车, 却像你们的校园爱情一样, 总也等不来, 即使来了, 也到不了终点, 总得中途换车, 而且不止换一次。
之江校区是猫的世界, 光华法学院的院徽吉祥物应该是光华猫。我们的领导也可以称为猫王。但是, 浙大校徽的标志是求是鹰, 所以, 我们心中, 法学院的院徽应当是———猫头鹰。法学院的毕业生因此应当有猫头鹰的气质:黑夜给了你们黑色的眼睛, 我们却要用它寻找光明。当然, 猫头鹰精神还有另外一种———能走猫步, 能干鸟事。
大学有监狱相同之处, 进来的时候, 要学习做人, 出去的时候, 要好好做人。你们经历了三年, 两年的有期徒刑, 有的人是打着游戏度过的, 有的人是打着kiss度过的, 有的人是打着酱油度过的, 不管你们曾经打过什么, 你们统统刑满释放。出去后, 要记得, 得人品者得天下, 要以德服人。最后, 请让我以老师的名义说声:真的爱你。
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独立思想、谦卑胸怀、恪守道德、认识时代……这既是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待,更是在向世人传递一种大学将回归公共价值的担当与情怀。“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大学校长更是大学的设计师与引路人。很多时候,大学校长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与价值,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公共交谈,往往也意味着这所学校的老师与学生,将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行。事实上,让学生高扬人性尊严,用公共价值与道德情怀影响学生的校长,如今已不在少数。有媒体就盘点了今年各大高校校长的毕业致辞: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寄语研究生:心存敬畏方可挺直腰杆;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也教诲毕业生:急功近利只能带来短暂荣耀;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则告诫学生:坚守人生底线,时时约束行为……可以说,校长们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既是公共仪式上对学生的最后叮嘱与对话,更是在传递一所大学对独立思想与公共精神的坚守。
一位卓越的校长,理应在价值、信念、情怀与担当上,去引领与推动一所大学前行。但同时,大学校长对学生的影响力,又绝不仅仅来自开学或毕业的经典致辞,而更多离不开日常细节的言传身教。
一位学者就曾怀念他的老校长高锟,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面对学生侮辱式的质问与抗议,常常微笑宽容以待,这让他的学生们对这位校长保持了由衷的敬意,并学会了凡事包容。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校长席酉民受到该校学生的高度评价,则是因为学生可以自由与校长沟通,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校长,校长微博是校长与学生交流的平台,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席校长还会随机抽取10名学生共进晚餐,学生们可以在轻松的晚餐氛围中与校长面对面地交流。
可以说,这些校长正是用日常生活中的“立德立言立行”,以“润物细无声”来影响学生,用自己的品格、学识、胸怀与担当,为大学精神开启新风,进而引导一代人的精神和操守。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才可能在未来人生中更加独立地思考,坚强地自省,纯粹地发展,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用大学的精神与价值,去影响整个社会。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届本专科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即将离开母校的4833名本科毕业和346名专科毕业的同学表示祝贺!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教职员工们表示感谢!
还记得四年前,学号为11111111的土木建筑学院20_级新生周鹏同学在开学典礼上发言的情形。不知周鹏同学今天是否来到了现场?不知这四年你是否像学号一样孤单?我猜想,四年来你一定和其他同学一样,在昌航收获了知识,经历了成长,结识了友情,也尝试了爱情,不会感到孤单!
这四年,我一直关注着大家的喜悦。四年来,你们用青春特有的勇敢和浪漫在昌航上演了图书馆里的“最强大脑”、田径场上的“奔跑吧,兄弟”、233公交车上的“一站到底”和月下湖边的“我们约会吧”,我相信,在这个离别的时刻这一切又将如映像一般闪现在你的眼前,但我更坚信,它将满含着母校对你们的深情,相伴你的一生。
这四年,我还关注着大家的烦恼,感受着你们对母校的“爱与哀愁”。因为电容改造等原因,没能让大家在做毕设的时候吹着期盼已久的空调;因为各种原因,让大家在食堂品尝了四年的中国“第九大菜系”;因为要确保教学质量和日常管理,让大家每晚11点后就成为“疯狂原始人”……当然,还有很多。在此,我想感谢大家对母校的美好期盼与真诚宽容。学校也从未忽视过你们的意见,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同学能带着谅解与祝愿,继续关注母校的发展!
今天过后,你们将不再是“花儿与少年”,而要走向社会,去争做“出彩中国人”,在此,我想送给大家两件礼物。
第一件礼物是一个故事。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84年前,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中华民族的英雄们为了民族存亡,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每有攻守必坚苦卓绝,每有会战必血流漂橹,最终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光荣而伟大的胜利。在这些英雄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青年大学生。当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时候,为了给民族留下读书的种子,他们和闻一多、冯友兰等先生一起南迁长沙,再西迁昆明,冒着战火烽烟,手捧牛顿、屈原,徒步数千余里,他们不惧颠沛流离,不忘中兴伟业,奋勇拼搏,最终完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史又一次辉煌的长征,也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穆旦等一大批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撑天巨擎。他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固然要缅怀那些在战场上书写“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英雄,也不该忘记这些在学堂里践行“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青年学生,是他们用自己的精神与实践,为我们后辈读书人树立起了一座崇高的丰碑。这座丰碑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家国之情、担当之责与坚韧之志。
我们的母校诞生于1952年,首批学员大都经历过抗美援朝的烽烟。60年来,我们大部分校友也都扎根航空国防第一线。因此,昌航人理应有深厚的家国之情。家国之情,不只是蔡锷“既许国,难许卿”的悲壮,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自觉和“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自信。希望同学们立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志,虽尽个人绵薄之力,也要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有家国之情,必有担当之责。人生的成长从懂得责任开始。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学们要树立敢为人先、勇挑重担的精神,树立超越前人,激情进取的勇气,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在平凡的岗位上、在重大的考验中展现昌航人的担当。
有担当之责,必立坚韧之志。事业的成功,必然要经历考验和挑战。我们的起步,未必如名校毕业生一样华丽,但只要我们不怕挫折、不畏苦难,就必定能够如西南联大的先哲和昌航的前贤一样,书写出不愧于自己,不愧于历史的华章。
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言,“中兴业,须人杰”,我期待着同学们能不忘昌航教诲,不负伟大时代,去创造让母校骄傲的成绩!
第二件礼物是一滴水。上善若水,这是一滴智慧之水。孔子讲,水——遍布天下,滋养万物,并无偏私,如君子之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如君子之仁;水性向下,随物赋形,如君子之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如君子之智;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如君子之勇;蒙受恶名,默不申辩,如君子之量;虽泥沙俱下,最后仍能澄清,如君子之能;装入量器,则保持水平,如君子之正;遇满则止,不贪多务得,如君子的之度;虽百折千回,终东流入海,如君子的之毅。
人的成长,不仅需要知识的涵养,更需要品德的支撑。希望同学们能够如这滴智慧之水一样,修德、存仁、重义、明智、勇敢、豁达、正直、坚毅,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让人尊敬的人!
饮水思源,这还是一滴感恩之水。四年里,你们记住了老师的释疑解惑,辅导员的苦口婆心,楼管大叔的谈天说地和食堂阿姨抖动的饭勺;四年里,你们从带着羞涩与胆怯的“学弟、学妹”,成长为了满怀憧憬和不舍的“学长、学姐”。这个四年,你们把这个曾经的陌生校园变成了今天的青春乐园和将来的心灵家园。从此以后,无论你身在何方,你即是昌航,昌航也即是你!因此,希望同学们能感恩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宽容,感恩昌航给过你们的一点一滴,并让它伴随你一生一世。
梁实秋先生在《送行》中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今天,大家就要离开了。我想对你们说,你走,母校会祝福你,你来,母校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我爱昌航,也爱你们!
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
从一进校门,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领袖,你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是我们的依靠,你们会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反而成了你们的负担。其实,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你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表现出服务精神;你们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透露出你们对这个星球未来的关注。
你们担心,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清楚,你们所受的教育是让你们不仅为自己,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更要为你们身边的世界创造价值。而现在,你们必须想出一个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还有另一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趋之若鹜地选修“积极心理学”——心理学1504——和“幸福的科学”,想找到秘诀。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出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长大。调查表明,年长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幸福感比年轻人更强。不过,你们可能不愿意等待。
答案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论是绘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不去尝试做你喜欢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人生之路很长,总有时间去实施备选方案,但不要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
亲爱的20xx届毕业生同学们、各位老师、毕业生家长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和永久珍藏的日子,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20xx届毕业典礼。
大学本科的四年,或硕士六七年,或博士十年上下,是一个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你们用青春和激情诠释了精彩年华并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我代表学校热烈地祝贺你们!并向为你们求学期间奉献世间挚爱和付出辛勤工作的家长和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和各位20xx届毕业生同学一样,四年前以一名“新生”的身份成为了大连理工大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今天欢送大家的日子,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们能立身扬名、兼济天下;作为老师,我希望你们能宏著等身、博学儒雅;作为长辈,我希望你们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作为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快乐相伴、互助互帮。希望之余我还想送大家两个关键词:那就是“放飞理想”与“勇担责任”。
大学点燃和升华学子的梦想,并为学子的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相信大家还记得当年开学典礼的主题——《梦想启程》。我欣喜地看到大家在大连理工大学求学期间的梦想风景都很精彩。在清晨的琅琅读书声和晨练口号声中,我看到你们为实现梦想的勤奋与追求;在晚自习后通往生活区的熙攘人群中,我看到你们为实现梦想的执著与坚持;在科技竞赛和文艺汇演的奖杯和作品中,我看到你们为实现梦想的实践与创新;在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的工作组织和实际行动中,我看到你们为实现梦想的奉献与爱心。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求知的明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光明。理想永远属于仰望星空、谋划未来、成就事业的人。国家、社会和人民对大工、对你们寄予厚望,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振兴寄托于你们身上,你们是时代的骄子,要立志成为时代的脊梁、成为推动和引领社会进步的精英。
大学激发和塑造学子的责任,并为学子担当大任拓广胸怀、增添信心、铸就本领。回首大家的学习生活,在志愿服务的微笑中,我看到了你们的责任;在抗震救灾的奉献中,我看到了你们的责任;在毕业生优秀学习成果展示中,我看到了你们的责任、信心和本领。毕业在即,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份责任带到工作中,带到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使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经济发展各项事业能够更加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创造和建设的手中。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每一位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应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青春只有在为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奉献中才能更加绚丽多彩,人生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才能闪闪发光。我深信你们将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建设者、开拓者和引领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千军万马中,我相信你们因大工深深的烙印而一定会成为其中最易辨识、最令人瞩目的中坚者和领跑者。
我希望每一个大工学子在步入社会后,不只是把青春的热情献给对理想的渴望,同样要把对故土的情怀变为肩头的责任。努力践行“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的大工精神,让探寻科学真理和争做民族脊梁的激情与追求在大工学子的身上同时绽放光辉。
你们将要离开大连理工大学这所伴你们成长的美丽校园、离开你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为实现你们的梦想开始新的航程,但无论你是开始工作还是继续深造,无论你是留在国内还是走出国门,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难和挑战,我都希望大家一定不要放弃驱动自己前行的梦想和责任,终身学习、终身提高、终身进取、成就终身。
再见了,亲爱的毕业生朋友们!
请不要忘记母校春日里那迎风盛开的玉兰花
请不要忘记母校夏日里那阴凉蔽日的水杉树
请不要忘记母校秋日里那金色夺目的银杏叶
请不要忘记母校冬日里那翠色依旧的火炬松
请不要忘记经常回母校看看
更请不要忘记你的理想与责任
衷心希望大家怀揣新的梦想,勇担时代责任,用你们的知识、能力、思想和境界服务社会、造福人类、引领未来,去实现那份让母校和大家共同期待的精彩!
一、大学的政治迷雾
长期以来,大学被想象为一处屏蔽尘风世俗的世外桃源。“象牙塔”是对大学的白描,大学人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仙人。作为学术性组织,客观、理性、独立是大学的基本精神。追求真理、发现奥秘、发表新说、传播知识,固然是大学人作业的一般写照,但大学人从来没有“在别处生活”,大学从来没有与世隔绝,也从来没有完全独立过。神权、政权、人权,即使不是同时,也是间歇性地、交替地为大学的运行谱曲。大学人或许对外界事态反应迟缓甚至冷淡。甚至,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化的学术人,物我两忘,“不识时务”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推崇的科学境界。但大学当局,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如果看不清气候,就难识冷暖;不破迷雾,就难辨方向;不遏制乱流,就难守护大学的核心价值。大学是学术组织,兼具政治属性。大学政治是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的聚合。外部政治是大学政治的胶片,内部政治是大学政治的底板。大学的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处于共生状态。在外部政治强势情境下,内部政治为外部政治所笼罩,内部政治或为外部政治的缩影,或为内部政治曝光的涂料,或为内部政治结构变移的引擎。外部政治对内部政治的影响源于思想,始于法令,成于活动。在外部政治弱势情境下,内部政治表现为封闭自足的价值碰撞、权力较量和利益计算。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大学生风潮,可谓大学政治发烧以及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互动的浓缩标本。
在美国,一伙青年运动积极分子于1960年成立了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1962年,汤姆·海登为该组织起草了宣言《休伦港声明》,既对大学生对时事的冷漠予以批判,也对军工合作予以痛斥。海登呼吁消除贫困、扩大民主,主张个人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1965-1968年间,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在100多所高等院校组织领导了成百上千次示威活动,参加学生达5万多人。1968年,在学生从军、民权和越南战争催化下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为学生抗议活动震响。1969年,常春藤的其他名校不甘寂寞,纷纷卷入。尽管学生运动的组织策划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活动的结果却颇为相似:大学校长或引咎辞职,或被当局解雇。其中,康奈尔大学校长詹姆斯·珀金斯在荷枪实弹的学生威逼下抉择的情景,最是耐人寻味。如果不看外部政治大图,不究内部政治细节,就难以理解康奈尔发生的惊人故事。
珀金斯于191 1年10月1 1日出生在费城。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沃斯莫学院。193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1937-194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任教。二战期间,在价格管理和对外经济管理局供职。1945年-1950年任斯沃斯莫学院副校长。此后,调任卡内基基金会副主席。从肯尼迪任参议员开始,即为国家安全顾问。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国家外事研究院顾问团主席。1963年的一份调研报告获认可并得公开批复。左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他于1967年被总统任命为世界教育危机国际大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兼任许多诸如兰德公司这样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的虚职。1963年10月3日,他就任康奈尔大学第7任校长。他在康奈尔治校的方略,既关大学的核心使命,也着外部政治的颜色。他和肯尼迪以及约翰逊两位总统的往来,无疑拉近了大学和国家政治的距离。1961年,时任总统的肯尼迪在一项行政规定中禁止政府部门用人时在“种族、信仰、肤色或来源国”等方面有歧视行为。他还要求政府部门采取积极的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阻止这样的歧视。1963年约翰逊接替被暗杀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1964年,约翰逊呼吁对美国的贫困进行无条件宣战。随后,国会颁布了《经济机会法》,并拟从1965年起连续三年共斥资10亿美元,增设消除贫困的项目。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经济机会部”(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1964年,他成功说服国会通过最为全面的《民权法案》,保证所有人在诸如餐馆、酒吧、宾馆和剧院等公共场所能够平等进出。在消除雇用歧视和学校种族隔离以及增加投票权等方面,该法案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最初的动议。1965年,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演讲时指出,“仅有自由是不够的。你可以说‘现在你们想去哪就去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选择你们中意的领导去吧’。但这么说无法清除掉几个世纪以来结下的伤疤。你不能不加任何补偿地使一个多年来镣铐加身的人获得解放。你不能仅仅将他带向赛跑的起点,然后对他说,‘跑吧,你现在可以和所有的人自由竞争了’。这样貌似公平,其实不然”。该年,约翰逊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非歧视的原则贯彻到联邦政府人员任用的实践中。国会还成立了一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此后一直到70年代,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制定旨在增加少数民族裔成员在联邦政府部门就业机会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此举意在补偿由于种族隔离而对非裔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后来,这样的理念由种族问题延伸到妇女政策,由就业机会延伸到教育公平等领域。这就是“平权法案”的由来。[1]这也是珀金斯及其供职的康奈尔大学镶嵌其中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地图。
珀金斯在康奈尔大学的领导愿景既有学术创新,也涉政治潮流。他追寻康奈尔大学缔造者的路线,积极开发大一新生研讨班项目,推进人文学会发展,实施“安德鲁·D·怀特外聘教授计划”。在征询了全国顶尖生物学家的意见后,他在康奈尔大学成立了生物科学部,融入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农学院的课程。循同样的思路,成立了新的计算机科学系,将艺术学院和工程学院的课程纳入其中。他广募资金,为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国际问题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任职期间,教职员工的工资迅速增加,23个捐赠教席得以创设,校园建筑此伏彼起。与此同时,一方面源于贵格会成员对黑人遭受不公对待历史的深深负疚感,一方面作为洞悉民权导向的社会公共人物,他积极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就读机会。1964年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不菲资金,成立了特别教育项目委员会,旨在显著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人数。结果,黑人学生由他上任初的不足10人增加到离任时的250多人。[5]只不过,有的位置“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时时为政治博弈算计;有的位置则或拥有“天高皇帝远”的物理距离,或拥有“心远地自偏”的心理屏障,故而更接近自然的秩序。无论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声音,能不能听到,如何听,如何评价,如何做出反应,都可以在政治的视角下加以审察。
1969年5月28日,珀金斯给康奈尔大学的全体教师发了一封信。信中对未来一年大学将面临的挑战做了预测,同时祝愿教师们在即将开始的暑假过得快乐,最后招呼“九月见”。5月31日下午4点,应珀金斯自己的要求,他的辞职信由康奈尔大学的新闻发言人汤炳公布。为什么仅仅隔了两天,珀金斯和康奈尔人“九月见”的期待转而成了校长谢幕的告别预演?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突变风云让珀金斯深陷危机而不得不撤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校长,珀金斯的个人危机是康奈尔大学危机的出口。康奈尔大学的危机是校内日积月累诸多事件的串联。链接这个串联电路的系统是更大的美国社会。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莫里尔法案》的产物。该法案于1862年颁布后,伊兹洛·康奈尔与安德鲁·怀特联手奔走游说,最后在伊萨卡(Ithaca)建立一所大学的议案获得通过。康奈尔出资出地,怀特出力,最终使康奈尔大学得以于1 865创建。具有公立性质的康奈尔农业学校和具有私立性质的人文科学学院,结合成康奈尔大学,这是康奈尔大学的组织特色。由于在康奈尔大学的奠基性贡献,怀特被选举为首任校长。怀特曾在欧洲游历,此间,他考察了德国大学的模式。在康奈尔大学成立后,他借鉴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融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科学于一体,为这所新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百年华诞的时候,珀金斯入主康奈尔大学已近两年。掌校初期,学校在方方面面都显发达景象,但随后美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整个社会陷入空前躁动,已逾百年的康奈尔大学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1968年1月30日,来自菲律宾的访问教授迈克尔·曼克菲林神父开始讲授有338名学生在座的大课“经济发展”。这是他在康奈尔大学授课的第二个学期。该课涉及贫困、贫民窟经济学、影响经济成功与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等问题。在潜在的意义上,这门课与种族问题有一定关联。在此前的一个学期,曼克菲林的课风平浪静。但是,本学期不同了。包括约翰·戛纳、罗伯特·鲁尼和波特·库伯在内的七八名黑人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而他们三人是非裔美国人协会的铁杆成员。曼克菲林在3月19日的课上像往常一样讲授,这次课成为戛纳等人向所谓“机构性种族歧视”或“隐性种族歧视”发动进攻,进而酝酿对整个大学发动进攻的前奏。戛纳认为,曼克菲林的课从一开始就贯彻了一种种族歧视的哲学思想。这种种族歧视不是个人层面的或显性的歧视,而是机构层面、制度层面的歧视,是隐性的歧视。它是一种态度,是深层的无意识假设,表现为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在经济逻辑的论题上,教师假定并重点强调这样的所谓‘事实’,即经济学关涉理性决策,而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只是西方人的产物”。“美国的黑人被排除出西方人的范围,非洲的经验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任何位置”。曼克菲林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毫无准备。要不是学生的质疑,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的课居然和种族主义“有染”。在3月21日的课上,作为回应,曼克菲林一方面向戛纳及其同伙表示歉意,一方面友善地正告他们,太过敏感会成为他们倾听的障碍。戛纳对曼克菲林的道歉并不满意,他对“隐性种族歧视”的追究也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从分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到学生事务处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找了一圈人,最后约定在4月2日和经济系主任戴维斯会晤。其间,人文学院院长布朗曾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权利抱怨,但是必要的程序还要遵守。戛纳等人认为校方在敷衍搪塞,极为气愤。他们和戴维斯的对话更是一团糟。戴维斯一方面向他们解释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对他们就曼克菲林的处置诉求不做积极回应。戛纳将曼克菲林案交非裔美国人协会讨论,最后决定在4月4日的课上由戛纳宣读一份声明。那天,曼克菲林的讲授刚开始不久,戛纳及其同伙走进教室要求宣读小组拟好的声明。曼克菲林要先看一下声明的文稿。当他自己还在默读的时候,戛纳就向全班宣读了。曼克菲林要戛纳停下来,但无济于事。之后他问学生是否想听这份声明,班里发出杂七杂八的声音。为了压制戛纳的声音,曼克菲林领学生唱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戛纳根本不理会曼克菲林对课堂秩序的维持,继续大声宣读。最后,曼克菲林万般无奈,取消了这次课。随后,戛纳等人在斯特莱特大楼前集结。在激烈的争论后,非裔美国人协会决定占领位于戈德文·斯密斯大楼的经济系。抗议的学生们走进大楼,关上楼门,贴上“办公室关闭”的告示。系主任戴维斯和三个秘书被挟持在办公室里。抗议者向戴维斯就曼克菲林案提出三项要求,并称如果不约校方对话,他们就别想走出这个大楼。当时,校长珀金斯还在威廉姆斯堡,学校总教务长康森同教授会负责人以及经济系的几个教授,同学生代表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康森承诺和学生会面并着手回应他们的要求,同意投入一定的资金外聘经非裔美国人协会选择的讲师,并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
4月8日,学校行政人员与戛纳小组就曼克菲林问题进行对话。珀金斯还成立了由罗宾·威廉姆斯挂帅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教授、行政人员和学生代表组成,共计9人。调查包括曼克菲林课、学生占领经济系以及康奈尔大学的种族问题在内的相关事宜。此外,经济系主任戴维斯已经同意外聘持不同视角授课的教师。而学校安全与纪律委员会也就占领经济系的学生可能存在的三项指控展开调查,包括打断曼克菲林的课堂教学,挟持戴维斯和秘书作为人质,以及攻击保安人员。威廉姆斯是群体关系专家。他提出调查委员会工作的程序性和构成性问题。按照常规程序,要解聘一位教授,需要由学院院长组织首轮调查。之后,如果院长确认获得继续追究的充分证据,还要由当事人的同伴组成的小组进行继续调查并召开听证会。同时,整个过程还要包括和原告对质环节。委员会临危受命,虽然获得展开调查的权力,但是,学校行政要求越过第一个环节,直接进入第二个程序。显然,学校未经第一轮核实就认可了戛纳的一面之词。
程序性问题还涉及委员会的任务和对学生纪律展开独立调查之间的关系。学校行政指示保安部门暂缓纪律调查,要求在委员会调查结束后再启动他们的调查。根据保安部负责人乔治的说法,这样他们丧失了收集证据的极佳时机。而且,从专门训练的角度上讲,他们毕竟比临时性调查委员会有经验。乔治指出,学校行政的信号是,“学校已有的法律规范和惯例不适合当时的情境”。这样的解决路径满足了非裔美国人协会的逻辑:“我们的委屈如此深重,以至于虽然我们举动大胆,但校方无法用严明的纪律对我们加以苛责”。就第二个环节而言,确切地说,委员会的成员并不都是曼克菲林的“同伴”。在这个委员会里,既有维护学术自由的法学院教授诺曼·潘尼和经济学教授乔治·海德布兰德,也有对委员会在机构性种族歧视方面表现出温和立场不满的行政人员格洛丽亚·约瑟夫和学生代表伊尔·阿姆斯特朗等人。调查委员会就机构性种族歧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学术自由和种族主义的冲突上。约瑟夫认为委员会无视学生感受到的在教育中存在的歧视问题,相反,过分拘泥于技术和程序问题。当委员会里有成员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的时候,约瑟夫回应道,“种族主义正在戕害我们”。
调查委员会听取了19个目击证人的证言,最后在4月26日提交了报告。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虽然也关注康奈尔大学在种族问题上的大背景,但最终接受了传统的关于种族主义的狭义性解释。由此推断,就意识层面上的种族主义而言,曼克菲林是无罪的。这一点连委员会里的少数派也表认可。但在无意识层面呢?这正是机构性种族主义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意见存在分歧。在讨论曼克菲林问题的同时,委员会还谴责学生的违纪行为,并将这个案子提交学校学生行为委员会处置。该委员会建议对学生不做处理,以免牵连从教师到行政人员在内的更多的人。关于学生纪律问题的“皮球”最后踢给学校高层。学校高层也选择了对学生的过激行为不予追究的策略。而对曼克菲林的判决是,他本人是无罪的。因为整个大学存在机构性歧视,所以大学是罪人。由于大学是罪人,大学中的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不应该只对曼克菲林治罪。不是要曼克菲林个人消除种族主义言论,而是康奈尔大学要清除种族主义倾向。
曼克菲林事件对大学而言具有象征意义。该事件的前前后后涉及到了大学内部的许多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从大群体上说,学生、教授和行政领导是三大群体。在学生中间,如果按种族分,又分为黑白两大群体。在两大学生群体中,在极端的意义上存在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疏远政治两大类。其中,种族意识“觉醒”的黑人学生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从总体上看,学生斗争的矛头是作为机构的大学,而导火索是作为个体的教师。就教授群体而言,有的教授专注于学术自由空间中的真理探索,有的对弥漫于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等问题表示关切。学术自由问题因其有历史传承而意义澄明,而社会正义则由于原则模糊而处于论争之中。既然在论争之中,教授们在站队的时候,就存在一定的张力。对学校行政当局来说,如果坚守学术性组织的立场,那么自有基本的原则可循。如果将大学作为社会正义的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在实践操作上,都将面临意义诠释的挑战。同样的事件,在对意义的诠释结构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境下,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意义诠释的结构受到冲击和挑战的前提下,许多事件就变得不同寻常。
曼克菲林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课。那时,经济系并没有接到类似的抱怨。即使在事件发生之后,威廉姆斯调查委员会在对课上其他同学进行调查时,不少学生认为“对曼克菲林的指责是不公正的,站不住脚的。我们全力支持曼克菲林,并建议学校行政主管部门也能支持他”。可见,对同样的事件的诠释有完全不同的声音。在意义模糊的“熟地”,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它有利于重新评估对所谓“熟地”的知识,进而深化人们的认识。但是,如果不同的声音超出了理性的论争,尤其是被极端情绪所奴役,就可能损害一些久经考验的价值体系,至少是损害真理探究所依赖的宽松环境。而当真理探索为政治权力追求所遮蔽、理性论争演化为权力的对撞时,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就可能被激化,大学的正常秩序就可能被打破,大学的核心使命就可能受到威胁。果真如此,重申并合奏大学的“主旋律”就应是大学当局的首要任务了。
三、校长的政治突围
曼克菲林事件不过是康奈尔大学危机的预演,更大的危机还在孕育。作为曼克菲林案的延伸,黑人学生积极分子加速推进传达黑人声音的教育项目。校方对黑人学生的要求也做出积极的回应。围绕黑人学生项目的分裂与融合的不同导向,在非裔美国人协会中产生了分歧。该协会成员保罗·杜波伊斯是校长珀金斯的顾问,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主张走融合的道路。他还在珀金斯的支持下起草了旨在实现扩大黑人招生、提高黑人项目教育质量、开设和实用经济学及职业技能并行的黑人问题研究课程、增设用于特别教育项目委员会学生的奖学金等目标的具体方案,成为黑人教育项目的蓝皮书。以戛纳和汤姆·琼斯为一方的强硬派主张分裂,对杜波伊斯的方案嗤之以鼻,认为是珀金斯背着他们耍的手段,他们和杜波伊斯的隔阂因此而加深。虽然戛纳和琼斯一度为争夺黑人学生的领导权彼此剑拔弩张,但最后尽弃前嫌,结成统一阵线,坚持走分裂道路,联手对抗校方。他们要求开设独立的黑人项目,并拒绝白人学生参加,甚至提出筹建自治的黑人学院的计划。为此,他们毫无商量余地地断然要求学校提供100万资金,并提供一处办公建筑。珀金斯对激进黑人学生的分裂要求深感沮丧,对他们“最后通牒”式的威逼方式甚为不解,对大学由“康奈尔社区”滑落为“康奈尔丛林”的趋势不无忧虑。珀金斯在为整个大学忧思的时候,激进学生对他的个人挑衅也在不断升级。
1968年12月8日,琼斯深夜11点给珀金斯家打电话,追问能否出席次日校方和学生代表的对话。由于珀金斯患了感冒已经入睡,其夫人代接电话。她在电话中和琼斯发生争执。12月17日,应学生催逼,珀金斯在校长办公室等待对话的非裔美国人协会代表。办公大楼只留下他和一个便衣、一个顾问。他预期的学生代表为3人,而实际上来了17个人。珀金斯知道来者不善,要求只准6个人进来,但进来了10个人。学生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交换着纸条,有个带着刀子的学生还走到珀金斯的沙发后示威,最后坐到珀金斯旁边,还用胳膊将其搂住。面对如此威胁,珀金斯镇定自若,争取主动,据理力争,很好地掌控了局势。但在黑人学生眼里,他屈尊恩惠的口吻进一步暴露出白人至尊的优越性。1969年2月26日,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助的南非论坛的一项活动,安勒德·罗文斯坦应邀做一个报告。按照计划,由校长珀金斯介绍罗文斯坦。当时,珀金斯刚要走到主持台前作介绍,学生领袖伊万斯拿起话筒,当众宣布要和珀金斯理论。他的一个同伙丹西斯走向主持台要他交代学校的投资情况。当珀金斯解释的时候,狄金森和帕顿分立主席台两侧。狄金森手握4英尺长的木棒,他曾有骚扰《太阳报》记者的不良行为,正待民事法庭听证。帕顿则一只手抓住珀金斯的衣角,将他拎了起来,另一只手去抢话筒。台下一位黑人学生喊“抽他!”当乔治企图到主席台帮助珀金斯时,狄金森用木棒指着他,示意其止步。几秒钟后,帕顿放开了珀金斯。珀金斯冲忙离开主席台,乘保安的车回家。此后,学校还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包括白人学生受袭、黑人学生擅自挪用一个大厅里的沙发长椅。而一天晚上离奇地出现在黑人女学生宿舍前点燃的十字架,成为康奈尔更大危机的导火索。
1969年4月19日,由于不满教授会决定拟处理曾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另称十字架事件表明种族主义在行动,非裔美国人协会占领了斯特莱特大楼。当时正值周末家长日,许多住在那里的家长被迫撤出大楼。学生和校方对峙,逼校方就范。不久,一批枪支被带进大楼,学生以武力威胁,事态恶化。校方临时组成危机应对小组,最后派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校长穆勒等人进楼和占领大楼的协会学生谈判。协会的条件是免除对违纪学生的惩处。校方承诺,如果他们撤离,就保证劝说教授会网开一面。20日学生撤出斯特拉特大楼。当晚,珀金斯在听完一场音乐会后回到家中,读到了穆勒等和学生谈判的协定。他并不表示赞成,但也没有表示绝对不去执行。该协定涉及三大问题:对学校的司法程序予以调整、调查火烧十字架案、免除担忧和责罚违纪学生。第二天,在21日周一的《纽约时报》上赫然登出“康奈尔学生抢占斯特莱特大楼36小时后撤退,校方让步屈从”的报道。教授会如何对违纪学生表决成为整个事件了断的关键,而由谁来决定违纪处罚的司法程序则是更深层的问题。辛德勒是学校司法小组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坚持学校已有程序,严正执法。20日晚,在英语系教授麦克·埃布拉姆家中包括斯特劳、拉斐波、辛德勒、罗希特等人在内的一些资深教授集会商讨对策。此次集会的教授群后来被称为“埃布拉姆-斯特劳小组”(也称41人小组)。21日下午4点,1200名教授召开会议,正式议定对策。其中,教授会主席罗伯特·米勒主张从宽处理学生。在学生占领斯特莱特大楼时,他是谈判小组的核心成员。当时,他就向学生领袖表示,如果不能劝说教授们投票取消对违纪学生的处理,他就辞去教授会主席的职位。而斯特劳及其小组的意见是对学生的违纪行为不能姑息,对持械占领斯特莱特大楼的学生应予以开除。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辩论激烈。此时在场的珀金斯介入,提出倾向斯特劳的七点意见。但其中少了斯特劳提出的对燃烧十字架事件的谴责。最后会议以540对360票通过经珀金斯修正的斯特劳方案。由于米勒对学生的承诺没有兑现,他提出辞职的请求。此时罗希特提议,“教授会支持米勒主席,不想让他辞职”。大家鼓掌通过。
22日,琼斯代表非裔美国人协会接受康奈尔大学校外一家电台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琼斯通过电台发出恐怖威胁:“过去许多年里,一直是黑人饱受屈辱,命运多舛。现在,该是猪们去死的时候了”。如果不答应条件,“我们今晚就要行动。9点之前康奈尔还有幸存机会。现在是8点过3分”。
在这次采访中,琼斯列出了一批所谓种族主义分子的名单,包括校长珀金斯、总教务长康森、副教务长肯尼迪、政府系主任辛德勒、历史学教授罗希特等人在内。受琼斯的威胁,一时学校里恐怖森森。23日一早,“41人小组”的多数教授们再一次在埃布拉姆家聚会,希望议定一个介于小组和行政人员之间的方案。与此同时,珀金斯及其幕僚也紧急商议,寻求应对策略。哲学家麦克斯·布兰克的立场和行政领导一致,他建议淡化责任,既往不咎。珀金斯组建了包括穆勒、布朗和布兰克三人在内的决议起草小组。此外成立了由三名学生、三名行政人员和三名教授组成的特别顾问小组。保罗·奥勒姆教授在决议的导言中写道:“我们倾听你们,关心你们,努力理解你们,热望与你们共事”。珀金斯坦言他想象得到这份决议是他在康奈尔“最后的官方行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不这么做,整个校园就将陷于一场内战,无人能够幸免”。学校的行政主管们对他的判断表示认可,并鼓励他,“我们将协助你签这份生死状”。康森主持了当日由1100多人参加的教授大会。珀金斯首先发言,他指出,康奈尔大学正在遭受建校以来最大的危机。大学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我希望我们能够将斯特莱特大楼事件和相关问题从大学的档案里抹去……我希望我们能将过去的事件一笔勾销,这样才好同舟共济,勇往直前”。最后,他呼吁,“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和我站在一起,努力将大学从灾难的边缘领向新的更加和谐的社区……我们现在应对挑战的出路是:作为理性人,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随后,教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宣读了事先起草好的“废止”惩罚违纪学生决定的议案。在审议过程中,历史系教授詹姆斯·约翰站起来宣读他和斯尔布雷、马科姆等人商议过的意见。他对汤姆·琼斯在电台中的威胁表示强烈谴责。他愤慨地说,“琼斯先生要摧毁整个大学,让他来试试好了。珀金斯校长允诺维持大学的秩序。我毫不怀疑,如果确有诚意,方法还是有的。”他指出,“开除无论多少学生,或不管多少学生退学,康奈尔大学不会垮掉。但是,如果大学丧失了基本原则,就离死期不远。”“在大学出现以来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著名大学出现又消失,但世界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停止脚步。不过,那些消失的大学由于没有任何坚守的原则和理想而不被人们记起”。“我们应该否决短视的妥协方法,要为全国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树立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约翰的发言受到罗希特的干扰。此时,罗希特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声称经过再一次理性的考量而不是暴力的威胁,他选择废止惩罚的决议。而布兰克则指出约翰违反了大学里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即在教授大会上不能宣读事先拟好的声明。在随后的表决中,罗希特-罗伯特的议案获得全面通过。和周一的表决比较,不少人改变了立场。有的是出于审慎思考,有的是受制于死亡威胁。“废止”决定很快传到正在巴顿大楼等候的九千多名学生那里。学生们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当珀金斯前来表示祝贺时,学生们是不会将主席台让给校长的。琼斯的解释是,“教授会接受这里的委员会的指示,废止了惩罚的决定……现在,旧的秩序终结了。”
斯特莱特的危机波峰过后,珀金斯终于获得喘息的机会。但余波未平,他既面对治理难题,又深陷教授们的重围。在治理问题上,温和派力推旨在扩大民主的治理改革,学校还成立了一个覆盖大学各个利益团体的代表大会。潘尼虽然对大会的效力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大会主席的角色。行政负责人鼓励更多的温和学生参与对学校秩序的控制,以削弱好斗学生们的影响。激进分子则批评代表大会是反革命。此外,在平等的名义下,包括人类学系和经济系在内的许多学系开始治理改革。学生和年轻教师的声音在新的结构中得以放大,终身教授的权力受到限制。在校系两级层面上的治理改革何去何从,一时“剪不断理还乱”。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力量也在行动。一方面,一些教授纷纷和董事会、报刊媒体联络,从事“倒珀金斯”的活动。其中,《纽约时报》记者贝格特对康奈尔大学以学术自由为代价保全性命的批评,最具煽动性。另一方面,一些教授和学生联合起来维护学术自由,对抗学校行政。先是包括罗纳多·卡根、阿伦·布鲁姆、沃尔特·伯恩斯在内的历史系和政治系的著名教授纷纷辞职。继而,法律学院15名教授因对珀金斯失去信任联名上书,向其“逼宫”。在那份名单中,居然有刚正不阿、极具智慧的、品质获得普遍认可的斯莱辛格的名字,他是珀金斯的老朋友。再没有腹部受敌更置人于死地的了。虽然珀金斯一刻也没有放松和董事会、校友们的沟通,他在学校也并不是孤立无援,但在危机余波凶猛的荡涤下,他最终无奈辞职。
康奈尔大学的斯特莱特大楼危机已为旧事。在这个事件中表现“突出”的著名史学家罗希特,由于他的同事的反目和白眼,一度以酗酒打发时光,而且常常带着酒气走上讲台。在系主任礼貌地劝说休息后,郁郁寡欢,1970年6月19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当时的激进分子戛纳在斯特莱特危机前就离开康奈尔大学到一个黑人贫民窟服务,不久因肾脏病早逝。而他的政敌兼盟友琼斯早已放弃了大学时的激进理想,融入美国上流社会,已成为美国大公司的总裁。1995年,作为康奈尔大学董事会成员的他捐赠给了母校一笔资金,并以珀金斯的名字设立了捐赠教席。珀金斯居然积极回应了他的求和信号。不知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宽容还是珀金斯的宽厚?危机时的公共关系副校长穆勒后来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那里的掌门人。并在掌校期间使该大学迅速发展,他本人也一时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校长之一。
珀金斯于1998年离开人世。他一生悲喜交加的经历,凸显了风云变幻中一个公共人物的荣辱沉浮。他和1969年的康奈尔大学,无疑是解剖大学政治的重要标本。根据《1969年的康奈尔》的作者,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现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唐纳德·亚历山大·道恩斯的描述:作为一个贵格会会员,他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责任感。但是,他缺乏对大学学术生活的兴趣,他对大学在促进智力发展方面的首要责任缺乏真正的投入。在阐述这些责任方面,他既缺乏主动性,也力有未逮。尤其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他未能坚决支持履行这样的责任。他错误地相信,如果向激进黑人学生做出让步,就可以使校园革命最终走向理性。他像一个软弱无力的家长,努力安抚和取悦心怀敌意的孩子,结果使处境变得更糟。著名的60年代作者詹姆斯·米勒指出,珀金斯使“怯懦的自由主义”人格化。珀金斯的个人悲剧警示,自由民主有时需要一种战斗性的坚定信仰,而这正是珀金斯所缺乏的。[6]
发生在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事件根本上说是权力的三角对撞和校长的政治突围。珀金斯面对着“学生权力”和“教授权力”。从学生权力的突围中,有人认为珀金斯走了一条“钱伯伦式”的绥靖姑息道路。[7]他的决定一方面有崇尚和平的价值作为根据,另一方面还有社会上汹涌澎湃的“民权运动”作为支持背景。在形式上的“屈从让步”或许在内容上可以找到维护“种族正义”的诠释。珀金斯的忠实跟随者、著名哲学家布兰克在后来的反思中就曾写道,“如果大学的幸存依赖于拿学生的生命赌博,那么,大学存在的理由就很成问题。”“在康内尔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学生们对教师们和年长者的价值观普遍不满。鉴于当前世界的状况和未来的可能性,学生的不满从表现形式上看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在我看来都是一件好事。面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环境污染和地球破坏的威胁,面对位居高官的政治家们连篇累牍地嚷嚷着的一些陈词滥调,如果学生们无动于衷,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那才让我担忧。”[8]布兰克的评论也许有些道理,但从单一角度孤立地看康奈尔危机,无法看清全貌。事实上,珀金斯除了要左冲学生权力,还要右突教授权力。在从教授权力的突围中,他无法就学生们的暴力威胁给教授们提供任何说得通的解释,至于像“机构性种族歧视”这样更为深层的复杂的前提性问题,他更没有站在学术自由的立场上予以有力回应。从历史效果上反视,他向激进学生让步,似乎是对学生权力的尊重。但受制于暴力的威胁,这种尊重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同时,他和部分在思想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授相对撞,在关键时候无法对教授的尊严和权力予以维护和尊重,从而陷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紧张之中。由于缺乏坚持大学一贯的理性原则,他在应对大学内部政治危机过程中缺少为大学所认同和接受的灵魂和气魄,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摇摆,结果不能不使他在政治突围中败下阵来。一个对外部政治具有敏锐观察力和感受力的公共人物,却在大学的内部政治漩涡中下坠。而一些平素坚持理性原则并以此作为身份划界的教授,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选择了“识时务”的缩身策略,结果不得不为痛苦的人格分裂感所撕绞。大学的政治迷雾最终演化成大学的政治地震。
大学校长的领导力不是真空中的领导力。政治环境是大学领导的基本背景,政治正确是领导力的基本要素。最普遍的政治不正确就是违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包括生存和自由在内的人的自然权利的神圣不可侵害性。面对既往历史,在善恶问题上保持政治正确尚且不易,而对处于特定历史世界中的当事人来说,即使面对明显的“善恶”,进行正确选择恐怕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容易;何况,在许多情境下善恶并没有清晰的边界。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的警句道出“善恶”是个区间的道理。但是,善恶有所不同。“恶”是人性的底线突破,而“善”则是人性上限的无限延伸。前者容易测量,后者则难以定性。“恶”有限而“善”无边。罪大恶极、穷凶极恶是对“恶”的有限性的生动形容,而“止于至善”却是人类的永恒理想。或许,这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不朽缘由吧。
参考文献
[1].L·Hall Kermit.The Oxford Guide to American Law[M].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0-12.
[2].Cornell University.Cornell Presidents[EB/OL].http://www.news.cornell.edu/campus/PresBios2002.html.
[3].William·H·Honan.James·A·Perkins,86,Adviser 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N].New York Times,1998-08-22.
[4].本文关于康奈尔大学1969年校园骚乱的资料主要来源于Donald Alexander Downs.Cornell'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M].New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5].Robert·A·Dahl,Bruce Stinebrickner.Modern Politics Analysis(6th Edition)[M].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2002:3.
[6].资料来源:作者对《Cornell'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的作者Donald Alexander Downs教授通过电子信件进行的访谈。
[7].Donald Alexander Downs.Cornell' 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M].Newyork: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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