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

2024-10-23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侦查监督(推荐8篇)

侦查监督 篇1

THE CHINES E PRO CURATO RS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518048]

专题:刑事错案研究

责任编辑:郭冰

谓“错 案”,众 说 纷 纭,本 文 对 此 不 作 深 入 探 讨。作为一名从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检察官,笔者仅

从侦查监督工作的视角出发,分析在侦查监督中发现的常见错案类型和原因,继而探讨监督对策,以更好的开展侦查监督,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最大程度地实现

公平正义。因此,本文所说的“错案”,主要指犯罪嫌疑

人不构成犯罪而侦查机关错误立案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案件。

在侦 查 监 督 中 发 现 错 案 的 主 要 途 径 是 审 查 逮 捕,通过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可以

发现其中有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因而

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从笔者的工作实践来看,每年

以“不构成犯罪”不捕的人数大概占全部提请批准逮捕

人数的1%至2%,最高不超过3%。虽 然 从 数 字 上 看,错案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对涉案嫌疑人的影响却是巨

大的,它使无辜的人错误被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人身自由遭受侵害。

一、错案的主要类型

(一)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的错案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正

确适用法律,只有在确定了应该适用哪个法条的基础

上,才能判断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该条所规

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由于不同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不

同,如果适用法律错误,将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的错误判断。

1.犯罪嫌疑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如罗某某、陈某某涉嫌抢劫罪一案,犯罪嫌疑人罗

某某作案时刚满18周岁,陈某某未满16周岁,两人的作案对象为未成年在校学生,所抢财物为被害人随身

携带的手机,且两人在作案时只采取威胁手段,未对被

害人造成人身伤害后果。因此,两名犯罪嫌疑人暴力取

财的目的不明显,主要还是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

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第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4项的相关规定,对二犯

罪嫌疑人的行为宜定性为寻衅滋事。由于陈某某作案

时不满16周岁,未达到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因此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2.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的客观要件

如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三人涉嫌诈骗一案,许某

某等三人向被害人韦某某订购了5部手机,并通过网

络将一张伪造的支付宝付款截图发给韦某某,韦某某

见到截图后以为对方已付款,便将5部手机通过快递

发货给三名犯罪嫌疑人。本案侦查机关以涉嫌诈骗罪

对许某某等三人提请批准逮捕,但是经审查,许某某等

三人是以做生意需要进货卖给客户为由而向被害人购

买手机,该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行为,而是商业买卖

行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因此

三名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

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宜定性为合同诈

骗。由于骗取的财物价值人民币10400元,未达合同诈

骗罪的追诉标准,许某某等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插手经济纠纷

侦查 机 关 将 经 济 纠 纷 认 定 为 诈 骗 或 合 同 诈 骗,导 致错案发生。如袁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犯罪嫌疑人

袁某和被害人乔某某签订了合同,约定由乔某某一方

提供资金和手机PCB板,袁某负责采购其它物料,将

这批手机PCB板加工成LS29型手机主板。在乔 某 某

支付货款后,袁某未按约定时间交付货物,乔某某遂报

案。袁某后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称因乔某某提供的PCB板没 有 标 准 原 点,无 法 定 位,加 工 厂 无 法 生 产,其 已让公司的工程师姚某某将上述情况告知了乔某某的合作伙伴付某某,称货物要延期生产。经查,袁某在签

订合同后,确实购买了加工LS29型手机主板所需的配

件,也 将PCB板 等 材 料 拿 到 加 工 厂 准 备 生 产,后 加 工 厂 发 现PCB板 没 有 标 准 原 点,无 法 生 产,姚 某 某 也 证 实袁某让其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付某某。因此,本

侦查监督中发现的常见错案 及监督对策

文◎杨 娟*

2011年第8期(司法实务)/总第129期

THE CHINES E PRO CURATO RS

专题:刑事错案研究

责任编辑:郭冰

案明显属于经济纠纷,袁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犯 罪 嫌 疑 人 的 行 为 情 节 显 著 轻 微,不 构 成 犯 罪

如韩 某 某 等 十 一 人 涉 嫌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罪 一 案 中,韩 某 某 和 李 某 夫 妻 二 人 经 营 的 甲 公 司 销 售 假 冒 的D-LINK、3COM等品牌的网卡及交换机,货物来源为唐某

某开设的乙工厂。侦查机关查获该案时,现场抓获了上

述三 人 及 甲 公 司 的 四 名 员 工 和 乙 工 厂 的 四 名 员 工,并 对这十一人均提请批准逮捕。经审查,本案属于单位犯

罪,依法应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的刑事责任,其中甲公司和乙工厂的八名员工均

是按照老板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等活动,每月领取固

定工资,未从销售假冒商品所得利润中分成,而且该八

名犯罪嫌疑人并非一直从事生产、销售假冒商品的活

动,而是在进行正常经营活动中涉及一部分假冒商品,在单位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中所起作用较小,因此该

八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四)依照相关规定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案件

对一些行为,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但已有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或上级单位的指导性意见认

为不是犯罪的。

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全国部

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证据证

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非法持有毒品罪追诉标准的,对代

购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

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在陈某

某涉嫌贩卖毒品案中,相关证据可证实陈某某帮助叶

某联系青某购买毒品,青某称陈某某没有和其一起贩

毒,没有从其贩毒所得中获利,叶某向陈某某联系购买

毒品时也没有给陈某某介绍费等好处。因此陈某某的行为属于帮助他人代购毒品,由于其没有从中牟利,其

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二、造成错案的原因

造成上述错案的原因很多,有些属于在学术观点

上有不同的认识,如某种行为是诈骗还是合同诈骗,是

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等,有这种分歧意见属于正常

现象,很难说孰是孰非。除了这种纯粹的理论见解的不

同外,造成错案大致还有以下原因:

(一)执法理念不同

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侦查机关注重打击犯罪维

护治安稳定,检察机关则强调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坚 持 不 同 的 案 件 区 别 对 待,双 方 在 对 法 律 的 理 解、案件处理上常有较大的分歧。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对

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原则上和一些共同犯罪案件的打

击范围上。

1.对 于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案 件,我 国 的 刑 事 司 法 政 策

是教 育 为 主、惩 罚 为 辅,在 是 否 构 成 犯 罪、构 成 何 罪 的 标准上均和成年人案件有所区别,并且有《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

定》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案件采取了教

育、感 化、挽 救 的 方 针,充 分 体 现 了 宽 严 相 济 刑 事 司 法 政策 中“宽”的 一 面,但 是 侦 查 机 关 出 于 打 击 犯 罪 的 需 要,往往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没有区别对待,前文中所

举的罗某某、陈某某涉嫌抢劫罪就是一例。除了案件定

性分歧外,还有对情节的把握不同。如根据上述《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未遂或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在蔡

某某 涉 嫌 盗 窃 案 中,蔡 某 某 作 案 时 刚 满16周 岁,盗 窃 未遂,归 案 后 对 盗 窃 事 实 供 认 不 讳,认 罪 态 度 较 好,因 此对其行为可不认为是犯罪。

2.对 一 些 涉 及 人 数 众 多 的 案 件 中,侦 查 机 关 往 往 对所有涉案人员均提请批准逮捕,但是检察机关要求

严格区分每个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案

件中,共同犯罪案件占大部分,这和该类案件的作案手

段是密切相关的。如在假冒注册商标案中,犯罪嫌疑人

一般都会有固定的生产地点,并且要雇请工人才能完

成生产、加工、销售、送货等多个环节的工作,因此这类

案件大多是多人作案。对于其中工人该如何处理,公、检两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公安机关认为,这些工人

从事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活动,和老板构

成共犯,应定罪处罚。但是检察机关认为,这些工人只

是按照老板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工作,从而获取劳动报

酬,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较小,而且从

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就业现状来看,要求工人拒绝老板

安排的制、售假工作,对工人的要求过高。因此,从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出发,现阶段对这些工人的行为不宜作犯罪处理,以免扩大打击面,影响社会的和

谐稳定。上述韩某某等十一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便

2011年第8期(司法实务)/总第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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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例。

再如开设赌场案中,对赌场的雇佣人员如何处理,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争议较大。侦查机关认为:对雇

佣人员可以作为开设赌场的帮助犯论处,检察机关则

认为:赌博属于典型的无被害人犯罪,这决定了在确定

赌博罪的打击范围时要注重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开设

赌场罪着重惩处的是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的赌场经营

者及组织者。而赌场的一般雇佣人员只是提供发牌、看

场、“抽水”等劳务,与筹集资金等直接开设赌场的组

织、经营行为有很大差别,在赌场运作的过程中只是领

取固定工资,又没有参与抽头分红,对赌场雇佣人员不

宜作为刑法打击的对象。

(二)侦查机关对立案标准把握不严

侦查机关由于受到办案指标的压力,往往对于被

害人的报案没有严格审查,草率立案;还有一些被害人

较多的案件,由于受到维稳的压力,担心引发群体性事

件而 立 案;此 外,立 案 标 准 毕 竟 和 逮 捕、起 诉 的 标 准 不 同,而且立案阶段所接触到的证据材料较少,导致侦查

机 关 对 犯 罪 嫌 疑 人 是 否 构 成 犯 罪 产 生 错 误 判 断 而 立 案。草率立案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合同诈骗案。

“执行 难”在 我 国 是 较 普 遍 的 现 象,因 此 发 生 经 济 纠纷后,有些当事人不愿意通过起诉、仲裁等民事途径

来解决,而是更乐意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诈骗。一旦公

安机 关 立 案,这 些 所 谓 的“被 害 人”就 可 以 向 对 方 施 加 压力,迫 使 对 方 赔 偿 其 经 济 损 失,因 为 这 时 的“犯 罪 嫌 疑 人”,尤 其 是 被 刑 事 拘 留 的“犯 罪 嫌 疑 人”会 急 于 和 解,以免除牢狱之灾。对于这类报案,公安机关往往会

产生错误判断,只要发现犯罪嫌疑人曾编造了虚假的理由,就 认 为 是 诈 骗,只 要 找 不 到 犯 罪 嫌 疑 人,就 认 为 是“卷款逃匿”,从而立案。但是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求嫌疑人先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

段,从而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在经济活动中,一方

因各种原因延迟履行合同,或经营不善导致不能履行

是常有的现象,这时编造一些理由拖延或躲避追债也

是正常心理。这种合法取得财产后的编造借口或逃避

和事前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受骗而交付财物并在取得

财物后“卷款逃匿”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这类案件,侦查

机关应在立案时加强审查。即使立案时没有发现,在侦

查过程中发现属于经济纠纷,也应当立即撤案,不应再

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

(三)部分侦查人员缺少学习

一些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要是凭经验,缺少

对最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某些罪名立案标

准已发生变化却不知情,仍然按照旧的立案标准办案。

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

事 案 件 立 案 追 诉 标 准 的 规 定

(一)》颁 布 之 前,对 引 诱、容留、介绍一人卖淫的,就以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定

罪处 罚,但 是 上 述《立 案 追 诉 标 准》将 该 罪 的 立 案 追 诉 标准提高到了二人次,一些侦查人员由于不知道这项

规定,导致错误立案。

三、监督对策

(一)加强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

由于《刑 事 诉 讼 法》只 规 定 了 检 察 机 关 对“应 当 立 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立案监督,以往检察机

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监督只能借助纠正违

法的形式来实现。但是自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 行)》生 效 后,检 察 机 关 对 不 应 当 立 案 而 立 案 侦 查”的监督有了明确依据。因此,检察机关应充分利用要求

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权

力,对发现的错案予以纠正。

(二)建立信息通报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

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据

此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案件提请批捕前可以参与案件,即“提前介入”。检察机关加强对案件的“提前介入”,可

以尽早发现错案、纠正错案。但是通过“提前介入”发现

错案仍然只能在错误立案后进行补救措施,要从源头

上减少错案的发现,就必须在立案环节严格审查,避免

错误立案。如果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能建立信息

通报机制,就能了解到公安机关受理的报案信息以及

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发案情况,实现对立案环节的监督。

(三)加强沟通、使执法理念趋同

公安机关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而撤销立案属于被

动撤案,如果公安机关能主动做到不立案,就会避免刑

事诉讼环节的错误启动,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检察机关应加强和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大力宣传我们的执法理念,使双方在执法尺度上能逐步趋同,平衡

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比如共同召开案件研

侦查监督 篇2

关键词:侦查监督,监督途径,同步监督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与价值

( 一) 侦查监督的概念

要想充分掌握侦查监督的概念问题, 我们需要从我国的具体的国情和法律实施规定现状考虑, 还要从学理的角度了解、领悟侦查、侦查权监督制度的理论层面, 通过这么一种实务与理论结合的方式对侦查监督制度进行一番剖析。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侦查是一种“专门工作”, 而从法条的角度, 刑诉法第106 条: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我们可以看出侦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国内各派学说, 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其对侦查的定义都不为过。翟丰学者认为: 其是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时候, 利用公开以及秘密的方法, 收集证据并审查核实, 最终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专门活动。

陈永生学者则认为: 享有侦查权的国家法定机关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 致力于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收集犯罪证据, 基于此而进行的调查工作和相关强制活动。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侦查的内容并无多大异议, 都认为是一种性质上属于刑事侦查的法定活动。而在侦查主体这个问题上, 有着不小的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 我综合我国的国情法情以及实务操作上, 认为侦查是国家法定机关 (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和海关缉私部门以及军队保卫部门) 所依法采用的特殊的方法进行有关的强制性活动和调查工作。

《辞海》: “监督, 即对现场或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 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从法律的层面上看监督, 则分为两个层面看, 一是特定的国家机关经过授权而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监督, 二是特定的社会组织或公民对相关的国家机关活动以及社会个体行为进行督察。因此, 一套完整健全的监督体系不仅是国家机关活动有序进行的保障, 更是体现了我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美好蓝图。监督之事不可谓不重!

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得到一定限制和规制就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因此, 宪法和刑诉法均规定: “人民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这直接以法条规定的形式赋予了检察机关享有侦查监督权。因此可以看出检察机关不仅起到了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义务, 更为具体现实的任务是履行监督的职权, 其存在的意义使得人民检察院可以发现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和刑讯逼供、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活动, 从而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 进而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 进一步提高刑事安监办案的准确度, 保证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公正有序进行。[1]侦查活动在检察机关的强有力的监督下, 有助于方便快速并且相对公正地收集证据、侦破案件, 如此一来, 既是犯罪嫌疑人的福音, 也不会损坏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达到刑法的目的, 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根据我国的现状,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刑事立案的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刑事立案监督是在立案阶段开启的监督, 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则是立案后开启的监督活动。[2]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侦查监督制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侦查监督包括: 刑事立案阶段的监督、侦查活动阶段的监督以及侦查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而狭义的侦查监督则指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对其进行的一系列诸如刑讯逼供收受财物等行为的监督工作。鉴于当今司法界的日新月异以及现实的实务需要, 我们需要对侦查监督进行一个全局性的了解和梳理, 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和个人将在检查监督活动中起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 所以本文采广义的侦查监督说, 既有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 又有公民个人履行侦查监督权利。

( 二) 侦查监督制度的诉讼价值

首先, 侦查监督制度能够维护程序正义。在我国, 侦查监督制度与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程序更为正义, 而保持程序的正义性正是侦查监督制度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有力保障。因此, 二者不可偏废。我们知道, 侦查监督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权, 而完备的监督机制正是程序正义之路上的指路明灯, 最终达到程序正义, 也达到了诉讼正义。前面也提到, 在侦查行为中, 侦查人员往往会为了追求一个快速的侦查过程以及追求办案速率而忽略了侦查的质量和程序合法性, 因而影响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得以保证, 同时也可以从新闻舆论、公民心理上树立起一个法治社会的概念, 有利于顺利推行法治社会的建设, 如果程序正义都难以保证, 那么结果正义又从何得以渴求呢。那么整个诉讼乃至法治都会处于混乱与摇荡中。程序正义还是公民用以维权, 衡量侦查机关是否违法的有力工具, 作为一种可视性的制度, 侦查监督制度是普通公民慢慢接近机关, 维护自己权利是有极大促进意义的。

其次, 侦查监督制度也是对人权的有力维护。众所周知, 在我国的执行实务中, 享有侦查权的一方通常拥有国家暴力, 是有着强制执行力的存在, 现今在微博上热点的聂树斌案、念斌案, 无不缘起公安机关在侦查、审问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录音录像断层导致的证据力不足却又强制结案, 这只是被人们所熟知的案子, 那么那些不为人所知的, 真的做到公正了吗。是, 我们是希望犯罪分子得到严惩, 但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清白人因为刑讯逼供, 为了结案率而受迫于强制力而屈从, 这不是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这是体制问题。侦查监督制度正是为了这一现状而应运而生, 可以促使公安机关在侦查行为中认真搜集证据, 严肃对待案情, 这么一来, 让侦查权的行使在压力下进行, 既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又可以保护各方诉讼当事人的人权, 最大化人权保护, 人权保护也是21 世纪一个大课题, 想必侦查监督制度会是这一课题的强有力的保障。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途径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从无到有, 到目前的正式确立, 其主要依据为我国的宪法相关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它从最权威的角度规定了我国的特定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机关。随着2012 年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颁布、高检规则以及六机关规定等相应法条、司法解释的及时更新,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健全, 因此现在主要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主梳理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以下将对《刑事诉讼法》侦查监督制度的大力修改进行一个梳理和归纳总结。

( 一) 完善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

新增刑诉法第93 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通过这样一种对逮捕后仍然进行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做法, 一是可以促使公安机关在逮捕时更为细致的侦查, 更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益, 二来可以为实务中出现的羁押率过高等问题提供一剂良药, 同时也促使我国检察机关羁押监督制度的逐步成熟与规范化。

( 二) 健全讯问、同步监督制度

刑诉法第212 条规定对审问犯人的整个过程需要全程同步进行录音和录像。这是基于一种当今社会公民甚至律师对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一种不信任以及防止冤假错案的趋势所引发的一种法条修正, 2014 年的“念斌案”不正是因为当年的录音录像断节而导致审判力缺失而引发媒体, 公民, 检方, 院方的各执一词吗。这么一种制度的规定, 不仅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同时也保障了受害人的诉权以及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第83条以及第117 条的规定, 都是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个程序上的规制。

(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规定

在2012 年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基础上, 结合2014 年《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我们可以得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 (1) 非法手段和非法证据: 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供述的言词证据; 通过暴力、威胁得来的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被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实物证据。 (2) 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及结果: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 ( 公安机关) 、起诉决定 ( 检察机关) 和判决 ( 法院) 的依据。 (3) 监督非法取证行为: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监督的不是非法证据而是非法取证行为, 体现了对非法取证由事后监督延伸至事前监督, 实质上是扩大了检察院权利。)

三、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侦查监督的主体主要是检察机关, 它享有广泛的刑事侦查权, 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的愈演愈烈的冲突和矛盾, 更因为相关的侦查监督制度又不够完善和健全, 也就产生了当今社会上诸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般“冤假错案横行”“躲猫猫死洗脸死”“警察无故搜身”等令我们法律人十分痛心的现象。

( 一) 侦查监督缺乏及时性

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多为书面监督, 而现场监督和群众举报则有着十分不完善的一面。就书面监督而言, 这是一种被动性的、事后性的监督方式, 首先, 在侦查活动中, 检察机关没有很好地参与到侦查活动的监督中, 也没有那个机会, 也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可能在侦查活动中做出一些违法侦查行为例如暴力取证、逼供、篡改事实证据等而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 检察机关只能通过事后公安机关递交而来的书面报告以及案件的卷宗就侦察行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试问, 有谁会把自己的把柄写进报告里面呢, 这也就导致了现行侦查行为虽有法条规制却难有实质性作用的主要原因。再者, 对于群众的举报监督而言, 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漏洞, 第一是公民大多数都不太了解法律的关于举报的具体规定, 无法做到提交有效有价值性的信息, 第二, 公民普遍的畏惧国家机关的一种心态导致了公民在没有侵犯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并不会积极地去举报国家机关的一些违法行为甚至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会以一种算了的心态去“淡然处之”。以上两种监督方式, 无论是书面的监督还是群众举报制度, 都无法做到真正是侦查行为置于权力的监督之下, 具有很大的不及时性和被动性。从实务的角度出发, 这种监督方式不仅无法及时发现, 无法及时解决, 就算发现了, 违法事宜也已经产生, 并且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至于检察机关所有的一种现场监督方式, 考虑到中国的监察侦查现状, 要想做到每一次侦查都有检方人员的监督, 一方面是极为不现实的, 二也因为法律并无对现场监督作出相对应的具体的规定, 导致这样的监督是以一种什么样子什么力度什么形式的监督进行的都无从得知, 并且向来公安机关办案都是能简则简, 也不希望其他机关进行干预, 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而检察机关就算有心介入, 却是无力监督。总而言之,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目前而言还具有不及时性、被动性、无现实操作性等弊端, 这也直接导致了监督效果的不理想, 实务中仍然存在违法侦查行为, 公民权利受损的情形。

( 二) 侦查监督范围有待于具体深化

首当其冲的是强制措施的监督方面, 我们知道, 传统的强制措施有: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 而强制措施是一种合法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但是如果强制措施稍有偏失, 则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极大破坏, 因此对于强制措施的监督的相关制度规定则显得尤为重要, 但在实务操作中相关的法条规定极为欠缺, 并无起到实质上的规制作用。在我国, 实际上侦查机关既是侦查活动的执行者, 又是侦查活动的决定者[7], 这种两权一体的决策执行形态是极为不科学的, 这么一来, 其权力被无限地放大, 再缺乏具体的制约, 那么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从何而谈? 老百姓作为弱势一方如何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权力滥用之日何时是个尽头? 公民的合法权益何时不是人心惶惶? 因此, 要想实施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从侦查行为出发, 制定具体的监督方式加以规制, 才能最大化保证诉讼的正常公平进行。

四、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 一) 细化完善各个侦查行为的实时监督方式

上文已经提到,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和无力性, 正是由于侦查机关在执行侦查活动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自主决定权以及执行权, 而导致监督活动无从实施或者收效甚微, 因此, 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司法解释来完善细化到每个侦查行为的监督方式。例如说搜查扣押查封冻结时, 应当有互相独立的两个机关部门 (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人在场, 例如在运用技术侦查, 秘密侦查中所收集到的公民信息通过法律升格为机密级别, 防止侦察机关通过诸如窃听监听等渠道获取到的公民隐私信息进行不良处理甚至泄出[8], 需要立法者更为用心的立法才可。

( 二) 健全监督机关的监督部门机制

笔者大胆对检察院内部系统提出一点自己的臆想: 从内部监督而言,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分析, 横向角度中, 成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 独立于各个检察院主要工作部门, 直属于检察委员会, 不受其他各个部门的干预, 遇到疑难案件以及大型案件, 可直接将案件上报检察委员会; 纵向角度中, 从检察长到科长到检察员, 从上级检察院到下级检察院, 各司其职, 配合监督委员会进行工作[9], 形成一套立体的工作体制。外部监督而言, 从法律上确立人民检察监督员这一职位, 赋予其法律地位以及法律权力, 在侦查机关实施侦查活动时敢于指出不足并责令改正, 具有权威性。另外, 加强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总所周知, 政协和人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也是几种民主方式中较为亲民的路线之一, 建立检察官乃至检察院的阳光体制, 也更能促进检察机关人员对侦查活动更为用心的监督, 从而响应法律上新增的律师和当事人的侦查监督制度, 这对于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长远考虑, 是大有益处的。

( 三) 就被关押嫌犯的情况建立全程同步制度

众所周知, 近年来, 报纸、互联网等媒体经常曝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严刑逼供, 躲猫猫死等丑闻。实际上, 在实务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犯罪嫌疑人被逼供的行为, 那么这种非法行为究竟该如何完全避免呢。是, 同步录音 ( 录像) 制度的推行曾经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是, 这种录音录像由公安机关提供, 其资料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常常受到律师和当事人的质疑, 而公安机关却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此进行了规定, 可是考虑到结案率, 谁会轻易就否定掉一个视频录像的真实性呢, 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司法界, 还没有妥善解决。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在监狱中面对着公方人员, 难免屈服于“正义的审问”之下, 极易做出与案件真实情况相悖的供述。因此, 建议一套完善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十分必要且急迫的。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胡平仁.中国传统诉讼艺术案例[M].长沙: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9.

[4]张榕.证据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5]刘广三.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6]卞建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7]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8]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9]陈光中.诉讼理论与实践 (上)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侦查监督纠错案 篇3

慎审,发现疑点

2005年6月2日,新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李世中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15日,该院公诉科案件承办人和科领导经过两道程序审查,认定了案件犯罪事实,形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向法院提起公诉,审查报告上报后只等分管公诉工作的副检察长龚德武最后审批。

此案县公安机关认定:2005年4月11日上午9时许,被害人李建洪邀请其兄李玉洪到自己家中喝酒。本村村民李世中、杨正明、杨绍才、李学忠等人也相继来到李建洪家一起喝酒。喝到下午3时许,李世中在因李建洪家的水烟筒不好吸烟而与李建洪发生争吵时,将烟筒扔到地上,李建洪便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小碗朝李世中头上砸去,李世中被砸伤头部当场倒地(后经鉴定构成轻微伤)。见此情景,其他喝酒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李建洪、李世中、李玉洪。李世中从地上爬起来,拾起一块木柴朝李建洪头部砸去,便跑出了李建洪家。次日中午,李世中得知李建洪被自己打伤,就主动向本村治保主任李玉祥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叫李玉祥请医生给李建洪看病。13日凌晨,李建洪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李建洪系被他人用木制钝器打击头部而死。

龚德武在检察战线工作了21年,由于他恪尽职守,公正执法,严把案件质量关,没有办错过案件,曾荣立过三等功3次、二等功1次,荣获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提名奖、云南省首届“十佳政法干警”提名奖、全省“优秀检察官”等殊荣。这次审查“李世中命案”,龚德武同往常审查其他命案一样,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的尺子度量。他调来案卷,仔细地审阅,认真地分析每份证据的证明力,结果有两个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鉴定结论与犯罪嫌疑人李世中的供述有矛盾;被害人之兄李玉洪的头部也有损伤,这是为什么?龚德武带着疑问,在亲自提审李世中、走访相关证人后,对案件证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本案有5大疑点:

其一,公安机关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证实,被害人李建洪有两处皮下淤血痕:一个在左颞顶部,一个在枕顶部。而犯罪嫌疑人李世中自始至终都供称,他只用木柴打过被害人李建洪一下,为什么死者头部会出现两道伤痕?

其二,被害人之兄李玉洪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人,对案件的整个过程最清楚,而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的两份笔录中,当问及其弟的死因时,他为何有意回避?

其三,证人证实:李玉洪从其弟李建洪家出来后,曾跑到水井边清洗面部的血迹,并对水井旁的人说,他的头被其弟打破了。而且从李玉洪的伤情照片上反映出,其前额确有两处挫裂伤口,头发已被流出的血凝固,经鉴定构成了轻微伤。弟弟李建洪又为什么要将哥哥李玉洪打伤呢?

其四,李建洪的妻子证实:她看到李建洪时,李建洪已处于生命垂危之际,在她喊人抢救的过程中,作为亲哥哥的李玉洪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反常的心态令人怀疑。

其五,李建洪的尸检鉴定书证实:李建洪只是头部有两处皮下淤血痕,并没有流血,而现场勘查中在案发现场却留有血迹,经鉴定为“AB”型人血。

另外,从公安机关移送的现场提取的作案工具木柴上的血迹可以看出,木柴上的血迹系滴落而成,并非打击时所沾上的,这些血迹从何而来?

退侦,引导取证

龚德武伏案思索上述5大疑点,初步判断:在犯罪嫌疑人李世中跑出受害人李建洪家以后,肯定又发生过什么事,看来李建洪的死不是李世中打击一下所导致的,真正的凶手应另有他人,而李建洪的哥哥李玉洪的嫌疑最大。

这时候,龚德武认为本案的关键是要搞清死者头部的两道伤痕。他与办案人员再次提审了李世中。鉴于李世中是彝族,不懂汉语,他们专门请了人当翻译。经过反复审讯,李世中始终坚持只打了李建洪头部一下的供述。那么,死者头部的另一道伤痕究竟是谁打的?

龚德武将案情向检察长尹贞宁作了汇报。尹检察长一听“本案另有真凶”,感到问题重大,通过亲自审阅案卷后,与龚德武达成了共识,立即组织公诉科全体干警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必须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龚德武按照自己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与办案人员拟写出了详细的“退侦提纲”,将本案退回给了县公安局。

7月12日,县公安局经过补充侦查后将本案重新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龚德武在审阅了补充侦查来的材料后,认为本案存在的疑点仍然没有排除,于是再次将案件依法退回给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为了尽快查清案件真相,龚德武几次亲自与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领导在一起认真讨论、分析案情,通报检察院对本案的看法,并明确提出:“本案凭现有的证据是无法肯定犯罪嫌疑人是谁的,凶手是否就是李世中?真凶是否另有他人?这些需要进一步查清。”龚德武建议公安机关:“要扩大侦查范围,把侦查的重点放在李玉洪的身上,进一步查清现场遗留的AB血型的血的来源。”

深查,真相大白

经过认真讨论,县公安局认为检察院提出的疑问合理,及时采纳了龚德武的建议,立即将李玉洪进行留置盘问,并对其血型进行鉴定,结果为“AB”型。经过耐心细致的法律宣传和政策教育,李玉洪看到“检察院、公安局追查得这么凶,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了”,就只好如实交代了4月11日发生在其弟李建洪家的真实情况——

那天,当李世中用木柴块打中我弟弟李建洪的头跑掉后,我跟弟弟李建洪又因过去的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在争吵中,李建洪用火钳打伤了我的头,流了不少血,我气愤之下从门旁边拿起一块约两公斤重的方木砸在李建洪的头部左侧,然后跑出李建洪家,到水井边清洗了面部的血迹,回到了自己家中……

李玉洪交代的情况反馈到检察院后,龚德武为了进一步确认哪一处伤是导致死者致命的伤,又要求县公安局对死者的两处伤分别作出鉴定。最后,《刑事科学技术分析意见书》出来了,认定:死者李建洪头部曾受到两次打击,左颞顶部和枕顶部各一次,从颅骨损伤程度、特征以及颅骨内损伤的情况可知,作用于左颞顶部的外力所形成的损伤为致命伤,而枕顶部外力所形成的损伤为轻微伤。

至此,县公安局的补充侦查结果完全证实了龚德武对案件的判断,使本案真相大白:李世中用木柴打击李建洪的枕顶部只造成轻微伤,而李玉洪用方木打击李建洪的左颞顶部才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凶手不是李世中,而是李玉洪。

2005年8月12日,被关押了128天的李世中被宣告无罪释放。走出看守所,这个连汉语都说不清的彝族汉子感动得语无伦次,他说(经翻译):“我打了李建洪一下,后来他死了,我以为是我打死的,哪晓得是李玉洪打死的。我被无罪放出来,不是老天有眼,而是检察院给我的恩德啊!谢谢啦,真是太谢谢啦!”

侦查监督案件办案业务工作流程 篇4

第一章 审查逮捕

案件受理

第一条 案件受理由内勤负责。案件受理时,内勤应查明其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全,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内勤收案后应于当日内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及时交科长指定专人审查。

第二条 科长收案后,应于当日指定承办人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对于复议案件,应当另行指派承办人办理。

审 查

第三条 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当全面认真阅卷,按照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严格审查证据;结合审查《提请批准逮捕书》,注意查明:

(一)立案、拘留等法律手续和相关诉讼文书,立、破案报告是否完备;《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否符合要求;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是否经县(市)级以上侦查部门负责人批准,《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否盖有县(市)级以上侦查部门印章;

(二)案卷材料是否装订成册;诉讼文书是否盖有印章;案卷材料是否是原件,复印件是否注明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前科或者劣迹;

(四)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是否有矛盾点和疑点需要排除;

(五)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地位、作用和具体责任;

(六)有无法定从轻、减轻、从重、免除处罚情节;

(七)有无漏犯;

(八)侦查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四条 根据案件情况,承办人应当认真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有疑问的,还可以询问有关证人,但不另行侦查。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部门的意见。在审查案件和复核证据过程中形成的对证明案件事实有重大作用的材料复印后,将原始材料移送提请机关,复印件归入检察内卷存档。第五条 经过审查,承办人围绕案件事实、证据、定性以及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提出具体的个人意见,并制作《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全面客观地反映案件情况,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批准或决定。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应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受案和审查过程。依次写明受案日期,提请机关或移送部门,提请或移送案号、案由,承办人的姓名以及审查逮捕的简要工作过程。

(二)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或国籍、家庭住址、文化程度、职业及职务(包括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犯罪嫌疑人的简历、家庭情况、是否曾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被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单位犯罪的直接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还应当写明: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单位住所等。

(三)发案、立案、破案经过。简要写明案件的受理、立案和侦破(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立功)情况。

(四)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简要写明承办人审查后认定的案件事实,然后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必要摘抄,并根据其证明力予以分析,说明该证据能够证明的犯罪事实。证据种类及分析可作如下排列: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其他材料。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如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对案件的批示、指示意见,或者下级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需要补充侦查或继续侦查的事项;需要进行立案监督或者侦查活动监督的事项及处理意见;犯罪嫌疑人举报、立功或投案自首等情况;有无逮捕必要等。

(六)承办人处理意见。对案情进行高度概括,根据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以及逮捕的条件进行归纳,写明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意见及理由。

第六条 对已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应在7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决定;对未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在15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决定,重大、复杂案件至迟不得超过20日。

第七条 对于复议案件,承办人应当在收到提请复议书和案卷材料的7日内写出审查报告,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研究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承办人根据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制作《复议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达公安机关。复议后变更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承办人制作《撤销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八条 公安机关提请复核的案件,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指定专人审查。承办人在15日内提出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根据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决定变更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上级检察院应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根据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制作《撤销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上级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检察院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审 核

第九条 承办人审结案件后,应当立即将该案的《审查逮捕意见书》或复议案件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送交科长审查。科长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如果科长与承办人的处理意见一致,则直接送主管检察长审批;如果科长与承办人的处理意见不一致,则科长应当召集全科人员对该案进行讨论形成意见后送主管检察长审批。若案件仍存在重大分歧,则应提交检察委员会或向上级院汇报作出决定。

第十条 案件经讨论、汇报后,应当作好讨论案件笔录。讨论案件笔录要记录清楚、全面,最后由主持人签字入卷。

第十一条 案件审批后,承办人应根据审批结果于当日内制作相应法律文书,到本院办公室加盖院公章。

第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系人大代表的,在批准逮捕时,必须先报请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许可后,方可作出逮捕决定。

犯罪嫌疑人系政协委员的,在作出批准或决定逮捕后,应及时通知所属的政协组织。

结 案

第十三条 案件结案后,承办人应当立即将相应法律文书连同案卷材料送交侦查部门执行。

送达提请机关的法律文书和案卷材料,应使用送达回证;承办人应当督促侦查部门将执行回执及时送回;未能执行的案件,应当督促侦查部门在执行回执上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

第十四条

对基本事实清楚,作出逮捕决定后仍需继续侦查的案件,承办人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引导侦查部门侦查取证。

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不批准逮捕的案件,承办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制作《不予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引导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第十五条 审查发现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侦查部门未提请的,由承办人制作《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建议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可直接作出逮捕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第十六条 案件办结后,承办人应当及时将简要的案情及办理情况在内勤处登记。

备案与归档

第十七条 检察院办理下列审查逮捕案件,应向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一)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

(三)公安机关要求复议、复核的案件;

(四)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五)追捕的案件。

第十八条 案件审结后,承办人应及时整理检察内卷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完整、顺序排列得当,交内勤归档。

第二章 刑事立案监督

案件范围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以及对本院侦查部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报请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侦查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立案监督。第二十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包括:

(一)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者发现犯罪事实没有作出刑事立案决定的;

(二)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作出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行政处罚的;

(三)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转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行政处罚的;

(四)公安机关将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以不涉嫌犯罪为由解除强制措施,检察院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检察院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中,发现其他的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确已符合立案条件的;

(六)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发现对部分共同犯罪嫌疑人应当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的;

(七)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并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公安机关不立案的;

(八)其他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立案条件的。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办案人员利用立案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且已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或者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理由。

第二十三条 被害人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公安机关没有掌握、发现犯罪事实的案件不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检察院已经受理的,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

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不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

办理程序

第二十四条 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查或必要的调查。

第二十五条 承办人对立案监督案件应当制作《受理立案监督案件登记表》,提出受理或不受理的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核。第二十六条 对已经受理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应当进行审查和必要的调查,经过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材料,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承办人应当填写《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审批表》,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第二十七条 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应当制作《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并送达公安机关,要求其在七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接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主动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将《立案决定书》及时送达检察院。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接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作出书面说明,说明其不立案理由的,应当审查不立案理由是否成立。

第三十条 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经检察长决定后,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第三十一条 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制作《通知立案书》,并将有关证明应该立案的材料同时移送公安机关,通知公安机关在十五日内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副本及时送达检察院。

第三十二条 对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向检察院提出的,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制作《不立案理由说明书》,通知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在十日内将不立案理由和根据告知被害人。

第三十三条 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由承办人写出报告,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制作《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及时送达公安机关。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后七日内作出书面说明,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复印件回复人民检察院;主动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五条 经调查核实,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理由不成立的,经检察长决定后,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应当制作《通知撤销案件书》,说明依据和理由,连同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通知撤销案件书》没有异议的,应当立即撤销案件,并将《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通知有错误的,应当在五日以内经县(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要求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重新审查,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不接受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的,应当在五日以内经县(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上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认为撤销案件通知有错误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纠正;上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认为撤销案件通知正确的,下级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撤销案件,并将《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及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七条 对经刑事立案监督后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加强跟踪监督,了解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移送起诉、起诉、判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监督立案后三个月未侦查终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发出《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函》,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侦查进展情况。

第三十八条 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制作《建议报请立案侦查书》,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

备案和归档

第三十九条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或者通知公安机关撤案的案件,应当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后向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备案材料包括《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不立案理由说明书》、《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决定书》等;通知立案案件的批捕、起诉、判决情况随时上报。

第四十条 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办结后,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案件材料按照规定立卷归档。

第三章 侦查活动监督

监督范围

第四十一条 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与侦查活动的内容一致,包括对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措施是否依法进行实行监督。

第四十二条 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内容有:

(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

(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不应当撤销案件而撤销案件的;

(八)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查封的款物及其孳息的;

(九)违法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的;

(十)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十一)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或者严重影响侦查工作进行的。第四十三条 对逮捕、不捕决定的执行实行监督。在检察机关作出逮捕、不捕决定后,对公安机关是否立即执行并于三日内将执行回执送达检察院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对需补充侦查而作出不批准逮捕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应跟踪监督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情况。

第四十五条 侦查机关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本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发现途径

第四十六条 审查逮捕中发现。审查逮捕过程中,不仅应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情况进行审查,而且应对侦查人员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执行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审查。重点监督有无违法取证、刑讯逼供、应提捕未提捕等违法情况。第四十七条 介入侦查活动中发现。对于重大、复杂案件,经侦查机关同意,侦查监督部门可以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从中发现侦查人员有无违法取证情况。第四十八条 受理有关控告、检举中发现。对于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等行为的控告、举报材料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

监督方法

第四十九条 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可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侦查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向检察长汇报后记录在卷;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在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监督落实情况;对于涉嫌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报请检察长批准后,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第五十条 侦查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落实纠正意见,并书面回复发出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对违法违纪的办案人员,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第五十一条 侦查机关不同意人民检察院的书面纠正意见的,可以在收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五日以内要求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向侦查机关发出《复议决定书》。侦查机关不接受复议结论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五日以内,连同《复议决定书》一并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送交提请复核的侦查机关和下级人民检察院。

第五十二条 侦查机关未在规定时限内落实人民检察院书面纠正意见,也未要求复议、复核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意见正确的,应商同级侦查机关督促下级侦查机关落实纠正意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纠正违法通知书》。

备 案

第五十三条 对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将《纠正违法通知书》及侦查机关的回复及时向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第四章 审查办理延长羁押期限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认为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七日前,报送到同级检察院或本院侦查监督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后认为符合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条件的,及时报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批。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应移送《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和案情报告。案情报告应写明主要案情、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具体理由、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及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起止日期。第五十六条 报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应报如下材料:

(一)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提供的材料:(1)《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2)案情报告;

(3)《批准逮捕决定书》或《逮捕决定书》复印件;

(4)《逮捕证》复印件;

(二)检察机关制作的材料:

(1)《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报告书》;(2)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审查报告;(3)《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批表》;(4)《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复印件; 第五十七条 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督促侦查机关或自侦部门,认真、及时地提供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所需的案件材料。主要材料不全的,应当在三日内补充。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不能补充主要材料的,应当将案件返回或者作出不批准延长决定。

第五十八条 办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实行层报层审制。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应当根据报送的材料,对提请事项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要求随案报送侦查卷宗。审查应于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五日前完成,并制作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报告。

第五十九条 有权作出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后,应当对下级院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审查报告和侦查机关或自侦部门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意见及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通知下级院报送侦查卷宗。第六十条 严格掌握廷长羁押期限时间的起止。侦查羁押期限时间以公历自然月为基本单位,起止日均计算在法定期间内;起止日不同月时,日期应当相互衔接,不得间断或者重叠。即侦查羁押期限时间,从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日起算,至届满二个月为止;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限时间,从侦查羁押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至届满一个月为止;第二次、第三次延长羁押期限时间,从上一次延长羁押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至届满二个月为止。

浅谈检察院侦查监督实习工作 篇5

知识产权 0859 刘厚宝 0810160081 [摘要] 今年暑假,我来到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毕业实习。实习期间,我全勤到岗,能够遵守检察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虚心向检查干警们请教,服从带教老师安排,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融入司法实践,圆满完成实习任务,收获颇丰。

[关键词] 实习岗位 实习过程 心得体会

今年暑假,我来到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毕业实习。对于即将毕业的我们,实习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也是我们毕业后走向社会所迈出的试探性一步。我很珍惜此次在检察院实习的机会,实习期间,全勤到岗,认真对待带教老师交代的工作,能圆满完成单位安排的任务。总之,通过这三个月的实习,我对检察院的相关职能有了更全面地了解,同时也细化了课堂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认知水平,这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实习岗位的基本情况

我这次实习的单位是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该科分为两个组,分别是内勤组和办案组。其中,内勤组主管收发各类批捕、延羁、卷宗以及分案等工作。而办案组主管的工作主要是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批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实习过程的主要情况

我被分在侦监科,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提审犯罪嫌疑人,制作讯问笔录,按老师的要求拟定《逮捕案件审查意见书》,整理档案,以及一些简单的文字与后勤工作。在此期间,我认真学习了有关检察院实施侦查监督工作的具体规定,明确了批捕工作的法律依据,了解了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方面的一些技术手段和工作流程。这些工作一方面巩固了我的专业知识,锻炼了我的法律思维。另一方面也使我加深了对我所学专业的了解:原来司法实务不仅只是简单的理论分析和套用法律条规,更多的是实际的调查取证和对案情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就要求我们在扎实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细致区分各种罪名的基础上,培养自己法律人特有的 理性思维,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案件。

(一)学习侦查监督工作的具体规定

刚进入实习单位,单位领导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侦查监督处工作的基本情况,又给了我一本关于侦查监督工作的手册,并让我认真学习有关反侦查监督工作的流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学习,使我对于课堂上有关这一工作的相关情况有了更细化的认识,对于侦查监督工作的认知程度有所加深。

(二)法律文书处理

在实习期间,我协助内勤组处理了各类批捕、延羁案件,并协助收发卷宗和处理分案,以及记录讯问笔录等其他的法律文书工作。实践中的检察文书与我所学习的法律文书课程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仍存在某些区别。因此,我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又认真学习书本以外的实践中的知识,使我有了新的收获。

(三)协助办案人员办理相关案件

实习过程中,我跟随检察人员办理了多起批捕案件,其中有强奸案、盗窃案以及故意伤害案等案件。在办案中,我首先要仔细阅读卷宗,初步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其次填写网上案件管理系统的相关内容,再次亲自跟随检察人员到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并不是随随便便问问就可以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尤其是对那些多次进看守所的惯犯,他们都或多或少具备反侦查的能力,极难从他们的供述中得出案件真相,因此,只有通过巧妙的运用已有的证据逐步深入讯问,才能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是同伙作案,则要分别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否则容易会造成串供。最后通过侦查活动,做出是否予以批捕的决定。通过跟随办案,我深深的了解到实践与理论的差别,理论是系统化的,而实践中的案件由于时间地点的差别,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是根本完不成的。并且,在办案的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正当而标准的司法程序,真正从课本中走到了现实中,从抽象的理论回到了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细致的了解了批捕工作的全过程及其各环节,并掌握了一些法律的适用及适用范围,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

三、专业知识在实习过程中的应用

首先是法律文书课程中所学到的法律文书的写法和格式,使我在协助内勤组处理了各类批捕、延羁案件,并协助收发卷宗和处理分案,以及记录讯问笔录等 2 其他的法律文书工作中能够出色的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法律文书工作。

其次是有关刑法的学习。侦查监督处的批捕工作中大部分都是针对刑事案件的批捕,因此,刑法的学习以及对刑法相关法条法规的熟练掌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再次是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侦查监督处的批捕工作以及办理各类延羁案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使我逐渐认识到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重要性,认识到对知识不断更新不断灵活加以运用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作中具体操作技巧的形成和积累的必要性。

四、实习体会

首先,我想谈的是对实习重要性的认识。经常听人说毕业实习只是走一个过场,只需做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根本无法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想这样敷衍必然收效甚微,对单位对自己都有弊无利。所以我很珍惜这次实习的机会,明确目标,平时认真积累经验,也许进步不是质的飞跃,但点滴经验都是极为宝贵的。正是有了这个良好的心态,我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融入单位的工作当中,带教老师加班我加班,老师休息我将事情做完再休息,抓紧时间多学多问,争取成为带教老师的一个得力帮手。

实习期间,在协助检察人员办案的过程中,我逐渐对检察机关的工作流程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在对一些复杂或疑难案件进行讨论的同时,使我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巩固,也使我与检察院的领导干警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利用此次难得的实习机会,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领导和检察干警求教,加强学习政治理论,党和国家的政策,学习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一些课本内容以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以后真正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次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不足和在实际运用中专业知识的匮乏,也深深感到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重要性,认识到对知识不断更新不断灵活加以运用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工作中具体操作技巧的形成和积累的必要性。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所学的书本上的知识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这也使我更加明确了要从实践中更 3 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的知识的重要性,要使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发挥良好的指导作用。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法学的发展是在实践中来完成的。学习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要面向群众,服务大众,为健全社会法治,为我们的依法治国服务的。高等法学教育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其培养的具备一定基本理论知识,技术应用能力强、素质高的专业技能人才,将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处处充满规则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要与世界接轨,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必不可少。对人才的培养,应当面向实际,面向社会,面向国际。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应当与实践结合起来,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大学的法学院应当与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定期安排学生见习,让学生更好的消化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对法学的兴趣,避免毕业后的眼高手低现象,向社会输送全面、合格、优秀的高素质法学人才。这次毕业实习,更使我认识到走进工作岗位后,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上级部门、领导,同事以及下级部门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应注重人际交往中的细节,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文化底蕴,也可以看出人的综合素质,因此,这就要求我要注重细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使人际关系趋于和谐。也要注意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为集体争光。

侦查监督 篇6

2011年上半年,我院侦查监督科在院党组和市院侦查监督局的领导下,紧紧围绕院党组确定的目标任务,认真贯彻全市侦查监督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争先创优意识,强化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为维护全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2011年上半年侦查监督工作情况

2011年1至6月份,侦查监督科共受理各类报捕案件201件290人,批准逮捕255人,不捕35人,其中存疑不捕14人,无逮捕必要不捕20人,不构成犯罪1人,不捕率为12.07%。

在诉讼监督方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4件4人,追捕犯罪嫌疑人12人,其中已被有罪判决5人。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份,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3份。

二、主要工作做法

1、在严把案件质量的前提下,积极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质量是案件的生命线,严把案件质量是侦查监督工作的底线。我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认真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在实现全部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同时,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全科干警认真学习最新司法解释及相关理论知识,对新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以及《刑法修正案

(八)》 1

等司法解释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学习,领会精神,并运用到侦查监督实践中,为提高案件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我科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侦查监督的工作重点,对每一起受理的报捕案件,承办人均会在第一时间内审查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性,是否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存在这些问题,承办人则积极开展调解和化解矛盾工作,力争利用审查逮捕有限的时间促成双方当事人矛盾的化解。在所有无逮捕必要不予批捕的20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审查逮捕阶段完成了调解工作。如我科办理的徐正洪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徐正洪与被害人均为外地人,同在我县一工地打工,因工作琐事二人发生争执引起撕打,导致被害人从一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尾骨骨折致轻伤。案件发生后,徐正洪家人积极与被害人协商赔偿,但被害人要求赔偿10万元,徐家难以接受,迟迟没有达成协议。徐正洪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得知其父的情况后,表示要退学去打工挣钱供其父赔偿。了解这一情况后,我科承办人主动约被害人见面,做其思想工作,促成双方和解,最终双方以4万元达成协议,我科根据徐正洪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等综合因素对其不予批捕,徐的儿子也正常参加了高考,从而化解了一起可能引起不稳定因素的矛盾。

2、积极推行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

2011年,省院将“建立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作为向社会公开承诺办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市院侦查监督局也将其作为今年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安排部署。我科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积极与公安、法院以及本院公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召开了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人及主管副局长、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及主管副院长、公诉部门负责人及主管检察长参加的座谈会,通报了市院关

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的精神和要求,并在我院以前制定的“无逮捕必要案件参考标准”的基础上,达成了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非羁押诉讼的一致意见。具体而言,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加强对刑事拘留适用的把关,对符合非羁押诉讼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侦查监督部门对在审查逮捕环节中达成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无逮捕必要的不予批准逮捕,由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后移送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和刑事审判部门对符合非羁押诉讼的案件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对于这一制度实行中存在的问题由以上各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座谈会进行协调解决,必要时由主管领导协调处理。这一制度实行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2011年1至6月份,我院共受理各类报捕案件201件290人,其中无逮捕必要不捕20人,占报捕人数的7.87%,与去年同期相比,无逮捕必要不捕率上升2.56个百分点;公诉部门受理直诉案件37案53人,与去年同期的24案38人相比,直诉案件数量明显有所增长。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形成诉讼监督合力

一是与公诉部门联合制定了《建立捕、诉衔接机制,加强诉讼监督的规定》,并对案件评议卡进行重新完善,更加有效地实现了捕后案件跟踪监督,也降低了公诉案件退补率。二是与控申部门实行了信息互相通报制度,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不但拓宽了侦查监督部门的案源,也为控申部门更为妥当处理该类信访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也是侦监部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益实践。三是与监所部门保持沟通联系,加强对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由监所部门每月将在押人员出所情况向侦监部门通报,侦监部门将此数据与当月及上月批捕、不批捕情况对照,看是否存在刑拘后未报捕而改变强制措施或捕后改变强制措施不及时通知侦监部门情况。从而实现了侦查监督向前延伸、向后跟踪的良好状态,也推动了侦查监督由完全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发展。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沟通协调,有效遏制滥用刑事拘留等问题。

4、深入开展行政执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

2010年10月以来,根据洛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安排部署,我院联合公安局、监察局、商务局在我县开展了 “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经过动员部署、线索排查、调阅卷宗等工作,先后走访了全县二十余家行政执法单位,调阅各类行政执法卷宗283册,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一起涉嫌犯罪案件,即王某销售假药案,现王某已被偃师县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通过走访与查阅卷宗,我们也发现了我县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执法不规范、未坚持“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制度、罚款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在报经主管领导同意后,已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3份,并引志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正在整改之中。专项监督活动的深入开展,必将对规范我县行政执法活动、促进依法行政发挥积极作用。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上半年的侦查监督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仍是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为立案监督案件数量少、重刑案件数量更少,纠正违法难度较大。二是人员少、任务多的矛盾突出。目前全科干警仅能应对正常的审查逮捕工作,对主动深入开展诉讼监督和行政执法活动监督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三是当前的信访形势对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严把案件质量的同时保证不出现不稳定因素,如何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确是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难题。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全科干警坚信,只要坚守法律,紧紧围绕县委和院党组确定的中心工作,强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侦查监督工作一定会更好发展,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此,我们将着力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不断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二是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对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活动进行总结,探索建立监督长效机制。三是加大学习力度,促进侦查监督干警政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四是加强宣传工作,积极撰写调研、信息、宣传材料,使侦查监督工作为更多的群众了解,取得更多支持。五是培育亮点,打造偃师侦监工作品牌,为提升检察形象发挥更为积极作用。

论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篇7

一、我国侦查监督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 体制方面的问题

现阶段,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大多是平级机关之间的监督, 即监督主体和侦查主体两者之间在权力上属于平行关系, 而非隶属关系。履行监督职能的人民检察院与履行侦查职能的公安部门之间在处理形式纠纷诉讼的程序中存在平衡制约关系, 并由此关系派生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职能, 进而致使公安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完全处于监督之外的状态。公安部门不但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通过秘密手段开展侦查活动, 甚至连拘传、扣押、保释等明显可能侵害居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性手段, 也可以由侦查机关自己把握[2]。这样的侦查监督基督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效率, 但却是以牺牲公民基本的人身价值为基础的。根据我国相关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阶段检察院采取侦查性监督措施的主要线索主要有以下来源:第一, 在决定是否逮捕的诉讼阶段对侦查部门移交的案卷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第二, 提前开始进入侦查监督程序, 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第三, 案件当事人的举报及申诉;第四, 在其他诉讼活动中寻找侦查机关的问题。从上述的线索来源中, 可以看出检察院的侦查监督体制存在滞后性的特点。

(二) 机制方面的问题

1. 立案过程中的监督问题

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立案过程中的监督范围太过狭窄。首先, 从检察院可以监督的客体来说, 相关刑事法律只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的立案过程进行监督, 并未对监狱、检查机关的自侦案件、军队以及国家安全部门的相关立案过程赋予监督职能[3]。其次, 从侦查监督的主要内容来说, 法律只是规定了检查机关对公安部门不予立案的决定予以监督, 而未具体规定事都能够对其不应当立案却立案的刑事诉讼决定予以监督。

现阶段的法律没有对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的立案资源共享机制做出任何规定, 这也是导致检察院立案信息来源受阻的原因指一, 二零一零年公安部和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联合规定, 倡议司法机关内部建立起刑事诉讼案件的资源共享机制,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构建之一制度尚未予以明确。

我国的法律法规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授予检察院在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时的调查权, 这就使检察院在对公安机关进行检查监督时变得无法可依, 二零零零年, 最高检就有关问题做出了相应解答, 却由于法律语言的晦涩与抽象, 使检察院至今无法确定自身的调查权与调查内容。

2. 批捕过程中的监督问题

首先, 我国批捕质量的评判标准存在差异。在检查机关的诉讼质量评判体系中, 经常将起诉与批捕还有判决放在同一个考核体系中, 批捕之后没有起诉, 起诉之后没有审判或者给予轻判都会影响到案件诉讼质量。从法律的诉讼阶段来看, 这样的评价体系是不可理甚至是不科学的[4]。其次,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于检察院决定批捕的, 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人、近亲属有申请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 当逮捕刑拘的时间超过了刑事法律规定的时间, 以上人员可以请求相关机关解除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这样的法律规定虽然从文字上给予了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 可是现阶段的相关法律却并未确定当事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或者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相关程序。

3. 侦查行为中的监督问题

尽管我国刑事相关法律以及宪法都按照兜底的形式作出规定, 各级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所有侦查行为都应当放入监督侦查的范围中。可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除了履行批捕的侦查监督职能外, 公安机关的其他强制性措施都能够自行处理, 免受其他机关的监督审查, 侦查过程中所涉及的刑侦手段也都由自己自主掌握。

二、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一) 建立单向的双线侦查监督机制

我国应当尽快构建以检查机关单向监督, 司法机关审查同时进行的双线侦查监督机制, 也就是说, 检查员负责对公安机关一般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 而对于设计侵害公民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侦查措施应当由人民法院单独发起司法机关审查程序[5]。这样的机制不仅能够打破之前检察院在监督检查侦查活动过程中静态监督、滞后性监督的局限性, 还能够充分调动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公安机关破案效率, 是适应国内形势诉讼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刑事纠纷诉讼任务及目的的体现。

(二) 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规范, 细化侦查监督的具体措施

1. 完善立案过程中的监督机制

第一, 应当科学合理的确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监督过程中实行监督的客体和具体内容, 使立案过程中的监督内容趋于完善。为了避免出现立案过程中的监督空白, 法律应当赋予检察院所有刑事诉讼案件的侦查机关的监督权。第二, 将现阶段刑事法律中对立案过程予以说明的司法解释全部非常废除, 提高检察机关对立案过程实行监督的法律层级[6]。第三, 通过法律的刑事确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在立案过程中实行监督的调查权及知情权。

2. 完善批捕过程中的监督机制

逮捕是所有刑事诉讼强制手段中最眼里的措施, 涉及到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障。应当建立更加严格科学的批捕程序细则[7]。比如说, 构建撤销公安机关逮捕的制度, 基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检察院有权作出批捕与否的全力, 那么也应该被赋予撤销逮捕的职能, 并被视为检察院批捕权利的自然补充。另外, 批捕的决定必然使得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因此应当适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 如果出现意见被否决的情况, 还应该给予以上人员申诉的权利。最后应当完善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随意变更逮捕行为的监督机制。对于侦查主体改变逮捕活动的, 应向检察机关重新提出批准, 受害者和其亲属也能够向检察院提出审查的申请, 进一步完善检查机关在批捕过程中的监督机制。

3. 完善侦查行为中的监督机制

首先应当确定检查机关主动进入侦查阶段的权利, 在检查机关介入的方式上, 应当与之前的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讨论有所深入, 使检察机关能够全方位把握侦查过程中的询问、检查、询问及勘验等阶段, 对可以对其侦查行为做出一定的指示。其次, 要扩充检察院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内容, 检查员应当可以对公安机关的违法活动直接予以调查, 给出纠正建议, 还可以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证据进行排除, 直接决定其侦查行为无效。最后, 要强化检察院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进一步使侦查机关的强制活动趋于规范。

参考文献

[1]张霞.论我国逮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5) .

[2]冯玉厅.侦查监督程序完善刍议[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4) .

[3]但伟.侦查监督制度研究——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 2008 (2) .

[4]邱俊芳.刑事诉讼法精要与依据指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2) .

[5]杨振江主编.侦监督业务教程[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 (1) .

[6]陈瑞华浪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4) .

侦查监督部门捕前介入探析 篇8

[关键词]捕前介入;基础;内容;价值;问题

检察介入侦查的做法,始于上世纪80年代,目的为配合当时的严打工作,正式提出是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提出侦查监督工作总方向就是“全面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200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①全国正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检察介入侦查的检察权力应用的探索。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探索检察介入侦查的方式之一,即为捕前介入。

一、捕前介入的基础

(一)捕前介入的法理基础

捕前介入是侦查监督部门运用检察权力的方式,合法性的来源是捕前介入得以运行的根本。捕前介入作为检察介入侦查的一种践行方式,其法理基础来源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警检关系模式,即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的守护者,独立的司法机关,赋予检察机关平行的监督权力从而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干预和影响,②这样的权力制衡即避免了权力的过于集中,又通过相互制约来保证行为的合法化。检察介入侦查是在新形势下针对警检关系模式的一种改革和探索,其目的是为最大程度的发挥我国法律规定的警检关系的优势提供渠道和方向,尽可能地释放警检关系原则所带来的司法高效。而捕前介入是检察介入侦查在侦查监督部门的一种警检关系的改革,是将警检关系原则规则化、抽象具体化的方式,是侦查监督部门履行职能的一种改革方式。所以捕前介入是一种依赖于我国警检关系模式基础上的检察介入侦查的实际执行制度。

(二)捕前介入的法律基础

如前所述,捕前介入作为一种制度上的探索,如果说宏观上法理的支持是该制度运行的根本,而微观上具体的法律规定则是它具体运行的依据。关于侦查监督部门捕前介入的具体法律依据主要有:我国《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刑事诉讼法》第8条、第66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上述具体法律的规定,尽管具有一定的原则性,但都是在我国目前警检模式下为实现警检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而规定的原则性的框架制度。捕前介入就是在这个框架内的改革,所以框架内的法律规定自然也是捕前介入实行的具体法律依据。

二、捕前介入的价值与内容

(一)捕前介入的价值

1.捕前介入是对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价值的践行

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的任务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加入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切实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③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和隐蔽性,侦查权的行使通常以限制和干预公民权利为条件,侦查权的强势地位容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④捕前介入的实行即能合理地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实现有罪的追诉,也能够实现侦查活动的动态监督和提前监督,最大程度避免和减少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侦查行为,促进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从而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2.捕前介入是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措施

首先,捕前介入可以促进公安机关加快办案速度,帮助侦查机关人员确立或者调整侦查方向、侦查思路。加强侦查机关取证的针对性,打破公安机关“闭门取证”的做法,⑤其次,捕前介入也有利于侦查监督部门及时熟悉、了解案情,掌握证据获取程度,从而缩短本部门的办案时间,也为后续公诉部门的工作夯实证据基础,最大程度上优化司法资源的使用。再次,捕前介入有利于加强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人员的联系和交流,从而增进协作和配合,统一证据认定标准,减少因证据标准不统一而带来的分歧,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⑥

(二)捕前介入的任务

1.引导侦查

除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以外,一般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是由侦查机关来行使的,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是侦查行为的主要目的。在我国,侦查程序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之后便是检察机关的衔接,这种流线型的诉讼程序,容易导致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证据认定上的脱节。通过捕前介入引导侦查,可以高效实现侦查机关证据获取的针对性、规范性以及及时性,为检察机关追诉犯罪打下夯实的基础,也为统一对法律的认识、提高诉讼效率提供了条件。

2.侦查监督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在积极与侦查机关配合,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以外,《宪法》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捕前介入是侦查监督部门是履行自身职能的一种方式,在引导侦查,促进配合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捕前介入的实行改变了侦查监督部门通过事后案件办理来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的传统方式,而是通过主动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而进行实时监督,将监督关口提前,将监督行为贯穿于侦查活动之中,实现动态监督。

3.促进行刑衔接的发展

行刑衔接机制指的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查处的案件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在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当中建立的衔接体制。⑦行刑衔接是通过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配合,突出解决涉嫌犯罪案件的移交问题,压缩和打击“以罚代刑”的适用空间,做到“有罪必究”。捕前介入为行刑衔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捕前介入工作的开展,侦监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提前介入的优势,全面了解行政机关移送到侦查机关的案件线索,对案件移送标准以及侦查活动发表意见,监督侦查机关对案件的立案情况,避免案件“只移不管,不了了之”的情况发生。

4.社会综合治理

检察机关作为社会管理机构之一,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是题中之义。侦监部门通过捕前介入可以提前了解案情,在此基础上,对涉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等管理中存在的漏洞的发现时间也将提前,从而将社会治理参与的时间提前,将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拓宽,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效果。

三、捕前介入应注意的问题

(一)捕前介入与警检关系的处理

捕前介入是对警检关系的一种探索改革,其贯彻实行以及效果的凸显依赖于警检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司法的独特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具有追诉犯罪和法律监督两项客观的法律义务,⑧检察机关在不遗余力地配合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同时,也要坚决履行法律監督职责。警检关系的良性互动既可以促进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合作,为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能减少司法资源内耗,也可以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有利的空间。捕前介入作为检察机关职能履行的一种改革尝试,刑事案件是否需要提前介入,介入到何种程度,怎样的介入,⑨都是需要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互配合,需要对警检关系良性互动的依赖。捕前介入对于侦监部门而言,是对审查逮捕工作以及侦查监督工作的延伸和拓展,也是打击犯罪的需要,对于侦查机关而言,是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侦查针对性,促进执法行为规范的契机,因此双方应该认识到此项工作是达到互赢互利目的,双方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才能最终实现捕前介入的有效实施,促进司法资源优化使用,达到警检关系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捕前介入中引导侦查和法律监督任务之间的平衡

虽然“检察引导侦查所建立的机制、所做的工作,包括建立的联系制度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且可以容易的发现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行使侦查监督”,⑩但检察引导侦查也是检察机关对追诉犯罪权利向侦查的延伸,目的就是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提高诉讼效率。捕前介入作为一种需要与侦查机关配合执行的制度,必然会对检察机关的权力运作以及侦查机关的权力运作产生影响。任何一项公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都有追求不受约束地运行的本能,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1}对于引导侦查而言,检察机关容易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为了实现与侦查机关配合共同打击犯罪,将自己的定位偏离于法律监督者的客观,成为帮助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角色,忽视对被追诉者人权的保护,产生监督弱化的可能性。所以在捕前介入的实行中,检察机关应该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履行法律职能,做到引导合理、监督到位,实现捕前介入制度的均衡发展,避免使法律监督流于形式,避免因只强调“引导侦查,打击犯罪”而忽视对人权的保护。

(三)捕前介入与检察机关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

捕前介入虽说是检察机关就警检关系所做的改革措施,但检察机关也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所以捕前介入的实行在成功实现“引导侦查、法律监督”等任务以外,也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虽然侦监部门可以利用对案情的提前了解,通过行刑衔接以及检察建议等方法对发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但由于在捕前介入阶段,案件并没有最终的结论。所以对问题以及整改措施的提出就没有了确实的依据。在捕前介入阶段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要注意积极收集相关问题的信息,为案件进入下个阶段提供信息资料的支持,同时侦监部门对于参与社会治理的措施也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充分利用侦查机关以及所涉及到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功能,拓展侦监部门在捕前介入阶段参与社会管理的新举措,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实现社会管理职能。

[注释]

①方晗:“检察引导侦查之模式选择探讨”,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月第2期。

②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7卷第3期。

③樊崇义:《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5页。

④陈云龙,彭志刚:“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极其实现机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9期。

⑤毕赛男、杨强:“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⑥孙艳:“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探索与思考”,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6期。

⑦顾中华:“浅谈当前审查逮捕阶段中的检警关系”,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2月第2期。

⑧黄理文,李淑丽:“关于提前介入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4期。

⑨董邦俊,操宏均,秦新承:“检查引导侦查之应然方向”,载《法学》2010年第4期。

⑩陈泽宪在检查阴道侦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诉讼法律网http://www.procedurallaw.com.cn/xsdt_1_5_3.htm.2008—12—16。

{11}秦炯天,蔡永彤:“‘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展望”,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月第3期

[参考文献]

[1]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社,2003年版

[2]李益明,金涛.检查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9卷第4期

[3]林维生.捕诉引导侦查之必要性研究[J].今日南国,2010,(8).

[4]杜春江,刘相义.检察机关介入引导侦查对策[J].人民检察2009,(14).

[5]鞠晓曦.试论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监督权[J].法制与经济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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