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1

指导案例64号 刘超捷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65号 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共有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66号 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 指导案例67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

指导案例68号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指导案例69号 王明德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指导案例70号《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指导案例71号《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指导案例72号《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诉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73号《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诉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别除权纠纷案》

/ 144 指导案例74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诉江苏镇江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75号《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76号《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指导案例77号《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

指导案例78号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指导案例79号：吴小秦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案

指导案例80号：洪福远、邓春香诉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1号：张晓燕诉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2号：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3号：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4号：礼来公司诉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 144 指导案例85号：高仪股份公司诉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6号：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指导案例87号：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 指导案例88号：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指导案例89号:“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

指导案例90号：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

指导案例91号：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

指导案例92号：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诉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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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61号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6月30日发布）关键词刑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法定刑/情节特别严重

裁判要点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0条

基本案情

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开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某”“严某甲”“严某乙”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10.5 4 / 144 亿余元，非法获利18833374.74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且到案之后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属自首；马乐认罪态度良好，违法所得能从扣押、冻结的财产中全额返还，判处的罚金亦能全额缴纳。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但刑法中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只能认定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马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马乐认罪态度良好，违法所得能全额返还，罚金亦能全额缴纳，确有悔罪表现；另经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科调查评估，对马乐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遂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8833374.74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照“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处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应当依法改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该条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 5 / 144 有“情节特别严重”情形；而根据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故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应在该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审判决量刑适当，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审裁定生效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属于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引用第一款处罚的全部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相当，法定刑亦应相当；马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其适用缓刑明显不当。本案终审裁定以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为由，降格评价马乐的犯罪行为，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当依法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直接进行再审，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相同，原审认定被告人马乐非法获利数额为18833374.74元存在计算错误，实际为19120246.98元，依法应当予以更正。最高人民法院（2015）刑抗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76只，累计成交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912万余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马乐具有主动从境外回国投案自首法定从轻、减刑处罚情节；在未受控制的情况下，将股票兑成现金存在涉案三个账户中并主动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明情况，退还了全部违 6 / 144 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好，赃款未挥霍，原判罚金刑得已全部履行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马乐可予减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因对法律条文理解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量刑及追缴违法所得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13万元；

四、违法所得人民币19120246.98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对于第一款的援引以及如何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一、对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第一款量刑情节的理解和把握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 7 / 144 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第四款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济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第四款中“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应如何理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第四款中只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这里的“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只能是依照第一款中“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予以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只是入罪条款，即达到了情节严重以上的情形，依据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至于具体处罚，应看符合第一款中的“情节严重”还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分别情况依法判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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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这样理解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由于我国基金、证券、期货等领域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比较多发，行为人利用公众投入的巨额资金作后盾，以提前买入或者提前卖出的手段获得巨额非法利益，将风险与损失转嫁到其他投资者，不仅对其任职单位的财产利益造成损害,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开、公正、公平的证券市场原则，严重损害客户投资者或处于信息弱势的散户利益，严重损害金融行业信誉，影响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进而对资产管理和基金、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新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并将该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中，说明两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相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适用“情节特别严重”。

（二）符合法条的文意。首先，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入罪条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了追诉的情节标准，说明该罪需达到“情节严重”才能被追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情节犯，立法要明确其情节犯属性，就必须借助“情节严重”的表述，以避免“情节不严重”的行为入罪。其次，该款中“情节严重”并不兼具量刑条款的性质。刑法条文中大量存在“情节严重” 9 / 144 兼具定罪条款及量刑条款性质的情形，但无一例外均在其后列明了具体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情节严重”之后，并未列明具体的法定刑，而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因此，本款中的“情节严重”仅具有定罪条款的性质，而不具有量刑条款的性质。

（三）符合援引法定刑立法技术的理解。援引法定刑是指对某一犯罪并不规定独立的法定刑，而是援引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作为该犯罪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法条文字表述重复，并不属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形。

综上，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虽然没有明确表述“情节特别严重”，但是根据本条款设立的立法目的、法条文意及立法技术，应当包含“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和量刑档次。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目前虽然没有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的专门规定，但鉴于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成交额250万元以上、获利75万元以上等情形认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遵循相同的标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累计成交额达10.5亿余元，非法获利达1912万余元，已远远超过上述标准，且在案发时属全国查获的该类犯罪数额最大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10 / 144 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马乐的犯罪情节应当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罗智勇、董朝阳、李剑弢）

指导案例62号 王新明合同诈骗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6月30日发布）关键词刑事/合同诈骗/数额犯/既遂/未遂

裁判要点

在数额犯中，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

基本案情

2012年7月29日，被告人王新明使用伪造的户口本、身份证，冒充房主即王新明之父的身份，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古城公园店，以出售该区古城路28号楼一处房屋为由，与被害人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为100万元，并当场收取徐某定金 11 / 144 1万元。同年8月12日，王新明又收取徐某支付的购房首付款29万元，并约定余款过户后给付。后双方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王新明虚假身份被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发现，余款未取得。2013年4月23日，王新明被公安机关查获。次日，王新明的亲属将赃款退还被害人徐某，被害人徐某对王新明表示谅解。

裁判结果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8月23日作出(2013)石刑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王新明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同时鉴于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亲属帮助下退赔全部赃款，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但认为数额特别巨大且系犯罪未遂有误，予以更正。遂认定被告人王新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宣判后，公诉机关提出抗诉，认为犯罪数额应为1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而原判未评价70万元未遂，仅依据既遂30万元认定犯罪数额巨大，系适用法律错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支持抗诉意见与此一致。王新明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又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2013）一中刑终字第4134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王新明撤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王新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2 / 144 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未评价未遂70万元的犯罪事实不当，予以纠正。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考虑王新明合同诈骗既遂30万元，未遂70万元但可对该部分减轻处罚，王新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赔全部赃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因素，原判量刑在法定刑幅度之内，且抗诉机关亦未对量刑提出异议，故应予维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支持抗诉意见，酌予采纳。鉴于二审期间王新明申请撤诉，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二审法院裁定依法准许撤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是，在数额犯中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时如何量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因此，对于数额犯中犯罪行为既遂与未遂并存且均构成犯罪的情况，在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时，先就未遂部分进行是否减轻处罚的评价，确定未遂部分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比较，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如果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较重或者二者相同的，应当以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将包括未遂部分在内的其他情节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调节要素进而确定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较重的，应当以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将包括既遂部分在内的其他情节，连同未遂部分的未遂情节一并作为量刑起点的调节要素进而确定基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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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王新明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既遂部分为30万元，根据司法解释及北京市的具体执行标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未遂部分为70万元，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应当对该未遂部分减一档处罚，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应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与既遂部分30万元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因此，以合同诈骗既遂30万元的基本犯罪事实确定对王新明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将未遂部分70万元的犯罪事实，连同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赔全部赃款、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一并作为量刑情节，故对王新明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高嵩、吕晶、王岩）

指导案例63号 徐加富强制医疗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6月30日发布）关键词刑事诉讼/强制医疗/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裁判要点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应当综合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所患精神病的种类、症状，案件审理时其病情是否已经好转，以及其家属或者监护人有无严加看管和自行送医治疗的意愿和能力等情况予以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相关机构或者专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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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徐加富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凭空闻声，认为别人在议论他，有人要杀他，紧张害怕，夜晚不睡，随时携带刀自卫，外出躲避。因未接受治疗，病情加重。2012年11月18日4时许，被申请人在其经常居住地听到有人开车来杀他，遂携带刀和榔头欲外出撞车自杀。其居住地的门卫张友发得知其出去要撞车自杀，未给其开门。被申请人见被害人手持一部手机，便认为被害人要叫人来对其加害。被申请人当即用携带的刀刺杀被害人身体，用榔头击打其的头部，致其当场死亡。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系头部受到钝器打击，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2012年12月10日，被申请人被公安机关送往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2月17日，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委托，对被申请人进行精神疾病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同月26日该所出具成精司鉴所（2012）病鉴字第105号鉴定意见书，载明：1.被鉴定人徐加富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幻觉妄想型；2.被鉴定人徐加富2012年11月18日4时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2013年1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被申请人的病情作出证明，证实徐加富需要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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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2013）武侯刑强初字第1号强制医疗决定书：对被申请人徐加富实施强制医疗。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被申请人徐加富实施了故意杀人的暴力行为后，经鉴定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疾病人，其妄想他人欲对其加害而必须携带刀等防卫工具外出的行为，在其病症未能减轻并需继续治疗的情况下，认定其放置社会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申请成立，予以支持。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由医疗机构作出评估，本案没有医疗机构的评估报告，对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的证据不充分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在强制医疗中如何认定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需要根据以往被申请人的行为及本案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而医疗机构对其评估也只是对其病情痊愈的评估，法律没有赋予医疗机构对患者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方面的评估权利。本案被申请人的病症是被害幻觉妄想症，经常假想要被他人杀害，外出害怕被害必带刀等防卫工具。如果不加约束治疗，被申请人不可能不外出，其外出必携带刀的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故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税长冰、蒋海宜、戴克果）

指导案例64号

/ 144 刘超捷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6月3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电信服务合同/告知义务/有效期限/违约

裁判要点

1.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未明确规定对某项商品或服务的限制条件，且未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将该限制条件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消费者同意的，该限制条件对消费者不产生效力。

2.电信服务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未向消费者告知某项服务设定了有效期限限制，在合同履行中又以该项服务超过有效期限为由限制或停止对消费者服务的，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24日，原告刘超捷在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徐州分公司）营业厅申请办理“神州行标准卡”，手机号码为1590520xxxx，付费方式为预付费。原告当场预付话费50元，并参与移动徐州分公司充50元送50元的活动。在业务受理单所附《中国移动通信客户入网服务协议》中，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项特殊情况的承担中的第1条为：在下列情况下，乙方有权暂停或限制甲方的移动通信服务，由此给甲方造 17 / 144 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1）甲方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或余额不足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结算时扣划不成功的；（2）甲方预付费使用完毕而未及时补交款项（包括预付费账户余额不足以扣划下一笔预付费用）的。

2010年7月5日，原告在中国移动官方网站网上营业厅通过银联卡网上充值50元。2010年11月7日，原告在使用该手机号码时发现该手机号码已被停机，原告到被告的营业厅查询，得知被告于2010年10月23日因话费有效期到期而暂停移动通信服务，此时账户余额为11.70元。原告认为被告单方终止服务构成合同违约，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6日作出(2011)泉商初字第240号民事判决：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取消对原告刘超捷的手机号码为1590520xxxx的话费有效期的限制，恢复该号码的移动通信服务。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二审期间申请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电信用户的知情权是电信用户在接受电信服务时的一项基本权利，用户在办理电信业务时，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向其明确说明该电信业务的内容，包括业务功能、费用收取办法及交费时 18 / 144 间、障碍申告等。如果用户在不知悉该电信业务的真实情况下进行消费，就会剥夺用户对电信业务的选择权，达不到真正追求的电信消费目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作为提供电信服务合同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与电信用户的权利义务内容，权利义务的内容必须符合维护电信用户和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信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目的，并有效告知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向其释明。业务受理单、入网服务协议是电信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确定了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入网服务协议第四项约定有权暂停或限制移动通信服务的情形，第五项约定有权解除协议、收回号码、终止提供服务的情形，均没有因有效期到期而中止、解除、终止合同的约定。而话费有效期限制直接影响到原告手机号码的正常使用，一旦有效期到期，将导致停机、号码被收回的后果，因此被告对此负有明确如实告知的义务，且在订立电信服务合同之前就应如实告知原告。如果在订立合同之前未告知，即使在缴费阶段告知，亦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主张“通过单联发票、宣传册和短信的方式向原告告知了有效期”，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本案被告既未在电信服务合同中约定有效期内容，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已将有效期限制明确告知原告，被告暂停服务、收回号码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故对 19 / 144 原告主张“取消被告对原告的话费有效期的限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平、赵增尧、李丽）

指导案例65号

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9月19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业主共有权/专项维修资金/法定义务/诉讼时效

【裁判要点】

专项维修资金是专门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缴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为维护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而应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业主拒绝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9条、第83条第2款

《物业管理条例》第7条第4项、第54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被告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环亚公司)取得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底层、二层房屋的产权，底层建筑面积691.36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910.39平方米。环亚公司未支付过上述房屋的专项维修资金。2010年9月，原告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以下简称久乐业主大会)经征求业主表决意见，决定由久乐业主大会代表业主提起追讨维修资金的诉讼。久乐业主大会向法院起诉，要求环亚公司就其所有的久乐大厦底层、二层的房屋向原告缴纳专项维修资金57566.9元。被告环亚公司辩称，其于2004年获得房地产权证，至本案诉讼有6年之久，原告从未主张过维修资金，该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同意原告诉请。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1日作出（2011）虹民三（民）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被告环亚公司应向原告久乐业主大会缴纳久乐大厦底层、二 20 / 144 层房屋的维修资金57566.9元。宣判后，环亚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依据上述规定，维修资金性质上属于专项基金，系为特定目的，即为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而专设的资金。它在购房款、税费、物业费之外，单独筹集、专户存储、单独核算。由其专用性所决定，专项维修资金的缴纳并非源于特别的交易或法律关系，而是为了准备应急性地维修、更新或改造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有部分。由于共有部分的维护关乎全体业主的共同或公共利益，所以维修资金具有公共性、公益性。

《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四项规定，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应当履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的义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依据上述规定，缴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为特定范围的公共利益，即建筑物的全体业主共同利益而特别确立的一项法定义务，这种义务的产生与存在仅仅取决于义务人是否属于区分所有建筑物范围内的住宅或非住宅所有权人。因此，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义务是一种旨在维护共同或公共利益的法定义务，其只存在补缴问题，不存在因时间经过而可以不缴的问题。

业主大会要求补缴维修资金的权利，是业主大会代表全体业主行使维护小区共同或公共利益之职责的管理权。如果允许某些业主不缴纳维修资金而可享有以其他业主的维修资金维护共有部分而带来的利益，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在维护共有部分上支付超出自己份额的金钱，这违背了公平原则，并将对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对全体业主的共有或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基于专项维修资金的性质和业主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义务的性质，被告环亚公司作为久乐大厦的业主，不依法自觉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以业主大会起诉追讨专项维修资金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根据被告所有的物业面积，按照同期其他业主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计算标准算出的被告应缴纳的数额合理，据此判决被告应当按照原告诉请支付专项维修资金。(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卢薇薇、陈文丽、成皿)

/ 144 指导案例66号

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9月19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离婚/离婚时/擅自处分共同财产 【裁判要点】

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7条

【基本案情】

原告雷某某（女）和被告宋某某于200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因琐事感情失和，于2013年上半年产生矛盾，并于2014年2月分居。雷某某曾于2014年3月起诉要求与宋某某离婚，经法院驳回后，双方感情未见好转。2015年1月，雷某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宋某某认为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雷某某称宋某某名下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内有共同存款37万元，并提交存取款凭单、转账凭单作为证据。宋某某称该37万元，来源于婚前房屋拆迁补偿款及养老金，现尚剩余20万元左右（含养老金14322.48元），并提交账户记录、判决书、案款收据等证据。

宋某某称雷某某名下有共同存款25万元，要求依法分割。雷某某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其提交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自2014年1月26日起的交易明细，显示至2014年12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262.37元。二审审理期间，应宋某某的申请，法院调取了雷某某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号自2012年11月26日开户后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雷某某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该账户内的195000元转至案外人雷某齐名下。宋某某认为该存款是其婚前房屋出租所得，应归双方共同所有，雷某某在离婚之前即将夫妻共同存款转移。雷某某提出该笔存款是其经营饭店所得收益，开始称该笔款已用于夫妻共同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其外甥女的借款，但雷某某对其主张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雷某某在庭审中曾同意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其另行支付宋某某10万元存款，后雷某某反悔，不同意支付。

【裁判结果】

/ 14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04854号民事判决：准予雷某某与宋某某离婚；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尾号为7101、9389及1156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有，并对其他财产和债务问题进行了处理。宣判后，宋某某提出上诉，提出对夫妻共同财产雷某某名下存款分割等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5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其他判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7101账户、9389账户及1156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有，雷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宋某某12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婚姻关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宋某某、雷某某共同生活过程中因琐事产生矛盾，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感情仍未好转，经法院调解不能和好，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雷某某是否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双方名下的存款应如何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就是说，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侵害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少分或不分财产。

本案中，关于双方名下存款的分割，结合相关证据，宋某某婚前房屋拆迁款转化的存款，应归宋某某个人所有，宋某某婚后所得养老保险金，应属夫妻共同财产。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雷某某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195000元转至案外人名下。雷某某始称该款用于家庭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外债，前后陈述明显矛盾，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钱款的去向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认定雷某某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4179账户内的存款，雷某某可以少分。宋某某主张对雷某某名下存款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判决宋某某婚后养老保险金14322.48元归宋某某所有，对于雷某某转移的19.5万元存款，由雷某某补偿宋某某12万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春香、赵霞、闫慧）指导案例67号

/ 144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9月19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解除

【裁判要点】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权受让人延迟或者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合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167条

【基本案情】

原告汤长龙与被告周士海于2013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双方约定：周士海将其持有的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6.35%股权转让给汤长龙。股权合计710万元，分四期付清，即2013年4月3日付150万元；2013年8月2日付150万元；2013年12月2日付200万元；2014年4月2日付210万元。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永不反悔。协议签订后，汤长龙于2013年4月3日依约向周士海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因汤长龙逾期未支付约定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周士海于同年10月11日，以公证方式向汤长龙送达了《关于解除协议的通知》，以汤长龙根本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次日，汤长龙即向周士海转账支付了第二期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履行了后续第三、四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周士海以其已经解除合同为由，如数退回汤长龙支付的4笔股权转让款。汤长龙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周士海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无效，并责令其继续履行合同。

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的变更（备案）登记中，周士海所持有的6.35%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汤长龙名下。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2013）成民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汤长龙的诉讼请求。汤长龙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川民终字第432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原审判决；

二、确认周士海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行为无效；

三、汤长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周士海支付股权转让款710万元。周士海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 24 / 144 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532号民事裁定，驳回周士海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周士海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

一、《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解除合同”。第二款规定，“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分期付款买卖的主要特征为：一是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总价款分三次以上，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之后买受人分两次以上向出卖人支付价款；二是多发、常见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般是买受人作为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而发生的交易；三是出卖人向买受人授予了一定信用，而作为授信人的出卖人在价款回收上存在一定风险，为保障出卖人剩余价款的回收，出卖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

本案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公司股东之外的其他人。尽管案涉股权的转让形式也是分期付款，但由于本案买卖的标的物是股权，因此具有与以消费为目的的一般买卖不同的特点：一是汤长龙受让股权是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获取经济利益，并非满足生活消费；二是周士海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让人，基于其所持股权一直存在于目标公司中的特点，其因分期回收股权转让款而承担的风险，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收回价款的风险并不同等；三是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存在向受让人要求支付标的物使用费的情况。综上特点，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对案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不宜简单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

二、本案中，双方订立《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够实现。汤长龙和周士海订立《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的目的是转让周士海所持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6.35%股权给汤长龙。根据汤长龙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情况，除第2笔股权转让款150万元逾期支付两个月，其余3笔股权转让款均按约支付，周士海认为汤长龙逾期付款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合同，退回了汤长龙所付710万元，不影响汤长龙按约支付剩余3笔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的成立，且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汤长龙明确表示愿意履行付款义务。因此，周士海签订案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够得以实现。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的变更（备案）登记中，周士海所持有的6.35%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汤长龙名下。

/ 144

三、从诚实信用的角度，《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鉴于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上明确约定“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永不反悔”，因此周士海即使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也应当首先选择要求汤长龙支付全部价款，而不是解除合同。

四、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一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关涉诸多方面，如其他股东对受让人汤长龙的接受和信任（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记载到股东名册和在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倾注其中。本案中，汤长龙受让股权后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权也已过户登记到其名下，如果不是汤长龙有根本违约行为，动辄撤销合同可能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案中，汤长龙主张的周士海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之规定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的理由，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梁红亚、王玥、李莉）指导案例68号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9月19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企业借贷/虚假诉讼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

【基本案情】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宝公司）诉称：欧宝公司借款给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8650万元，用于开发辽宁省东港市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借期届满时，特莱维公司拒不偿还。故请求法院判令特莱维公司返还借款本金8650万元及利息。

/ 144

特莱维公司辩称：对欧宝公司起诉的事实予以认可，借款全部投入到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房屋滞销，暂时无力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申诉人谢涛述称：特莱维公司与欧宝公司，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恶意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制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至2009年3月，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先后签订9份《借款合同》，约定特莱维公司向欧宝公司共借款8650万元，约定利息为同年贷款利率的4倍。约定借款用途为：只限用于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借款合同签订后，欧宝公司先后共汇款10笔，计8650万元，而特莱维公司却在收到汇款的当日或数日后立即将其中的6笔转出，共计转出7050万余元。其中5笔转往上海翰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皇公司），共计6400万余元。此外，欧宝公司在提起一审诉讼要求特莱维公司还款期间，仍向特莱维公司转款3笔，计360万元。

欧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宗惠光，该公司股东曲叶丽持有73.75％的股权，姜雯琪持有2％的股权，宗惠光持有2％的股权。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翰皇公司持有该公司90％股权，王阳持有10％的股权，2010年8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雯琪。工商档案记载，该公司在变更登记时，领取执照人签字处由刘静君签字，而刘静君又是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欧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系欧宝公司的员工。翰皇公司2002年3月2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前身为上海特莱维化妆品有限公司，王作新持有该公司67％的股权，曲叶丽持有33％的股权，同年10月28日，曲叶丽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王阳。2004年10月10日该公司更名为翰皇公司，公司登记等手续委托宗惠光办理，2011年7月5日该公司注销。王作新与曲叶丽系夫妻关系。

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欧宝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冻结特莱维公司5850万元的财产，王阳以其所有的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建筑面积均为236.4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为欧宝公司担保。王作鹏以其所有的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的建筑面积为671.76平方米的房产为欧宝公司担保，沈阳沙琪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琪公司，股东为王振义和修桂芳）以其所有的位于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小羊安村建筑面积分别为212平方米、946平方米的两处厂房及使用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一块土地为欧宝公司担保。

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记载地址均为东港市新兴路1号，委托经办人均为崔秀芳。再审期间谢涛向辽宁高院提供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案系张娥珍、贾世克诉翰皇公司、欧宝公司特许经营 27 / 144 合同纠纷案，判决所列翰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欧宝公司和翰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系翰皇公司员工宗惠光。

二审审理中另查明：

（一）关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之间关系的事实

工商档案表明，沈阳特莱维化妆品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特莱维）成立于2000年3月15日，该公司由欧宝公司控股（持股96.67%），设立时的经办人为宗惠光。公司登记的处所系向沈阳丹菲专业护肤中心承租而来，该中心负责人为王振义。2005年12月23日，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作新代表欧宝公司与案外人张娥珍签订连锁加盟（特许）合同。2007年2月28日，霍静代表特莱维公司与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安公司）签订关于特莱维国际花园项目施工的《补充协议》。2010年5月，魏亚丽经特莱维公司授权办理银行账户的开户，2011年9月又代表欧宝公司办理银行账户开户。两账户所留联系人均为魏亚丽，联系电话均为同一号码，与欧宝公司2010年6月10日提交辽宁高院的民事起诉状中所留特莱维公司联系电话相同。

2010年9月3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出具《回复函》称：同意提供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苏虹公路332号的面积12026.91平方米、价值2亿元的房产作为保全担保。欧宝公司庭审中承认，前述房产属于上海特莱维护肤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特莱维）所有。上海特莱维成立于2002年12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股东有王作新、翰皇公司的股东王阳、邹艳，欧宝公司的股东宗惠光、姜雯琪、王奇等人。王阳同时任上海特莱维董事，宗惠光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王奇任副总经理，霍静任董事。

2011年4月20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该院当日立案执行。同年7月12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提交书面申请称：“为尽快回笼资金，减少我公司损失，经与被执行人商定，我公司允许被执行人销售该项目的剩余房产，但必须由我公司指派财务人员收款，所销售的房款须存入我公司指定账户。”2011年9月6日，辽宁高院向东港市房地产管理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以相关查封房产已经给付申请执行人抵债为由，要求该处将前述房产直接过户登记到案外买受人名下。

欧宝公司申请执行后，除谢涛外，特莱维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世安公司、江西临川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东港市前阳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也 28 / 144 先后以提交执行异议等形式，向辽宁高院反映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虚构债权进行虚假诉讼。

翰皇公司的清算组成员由王作新、王阳、姜雯琪担任，王作新为负责人；清算组在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1年5月14日在《上海商报》上刊登了注销公告。2012年6月25日，王作新将翰皇公司所持特莱维公司股权中的1600万元转让于王阳，200万元转让于邹艳，并于2012年7月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沙琪公司的股东王振义和修桂芳分别是王作新的父亲和母亲；欧宝公司的股东王阁系王作新的哥哥王作鹏之女；王作新与王阳系兄妹关系。

（二）关于欧宝公司与案涉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事实

欧宝公司尾号为8115的账户（以下简称欧宝公司8115账户），2006年1月4日至2011年9月29日的交易明细显示，自2006年3月8日起，欧宝公司开始与特莱维公司互有资金往来。其中，2006年3月8日欧宝公司该账户汇给特莱维公司尾号为4891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300万元，备注用途为借款，2006年6月12日转给特莱维公司801万元。2007年8月16日至23日从特莱维公司账户转入欧宝公司8115账户近70笔款项，备注用途多为货款。该账户自2006年1月4日至2011年9月29日与沙琪公司、沈阳特莱维、翰皇公司、上海特莱维均有大笔资金往来，用途多为货款或借款。

欧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港支行开立的账户（尾号0357）2010年8月31日至2011年11月9日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0年9月15日、9月17日由欧宝公司以现金形式分别存入168万元、100万元；2010年9月30日支付东港市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100万元；2010年9月30日自特莱维公司账户（尾号0549）转入100万元，2011年8月22日、8月30日、9月9日自特莱维公司账户分别转入欧宝公司该账户71.6985万元、51.4841万元、62.3495万元，2011年11月4日特莱维公司尾号为5555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以法院扣款的名义转入该账户84.556787万元；2011年9月27日以“往来款”名义转入欧宝公司8115账户193.5万元，2011年11月9日转入欧宝公司尾号4548账户（以下简称欧宝公司4548账户）157.995万元。

/ 144

欧宝公司设立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青浦支行的账户（尾号5617）显示，2012年7月12日该账户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50万元。

欧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4548账户2013年10月7日至2015年2月7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自2014年1月20日起，特莱维公司以“还款”名义转入该账户的资金，大部分又以“还款”名义转入王作鹏个人账户和上海特莱维的账户。

翰皇公司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尾号为4917账户（以下简称翰皇公司4917账户）2006年1月5日至2009年1月14日的交易明细显示，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2008年7月7日转入翰皇公司该账户605万元，同日翰皇公司又从该账户将同等数额的款项转入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但自翰皇公司打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该笔款项计入了特莱维公司的借款数额，自特莱维公司打入翰皇公司的款项未计入该公司的还款数额。该账户同时间段还分别和欧宝公司、沙琪公司以“借款”“往来款”的名义进行资金转入和转出。

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2006年6月7日至2015年9月2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2009年7月2日自该账户以“转账支取”的名义汇入欧宝公司的账户（尾号0801）600万元；自2011年11月4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该账户转入欧宝公司资金达30多笔，最多的为2012年12月20日汇入欧宝公司4548账户的一笔达1800万元。此外，该账户还有多笔大额资金在2009年11月13日至2010年7月19日期间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账户。

沙琪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和平支行的账户（尾号6312）2009年11月13日至2011年6月27日的交易明细显示，特莱维公司转入沙琪公司的资金，有的以“往来款”或者“借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的其他账户。例如，2009年11月13日自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3800万元，2009年12月4日又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另外设立的尾号为8361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3800万元；2010年2月3日自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账户的4827万元，同月10日又以“借款”的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500万元，以“汇兑”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1930万元，2010年3月31日沙琪公司又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1000万元，同年4月12日以系统内划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1806万元。特莱维公司转入沙琪公司账户的资金有部分流入了沈阳特莱维的账户。例如，2010年5月6日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沈阳特莱维1000万元，同年7月29日以“转款”的名义转入沈阳特莱维2272万元。此外，欧宝公司也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该账户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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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均承认，欧宝公司4548账户和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港支行的账户（尾号0357）由王作新控制。

【裁判结果】

辽宁高院2011年3月21日作出（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特莱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欧宝公司借款本金8650万元及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案外人谢涛提出申诉，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4日作出（2012）辽立二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辽宁高院经再审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2）辽审二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驳回欧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欧宝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虚假民事诉讼，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作出罚款决定，对参与虚假诉讼的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民法院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同时对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制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二是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就争议的8650万元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一、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可见，公司法所称的关联公司，既包括公司股东的相互交叉，也包括公司 31 / 144 共同由第三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或者股东之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本案中，曲叶丽为欧宝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作新是特莱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也是案涉合同签订时特莱维公司的控股股东翰皇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作新与曲叶丽系夫妻关系，说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由夫妻二人控制。欧宝公司称两人已经离婚，却未提供民政部门的离婚登记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虽然辽宁高院受理本案诉讼后，特莱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作新变更为姜雯琪，但王作新仍是特莱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欧宝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宗惠光、王奇等人，与特莱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作新、法定代表人姜雯琪、目前的控股股东王阳共同投资设立了上海特莱维，说明欧宝公司的股东与特莱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其他的共同利益关系。另外，沈阳特莱维是欧宝公司控股的公司，沙琪公司的股东是王作新的父亲和母亲。可见，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前述两公司与沙琪公司、上海特莱维、沈阳特莱维之间均存在关联关系。

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之间还存在人员混同的问题。首先，高管人员之间存在混同。姜雯琪既是欧宝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又是特莱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参与翰皇公司的清算。宗惠光既是欧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翰皇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欧宝公司称宗惠光自2008年5月即从翰皇公司辞职，但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看，该案2008 32 / 144 年8月至12月审理期间，宗惠光仍以翰皇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诉讼。王奇既是欧宝公司的监事，又是上海特莱维的董事，还以该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代理相关行政诉讼。王阳既是特莱维公司的监事，又是上海特莱维的董事。王作新是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还曾先后代表欧宝公司、翰皇公司与案外第三人签订连锁加盟（特许）合同。其次，普通员工也存在混同。霍静是欧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本案中作为欧宝公司原一审诉讼的代理人，2007年2月23日代表特莱维公司与世安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又同时兼任上海特莱维的董事。崔秀芳是特莱维公司的会计，2010年1月7日代特莱维公司开立银行账户，2010年8月20日本案诉讼之后又代欧宝公司开立银行账户。欧宝公司当庭自述魏亚丽系特莱维公司的工作人员，2010年5月魏亚丽经特莱维公司授权办理银行账户开户，2011年9月诉讼之后又经欧宝公司授权办理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开户，且该银行账户的联系人为魏亚丽。刘静君是欧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本案原一审和执行程序中作为欧宝公司的代理人，2009年3月17日又代特莱维公司办理企业登记等相关事项。刘洋以特莱维公司员工名义代理本案诉讼，又受王作新的指派代理上海特莱维的相关诉讼。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的人员之间并未严格区分，上述人员实际上服从王作新一人的指挥，根据不同的工作任务，随时转换为不同关联公司的工作人员。欧宝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在2007年借款之初就派相关人员进驻特莱维公司，监督该公司对投资款的使用并协助工作，但早在欧宝公司所称的向特莱维公司转入首笔借款之前5个月，霍静即参与该公司的合同签订业务。而且从这些所谓的“派驻人员”在特莱维公司所起的作用看，上述人员参与了该公司的合同签订、财务管理到诉讼代理的全面工作，而不仅是监督工作，欧宝公司的辩解，不足为信。辽宁高院关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系由王作新、曲叶丽夫妇控制之关联公司的认定，依据充分。

二、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就争议的8650万元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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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为防止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对其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必须严格审查。

欧宝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特莱维公司偿还借款8650万元及利息，虽然提供了借款合同及转款凭证，但其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当事人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言行违背常理，主要表现为以下7个方面：

第一，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来看，借款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对借款法律关系的要约与承诺的细节事实陈述不清，尤其是作为债权人欧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称是合同经办人的宗惠光，对所有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地点、每一合同的己方及对方经办人等细 34 / 144 节，语焉不详。案涉借款每一笔均为大额借款，当事人对所有合同的签订细节、甚至大致情形均陈述不清，于理不合。

第二，从借款的时间上看，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欧宝公司的自述及其提交的借款合同表明，欧宝公司自2007年7月开始与特莱维公司发生借款关系。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其提交的自行委托形成的审计报告又载明,自2006年12月份开始向特莱维公司借款，但从特莱维公司和欧宝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在2006年12月之前，仅欧宝公司8115账户就发生过两笔高达1100万元的转款，其中，2006年3月8日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300万元，同年6月12日转入801万元。

第三，从借款的数额上看，当事人的主张前后矛盾。欧宝公司起诉后，先主张自2007年7月起累计借款金额为5850万元，后在诉讼中又变更为8650万元，上诉时又称借款总额1.085亿元，主张的借款数额多次变化，但只能提供8650万元的借款合同。而谢涛当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在欧宝公司所称的1.085亿元借款之外，另有4400多万元的款项以“借款”名义打入特莱维公司账户。对此，欧宝公司自认，这些多出的款项是受王作新的请求帮忙转款，并非真实借款。该自认说明，欧宝公司在相关银行凭证上填写的款项用途极其随意。从本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所载金额看，欧宝公司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金额远远超出欧宝公司先后主张的上述金额。此外，还有其他多笔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巨额资金，没有列入欧宝公司所主张的借款数额范围。

第四，从资金往来情况看，欧宝公司存在单向统计账户流出资金而不统计流入资金的问题。无论是案涉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期间，还是在此之前，甚至诉讼开始以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既有欧宝公司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款项的情况，又有特莱维公司转入欧宝公司账户款项的情况，但欧宝公司只计算己方账户转出的借方金额，而对特莱维公司转入的贷方金额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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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所有关联公司之间的转款情况看，存在双方或多方账户循环转款问题。如上所述，将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翰皇公司、沙琪公司等公司之间的账户对照检查，存在特莱维公司将己方款项转入翰皇公司账户过桥欧宝公司账户后，又转回特莱维公司账户，造成虚增借款的现象。特莱维公司与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也存在此种情况。

第六，从借款的用途看，与合同约定相悖。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限用于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但是案涉款项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后，该公司随即将大部分款项以“借款”“还款”等名义分别转给翰皇公司和沙琪公司，最终又流向欧宝公司和欧宝公司控股的沈阳特莱维。至于欧宝公司辩称，特莱维公司将款项打入翰皇公司是偿还对翰皇公司借款的辩解，由于其提供的翰皇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借款数额与两公司银行账户交易的实际数额互相矛盾，且从流向上看大部分又流回了欧宝公司或者其控股的公司，其辩解不足为凭。

第七，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诉讼和执行中的行为来看，与日常经验相悖。欧宝公司提起诉讼后，仍与特莱维公司互相转款；特莱维公司不断向欧宝公司账户转入巨额款项，但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却未就还款金额对欧宝公司的请求提出任何抗辩；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财产保全，特莱维公司的股东王阳却以其所有的房产为本应是利益对立方的欧宝公司提供担保；欧宝公司在原一审诉讼中另外提供担保的上海市青浦区房产的所有权，竟然属于王作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特莱维；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当庭自认，欧宝公司开立在中国建设 36 / 144 银行东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银行账户都由王作新控制。

对上述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欧宝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争议款项与特莱维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且从调取的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账户的交易明细发现，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同一公司的不同账户之间随意转款，款项用途随意填写。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法院确信，欧宝公司诉请之债权系截取其与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虚构而成，其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特莱维公司返还865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不应支持。据此，辽宁高院再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至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首先，无论欧宝公司，还是特莱维公司，对特莱维公司与一审申诉人谢涛及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明知的。从案涉判决执行的过程看，欧宝公司申请执行之后，对查封的房产不同意法院拍卖，而是继续允许该公司销售，特莱维公司每销售一套，欧宝公司即申请法院解封一套。在接受法院当庭询问时，欧宝公司对特莱维公司销售了多少查封房产，偿还了多少债务陈述不清，表明其提起本案诉讼并非为实现债权，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保护性查封以阻止其他债权人对特莱维公司财产的受偿。虚构债权，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明显。其次，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人员混同、银行账户同为王 37 / 144 作新控制的事实可知，两公司同属一人，均已失去公司法人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申诉人谢涛认为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意见，以及对有关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制裁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胡云腾、范向阳、汪国献）指导案例69号

王明德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9月19日发布）

【关键词】行政诉讼/工伤认定/程序性行政行为/受理

【裁判要点】

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3条

/ 144 【基本案情】

原告王明德系王雷兵之父。王雷兵是四川嘉宝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峨眉山分公司职工。2013年3月18日，王雷兵因交通事故死亡。由于王雷兵驾驶摩托车倒地翻覆的原因无法查实，四川省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于同年4月1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乐公交认定〔2013〕第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3年3月18日，王雷兵驾驶无牌“卡迪王”二轮摩托车由峨眉山市大转盘至小转盘方向行驶。1时20分许，当该车行至省道S306线29.3KM处驶入道路右侧与隔离带边缘相擦挂，翻覆于隔离带内，造成车辆受损、王雷兵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2013年4月10日，第三人四川嘉宝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峨眉山分公司就其职工王雷兵因交通事故死亡，向被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并同时提交了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被告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尚未对本案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为由，于当日作出乐人社工时〔2013〕05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以下简称《中止通知》），并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

2013年6月24日，原告通过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向被告提交了《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要求被告恢复对王雷兵的工伤认定。因被告未恢复对王雷兵工伤认定程序，原告遂于同年7月3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中止通知》。

【裁判结果】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5日作出（2013）乐中行初字第36号判决，撤销被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4月10日作出的乐人社工时〔2013〕05号《中止通知》。一审宣判后，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起了上诉。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撤回上诉申请书。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自愿申请撤回上诉，属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准许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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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中止通知》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二是《中止通知》是否应当予以撤销。

一、关于《中止通知》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问题

法院认为，被告作出《中止通知》，属于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但如果该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的，则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但是，在现实道路交通事故中，也存在因道路交通事故成因确实无法查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对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就本案而言，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就王雷兵因交通事故死亡，依据所调查的事故情况，只能依法 40 / 144 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无法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经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就事故作出的结论，也就是《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工伤认定决定需要的“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除非出现新事实或者法定理由，否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会就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作出其他结论。而本案被告在第三人申请认定工伤时已经提交了相关《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中止通知》，并且一直到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以工伤认定处于中止中为由，拒绝恢复对王雷兵死亡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程序。由此可见，虽然被告作出《中止通知》是工伤认定中的一种程序性行为，但该行为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长期，乃至永久得不到依法救济，直接影响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原告也无法通过对相关实体性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获得救济。因此，被告作出《中止通知》，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二、关于《中止通知》应否予以撤销问题

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如前所述，第三人在向被告就王雷兵死亡申请工伤认定时已经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也就是说，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并不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依法可以作出中止 41 / 144 决定的情形。因此，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作出《中止通知》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中止通知》判决生效后，被告对涉案职工认定工伤的程序即应予以恢复。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黄英、李巨、彭东）

指导案例70号

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裁判要点

行为人在食品生产经营中添加的虽然不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和《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物质，但如果该物质与上述名单中所列物质具有同等属性，并且根据检验报告和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能够确定该物质对人体具有同等危害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

/ 144 基本案情

被告人习文有于2001年注册成立了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一佰公司），系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负责人。2010年以来，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从被告人谭国民处以600元/公斤的价格购进生产保健食品的原料，该原料系被告人谭国民从被告人尹立新处以2500元/公斤的价格购进后进行加工，阳光一佰公司购进原料后加工制作成用于辅助降血糖的保健食品阳光一佰牌山芪参胶囊，以每盒1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至扬州市广陵区金福海保健品店及全国多个地区。被告人杨立峰具体负责生产，被告人钟立檬、王海龙负责销售。2012年5月至9月，销往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山芪参胶囊分别被检测出含有盐酸丁二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检测结果告知阳光一佰公司及习文有。被告人习文有在得知检测结果后随即告知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被告人习文有明知其所生产、销售的保健品中含有盐酸丁二胍后，仍然继续向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购买原料，组织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等人生产山芪参胶囊并销售。被告人谭国民、尹立新在得知检测结果后继续向被告人习文有销售该原料。

盐酸丁二胍是丁二胍的盐酸盐。目前盐酸丁二胍未获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或进口，不得作为药物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扬州大学医学院葛晓群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和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证明：盐酸丁二胍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很早就撤出我国 43 / 144 市场，长期使用添加盐酸丁二胍的保健食品可能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危及生命。

从2012年8月底至2013年1月案发，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金额达800余万元。其中，习文有、尹立新、谭国民参与生产、销售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金额达800余万元；杨立峰参与生产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额达800余万元；钟立檬、王海龙参与销售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金额达40余万元。尹立新、谭国民与阳光一佰公司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尹立新、谭国民系提供有毒、有害原料用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帮助犯，其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习文有与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系受习文有指使实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均系从犯。习文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立峰、谭国民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当庭自愿认罪。习文有、尹立新、王海龙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钟立檬归案后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当庭对部分犯罪事实自愿认罪。

裁判结果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2013）扬广刑初字第0330号刑事判决：被告单位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 44 / 144 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被告人习文有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百万元；被告人尹立新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谭国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杨立峰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钟立檬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王海龙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向被告单位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八百万元，向被告人尹立新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十七万一千五百元，向被告人谭国民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三十二万元；扣押的含有盐酸丁二胍的山芪参胶囊、颗粒，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均提出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扬刑二终字第00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45 / 144 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第二十一条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本案中，盐酸丁二胍系在我国未获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或进口，不得作为药品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化学物质；其亦非食品添加剂。盐酸丁二胍也不属于上述《解释》第二十条第二、第三项规定的物质。根据扬州大学医学院葛晓群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和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证明，盐酸丁二胍与《解释》第二十条第二项《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其他降糖类西药（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长期服用添加有盐酸丁二胍的“阳光一佰牌山芪参胶囊”有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的风险，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因此，对盐酸丁二胍应当依照《解释》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 46 / 144 一条的规定，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被告人习文有作为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山芪参胶囊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杨立峰、钟立檬、王海龙作为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山芪参胶囊的直接责任人员，明知阳光一佰公司生产、销售的保健食品山芪参胶囊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盐酸丁二胍成分，仍然进行生产、销售；被告人尹立新、谭国民明知其提供的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盐酸丁二胍的原料被被告人习文有用于生产保健食品山芪参胶囊并进行销售，仍然向习文有提供该种原料，因此，上述单位和被告人均依法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中，被告单位阳光一佰公司、被告人习文有、尹立新、谭国民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杨立峰的行为构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钟立檬、王海龙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作用、自首、认罪态度等量刑情节，作出如上判决。（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汤咏梅、陈圣勇、汤军琪）指导案例71号

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 1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起算时间

裁判要点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 基本案情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温平鳌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毛建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陈先银挂靠在其名下的温州宏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款20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于2013年1月6日生效。因毛建文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陈先银于2013年2月16日向平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平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毛建文于2013年1月17日将其名下的浙CVU661小型普通客车以150000元的价格转卖，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个人开销，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毛建文于2013年11月30日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裁判结果

/ 144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温平刑初字第31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毛建文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判后，毛建文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毛建文负有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执行义务，在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毛建文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起算时间如何认定，即被告人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是从相关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还是从执行立案时起算。对此，法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并不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要件和前提，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应从相关民事判决于2013年1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符合立法原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解释时指出，该条中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就是说，只有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义务人才有及时、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责任。49 / 144 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不是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才产生的，而是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即产生。第二，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协调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包括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由此可见，法律明确将拒不执行行为限定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并未将拒不执行的主体仅限定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的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义务人等，更未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调整范围仅限于生效法律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发生的行为。第三，符合立法目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难”问题。将判决、裁定生效后立案执行前逃避履行义务的行为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调整范围，是法律设定该罪的应有之意。将判决、裁定生效之日确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拒不执行行为的起算时间点，能有效地促使义务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即迫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避免生效裁判沦为一纸空文，从而使社会公众真正尊重司法裁判，维护法律权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实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目的。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2

一、案情简介

2005年7月, 被告王鹏进入原告中兴通讯 (杭州)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工作, 劳动合同约定王鹏从事销售工作, 基本工资每月3840元。该公司的《员工绩效管理办法》规定:员工半年、年度绩效考核分别为S、A、C1、C2四个等级, 分别代表优秀、良好、价值观不符、业绩待改进;S、A、C (C1、C2) 等级的比例分别为20%、70%、10%;不胜任工作原则上考核为C2。王鹏原在该公司分销科从事销售工作, 2009年1月后因分销科解散等原因, 转岗至华东区从事销售工作。2008年下半年、2009年上半年及2010年下半年, 王鹏的考核结果均为C2。中兴通讯认为, 王鹏不能胜任工作, 经转岗后, 仍不能胜任工作, 故在支付了部分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解除了劳动合同。 (1)

本案经过劳动仲裁, 裁决中兴通讯支付王鹏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余额36596.28元。中兴通讯不符仲裁裁决, 2011年11月1日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不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余额。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王鹏虽然根据用人单位的《员工绩效管理办法》被考核为C2等级, 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所规定的“不能胜任工作”, 因此, 中兴通讯仅凭限定考核等级比例的考核结果, 不能证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不符合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虽然中兴通讯后来将王鹏从分销科转岗, 但转岗前后工作性质未变, 且是由于分销科解散而转岗, 故不符合“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 中兴通讯单方面解除与王鹏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应当依法向王鹏支付经济补偿标准二倍的赔偿金。本案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指导案例18号之分析

(一) 指导案例18号的优势

法院审理本案时, 将重点放在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 (二) (2) 的解读上, 思路分为两层:首先, 论证劳动者被考核居于末位并不等于不能胜任工作;其次, 即便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用人单位也要通过调整工作岗位或者培训等方式, 再判断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在本案中, 中兴通讯规定了年度绩效考核四个等级的评定比例, 这就意味着该公司的员工根据《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的评定总会有人沦为末位。诚然, 被评定为末位的劳动者可能确实在用人单位中存在问题, 但据此并不能草率地认为居于末位的劳动者就不能胜任工作。有排名就会有末位, 况且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末位的判断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只能说明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评定标准下居于末位, 不意味着在其他用人单位中也居于末位。用人单位的考核标准往往层出不穷, 最为主要的标准可能就是业绩指标。但业绩指标本身是客观的数量, 而“不能胜任”却是一个极具主观色彩的概念, 用客观指标去对应主观解释, 这其中的误差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 指导案件18号的外部性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与立法目的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应当参照”四字意味着指导性案例一旦颁布, 就应当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全国法院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拘束力。这就是说, 所有的法官在遇到类似案件时, 都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来进行裁判。相较于抽象的法律条文, 指导案例18号更为形象地向劳动者阐释了自身权益, 有利于劳动者实施维权。事实上,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征求意见稿) 》第十六条 (3) 曾经对“末位淘汰”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予以规定, 但最初出台的《司法解释 (四) 》却未见相关内容, 所幸指导性案例18号弥补了这一缺憾, 与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目的保持一致。

(二) 指导案例18号的不足

第一, 指导案例18号虽然确认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即排名居于末位不等于不能胜任工作, 但是却没有对胜任的标准予以解释, 给其他法院举一反三增加难度。如果用人单位设计了科学合理的标准来判断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 那么不符合该标准的劳动者即使没有在考核中居于末位也可以被解除劳动合同, 判断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判断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具有难以摆脱的主观性, 强迫法院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并不现实, 且有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可能, 但法院却可以通过列举参考因素的方式将判断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的标准做适当指引, 使指导案例18号在指引其他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有的放矢。

第二, 指导案例18号的特殊性将有可能削指导作用。在本案中, 法院认为王鹏因原属部门解散而转岗的事实并非法律规定中的“调整岗位”, 因此更加确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但是如果王鹏调整岗位确因其排名居于末尾, 那么法院的判决是否会发生变化?上述情况在类似案件中完全有可能发生, 而指导案例18号并没有给出相应答案。在笔者看来, 用人单位即便对劳动者调整岗位或者进行培训也不可治愈“末位淘汰”所带来的伤害。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通过科学严谨的考核方式证明劳动者居于末位就属于不能胜任工作的话, 那么即便之后培训或者调整岗位行为多么合理合法, 也仍然应认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

最后, 指导案例18号侧重保护劳动者的意图将招来用人单位不满, 可能导致劳资双方两败俱伤。尽管本案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对用人单位来说, 更加谨慎地适用末位淘汰制度将会在无形中增加雇佣成本。相关调查显示, 已经有很多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使企业用人成本增加, 其中民营企业认为人工成本大幅增加的比例最高, 占到29%, 远高于国有企业 (20%) 和外资企业 (15%) 。在雇佣成本激增的压力下, 用人单位很有可能通过减少用工或者降低劳动者各方面待遇等方式对劳动者实施管理, 而劳动岗位的减少或者劳动者待遇降低又会给整个劳动者群体带来重大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遴选为指导案例的美好初衷很可能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 结果事与愿违。

三、针对指导案例18号之引申思考

指导案例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起按批发布、严格筛选, 具有一定指导性的案例。也就是说“每一个指导性案例都兼具双重身份:被遴选之前的普通案件和被遴选之后的指导性案例。”截止到2015年4月15日, 我国指导性案例已经先后发布十批, 直至2013年发布第五批指导性案例时才将案例类型扩展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 该领域目前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共计三个。 (4) 指导案例18号作为第一个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指导案例, 对处理有关“末位淘汰”引发的劳动纠纷案件具有积极作用, 但最高人民法院将遴选的普通案件仅做提炼整理便上升为指导案例的做法仍有待商榷, 或者说我国想要效仿英美法系之判例法还有许多现实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负责人认为指导性案例应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 不能被裁判文书直接援引, 但是指导性案例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 法官在处理同类或类似案件时, 应当充分注意、参照指导案例。这一定位将我国指导案例制度与英美法系之判例法明显区分, 使许多对我国指导案例寄予厚望的人大跌眼镜。事实上, 我国是否有必要效仿判例法本身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毕竟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想要借鉴英美法系的内容需要克服“水土不服”等问题, 而在这些根本问题尚且无法解释清楚的情况下, 贸然对指导案例制度寄予过多希望, 不仅容易误解该制度, 更可能给许多司法工作者带来负担, 进而不利于我国指导案例制度的发展。除此之外, 在对指导案例制度极尽赞美的同时, 也容易让人们忽略一个现实问题, 即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是司法体系内的权威, 却未必擅长处理其他领域内的问题, 特别是当指导性案例投入社会后会引发怎样的实际效果是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难以预计与缺乏思考的。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指导案例制度, 首先应持一种客观、谨慎的态度, 不易过早将其作为判例法加以看待, 从而阻碍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其次, 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在推行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同时尽快进一步说明指导案例的地位与作用, 不仅是在法院体系内, 更需要向社会各界说明, 使法学研究者、法律工作者可以客观公平的对指导性案例的效果予以评价。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在遴选指导性案例时还应注重该案例的社会影响与实践意义, 不仅要提炼出裁判要点, 还应总结审理思路, 并就指导性案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展开讨论, 认真选择、谨慎公布, 使指导性案例实现预期效果。

四、结语

指导案例18号所涉及的用人单位通过“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 因此采取谨慎、客观的态度审视指导案例18号十分必要, 需要看到案例本身的优缺点, 更应思考我国指导案例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指导案例18号虽然明确劳动者在考核中居于末位不等于不能胜任工作, 但却没有对胜任的标准进行细化, 而案例中劳动者因为原部门解散而转岗的特殊情况又给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案例18号的外部作用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意图, 但却忽视了这一意图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从而暴露出最高人民法院选择指导性案例时的疏漏之处。我国指导性案例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理清指导性案例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关键。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在遴选指导性案例时还应考虑案件对社会的影响与实践意义, 总结出审理思路, 做到认真选择、谨慎公布。

摘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公布了第一个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案件——指导案例18号:中兴通讯 (杭州) 有限责任公司诉王鹏劳动合同纠纷案, 该案对我国法院审理“末位淘汰”引发的劳动纠纷案件起到了指引作用。虽然指导案例18号具有许多积极意义, 但其没有对胜任标准予以解释、本身具有特殊性、可能对劳资市场产生消极影响等问题也使得该案的“参照”效果事与愿违, 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使得人们需要谨慎思考我国指导案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3

由于目前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时执法标准不统一，检察机关也常常遭遇“认定难”，如此类犯罪中“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认定不清以及处理本罪与他罪的关系问题不够明确等，从而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近日，最高检发布三个指导性案例，分别是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用以指导检察机关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

1如何区分“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

发布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明确区分“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认定问题。2010年8月，李泽强编写短信扬言要炸机场，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严重影响了机场正常运营秩序。最终，李泽强因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按照高检院第三批指导性案例，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将统一定罪标准：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引起恐慌可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发布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为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提供指导。该案例进一步明确，关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被告人卫学臣在编造了虚假恐怖信息以后，打电话告诉机场，机场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并造成航班晚点，属于指导性案例要旨中的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情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指出，编造、故意传播威胁民航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只要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就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3如何认定“此罪”与“彼罪”

发布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为明确处理本罪与他罪关系问题以及“造成严重后果”认定问题提供指导。2005年1月24日至27日，袁才彦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方法向多家商场及单位敲诈勒索。最终，袁才彦被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按照高检院第三批指导案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可以从“是否采取了疏散措施”，是“否达到极度恐慌程度”，“是否致使单位无法正常经营”，“是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方面加以认定。

此外，在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一案中，被告人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又以此向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等六个单位敲诈勒索财物共计26万元，其行为分别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和敲诈勒索罪。

“在本案中，被告人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以此对有关单位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情形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即一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对此，在刑法理论上认为应当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陈兴良指出，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4

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指导性案例《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指导案例1号)。为了正确理解和准确参照适用该指导性案例，现对该指导性案例的推选经过、裁判要点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推选过程及其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于2010年12月31日向高级法院发出报送备选指导性案例的通知。2011年5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经讨论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该备选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经研究讨沦后将该案例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查和征求意见?民一庭认为，该案例对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意将该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经讨论研究认为，该案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2条的有关规定，具有指导意义，同意将该案例确定为指导性案例。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号文件将该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

该案例涉及二手房买卖居间纠纷中时有发生的“跳单”问题，二手房买卖居间活动中，买方通过中介公司的居间服务选定房源后，却故意绕开该中介公司直接与房主达成交易或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与房主达成交易的现象，民间俗称“跳单”。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约定的禁止跳单条款法律效力如何，以及何种情况构成跳单违约，实践中认识不一；本案例的生效判决对相关纠纷的处理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契合公平合理的法律精神，有利于鼓励中介公司以提供质高价优的中介服务取得竞争优势，促进二手房中介市场良性竞争，义有利于保护买方合法的购房选择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公平。因此，本案例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只有指导意义。

二、裁判要点的理解与说明

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确认：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现围绕与该裁判要点相关的问题逐一说明如下：

关于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

1．关于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法律性质。本案中，中介公司带领买方看房时，让买方签署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其中明确了由买方委托中介公司求购房屋，并约定了报酬和违约条款。该确认书系中介公司向买方报告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机会、提供相关媒介服务，并由买方支付报酬的合同，符合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对于居间合同的定义，具法律性质属于居间合同。实践中，中介公司与买方签订的合同名称多样，有的称为二手房买卖服务合同，有的称为委托看房书，有的称为看房协议书。不论具名称如何，共核心内容都是由中介公司向委托人提供二平房买卖的信息和媒介服务，都属于居间合同。应按照合同法中关于居间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和处理。

2．关于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中介公司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通常在居间合同中载明禁止委托人跳单的条款，约定跳单行为是违约行为。对于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中介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设立的霸王条款，限制了买方的选择权，应属无效；有的则认为买方在签订合同时，对该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应当明知，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我们认为，应根据约定的具体内容来认定其效力，不可一概而论，只要当事人主体身份适格，意思表示真实，约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就是合法有效的。具体来说，应考察以下两方面。

一是看禁止跳单条款是否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由于禁止跳单的约定通常并不涉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其主旨在于防止买方的不诚信行为，而非具有“非法目的”，法律、行政法规亦未强行规定当事人不得签订禁止跳单的条款，且并非免责条款，放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二是看禁止跳单条款提供方是否具有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实践中，禁止跳单条款通常都是中介公司事先在合同中拟好，而后在居间活动中直接交给委托人签字确认的，这种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性质属于格式条款，合同法第四十条对格式条款的效力作了特别限制，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免除责任，是指免除格式条款提供者按照通常情形应当承担的主要义务。加重责任，是指格式条款中含有通常情形下对方当事人不应当承担的义务，排除主要权利，是指排除对方当事人按照通常情形应当享有的主要权利；是否属于“通常情形下”的责任或权利，不能仅仅看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内容，而应当根据具体合同的性质作出判断。根据二手房买卖居间合同的性质，中介公司的主要责任是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向委托人如实报告订

立合同的机会、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其权利是在促成合同成立后获得报酬；委托人的丰要权利是获得信息和服务，其主要义务是在中介公司促成合同成立时支付报酬。从本案例来看，当事人约定在一定期间内委托人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等条件却不通过中原公司而达成买卖交易的行为构成违约，该约定目的在于防止买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信息和服务，另一方面又绕开自己(中介公司)，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应得的报酬，不属于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再者，利用了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务却绕开中介公司的跳单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将该行为约定为违约行为并应当支付违约金，是对中介公司合法利益的正当保护，有利于促进中介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有利于鼓励诚信交易。故案例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买方未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时，不构成违约。

本案例中，当事人约定买方在一定期间内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等条件却不通过中原公司而达成买卖交易的行为构成违约。因此，如果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和机会，则不构成违约。

从本案例来看，显然不能认定陶德华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首先，房源信息并非中原公司独家掌握，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无禁止房主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的规定，实践中房主为了增加交易机会，往往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而不是委托某中介公司独家代理出售，因此有多家中介公司掌握同一房源信息。中介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多种渠道公布房源信息，比如在店面、网络、报刊发布或自己印制小广告发布等，这些都是公众可以获知房源信息的正当途径。由于买方可以通过多种正当途径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也可以联系多家中介公司以选择最低的房屋报价、居间报酬报价和最优质的服务，如果最终通过某家中介公司促成了交易，很难认定买方是利用了其他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务。其次，从时间先后上看，中原公司并非第一个提供房源信息的中介公司。本案中先后有三家中介公司带买方看过房，中原公司是最后一家，且中原公司仅带买方看过一次房。从时间上看，买方最终选择了第二家中介公司与房主达成交易，不可能是利用了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和机会才达成房屋买卖交易。需要注意的是，裁判要点中并未将时间先后作为是否构成利用的要素之一，理由是，尽管时间先后可以成为考察是否构成利用的一个逻辑上的原因，但即使中原公司是第一家带买方看房的中介公司，也不能充分证明买方一定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中介公司提供了信息，买方就构成了“利用”，再次，中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陶德华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中原公司作为原告，对于陶德华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这一主张负有

举证责任，但中原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陶德华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

但是，司法实践中也要注意防止买方恶意跳单的情况，比如通过某一中介公司的中介服务，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基本达成，买方仅仅因其他中介公司的居间报酬更低，就转而寻求其他中介公司与房主签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买方利用了前一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务，构成违约。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关于禁止跳单条款的可撤销问题。本案例中的禁止跳单条款属于合法有效的情形，但实践中有的禁止跳单条款则可能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比如有的条款约定中介公司带买方看房后，买方不得私下或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与该房房主交易，否则需支付相当于居间报酬的违约金，该约定意味着中介公司带领买方看房后就能旱涝保收，不论该中介公司报价是否偏高、服务质量如何，买方如果打算购买该套房屋，只能选择该中介公司进行交易，否则就构成跳单违约，要支付相当于居间报酬的违约金。对此，我们认为，从中介公司的付出来看，其获得售房信息往往是卖方的主动委托，带领买方看房也只是简单劳动，其付出是有限的；在多家中介公司掌握同一房源信息的情况下，各家中介公司的报价和服务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某中介公司以有限的付出来永久限制买方的选择权，双方的利益是明显失衡的、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如果认为显失公平，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变更或撤销该条款。

2、关于居间人如实报告义务问题。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中原公司报出的房价为165万元，明显高于另一家中介公司145万元的报价，案中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但是如果中介公司故意超出房主报价虚报房屋价格，损害买方利益的，不得要求买方支付报酬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5

1.固定价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计算应综合考虑

——约定固定价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等因素。

2.承包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时更多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处理的，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利益。

3.同一工程两份合同，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为结算依据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款依据。

4.适用“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前提须合同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20条“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已作约定。

5.以行政审计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应有明确约定

——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6.工程款已结算并履行的，例行审计不影响结算效力

——在双方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做审计报告，不影响结算协议效力。

7.工程款约定及法定结算方式，应优于司法鉴定适用

——对工程款如何确定，在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同时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再对工程款做鉴定没有法律依据。

8.约定固定单价，未完工的，可按完结率计算工程款

——约定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未完工状态，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工程款。

9.备案合同与补充合同约定不同，工程款应如何结算

——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施工合同与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备案合同作为工程款的结算根据。

10.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瑕疵，不一定导致无效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虽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证据证明力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内容。【规则详解】

1.固定价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计算应综合考虑 ——约定固定价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等因素。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固定价款｜提前解除

案情简介：2011年9月，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土建、安装工程固定单价1860元/平方米，且“单价一次性包死”，合同总价款为6800万余元。2012年6月，开发公司在土建完成、主体验收后，以建筑公司拖延工程进度、不按图施工等理由通知解除合同。有关工程款计算依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法院认为：①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实现合同目的、获取利益前提是完成全部工程，故本案双方约定按建筑面积固定总价的“一次性包死”计价方式，贯彻了工程地下部分、结构施工和安装装修三阶段综合平衡的报价原则。同时，我国当前建筑市场行业普遍存在地下部分和结构施工薄利或亏本现实，系因钢筋、水泥、混凝土等主要建筑材料价格相对较高且大多包死，施工风险和难度较高，承包人需配以技术、安全措施费用才能保质保量完成等所致；而安装、装修施工是在结构工程已完工后进行，风险和成本相对较低，故安装、装修工程大多可获相对较高利润。本案中，建筑公司将土建、安装工程全部承揽，其一次性包死的承包单价系针对整个工程作出，如其单独承包土建工程，报价一般要高于整体报价中所包含的土建报价。作为发包方的开发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如仍以约定计价单价计算已完工程价款，对建筑公司明显不公。另外，合同解除时，建筑公司施工面积已达到双方审定图纸设计的结构工程面积，但整个工程安装、装修工程尚未施工，建筑公司无法完成与施工面积相对应的全部工程量。此时，如仍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款确定本案工程价款，则又对开发公司明显不公，亦印证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工程价款计价方法已无法适用。②对于约定了固定价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未能如约履行，致合同解除的，在确定争议合同工程价款时，既不能简单地依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方式计算工程款，而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并特别注重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司法判决价值取向等因素来确定。其中，以合同约定总价与全部工程预算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进行计价的方式，虽以此试图还原合同约定价，但却忽略了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及司法判决价值取向。本案中，至开发公司解除合同时，建筑公司承包的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开发公司解除合同行为破坏了双方交易背景，此时如再还原合同约定的土建工程价款，既脱离实际情况，违背交易习惯，又会产生对守约一方明显不公的后果。③根据本案情况，应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定额取费核定工程价款为依据，计算已完工程价款为4200万余元，扣除已支付部分，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建筑公司余下工程款及违约金，建筑公司交付开发公司已施工部分全部施工资料和全部工程图纸。实务要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既不能简单地依据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方式计算工程价款，而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并特别注重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司法判决价值取向等因素来确定。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69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青海方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隆豪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韩延斌，审判员吴晓芳，代理审判员王林清），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512/230:11）。2.承包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时更多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处理的，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利益。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无效

案情简介：2003年，莫某以挂靠建筑公司名义与开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莫某以其与开发公司口头约定为由，诉请开发公司据实结算并支付工程款余款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莫某以建筑公司名义与开发公司所签施工合同，违反了《建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应确认无效。②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与开发公司发生法律关系的是建筑公司，而非莫某，故莫某与建筑公司对合同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便开发公司对此知情，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亦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依《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本案中双方仅对工程款计算数额存在争议，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故过错责任认定并不影响涉案工程款数额计算。③鉴于建筑工程特殊性，虽合同无效，但莫某与建筑公司的劳动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涉案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无效合同参照有效合同处理，应当参照合同约定来计算涉案工程款。莫某与建筑公司主张应据实结算工程款，其主张缺乏依据。莫某与建筑公司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故判决涉案工程款依合同约定结算。

实务要点：鉴于建设工程特殊性，合同虽无效，但施工人劳动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建筑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有效合同处理的，应参照合同约定来计算涉案工程价款，承包人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235号“莫某与某开发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莫志华、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与东莞市长富广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张进先，代理审判员宋春雨、王毓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3:441）。3.同一工程两份合同，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为结算依据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款依据。

标签：施工合同｜阴阳合同｜工程款｜结算依据｜备案中标合同｜存档合同 案情简介：2003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主体工程完工，因工程款问题形成纠纷。一审庭审中，开发公司另行提交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较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提交的合同文本，多了有关工程款“优惠8个点”的条款，经鉴定系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书写。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条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依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为依据结算工程价款。②开发公司提交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所载争议条款系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何某书写，无证据证明该条款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故应以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提交的同样内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为本案结算工程款依据。

实务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规定，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根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74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与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张进先，审判员吴晓芳，代理审判员宋春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8:365）。4.适用“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前提须合同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20条“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已作约定。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竣工结算文件｜视为认可｜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003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4年，开发公司收到建筑公司递交的工程决算书后，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出异议。2005年，建筑公司主张拖欠的工程款1200万余元。开庭前，开发公司未在指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反证据，亦未申请鉴定。庭审中，法院同意开发公司提交的鉴定申请，但开发公司以不同意法院确定的鉴定范围为由拒交鉴定费，导致鉴定工作未能进行。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适用本条司法解释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则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本案当事人只是选择适用了建设部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并未对发生上述情况下是否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一事作出特别约定，故不能以该格式合同文本中通用条款规定为据，简单地推定出发包人认可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为确定工程款数额依据。②本案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以承包人单方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认工程款数额依据，并不意味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通用条款内容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违反这一规定，仍应承担违约责任。之所以维持一审判决以建筑公司向开发公司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认工程款数额基础的结论，系因在一审诉讼中，建筑公司将该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定工程款数额的证据提交后，开发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内提出相反证据，亦未在此期限内申请鉴定。在一审法院同意就与工程款有关问题进行鉴定后，开发公司以不同意一审法院确定的鉴定范围为由，未交纳鉴定费，致使鉴定工作未能进行，开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在此情况下，法院只能以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为确认工程款依据。

实务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0条关于“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情形规定了适用前提条件即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在当事人未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推定发包人认可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为确定工程款数额的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52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江西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国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韩玫，审判员张进先、吴晓芳），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7:309）。5.以行政审计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应有明确约定

——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解释｜建设工程｜行政审计 案情简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签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须经业主、区审计局审计。工程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约定暂定价8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2006年，经区审计局审计的分包工程结算款为1.1亿余元，建筑公司据此已支付9800万余元。2008年，市审计局对该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结论是分包结算金额应为9400万余元，建筑公司据此要求工程公司返还多支付的320万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诉要求继续支付工程余款427万余元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根据《审计法》规定及其立法宗旨，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决算进行审计监督，目的在于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防止建设项目中出现违规行为。建筑公司与工程公司之间关于工程款的结算，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故诉争工程款结算，与法律规定的国家审计的主体、范围、效力等，属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即无论案涉工程是否须经审计，均不能以该审计结论，成为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结算当然依据。②分包合同约定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系因该合同属分包合同，其工程量与工程款的最终确定，需依赖合同外第三人即业主最终确认。故对该约定应理解为工程最终结算价须经专业审查，确定结算工程款真实合理性，该结果须经业主认可，而不应解释为须在业主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依审计结果进行结算。审计机关审计系对工程建设单位一种行政监督行为，审计人与被审计人间法律关系与本案当事人间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故在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已同意接受国家机关审计行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故建筑公司所持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主张，不予支持，判决建筑公司继续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国家审计机关对工程建设单位进行审计是一种行政监督行为，与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间关于工程款结算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已同意接受国家机关的审计行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辛正郁，代理审判员司伟、沈丹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4/210:35）。6.工程款已结算并履行的，例行审计不影响结算效力

——在双方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做审计报告，不影响结算协议效力。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结算协议｜例行审计｜合同变更

案情简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签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须经业主、区审计局审计。工程公司作为分包商，与建筑公司所签分包合同约定合同价暂定8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2006年，经区审计局审计的分包工程结算款为1.1亿余元，建筑公司据此已支付9800万余元。2008年，市审计局对该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结论是分包结算金额应为9400万余元，建筑公司据此要求工程公司返还多支付的320万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诉要求继续支付工程余款427万余元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结合结算协议签订和实际履行情况，虽双方当事人对区审计局所作审核报告是否即分包合同中约定的业主审计存在争议，但该审计报告已获案涉工程业主和双方当事人认可，建筑公司与工程公司又在审核报告基础上签订了结算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故即使该审核报告与双方签订分包合同时约定的业主审计存在差异，但依《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结算协议并实际履行行为，亦可视为对原结算方式变更，该变更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②在双方当事人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结算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作审计报告，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效力。现建筑公司提出不按结算协议约定履行，但未举出相应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效力瑕疵，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判决建筑公司继续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在双方当事人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了工程结算价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作审计报告，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效力。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辛正郁，代理审判员司伟、沈丹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4/210:35）。7.工程款约定及法定结算方式，应优于司法鉴定适用 ——对工程款如何确定，在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同时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再对工程款做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竣工决算报告

案情简介：2005年，装饰公司与置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工程总造价“暂定1500万元”。各部分装饰工程竣工后，装饰公司均向置业公司业主代表兼“临时质量检查督导小组”组长马某递交了竣工资料及竣工结算书。马某签字的结算单显示增加、变更设计后的工程款为3000万余元。置业公司在收到竣工决算书后，并未在约定的28天异议期内提出异议，而是将工程直接投入使用。其中，最后一层投入使用的时间为2006年12月29日。2007年，装饰公司诉请置业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考虑到双方工程款数额相差极为悬殊，遂根据置业公司申请安排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工程款应为1700万余元。

法院认为：①本案事实足以表明马某虽非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的驻工地代表，但其一直代表置业公司履行工程派驻工地代表应履行的职责。对于马某代表置业公司对装饰公司发出的报审竣工决算书的函、工程决算报告等，置业公司均未提出过异议。②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置业公司即提前使用，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规定，应认定案涉工程属竣工合格工程，且竣工日期应为置业公司开始使用之日。该建筑装修后，最后一层投入使用的时间为2006年12月29日，应为整个工程的竣工日期。③各部分工程竣工后，装饰公司均向置业公司递交了竣工资料。置业公司在收到竣工决算书后，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20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装饰公司主张不认可鉴定结果，并认为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请求以竣工决算报告为依据认定工程价款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判决置业公司向装饰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对于工程价款的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直接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处理，对工程价款进行鉴定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278号“某装饰公司与某置业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见《以工程竣工决算报告确定工程价款的问题——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周口欣欣置业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吴景丽，最高院民二庭），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审判案例分析》（201402/38:151）。

8.约定固定单价，未完工的，可按完结率计算工程款

——约定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未完工状态，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工程款。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固定单价｜未完工｜补充协议 案情简介：2007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了可调价结算方式。2010年，为解决因工程多次停工给建筑公司造成的损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按每平方米均价的结算方式。2013年，施工无法继续进行，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对于已完工80%工程的款项如何结算，成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法院认为：①施工合同与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因补充协议签订在后，且对施工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双方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的固定单价方式进行结算。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该规定针对的是当事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架空中标合同、规避中标行为和行政部门监管的情形，而补充协议是在双方履行施工合同过程中，为解决因工程多次停工给建筑公司造成的损失而签订，只是变更了结算方式，施工合同其他条款仍有效。故补充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协商一致的合同变更。③补充协议约定的固定单价，指的是每平方米均价，针对的是已完工程。但本案系未完工程，对建筑公司已施工的工程款，尚无法按每平方米单价确定。故先以固定单价乘以双方约定的面积计算出约定的工程总价款，再通过造价鉴定计算出建筑公司完成的部分占整个工程比例，再用计算出的比例乘以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确定建筑公司应得的工程价款。此种计算方法，能兼顾合同约定与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故依此确定建筑公司已施工工程款为1.3亿余元。实务要点：协议约定已完工程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工程未完结情况下，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309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约定了平方米均价的未完工程如何进行结算——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于蒙，最高院民一庭；审判长韩延斌，代理审判员王林清、于蒙），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201603/67:209）。9.备案合同与补充合同约定不同，工程款应如何结算

——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施工合同与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备案合同作为工程款的结算根据。

标签：合同效力｜黑白合同｜建设工程｜工程款｜结算依据

案情简介：2009年，建筑公司经招投标成为物流公司建设工程中标单位，备案合同约定价款为6500万余元，逾期付款按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随后双方另签补充合同约定合同价款暂定为5000万元（以决算为准），并另行约定了逾期双倍利率及分期支付工程款的条款。2011年，双方所签工程结算报告确认工程造价为5800万余元。2012年，就拖欠的2500万余元工程款，建筑公司诉请物流公司支付。

法院认为：案涉工程款与违约金计算应依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当事人就诉争工程，前后签订了经备案的施工合同与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未经备案，且在工程价款上进行了重大变更，而工程价款属于合同实质性内容，该补充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故欠付的工程款与违约金计算应以经过备案的施工合同为依据，物流公司主张依另行签订的施工合同计算，因该合同无效，故不予支持。判决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的2500万余元工程款，并按备案合同约定标准支付450万余元违约金。

实务要点：当事人对于工程价款的重大变更，属于合同的实质性内容，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某建筑公司与某物流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老板娘水产食品物流有限公司、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王毓莹，最高院民一庭），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案件解析》（201401/57:157）。10.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瑕疵，不一定导致无效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虽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证据证明力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内容。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工程造价鉴定｜签字签章瑕疵

案情简介：2011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未依法招投标情况下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2013年，因项目施工发生纠纷，在县政府组织协调下，双方签订《纠纷处理协议》，约定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项目部共同委托审计单位对工程造价进行审计，审计单位依据建筑公司提交的施工资料进行结算编制，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结算的法定依据。2014年1月，双方共同委托评估公司对工程量和造价进行审计。同年11月，开发公司致函评估公司，要求取消委托审核，解除委托合同关系。2015年，因开发公司未依《纠纷处理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建筑公司依评估公司所作结算报告追索工程款及违约金。诉讼中，开发公司针对评估报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委托评估合同已通知解除；评估依据非其提交、未经其确认；结算编制与审核均由评估公司完成，违反《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结算报告上无编制人、复核人签字。

最高院指导性案例 篇6

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案例9号

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

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2年9月1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公司清算义务 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要点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存亮公司）诉称：其向被告常州拓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拓恒公司）供应钢材，拓恒公司尚欠货款1395228.6元。被告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为拓恒公司的股东，拓恒公司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至今未组织清算。因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流失、灭失，存亮公司的债权得不到清偿。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应对拓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拓恒公司偿还存亮公司货款1395228.6元及违约金，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对拓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蒋志东、王卫明辩称：1.两人从未参与过拓恒公司的经营管理；2.拓恒公司实际由大股东房恒福控制，两人无法对其进行清算；3.拓恒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背负了大量债务，资不抵债，并非由于蒋志东、王卫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拓恒公司财产灭失；4.蒋志东、王卫明也曾委托律师对拓恒公司进行清算，但由于拓恒公司财物多次被债权人哄抢，导致无法清算，因此蒋志东、王卫明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故请求驳回存亮公司对蒋志东、王卫明的诉讼请求。

被告拓恒公司、房恒福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6月28日，存亮公司与拓恒公司建立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存亮公司履行了7095006.6元的供货义务，拓恒公司已付货款5699778元，尚欠货款1395228.6元。另，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为拓恒公司的股东，所占股份分别为40％、30％、30％。拓恒公司因未进行年检，2008年12月25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至今股东未组织清算。现拓恒公司无办公经营地，帐册及财产均下落不明。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作出（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

一、拓恒公司偿付存亮公司货款1395228.6元及相应的违约金；

二、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对拓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蒋志东、王卫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存亮公司按约供货后，拓恒公司未能按约付清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作为拓恒公司的股东，应在拓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组织清算。因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拓恒公司的主要财产、帐册等均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房恒福、蒋志东和王卫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对拓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拓恒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全体股东在法律上应一体成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蒋志东、王卫明所辩称的例外条款，因此无论蒋志东、王卫明在拓恒公司中所占的股份为多少，是否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两人在拓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都有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拓恒公司进行清算。

浅析指导性案例中类比推理方法 篇7

一、参照指导性案例与直接依法裁判的法律推理方法比较

法律推理是运用法律逻辑进行推理的过程, 法律的重点在于能够反映法官或者辩护人的价值判断。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法官直接依法裁判主要通过演绎推理。参照指导性案例处理待决案件主要是通过类比推理, 即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性, 从指导性案例中提炼出的规则也可以处理同类待决案件。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以下对运用演绎推理的依法裁判和运用类比推理的参照指导性案例裁判做一比较分析。

第一, 二者的适用情形不同。适用演绎推理的前提是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明确具体的, 根据明确的指引直接进行推论。适用类比推理的前提是出现法律漏洞、法律规则模糊不清和法律规定本身可能抵触等, 不能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依据。

第二, 二者的结论的可接受性不同。演绎推理的表达形式的基本结构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前提的正确与否直接左右着结论的正确性, 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是明确、具体和规范的法律规则, 结论会更具说服力, 那么也会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在法庭审判中, 演绎推理不可能使所有案件得出符合法律意旨的结论, 类比推理是一种补充手段, 先判定指导性案例和待决案件是否存在相似性, 如果存在相似性, 从指导性案例中抽象出的判例宗旨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适用于待决案件, 然而由于类比推理的结论有若干个, 参照的案例不同, 也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论, 法的可接受性目标明显不易实现。

第三, 二者在逻辑推演过程中侧重点不同。演绎推理过程中, 假定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 精通并能熟练运用法律法规, 可认为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的寻找容易完成, 现实的司法环境决定了更侧重于对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的再次推理。类比推理的表现形式的逻辑结构是寻找两个案件的相似点——提炼先案例的裁判宗旨—将宗旨适用于待决案件, 待决案件事实是具体确定的, 更侧重于“类比”, 即在繁多的先案例中如何找出最具相似性的案例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

第四, 二者蕴含的思维模式不同。演绎推理是专制主义的思维方法, 类比推理是民主的思想方法。在演绎推理中, 在前提正确的情况下, 法官根据自己的观念、学说、信仰做裁判并公之于众, 是一种具有专制色彩的推演方法。而类比推理的先案例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不同的先案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结论的或然性也意味着对不同推演结论可以进行利益衡量而选择相对或最为合理的结论, 是一种民主的思维方法。

二、类比推理中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例的相似性判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包括: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 其中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已经将同案之间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抽象概括, 为实务者进行类比推理省去了一步, 从而, 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最为重要的步骤就是此案与彼案的相似性判定。怎样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 构成要件相似性的观点。构成要件是指与法律对特定问题的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 构成要件存在于一定的案件事实中, 研究分析案件事实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法律关系, 对准确把握构成要件意义重大。

其二, 本质属性“类似”或“相似”的观点。“类似”或“相似”主要是指重要性质具有相似形, 对两者进行本质属性上的深入分析和列举, 如先例具有属性X、Y、Z, 待决案件具有属性X、Y、Z、A或X、Y、A, 则两者的共同点就是X、Y、Z或X、Y。

其三, 法律和事实判断标准。从法律关系、法律依据层面判断是否属于同一类型案件, 同时, 需要对先案例和待决案件进行事实层面的对比, 两个标准都满足时, 就具有相似性。

对先案例和待决案例进行比较时, 《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标准, 给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 相似性判定的正确、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参照指导性案例适用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参照指导性案例裁判中类比推理的特点

类比推理是从个案到个案的逻辑思维方法, 其自身的弊端也会在参照指导性案例裁判的过程中凸显, 指导性案例由于其发布主体、发布程序、适用范围和监督程序的特点, 实则是对法官进行类比推理的限制, 体现了法律保留和尊重立法权的原则。

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保障了类比推理在我国适用的合理性, 我国学者对类比推理的法律方法不够重视, 《规定》的施行是一次重大进步, 促使司法实务和学术界关注类比推理, 发挥类比推理方法的积极作用。于是, 也对法官专业素质和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优秀的法官运用有效的法律方法制作说理合情合理的判决, 完善司法过程。

参考文献

[1]苏泽林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与应用》.法律出版社, 2012年6月版.

[2]爱德华·列维.庄重译.《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苏治.《论司法过程中的类比推理》.载《法律方法》第3卷.

[4]余涛.《类推的性质与司法实践活动中的类比推理》.载《法律方法》第13卷.

上期案例指导 篇8

如何应对不温不火的客户？

读者反馈汇总：

一、刘主任为什么迟迟不做决策

1．刘主任根本不是决策人。

2．小陈的酒店接待说明没有引起刘主任的兴趣，企业一般有定点接待酒店，不会随意更改，或者刘主任只是要了解其他酒店的特色和优惠，以便增加与定点酒店谈判时的把握。

3．小陈对刘主任的了解太少，没有关注刘主任的个人需求，比如物质利益方面或工作评价和发展方面，所以没有获得刘主任真正的支持。

4．小陈不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到客户那里自己说了半天自己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客户想要什么，所以没有打动刘主任。

5．公司原有计划发生了变化，或者刘主任的想法遭到领导拒绝，刘主任不愿意告诉你，以免让你觉得她没有权力。

6．有的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什么供应商都愿意接触，还画个大饼，为的是探个底价，其实没需求。她收集这些的目的是一旦领导有了什么需求，她好能尽快找到资源。

二、陈同学接下来该怎么做

1．要了解详细信息，特别是要摸清刘主任是否是决策者。不要只是打电话，应该再次上门拜访，可以创造一次比较私人化的访问，例如五一节送点礼物，借机探探情况。

2．如果刘主任是决策者：

应当当面拜访刘主任，了解他们之前会议酒店的情况，从而了解他们的接待标准以便知己知彼，同时侧面了解刘主任公司的需求，找到本酒店的销售卖点，体现合作的利益。

关注刘主任的个人需求。利用公司的优势资源，扩大刘主任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并设法提升其技能。可组织S公司领导高管对酒店进行访问，让刘主任亲自体验酒店环境和服务、参与酒店培训等。

提供一份比较详细的接待计划，并突出酒店的细致服务，在不损失酒店利益的前提下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赢得刘主任的放心和信任。

3．如果刘主任不是决策者：

通过刘主任见到S公司会议安排的决策者，并转换刘主任为酒店的支持者，对决策者施加影响。

通过刘主任掌握决策者情况，尽量争取对决策者有影响力的人员支持。

如果酒店政策允许，五一节可以邀请关键决策者到酒店度假体验，一方面影响了决策者，另一方面也让刘主任在公司有面子，以后生意就好谈了。

（以上建议根据冯星、李娟、empty，Ben.Yang，xiaoxiao，张、王杰、黎明的曙光，在路上等朋友的建议汇总。）

教练的建议

互动案例课堂现在接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建议，而且高手如云，汇总之后，几乎可以向求助者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了。我在这里只是在大家的基础上做一些总结，给陈同学一个明确的行动方案：

1．列出一个信息调查表，让自己明确要了解哪些信息：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同学之所以不知该如何做，是因为他对客户情况一无所知。要补上这一课，信息调查表中主要包括一些内容：

谁是决策者：酒店采购到底谁是决策者？刘主任？还是其他高管？

客户采购的可能性：客户是否真有需求？是公司真在寻找半年会的酒店，还是仅仅是有点意向，甚至仅仅是刘主任自己的想法？或者像前面朋友说的，是刘主任为了收集准确的信息而编造的谎言？

客户何时采购？如果客户真有需求，那么打算何时采购？是像刘主任说的半年会就采购，还是年终才采购，或者更晚的时候采购？

客户对酒店的需求：客户喜欢什么样的酒店、需要什么设施或周边环境、什么价位等。

竞争对手信息：了解客户以前使用什么酒店，还在哪些酒店联系等。

我们能否说服和影响客户，不在于我们向客户说了多少，而在于我们了解客户多少。有些刚做销售的朋友，只顾着把自己产品或服务的好处说完，而没有去了解客户的情况，就像陈同学，这样一旦销售不顺利，就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了。

2．去补信息课：知道了要了解什么信息之后，就要补上信息这一课，没有信息策略无从制定。

陈同学第一次与刘主任见面时没有注意收集信息，现在要创造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去了解所需的信息。最好创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如前面朋友建议的送点小礼物等。五一节错过了，还有六一，看看刘主任是否有孩子？或者随便找个理由，比如出差回来带了点特产等，去看看刘主任，借机了解一下信息。也许一次很难了解得全面，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

了解信息时要注意策略，像随便聊天式的，不要像侦探。如果问刘主任：“你们以前和哪家酒店合作？他们给你什么价格？”除非你和客户很熟，否则对方一定不告诉你。但如果你问：“咱们是不是每年都开会呀？”“咱们公司喜欢什么样的酒店呢？”“去年咱们在哪家酒店开的会”……聊着聊着，客户就把信息告诉你了。

3．制定策略：

了解了信息之后，就能制定具体策略了。通常策略包括：

用多少精力跟进：根据客户需求和支付能力，判断一下该客户的价值。如果是你的目标客户，即客户需求和你酒店的特点匹配，就要重点做工作；如果不是，那么评价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预期收入，收入多可以花一定力量跟进，如果收入也不多，销售难度又大，则可以放弃，或者仅仅简单地保持联系即可。

何时跟进：根据客户采购阶段判断何时跟进。如果客户仅仅是有意向，还没有确定是否一定采购，或者客户年末才会采购，那么现阶段主要是做关系，做铺垫，不要催命式地催订单，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近期会出单的客户身上。如果客户近期就会采购，就要集中精力重点攻关，争取拿下订单。

如何赢得订单：赢得订单必须赢得关键决策者。决策者信息可以帮助你了解应该对谁做工作。如果刘主任是决策者，当然主攻刘主任；如果刘主任不是决策者，把她变成你的内部支持者，然后去做决策者的工作。做客户工作要兼顾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具体措施可以参见大家的建议。

了解案例详情及讨论：

杂志官网

http://www.cmm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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